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近代文化交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Z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330-01

福建省目前有《闽南》、《环球客家》、《中华妈祖》等90多家侨刊乡讯[1]，自创办以来，在传递乡情、联络乡谊，团结海外乡亲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福建省作为中国的著名侨乡之一，是侨刊乡讯发展的良好土壤，新时代侨刊乡讯应该在更高的起点上，创新性地改革规划，使之真正成为侨务部门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纽带，成为外宣工作有力的阵地平台。

一．海西区独特背景和新时代侨刊定位

海西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因此，当前福建本土侨刊乡讯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海西区域经济文化的进行全面的报道，介绍家乡投资环境、会展和产品信息，对海西优良的投资环境进行宣传促进交流、促进投资。

此外，当前海外侨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浓厚爱乡情结的老一辈华侨华人减少，新移民增多并且力量增大，华裔新生代成为华社的主体。现今侨刊乡讯的作用已经不只局限于简单的讯息传达，而是要成为促进交流、带动经济、促进投资的纽带。致力于将侨刊办成促进交流、促进投资的重要载体。

二．侨刊侨报网络化和经营市场化

互联网的出现，使地球变成一个“平面”。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侨刊乡讯如能与互联网结合起来，长期存在的读者面窄、时效性差的软肋都将得到较好改善。如《福清侨报》《鹭风报》等都创建了自己的网站，实现了报纸的网络化，其中属《鹭风报》做的作为精美，可以点击仿真版报纸，还可以自由切换简繁体字，并有新闻搜索等完善的功能。[2]

目前侨刊普遍存在经费不足、人员老化、稿件质量不高、编辑手法老套、未能跟上网络时代步伐、不能适应海外读者新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许多百年侨刊都纷纷面临着生存的大考验。而经营的问题首先是内容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广告形式，增加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加强刊物内容的选题策划工作，在杂志的版面设计上做足功夫。

三．加强选题策划工作，做足版面设计功夫――以《时代列车》为例

《时代列车》杂志公开发行于海西区域、全国铁路系统及港澳台地区，是一本发行量大、受众数量较多的渠道媒体刊物。作为福建本土侨刊其定位为宣传海西和铁路文化，引导消费与休闲，力求为港澳台同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的窗口。

(一)报道新鲜资讯，促进两岸多方交流

《时代列车》杂志开辟“闽台资讯”版块，专门报道该月内闽台两地的重大新闻，以及两地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交流活动。如《时代列车》2011年10月刊中针对2011年厦门9・8投洽会的专题系列报道、2011年11月刊中国庆闽台欢乐游的报道等。这些报道都客观生动地反映了福建与港澳台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闽台两地的经贸往来。

（二）展现两岸经济文化，促进旅游产业

《时代列车》的宣传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台湾经济、文化的宣传；二是对福建本省各项资源的宣传。《时代列车》杂志中的“深度报道”、“旅游”等栏目都是基于这一定位进行选题。如2011年10月刊旅游版块中的《洗汤，很快活》，“洗汤”是福州方言直译而来，有舒服、惬意的成分。文章用乡土平实的语言将“温泉古都”――福州的特色用生动、极富乡情的语言表达出来，向海外同胞推介福州，希望能带动更多的港澳台同胞来闽旅游探亲。

（三）溯源闽台民俗，推广华人文化

侨刊乡讯的文化功能最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的功能上。以福建为例，虽然台湾同胞祖籍多数来自福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华侨、华人对家乡的了解和情感都远不及上一代移民。[3]因此寻根溯源的华文教育、华人文化普及不可或缺。《时代列车》2011年11月刊中对湄洲祖庙举行的海峡两岸海上祭妈祖大典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湄洲岛作为妈祖的故乡代表着独特的民俗文化，能够唤起华人对文化、民族的认同感，对普及华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增进海峡乡情，发挥“五缘”优势

乡情功能是侨刊乡讯特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乡亲、维系乡情、联络乡谊。台湾同胞中80%祖籍来自福建，闽台关系源远流长，闽台之间还具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关系。

《时代列车》2011年6月至9月刊中的《忆龙岩》《话武夷》《品厦门》就是针对福建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策划报道。报道中所提及的客家风情、闽南语歌、蚝仔煎、沙茶面……这些地域风情、传统美食是福建与台湾居民熟悉的“共同话题”。系列报道立足于“日常生活”，报道普通但却亲近，最能引发认同感，打动人心。

（五）以图说话，充分发挥设计功能

“读图时代”受众阅读习惯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文字与图片的比例上应加大图片所占的比重。使用更加活泼、明快的主色调，改变侨刊一贯太过沉重的黑白形象。《时代列车》在旅游、美食等栏目中刊载了大量精美的配图，增加刊物的时尚感、设计感，以求给予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觉体验。旅游版块中采用的大幅图片，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现海峡两岸城市的迷人风貌。

侨刊乡讯类刊物，缘起于海外侨胞怀乡思亲的情感需要，这种产生与特殊时代的刊物想要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必然要走上创新的变革之路。但革新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侨”味。“乡情”永远是侨刊乡讯最鲜明最动人的特色。以务实、创新的姿态，积极探索健康发展新路，应当是侨刊乡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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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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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不一定很成功的，上海土山湾文化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处于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土山湾孤儿院把一些孤儿收养来，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有长远的意义的。第一，使得很多的孤儿（有一些不是孤儿，是贫寒子弟），在这里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第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一般的工匠到大师级的人才都培养出来了，这个我在看博物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第三，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典范。职业教育现在对于各国，对于现在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前，职业教育是非常看不起的，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土山湾的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对今天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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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做一横向的比较的话，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代还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罗马时期也只是个开端，就中国而言，秦朝和两汉时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刚刚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时期。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全新的交流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终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引发武力侵略，这就是的来临。第三阶段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时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时期，总的来说，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岭。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强行输入时期，尽管也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国的回应和挑战来说，接下来1919年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转折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国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又达到了发展与繁荣、自由与平等的双向交往程度。纵观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经历了“交流—撞击—单向输入—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种双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话，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个西方文华碰撞并单相输入的过程，那么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甚至说“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想用这种强行输入的方式，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质文化内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诸如、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且不说四大发明对于西方世界的持续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科学逐渐影响的近代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如：明朝的宋应星、李时珍的著作也传到了欧洲。当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国宫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钟表、望远镜等，更不用说机械枪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自17世纪以后，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和传播越来越明显，而19世纪以前，除了以外，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标准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化论、民主思想到全面影响，西方思潮对我国知识界继而对广大民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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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者这样的写法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不易使读者发生时空错误和混淆事件的统一性;而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明“旧”文化之“弊”;也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懂“新”文化之“利”。一“旧”一“新”,一“弊”一“利”,通过笔者所描写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论战,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去判断。譬如在本书第62页至78页的“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馆之争’”(第二章第二节),作者通过执权的中央阶层对是否要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这一具体事件的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纷争态度,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从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P87),从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深层分歧。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权最后同意“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正如此书第89页所说,此次“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发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这犹如一场高超的辩论赛,通过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辩论双方所持的理由论据都暴露在读者面前,孰优孰劣,从而任由读者仔细独尝,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读者能将晚清70年的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总体上去把握,从细处上去深化。这样的写法来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和整合,更能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而使得本书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而本书其次的特点则为:作者通过详细罗列和分析当时各家各派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晚清文化议论中心的态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论战中归纳出既不是随波逐流又能让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这也是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论战之后而得到的文化归纳点,也是给予读者在品味此书时的一个主要参考点。这点也很重要,为何?因为后人研究此段时间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个性化观点,可以说是各家之长,纷见其中。但由于种种因素,能为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却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观点能够不随波逐流,于旧中创新,使得本书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实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这正是因为其书中观点令人所折服,为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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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全国卷第40题：通过呈现“丝绸之路示意图”，考查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艺术成就，及西汉和唐政府的管辖机构。

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篇7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交流特性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日本社会把中国的汉学看作是其本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日本的文学改良运动对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现状来看，电视剧交流和文学交流是我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的探究，可以为我国文化的海外交流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影响关系的综述分析

基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作为大众传播传播中的重要载体，现代中国文学已步入了“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中，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已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形式。在大众传播中，中外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就中日文化传播而言，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近代之前，日本以受中国影响为主导；在近代以后（以为分解线），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流向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以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包括近代日本文化（陈渝，1995）。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直接就中国现代文化受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如《论近代日本戏剧对我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影响》（黄爱华，2004）、《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童晓薇，2011）等；《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李怡，2009）、《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王中忱，2003）等。

但是，影响是双向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发展中经过不断创新、改造以及基于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居个性与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文学与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在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研究文献时，只有在部分单篇幅的文章中略有涉及。如在《试论鲁迅文学的世界影响》中论述了中国鲁迅文学思想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吴作桥，1991）；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竹内好的悖论》深刻论述了鲁迅文学对日本竹内好的影响（孙歌，2005）。近年恚随着研究深入发展，人们认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总体而言，多集中与探索“鲁迅文学及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其探索范围与领域相对较小。全面综合性以及其他角度的分析与探索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成为现代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本文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为中心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的过程。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在这节段，日本学界主要对鲁迅、郭沫若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较为关注。从大众传媒的所带来的影响来看，《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新青年第二个阶段是以后至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但是日本学术界依然把中国作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鲁迅全集》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学界形成了用具有本国特色的鲁学研究体系。1936年由日本学者竹内好、冈崎俊夫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和《中国文学》两大刊物成为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在这两大刊物创办以后，中国作家矛盾、吴组湘、丁玲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第三个传播阶段是二战以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一新型学科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没有被日本翻译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开始得到了译介。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等作品甚至被编入了日本中学的国语教科书之中，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经典化知识化渠道的构建，可以让日本的青年学生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认识，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不能回避日本在历次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是说，日本正确面对的历史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的前提条件。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和研究的主要特征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经常会将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日本本国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进而在契合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躬自省。以日本学者竹内好1948年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为例，作者在对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主要以鲁迅所采用的文学启蒙手段为主要切入点，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当中国“人民文学”在日本得到传播后，引起了众多日本学者的关注，如中野好夫、小野忍、驹田信二、饭冢郎、高仓穰以及吉川幸次郎等等。“人民文学”文化思想成为了日本学者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造的重要思想精神寄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沟通。而这一点在中岛健藏“就是为了不陷于对政治绝望的不幸深渊里去，我们也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有力证实（王小平，2008）。此外，受到中国汉学传统的影响，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以资料考据见长。《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是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三、现代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电视剧在日本的发展传播历程

电视剧是一个很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新形势，从我国文化a业发展现状来看，大众传媒在这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电视剧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在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合拍电视剧的措施成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措施，电视剧的拍摄工作甚至还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关注。1985年中日两国合拍的《黄河》（日本称《大黄河》）在日本的播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1989年老版西游记在日本全国电视网播出以后，日本也翻拍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在1991年以后，中国创作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如老版《三国演义》老版《水浒传》），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有关的现代电视剧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日本人们的喜爱与热议。就《三国演义》影视作品而言，无论是老版的《三国演义》，还是新版《三国演义》，其所具有的英雄情结、经典历史场面以及故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日本群众的审美特性与思想价值链接。彰显了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有效传播，是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共同追求。进入21世纪以后，《流星花园》（台版）和《宫》《陆贞传奇》《兰陵王》等影视作品也开始销往日本文化市场。

（二）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的相关措施

从我国电视剧在日本文化市场的传播情况来看，缺乏振幅扶持，是电视剧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此，我国有关部门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层面入手，对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引导工作和推广工作进行不断的完善。从大众传媒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来看，影视作品的传播是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也可以对韩国、日本的先进经验进行吸收。从日本的电视剧播放模式来看，周播是日本电视剧的主要播出方式，为了适应日本观众的收视习惯，我们还需要对在日本传播的电视剧进行适当的精简。

（三）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

在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研究过程中，中医历史共同研究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读卖新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情况来看，《朝日新闻》认为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但是在《读卖新闻》中，相关媒体对中国的做法有所指责，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中胛幕的不断发展，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日本得到传播。

四、结语

现代中国文化涵盖了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国现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塑造，是我国当前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慧芸.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历程与启示[J].东南传播，2015，（01）.

篇8

让时光回溯到1958年,梁学濂先生中学毕业后开始投身会计行业,他先在本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较短的一段时间后,辗转进入了国际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PMG)工作。

一次,梁学濂先生参与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同一名外国会计师一起合作,在梁学濂先生漂亮地完成了工作之后,这名外国会计师对于以梁学濂先生的职位,竟然拥有如此高水平的专业素质,感到惊讶又敬佩,遂向其老板推荐他升职。梁学濂先生始终保持着认真和高标准的专业态度,深受老板赏识,会计事务所的另一位老板甚至特意在备忘录上写着有难度的案子要交给梁学濂先生做,还让他在毕马威短期内连升两级。这对梁学濂先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

梁学濂先生一边工作的同时,还一边进修。上世纪60年代,考会计师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考“CA”,即英国的会计师。必须到英国会计事务所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考试;另一个是在香港考“ASA”,即澳大利亚的会计师或英国的会计师“ACCA”。梁学濂先生选择了“ASA”,是因为澳大利亚函授课程较能引起学习兴趣。凭着刻苦的学习,他拿到了澳大利亚认证的会计师资格。

1968年,梁学濂先生决定离开毕马威,创办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有人找他合作,提议自己提供客户,只要他负责签名就行,却被他拒绝了。因为梁学濂先生坚持的是保证真实的信誉,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创业的初期,他在业界近十年积攒下来的良好人脉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步步稳扎稳打发展着。

在发展的过程中,梁学濂先生和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断面对着各种挑战和机会,本着忠于专业道德,力求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原则,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才能慢慢由当初的小企业发展成现在的中型企业。

梁学濂先生说,多年的会计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当时一家客户准备上市,要求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来做,有人质疑,上市工作从来都是国际会计师行承办的,但客户却对梁学濂先生表示了充分的信心。面对客户的信任,梁学濂率领自己的会计团队完成了工作,客户的股票以一百六十余倍超额认购打破了保荐人最初的疑虑。但梁学濂先生并未将所有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谦逊地说:“客户的支持非常重要。”但若没有他一贯勤恳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品质、个人魅力的积攒和踏实的努力做基础,这样的机会是难以寻得的。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梁学濂先生已立志为国家开放尽一份国民的努力。

他利用会计专业知识加上香港的自由经济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基础,从下列的方向,以他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限资源,并得到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爱国华侨潘杏元女士协助,使他的理念得以实现。

(1)强调税务的收入对国民福利及服务的功能。在1989年开始为海南省(当时还未建省)税务局分三班在港举办税务研讨班,包括与香港税务局长及高级评税主任等坐谈,了解港税局的有效运作和掌握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以致资源如何分配到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2)政府审计如何保持其独立性以维持对各政府部门支出的监察及其效益,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亦向香港审计署取得了支持参与,与海南省审计a干部座谈。

(3)中国开放及吸引外资的效果有赖投资环境的优劣包括有关干部的管理质素。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举办工商管理干部研讨班,安排有关干部参观考察香港有关部门如商业登记处、公司注册处、土地证记处等的运作,从而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审批。

(4)如何使初起步的“民间审计”和较先进的国外会计接轨,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积极参与国际联网,主持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会议,并邀请中国会计师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此等会议。值此机会,使国内会计师加强对外沟通了解和交流。例如,以香港成员所的地位替国际会计师联网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和一次亚太区会议,并在内地西安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恰好中国北方十省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正副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在西安开会研究民间审计的架构和注册等问题。梁学濂先生也没有错过此机会,通过安排一课,使中外会计师共同参与和交流。虽有语言上的障碍,但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上述的培训班以海南省为开端,继而涵盖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新疆、甘肃、河南、四川、黑龙江、福建、安徽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现在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在深圳、上海都设了办事处。事务所接待的很多大客户都是一些在英国、美国、德国及香港上市的公司,以及地产发展商、国际化建筑公司,具有香港主板、创业板上市及新加坡上市、美国上市等执业业绩,是香港华人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07年8月14日,以香港作为桥梁,响应中国财政部建议,把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以配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大向国外投资的发展方向服务。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并协议,更名为“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建于1985年,是中国大陆成立最早的民办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中国目前实力较强、服务功能较齐全的一家大型会计中介机构。

梁学濂先生说:“作为一间中型的会计、财务顾问公司,而能提供跨国性财务顾问工作,使我们引以为荣。在大陆的参与,使我们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梁学濂先生表示前景广阔美好。

专业诚信 服务至上

中国儒家提倡教化,而法家则相反,大力鼓吹刑律,但耐人寻味的是,法家如韩非子,也十分讲究诚信。根在内地的梁学濂先生深深懂得诚信的道理,“人无信则不立”,这不仅是商海的规则,也是做人的根本。缘于这一点,使梁学濂先生在商海中牢牢扎根,不断前进。

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能稳健地走过四十个春秋的不凡历程,取胜于梁学濂先生的严谨诚信品质和专业优秀的服务团队。

在梁学濂先生眼里,做一名会计师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会计的标准,即对专业技能的要求;第二,严谨自律的性格,尤其是品质方面的自律;第三,做人的原则、道德的要求。三条之中除了专业技能外,两条都是对品质的要求。即使在市场人才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招聘员工都是将人品摆在第一位,会计师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排第二。

梁学濂先生介绍:“会计师的严谨和诚信,因其行业地位的特殊性,不但关乎个人的品质信誉,更关乎所服务客户的大众利益。和企业合作,会计师所签的报告是银行和其它债权人做事和决定的依据。而每项投资在进行之前,也需要有会计师来进行财务方面的核数测评和报告,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之一就是会计师的报告,包括董事局的报告等。这个报告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会计行业正面对新兴科技和新产品市场的挑战,因此专业服务必须以相当的专业知识配合,不断自我增值、吸收广泛的知识,使服务达致专业水平。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专业和服务两方面也做得极具特色、优秀。梁学濂先生说:“得到客户的认同,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在诚信为本的基础上,对于香港会计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梁学濂先生对国家的政策和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会计的发展一定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现在中国已经有相应政策及方针,希望会计师行业能够做大做强。现在国内的经济局势也已经和以前不同,以前中国都是吸引资金进口,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大,中国的企业也不断对外投资,现在变成资金净出口,中国的会计师行业跟随发展趋势配合经济发展,也要走向世界。而香港的会计行业因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国际经验较多,对走向世界这方面无疑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与国内会计师互相配合,更能响应国家对会计行业“做大、做强、做出去”的号召。

秉承传统锺情文化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为中国人,虽然学的是会计,但梁学濂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无比热爱。他特别推崇近代的黄遵宪,为黄遵宪“树碑立传”,是他的坚决意志。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是近代中国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和民俗学家。曾任清政府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外交官,被学术界誉为“近代第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2001年8月,在北京召开“黄遵宪与中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嘉应大学、云南大学的教授出席。著名汉学家饶宗颐、钱仲联为讨论会题词,祝贺首届国际“黄学”(把黄遵宪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讨论会召开。作为香港受邀嘉宾之一,梁学濂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早在本次讨论会之前,梁学濂先生就通过与香港学者、“黄学”专家怡然先生的交往,加深了对“黄学”研究活动的认识。2001年第4期《梅州侨乡月报》刊载他本人写的文章:《愿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振兴“黄学”――传达总理对黄遵宪的高度评价》。文中说“十余年前,先生刚担任上海市长,在一次接见香港客人的会谈中,手中拿着黄遵宪先生的铜像图片,倾心赞叹这位历史人物的不朽功业,肯定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变法改革先行者。”

梁学濂先生祖籍广东南海,这里曾经出过近代名人康有为。而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很多。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十分景仰,自中学时,他就读过黄遵宪的诗,对这位梅州客家人十分敬佩。他认为,黄遵宪为“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加强对黄遵宪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学史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的推崇,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先生南下香港,亲自邀请他参加首届“黄学”讨论会。

就在此次讨论会上,梁学濂先生倡议:为振兴“黄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联络海内外有识之士,

梁学濂先生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极大关注。此后不久,黄桂清女士就在广州正式发出倡议书,号召海内外热心人士为振兴“黄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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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

教育史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去中、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机关、教育科研院所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各级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和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文字等工作。

档案专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才而进行的档案学理论、专业技能和有关学科知识的传授活动，它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档案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城镇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因城镇的大小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随时间的迁移而变化。在创造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方面，某些城镇远较其它城镇成功。然而，特定城市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条件却不能一直存在下去。在欧洲，很少有城镇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同等地重要性。在1400-1700年的三个世纪中，主要城镇的特性随着国际贸易路线、商业组织和政治组织等发生的重要变化而变化。15世纪的布鲁日、日内瓦和威尼斯，16世纪西班牙城市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17世纪的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的起落沉浮，便是很好的说明。即使每个城市都曾有过黄金时期，但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它便会因新中心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例如，安特卫普在15世纪末取代了布鲁日作为低地国家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但随着斯海尔德河在1585年开始受到封锁，它也丧失了这一地位。(2)

城镇的经济职能有利于为其在某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化交流中心而繁荣创造有利的环境，因为贸易是促使人员、货物和观念流动的重要原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特定的城市职能必然促进文化交流，并且这些交流仅限于有限的重要的城市中心，或者认为这些文化交流一旦发生，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就会完全保留在城镇之内，那么这种看法便是愚蠢的。相反，尽管在欧洲的个别地区，某些重要的城镇中心确实较其它一些中心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成为个案研究的基础，但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却发生在更为广阔的环境中。(3)

城镇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它城镇和地区一起，形成了一个网络，从而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环境。每一个城镇中心文化交流的个别环境都得益于将它是更广阔的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城镇和都市都属于许多不同类别的网络的节点。欧洲范围的城市网络包括：水上国际贸易网络；路上国际贸易网络；行政中心间的主要交通路线；宗教中心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教育中心间的路线。很明显，其中的许多城镇是重叠的，特别是在城市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时，如当城市集贸易这一主要职能与行政、教育和宗教中心等于一身时，情况更是如此。巴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6世纪初起，它既是法国的首都和皇室宫廷所在地，也是水路和陆上贸易的重要场所，同时还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巴黎圣母院是朝圣者的目的地。索邦神学院则吸引着欧各地的学者。外部的文化刺激和多功能性结合在一起，让巴黎人充满了新鲜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4)

作为全欧城镇网络节点的城镇对次一级的城镇网络来说同样是关键，小一些的城镇作为供应者和消费者而这些节点密切相连，因而在一个地区、甚至在一个国家发挥补充作用。虽然这些地位较低一些的城镇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确认为文化交流的场所是可以探讨的，但它们确实在传播文化新事物和文化调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纸及欧陆文学小册子的译本沿着主要的贸易通道——沿途散布着喜欢读书刊报的人们得以碰面并发挥着教育功能的客栈——从伦敦向更小一些的中心的发行便是左证。(5)

二、城镇传播文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