时间:2023-09-08 16:59:2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德育理论与实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德育学分制的涵义
德育学分制是通过量化的标准,对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以提高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学校德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德育管理模式。
德育学分的评价借鉴了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评价内容和方法,融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德育载体于一体,并以学分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德育学分制中,每个学生每学年只有接受一定量的专题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活动才能获得必需的基本分,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一些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获得一定的附加分;当学生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时也要有适当的扣分。学生每学年的总评成绩达到合格底线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分数的高低将成为各种评优活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德育学分制中,德育成为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均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其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浑然一体,主要是从思想、道德、心理、行为等层面展开。
二、德育学分的基本内容
实施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的目的,是从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角度,形成有助于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校德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此,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实施,我们是从“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两个方面进行的。
1.关于基本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基本学分是对学生的基本德育要求、德育活动和德育形式,以科目化、活动化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种形式。基本学分是学生参与各种奖励评定的“德育入门线”,是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学年里必须取得的最基本学分,是学生参加各种奖励评定的基本条件。其内容包括参加政治学习、学术活动、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公益劳动情况和日常行为五个方面。基本学分应着重反映学校培养目标中德育的内容和要求,要以学校培养目标规定的德育规格的具体化为内容,以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设定。每一方面都应确立一种或几种导向重点。例如对学生参加政治学习活动,主要是要求学生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性;在团组织和集体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通过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自觉确立正确的成才观念,走正确的成才道路。在具体操作基本学分时,采用明确目标与实施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要求每一位学生根据自身参与德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登记活动内容与活动效果,同时也要求辅导员根据活动的情况不定期地对学生的《测评手册》进行检查。在机制上确保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检查和督促。
2.关于奖惩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奖惩学分包括加分和减分。加分以奖励先进为目的,鼓励学生在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创建以及其他校、院、系三级管理机构所极力倡导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中发挥作用。加分必须对衡定学生的素质状况有价值,必须能够作为学生各种奖励评定的重要依据。
制定的加分主要包括:(1)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工作成绩优秀者;(2)在参加党团组织生活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成绩优秀者;(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4)学生公益劳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5)在学院宣传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6)在参加学院以上单位组织的各种竞赛活动中成绩优秀者;(7)宿舍卫生自律方面评比优秀的宿舍长及舍员。
显然,加分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各种表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适当的减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1)故意破坏公共环境公共卫生者;(2)在教室或宿舍内违章使用电器者;(3)聚众赌博者;(4)集体活动迟到或不到者;(5)无故不打扫宿舍卫生者;(6)打架或偷盗者等。
为了做到奖惩学分的公正、公开与公平,我院奖惩学分的操作原则是:(1)建立德育学分操作小组,组长由辅导员老师担任,成员主要是由班级中推选出来的认真负责的同学。操作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落实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工作。(2)制定统一的德育学分操作细则,形成包括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合一的奖励评定机制。(3)随着年级的不同,德育学分的具体细则会有不同方面的侧重点,具体不同由年级辅导员老师提出,在经过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德育学分设置的原则
1.坚持奖惩分明
大学生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存在的优点与不足,肯定其积极因素和先进成分,通过肯定性评价,激励学生正确的思想言行,并在全体学生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的不足和缺点。通过否定性评价,使学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并采取相应的调整行为。坚持奖惩分明的原则,要注意不能以肯定性的评价代替否定性的评价。
2.坚持客观公正
德育学分的建立其实质就是通过可量化的标准和原始的记载,体现大学生在德育学分内容规定范围内的实际表现。由于德育学分直接作为学生评选奖学金、三好学生等评奖活动的依据,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改变以往主要凭主观印象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不足,以原始记载材料讲话,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可信性。四、德育学分操作中应重视的问题
1.必须将德育学分的实施与建立奖惩分明的政策导向相结合
对大学生德育学分到底要对大学生形成一种怎样调节与制约机制的问题,我们主张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必须与学生的奖惩措施挂钩,必须对用人单位评定学生素质有用。以此作为发挥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导向、激励、鉴定、诊断和调节等积极作用的重要机制。同时,考虑到各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应该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低年级重点考核学生遵守各种校规校纪,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高年级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
2.提高学生与辅导员对实施德育学分的认识
辅导员和学生对于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和学生操作与执行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德育学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在具体设计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时,把设计、试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过程与对学生进行动员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把试点和讨论看作是提高学生对德育学分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我们也吸纳学生来参与设计和操作,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对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意义的认识。由于有学生的参与,我们制定的德育学分实施办法比较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具体实施与操作过程中进展也较为顺利。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设计,必须注重体现德育首位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的教育理念;必须注重提高广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必须注重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做到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结合,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我们也深感,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状况,已现实地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探索和实践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德育测评体系,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的一个突破口。在德育学分的轨道上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全体学生工作者共同建设,保证我校德育学分工作能够科学化、规范化,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校学生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楼军江.大学生的德育学分的设计和操作[J].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15).
一、德育学分制的涵义
德育学分制是通过量化的标准,对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以提高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学校德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德育管理模式。
德育学分的评价借鉴了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评价内容和方法,融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德育载体于一体,并以学分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德育学分制中,每个学生每学年只有接受一定量的专题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活动才能获得必需的基本分,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一些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获得一定的附加分;当学生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时也要有适当的扣分。学生每学年的总评成绩达到合格底线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分数的高低将成为各种评优活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德育学分制中,德育成为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均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其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浑然一体,主要是从思想、道德、心理、行为等层面展开。
二、德育学分的基本内容
实施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的目的,是从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角度,形成有助于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校德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此,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实施,我们是从“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两个方面进行的。
1.关于基本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基本学分是对学生的基本德育要求、德育活动和德育形式,以科目化、活动化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种形式。基本学分是学生参与各种奖励评定的“德育入门线”,是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学年里必须取得的最基本学分,是学生参加各种奖励评定的基本条件。其内容包括参加政治学习、学术活动、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公益劳动情况和日常行为五个方面。基本学分应着重反映学校培养目标中德育的内容和要求,要以学校培养目标规定的德育规格的具体化为内容,以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设定。每一方面都应确立一种或几种导向重点。例如对学生参加政治学习活动,主要是要求学生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性;在团组织和集体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通过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自觉确立正确的成才观念,走正确的成才道路。在具体操作基本学分时,采用明确目标与实施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要求每一位学生根据自身参与德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登记活动内容与活动效果,同时也要求辅导员根据活动的情况不定期地对学生的《测评手册》进行检查。在机制上确保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检查和督促。
2.关于奖惩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奖惩学分包括加分和减分。加分以奖励先进为目的,鼓励学生在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创建以及其他校、院、系三级管理机构所极力倡导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中发挥作用。加分必须对衡定学生的素质状况有价值,必须能够作为学生各种奖励评定的重要依据。
制定的加分主要包括:(1)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工作成绩优秀者;(2)在参加党团组织生活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成绩优秀者;(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4)学生公益劳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5)在学院宣传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6)在参加学院以上单位组织的各种竞赛活动中成绩优秀者;(7)宿舍卫生自律方面评比优秀的宿舍长及舍员。
显然,加分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各种表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适当的减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1)故意破坏公共环境公共卫生者;(2)在教室或宿舍内违章使用电器者;(3)聚众赌博者;(4)集体活动迟到或不到者;(5)无故不打扫宿舍卫生者;(6)打架或偷盗者等。
为了做到奖惩学分的公正、公开与公平,我院奖惩学分的操作原则是:(1)建立德育学分操作小组,组长由辅导员老师担任,成员主要是由班级中推选出来的认真负责的同学。操作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落实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工作。(2)制定统一的德育学分操作细则,形成包括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合一的奖励评定机制。(3)随着年级的不同,德育学分的具体细则会有不同方面的侧重点,具体不同由年级辅导员老师提出,在经过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德育学分设置的原则
1.坚持奖惩分明
大学生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存在的优点与不足,肯定其积极因素和先进成分,通过肯定性评价,激励学生正确的思想言行,并在全体学生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的不足和缺点。通过否定性评价,使学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并采取相应的调整行为。坚持奖惩分明的原则,要注意不能以肯定性的评价代替否定性的评价。
2.坚持客观公正
德育学分的建立其实质就是通过可量化的标准和原始的记载,体现大学生在德育学分内容规定范围内的实际表现。由于德育学分直接作为学生评选奖学金、三好学生等评奖活动的依据,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改变以往主要凭主观印象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不足,以原始记载材料讲话,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可信性。
四、德育学分操作中应重视的问题
1.必须将德育学分的实施与建立奖惩分明的政策导向相结合
对大学生德育学分到底要对大学生形成一种怎样调节与制约机制的问题,我们主张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必须与学生的奖惩措施挂钩,必须对用人单位评定学生素质有用。以此作为发挥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导向、激励、鉴定、诊断和调节等积极作用的重要机制。同时,考虑到各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应该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低年级重点考核学生遵守各种校规校纪,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高年级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
2.提高学生与辅导员对实施德育学分的认识
辅导员和学生对于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和学生操作与执行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德育学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在具体设计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时,把设计、试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过程与对学生进行动员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把试点和讨论看作是提高学生对德育学分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我们也吸纳学生来参与设计和操作,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对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意义的认识。由于有学生的参与,我们制定的德育学分实施办法比较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具体实施与操作过程中进展也较为顺利。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设计,必须注重体现德育首位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的教育理念;必须注重提高广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必须注重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做到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结合,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我们也深感,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状况,已现实地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探索和实践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德育测评体系,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的一个突破口。在德育学分的轨道上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全体学生工作者共同建设,保证我校德育学分工作能够科学化、规范化,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校学生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楼军江.大学生的德育学分的设计和操作[J].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15).
我想,人的情感之所以可能与道德教育以及个体道德品质的发展相关,首先在于情感作为人在与自我、外部他者互动过程中的“关系”反应上的“标识器”,与人的价值观念(其中就包括他所形成的道德品质)相关联。也就是说,人需要在生活中形成、处理各种关系并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而对于各种“关系”的处理和回应在道德层面上的较快、较为根本的反应便是情感,它会通过人的情感表达出来。情感在道德教育以及包括个体道德意识、道德能力在内的道德品质提升中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人际间的“情意感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推己及人”“亲爱泛众”“以友辅仁”“以德报怨”等,讲的都是一种爱护、关怀、感恩、回报、体谅等为基本的情感互动,它们在人的伦理道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可惜在受到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以知识教育为主的德育影响中,这些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逐渐地被丢失、遮蔽了。这的确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德育、开展德育实践需要重新引起重视的地方。
其次,在数十年的研究中,通过吸收借鉴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观察与实验,我越来越清晰地、明确地认为,人作为类来讲,经过了数亿年的演化与选择,具备了道德潜能,这使得人类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教育成为可能。而“基础性道德品质”也是我近些年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猛烈的全球化、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此给学校德育带来的挑战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问题与道德潜能又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就目前的研究看,道德潜能与人的自然情感以及后天的社会性情感都密切相关。人类个体自出生便带来了“同情共感”,同情共感是人的天性。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即时的身心反应能力。以至于能够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考虑和评判自己的行为,就何为合适的行为作出判断。同情共感实际上就是人类形成社会秩序的基本的天然禀赋。我在《情感教育论纲》中用的“情感”概念是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一个综合性概念。道德潜能具有普遍性,是人人具有的;道德潜能是一种可能性,其命运和环境、教育紧密相关。
人有道德学习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很脆弱,需要在不同的生命成长时期为其提供一种支持性的环境和引导。以德性品格为核心和基础的道德学习与德育,是一个复杂的人脑与社会环境、文化生态之间的多因素、多方式交互作用的复杂的过程。[1]76我们要致力于研究怎么样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激发道德潜能,成为基础性道德品质。谈到怎么样来激发、培养,我想,首先要树立一些基本的德育观念:要让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教师了解道德潜能的存在,树立正确的道德教育观。要让人们了解,人天生具有道德学习的能力和倾向,这对人发展具有深层次性的、动力性的作用。要树立德育的主体是孩子、是学生,他们不仅是德育的对象,更是目的,家长和教师都要和专横的德育、一厢情愿的德育告别。要树立道德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给予孩子积极的应答。按照一定的时序,培养重要的基础性社会情感。“归属感、依恋感、自我认同感、自尊感”,是人的德性生长的重要基础和丰富来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起始性因素。[1]63通过教育使之丰厚、坚实。如孩子的安全感,不仅仅是在一个环境里感到安全,调整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同样有安全感的问题,这是同构异质:唯有刺激源、保持教育的连续性,才能够稳固道德发生的萌芽。要理解人道德潜能的基础性里也含着丰富性发展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在动态中是面临复杂性的。不能就德目来论德目,而是要立足于个体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上,使之个性化、个体化、丰满了。如对“勇敢”的判断,就要把对复杂性的讨论放进去。成人要如何看待道德潜能呢?是以成人社会的标准看呢?还是以孩子的标准看呢?道德潜能体现出来的,可能是不符合成人的标准要求的。比如说诚实,我们都知道孩子会说实话,孩子的话最真,但很多时候这些实话又可能是成人不喜欢的。当我们以成人化的标准来看孩子时,可能忽视、压制了道德潜能。因此,家长、教师要理解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合理地引导孩子。也要理解有时序性的发展和偶发性:有些基础性品质可能是偶发出来的,不是一定按时序发展的。
几年前我就有这么一种思想,今天觉得应该重申:在当下培训化(区别于教育化)的社会里,作为专门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更要注重人的道德潜能的呵护、滋养。世界各国也有这样的思想和实践,如美国的基础学校。美国普利策资金获得者戴维・麦卡洛写道,我们常教导我们的学生:“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生来就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其中包括生存、自由、追求幸福。但是,如果不让他们与艺术、建筑、音乐、舞蹈、歌剧、文学接触,如果他们很少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或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的话,他们怎么能理解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那种“幸福”的含义呢?”[2]71-72刘易斯・托马斯说起,“童年时学习语言的美好时光”,语言又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文的听说读写,语言还包括外语、数学、艺术等。通常把数学、艺术看作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是人类思维和情感的表达。[2]72如果我们从小学甚至于幼儿园就把孩子钉在语数外上,他们的情感如何丰富、道德如何建基呢?
王平:是的,我很赞成您的这个观点。正如您在《情感教育论纲》中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一样,“个体品德形成虽然需要社会环境、舆论、规则、法律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人的内心持续、内发、内控地生长、壮大着品性,从而使一个人成为善人、好人、有德之人呢?”[3]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要回到人本身,从人的生命源头上来寻找人类伦理和道德大厦的基础。您的这种看法也在近年来的德育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广泛的重视。希望通过回到人本身去寻找一些能够与人的道德品质生长相关的那些理论和实践的新的“生长点”,而这些“生长点”又通过一些具体的教育理念和形态从不同的角度成为对德育思想和实践的拓展、补充和深化。您刚才谈到,情绪情感在人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养成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全息性的影响。而情绪情感恰恰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部分。我们注意到,回到人的生命、关注生命完整发展的生命教育思想和实践近年来发展很快,它可以看作为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拓展。关于生命教育的来龙去脉,能不能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您认为生命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朱小蔓: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内地哲学界、教育学界的讨论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培养完整的人,视为教育的本体价值,其话语涉及教育与人的情感、心灵与精神成长,教育关乎人的生命活力、创造与整全。这是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内地教育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当时的大学教育学者纷纷走进中小学,与中小学教师一起合作开展教育科研,反对“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初露端倪的“分数挂帅”“升学竞争”。我本人参与了原国家教委支持的小学“愉快教育”实验,亲身深度介入南京、丹阳、无锡、江阴等地小学的教育实验并将其命名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模式”。这些探索与其他教育学者参与的诸多中小学教育改革一样,都反对以分数和升学压抑学生内在的生命活力,扭曲人的情感、人格,希望学校教育为人的生命健康成长奠基,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主要有:鲁洁的教育人学思想、叶澜的“生命・实践”教育思想、郭思乐的生本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裴娣娜的主体性教育研究、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理论等。我以为,这些研究与香港、台湾推展的生命教育、全人教育在教育哲学意涵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与美国加州阿南达村的创立者华特士的生命教育理念有相近的思想旨趣。它们可以算作当代中国内地生命教育的序曲,我称之为宽泛意义上的生命教育。
本世纪初以来,指向自然生命为基础的讨论生死现象,普及生命知识,尊重生命,关怀生命安全与健康,求问生命意义与人生幸福等等,含有明确的生命元素、我把它称作专指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开始兴起并渐成潮流。它体现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尊重人、关怀人的意识不断觉醒,是社会进步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可以说,伴随我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入,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人口流动迅猛,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变动等,收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突发事件频发,青少年自杀与杀人事件上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食品安全、交通事故、校园歧视与暴力,学校应试模式的教育屡抑不衰等。正是这些不尊重生命权利、压抑生命活力与潜能、伤害和阻碍生命成长的现象不断地从负面激起和唤起国人的警觉与良知。对关怀生命状况、认识生命现象、唤醒生命意识的紧迫感与自觉性正是上述两种情势和力量的交集与反映。
生命教育的实质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它包括尊重人、理解人、鼓励人、促进人、成就人。从中国内地的生命教育发生发展看,无论是宽义还是专指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它们都是在思想上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现实教育中人文主义精神缺失的严肃质疑和深切忧虑,都对进一步认清教育的本质构成抗衡性、警醒性的思想冲击,而且,也是对教育自身专业性质的再概念化与重构。
王平:那么,就您的理解,生命教育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它与德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是如何体现这一关系的?
朱小蔓:上面讲到,生命教育是关于生命本身的协调。十多年来,内地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有不尽相同的理路与操作侧重,关注与从事者着力于不同侧面。而且,宽义与专义的生命教育一直并存和交互影响,推动本质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持续深入。由于生命本身是多侧度的,每个侧度都有存在的价值,都需要关怀与开启。我以为,所有的教育变革和策略,只有当它们指向“人”的生命动态平衡、优质发展的时候,才是较为完整意义上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有不同的侧度,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三个方面。
自然生命也就是肉身生命,它是人存在的基本依托和载体,遗传因素不仅赋予了人天生的生命特征,而且遗传的未确定性和后天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也让人的自然生命充满了无限可能。在自然躯体层面,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失而不得,当然无比珍贵。中国内地学校教育,以多种形式途径进行安全教育,帮助学生学习自救自护,珍惜自己和他人生命。不仅如此,承认每个个体由于遗传而与生俱来的生命独特性、个体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重视个体生命在后天发展中的学习潜能,包括在智力性向和情感反应特征方面的潜能,在教育活动中鼓励个体从自己的生命特征和优势出发,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做更好的自己。
社会生命则是指,作为社会成员,每一个个体都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一定的角色,拥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生命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每个生命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自觉意识和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而且懂得他人的社会角色承担及其实现与自己的关联所在。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要求学生懂得“生命相互依存”,包含与自然界生命,与社会成员生命,以及自我生命的相互依存。通过课程标准已投射出:对生命的关怀圈在扩展;而且,生命的依存关系、关怀关系需要每个个体主动地去建构。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将社会生活中的关怀、合作、责任等伦理道德范畴纳入到生命教育中来,使其与公民教育、价值观教育在思想和操作层面上得以相通。[4]
除此之外,作为人科动物,人还有情绪和高级情感表征自己的精神性生命。但在一个倾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时代,一个醉心高科技力量的时代,一个过分相信物质条件、客观标准、严格管控的技术至上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人们的幸福感、意义感并没有随之增加,人的情感文明遭遇许多新的问题,折射出人对精神生命的诉求。情绪情感的存在、状况及流变是人重要的生命表征,也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机制。生命教育通过人与人,生命与生命间的心灵相互敞开、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引导人的情感升华。
由于生命是一个结构性存在,人的生命是多侧度、多面向的综合体,其自然躯体、感官,心理、伦理,审美、精神等各个侧度及其面向都需要得到呵护。自然躯体生命是根本的载体和保障;社会生命集中承载和体现生命的社会伦理价值,引导人思考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之间的关系;精神生命则是人的自由、审美、超越之情怀,是人的生命个性存在之明证和展现。生命教育不能不顾及生命的各个侧度。由于每个不同个体具体的、特定的境遇不同,其生命不同侧度的需求强度会不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看来,生命教育在价值回应的重点上理应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兼顾并统合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多角度、包容地引导和支持一个生命体,使其在动态中有机协调地得到整全地关照、呵护和引导,则是教育学坚持的立场和理想追求。
同时,人又是个有价值层级的意义系统。当生命的某一需求得不到及时回应,个人感受因身体、气质、偏好及当下情境与心境的不同,价值序阶(preference-hierarchy)容易出现错乱,导致人的情感矛盾、跌宕起伏,不同侧度的生命间会发生不平衡,其中因认知与情感的失调、身心的失调而构成的伤害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是至为关键的,又是中介性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希望人在生命幼年、少年时期的正当情感需求能得到及时和适切的回应,以此形成对他人以及共同体的顺畅联结及其信任感,从而可以在正常的体力、智力、交往活动中获得自我价值感以及亲社会的心理倾向和能力,同时,也通过促进人的理性判断力和意志的增长,使人有条件在价值序阶发生错乱时经由情感澄清而重组生命情感经验,恢复自我同一感,重新达至精神安宁。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决不会仅仅只有正面情感体验,进入青春期以后的人生,尤其是职场等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生命矛盾必不可免;依教育的思维方式而言,当生命各侧度间的平衡被打破时,其间的张力往往即是生命成长的动力机制;尽心着力推动人的生命内部不断地重组情感经验、不断走向新的平衡,才可能使生命现实的、有个性特点的获得发展。
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方面与德育的本质精神内涵都是相通的。在品德课程改革及其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带动中也看到,生命教育成为内地现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新的生长点。其中较为明显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生命教育意识从淡薄到被唤醒,从较为隐性到更为显性。在品德课程理念上希望将生命教育作为底色投射至课程整体。就初中阶段看,抓住青春生命的特征,特别是思维独立性与反叛性的矛盾、情感向内性与向外性的矛盾、自我同一性的冲突与统合,推动反思和理性认知的形成,促进学习者生命经验得以展开和分享,生命反思及其理性认知得以形成。
体现生命教育的内容从少量、局部设计增加至专门学习单元。比之于内地以往的德育框架,2011年版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凸现了对自然躯体生命的珍视和保护,对生命独特性与差异性的认识,对生命潜能与表达的强调和支持,特别是对生命意义的强调。这些都对学校传统德育课程有明显新的拓展。新修编改善的教材不仅在宽泛意义上关注生命状态与品质,而且在专指意义上,比如:对身体、性别、性的意识,生命的社会伦理意义与审美精神价值,生与死,以及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等都有专门的教学安排及其处理。
现在,关注生命与精神成长、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渐渐被接受为品德课程的基本理念。不仅提出德育回到生活,而且关注个体生命状态、关注生命经验、情感体验等成为品德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品德课教学面貌也有不小的改变,自主学习、自传性作品,叙事性活动,让“我”,在“我们”中学会过集体生活、共同生活,获得个性的丰富和精神的丰满。让认识自我、不断健全自我,并且从“小我”走向“大我”成为品德课程的主线。
王平:刚才谈到品德课程的改革,我们注意到,在新的品德课程标准中,除了突出生命教育之外,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的关注。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现实社会发展的吁求之外,我的理解是,在道德面前,个体自由是有限度的。谈道德不能离开社会和社会影响,它必须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张力和平衡。道德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同时道德也影响社会,尤其是通过道德价值观教育培育即将参与现代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是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您认为,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与德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背景中谈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朱小蔓:是的,过公共生活、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为什么能够成为德育的一个拓展方向呢?这还要回到道德本身来看。我和香港教育学者李荣安讨论认为,每个公民个体如何在集体、社会中生活,这涉及一个个人操守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问题。当然,它背后是道德价值观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什么是道德,道德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道德就是个人道德,关起门来做什么这是个人的事情,跟其他人没有多大关系,这是西方道德教育的起点,基本上是个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西方道德教育中强调的道德推理、价值澄清都是从个体出发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操守,但这个操守不能够发展出群体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拥有积极的价值观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人与人相处。如果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与别人不相同时怎么处理?这就需要一定的价值妥协。社会道德观就是通过一定的价值妥协从个人道德观延伸、发展出来的,公民道德观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在西方文化里,道德主要是以个体的文化价值认同为取向的。在这种取向下,人们推崇的是价值无涉的立场,在方法上讲求的是通过道德判断去选择一个个人所信奉的道德。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道德教育,在美国曾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也曾一度认为,既然现在是多元社会而不是传统社会,就应当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把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作为主导取向。我不反对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但把选择能力当作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育目标,这一定是有偏颇的。在实际人际关系处理中,还需要妥协、自持、忍让、奉献。这就有一个关系性问题凸显出来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了一些公民道德标准。英国1987年推出《公民教育报告书》,提到共享价值(shared values)的理念,就是说,无论个人价值观有多么重要,也要谈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李荣安教授指出,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身份的教育就是公民关系的教育,公民关系的教育要先从人际关系开始。这样一来,公民教育和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教育就连接起来了,使得公民教育有一个个体生命的根基,有一个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
当然,教育需要理论、实践、也需要文化的积淀和人生经验等。创造出中国的公民教育模式,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现代价值。尤其是在教育中,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活力的要素必须加以开发和利用,对其进行现代化转换。当年我和冯秀军博士讨论认为:现代中国公民教育既不是要培养传统等级关系中的“臣民”,也不是培养只有自我、不知他人的“莱布尼兹单子”,而是培养置身于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关系之中,既具有个体独立的自主意识又对他人存在具有高度觉察能力与关怀能力的现代公民。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敬畏生命、重视生活经验、追求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将其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就可以形成生命、生活、生态渐次拓展的公民存在界域,为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提供理念引导与支撑。[5]这一点,也正是我之前和李荣安教授探讨的 “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身份的教育就是公民关系的教育,公民关系的教育要先从人际关系开始”,因为“人首先从家庭这种最亲近、最直接的关系出发,才能理解逐步扩展到邻里、社群、国家、国际等较远、较间接的社会关系”。[6]
王平:参与公共生活的确很重要,在理想的状态下,每个公民都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然而现在学生多在谦让、分享、沟通、与他人共处、关怀等品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大多独生子女的缘故,特别是由于学业竞争的压力,学生的生活中除了学习就很少有不同角色承担的机会,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目前的教育培养出很多过于自我、偏执、精神世界封闭,只关注就业谋生或出人头地,遇到不正义、不合理的事情不敢表达,年纪轻轻就精于算计、城府很深。这样的人不可爱、更可怕,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更难友善和谐。学校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学习过公共生活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自觉建构学校公共生活来培养良好素质的公民。可是,从学校教育的传统来看,其主要的任务好像不在于此。至少目前来看应该还是个新的教育任务与挑战。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学校教育已经并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通过学校教育帮助学生学会过公共生活并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很多人会担心这会不会给学校教育增加额外的负担。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一问题?学校和教师们又该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并在德育工作实践中培育学生的公民素养呢?
朱小蔓: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社会的问题需要教育来诊治,然而现在的教育匮乏主体性,跟着政治、经济、市场走,跟着大众文化走,甚至有些媚俗。我们不是反对教育中应包含这些生活要素,而是反对教育跟着这些时代风尚走,反对教育失去教育性立场,迷失在功利性、市场化、流行低俗的潮流中。学校教育就应该发挥主动性,为学生提供公共生活和公民教育。“学校应该提供的是深思熟虑的、仔细设计的、内容广泛的公民教育,还应该注意勇敢行动之路的可能障碍”。[7]学校应该积极主动的回应社会变革,发挥主体性,构建学校公共生活。如果学校不能够构建学生过公共生活的时空,学生得不到公共生活的锻炼,那么学校教育就不能为未来更加健全的民主社会、法治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校德育工作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这个问题需要与具体的德育工作结合起来看。首先,建构学校公共生活,是现代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的要求。但必须考虑到,我们是生活在文化中,甚至是镶嵌在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发掘优秀资源,比如“和而不同”、比如“见贤思齐”等就特别可以生发出现代价值。就此,我和李荣安、冯秀军等有过较深入的探讨。我国传统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关系文化,人们处在伦理的差序格局中,每个人在整体的格局中以自己的站位点与他人联系、结成关系。学校公共生活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公共关切心的公民,其重点在于,通过公共生活的要素判断一种生活是否具有公共精神。如果没有,那么就可以基本判断,学校教育培养不出公民,因为没有经过公共生活的锻炼,学生就不知道该怎么过公共生活。比如,什么叫共同生活、差异共处?什么叫协商?什么叫自我管理与自治?什么是政治参与、民主监督?什么是志愿者精神、公益精神等?如果学生没有经过这些有公共生活要素的学校生活的锻炼,这些相关的意识、精神和能力是很难建立和维持的。我的预设是,意识需要在行动中培植,凡是不经过行动的锻炼,意识是很微弱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锻炼,有什么样的锻炼就有什么样的意识。通过公共生活,培养人的独立人格、自立意识、批判性思维,建筑起反对社会强制和操纵的必要屏障。通过公共生活培养人的社会关切心、关爱心、爱的情怀和能力。通过公共生活培养人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能力。学校为未来更好的社会造就新型公民,学校不是让学生学习如何保护“小我”利益,学会适应消极社会生存的练习所。其实,学校生活本身就具有大量公共生活的要素,学生已经或多或少的参与了一些公共生活。例如,新课程改革倡导的小组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对话式学习、服务性学习就是通过教学活动对学生公共品质的锻炼,完全应当理解和发掘其中的深意。还有,学生的集体生活如何体现既有民主自治,又有整体发展的愿景和使命、有个人在其中的承诺与责任担当?学校中各种集体生活如何让学生参加到必要规则和纪律的共同制定和自愿服从中来?还有,在社团活动中如何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而不仅是强调开发和培养才华与竞技;在重视安全因素的情况下依然需要组织走出校门参与社区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一些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联谊,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或学生,培养学生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还有,参与公民听证会,模拟法庭、模拟“两会”参政、议政等,这些本身都包含着大量公共关怀、公共精神的要素。我们希望利用学校生活中已经具有的公共生活的要素,并且补充其匮乏的要素,将它们更为系统、更有组织、更有自觉意识的教育行为。以往的学校教育中,公共生活的要素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被遮蔽、被忽视了,它们往往以零散的、不显著的、未被开发的形式镶嵌在学校生活中。
其次,理解学校公共生活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弥散性。学校公共生活的教育与既往学校的德育同样具有弥散性。苏联伦理学家德罗布尼斯基在《道德的概念》一书中指出:不要把道德从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道德不是区分于社会现象中其他现象的特殊现象,不能限定道德的空间范围,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道德实际上有着极其复杂的结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一种现象。道德教育不能从活生生的完整的生活中抽离,不能从其他诸育中抽离。而且,当将道德教育独立出来以后,就可能有陷阱。专门化就有可能背离事物的整体性,专门化与整体性具有一定的矛盾,有可能走向异化。学校的公共生活不可能离开其他的生活,不可能单独构建一个新的生活,叫作公共生活。需要考虑公共生活所积聚起来的、具有特征性的要素,但不是说要把公共生活和其他生活隔离开,单独存在一种形式的生活叫作公共生活。我们也不是要求拿出单独的时间空间进行公共生活的教育,而是发掘、运用、创造公共生活的要素,建构更为完整明晰的公共生活时空;也是发动教师和学生有意识自己去创生公共生活的经历。长期存在的分离性的思维、割裂性的思维、线性叠加的思维不仅不可能获得应得的教育效果,相反常常造成德育工作的形式主义,带来脱离教育本性的外部负担。倡导在学校学会过公共生活是为学生提供一种“准公民”的生活。正如陶行知所说,生活即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也如杜威所说,“如果目的是培养一种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精神,那么训练方法必须从这个目的出发并和这个目的相联系”。[8]公共生活是学生在学校里要过的一种生活,他们要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参与公共生活,懂得其中的规则及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明白公共生活的意义。(待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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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厄内斯特・波伊尔.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自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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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
[6]朱小蔓,李荣安.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话[J].中国德育,2006:(5).
新一轮中等职业教育德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课堂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德育课教学由过去单纯的教师灌输向学生体验转变,学生参与度比过去有所加强,课堂气氛比以前活跃。但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以及笔者参加一些听课、评课活动,也发现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些问题:
1.中职德育教材层面:新教材的教学结构虽然在整体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但从本质上看依然是以教材的章节为基础的,而教材的章节划分大都是以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依据的,更多的体现知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以此为基础的教学活动必然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的教学活动。但是,作为德育课程的教学,这种结构不免会表现出它的局限性。
2.德育教师层面:绝大多数教师目前要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按照教材的内容和顺序进行教学,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希望能使学生参与进来,达到德育的目标,在课堂教学中设计、安排了不少活动,但是,由于教学结构整体没有改变,这些活动本身只能成为教学的调味品,至多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而对于提高教学,尤其是提高德育效果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3.学生道德素质形成层面:首先,道德素质的高低主要表现为道德实践的水平,即道德必须内化为一个人的信念,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一个人的品德表现如何主要不取决于道德知识的多少,关键在于能否自觉地把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也就是道德主体性的建构与发挥问题。其次,品德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主动、自觉的道德实践活动。只有通过活动,即主体的积极投入和参与,才能加深其感受和体验,从而把道德要求逐渐习得为内在需求。因此,德育课程教学的目的不像其他学科教学那样给学生传授各科系统的书本知识,而应该是通过指导学生自主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而有特色的发展。教师的教应体现在“指导”上,即指导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指导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二、对德育模块化教学的认识
模块化思想起源于工业生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技术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在课程改革中,模块化教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模块化教学法(MES),这种以现场教学为主,以能力培训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被应用于课程设置和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若在德育课程中推行模块化教学可以融理论知识和体验行动于一体,同时关注学生今后的发展。
在校园中开展感恩教育,培养学生的感恩励志意识,使学生变得更富有情感、有责任心、有爱心,并且在学习及生活中学会珍惜生活、生命,热心助人,孝敬父母,做到知恩图报。这是教育事业的教育之本,也是教育事业的一个大目标。
一、开展感恩励志教育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感恩励志教育开展的思想多元化给学子们带来疑惑,这是目前职校学子在思想政治面貌情况上表现出的新状况。而不同学生在鉴别信息和事物的能力都会出现差异,造成一部分学生对于“满堂灌”的课堂理论教学方式以及日常思想政治老师的教育方式没有认同感,从而表现出逆反心理。而随着网络信息化对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上的信息有好,也有不良的,而控制和管理大量信息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使某些不良信息进入互联网。这些不良信息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抵御能力,使学生道德意识被弱化。市场以功利主义为主的思想使学生情绪变得浮躁不稳,导致一部分学生出现漠视班集体、自私自利、不顾他人利益等不良问题。国家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教育是实行感恩励志教育的前提,同志也曾强调提出:落实加强及改善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模式,积极寻找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新方法。国务院也出台了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文件,并在相关文件中指出:职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教学方面需不断加强有关研究工作,加强教学过程中的科研质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的感染力。
二、开展感恩励志教学的活动方式
1.以“忠心于祖国”为主题的教学活动。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开设形式与政治课以及通过展示各种爱国图片等多种不同方式,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国化的相关新成果,不断学习爱国主义精神、创新时代精神,逐渐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还有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情怀,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和远大理想,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
2.以“为社会奉献爱心”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积极开展“心系灾区,爱心救助”“节约用水,保护生态”“义务服务”等其他公益活动。旨在激发当代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感,使学子在实践活动中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感受为社会奉献、热心帮助他人的幸福及喜悦之情。
3.开展“孝敬父母”孝心活动。开展给父母书写感恩书信、寄发感恩贺卡、帮助父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等系列活动,用实际行动表述学子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使父母感受到学子们的感恩之情,并从中收获幸福和温暖。
4.开展以“热心帮助他人”作为主题的公益活动。通过进行热心帮助他人,积极为集体做贡献,感谢师恩等有意义的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会关心他人、感恩他人以及理解他人,做到知恩图报、团结友爱,学会真诚对待周围人,与同学、老师友好相处。
三、感恩励志教育的关键活动
感恩励志课是通过从内向外不断延伸的思想教育活动,其出发点为人性本善,并在教育过程中做到:以真求真,用善发扬善。挖掘人性中真善的原动力,唤醒人们的良知及麻木心灵,并以此点燃学生内心激情,不断激发潜能,树立良好的成功信念。感恩励志教学开展可以将其分成两个部分即:“激励并引导”和“真情表述”两个部分。其中“激励并引导”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专家采用富有震撼力及感染力的言语,通过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引导学生重温过去,感恩父母、师长、他人恩情。通过回忆往事及梦想,重新树立理想、信心和勇气,并分析当今内心想法及处境,使学生顿时领悟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帮助学生找回迷失的自我。
四、学校开设感恩教育的支持对策
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给学生提供充足的精神粮食。借助学校宣传资源积极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先进例子、先进优秀学生事迹,从而激励其他学生向其学习。在学校建设专业队伍,派送有效教育工作者从事共青团工作、从事党政方面工作,确保学校团组织相关机构的合理设置以及人员合理配置。不断加强学校感恩励志工作队伍的建设,增强学生道德修养,加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应增加感恩励志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段优化教学环境条件,使学生能在良好的氛围中学生、成长。
综上所述,教育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育人成人,培养学生品行和德性;目的之二是教人成才,使学生成为国家栋梁。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育过程中,应将励志和感恩教育相互结合,开展感恩励志教育,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为祖国培养德育智兼备的优秀人才。
模式,易言之,即指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者使人可以照着操作的范式。学校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德育理论指导下,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德育范型,或者说,即在一定的德育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固的德育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
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来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德育理论研究者习惯于用所谓的辩证思维而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德育过程,将整个德育过程肢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研究,忽视对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探讨,没有对德育过程作系统的有机的辩证的研究,综观一下已出版的各种教育学和德育原理著作,通常都是分别对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进行研究,割裂了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之间的有机联系。①这样做的后果,导致有关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如知行统一、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育一致性和连贯性等,在有的论著中是作为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来探讨,居于原理层次;而在有的论著中,则作为德育过程中的原则或要求来研究,降到规范层次,造成把原理阐述成规范,或者把规范论证成原理的混乱,使得广大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理论面前分不出“必然”和“应然”,无所适从,给理论联系实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由于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导之逻辑推理上的矛盾混乱,难以自圆其说,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混乱情况,许多德育理论研究者便用“什么与什么相结合”或“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的命题来回避矛盾,如“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多种途径和方法相结合”、“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相统一”、“理论教育与实际锻炼相统一”等等诸如此类的命题在有关论著中比比皆是。这种形式上貌似“辩证”而实质上“形而上学”的刻板机械的生硬捏合,既不利于德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发展,又不能为广大德育工作者提供具体操作的范式。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正是对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冲击和反正。因为德育模式既是某种德育理论的简约化的表现形式,它要求通过简明扼要的解释或象征性符号来反映它所依据的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又是对某些具体德育经验的优癣加工和概括,它要求起着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以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帮助德育理论研究者从整体上去系统地综合全面地去认识和分析德育过程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有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从动态上去把握德育过程点和规律,并使之具体化与操作化,有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那刻板单一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益于德育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的拓展。故研究和探讨德育模式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有着深远的理论价值。
从广大德育工作者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实践来考察尽管经过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共同努力,我国中小学在德育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和进展,但是,德育理论与中小学德育实际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互脱节的地方。尤其是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中小学德育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德育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使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深深地感受到德育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际的难度,感到有关德育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可望而不可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某种联系的桥梁或纽带。虽然不少德育论著面面俱到地提出什么与什么相结合,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命题,但对如何结合怎样统一却语焉不详,给广大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带来了许多困惑,“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
相对稳定的德育理论与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的中小学德育实际总是难以贴近,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德育模式恰好能解决这个矛盾,能起到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为德育模式是有关德育理论体系的具体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和易于操作的程序来反映有关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使德育实际工作者能对抽象的德育理论有一个易于理解的具体框架,有利于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实践中把握和运用有关德育原理。故德育模式能使抽象的德育理论得以发挥其中介作用;同时,德育模式是直接来源于德育实践,是经过长期的德育实践而逐步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形式及配套的实施策略,是德育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总结,比德育经验层次高,应用范围广,给广大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提供了一 套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有益于提高中小学德育实效。德育模式对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来说,确实有着重要的实践功能。>
大学生的公寓文化主要是将大学生作为主要主体,进而形成一个在公寓里生活的前提下的大学生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综合过程。大学生的公寓文化是整个校园文化当中重要的构成部分。这里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地,同时也是他们休息和娱乐的地方,它直接的影响到大学生日常行为和人格,同时对养成何种价值观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 大学生参与到学生公寓管理当中的意义
1.1是促进高等教育进行目标培养的有效手段
在高校中很多场地都发挥着育人的作用,同样,学生公寓也在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我们提出的很多道德教育方面的要求,在公寓管理中都集中的体现了出来,比如说公共环境的卫生,人际关系的处理,公共秩序的维护等等,好的公寓环境对教育活动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起作用的模式又被叫做“潜在的课程教育”。公寓是学生接触的最直接的第一社会,是学生培养道德规范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如果公寓管理模式运用的好管理的好就会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准则,利于提高他们与人的沟通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而让学生投身到参与到学生公寓的管理中来,就相当于让他们从原来的被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主动的在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在这一方面来看,学生参与公寓的管理实际上是积极投身实践,以及意识教育目标的过程,通过引导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管理中所肩负的责任,同时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完善,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
1.2符合了教育发展的规律
对于大学生来说,生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进行道德学习的过程,大家在一起生活由一开始的矛盾到后来的融合等现象,就是强化道德加以学习的过程。学生参与到公寓管理中来可以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自己的道德认知,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真正意义上的做到严于律己。这一点上来看,完全符合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的成长规律。
2 大学生参与到公寓管理中具体的实践
2.1将制度更加的完善,让学生参与管理的制度更明确
方便学生公寓育人这项功能的实现,学校可以把学生公寓作为学生工作场所来加以管理,同时建立学生公寓管理的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学生公寓相关的制度建立,人员安排。设施保证和维护环境等任务,建造一个学生和专职人员,外聘人员共同合作的一个工作体系。只有把制度制定的更加合理化才能够让公寓管理的更加完善,因此在学生公寓的管理上还可以制定相应的制度手册,让学生在参与到公寓管理中来时可以依照制度工作。2.2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举办各式各样的公寓文化活动
公寓文化是整个学校里校园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充分的表现和展示自己,可以说学生公寓是提高素质教育的重要场地。公寓管理中心可以通过组织特色公寓活动,建立属于自己的公寓网站,创建公寓板报等多种形式和活动来打造一个文明和谐的公寓文化环境,同时还要充分的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2.3寻找学生参与公寓管理的新方法
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更积极的参与到公寓管理的活动中来,学生处还可以开展专门跟学生互动的栏目,对于学生在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栏上提出来,大家在对这些问题积极的思考,给出自己认为满意的答案。学生公寓的服务中心在对管理员,辅导员,清洁员进行相应的综合评价的时候,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其中,再将学生对其的评价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公寓的目标主要是加强教育,辅之管理,所以我们对学生进行引导的时候要让他们从自己的管理上面展开,让其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有一定的了解,进而教育学生能够很好的进行自我生活。自我学习等,促使学生公寓工作走向完善化和制度化。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大学生的公寓文化是构成整个的校园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变革,高等教育也在不断的深化改革,高校后勤工作相应在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改进,同时大学生公寓文化内涵也在发生着更改。怎样推动和改进大学生的公寓文化,可以说不但是现在高等教育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使校园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的有效途径,而且还是现在的设计条件下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整体上来看,公寓文化的建设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还不是很完善,对于公寓文化建设的评估上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在进行公寓文化建设时要跟时代特点相结合,充分的建设出一个符合时展需要的,又适应学校文化发展方向的公寓管理模式,与此同时还要让大学生积极的投身到公寓文化的管理当中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让其有较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大学生在进入到公寓管理中来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严格遵守公寓的规章制度,在规范和管理他人的同时也要对自己有相应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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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2-0177-02
德育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方针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高校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思想品质以及政治觉悟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生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日趋复杂,高校德育管理工作的难度随之增大,这为高校的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当前时期德育环境背景的前提下,提出建立系统的高校德育管理体系的设想。
一、构建横纵向结合的管理组织架构
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高校德育管理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保持稳固关系,相互顺利合作的基础。由于各高校的德育工作者、受教育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教育手段和教育信息内容的多种多样,这就要求高校德育管理的组织架构必须是多层次立体式的结构,而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目前的德育工作者由包括党政领导、党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班级辅导员等在内的多种人员构成,各高校一般采取纵向组织架构,所设立的部门包括党委、团委、学生会、学生处、学工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马列主义教研室、德育教研室、思想政治教研室等。一些高校存在着党、政、工、团机构设置不合理,分工不明确,缺乏配合,人员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最终导致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一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达到预定的整体目标。
纵向的组织架构是各个高校通用的管理组织架构,具有一定的优势所在,不能够轻易打破,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通过引入虚拟横向架构的方法,结合各个学校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信息等因素的独特性,将组织架构进行二次优化组合。在管理学中横向管理是一种以特定项目或任务为主线,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进行的组织管理,是消除各部门之间障碍,增强沟通协作的一种有效手段。就高校德育管理而言,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是主要任务,整体任务下面又可以分为若干子任务,以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为例,两者就涉及多个部门的分工与协作,那么就可以以这样一个子任务或更下级的子任务为主线,明确各个部门的分工,齐抓共管,并且责任到人,打破各党、政、工、团部门的局限性,以学生为本,在满足整体目标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完成各项任务。在实际操作上可以单独设立协调部门,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创建一体化的德育环境
由于高校德育管理系统的开放性以及当前社会与家庭环境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单方面的进行学校德育环境的建设很难满足高校德育工作的整体目标要求,必须要将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高校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统筹建设。创建一体化的高校德育环境一定要明晰各个子系统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
家庭环境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有三大特点,亲情性、启蒙性和长期性。从孩子的诞生到走向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庭环境下度过的,这段时间的思想道德培育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家长是孩子的终身德育导师,由于至亲的关系,对孩子的德育管理很容易出现偏激,过分溺爱或者过分要求,所以家长应摆正心态,言传身教。另外,还应注意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融洽的家庭德育环境。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的特点,社会上形形的人与事复杂多样,学生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很容易误入歧途,而又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与范围很大,极大的增加了对学生德育工作的管理难度。学校环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组织性,高校的德育管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校园社区环境内,有组织、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培养,可控性较强,但应注意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学校与家庭之间应打通定期沟通的渠道并制定重大问题应急方案,学生家长应该经常与学校辅导员沟通,将学生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等方面信息通知校方人员,学校方面也应把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反馈给家长,当学生身心有重大变动时,双方应及时商讨应对方案,避免严重事件的发生;学校与社会之间应建立政治思想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互动平台,促进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知与行的高度统一;若干个家庭构成了社会,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家庭在营造各自温馨环境的同时也有义务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另外还应发挥社区居委会等中间部门的纽带作用,便于家长及时获得学生在社会上的行为反馈。
三、推行多元化的德育方式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与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要打破传统的枯燥乏味的思想政治课授课方式,引入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结合高科技信息化手段创新授课形式,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的课上内容吸收率,同时,引导学生课下能够积极的自我学习。思想道德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思想理论课上,还应与其他课程有机的结合起来,相互渗透内容与思想。教师是编排课程内容以及课上讲解的主要执行者,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很严格,既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丰富的授课经验,还要讲究师德师风,以身作则。
(二)实践活动
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指引学生的实际行为,通过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增加社会阅历,并且有效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深刻的理解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高校德育管理工作者可以通过组织社会活动,了解最新的社会动态,把握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结合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素材。
目前传统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以学校为主要的组织者,由相关教师带领学生简单的做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浅层次的接触社会。传统模式下,由于学校的职能范围以及资源调配是有限的,无法为学生创造深入的接触社会机会,简单的实践活动无法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学校应联合家庭、社区、民间组织、企业、政府,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各类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创新实践项目、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深层次的综合实践活动,使得学生可以更投入的体会认知的过程,更深入的挖掘实践活动的主题,使实践活动真正成为推动德育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心理辅导
高校学习阶段是学生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很多学生一直在家庭的呵护中长大,对于突然的改变,生活上无法适应,思想上也很难转变,这个阶段很容易出现情感上或思想上的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在尊重教育公平原则,尊重大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应重视心理活动对道德行为的影响。高校应把德育工作引入人心,重视学生的内心世界,在实际工作中应尽可能的丰富心理辅导的形式与内涵,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与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应用,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精神等多方面进行专业辅导,通过开设心理咨询室、咨询热线、网络咨询、专家讲座等多种方式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使其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自己,克服成长中的心理障碍。
(四)文化宣传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特有的办学理念、宗旨与精神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它并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形成的,是经过长期的创造与积淀而最终形成的师生普遍认同的集体价值观。学生在校期间时时刻刻沉浸在校园文化的渲染之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深入的文化宣传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高校德育管理工作的开展。
在进行高校文化宣传,营造和谐高校文化氛围的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学生反叛文化、另类文化等个别极端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传播的范围与速度都大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大大增加了文化宣传治理工作的难度,这就要求高校的文化宣传工作者应更加丰富文化宣传手段,加强宣传内容的感染力与思想渗透力,使得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主流文化能够深入人心。另外还应注意校园文化应是领导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的集合,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应符合师生的共同发展需要,师生共建和谐校园。
[ 参 考 文 献 ]
[1] 张静芳,陈进华.新媒体时代高校德育环境的挑战及其对策[J].道德与文明,2012(6):115-119.
[2] 靖国平.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德育环境建设[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内容纷繁复杂,各种流派自成体系,而的道德理论体系“用西方伦理学的模式和理论来叙述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1],融汇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西方伦理学,对于高校德育工作者来讲,具有综合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道德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
在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史中,普遍将关于道德义务的理性基础的争论划分为两个主要学派: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情感主义。[2]则力求将这两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综合:良心对道德的形成起作用的过程体现着情感主义道德观,理想对道德的影响体现着理性主义道德观。更重要的是,通过良心和理想两者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解释了道德形成的过程。
1.道德的产生是良心与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行为犹两造,理想犹法律,而良心则司法官也。司法官标准法律,而判断两造之是非,良心亦标准理想,而判断行为之善恶也。”[3]“良心者,非无端而以某事为可为某事为不可为也,实核于理想。”[4]人的理想是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这个判断由谁来做呢?是良心。
2.道德义务的心理动机源于良心,道德义务的内容规范源于理想
正如所说:“本务者,人生本分之所当尽者也,其中有不可为及不可不为之两义……故本务之观念,起于良心,而本务之节目,实准于理想。”这也就说明了道德义务规范性的两个方面:动机和约束力。
3.良心与理想在道德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互补的作用
在良心给定的前提下,理想越远大,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会越大,就越会受到良心之责。在理想给定的前提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给定,良心越强,对同样差距的良心之责也就越大,这就是德育建设中的“木桶原理”。因此要提升道德水平,必须要培养较强的良心,还要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远大理想,二者需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4.道德的养成过程也就是道德义务的履行过程
“凡实行本务者,其始多出于勉强,勉之既久,则习与性成。安而行之,自能欣合于本务,是之谓德”[5]。在看来,道德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品性,而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涵养而成的。他对道德种类进行了阐明,尤其是对“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进行了解释。
道德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的道德形成体系,简单来讲即是“循良心、持理想、行义务、成道德”,下面将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讨论。
1.理想的基础
认为:“自发展其人格,而使全社会随之发展者,人生之鹄也,即人之行为之理想也。”[6]即人的理想就是发展人格,“而人格之发展,必与社会之发展相应”,是“对于自己、若家庭、若社会、若国家之本务”[7],脱离了社会则无所谓人格了。那么,的合乎道德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义务相联系的理论基础何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冯友兰说,“某一类之物之成为某物,必依照某理”,事物的构成部分只有按照事物之理的规定运动,该事物方能存在。“每一人皆属于其所构成之社会,其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者,是道德的行为”。[8]因此,道德之“理”应遵循社会之“理”。“凡社会的分子,在其社会中,都必有其伦与职”。其中,“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尽伦尽职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9]可见,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对道德内容的规定性来自人的社会属性。
2.良心的培养
如果说道德规范的内容源于理想的话,那么在眼中,道德的动机则源于良心。“良心者,道德之源泉”。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概念,而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便是知、情、意。因此,认为,对于良心的养成而言,“知、情、意三者,无一而可偏废也”。对于良心如何锻造,“心”学对“致良知”有着较为系统的阐述。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主旨,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在梁启超看来,“致良知”的前提是“辨术”和“立志”。辨术,为善恶真伪义利之辨;立志,则是志于道、志于德、志于仁。“致良知”的“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10]
(1)存养,是存心养性,是保存本心、存养善性。存养之法有“敬”与“静”两种。敬,是“修己以敬”,即自觉;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也”,即自律;是对理想信念和道德价值的仰视与敬重。静,是“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观照;是时常安静清心,给自己一个梳理自我的宁静时空。
(2)省察,是通过反省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梁启超对省察的方法梳理得较为系统:省察之法有普通省察法和特别省察法两种。特别省察区别于正常生活中的普通省察,包含“吃一堑,长一智”的意思。普通省察法分为根本省察法和枝叶省察法。枝叶省察法又有随时省察法和定期省察法两种。此外,“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11],两者是统一的过程。
(3)“克治”,是克服和整治。克服,是指当发现自己存在不良的念头和行为倾向时,在成为现实和有损道德的行为之前便能够克制。整治,则是针对自身现实存在的不良行为和习惯进行纠正,使其恢复到合乎道德的轨道上来。
以上“致良知”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的修身养德之道,即便是在现实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事实上,良心对于道德的重要作用,西方哲学家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也多有论述。无论是的“良心”,还是休谟的“反省内心”,或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都是从知、情、意的角度,从心理层面对良心进行锻造。而道德的养成是“知、情、意、行”的统一,所有的道德规范和心理动机最终都要落实在“行”上,这便自然过渡到了对道德义务的需求。
3.道德义务与道德形成
道德义务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不同。法律所定的义务,是个人对别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道德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与法律义务对应的权利不同,其表现在若履行道德义务,则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看来,道德义务长久履行,形成习惯,即成道德。
至此,道德的“萃取”过程宣告完成:良心持人生目标,对所作所为形成善恶观,进而有了道德上的义务感,在道德义务的履行过程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道德。借助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理解道德的不同属性和种类。首先,在道德动机(即良心)作用下,道德在个人心理层面有着知、情、意的统一;其次,在道德规范(即理想、人生目标)影响下,道德在社会层面体现了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义务的统一。
理论伦理学对高校德育建设的启示
1.高校德育建设面临的问题
在的道德体系中,良心和理想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基石。因此,我们对道德养成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也基于这两点展开。
(1)良心培养环节面临的问题。社会环境和价值评价机制。一方面,当前浮华、躁动、嘈杂的社会生活难以容下内心的宁静,增加了存养与省察的难度;另一方面,社会对个人成功的定义常表现于行为结果的可量化上,而作为道德源泉的良知,对其价值的衡量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较难得到当前文化的感知与肯定。学校德育理念与方式。一方面,传统道德修养观念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2],穷理和尽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第一课堂的专业化解构了人性完善的综合性,而这种割裂破坏了良知培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道德培养是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而德育课程重视知识的教育,忽视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在对“知”的灌输和对“行”的要求之间缺乏情感接受和意志养成的存养省察。
(2)理想树立环节面临的问题。理想的教育方式。当前大学生理想规范教育的方法较多采用历史分析法和实践教育法。对大学生而言,除同义反复般的外部求证外,将理想融入个人价值观的过程尚需自我求证。而自我求证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个人理性上理清理想规范形成的基本逻辑。
理想的接受过程。远大理想的树立,除了需要对理想内容进行理性梳理外,还需要一个情感接受的过程。在现实工作中,常用的说服方式是采用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辩证关系,试图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直接建立联系。但由于忽略了过渡阶段,反而导致两者逻辑关系的割裂。面对这一问题,传统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的培养方法,值得高校道德建设工作借鉴。
2.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对策
基于以上对道德形成体系和当前面临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道德形成过程之内,要以改进各个影响因素和影响环节为出发点;二是在道德形成过程之外,要以完善高校德育环境为出发点。
(1)为修身养德创造好的氛围。理想形成过程以传统历史文化为背景,而当代社会环境和高校文化与传统文化存在的差异,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首先要为修身养德创造良性氛围。
德育环境方面。在保留专业学习功利性目标的同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可以在专业传授中,激发学生对知识、对智慧原始的敬重和朴素的情怀。高校应借助相应课程设置,着力培养学生对道德的追求和存养的情感。例如,借鉴“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的主张,将美育作为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借助美育消除人我之别,摒除私念,打开通往纯粹的高尚情感的通道,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质朴追求。
德育理念方面。要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建设,使大学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整体过程。通识教育的理念是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以培养“完整的人”。在理想的通识教育环境中,目前开展的德育工作事实上可以成为真正德育建设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建设本身就是高校德育建设,教育就是德育,即“知识即美德”。
(2)改进道德形成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在良好的德育环境和理念中,我们需要改进道德形成的各个环节和因素。
德育建设的目标。实现道德规范和道德动机的统一,即“知、情、意、行”的统一。在中国,无论是修身规范还是道德义务,都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目前,对这些德育规范知识的教育局限在“知”的层面,而道德从知识层面到学生现实的行为是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真正落实道德实践。
德育建设的方法。实现常规道德教育和传统道德修养的统一。在理想树立方面应做到理论和情感并重,一方面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理想规范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实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义务的统一。在良心培养方面可以适当借鉴存养、省察和克治之法,提升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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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友兰.新理学[M].三联书店,2007 .107.
[9]冯友兰.新原人[M].三联书店,2007 .111.
[10]梁启超.德育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2 .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是教育理论被实践群体内化并用以指导实践,研究者根据实践群体反馈,对教育理论进行修正、完善的相互作用过程。由于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层次性,这就决定了其结合也有一定的层次对应性。加上不同种类教育理论品格和目的指向的差异,因此不是所有的教育理论都能为实践群体所选择和内化。只有那些具备内化条件与结合机制的教育理论,才能成为真正指导教育实践的可行性理论。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条件
(一)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
在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指导教育实践的理论必须保持自身的可实践性。因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能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些从学科逻辑体系中演绎、从其他学科移植或翻译引进的教育理论,因其缺乏与教育实践结合的土壤,缺乏与教育实践历史的、情景性的联系,很难直接用来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要具有可实践性,就需要经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过程。因为只有这样创生的教育理论,才能做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在创生指向上具有针对当下教育实践的目的性,具有走进实践群体内心世界的亲和力,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指导实践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系列实践特性。
纵观历史上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理论,可以发现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这是成为指导教育实践理论的前提。二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实践者行为的改变是教育理论最终得以实践的重要标志,它往往以师生形成新的操作程序加以显现。三是实事求是的推广性。教育理论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表明其对指导特定条件下的某些实践活动是有效的,但能否在一定层面和范围内推广,才是真正表明其指导实践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四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大众性,这正是教育理论走向实践群体的特有品格。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只有面向生活才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做到与时俱进;也只有面向大众,才能获得实践群体的支持,打牢践行教育理论的群众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
首先,要形成在二者结合中起桥梁作用的中层教育理论。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他提倡在整体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一类与特定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概念体系。中层理论的定义决定了中层教育理论建构者既要有扎实的相关理论基础,能准确、完整地、富有创造性地解读抽象的理论文本,又要与实践群体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丰富的关于当前教育实践的经验,并能深刻把握和理解当前教育实践的状态。中央和省市教科所研究人员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既是理论研究者又是实践指导者的双重身份,选择其中最为当代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将抽象的教育理论作应用性加工,对外来教育理论作本土化处理,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这样建构的中层教育理论,既坚持了抽象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又把其理论核心变成了易于为实践者理解和操作的方法,从而起着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作用。
其次,借助对教育政策的影响走向实践。教育理论要实现大面积地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最为有效的捷径就是通过影响教育政策的制订,借助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作用。要成为这种影响教育政策研制的教育理论,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具有参与教育政策研制的权力。这类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可直接以建议或提案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影响相关研制者的思想,将自己的理论渗透到教育政策之中乃至为教育政策的研制提供理论基础。二是教育理论本身恰好是教育政策研制者所需要的。就不同层次教育理论对教育政策研制的影响看,只有那些影响较大且反映了时代教育改革脉搏、代表多数人心声的基础教育理论,才易引起教育政策研制者的关注。因为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教育政策才能既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就应用教育理论而言,因其能为教育政策研制提供具体建议和技术支持,因此只要研究的问题与政策制订者所要解决的难题相关,就容易引起关注。至于推广性教育理论,因其关注的是教育理论具体化、实效化的推广办法,与特定情境中教育政策的研制和教育行政直接相关,因此这类理论也为教育政策研制者青睐。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次对应性
从教育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划分上,可区分为“事实——规律”“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等层次。就教育实践而言,可分为国家和省区教育行政——市县校行政——师生群体三个层级。尽管个别层次教育实践群体可以同时与多个理论层次结合;同一层次教育理论,也可能为不同实践层次者所用。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不同层次实践群体的需要层级和对理论的解读能力不同,制约了其在选择与之结合的教育理论层次上具有较大的偏好和主流特征。这就要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满足“门当户对”的层次对应条件,才能实现“幸福”的联姻,产生“耦合”效应。根据二者的层次特征,笔者拟从三个层面考察其结合方式。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结合。即“事实——规律”“评价——规范”教育理论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其多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体现出来。为了有效实现宏观层次的结合,在政策研制过程中需要邀请各类教育专家参与,以便吸纳广大教育研究人员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次是中观层次的结合,即“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层面教育理论与市县校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在当前条件下,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通过学习相关“评价——规范”理论,结合上级政策和法规精神制订考评方案;根据“规范——行动”理论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实现该层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再者是微观层次的结合。即“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教育理论与教师层面实践的结合。教师通过学习并运用相关“规范——行动”理论,解读、内化市县校的实施细则,结合长期积累的教育经验,转化为指导自身教育实践的操作程序,实现教育理论向实践的转化。[2]
上述结合表明,每一教育实践层次都是对应两个层次以上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层次既连接上一层次实践群体,又指导下一层次实践群体,以形成两个实践群体之间相互沟通的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内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外在强求,而是内在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个体内化教育理论的心理机制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实现面上推广。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个体心理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个体应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的。教育理论影响教育实践的第一步是实践者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演绎生成过程,其认识是沿着原理论——概念论——感性论的路径进行的。实践者通过这一步形成能切实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内化理论,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问题解决者内在实践经验的结合。第二步,实践个体应用已经内化了的教育理论指导具体实践活动,并从中积累经验,发现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理论。实践者通过这两步,完成从内化他人理论到自我理论的生成过程,在个体认知上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仅此还不足以促成实践者付诸行动,还必须以知的统一为基础,通过情感的动力作用促使其自觉地实践教育理论。这就要求教育理论实践者要注意首战必胜,让自己一开始就尝到甜头,形成积极实践教育理论的心态。践行教育理论的长周期性决定了实践者必须经历持之以恒地实践,才有可能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践行教育理论中,实践者必须有战胜困难的意志,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为了增强实践者践行教育理论的意志力,除了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实践者的思想境界和目标追求外,要在每一关键环节对实践者的微小成功予以物质和精神激励,促使其形成自我效能感,不断增强内在成就动机,产生坚持下去的决心。[3]同时,实践者之间也需要一个宽松的内部心理环境,要及时给失败者以鼓励和关心,促使其产生感激、报答支持者的情感,把关心转化为再次实践的动力。只有实践者把内化了的教育理论转化成特定环境中的实践情感和意志力,他(她)才能持续地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二者全程和全面地结合,并最终形成预期的实践效果。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
教育实践群体是以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方式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因此教育理论是否符合实践群体文化心理就非常重要,它直接制约着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的选择,影响着其对教育理论理解的深度和应用的广度。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教育理沦与实践群体传统文化融合的心理机制。[4]一是根据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解读的民族性,创造易于为本民族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二是引导实践群体形成自觉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职业道德。在相关政策和舆论宣传影响下,促使实践群体逐步把学习、理解、研究教育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形成违反教育理论将从内心感到有违教师职业的不安感。三是理论研究群体应从心态和情感方面与实践主体群产生内在融洽。要善于根据教育实践群体需要,自觉地变革教育理论,形成分解与重构抽象教育理论的习惯。通过分解细化,把实践群体难于理解的教育理论体系逐级转化为便于操作的教育理论。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外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均有很强的价值性,其中必然暗含利益和情意倾向。教育理论在走向实践过程中,实践主体群必将从自身利益立场对其进行选择。只有那些给实践群体带来实际利益的教育理论,他们才积极选择并乐意践行之。
由于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生存环境和利益立场的差异,要让教育理论的建构者更多地理解实践群体的利益,必要时可建立二者密切结合的利益拥绑机制。一是形成教育理论研究者乐于参与实践,教育实践群体积极追求理论学习的制度。就当前我国的情况看,国家已经借助学历教育和课题项目等激励机制,较大程度上调动了实践群体学习教育理论的热情;主要问题是如何让理论研究者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扎下根来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还没形成。二是形成激励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群体代表共同制订教育政策,共同参与重大教育课题攻关的机制。以此创造更多机会让实践群体发表对教育理论的意见,促进教育理论研究者积极吸收其改进建议,借助二者密切合作的方式创新教育理论。三是在创建与应用教育理论中,要注意利益机制的作用。对理论研究者而言,需要站在实践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建构出符合实践群体价值取向的教育理论。就实践者而言,首先教师要有为学生发展舍得牺牲的精神。因为教育理论更多是从学生利益的角度设计的,其在走向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要求教师比过去付出更多精力,同时还要承担因实践新理论引发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风险。[5]其次,在新教育理论的推广中,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先选点实验,以调整教育理论在实践中造成的利益分配偏差。同时,注意将实践群体的阶段获益与最终获益结合起来,形成逐级获益的机制,以确保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持续发展性。
总之,只有借助外在的利益激励机制,将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出来,促使理论群体向实践深入,反思抽象理论实践化的思路;引导实践群体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反思自我经验普适化、理论化的加工方法,以此促成二者同绕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协作建构“抽象理论——中层理论——实践机制”纵向贯通的教育理论体系。用这样的教育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再配之以践行教育理论的情感和意志,才能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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