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经济学概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弹性经济学概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作者简介：张德安（1978-），男，黑龙江富锦人，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办公室，工程师。（河北保定07100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3-0001-02

研究型大学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并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责任和使命。创办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仅是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更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并以此作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一批已经提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行业特色型高校而言，如何在新的时期实现办学特色与高水平的有机结合，依托自身优势加快建设研究型大学步伐，成为必须思考的战略主题。

然而，到底什么是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究竟该如何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本文特对此进行探讨，以求对相关院校有所借鉴。

一、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与特征

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中外学者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论述。

我国知名教育专家王战军教授给研究型大学下的定义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丹莫特教授对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和氛围作了如下描述：知识的传播和创造――教学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向学生传授最新的成果，学生感到学知识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在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学生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一种研究型的文化中成长，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知精神。

美国卡内基教学研究会认为：所谓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以研究为重点，开展高层次研究教育，并拥有可观的研究经费来体现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学。但其对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反映出对研究型大学概念的认识仍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

尽管中外专家对研究型大学还没有一个确凿的定义和权威的评价体系，但是教育界人士对研究型大学基本持有共性的理解与评判，即研究型大学必然要将创新精神蕴育在教学、科研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在推动社会知识更新和科技进步中展现出深厚的实力和重大的作用。如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中，学术声誉、国家级重点学科数、两院院士和长江学者数、国家级三大奖获奖数、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数、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国家级纵向科研经费的总额、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博士学位授予数等旨在表明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实力的参考系数经常被列入其中。2002年10月，由武书连领衔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表了中国研究型大学评价标准：将全国所有普通本科大学的科研成果得分降序排列，并从大到小依次相加，至得分累计达到上述大学科研成果得分的61.8%为止；各个被加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以此为标准，2002年至今课题组每年评出30余所中国研究型大学。该评价标准似乎更侧重于科研创新能力在研究型大学中的权重。当然，这种评价标准是硬性的，并且必将随着中国大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界对研究型大学内涵认识的深化而有所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型大学”与“一流大学”的概念并不等同。在我国各高校的奋斗目标中，建设“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并存，因此，有必要将二者间的关系加以明确。“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二者之间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一流大学具有相对性，它强调的是一种水平、一种地位，具有在一定的指标体系下相对排名的性质，例如国内一流、国际一流；而研究型大学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它更强调内在性，是达标性的国家指标体系下的概念。简单地讲，研究型大学重在建设，重在过程；一流大学重在评价，重在结果。就国际高等教育状况来看，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但是二者之间却没有可逆性，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和档次不一定都很高，有高水平和一般水平之分。

在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先后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和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实质上就是要重点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的一个目标，其根本目的是要培养治国之才、创业之才、学术大师这些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同时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

二、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目前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中，大部分是在世纪之交由原归属行业部门而划归教育部直管的。近十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观念、办学思路也正在经历着不断调整与重新确立，在面临日益严峻的高等教育竞争的同时也迎来了更新办学理念、提升办学层次以及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契机。

1.行业特色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机遇

一是当前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大改革的时代。新世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必将带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更加广泛深入推进。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空前激烈和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教改革方兴未艾，国际国内交流日趋加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层出不穷，这不仅为我国高校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刚刚转型的行业特色大学拓宽了办学视野和办学思路。开放办学、提倡竞争的发展氛围也为能够适应形势、抢抓机遇的行业高校加快和实现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了可能。

二是高等院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视。大学不仅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性创新的主力军，而且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都明确提出，要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形成一批能够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型大学。在后续推进的“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中，进一步凸显了对行业特色高校的支持。对于高水平特色型高校来说，从过去的行业办学到融入国家规范的教育体系、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尽快将自身的发展目标聚焦和调整到国家需要的领域中来，这也为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实现全方位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驱动力。

三是质量和特色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随着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分层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行业特色型高校因其自身发展历程的独特性，拥有一般高校所不具备的固有优势。在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中，强化特色意识，实施特色竞争战略，已成为包括高水平特色型高校在内的各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也从政策和资金投入方面加强了对高校办学特色培养的指导和引导，这为特色型高校进一步密切与行业部门联系、保持和彰显行业优势、特色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建设研究型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教育部就在积极推动部分高校与原主管部门的共建，一些行业特色高校纷纷建立校企合作理事会、校企合作委员会等以加强与行业的联系。而行业高校自身也在有意识地强化特色发展和特色合作。2011年10月，11所拥有“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北京组建北京高科大学联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进行全方位合作的高校联盟，也进一步凸显了办学特色。

2.行业特色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发展理念与办学文化方面，由于自身发展受行业办学的限制，原行业管理的高校易受封闭、狭隘、僵化思想的束缚，与开放教育思想、先进教育理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基于原来的行业联系，使得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获得有力支撑，一些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在办学文化中蔓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改革停滞不前，尤其是在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深学问探究和对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的高端服务方面存在欠缺，进而影响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迈进。

在学科建设方面，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学科发展普遍不够均衡，仅有几个学科实力较强，其他学科则总体较弱，因而在推动交叉学科发展、打造创新合作平台方面显得学科支撑不足、基础不够雄厚。同时，由于有些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学科发展战略上重点不突出、力量不集中，甚至对有限的资源采取平均配置的方式，导致传统优势学科在学科实力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对于部分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来说，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合理架构学科体系，在协调发展和特色发展中，实现既有特色保持和优势凸显仍是一个主要课题。按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学科层次仍然有待提升。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行业特色型高校失去了与原行业部委血脉相连的联系，不仅能够获取的纵向资源大大减少，与行业的联系也逐步由“紧密型”转变为“松散型”，行业特色有所削弱。体现在科学研究上，行业特色大学的科研力量与行业内部的科研机构相对独立发展，缺少有效联合和协同创新的方式，一方面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也难以在重大应用领域取得突破。体现在人才培养上，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行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脱节现象，使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以契合市场的实际需求，人才培养质量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发展路径探析：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应推进三个转变

与其他高水平大学相比，正在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行业特色高校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从发展路径分析，行业特色高校尤其需要在战略愿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实现三个深层次转变，并以之引领迈向研究型大学之路。

1.从高水平到研究型：实现战略愿景与目标定位的转变

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目标的渐进过程，其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对发展目标的大胆愿景以及把愿景转化为具体目标的明确规划，形成优先行动框架，找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虽然一般行业特色高校都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笼统目标，但相对研究型大学建设而言，应该有清晰具体的发展愿景和目标定位，而这种愿景与定位尤其需要突破原有的思想羁绊。

一是办学思想的转变。行业特色大学必须积极转变传统的办学观念、办学思路，从以狭隘地为行业服务为主的办学思想向更加注重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关注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和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办学思想转变，以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勇攀高峰的自信心，团结、凝聚师生智慧和力量，向更高水平的研究型方向努力，围绕宏伟办学目标，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提升标准。

二是目标定位的转变。参考研究型大学指标体系和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般行业特色大学要把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战略愿景转化为具体目标和战略规划，必须立足自身的优势去拓展，在目标定位上不再局限于某个行业的当下需求，而是要瞄准国家需求和世界前沿，努力在相关领域取得科学技术研究的覆盖和领先，抢占学术制高点，为达到研究型水准、增强竞争力而有所为、有所不为。特色型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重在质量的提升，而非规模扩展，要把重点集中在几个最重要的科学领域，达到国际国内一流水平。

三是服务面向的转变。行业特色型高校与本行业共发展、同进步，逐步成为本行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使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但作为研究型大学而言，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需要行业特色型高校在继续坚持和强化与行业合作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富活力的前瞻性思想、更具人文关怀精神的大学气度服务整个社会，服务于国际及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和重大社会需求，发挥出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应有的作用。

2.从实践能力到创新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及模式的转变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大学类型，其类型的特征性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职能活动均表现出浓厚的研究性活动特征。行业特色大学因与行业需求的紧密结合，人才培养体系往往具有重视实践能力的特色，与研究型大学的指标相比，应用性强而研究性、创新性不足。这就需要在原有人才培养模式上，从培养定位和培养模式上向研究型大学方式转变。

一要通过学科综合、跨学科等途径以及宽口径、厚基础的课程体系，形成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拓展研究性思维。学科体系向门类齐全、综合化方向发展，实际上是为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发展边缘学科、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研究型人才奠定基础。

二要推动主要教学环节的改革，形成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要积极探索本科生早期参与科学研究的途径，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充分利用研究生和研究项目的巨大资源，提高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质量，营造研究型的学术氛围，以发现知识和创新知识为学生培养的核心目标。

三要增强开放性，加强国际化办学，营造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国际竞争意识和能力的氛围。要充分发挥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学术交流的优势，着力培养能够挑战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人才。

3.由产学研合作到重大理论突破：实现科学研究重心的战略转变，形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科研体系

研究型大学要注重基础理论和战略性应用研究，并以之体现核心价值。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在既有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提升研究层次，在与行业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的分工中，将研究重心转向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突破上，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一要明确校企定位，凸显高校科研体系的综合优势。传统观点认为，新知识来源于科学系统，主要是通过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内的基础研究实现的。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行业自办的研究院所应该是有区别的。据此，行业特色高校应围绕原优势特色学科进行拓展，实施与其他高校、与原属行业差异化发展的科研战略，立足行业领域，提升研究层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形成独特的学科群优势，充分体现学校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以及促进行业进步的推动力。

二要拓展服务面向，打造为国家战略和行业服务的技术创新平台。高水平科研基地是支撑学校优势学科发展、承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产生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汇聚和培养杰出人才、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研究型大学特点的集中反映。行业特色型高校无论是为行业服务，还是为研究型方向努力，都必须依托优势学科，全力构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基地，使学科建设直接对接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并且在拓展服务面向的同时打破视野和体制局限，深入推进协同创新。

三要巩固原有产学研优势，建立新的合作机制。随着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加大、高校与原行业的脱离，行业特色型高校与原行业院校的连带关系日渐松动。但对于建设研究型大学而言，实践仍然是创新的动力，产学研的结合仍然不失为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条捷径。为此，行业特色高校在战略上必须保持原有的机会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与原来的行业部门建立起新的可持续的合作机制，真正形成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周其凤,王占军,等.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李凝.解析“研究型大学”[N].科技日报,2002-12-04.

篇2

二、经济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研究方法的数学化

 

经济学早期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主要以历史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甚至《国富论》被很多学者视为政治学著作(克罗普西，2005)。但它后来却开始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进程，至今一直延续着。经济学研究目标就是要精确地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且社会发展使得经济问题不仅成为个体活动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很多经济问题可能演变成政治与社会，甚至国际问题的特性使得准确地分析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必然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来进行，对社会各界来说，重要经济问题模棱两可的阐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就变得相当现实且紧迫。显然，经济学提供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就必须精确，否则会造成个体经济行为失败，甚至引起国家经济混乱。数学化不仅能够帮助经济学实现精确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够为经济行为决策提供_个精准的蓝图(至少经济学家主观愿望是这样)。30年代的大萧条使古典经济学缺陷与不足凸现，引起凯恩斯革命，很多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产生怀疑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但是这不仅没有使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的进程受阻，而是继续着这一进程。大萧条加剧了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同时强化了经济学精确分析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诉求。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解释必须尽可能地定量和精确化以便制定相应的经济对策，而且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分析、论证要尽可能地通过精细化来满足政策操作性要求，这促使经济学不断数学化。很多经济问题就要求经济学准确说明经济变量之间关系以及相应对策，迫使经济学研究走向数学化定量分析之路，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既是经济问题影响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应对紧迫性反应。

 

每一门社会学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用的学科，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的特征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个人、社会生活影响非常重要。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对经济活动正常周期性调整都难以接受，这使得经济学不能完全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在没有统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标准情况下无休止地争论。当一个人或者政策决策者应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时，他就需要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选择，比较各派理论优劣。经济学各派理论在被应用选择中竞争着，为了在明确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标准下进行理论竞争，经济学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数学化道路。

 

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使经济学成为_门独立的学科，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的相关论述要详细得多，但是斯密并没有将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经过严密数学化的论证。这就使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理论难以分出优劣而导致了经济学领域的无穷纷争，从而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实践。尽管市场经济的实践早于‘‘看不见的手”理论出现，但是无论市场经济实践与否，支持和反对‘‘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经济理论者都面临用双方可接受的方法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市场经济实践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经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等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形成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较好地得到证明。尽管后来的理论证明，马歇尔理论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证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参见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m,后者则是阿罗一德布鲁一般均衡的证明。但是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让其他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理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发表“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完整数学形式化体系建立完成。

 

当然，20世纪证伪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推动了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在以卡尔波普尔为首的科学哲学家们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后掀起的证伪主义思潮对各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学数学化倾向恰好迎合这种思潮，并促进了数学化进程。

 

前面叙述了经济学数学化的原因。但要知道，这些原因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发展之中。这些社会科学为什么没有达到像经济学那样的数学化程度，建立较为完整的数学形式化体系呢?也就是说，经济学为什么能够数学化?

 

所谓数学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设的基础上以明确的概念、统一的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得到明确的结论。只要演绎推理的逻辑是严密的，那么假设与结论之间就有相同的真伪性。换言之，数学化的理论使得检验其结论的正确与否和判断其假设是否合理之间具有‘‘替代性”进而可以对此理论进行判别。下面阐述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理由：

 

(1)经济学在实证主义下，以统_理性经济人的逻辑研究经济行为规律具有较好的客观性。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经济人这一分析逻辑“公理”假设。尽管对此争议颇多，但是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假设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经济利益是它们重要的关注目标，当然，不排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关注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人往往要直接承担经济行为后果以及很多非经济行为后果可以用经济方式解决(如赔偿、保释和雇佣律师等)，这样_来，经济利益对每个经济行为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影响甚为重要，因此_般意义上讲，经济行为人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为主要的关注目标。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毋庸置疑，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强，这是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这种行为选择可能受非经济利益目标的影响而使其客观规律性不如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逻辑来分析经济问题、现象所得到的理论，相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有较弱的客观性，而相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则比较强。这可能是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接近之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经济学清晰、明确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基础条件。在经济学学术史上，关于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现在，以效用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在争论中被广为接受，这是_个事实。毋庸置疑，效用价值论的确立对于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效用函数及其相关数学工具的引进使得消费者选择可以简化为效用函数的最优化问题。同样，成本、收益和利润等概念以及物理学中均衡、弹性等使经济学数学化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很显然，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对经济行为的“理性经济人”单_化假设才使得这些数学化的概念得以引进，数学推理成为可能。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数学化程度较低受制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人的行为是追求多元目标，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很难运用数学推理的分析方法，因为数学推理需要逻辑上的一致性，行为选择在多元目标下就难以保证选择依据始终如一的逻辑。这也是经济学数学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以理性经济人的逻辑进行选择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来说，在经济行为的选择中除经济以外的其他目标不是首要的。

 

经济问题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经济研究方法的数学化。但是经济学数学化过程中使得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人至少部分丧失了生物性与社会性，经济行为人变成_个信息充分且有计算能力的机器。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经济决策与行为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的数学化进程也使得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单_化倾向，经济行为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特征丧失。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重视，而将合作视为顺理成章而被忽视，实际上伴随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会因素。

 

即便这样，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初期遇到的问题并不明显。在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情况相对简单，经济决策与行为所需信息与计算能力要求不高，经济个体的决策与行为尚没有遭遇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另外，脱离传统社会的贫困，初期现代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掩盖了经济活动中个体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因此，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了主流经济学数学化，并且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

 

三、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促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回归与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依赖已经变得超越经济个体的生理承受能力。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效果受到质疑变得日益明显。实际上，经济复杂性使得经济行为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决策面临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但是现实经济活动不会因此停止，现实中的经济个体在信息与计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决策与行为呢?显然在此种情况下，理性人的最优化行为的数学化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就降低了，经济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_些传统经济学方法在逐渐回归中不断发展。

 

—方面经济问题的现实性推动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制度经济学等发展就是要将经济行为人置于社会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复兴与发展，并且与数学计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逻辑而建立起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同时使得经济行为丧失社会性。作为_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因此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只有经济利益单一维度，还有“行为“意义”和“情感”维度等(汪丁丁语)。这样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需正视经济行为的多维涵义，这可能破坏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经济学批评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不是_般的社会行为。而且行为和意义维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经济学数学化，因为有时行为和意义维度与经济利益维度可以统_起来。当然，对经济行为的多维度关切将使经济学家面临保持和发展经济学数学结构体系的严峻挑战。经济行为的单维度假设和多维度关切使经济学家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经济行为遵守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与否将是影响经济学数学化的重要因素。面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经济行为人依赖于_些制度与历史惯例进行着经济决策与行为，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等的发展背景就是经济学研究对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

 

另一方面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关注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为了将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加以还原，使他们的生理特征与计算、信息处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现，经济学创造性地将实验技术方法与生物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为基础。随着对人的脑科学的研究深入，探索行为背后的生理基础成为可能，也是让经济学返璞归真的必然。人体，特别是大脑扫描技术(如核磁共振技术)进步使分析人的行为生理机制不再遥不可及。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为行为经济学奠定生理基础，加快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学数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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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经济分析数学思路拓展在经济学中，数学分析法能科学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经济现象，尽可能减少经济分析误差，具有其他经济分析法不具备的优点。在基础经济分析理论基础上，数学方法的应用有利于完善经济分析体系，对经济分析基本概念定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人类经济活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无法适应于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需要一种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法，以此弥补传统经济分析的缺陷，这样数学方法的作用得到了凸显。数学分析方法不仅能在经济分析范围内较好地融入和更新人类活动，还能分析和比较原有的经济分析体系，为经济分析带来更加有效的计算方法，避免经济活动中出现决策失误。

二、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一）经济数学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极限理论作为大多数数学理论概念的基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数学中，当然在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及金融管理等经济学方面也比较常见。极限理论主要体现事物增长和衰竭的规律，包括设备的折旧价值、放射性元素衰变、人口增长、细胞繁殖等。在经济分析中，采用经济数学的极限理论可以更加准确、快速地计算出储蓄连续复利，包括对连续复利中本金和利息之和的计算。

（二）经济数学函数模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1）供需问题在金融分析中，通常会涉及到函数关系，那么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模型，能有效地解决金融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在对市场供给和需求问题分析时，在充分了解经济数学函数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有利于更加明确地分析市场供需问题。在供需问题中，商品价格、商品替代程度、消费者价值取向等都会对市场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商品价格为例建立的函数关系包括两种，即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商品往往是随着价格上涨，供给量增加，可见供给函数的一个增函数；而商品随着价格上涨，需求量会不断降低，需求函数是一个减函数。因此市场经济中供需问题，可以看作是价格逐渐向供需双方均满意的方向发展，即价格的决定问题。（2）成本与产量问题在金融经济中，研究成本与产量两者关系时往往会涉及到成本函数。在产品价格与生产技术保持一定的情况下，成本与产量之间会形成某种函数关系。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成本与收入、收入与销量的关系，那么将生产出的产品销售出去，生产者将获得收益，这样又涉及到收益函数。通过对各类函数关系分析发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应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关系，能达到高效率的分析目标，帮助生产者和经营者更好地处理成本与产量的关系。当然在经济数学专业教学中，适当地引入金融经济分析案例，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分析能力。

（三）经济数学导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导数知识，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另外一个概念为边际概念。将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常量引入变量，是经济数学导数在经济学中的一个典型，同时也积极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边际函数包括边际利润函数、边际需求函数、边际成本函数以及边际收益函数等。利用导数能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经济学中自变量的微小变化，并分析该情况下因变量的变化趋势，以便更为客观地研究函数的变化率。针对成本函数，对一种产品固定产量下的边际成本进行计算，将其与平均成本进行对比，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商品产品变化情况，从而科学地扩大或者缩小商品的生产产量。若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需要缩小该商品的生产量，反之则扩大生产量，使生产厂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对函数相对变化率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经济分析中的弹性进行研究。以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为例，采用弹性能客观地获取一个价格值，若价格值大于商品价格，那么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大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反之则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小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有利于帮助厂家及企业制定合理的商品价格。

（四）经济数学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与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息息相关。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经济活动往往存在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函数关系表达；若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函数关系，各种变量关系需要通过微分方程进行表达。微分方程是一种函数关系，主要包括微分、自变量及未知函数等。针对较为复杂的金融经济问题，无法用导数或者函数表达量与量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微分方程，能直观地展现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然微分方程内容复杂，学习难度大，在经济数学微分方程教学中，老师应适当结合金融经济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出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工具性作用，从而培养学生金融经济分析能力和经济数学应用能力。

篇4

中图分类号：F014.32；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55-05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众多企业的战略性选择，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贯彻执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发挥和传递“正能量”的重要主体。受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曾倍受质疑。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运用大量的成功案例，试图说明企业可以通过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来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1]。在理论界的质疑和事实面前，“理性经济人”假设也随之撼动。与此同时，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也仅仅考虑了个体对物质层面的需求，长期以来忽略了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代营销理论强调了消费者的核心地位，随着这种理念的确立，消费者逐渐成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冲突的关键。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而言，只有当消费者运用手中的“货币选票”来为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投票——用市场力量回馈企业时，企业才会获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与动力。学者们就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相关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消费者对公司的认同、消费者对公益机构的捐赠行为、购买意愿、顾客满意[2]。以往从消费者视角的研究只是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公司评价的直接关系，而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为什么有效这一问题[3]。主要因为这些研究是从消费者行为学视角展开的，再加上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消费者消费理论对精神层面研究的缺失，使理论界缺乏关于消费者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存在偏好、为何存在偏好等问题的本质原因的探讨，尤其为什么不同消费者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证上应有的关注及研究——这仍然是一个理论空白[4]。

刘松柏等（2012）初步研究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心理根源问题，提出了用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框架，认为应该从心理安全感、道德、伦理等角度入手，引入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构建扩展的效用函数，从而解释消费者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因以及消费者偏好和购买决策问题，但是仍未深入地就各个精神需求维度进行全面论证[5]。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特点就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6]。本文拟运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消费者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质原因，探求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作用的理论基础，这将有助于论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一致性及其前提条件，并为企业制定与实施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及项目提供建议，帮助企业有效地发挥社会责任的正能量。

二、相关理论

（一）消费选择理论

1“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作为消费选择行为的假设前提，“理性经济人”长期以来受到了大量的批判与质疑，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也仅仅建立在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需求的基础上。阿玛蒂亚·森（2000）通过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假设，他认为经济学用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是非同寻常的，并强调经济学应关注的是“真实的人”[7]。“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与研究方法的有限性是离不开的，然而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研究复杂问题的方法不断增加，这一以“简化”为目标而做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应得到相应地修正，以保证经济学研究不断接近“真实的人”。因此，李大凯（2012）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原则下，在继续遵循“理性人假设”核心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现实以及相关批判修正理论，实现对基本消费选择模型的合理性重构，他提出了修正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在其所能掌握的所有信息以及预算决策能力之下，在其特有的效用构成层面以及利益权重的偏好系统之下，通过成本—收益权衡始终追求收益的最优化，即既定效用满足水平下的最小成本，获既定成本下的最大效用满足水平[8]。这一假设在由价格和收入因素所决定的物质需求之外，将人们对心理安全感、道德、伦理等精神需求纳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从而为传统的新古典消费理论框架之外的复杂多元化的消费行为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范式和视角。

2消费选择新理论该模型是由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本文运用该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效用问题。

主流经济学分析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人类的行为是自私的，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被动的效用最大化者，它只是从市场购买中获取效用，传统选择理论既不能说明偏好如何形成，又不能预言偏好的影响，故而经济分析中一般倾向于将偏好作为外生变量，以往的经济研究中并没有对消费者偏好理论进行深入探讨[9]。因此，深入探讨偏好形成的根本原因、效用构成与偏好的影响是完善传统选择理论的必经之路。

Michael和Becker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个体是一个主动的效用最大化者，它也会从事广泛的生产活动和投资活动[10]。并据此对消费者理论进行了重构：个体可以用市场商品、自身所支配的时间、技能、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生产出作为他们的选择对象的商品，从而使得其效用函数取得最大值。用公式来表示，即一个个体试图使以下函数取得最大值：

式（2）中，Zi为进入效用函数的商品选择对象；fi为第i种商品的生产函数；Xji为生产第i种商品投入的第j种市场货物或服务的数量；tji为第j个人自身的时间投入；Sj为第j个人所投入的人力资本；Yi为所有的其他投入。

Zi没有市场价格，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于购买或出售的，但Zi确实有“影子”价格，“影子”价格取决于Zi的生产成本。如果fi是和tji的一度其次式，那么边际成本将等于平均成本，并且Zi的“影子”价格可表示为：

πi=kj=1αjipw1，ww1，S，Yipj+lj=1βjipw1，ww1，S，Yiwj （3）

（二）顾客感知风险、安全需求和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1消费者感知风险

Raymond Bauer最早从心理学延伸出了消费者感知风险（Consumer Perceived Risk）的概念，他认为消费者的任何购买行为，都可能无法确定其预期的结果是否正确，而且有些结果会令消费者不愉快——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11]。之后学者们对感知风险进行了研究，多数都赞同CUN—NINGHAM的定义，认为感知风险是消费者对某件事情造成损失的预计，它是由对两个因素的判断而形成的：一是不确定性，即消费者对于某件事情是否发生的主观概率；二是后果严重性，即如果事情发生后，其结果的危险性”[12]。当“人们在社会环境中感知到的威胁或风险刺激超过了本身控制和释放、能量的界限时”，就会在内心形成“一种主观感知或感受，比如创伤感、危险感、焦虑、无力感和不确定等”，这便是不安全感[13]。现代社会，不安全感成为了消费者的一种常态[14]。当消费者存在感知风险时，便产生了个体认知上的不平衡——安全需要。只有消费者感知风险降低，才能使这种安全需要趋于满足。

2安全需求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low（1968）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列成阶梯式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它们与生俱来，并构成了不同的等级水平，成为个体行为的动力。其中，安全需要是“指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15]。通过观察，他发现人们“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16]安全需要使个体趋向或获取环境中的安全因素或条件而避开或去除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或条件，从而消除认知上的这种不平衡状态，获得安全感[17]。 当消费者有能力获取这种安全感时，便形成了安全需求。

本文定义的消费者安全需求是指：消费者由于在消费的过程中感知到风险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对安全的需要，当消费者有能力通过自身行为获取对购买行为的控制感从而获取心理安全感时，便成为了消费者安全需求。可见，安全需求是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构建扩展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及消费选择模型，必须研究消费者为满足其安全需求所进行的活动。

3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最早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马斯洛在提出需要理论时首次对心理安全感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心理安全感就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而后有很多心理学者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丰富，普遍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主观诉诸于客观的感觉，是人们对自身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控制感。但布列茨（Blaze）则反对用定义界定安全感，并提示只要抓住“主宰”与“负责”这两个关键词，就能看出安全感背后隐藏着“控制”这种感觉[18]。

对于这种争论，部分学者赞同布列茨将“控制”一词引入安全感概念的观点，如安莉娟（2003）、从中（2004）、孙思玉（2009）等。部分学者则赞同Maslow的观点，例如，于世刚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的安全需要进行经验描述和理论建构，认为人的安全需要可以分为确定感（Certainty）、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Freud和Maslow，1945）和控制感（the Sense of Control）（Rotter，1972）3个层面[9]。

心理学研究将安全感区分为特质安全感（整体安全感）和状态安全感（具体安全感）。整体安全感类似一种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不随情景而轻易变动，而具体安全感随着具体的情境会发生变化[20]。姚本先等探讨了安全感的心理发生机制，并强调状态安全感是个体基于客观事物与安全需要的认知评价下产生的情绪体验，而特质安全感则是在随着安全感需要的发展、认知的深化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情感体验，同时特质安全感又会在具体情境中以状态安全感的形式表现出来[21]。因此，个体需要通过认知客观事物来获取安全感。

本文采纳布列茨的主张，将控制感和确定感引入消费者心理安全感（Consumer Psychological Security，CPS）的概念，认为消费者安全感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对处置感知风险时的有力感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消费者必须通过各种努力，“生产”并“消费”心理安全感。能够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并深化认知的信息可以来自于以往的消费经验、媒体、亲朋好友的交流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

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指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直接相关的信息（李正等，2007）。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1971年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出版了《企业社会责任》一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层同心圆的概念：同心圆的最里圈代表企业最基本（如工作、产品和经济增长等）的经济方面责任。同心圆的中间层包含的是在关注到社会价值与优先权的变化下（如讲究公平、重视雇佣关系、重视消费者的信息反馈、注重环境保护以及对考虑安全防护等）而采取的措施。同心圆的最外层是更多地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是商业行为为促进社会环境发展而需要采取行动的部分，是对那些尚未成形、新出现的企业责任的描述。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22]。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以往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划分。国际会计公司Ernst和Ernst于1978年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划分为环境、能源、公平雇佣实务、人力资源、社区参与、产品、其他等7个大类。美国的全国会计师协会（NAA）（197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领域包括社区参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产品与服务等4个大类。Trotman和Bradley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应包括6个大类指标，即环境信息、能源、人力资源、产品、社区参与和其他[23]。Gray R H等回顾了Trotman K T（1979）、Guthrie（1985）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所做的分类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包括15个大类[24]。

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内容可知，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尤其是消费者问题类、健康与安全类等的信息能够增加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认知，因此有助于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如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等，故可成为消费者“生产”安全感的信息来源之一，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最终促使消费者选择该企业的商品。大量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对消费者反应产生影响，Brown 和Dacin通过实验设计和实地调查方法，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25]。此外还有大量研究发现消费者会通过价格支付来支持或惩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或较差的企业[26～29]。卢东基于归因理论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利他归因会正向影响消费者的企业态度和产品感知质量，而利己归因会负向影响企业态度和产品感知质量[30]。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的揣测，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本文暂不考虑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利己归因，仅考虑消费者正面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情形；将消费者负面考虑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情形另行探讨。

3 消费者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活动

根据信息搜索的二阶段理论，消费者信息搜索分为内部信息搜索和外部信息搜索阶段。内部搜索指的是在记忆中搜索相关信息；外部搜索是指在记忆以外的信息渠道中搜索相关信息，如包装、店内陈列、广告、杂志等[31]。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例如新闻、广告、企业主动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可见，消费者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动地、无意识地获取，例如通过新闻了解到某企业的慈善活动、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等，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知觉处于前注意阶段；另一种则是主动地、有目的地搜索，例如通过互联网搜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知觉处于特征整合阶段。在这个信息搜集和处理过程中，不但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t），且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消费者个人搜索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由于知识、技术、思维基础的影响，决策者对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或者因为对某些技术不了解而无法做出准确的认知[32]。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消费者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这种搜索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可以被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入（S）。

三、安全需求效用函数构建及最优化分析

根据以上论述和贝克尔的消费者选择新理论，为了满足自身安全需求，消费者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来“生产”并“享用”消费者心理安全感。将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投入要素所产出的消费者心理安全感总量（Over all CPS made from CSR，OCC），记为“C”。相应地，称由OCC满足的安全需求实际上就是“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记为DCSR。将除了OCC之外的消费者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记为Z。根据贝克尔在消费者选择的新理论中构建的效用函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OCC主要是根据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量和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来决定的，前者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tc），后者则取决于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Sc）（其他投入忽略不计）。假定Cctc>0，CcSc>0，这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提高其收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生产率。

为了分析“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享受OCC”的消费后果，OCC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注明日期。在任一时点j上，OCC的产量Cc取决于该时点上分配于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时间tcj以及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存量Scj，后者可部分地通过不断累积先前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这一“边做边学”的方式生产出来：

为了分析简便，假定效用函数同式（4）所表示的各个时期效用函数的折现值之和。C和Z是指一定时期的商品，并且折现率由时间的偏好所决定。即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消费者全部财富的约束条件为：

式（8）中，twj为第j时期的工作小时数；bj为这段时间的财产收入。

消费量的最优分配方案取决于它们的边际效用比与影子价格比相等时的消费量：

影子价格等于增加1单位商品产出的边际成本。对于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而言，其边际成本是复杂的，因为在任何时点j上，OCC的生产对随后的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都有正面影响，可看做是在时点j上通过降低j点上的生产成本所生产出来的OCC的投资回报。

可以推出，在时点j上，边际成本等于：

式（10）中，w为工资率（假定对于所有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r为利息率；n为寿命；Aj为消费者对OCC依赖行为的影响，它可用于度量未来时间投入的储蓄价值，这种储蓄来自在时期j内所生产的C对随后投入的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假定πZ并不取决于年龄的变化，πc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下降，根据式（9），消费者对OCC的消费量将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由此可见，随着消费者不断地接触和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其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生产并消费OCC的成本则越来越低，从而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生产并消费OCC，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消费者对OCC的需求曲线越富有弹性，则用于收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时间越有可能增加。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消费者只关注产品价格及通常意义上的质量，而不考虑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而有些消费者则倾向于购买社会责任口碑较好的企业的产品，这是因为消费者对OCC的需求曲线弹性是有所不同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心理因素，用贝克尔（1996）的消费者选择新理论对消费者行为进行最优化分析，深入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感从而满足消费者安全需求的过程与成本，从而从精神层面解释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需求的本质原因。消费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根源在于内心对安全的需求，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消费者将偏好于那些能够给他带来更大心理安全感的厂商所提供的商品。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能力和需求将不断上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行为。同样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对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也将越来越有效。由于消费者心理构成的不同，个体的效用函数之间存在着差异，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便解释了为何消费者之间对企业社会责任反应存在差异。因此，对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较大的消费者，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将起到积极的善因营销效果，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也将对企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则恰恰相反。企业应充分识别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有针对性地制定“消费者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计划，从而保证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使企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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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篇6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sv。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gy=YtYt=ItIt=σs。可见，哈罗德增长模型和多马增长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故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y是由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共同决定的，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

3、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将时间因素引入储蓄—投资分析中，用增长率的概念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实现了动态分析；从“加速原理”出发，强调投资增长决定于收入增长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认为投资行为不仅能增加投资的需求效应，更重要的是投资能提高供给能力。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说明了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储蓄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条件有如“刀刃一样脆弱”。而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作用机制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该均衡是极不稳定的。

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和斯旺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进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该模型表明储蓄一方面可促使资本广化，另一方面也可促进资本的深化。

2、增长过程的稳态。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资本停止变化而成为常数，从而得到使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即黄金律储蓄率。当储蓄率大于黄金律储蓄率、人均最优资本存量也高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时，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费水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中的过度储蓄是无效率的。

3、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均衡是稳定的，并总是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短期内，产出的增长率可能因储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长期内，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并且过度储蓄对经济有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负影响。不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静态最优资本积累。另外，新古典模型关于均衡收敛的预测并未实现。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因此把经济的长期增长仍归因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于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此时的增长理论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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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之争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说,认为"在自由经济中,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①第二类以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为代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除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企业责任,一般还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②第三类,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与企业责任几乎等同的属概念,其涵盖各种企业责任。美国佐治亚大学的阿奇?卡罗尔教授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在某一时间点上社会对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和合理期望"。③笔者认为,存在此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对概念的界定范围不同。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宏观上看,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企业的兴衰存亡都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相对于社会来讲,企业的所有责任都是企业社会责任。而从企业角度出发,企业的责任又分为对内的责任和对外的责任,对内企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才能有能力对社会承担责任。另外,还要注意企业所指的范围,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由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因此,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的是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性企业、社会企业等只是非典型的企业。如果企业的范围没有界定清楚,存在争议也在所难免。

    (二)动机之争

    除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也存在很大争议。曼尼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要素之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按照法律规定而采取的社会行为仍属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反对者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非公司自愿的利他行为,而是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外部性"④。与此同时,大部分国学者都在呼吁企业要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目的而不是盈利的手段,更有人提出企业作为"企业公民"应尽与公民相同社会责任的说法。

    从企业成立的初衷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将很快湮灭于激烈的自由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无从谈起了。"企业公民"更是有别于真正的公民,因为对普通公民来说法律都会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而企业如果经营失败就会面临着破产解散,因此,企业永远会将生存与发展放在第一位。另外,如果企业的目标多元化,必将对经营者决策造成迷惑,甚至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找借口,以社会责任作为伤害股东利益的挡箭牌。而且,根据"激励不相容原则",会有经营者为自己谋私利的风险。其实,在科学管理方法和可持续发展观指导的今天,企业追求利润的目光变得更为长远,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会那么明显。有时甚至,会为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来牺牲短期、眼前的利益,我们称之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对现代企业来说有且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事实上,企业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并不阻碍其承担社会责任,反而会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动力。

    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实质上是,由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作用下企业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主动实施的正外部性的最大化与负外部性的最小化。也就是说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就像引渠人一样,制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就如自上而下的水,承担社会责任自然水到渠成。总之,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只是责任的最后承担者而已。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及层次划分

    同概念一样,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及层次划分也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其中,卡罗尔的四成分责任说最具代表性,在他构建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从低到高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种责任。而争议也是由不同的概念界定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等同于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还是包含它们的呢?正如概念中提到的,此争议是由于角度不同所致。笔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分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其内部责任当然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内部责任大致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外部责任,它是由企业在履行内部责任时产生的正外部性。相对应的也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如图:内圈为企业的内部责任,外圈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虚线代表两者之间互相占据的变动状态。内圈中的经济责任包括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必须生产产品、支付工资等等的经济活动中的责任;而外圈中的经济责任则是由内圈经济责任带来的外部性,正外部性如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就业岗位、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等等;负外部性如产品质量问题、职业病、拖欠工资等等。内圈中的企业法律责任是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履行的法律明确规定的企业义务,一般情况下法律责任会包含经济责任,故二者在事实上难以区分;而外圈中的法律责任就是企业在履行内圈法律责任时产生的外部性,负外部性最小化如:企业履行环境法时,会对环境产生最小的破坏,履行劳动法时,会提供最低工资等等,其中提供最低工资是由经济责任过渡过来的。企业道德责任是基于社会道德要求的并期望企业承担的正常职责范围之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属于企业自愿负担,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行为,它与道德责任的区别在于,如果企业不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也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同理,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亦是如此。企业在逐利的竞争过程中,因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限制,会为了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得到更广的宣传、获得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而为此付出合理的成本,这就是内圈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当然,这会为社会带来一定的正外部性,因此,也就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目前看来,企业承担的内部责任大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于企业内部责任是企业主动、积极去承担的,而外部责任则是由其外部性引起的,因此,如何去合理的调控、运用这个外部性,是企业发挥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这就对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长期争议,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基础密切相关。不同等理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有所不同的。但经过仔细推敲、逻辑推理后,会发现各个理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通的。并可以由此得出统一的结论,就是企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承受者,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1)社会契约理论与囚徒困境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不同个人基于社会契约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企业的行为实际上就成了一组复杂契约系统的均衡行为。⑤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满足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契约的要求,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满足社会契约对企业行为的期望与要求。⑥也就是说,是在社会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根据"囚徒困境"理论,企业都是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都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社会没有良好的企业也社会责任环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比别的企业付出了跟多的成本,也就减少了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在此情况下企业是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也体现了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性。

    (2)公司治理理论、企业竞争力理论与企业价值最大化国外更流行的观点是,寄希望于调整公司内部的治理机构中,希望能通过合理的监管配置来起到监督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实际上,如果明白企业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道理就会明白,这样做只会徒劳无功,甚至如"囚徒困境"理论中所述,会导致企业的经营失败。而企业竞争力理论认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这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很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是道德概念的学者最终也会以此来劝说企业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仍然证明了企业最终的目标还是价值最大化。这一点对政府在制度调控政策时,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政府应该利用企业的这一明确目标,制度适宜的监管与激励制度。

    (3)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博弈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在作出决策时除考虑股东利益以外,还应考虑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供应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区等等的利益。因此,企业除追求利润最大化外,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实这一理论的推断在理想状态下没有错误。但是,现实中企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与个人如员工、消费者的博弈中占据着博弈的上风。首先,对员工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需求弹性大于供应弹性。而且,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工资是刚性需求。如图,在劳动市场模型中可以看出,劳动需求曲线D和劳动供给曲线S的相交E点达到均衡,该均衡点决定了均衡工资为W0,均衡劳动数量为L0。但是由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务工人员收入较低,人们靠工资维持生活,因此,在供求双方博弈时,在强大的企业组织面前,劳动力供应明显缺乏弹性,进而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至D0,即只要比生活成本或法定最低工资高一部分即可在E0达成新的均衡,这样就导致了工人工资、福利被企业吞噬。企业更不会去考虑工人的利益。

    另外,同理,垄断市场形成时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对消费者、社区来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如在购买产品时,不具备专业的识别能力,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不能很好的甄别。又如企业对社区环境造成潜在污染和破坏时,社区不能及时的察觉。在此情况下,根据企业"理性经济人"的特性,企业是不会主动通报的。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了,就需要政府制定更严厉的惩罚制度,使企业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到更高的惩罚成本,而主动考虑利用相关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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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理论，轻实践。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由于课时的限制，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大量的理论知识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就已经耗费了教师和学生很多精力，忽视了经济学的实践性；同时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实践环节很少，这就大大影响了学习的有效性。导致了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说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释当前的热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了。

（3）传统的板书教学具有局限性。同时，大部分院校的本专科西方经济学课程都是采用黑板式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包含很多经济模型和图示，单一的黑板式教学给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同学们也很难做到过目不忘，一堂课下来，黑板擦了很多遍，但是学生对模型的推导或作图仍然是云里雾里，不能对模型的整体有一个宏观把握，有时甚至是黑板一擦，脑子里一片空白，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独立学院本身的特点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虽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但独立学院不同于一般的二级学院，带有公办民助的性质。因此，在办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学院师资问题

独立学院在初创时期，其办学条件是由母体高校提供的。尤其是在独立学院的创办初期，基本上教师结构属于“三三制”，由母体高校在职教师兼任、聘用母体高校在内的退休教师和独立学院自己的教师三部分构成，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并且由于独立学院本身的性质，许多教师都把自己定位为打工者或者合同制员工，缺乏对独立学院的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

另外，随着独立学院大量扩招，师资不断趋于紧张，但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独立学院必须有自己的教师队伍，各个独立学院都加紧“招兵买马”，引进新教师，这部分教师绝大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的优势是知识结构比较系统，同时在教学风格上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普遍没有受过系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训练，缺乏教学经验，同时在教学过程也存在着一些劣势，比如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不够准确、教学方法不够合理、不会合理运用教学技巧等。这些都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独立学院教学条件的局限

由于近年独立学院大量扩招，其教学设备，硬件设施（如多媒体教室的安排等）不够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在校生的自由使用。本课程经常采用合班上课的方式，对于一个有近百人的班级来说进行教学互动是较困难的，既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又影响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了解，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特点

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偏于感性认识，数学基础薄弱。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思维方式偏重感性认识，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对逻辑推导、图、表和公式等比较不敏感。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但对定量分析方法和步骤不感兴趣。然而，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知识点需要运用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加以理解和分析，这使许多学生感觉比较困难。例如，在学习“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时，多数同学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需求和供给知识非常感兴趣；但对于学习到“需求弹性”分析的概念，涉及数学公式比较多，大部分学生就感到枯燥难学，学习效果不太理想。

（2）学习积极性不够。学生出于考好成绩或找工作的原因，最初对西方经济学学习兴趣较浓，但随着课程的深入，听不懂时学习积极性就减弱了。同时由于教学安排比较紧凑，学生往往在当堂课程学完后，对所学的知识点印象非常模糊，不能系统地归纳总结所学知识。还有很多学生认为理论知识没有用，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就更差了。

（3）学生对企业和社会关注不够。西方经济学涉及的内容覆盖面广，有较强的实践性，但经管类专业学生对企业和社会普遍缺乏深入了解。学生刚开始接触该课程会感到比较新鲜，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由于受到自身生活阅历、观察与思考能力的限制，就会感觉难度较大。就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而言，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与教师的期望更是相去甚远。

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1选择合适教材，针对专业特点合理组织教学

独立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该选择有较多的实例运用和通俗易懂的教材，比如臧良运出版的《西方经济学》，里面有一些较新鲜的案例，与生活挂钩紧密，可以选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国内外有特点的经济案例，辅以习题，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特点的教材。与此同时，为更新教学内容，教师要不断地结合当前热点，收集相关资料带到课堂上，让学生直接透过这些实例来理解所学的内容。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要做到结合其专业特点安排教学内容。比如针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侧重于宏观部分，如：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如何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如何衡量一国通胀水平等。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其日后工作也有积极作用。

2加强案例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西方经济学与实际经济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案例教学的本质是让学生从客观理论的角度来深入讨论经济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发现问题并找到对策，加深学生对基础专业理论的理解及应用，培养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如用“谷贱伤农”来加强对弹性理论的学习；用公共健身设施的例子分析市场失灵的问题等。另外，除了讲授过程中老师列出的现实案例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在某一问题或某章讲授后，教师提出一个小案例让学生分析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如在讲完均衡价格理论后，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苹果在旺季价格下降，而海景房在旅游旺季价格却上涨呢？”等案例。因学生还不具备运用各种综合理论知识的能力，这时所选的案例要紧扣所讲理论问题，不宜过分复杂。

3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

实践证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决定了多媒体教学是一种理想而实用的教学方式。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在电子课件中把经济学中大量复杂的公式的推导过程，各种图表及其变化规律清楚地体现在屏幕上，既可以节约课堂教学的板书时间，又可以通过直观的演示使学生清楚各类图表曲线的变动情况，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对于学生仍然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重点辅助板书，两者结合效果更佳。同时，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辅助教学，如将课件、习题和案例分析等放在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复习，并通过该邮箱可以反馈课程的学习效果；另外可以开设课程微博或者博客，作为师生的交流平台，推荐一些与经济学有关的时事和经典案例，教师还可以在邮箱和博客中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实现教学相长。

4利用独立学院优势，采取产学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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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6―0053―07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从最广泛的角度探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为人类在进入生态约束时代各种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硬性约束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新视角与方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而。近些年有关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在众多自然资源中，水资源既是基础性生态自然资源，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经济资源。然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人类对水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水资源稀缺、水环境恶化、用水冲突等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本文试图以生态经学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对当代水资源管理中如何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公平、高效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

1.1　生态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

生态经济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自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以来，受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业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业革命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却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最终依赖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目前全球变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及其衍生的极端气象灾害增加、水土流失、粮食减产等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正如生态经济学家所警示的那样”，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快速增长与过渡膨胀已将人类由“空的世界”带进一个“满的世界”(图1)。众多自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稀缺资源，人类进入生态约束时代。这种环境及人地关系的巨变，必然要求对传统的经济系统与经济理论进行变革。生态经济学试图“为传统经济学推理方式提供生物物理环境和道德约束”，“让经济系统能在有限的资源限制范围内，在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下有效、良性的运行”。

当代生态经济学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中John Stuart Mill的稳态经济思想及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定律。Mill认为，人口和(人造)资本存量是确定经济规模的两个基本的物理量，当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经济生产率与折旧率分别相等时，人口与资本存量将不再变化，经济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即“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的终止，人类“所有类型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都同以前有同样多的改进的机会”，“一旦人类不再专注于使经济变大，就会转向如何变好”。生态经济学家Herman E.Daly在引入吞吐量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稳态经济思想。认为，稳态经济就是把人口和财富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而在此水平上人们能享受长期而美好的生活；维持这种存量的吞吐量是低而不是高的，总是处于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围之内，因而系统是可持续的。这里的吞吐量是指从环境中进入自然资源流量和从经济系统中反馈给环境的废弃物流量。

热力学定律认为，能量既不能凭空消失也不能被凭空创造；能量在系统中的流动总是向熵增的方向发展。其中“熵”是指“单向的不可逆的变化，宇宙无序性的增加”(Clausius，1865)。20世纪20年代，Soddy首先发现了热力学定律，对于解释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生态经济学家Georgescu―Roegen进一步发展了熵的概念，并最早将热力学中熵定律引入到经济系统分析中。他认为，熵定律不仅适用于能量的转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物质转化过程；在经济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即熵的流比交换价值的流动更为基本(图2)。这里的“熵”是对有用资源和无用的废物之间定性差异的标度。

Boulding、Costanza、Brown等人对生态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Boulding在其著作《一门新的学科一生态经济学》与《宇宙飞船经济观》首次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循环经济”的理念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协同发展的初始模型，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1989年Costanza等创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协会(ISEE)，并定期出版名为《Ecologicaleconomics》的杂志，借以推动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发展。Brown，则提出了一种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从而向人们描述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经济蓝图。

1.2　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经济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物质封闭地球生态系统开放的子系统。”这是生态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观点，也生态经济学家认识世界以及分析问题的基本愿景。由此，生态经济学家推演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命题。

1.2.1　将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意味着，经济系统存在着最佳规模，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生态子系统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扩张必然会侵犯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某种损失一资源枯竭及自然空间与某些生态服务功能的消失，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成本。因而“增长是有成本的”。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成本高于其产生的价值时就会出现“不经济的增长”，因而人类整个宏观经济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图3)。另一方面，作为生态系统的开放的子系统，经济系统需要与生态系统进行不断地物质／能量交换，即吞吐量。经济增长即为吞吐量的增量。根据热力学定律，经济系统自身既不能凭空产生所需要物质和能量，也不能使自身产生的废弃物凭空消失，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的从环境中输入物质和能量并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非增长性，其容纳废弃物的能力也有限，因而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已经将人类由“空的世界”推向“满的世界”，自然向人类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日益稀缺，甚至许多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经济必须停止增长，即将经济系统的规模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持续承载力范围内。但是，停止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因为生态经济学认为“发展是指在一定吞吐量下物品和服务质量(即提高人类福利能力)的提高”。

1.2.2　在资源稀缺与停止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对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这是因为：首

先，过于贫穷的人不会考虑可持续性问题，穷人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其次，过于富裕的人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资源，这有可能剥夺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手段，从而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第三，如果在资源有限，限制经济增长以保证后代人福利情形下，就没有理由让当代的穷人继续忍受剥夺。而且穷人消费的边际效用要远远高于富人消费奢侈品的边际效用，为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有必要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第四，重视可持续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资源的代际公平问题。此外，公平的资源分配还可以产生一些公共物品，如经济稳定、较低的犯罪率，更强大的社区和更好的健康状况。

1.2.3　在“满的世界”里，自然资源日益成为稀缺物品与生产的限制因素，因而同样需要有效利用。但生态经济学认为，当社会生产限制性因素由人造资本变为剩余自然资本时，其有效利用的方式和政策也必须相应的改变。Daly指出“利用自由的市场配置稀缺资源必须牢固地限制在规模和分配的极限上”。这是因为，在对稀缺的自然资源配置时，传统市场经济手段至少隐含着以下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应当作为交易主体之一的“后代人”不可能参与到市场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中来，因而市场无法保证其利益不受侵犯。这表明由于“后代人”的缺席，市场对于“代际公平”这样的一个分配问题的失灵。其次，传统经济学试图通过对环境物品估值形成“合理价格”，并将其“内化”到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来解决外部成本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对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状态的无知，以及对其估值方法的不熟悉，人们根本无法准确计算环境物品的“合理价格”。此外，在人类逐渐由“空的世界”走进“满的世界”，价格是否能平衡与反映人类进一步消耗和破坏环境产生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仍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2.4　实现经济系统可持续规模、资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态经济学关注的三个政策目标。其中，可持续规模要求将经济系统吞吐量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吸收和再生能力的范围内；公平分配要求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并限制市场的不公平范围；而有效配置要求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对稀有资源进行配置，以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三个政策目标相对独立。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不能顺带实现其他目标，因而需要三种政策手段。生态经济学进一步指出，三个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安排具有先后次序。这是因为控制规模意味着为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利用总量设置上限。原本被认为无限和免费的资源成为有价值的稀缺资产。从而产生分配问题(谁拥有)。因为分配免费和非稀缺物品的所有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规模先于分配问题。在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人们不能交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资源配置之前需要对资源所有权进行分配，故此解决规模和分配问题是利用市场对稀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当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后，市场配置决定的有效价格将间接的反应规模和分配的限制，从而可将规模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内生到市场体系之中。

2　生态经济学的政策选择与当代水资源管理研究

2.1　水资源利用规模管理一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经济学认为，规模问题属于生物物理范畴，而非市场经济范畴，必须由社会和政策手段解决。Da―lv提出了三个解决可持续规模问题的操作性原则：(1)对于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2)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不能超过可持续性替代品的开发速率；(3)对于污染物来说，可持续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环境无害处理的速率。同时在处理生物物理规模问题时，生态经济学还要求政策设计应为错误预留一定的缓冲空间。从系统的角度看，这些原则的实质就要是严格经济系统的控制吞吐量。为此生态经济学认为可通过下面几种政策措施解决规模问题：直接管制，庇古税、庇古补贴、配额制，四种政策手段各有利弊(表1)。其中，直接管制与配额制是直接控制。

人类对资源索取和废弃物排放的总量，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税收是通过影响价格减少需求从而间接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在“满的世界”，全球人口和人均资源量还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下，生态经济学家优先选择直接管制和配额制手段，因为相对于税收这可保证生态安全，并与预留较大生态安全空间的政策原则相一致。

水资源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尽管通过自然循环，水资源(包括地表水浅层地下水)能够不断更新，但在特定时空内，水资源存量和更新数量有限，水体容纳与净化废物的能力也有限。水资源还是基础性的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与荣共荣，与损俱损。当人类取水规模超过水资源更新量，无视和挤占生态用水时，必然造成水源枯竭，生态恶化。因此，特定区域水资源对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有限，区域人口和经济用水规模不可能无限增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将人类用水规模限制在水资源可更新、容纳废弃物的范围内，并不对生态用水构成威胁。

通过上述分析，在水资源管理实践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在于严格控制资源利用总量。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相关区域水资源做出全面评价。这包括对区域水资源总量(含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态需水量、区域水体的纳污能力进行调查，核定区域可用水资源量与区域内污水可持续排放量作为实际取水量和排放量的基础。同时应在区域实际用水量和排污量与核定的可用水资源量与可持续排放量最佳估计之间留有一定的缓冲量。其计算公式为：

实际可用取水量=水资源总量－生态需水量－缓冲水量

实际可排污量=水体最大纳污量－缓冲排污量

(2)对各取水户和污水排放者的取水量或排放量做出限定；这包括实施用水配额制、发放取水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保证总取水量或排放量不高于总的实际可取水量与实际可排污量。

(3)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包括实施取水和排污收费(税)制度。收费不仅是对成本的一种补偿，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使用者节水意识和用水效率，减少取水量和排污量。

(4)努力改变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方式。通过宣传培训、公众参与水管理以及节水技术设备的推广等手段，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节水能力，进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2　水资源的分配管理一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

产权制度是进行资源及其收益分配的基础。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在对资源另行分配之前，产权应属于由国家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其分配应由一个考虑后代的民主过程决定。自然资源和服务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们有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然资源或社会提供的财富，而不受个人能力的约束。在确定自然资源和服务利用规模后，生态经济学认为，为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应该做到：(1)通过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及税收手段，使穷人具有平等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2)扩大资本所有权基础以改善资源收益分配。在市

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要素的集中是收益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广泛分配资本所有权有利于改善资源的收益分配。但这并不是要求直接分配现有财产，而是改变新资本的所有权模式，如实施股份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资本分配中。(3)在某种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时，资源费(税)应用于更需要投资的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或者对穷人补贴。

与其他经济资源不同，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广泛使用的不可替代的公益性资源。因此合理分配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尤为重要。依据生态经济学方法原理，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应做到：(1)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补贴。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公平便利的水资源利用条件。(2)在供水服务中，优先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生产用水。在生产用水中，应优先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用水。这是由生活用水与农业生产用水的基础性和水资源必需性决定的。(3)允许并鼓励私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参与到参与水资源服务行业中来，让更多的用水户从水资源行业中受益。(4)将收缴的水资源费(包括开采费用和排污费)除保证水源管理正常运作外，更主要地投资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用水补贴。

2.3　水资源配置管理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市场是当代社会对稀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之一。生态经济学并不否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认为其效率必须以资源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为前提。然而不幸是大多自然提供的物品或服务，都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者两者兼备。因而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提供和有效配置这些物品，而需要额外的政策和制度(表2)。在“满的世界”，特别是在限制了利用规模后，大多自然物品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利用竞争更为激烈，因而利用市场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使资源具有排他性。对此生态经济学家的政策选择是，通过有偿配额制或开采／排放许可制度明确资源的产权。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认为，在优先确定了分配和规模问题并使自然物品或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后，配置效率的传统经济学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但同样需要规范资源的市场价格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防止垄断和不公平性。

在水资源作为一种公益性自然资源由公共部门向公众免费提供的情况下，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因而无法利用市场机制对水资源进行高效配置。然而，当前水资源日益成为限制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稀缺资源，水资源使用竞争日趋激烈，水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竞争性物品。根据生态经济原理，在水资源管理中通过政策制度建设限定水资源利用规模和程度，并在公平的基础上实施有偿配额制和发放取水或排污许可证，使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可为水资源及其服务的市场有效配置提供必要条件。水资源的供给和废水的终端处理可以由私人供给或经营。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供求关系从而对市场物品进行有效配置。如果在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且在分配的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情况下，能够对非市场物品进行估值，并建立相应机制将其内生到市场体系中，市场将会导致有效配置。水资源价格由水成本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制约。水资源成本由完全经济成本和与公众健康和生态系统维护有关的环境外部成本构成(图4)。在限定了水资源利用规模并进行公平分配后，市场经济体系交易中水资源价格主要由完全经济成本决定。这包括资源获取、运行管理、设备维护费、资本费(利息)；用水替代方案的机会成本；受间接影响的行业改变经济活动引起的经济外部成本。目前，水资源管理中，为保证水资源管理机构和水公用事业机构正常有效的运行，以及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应至少回收全部的供水成本。

市场很少是完善的，需要法制等手段进行管制。水资源是人类必需的非替代性资源，因而相对于其他资源有着特殊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图5)。当水资源丰富时，常被用于非基本需求，因而需求对价格富有弹性；当水资源变得较为稀缺时，通常仅用于重要需要，需求对价格变得缺乏弹性；当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时，即用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比如种植粮食和饮用，需求对价格完全缺乏弹性。由此，在水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有效使用”是创造最高交换价值的使用，而交换价值由支付意愿决定，因而在收入不平等，许多人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日益稀缺的水资源用于高收入者的非基本需求，而低收入者连基本和重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显然有悖于水资源优先满足人类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原则。其次是垄断问题：供水基础设施庞大而成本高昂，故水资源的市场供给具有自然垄断性；当水资源稀缺时，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及水资源为人类必需。因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营水服务部门可能会随意提高供水价格、降低供水水质及供水效率。故此，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市场以外的措施：首先政府要保证水资源优先配置于人们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高收入群体垄断供水服务；其次要加强对私营水资源服务部门的监控，限制私人水资源供给不合理地市场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规范的水资源市场法律规章制度，及其公众参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如建立水资源价格听证制度等。

3　结论

篇10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92-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人们在商品的需求结构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蛋糕食品为例,其消费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相对于小蛋糕市场上需求变化的不明显而言,大蛋糕的需求量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断言,这种大蛋糕需求量的增加显然不是低价格因素造成的,因为从价格差异来看,市场上小蛋糕一般每个2～5元,而大蛋糕每个动辄100～200元不等,即便转换成同一规格类型来比较,大蛋糕比小蛋糕在价格上也高出许多,然而其销售量却丝毫不减｡价高的大蛋糕比价低的小蛋糕反而好卖的现象似乎违反了众所周知的“需求定律”,并因此引起了业内部分人士的置疑｡

产生置疑的原因主要在于,同其它行业相比较,比如服装市场,许多高档名牌服装的价格虽高但其需求量却相对较小,而低档服装乃至假冒名牌服装,其价格低而需求量也相对较大,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契合“需求定律”的｡

问题是:从蛋糕市场来看,大蛋糕是作为蛋糕行业的高档商品存在的,而在服装市场上,名牌服装同样是服装行业的高档商品,二者同样是各自行业内的龙头型商品,它们都具有价格高､质量好的共同特点,然而为什么其市场需求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在同一经济背景下,为什么大蛋糕需求量相对于小蛋糕来说会显著增大,而高档名牌服装相对于低档服装或假冒名牌服装来说,需求量却相对较小｡

事实上,生活中类似“大､小蛋糕现象”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如烟酒商品,不难观察到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即人们总是倾向于购买低价格水平的普通烟酒商品供自行消费,购买高价格水平的高档烟酒用于请客送礼和人际交往｡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注重礼尚往来的礼仪之邦,跟大蛋糕市场定位一样,人际交往中高价格水平的高档烟酒的需求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如果再加上另一部分非常可观的高收入家庭对高档烟酒的自行消费,则可断言,高档烟酒的市场规模(包括销售量和销售额)实际上并不见得比普通烟酒市场小｡那么,如何从经济学上理解和分析因不同商品的社会属性差异而产生的 “高价格､高需求”和“高价格､低需求”现象同时并存的根本原因呢?以下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经济解释

众所周知,经济学规范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求真”,把问题弄清楚,以便正确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找到产生经济现象的真正根源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人们有效地利用经济规律提供可能性｡马歇尔认为,解释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抽象的经济理论如不从解释具体的经济现象角度入手,就不会有关于真实世界的本质内容[1～2]｡对于本文的“大､小蛋糕”现象,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收入导向型商品和价格导向型商品

经济学上收入导向型商品与价格导向型商品有着不同的分类标准｡一般根据需求弹性大小的不同,可以把收入导向型商品分为低档商品和正常商品两类,把价格导向型商品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两类①｡也就是说,收入导向型商品中的低档商品和正常商品是根据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小不同来划分的｡一般而言,凡是收入弹性小于零的商品,就是低档商品,收入弹性大于零的商品,为正常商品｡或者说,当一种商品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的商品,就称为低档商品,反之则为正常商品｡而价格导向型商品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含义则是根据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来划分的｡一般当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时,或者说当商品的需求富有弹性时,可称该商品为奢侈品;反之,对于缺乏需求弹性或者说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的商品,可称它为必需品｡这是因为,当价格水平变化时,如果商品的需求量减少的幅度要小于其价格水平上升的幅度,则说明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崔到陵:收入导向型商品､价格导向型商品和文化消费――由“大､小蛋糕现象”切入的分析人们为了消费这种商品而甘愿承受价格相对高昂的代价,从而在另一方面说明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该种商品的,否则,将不会作出如此选择,显然这种商品当然应该是必需品,反之则相反｡

收入导向型商品和价格导向型商品在相互替代时,它们对价格水平变化的敏感程度是有差异的｡或者说,当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时,由需求的收入弹性作为主要区分标志的收入导向型商品中的低档商品和正常商品的相互替代,与由需求的价格弹性作为主要区分标志的价格导向型商品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相互替代,其结果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当低档商品和正常商品相互替代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会减少低档商品的消费转而增加对正常商品的需求,此时尽管正常商品的价格相对于低档商品的价格而言要高出许多,也不会影响人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倾向性｡相反,当必需品和奢侈品相互替代时,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追求会使人们倾向于减少奢侈品的消费,以便增加对必需品的需求量｡从“大､小蛋糕”现象可以看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大蛋糕作为正常商品逐渐取代了小蛋糕作为低档商品的需求满足,其中价格水平的变化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高档名牌商品与冒牌商品的替代则不然｡作为同类型的替代商品(以服装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小商品市场上有许多“adidas品牌”的服装),由于冒牌和名牌商品在价格弹性大小上的差异,进而也是在奢侈品和必需品特征上的差异,人们宁可选择价格低廉的假冒名牌服装,而不愿意购买价格高昂的真正名牌服装,这主要是由于两类替代品对价格水平的敏感程度不同造成的,即需求价格弹性小且价格低廉的商品将受到欢迎,需求价格弹性大且价格水平较高的商品需求量小｡这就是“大､小蛋糕”的需求问题从现象上截然不同于名牌与冒牌商品的需求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当然,收入导向型商品和价格导向型商品也是有关联的｡一般而言,价格导向型商品同时也一定具有收入导向型商品的性质,反之则未必｡也就是说,价格导向型商品(奢侈品与必需品)亦可以同时具有低档商品或正常商品的属性｡这是因为,对价格导向型的两类商品来说,高价格条件下的奢侈品需求往往起到了降低消费者实际收入的效果,相应地,低价格条件下的必需品需求往往起到了增加消费者实际收入的效果,所以,价格导向型商品对收入变化的反应程度也必然是敏感的｡反过来,收入导向型商品却未必是价格导向型的,因为高价格水平的商品往往要比同一类型的低价格水平的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效用满足｡所以高收入者往往倾向于消费高价格水平的商品｡这意味着,名牌和冒牌商品(如上文提到的名牌服装和冒牌服装)的价格差异悬殊,不仅体现了作为价格导向的奢侈品和必需品的需求差别,而且也体现了作为收入导向型的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之间的需求差别｡(二)由收入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

如前所述,正常商品与低档商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分类边界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甚至是相互重叠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正常商品,亦可能是具有必需品或奢侈品的属性;即便是奢侈品,亦可能具有正常商品或者是低档商品的属性｡如某些具有炫耀性的珠宝奢侈品,就具有低档商品的属性,因为该类商品价格越高,消费需求就越大,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价格越高,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就越低,而其需求量大,表明其收入弹性为负值,这说明此类商品为低档商品｡所以,相对于小蛋糕来说,大蛋糕价格高而需求量大,一定有另外方面的原因｡下面来看由收入变化而引起的替代效应规律｡

在初始状态,由于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低,故用于蛋糕上的消费支出也相应比较少,预算线AB与大､小蛋糕的总容量曲线MN相交于均衡点E1位置,表示这时人们对小蛋糕的需求数量x1相对比较多,大蛋糕的需求数量y1相对比较少｡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即收入水平Y提高了,于是预算线向右移动到CD位置,并和大､小蛋糕的总容量曲线MN相交于均衡点位置,这意味着小蛋糕的需求量减少到,大蛋糕的需求量增加到｡

由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形成大蛋糕对小蛋糕的替代效应｡这也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形成的正常商品对低档商品的替代｡当然,也可以经过类似分析得出这种替代效应同样会形成奢侈品对必需品的替代效应｡例如,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过去,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商品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都市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些商品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可见经济学上的低档商品和正常商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等概念的外延都是相对的,是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的,这种变化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变化的进步性｡(三)以商品消费为载体的文化消费

从商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商品消费的影响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与文化的结合,文化与消费的结合,几乎代表着商品升级的主要方向,因为这将能给商品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事实上,消费一旦与文化相结合,这样的消费就容易持久､稳定,而且能够被推进到更高的消费层次,因为,人们在消费特定文化内涵的商品时,不仅可以带来商品使用价值赋予的最基本的效用满足,而且可以带来美好的具有刺激性的大众文化或品牌文化的联想[5]｡这种联想可以使得人的认识观念得到强化和相互肯定,促进相互交流和共同分享等,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比以往更加注重商品的文化内涵所带给他的情感心理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由于使用价值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消费效用信息时,往往过于直接和单一,成本过于高昂,而与之相反,商品所依附的审美等一系列文化价值则具有易于在人际间快速传播､接受范围广大､影响力持久等诸多优点｡因此,商品与文化的联姻具有客观必然性｡

众所周知,基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就某一特定的消费过程来看,必然要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约束,但是,当某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旦被赋予文化价值后,从一个长期消费的过程来看,或者从群体消费的可持续性前景来看,文化价值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抑或是效用的满足,有可能会出现边际效用不变乃至递增的趋势｡事实上,例如,大蛋糕比小蛋糕更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可以说大蛋糕自身较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无关系｡因为大蛋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文化角色,它可以被广泛应用于生日庆典､朋友聚会､关爱幼童､孝敬老人､恭贺新禧以及传递和表达人际间美好愿望等社会交往功能,相比之下,小蛋糕则缺乏这方面的文化内涵｡因此,与其说当今人们对大蛋糕的偏好情有独钟,不如说在物质生活十分丰裕的今天,人们更有闲暇崇尚健康理性的文化消费｡

事实上,人际间的文化消费行为,从消费成本的负担者角度来看,往往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投资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愿意将高价格水平的大蛋糕,乃至前文提到的高档烟酒商品用于人际交往或请客送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商品能够给其带来更多超过投入水平的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的预期收益,此时,承载了人际间文化交流使命的大蛋糕和高档烟酒商品无疑地地道道地充当了投资品角色｡因而其市场需求的增大,就不仅仅要受到来自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和约束,更多的要受到来自预期收益因素和大众对这种文化商品广泛认可程度的影响｡

因此,正是大蛋糕被成功地赋予了浓厚的文化价值的特殊内涵,于是原本属于收入导向型的正常商品的性质就立刻表现出属于价格导向型中的必需品的某些性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价格水平同样处于较高位置时,作为奢侈品的高档名牌服装需求量相对较小,而作为社会认可的投资品的大蛋糕的需求量依然保持相对旺盛的根本原因｡

三､启 示

通过以上对“大､小蛋糕”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把正常商品逐渐演变为低档商品,把奢侈品逐渐演变为普通必需品的趋势｡或者反过来说,收入水平的提高会自动实现产品包装的更新｡这种包装形式不仅限于产品本身的有形外包装,更是指那种体现产品内在价值的无形的文化包装方式｡通过对产品进行符合自身特点的具有可接受性的文化内涵的包装,正常商品有可能演进为必需品,奢侈品亦可能演进为必需品｡

当正常商品､奢侈品完成经济学意义上的低档化､必需品化的使命后,带给社会的将是丰富多彩的体现个性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商品,这反过来又印证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为,收入的增加导致社会公众的购买需求增加,新的购买需求的增加,又必然引导着审美､文化等依附于实物商品的附加价值的创新,于是不同层次的替代品的消费结构比例,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包装适度的商品将取代包装粗俗的商品,文化内涵丰富的商品将取代文化内涵缺乏的商品,等等｡

商品的有形包装和无形包装的进一步发展,将促使产品的形式朝着体现不同个性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手机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通讯功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需求的增大､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手机的形式､花色向着多样化方向升级｡正如蛋糕的花色品种不仅可以分为大蛋糕和小蛋糕,还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装饰类型一样｡因此,又可以说,多元化和多样化是产品升级的主要方向,也是时代进步的主要表现｡

第二,由于“大､小蛋糕”这两种商品的相互替代的能力是不对称的,在人们的收入水平一定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将会向文化内涵丰富的商品集中,从而引起文化内涵较少的商品需求的减少直至消失｡这一规律的经济学含义是,企业应当十分注重商品文化价值的二次挖掘和创新,否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企业将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无法满足人们的商品文化的高端需求而被淘汰｡如同样的旅游服务“商品”――游览扬州的瘦西湖,由于李白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而赋予扬州旅游以特定时节的文化内涵,于是会引起在“烟花三月”这个季节形成旅游消费的旺季,而在其它的季节,则可能形成旅游消费的淡季｡其原因,正是这种“烟花三月”时候的扬州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赋予的｡由此看来,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是息息相关的,经济繁荣可以自动促使文化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又反过来可以促使经济繁荣｡但总的说来,经济繁荣是起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

第三,“大､小蛋糕”现象中的经济学印证了产业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克拉克定理｡大蛋糕和小蛋糕从产值的构成方面来看,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贡献大体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们所包含的第三次产业价值的差异｡大蛋糕的第三次产业价值显然要比小蛋糕的含量高｡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特定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创新功能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商品使用价值的新增就业能力是有限的;由商品衍生的服务文化的创新是无穷的,这意味着第三次产业将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功能｡于是,随着服务文化的日益兴起,就业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其二,产业的升级满足了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出它的需求｡可以看到,在大小蛋糕中间,先是由商品文化功能的创新供给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商品的需求,人们对文化商品的需求又促使人们形成对文化产品的创新,创新行为使文化商品朝着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创新创造了供给,供给创造了它的需求｡

注释:

①由于理论上存在单一价格弹性,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单一价格弹性的商品并不多见,属于特例,为方便起见,这里对此类商品不作讨论,类似地,收入弹性为0的商品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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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3]李时华.炫耀性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2):115-118.

[4]凡勃伦[美].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迈克・费瑟斯通[英].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nd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An Economic Analysis

Inducted by “the Phenomenon of the Big and Small Cake”CUI Daoling,XU Chengan

(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29,China)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nd priceoriented products is stated as: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while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are certainly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When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re endowed with the widely acceptable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values, they can be changed into priceoriented products, which means that the demand of the products will have less sensitivity to the price. Furthermore, their demands will increase dramatically when the prices go to a high level. The law indicates that if the enterprises want to create and maintain high demand of their products, they have to discover and cre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roducts.

Key words:IncomeOriented Products; PriceOriented Goods; Substitution Effect; Cultur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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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来稿切勿一稿多投,如发现一稿多投,以后不再发表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