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增长的要素，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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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就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不同因素贡献的测算过程。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主要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制度变迁和全要素生产率等4个方面展开研究。

要素投入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经济增长模型中最早使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中都会涉及到相关的要素投入指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投入产出关系看，都属于数量扩张型的（石磊，1994），世界银行（1998）估计，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37%，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解释17%，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资本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的解释经济增长。

要素升级主要是指在要素投入中所对应的将同质的要素区分为不同质量水平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等从质量上衡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是通过研究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来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王小鲁等（2009）通过考察自主创新对全素生产率的影响来判断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的衡量一般是通过受教育年限来替代，王小鲁等（2004）、赖明勇等（2005）的研究都认为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主要是指非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度等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是从直接投入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制度上的变革而引起的变化。樊纲等（2011）认为1997年～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城市化伴随着各类要素由乡村向城市集中，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导向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特征，对外开放使我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转移，从而提高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而不能观察到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一般来说，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生产要素的量的投入一般不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Chow和Li（2002）发现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Bosworth和Collins（2008）则发现20世纪90年代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4.7%。

二、 要素投入与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除要素投入之外其他引起生产函数发生变化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因素。前者可以概括为要素投入，后者则指要素升级。要素投入是指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劳动、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投入属于此类;要素升级是指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知识增长属于此类。在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直接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要素升级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李佐军，2016）。

但是，要素投入并不能完全的决定经济增长，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就是劳动力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要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且在同样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禀赋下，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水平。这样，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品质就逐渐进入到解释经济增长的范围当中，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改善品质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既可以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可以是物质资本累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改善。人力资本也可以看作是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也属于物质化的资本。

?木?济增长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文献大致可以分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AK类型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而新增长理论，无论是AK类型的还是R&D类型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舒元，徐现祥，2002）。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以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和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的研究框架。要素投入会面临要素报酬递减和要素增速减缓的过程，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要长时期的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要素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依靠要素升级，改变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样数量的要素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要素升级还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也不一定能够影响经济增长，从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到生产技术的进步，中间还有许多环节面临不确定性，比如机会成本、路径以来、逆向溢出、要素禀赋、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唐未兵等，2014）。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积累来影响技术创新，最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信息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着传统结构和增长方式，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升级换代，能够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优化劳动力和资金的使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1985年～2014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西藏自治区数据完整性较低，本文不予考虑）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劳动力和资本，属于要素投入因素，第二类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属于要素升级因素，第三类是城镇化率、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属于制度变量。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GDP，自变量包括劳动力（Lab）、资本（Inv）、技术进步（Tec）、人力资本（Hc）、信息化水平（Inf）、城镇化率（Urban）、市场化水平（Market）、对外开放度（Openness）、电力消费（Ele）、贷款余额（Loan）、货运量（Freight）等指标。劳动力和资本是C-D增长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属于要素投入性质的影响因素。为了衡量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之间的差异，本文引入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为了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等指标对GDP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克强指数”中的用电量、贷款余额和货运量这3个指标。同时，引入城镇化率、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度这3个控制变量。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供给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要提高0.451和0.159个百分点，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提高-0.007 67个百分点、0.120个百分点、0.072 9个百分点。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劳动力和投资为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并不如劳动力和投资的影响明显。

考虑到1985年～2014年长达30年的期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逐步接轨，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冲击较大。因此，本文将1985年以来的发展阶段分为2001年及之前、2001年以来和2008年以来三个时间段，分别回归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三个阶段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化较大，从2001年前后比较来看，劳动力的影响因素在下降，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明显增大，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渐从要素投入向要素升级转变。2008年以来，要素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仍在不断下降，要素升级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影响能力不断增强。但是，2001年以来信息化水平的影响能力有所下降。制度变量中，城市化的和市场化的作用仍然较大，对外开放度的作用相对较为稳定。总体来看，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升级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加大，制度变量则一直处在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而要素升级的影响力在下降。

同时，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影响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按照通常的做法，将我国划分为4大区域。

从表3可以看出，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但是劳动力和信息化水平仍然在各地区之间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投资、信息化水平，中部地区则为劳动力、技术水平、信息化水平，西部地区则包含了所有5个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则包括除技术进步外的其他4个影响因素。要素投入仍然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制度变量中，城市化对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东北地区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并不明确，市场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对外开放度则仅在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总体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要素投入为主，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要素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地区，而制度变量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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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致力于大力发展经济，建造经济友好型社会。林业经济作为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国家也积极的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增长。多种要素的投入，对于林业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的重要性。

二、现阶段林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森林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地方，位于陆地上的各个地带，构成各个森林植物群落，为生态圈的一部分，有着绿色宝库的美誉，起着水文湍流和空气循环的重要作用。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产生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我国近年来日益重视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林业经济，大力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但是因为森林有很多可利用的资源，人们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开始疯狂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这种情况严重的阻挠了林业经济发展。各个国家目前都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顺应局势，我国也应该加入其中。

三、各个要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1、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促进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投资，对于各个行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资金投入，就无法建设和采购相关设备，相关行业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投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人力资源

林业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而林区人才不足，是林业经济增长受阻的一个主要因素。造成林区劳动力不足有两个因素，其一，林区占地面积与管理人员数比例失调；其二，林区绝大多数位于偏远的地方，有许多的不方便导致人才不愿意在林区工作。

3、土地资源

要想要林业经济发展更加深入，更加长足，就应该扩增林地资源，通过改造林地，退耕还林来扩大林地面积使林业经济发展更加深入。土地资源也是林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4、国家扶持

国家的扶持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只要是国家大力支持的，就会非常迅猛的加速发展。要增加林业经济的发展力量，国家就要多多培养林业人才，并且在林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给予扶持，加大对林业的扶持力度。

四、根据现状促进林业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1、加大投资力度

投资在促进林业发展方面是最基本的要素，只有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实现林业经济的增长。为获得足够的资本发展林业，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方面，国家对林业发展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二方面，建立林业建设贷款绿色通道，可是林业经济发展快速的获得基础资金支持；第三方面，拓宽融资渠道，这样能保证资金通畅，避免林业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

2、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人才

林业经济发展又一重要因素是劳动力，优秀人才来林区工作对林业经济发展有很多好处，包括为林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要想吸引有志青年来到林区工作，要提供优厚的薪酬，完善的后勤保障，给予更多的福利。当今社会工作竞争大，压力大，而且人才选择工作的眼光也高，只有建立一个良好人才机制，林业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加迅速和完善。

3、将林业经济和科技发展有机结合

将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例如通过电脑监控森林面积，利用直升机防疫森林病虫害。将科技融入到林业经济发展中会有很多益处，第一，这样会大大提高林业经济发展效率；第二，减少了林业资源的浪费；第三，是整个行业的未来趋势，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才能立足于未来经济发展大潮。

4、对森林旅游业进行大力发展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是大势所趋，新兴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景;是低耗能绿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如果森林旅游业长足发展，既能带动其他服务业发展，促进当地人员就业又能转变高耗能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

五、为发展森林旅游业应采取的措施

1、林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建设

对林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发展森林旅游业的首要前提。我国森林大多位于偏远地区，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所以要通过一些方法增加资金投入。这些方法有当地政府出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水电，通讯畅通提供便利的基础生活；解放思想，拓宽投资渠道，灵活招商引资，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且尽力吸引外资。

2、对林区开发制度的建立及健全

发展森林旅游业要有度，是以保护森林资源为基础。所以在资源开发中要注重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保证这几点，第一点，划出旅游区和非开放区，并且对不开放的林区进行保护并排人员看护避免发生意外；第二点，加强旅游人员对林区的保护意识，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避免污染环境；第三点，限制人流，保护生态环境。

3、实现林区产业化发展

发展森林旅游业时，要做充分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建造有特色的林区景点吸引游客前来游玩，促进林区经济发展。采取林区产业化发展，才能使林区旅游业更长久更加繁荣。

六、结束语

由上可知，要想让林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要考虑资金，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国家扶持这几个方面，并从这几个要素下手，促进林业发展。并且积极打造环境友好型林业经济形态，将林区发展成为人才济济，资金充足，土地资源广阔，国家大力支持的经济产业。

参考文献

[1]王云兰.我国林业经济增长整合模式分析[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2年8期

[2]苏岩；林业产业投资基金研究[D];林业经济；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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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在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数量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在TFP测量中，基于“索罗余值”的生产函数应用最广泛。

一、方法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TFP不能直接观测，它的核算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核算；第二种方法被称为“增长核算”；第三种方法是用条件收敛进程来获得TFP。本文采用要素收入份额可变的增长核算法来测算TFP的变动。

1.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设新疆的生产函数为技术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0eaTtKakLaL ，其中，aK和a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且此函数随时间而变化。取对数后为：LnY=LnA0+aTt+aKLnK+aLLnL，（1）。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是普遍存在的，所以aK+aL≠1。通过方程（1）回归得到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K和aL，然后对其进行正规化：α■■=■，α■■=■，（2）。定义全要素生产率：TFPt=■（3）。因此第t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t=■-1，（4）。t1-t2年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1（5）。

2.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根据索洛增长方程：■=■+α■■+α■■，（6）。令y=■，α=■，k=■，l=■，则（6）式变为：y=α+α■k+α■l，（7）。其中，α是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速度；y是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而可计算TFP、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记为EA，EK，EL表示，则其计算公式为：EA=■×100%，EK=■×100%，EL=■×100%，（8）。

3.数据处理。第一，总产出。本文采用1991～2010年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并按1991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折算，其计算公式为：t年不变价格GDP=■×基年GDP值，（9）。第二，劳动投入。在TFP的分析中，劳动投入应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数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第三，资本。本文采用戈登斯密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对实际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即：Kt=It+（1-δ）Kt-1，式中，Kt是第t期的期末资本存量，It是t期发生的实际资本投资量，δ是折旧率。相对于1991年的基准存量，本文援引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1953年中国资本-国民收入之比为3”的假设，即假定1991年新疆资本产出比为3，且以GDP代替产出。由于1991年新疆GDP为335.91亿元，故大致推算出新疆1991年的资本存量为1007.73亿元。对于各年的实际投资额，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以1991年为基期，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取5%。

二、新疆总量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利用相关数据，使用eviews5.0软件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LNY=0.8263425036+0.06215779806*T+

0.5707461003*LNL+0.1856104382*LNK，经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由上式我们可以求得新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2.28495e0.062165L0.57075K0.18561，（10）。由（10）式知，αK+αL=0.18561+0.57075=0.75636

图1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增长率变化

由图1可知，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8%，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在10.93%，并且逐年增加，劳动力的增长率一直在0附近徘徊，而全要素的增长率以5.6%为中心上下波动。根据（3）～（8）式，可得各要素每年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2所示：

图2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2～2010年新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最高，虽然不断的波动，不太稳定，但基本上都在40%以上；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次之，一直保持在20%～40%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最低，基本在20%以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新疆的GDP以平均9.78%增长率在不断的增长；资本的投入也以平均10.93%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但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很有限，平均保持在28.04%；劳动力的投入也在不断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都不断的在增加，但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均是很有限的，这说明新疆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新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制度进步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都是以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投入为载体的，新疆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新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毕竟很高的要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参 考 文 献

[1]杨飞虎.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52～2007

篇5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04-04

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专家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视角，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国家有效地推行制度上的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罗兰，2004），这种制度变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诺思，1994）。Chow（2002）、Wang和Yao（2003）、洪名勇（2004）、王立平、龙志和（2004）、王文举、范合君（2007）、江峰等（2008）等利用中国实际数据对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论一致表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这些已有研究都并没有讨论市场化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一要考察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二要考察中国市场化对于微观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特点。本文对于正确评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以为更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实证方面的支持。

一、研究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

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是决定其生产能力的主要要素。本文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具体形式为：

Y=AKαLβeμ（1）

其中，Y表示国内产出；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量；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该模型的特点是假定一个地区的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变，这种弹性度量了要素的生产率；随机扰动项用于反映除技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他生产因素对生产的影响。

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经济的市场化可以通过市场来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但完全竞争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如公平竞争、制度合理（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分工理想等。然而，即便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少见。经济的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进程，因此，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也在不断地改变，从而要素的生产效率也将不断变化。因此可以将式（1）演化为：

Y=AbA0+bA1MKbk0+bk1MLbL0+bL1Meμ （2）

其中，M表示市场化程度；bA0+bA1M、bk0+bk1M和bL0+bL1M分别反映随市场化程度而变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bA1、bk1和bL1描述了完全不存在市场化这一极端经济下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bA0、bk0和bL0为市场化对技术、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效率的边际影响参数，即市场化对要素产出弹性的边际影响参数。

因此，在对式（2）取对数并引入下标i与t，i表示第i个地区，t表示第t时期，得到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式（3）：

lnYit=bA0lnAit+bA1MlnAit+bk0lnKit+bk1MlnKit+bL0lnLit+

bL1MlnLit+δi+εit （3）

此时，δi为个体非观测效应；模型中的εit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产出可能会依赖过去水平，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本文通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同时，本文还在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E）及其二次项（E2）来考察人力资本与地区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动态模型的好处还在于，当模型中一些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时，可以通过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从而获得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Brackman et al， 2004）。因而最终得到如下的计量模型：

lnYit=ρlnYit-1+bA0lnAit+bA1MlnAit+bk0lnKit+bk1MlnKit+

bL0lnLit+bL1MlnLit+Eit+E2it+δi+εit（4）

式（4）中的反映了滞后一期产出对本期产出的影响弹性；其他符号如前所示。

本文将通过计量模型式（4）来研究中国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二）数据

本文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发明专利授权量、就业人数分别作为各地区产出（Y）、技术水平（A）、劳动（L）的观测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200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地区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单豪杰（2008）对1952―2006年中国各地区资本存量估计的数据；市场化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7）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中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人力资本数据用200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在计算过程中小学以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12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以20年赋值，若是以大专及以上则赋值15.4年。①由于缺乏香港、澳门、台湾、四川和重庆的资本存量数据，因此，本文数据由不包括以上五个地区在内的29个省域，2001―2005年共五年的面板数据构成。

二、变量描述及相关分析

（一）各变量的基本描述

在表1中给出了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表1显示中国各省区产出、技术、资本存量、劳动人数、人力资本及市场化程度大致呈上升趋势。市场化指数从2001年的平均水平4.61上升到2005年的6.49，年平均增长量为0.47，约为0.5，年均增幅达10.2%；但从市场化指数的标准差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差异越来越大，这可能会成为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二）市场化程度与产出的相关分析

在表2中给出了市场化指数与产出对数的简单相关系数和控制了技术对数、资本对数、劳动对数和人力资本后的偏相关系数。从这些相关系数来看，市场化指数与产出对数均呈显著相关，这表明中国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产出之间均同向变动趋势。

三、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在计量模型（4）中，即使假定εit不存在序列相关，方程中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lnYit-1与复合误差项中的非观测效应δi也会存在相关性，从而导致混合OLS估计和组内估计的结果都是有偏的，一般而言，因变量滞后项系数（ρ）的混合OLS估计量会因非观测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而发生向上偏误（Hisao，1986），因变量滞后项系数（ρ）的组内估计量在短时间面板数据中则会产生向下偏误（Nickell，1981）。因此，为了获得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法对计量模型式（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中的估计结果1，在5%的水平下，汉森检验和差分汉森检验均表明矩条件是有效的，但残差差分项无法拒绝一阶与二阶无自相关，这表明系统广义矩估计可能无效。在估计结果2中，在5%的水平下，残差差分项无一阶自相关，而二阶自相关存在，同时汉森检验和差分汉森检均不拒绝原假设，因此估计结果2的两步广义矩估计有效。

根据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不管是估计结果1还是估计结果2，市场化指数（m）与技术水平对数、资本存量对数及劳动人数对数的交互项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2001―2005年间，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在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劳动人数及人力资本处于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时，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将会使GDP增长：

GDP增长百分数=（bA1lnAit+bk1lnKit+bL1lnKit）×ΔM

=（0.0077×5.0775+0.0280×7.3159+0.0237×7.2783）×0.5≈0.2082

也就是说，在2001―2005年间，若其他条件处于此期间的平均水平上不变，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平均而言，就可以使GDP每年以高出0.2082%的增长速度发展。

以上的分析表明，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巨大的。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对区域技术、资本与劳动要素的配置而影响技术、资本及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仍以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将使技术产出弹性E（A）、资本产出弹性E（K）和劳动产出弹性E（L）分别变化：

ΔE（A）=bA1ΔM=0.0077×0.5≈0.0039

ΔE（K）=bK1ΔM=0.0280×0.5≈0.0140

ΔE（L）=bL1ΔM=0.0237×0.5≈0.0119

计算说明，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以0.5的幅度增加，资本产出弹性E（K）上升最快，达0.0140，劳动产出弹性E （L）次之，为0.0119，技术产出弹性E（A）最小，为0.0039。由此看出，市场化进程通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以样本期间资本存量的平均水平计算，市场化程度每增加0.5个单位，使资本产出弹性增加0.0140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1024%；使劳动产出弹性增加0.0119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0866%；使技术产出弹性增加0.0039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0198%；在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化程度每增加0.5个单位，将使经济增长高出0.2082%。

由此可知，在样本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前文的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不断变大的事实，以及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可知，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是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论

改革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市场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显著。本文利用2001―2005年间中国的省域数据，分析了市场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对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此样本期间，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通过对提升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化程度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产出弹性依次减小。

由以上结论可知，在样本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参考文献：

[1]洪名勇.初始条件、市场化改革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4).

[2]江峰，康继军，张宗益.企业市场化、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非平稳面板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8，(4).

[3]李佐军.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遭质疑 [J].中国发展观察，2009，(6).

[4]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

[7]王立平，龙志和.中国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2).

[8]王文举，范合君.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9).

[9]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6)[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11]Brackman，S.，H.Garretsen，and M.Schramm，“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ages: Estimating the Helpman-Hanson Model for German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4，44(3)，437-466.

篇6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篇7

作者简介：王沙沙，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周勇，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3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92-03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于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1]其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经济结构、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

投入产出模型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思想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投入产出表；二是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两者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由于投入产出表反映了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状况、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把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是投入产出模型应用的一个新发展。

一般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多用“索罗余值”法、Malmquist方法等方法。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李斌（2003）基于投入产出的行模型 X=（I-A）-1Y， 认为总产出的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部分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另一部分由技术进步解释， 并据此测算了全国1995-199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2]；李景华（2007）应用投入产出行模型 X=AX+Y， 采用国家统计局的1987年和1995年以1990年当年价格作为基期的可比价基础价格的30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5年间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胡振华（1995）在研究和实际编制企业劳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4]。而用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几乎没有。本文应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从中间流量矩阵出发，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计与解释

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的基本关系：

AX+Y=X（1）

其中，表示总产出列向量，表示最终使用列向量，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的元素a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量，将aij称为第j部门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它反映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第j部门与第i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又将直接消耗系数称为技术系数、投入系数，用它可度量全要素生产率。

由（1）式可以推导得到：

（2）

其中，（I-A）-1称为列昂惕夫逆系数矩阵，也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通常记为B 。该矩阵中的元素b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要量，这里既包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又包括对最终产品本身的需求，即对总产品的完全需要。

用B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下面式子中1，0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

（3）

可见，总产出的增量X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项为B1Y，可视为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的总产出的增加；第二项为BY0，可看作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增长。

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视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生产技术联系是通过矩阵A，即直接消耗系数来建立的，并且通过计算B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间接联系。在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中，A除了受生产技术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因此，若能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则不同时期的A所反映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而BY0代表的便是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A的影响之后，通过（3）式，我们知道BY0表示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令， ，则W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n表示第n个经济部门）。

（4）

λ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

λ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与《2007 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原始数据。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针对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收集到1997-2007年间上述部门的价格指数对《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以1997年为基期的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针对部门构成的影响，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基准，将1997年、2007年两张表中的部门均调整为相对应的30个部门，并对调整所涉及的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达到尽量消除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影响的目的。

（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与贡献率

通过（3）、（4）式对处理后的数据计算，我们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23个部门带来正影响，其余的7个部门带来负的影响。这个实证结果基本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使一些部门的产出率提高了，也使另一些部门的产出率下降了，并且正影响的部门数多于负影响的部门数。

表1 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之所以会出现部分经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为负值，是由于（3）式是由投入产出行模型（1）式推导出来的，投入产出行模型侧重于经济部门 i（i=1，2，…，n）作为产出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对于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产品矩阵来说，每一个经济部门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产出部门也是投入部门），而经济部门 i（i=1，2，…，n）分别作为产出部门与投入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往往具有反向的作用（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A的反向变动来反映的）。因此，如何综合考虑经济部门的双重身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作用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根据（5）式，计算得到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为57.93%。在《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中测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7.13%，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的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这也与新疆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四、结论

本文考虑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关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新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实证研究，利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考虑价格因素和部门构成因素的影响，对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得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57.93%。综合分析，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新疆经济的实际状况。

参考文献：

[1] 王沙沙.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企业导报，2012，（22）.

篇8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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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土地要素 理论分析

传统生产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随着生产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土地要素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旦将其分离出来，甚至比资本和劳动力更为重要。

理论界也不乏关于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丰雷（2008）梳理了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土地要素的地位，分析了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使其包含土地要素，计算出我国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李名峰（2010）建立了VES模型，选取我国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建设用地面积作为替代变量，使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测算出我国1997-2008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30%左右。

国外关于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立数理模型描述二者的理论关系。Nicholas（1970）构建了包含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且主要关注土地要素的资产属性，在选取变量时，使用土地价格变化来代表土地要素投入的变化，深刻的揭示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hee（1991）只注重于解释含有土地要素的经济模型的动态有效性。

国内关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研究，很少关注于土地要素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研究，或者只是简单的应用现有的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将土地作为要素直接引入进行分析。并且在选取变量上，由于土地资源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大多研究仅使用建设用地作为替代变量。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因此，其应用及解释能力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的制约，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增长理论的解释能力总是“有条件的”。所以有必要结合具体情况，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模型。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业异军突起，这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他国，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工业化偏好。因此，相对于农业农地、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建设用地所侵蚀。有研究认为，近年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出现加速转化的原因是，政府为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而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与过热的房地产开发及农村地区快速的工业化转变有很大关联。这些关于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问题的研究，都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和探讨，但总体来看，大都缺乏理论层面的分析研究。 必须认识到，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且有必要在严格区分二者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研究土地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新古典框架下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模型假定

生产函数包含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四个要素，其中土地划分为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两部分，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土地要素是可变的，且与技术、劳动一样是外生的。我们使用Y表示总产出，A表示知识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R表示土地投入，用B表示农业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则BR表示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投入R个单位的农业用地相当于没有技术进步情况下投入BR个单位的农业用地，同理，C表示建设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θ表示土地要素投入中建设用地投入。则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式（1）中，t为时间，A（t）表示随时间的技术进步；α，β，γ和m是常数，分别为资本、劳动和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产出弹性，由于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α+β+γ+m=1。假定总产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家庭储蓄起来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二者之间分配关系由外生的储蓄率s决定，0

（二）经济运行平衡增长路径

经济中的有效资本存量为：k（t）=K（t）/（A（t）L（t）），根据链式法则：

（2）

只要起始时刻的有效人均资本k0=k（0）>0，那么就有。在k*处，=0，则稳态时则有：

经济进入平衡增长路径以后 /k（t）=n+gA，gR=0，由生产函数（1）可知：

（3）

人均产出为=Y（t）/L（t），由式（3）可以得到：

（4）

我们有必要讨论θ的取值，θ表示建设用地土地要素投入，则1-θ为土农业用地土地要素投入，根据我国目前建设用地逐步侵占农业用地变动的事实，θ值有上升趋势，我们尝试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推导证明θ变动的原因。使用（1）式，分别求，，若

（5）

（6）

由于，0

根据该证明结果可以认为，我国存在建设用地侵占农业用地的现象是由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农业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二者投入的比例关系会不断调整，直到为止，由此可见θ的取值，即土地要素在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的分配比例取决于二者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较大的分配的土地要素应较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接下来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

（一）土地利用技术增长率对经济的影响

1.当γ取值很大，m取值很小，不妨设γ=1，m=0时，有：

当gB>n+gA时，有： >gA>0，此时，农业用地利用技术飞速增长，社会中的有效农业用地投入增速飞快，对经济增长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将保持相当高的长期增长率。

当gB=n+gA时，有： =gA>0，此时，扩展之后的索洛模型与传统的索洛模型结果相近，由于农业用地利用技术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加上劳动增长率，当经济到达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有效土地投入保持不变，即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未产生任何影响，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当gB

2.当m取值很大，γ取值很小，不妨设m=1，γ=0时，有：

当gC>n+gA时，有： >gA>0，此时，建设用地利用技术飞速增长，社会中的有效建设用地投入增速飞快，对经济增长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将保持相当高的长期增长率。

当gC=n+gA时，有： =gA>0，此时，扩展之后的索洛模型与传统的索洛模型结果相近，由于农业用地利用技术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加上劳动增长率，当经济到达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有效土地投入保持不变，即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未产生任何影响，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当gC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土地要素是生产的基础，离开土地要素的支持，不论是农业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社会生产效率将降低，经济增长也将受到制约。当农业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γ>m），农业用地利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因此会努力提高农业用地利用技术，或者增加农业用地投入；相反，当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农业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m>γ），建设用地利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因此会努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技术，或者增加建设用地投入。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存在建设用地侵占农业用地的情况，正是由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农业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利益所趋的结果。

（二）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现象的示例

本文通过模拟经济运行情况来说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进一步验证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产出弹性不同时，提高两种土地要素的利用技术增长率（提高两种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假定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人口增长率为2%，即n=0.02，知识增长率为5%，即gA=0.05。建设用地的产出弹性较大为0.3，即m=0.3，农业用地的产出弹性较小为0.03，即γ=0.03。假设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的利用技术增长率均为1%，即gB=gC=0.01，根据式（4）可以计算出人均产出增长率为3.02%。

第一种情况：当农业用地的利用技术增长率提高至5%，而建设用地的利用技术增长率仍为1%，即gB=0.05，gC=0.01此时，计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3.14%。第二种情况：当建设用地的利用技术增长率提高至5%，而农业用地的利用技术增长率仍为1%，即gC=0.05，gB=0.01此时，计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4.22%。

从上述经济体的运行情况来看，当土地利用技术增长率提高时（不论是农业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经济体的人均产出都会增加，但是由于这个经济体中建设用地的产出弹性大于农业用地的产出弹性，因此当建设用地利用技术增长率提高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远大于农业用地的（4.22%>3.13%）。

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了土地利用技术的概念，并将土地要素细分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并通过实例分析了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的长期增长率与土地利用技术增长率有关，且当建设用地的土地产出弹性大于农业用地的土地产出弹性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技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只单纯的关注经济利益，土地是财富之母、万物之源。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来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基础和保证，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林地等资源是非常稀缺且较为珍贵的，所以农业用地的开发和利用不能单纯只考虑经济效益，而要综合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应持全面、谨慎的态度。因此，就我国政府而言，在指定土地政策的时候，应注重综合收益最大化，主要包括：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生态平衡、缩小地区差异、保护生态环境等。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经济政策，通过这些法规或经济政策来调节建设用地的收益，平衡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收益，从根本上消除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的部门和地方经济利益驱动。

参考文献：

1.Nicholes D A.Land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1970，60（3）

2.Rhee C Y.Dynamic inefficiency in an economy with land[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4）

3.Lin C C，Mal C C，Wang P.Urban land policy and housing in endogenously growing monocentric city[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3，34

4.Kondo H.Multiple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spatial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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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9－03

一、理论模型

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可以认为，风险投资也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进行分解，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投人数量的以生产要素的形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即假定风险投资还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基于以上分析，通过构造相关模型检验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利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K1表示除风险资本以外的资本总额，K2表示风险投资总额，L1表示非风险投资部门劳动要素投入，L2表示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要素投入，At表示第t年的技术进步水平。α1、α2、β1和β2分别表示K1、K2、L1和L2的产出弹性，其中α2和β2分别反应风险投资通过要素途径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假定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要素投入数量的贡献方面以外，其他因素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借鉴目前表示技术进步的通用模型，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时间成二次关系指数关系的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通过高科技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实证检验模型中需用到的变量取值如表1所示。

lnY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lnK1，lnL1分别表示各地区历年国内一般资本投入和各地区非风险投资部门要素投入(也就是传统的非高科技产业部门)。

lnK2，lnL2分别代表风险投资部门中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high在模型中表示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t表示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数据取自中经专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各省GDP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本文用资本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投资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一般资本投入水平，资本形成额按资本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

本文选取了2003－2005年我国风险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浙江、江苏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和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数据，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风险投资产业也较为发达，数据相对齐全，便于开展研究。

(二)模型设定及估计结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下面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来考察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模型中，i为地区，t为时间，α1，α2，β1，β2为变量的弹性系数，b为时间平方的系数，a为截距项，μ，ε，υ随机误差项，模型(Ⅴ)式是不包含技术进步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只体现风险投资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层面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模型(Ⅵ)(Ⅶ)为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包含技术进步等其他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不仅体现风险投资从要素层面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体现风险投资通过其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模型(Ⅵ)引入了时间作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模型(Ⅶ)在模型(Ⅵ)的基础上引入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工业产值增长率之比这个变量(high)。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模型(Ⅴ)、(Ⅵ)和(Ⅶ)均接受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从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1nK，和lnLl的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lnK2和lnLl的系数分别为稳定在0.006-0.1和0.024－0.036之间。(2)模型(Ⅴ)、(Ⅵ)和(Ⅶ)中的lnL2参数估计值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lnL2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3)在非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模型(Ⅴ))中，lnK1，和lnK2的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且前者大于后者。lnK1的系数为0.0989388，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99％，lnK2的参数为0.012，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12％，前者的弹性是后者的8倍；而在模型(Ⅵ)和(Ⅶ)中，lnK1不显著而lnK2显著。

(4)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Ⅵ和Ⅶ)估计的结果中，时间t显著而high不显著。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不仅单纯作为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拉动劳动要素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它不单纯是一种资本。

2、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风险投资部门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要素投人相对于传统风险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中，LnL2的系数稳定在0.03左右，而LnL的1系数却为负，同样是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刚好相反。这也是两部门劳动力要素质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是受过高等教育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高。而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大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非技术性劳动要素，这种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带来的产出的增长低于这种要素本身的增长，因此人均GDP反而下降了，另一方面我国低技术劳动力基数庞大，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两者的生产力不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必然不同。

3、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差异。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情况下，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的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显著。

4、风险投资通过要素层面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的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进方面的贡献并不显著。对比模型(Ⅴ)和模型(Ⅶ)的结果可以发现，引入高科技发展水平这个指标后，传统部门和风险部分的要素投入数量方面的贡献得到了下降，LnK1，LnK2，LnL2的系数分别从原来的0.099，0.01，0.036下降到0.026，0.007和0.025，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体现，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变量high的系数为0.00075，但这个变量的显著水平只有15％。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贡献。即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中介机制还不明显。即：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经济增长这个环节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对风险投资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对于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从而证实了“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的传导机制存在。由于高科技产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已经得到许许多多经济学界的证实，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存在，即从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是顺利的。因而可以认为风险投资的中介机制没有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明显。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总是显著，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无条件(方旭升，2007)，而且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的增长还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要素投入相对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陈林生，2004)。

三、结论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