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价值模板(10篇)

时间:2023-09-20 1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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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价值

篇1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 year 2014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sports, in which a number of policies were adjusted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pushed the sports reform to a new high.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rational thinking is used to find the new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 expressed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ompetitive sports have produced derivative value and alienation value.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is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entatively explored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ramework. It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value; professional sports

伴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之声不断。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出台,将此轮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优势。2014年,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对体育事业发展中全民健身进行历史定位,从1995年开始的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两翼齐飞的时代将出现战略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时代出现了战略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价值的竞技体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讨论是在新历史时期的理性价值发掘。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在结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达基础上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理性解读。

1 问题溯源

1.1 体育的公共价值缘起

研究表明,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换言之,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渐转移:从政府统治到政府管理、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从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成为解决公民自身利益表达和社会利益总体趋和的主要工具。因此,体育作为利益价值的平和与平衡工具在社会变迁及演进过程中均具有公共的价值形态。

1.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相关概念界定

1.2.1 竞技体育概念厘定

国内学者对于竞技体育的概念界定较为争鸣,主要在围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进行讨论。本文对竞技体育的概念是以田麦久教授界定为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1.2.2 公共价值

“公共”一词是狄冀在《公法的变迁》(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词源意义公共价值可定义为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

1.2.3 具有公共价值的竞技体育概念范围界定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产业重要的推动力量。本研究所指竞技体育从纵向时间上看: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指竞技体育即是竞技体育全部社会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农业社会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竞技体育业出现归属异化问题,本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讨论的竞技体育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剔除以关注私人价值提升和商业价值为主的职业体育所剩余的社会总体性活动。

1.3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3.1 原始公共体育价值――前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阶段进入有记录的活动。在较为原始时代,以母系和父系为聚落的社会里,体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猎、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跃、舞蹈等,且均为原始体育形式。而氏族间的领土斗争、食物争夺甚至原始军事斗争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竞技体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对结果斗争的竞争表现,虽然此时对公共与私人的原始划分没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从基本雏形看,具备公共价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 朴素公共体育价值――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文明的车轮走过前农业社会步入了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开始形成。而农业中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基础上延伸的竞技体育是在家庭和部落这一朴素组织下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具有朴素的公共价值。

以古代奥运会为例,在持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盛会,而且更是一个全体古希腊人的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奥林匹亚。此时的奥林匹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见古代奥运会其实质是城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活动。

1.3.3 经济社会公共体育价值――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进入工业社会后,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清晰区分,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护私人财产作为利益追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工作的职业化和资本的商业化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领域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经理人、管理人员等使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劳动分工明确、产业化明显且对社会的产业贡献逐步提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的体育商业化逐渐将具有原始及朴素公共性的体育引入到具有新经济时代公共价值的体育中去。从发展角度看,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体育发展伴随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发展方式,竞技体育的资本运作使其经济价值作用凸显而其他社会价值相对弱化。但是,从事物属性特点上分析,竞技体育依然具有公共价值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鲜明和显著特点。从属性看,经济社会中的竞技体育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特征分析

2.1 公共性

公共与私人的区分界定是随着农业社会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开始的,公民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更加凸显公共价值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竞技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综合社会价值,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的。竞技体育从其原发性产生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过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本身是对社会领域的总体关注,更体现在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属性表现。竞技体育的原始公共产生、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注以及个体个人价值提升均具有较强的符号特征。

竞技体育的公共性更体现在其相关社会价值中,如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竞技体育对公民个体社会化的关注,通过竞技体育形式的开展对青少年产生教育影响;竞技体育形式的文化符号功能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表达;竞技体育精神是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利益表达,这些种种竞技体育的相关价值均体现了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2.2 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竞技体育比赛参观者不会导致供给资本的增加。二是边际拥挤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

竞技体育过程中,以参与者(以教练员、运动员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者和以观众为代表的间接参与者)为例:比赛参与者增加的数量对比赛过程竞技水平高低影响较小;竞技体育观赏者的加入数量对比赛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在参与观众竞技体育比赛的所有消费者中,均不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从竞技体育赛场本身的边际成本和竞技体育表演的观众的边际拥挤成本来看,均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

2.3 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样办,则要付出高额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例如空气、水。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对领域内的其他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对于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独自享受,即便是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才能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且费用极大。而在竞技体育表演中(竞技体育产品服务过程中),更为明显的市场效果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观赏角度和观赏效果则需付出较为高额的费用以享受产品带来的利益表现,这种特征是明显的非排他性表象。

2.4 非资本性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从概念上讲,资本是指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改变要求对社会中个人财富的保护逐步加强。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门与第一部门的重要分界标识。

竞技体育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改变,具有原始社会价值的竞技体育更多趋向于体现经济价值这一重要社会要义指标,以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将运动员职业化,将竞技比赛运作成商业表演秀均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是良性的互动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发展价值的必然体现。

在后工业时代,体育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明显加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从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区分其公私属性的。竞技体育资本运作、竞技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操作、职业体育的资本注入均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发展明显,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体现在资本社会中非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隐匿于浮华的商业下,沉寂于繁盛的资本中。

2.5 社会服务性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

竞技体育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社会的价值体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服务。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平台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尤以举办过奥运会的举办国为明显;竞技体育的开展能够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竞技体育的开展更能够有效调整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体育薄弱领域;竞技体育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传播;竞技体育能够推动和影响体育科技的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

3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内涵分析

3.1 内核:体育的公共价值

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体育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利益的表达。衡量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是否产生公共效用价值,如具有则归属。体育的公共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这种效果是一种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是一种非资本性的利益表达,是公共价值的体现。第二,对社会价值的增加。公共价值还体现在增加被创造的积极属性,减少捍卫利益的消极属性。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使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够通过参与使自身身体和情绪获利,能够使社会总体价值活动提升。第三,体育资源和体育需求的公共价值表达。体育能够通过参与者在使用体育资源时进行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表达。通过体育的生活化表达对个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过生活体育化的转变体现对体育资源的利益要求;通过体育参与能够使得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分配,这种分配是对公共价值的直接体现;通过体育参与更能够使个体的自身需求和情绪进行利益表述进而完成体育的公共价值作用。

3.2 公平:竞技体育平台的公共价值

体育从形成的基本形态看,从原始玩耍到具有体育雏形的规则化的游戏再到以竞技为特征标志的体育,这一朴素的体育发展过程均是以一个简单而又原始的原则,即:规则。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对结果的未知和规则的公平。在竞技体育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及阅历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场域内的参与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参与的。而平台的公平性是保证游戏得以继续的根本前提,这种公平性是古代奥林匹克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核所在,更是竞技体育之所以存在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意义。

竞技体育公平的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价值尊重,是对竞技体育观赏者的价值趋力,是对竞技体育赛事组织者的价值要求,更是对竞技体育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竞技体育的平台是平等的,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是对于项目发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综合各方竞争利益后的伦理体现。

公平是法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公平原则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结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产品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认为公共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的输出以公共服务为渠道和载体。2)结果。结果与服务通常会有交集,但结果中包含了更多隐形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3)信任与合法性。信任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务水准与结果目标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会减低公民从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效用。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价值研究中的一样,具有极强的公共服务特性,同时在公平的条件与规则前提下非常注重结构,这种公平的规则正是一种信任与合法。

3.3 竞争:竞技体育利益体总体价值趋同的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的主要规范是平等的规则,而至上伦理则是对竞争结果的重视。竞争是竞技体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体现,没有竞争谈不上体育,没有竞争更谈不上竞技体育。因为竞争,竞技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因为竞争,竞技体育观赏者得到过程式冲突体验。

从行为过程看,竞争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规则基础上的,是一种对最终利益追逐的过程,这种利益是在总体平衡基础上获得的。竞技体育的竞争中有优胜者,也有失败者,这种利益的制衡使得总体的利益一定是在竞争中找寻平衡的。就参与者个体而言,每次竞争是对自身价值的提升,每次竞争均存在竞争成功和竞争失败的可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积极的,因为这种竞争性冲突是使人能够社会化的,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方式。竞争的冲突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提升,从总体归属看,这种具有伦理性的基于竞争体育的价值属性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3.4 服务:竞技体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进步发展而向前延伸。竞技体育的原始雏形中,竞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现的,为表达公共需求体现的竞技体育是一种目的性表现。伴随古希腊文明的进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奥运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竞技体育表象,奥运会从古至今沿承发展,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举办的任一届奥运会上,作为公共事件(或称公共产品)的竞技赛事,均能够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相应的公共服务: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城邦的骄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响作用对于所属城邦的军事和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奥运会冠军的产生是伴随具有文化内涵的升国旗奏国歌的形式,而冠军的取得对所属国的项目发展和全民健身发展乃至青少年体育发展均具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功能上看,这是一种推动与引领。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中是具有社会服务价值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推动项目本身发展,更能推动所属项目的全民健身热情;作为公共体育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影响,影响全民健身热情;作为体育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引领青少年对体育的向往与热爱,带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影响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比赛使得某些公共体育资源合理地在项目和体育组织间进行配置与重构。基于以上分析,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作用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体现。

4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结构分析

结构是指构成整体部分的组成要素。讨论公共价值的结构需要从构成整体公共价值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去研究和讨论。就竞技体育而言,本研究谈论的结构是基于组织机构思路进行的。对于竞技体育在农业社会前的工业价值结构较为原始朴素,在此讨论的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具体结构如图1。

4.1 基于国家主体的奥运会、国际区域性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以奥运会和国际区域性赛事为代表。此类基于国家主体上进行交流与竞技的赛事旨在体现国家间的综合体育实力,而竞争实质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科研水平、竞技团队综合能力等竞技体育要素构成的综合比较。以国家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赛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类赛事,如奥运会;一类是单项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

竞技体育赛事的开展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去思考,其价值是全面和复杂的。但是,就其主体性质看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上,从结果看,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体间竞争是竞技结果对竞技主体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结果无论直接影响亦或间接影响均能对竞技主体(即国家主体)产生良性效应,那么这种客体对主体的产生的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2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竞赛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的竞技体育赛事是工业社会后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部门。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或私人利益,其行为不会直接地或显而易见地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人,如经济组织;但有一些组织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其行为对其他组织或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组织则为公共组织。

体育公共组织的存在有效弥补了体育领域内“政府失灵”的赛事举办能力和精力,因此区域间非盈利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就在组织内外进行交流与开展。这种基于组织的竞技体育更能体现出群众参与热情,更能体现出项目本身的价值,如美国的NCAA、我国的龙舟赛等均是这种类型。公共组织为主体开展的竞技体育是对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有效补充,更是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客观效用对国家、组织和个人乃至竞技项目本身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客观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3 基于公民主体的自组织竞技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是国家的,是组织的,但归其要素内核更是公民个人的。竞技体育从需求产生解决的逻辑上首先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其后是组织和国家。研究讨论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需要严格以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经济发展,余暇时间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闲动机的多样性倍增,基于公民主体兴趣的自组织团体越发增多。个人以及自组织间的竞技赛事也逐步呈现自生长状态,公民间一对一的竞技较量与交流在公民个体间逐步增多,这与社会发展、个人追求以及价值提升的个人意愿均有关系。基于公民个体或个体基础上的自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对公民个人或小团队的价值关注,这种价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价值基础上的,从这个效果上看竞技体育此类结构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5 结束语

竞技体育伴随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在不断衍生与异化;公共价值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了严格的“公”“私”划分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理念。价值异化后的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隐匿于凌乱的社会现象中,进入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梳理将有利于明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核心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科学发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竞技体育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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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樊炳有,高军.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目标及运行机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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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篇2

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参加WHO基本药物行动计划。1996年,中国首次了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和化学药品目录。然而,问题在于,“基本药物”在中国更多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基本药物都是普药,每一种基本药物在我国都有几十家企业可以生产,并且会有不同的剂型。同样是基本药物,不同的商品,价格自然不一样,但疗效的差别也许不大。由于众所周知的“以药养医”机制,医疗机构倾向于开贵药、多开药,这样导致相当一部分患者不仅用药过多,而且使用了过多价格昂贵、但疗效不一定很高的药物。由此导致了大家所说的“药价虚高”。

卫生部等9部门于2009年8月18日《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

实施意见指出,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须、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的原则,结合中国用药特点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要求,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中国基本药物品种剂型和数量,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动态调整管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并统一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基本药物全国零售指导价格,在保持生产企业合理盈利的基础上压缩不合理营销费用。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原则上按药品通用名称制定公布,不分具体生产地、企业。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利销售。各地要按国家规定落实相关政府补助政策,确立基本药物优先和合理使用制度。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它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药品保障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实施意见明确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的时间表。2009年每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利销售。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18日正式公布,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

卫生部就此公布了第69号“卫生部令”,明确这些基本药物目录自2009年9月21日起施行。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1]第二部分是中成药[2],第三部分是中药饮片(颁布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为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说明。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些具体内容。

目录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类,共205个品种;中成药主要依据功能分类,共102个品种;中药饮片不列具体品种,用文字表述。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和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部分。这次公布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其他部分是目录基层部分的扩展,将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尽快制定出台。

据介绍,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政策问题,确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确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和调整的原则、范围、程序和工作方案,审核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这一委员会由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成。

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的影响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关键。在基本药品制度没有健全之前,我国药品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第一,各药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相同的药品名字各异,导致疗效相同的药却有着价格的绝大差异。因此很多药品换个包装,利润就可以翻一番。第二,医药代表成为了沟通医院和药厂的纽带,药品交易背后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行贿费用最终由加到药品上面转嫁到患者身上。第三,医院自负盈亏,因此“以药养医”,医生的“开贵药,多开药”行为导致药价虚高。第四,药店进入准入程度较高,消费者信息不对称,药品价格及名称的不统一,导致药店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几乎随意拟定药价。第五,患者“看病难,看病贵”,无力负担医药费。第六,药价过高,国家医疗保险负担沉重。

在这种环境之下,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建立就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医药企业、医药代表以及零售药店的影响

政府对于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物将实行统一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定价。在改革之初,这种方式就对药品的卖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药品的买方市场存在着生产、配送、销售这三个重要环节。

首先,政府统一招标、定点生产会扩大的实力强的大型药企同时击垮小企业。这一举动必然使医药企业股票受到波动进而促使医药企业的兼并重组。该种兼并重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会使药品行业产能过剩的状态得到缓解,据国泰君安的调查可知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台会使20%的药瓶企业倒闭。另外,药企在利润方面受到的打击可能会从药品销售的数量方面得到补充。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国家介入药品企业可能会加剧垄断,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会造成药品行业服务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政府招标采购必然会使政府权力过大,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透明公开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集中采购就会使常年活跃在药品市场的医药代表退出市场。这样做有两方面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在招标采购配送环节,各省(区、市)在国家零售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基本药物统一采购价格,其中包括配送费用。减少了中间环节,更加透明和公开。这就意味着,本省(区、市)基本药物采购价格将低于国家零售指导价,群众会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购买使用基本药物,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另外,集中采购可以减少药企公关费用,更好的发展生产。从消极方面来看,集中采购包含两种含义:集中采购只集中在招标环节,而是各药企自己配送;另一种含义就是集中采购集中于配送环节,由各药企将生产出的药集中送于一地,再由国家统一配送。如果是前者会加大药企的费用,降低其生产积极性。如果是后者会是配送行业形成垄断,加大药品配送的风险。

第三,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合理确定基本药物的价格。从积极方面看,统一规定价格,会降低药价,防止药价混乱。从消极方面看,如果价格不能反映药品价格,不能给予药企和零售药店一定的利润空间,则会减少他们的积极性,降低服务质量。特别零售药店会受到十分大的冲击。因此,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物报销目录”等措施提高基本药物的使用率,但是仍然要保障补贴,从而保证一部分收益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2 对医院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直接配送覆盖面力争达到80%。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

从积极方面看,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降低以药养医,降低看病费用。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从消极方面看,基本药物目录过窄,会使一些药在小医院基层医院买不到,而不得不转到大医院进行治疗。基本药物制度的使用也会使医院利润下降,导致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服务。

3 对普通大众的影响

作为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所获得实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统一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统一配送,药品价格与以前相比下降。

第二,在基本药物使用环节,国家要求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其他各类医疗机构须按规定使用并确定使用比例。这将进一步促进医疗机构合理使用药物,避免过度滥用,降低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

第三,在支付报销环节,基本药物报销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意味着减轻了群众负担。

第四,在药品质量环节,国家对生产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全品种抽验,确保基本药物的质量,保证群众用药更安全。

4 对国家的影响

全民医保以及报销比例的提高会导致医疗保险基金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另外,国家对于招标、采购、配送、定价等环节的权利也需要保障监督,保证透明公开合理。

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是医疗保险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总之,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是医疗保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暂时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一定会使该制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只有建立好完善的基本药物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才能维护药品市场的稳定,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维护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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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作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追求的社会法,它所追求的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提高。而经济效益追求的只是单纯的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则是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其中的社会效益包括政治、人文和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社会效益才能被经济法所追求。本文以社会效益在经济法中的集中体现探究经济法的价值。

一、社会效益在经济法价值中的集中体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处于效率经济的阶段,我国在这一阶段所确立的经济法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由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如果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那么经济效益是否就是经法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利润效率等方面,因此,经济法中的效益主要是指经济量的增长和经济质的增长的总效益。其中经济质的增长就是指经济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同经济效益相对应的社会效益也在快速增长。经济质的增长就是经济量的增长发展到一阶段衍伸出来的一种社会效益,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同存在时,就有专家称“经济法的效率观不应该仅仅表现在经济效益上,而是应该表现在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效率上。这种社会效益不仅包含了获取经济利益相对的最大化,也包含了通过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和利益、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优化等社会效益的相对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关系就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社会效益涉及的范围较广泛,其中包含了经济效益。从传统、当前和未来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应该能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而不能仅仅将经济效益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涉及范围更为全面的社会效益才应该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之根本。社会效益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效益得到更多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在传统上的延续传承,也是一种境界上的升华;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财富创造的衡量指标,简单地说,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就是获得最多的财富,而社会效益则除了最求较大的经济效益,还涉及到社会中的无形财富的获得,这种无形财富的收益不仅包括一些现实的收益,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收益。

二、社会效益应作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追求

(1)从社会角度分析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从经济法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将社会作为最大利益的享受主体而存在,因此具有浓厚的社会性。社会整体的利益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所追求的不是单一体的利益,也不是追求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将个人利益和整个国家利益有效结合起来,进行必要的综合。从社会角度思考经济法的追求利益就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即综合利益,其中综合利益的对象包括多方面,多种经济利益进行交互融合,相互促进,才可以作为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2)从实质公正角度分析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即公正。公正一词,从古至今在学术上很难给其下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定义。经济法作为反思现代法律特点和缺陷的产物,随着现代法律的逐渐完善,经济法也在不断的完善。现代法律形式虽然在不断追求完善之中,但是民商法作为形式公正法律依然存在,这种法律的存在从实质上来看,对社会的整体利益无法起到推进作用,因此,现代经济法基本上是以实质公正作为经济法的主要依据。现代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类型,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可以起到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作用,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可以起到对弱势群体进行扶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现实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扩大和增加,充分迎合了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目标。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律之一,所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单一体的利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效益是以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和其他社会要素的综合效益的发展。从实质公正的角度思考,社会效益仍然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选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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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unting hypothesis is that people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acco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objec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to produce the most basic idea to make summa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hypothesis is now much impact theory.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accounting the challenge is still severe,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should admit that this change, accept the challenge, and pushed for the new theory research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of gener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theo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knowledge economy accounting assumptions impact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知识被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和分配要素。由此,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新型经济范畴――知识经济便应运而生。知识经济为财务会计提供了以网络科技和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环境,大量新观念、新事物、新业务的出现,深刻的改变着会计环境,会计的理论工作者应当重新审视构筑财务会计及其规范的基本概念――传统会计假设,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知识经济概述

知识经济又称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物质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是以广阔的耕地和众多的人口劳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而知识经济则是在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支撑下,知识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通过不断的创新并应用信息科技,以提高产品质量或服务附加值的产业或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2知识经济对会计环境的影响

会计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的会计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会计环境是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环境,是会计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会计环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庞大的统一体,并将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知识经济作为世界经济潮流,正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面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传统会计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这必将对传统会计假设构成巨大的冲击。

2.1企业的核心资产不断边缘化

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不再是以机器、原材料为代表的有形资产,而是以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已逐渐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

2.2企业投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投资方式主要是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实物资本,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专利技术、商标等知识资本。

2.3企业的组织形式与交易方式发生变化

知识经济时代便捷的网络催生了众多的“网络公司”(既虚拟企业),传统企业组织形式正悄然发生变化;此外,电子商务的普及与“电子货币”的出现,对传统的交易方式、结算手段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2.4企业利润的分配模式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企业对员工的劳动以工资的形式进行补偿,而只有投资者因拥有股权才能分配利润;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资本是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和价值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尤其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利润的重要分配依据,这对传统的利润分配模式是一种创新。

2.5对会计信息的要求及处理能力大大提高

知识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与利用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会计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的要求必将大大提高。

2.6会计国际化进程加快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会计的发展,必然推动各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3知识经济与会计假设理论的关系

会计假设是指对某些未被认识的会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做的合乎情理的判断。而后形成一系列构成会计思想基础的公理或假设。传统的会计假设一般包括4个方面: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由于会计实务中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会计假设是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断。

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假设理论也应不断完善。尽管会计假设是对客观经济环境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抽象,但毕竟与经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知识经济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使旧有的会计假设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会计假设已不再是对现实的客观经济环境的理性的概括和总结了。据此会计假设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就很低。从而也使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的准确性降低,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会计环境的不确定性,扰乱正常的会计秩序。即会计假设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假设与现实的脱节应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当现实发生较大变化,会计假设也就必须及时做出相应修正和完善,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也才能真正发挥会计信息的决策参与作用。

4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假设的冲击

传统会计假设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会计环境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改变了传统财务会计建立的基础。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四项传统会计假设。

4.1关于会计主体假设

知识经济条件下,母公司下设若干个表现为独立会计主体的分支机构、若干个负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事业部和若干子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难以把握,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其外延不断变化,结构和功能都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这种由于控股而形成的母子公司的企业集团,会计主体具有双重性,对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是一个冲击。另外,虚拟公司使企业的空间范围能够根据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灵活地重购或分合,从而使会计主体具有可变性,其外延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2关于持续经营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随时都可能导致企业解体;而大量的基金项目、虚拟企业又多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组织,交易、结算均在瞬间完成,其经营活动具有“短暂性”,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极大的冲击与否认了“持续经营”假设。

4.3关于会计分期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受到冲击使会计分期假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会计分期假设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网络经济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使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受到了冲击,会计分期假设也就同样受到了冲击。可以说,会计分期假设受到冲击是持续经营假设受到冲击的连锁反应。

4.4关于货币计量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市场交易更加活跃,汇率变动更为频繁,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稳定这一假设;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与企业核心资产重心转移,传统会计理论的计量属性已不能满足在线交易价格的需要。可见,现行“货币计量”假设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结束语

总而言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会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传统会计假设产生了重大冲击,因此,及时地根据会计假设环境的变化,科学地修正和完善会计假设已成为我国会计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当前条件下,知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会计假设提出了挑战,却并没有改变会计假设的实质,会计假设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玉苗、何晓东:《关于网络时代的财务会计假设》,《财会月刊》[J]2001(9)

[2] 吴建新:《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假设的冲击与创新》,《中国管理信息化》[J]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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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落实地区发展规划,加大对重点领域信贷支持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地区发展规划〉行动方案》和市政府《开发-年重点工作分解(六六六工程)》的要求,积极加强与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的对接,及时保证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资金需求。加大对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加大对徐圩新区、市开发区、柘汪、板桥、燕尾、灌河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信贷投入,切实提高地区的项目承接能力;加大对重大产业项目的支持,适时组织开展项目对接活动,对新海石化三期、田湾核电三期等重大项目建设给予重点支持,及时保证全市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专精优特企业的信贷支持,严格限制向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重点支持生物技术、新医药、新材料、清洁能源及装备、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

三、立足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改善对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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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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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 Neufville,J.I.,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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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国家层面的八个字,深刻的说明了我国的发展目标,那就是在经济上富强、人民生活富足,在政治上民主、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文明、和谐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社会层面的八个字,说出了每个社会公民的共同心声,我们每个人自由而快乐的生活,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平等,社会秩序公正,充分发挥法律在社会管理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个人层面的八个字,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期许,爱国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本质要求,敬业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职业操守,诚信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品质,友善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只有谨遵这八个字,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含义当然不至于此,但是这是其最浅显和基本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学习、充分了解其内涵,并在实践活动中积极践行,在促进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必须需要重视其在社会公民中的培育,本文认为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重视宣传,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传播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正确的意识,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而这一积极作用的有效实现,又是以多数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可为前提的。所以,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宣传的作用,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传播作用。

我党至始至终都重视宣传,积极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各项方针政治、宣传典型事迹、宣传榜样等等,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去知晓、去认可、去践行。党和国家对宣传的重视,除了要通过政策规定、文件通知等形式,更要通过各类媒体的力量。尤其是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向自媒体时代、微媒体时代过渡,媒体媒介在宣传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仅需要继续主流媒体如电视、报纸等的宣传作用,通过新闻联播、专题讲座等电视节目在广大人民中进行广泛而全面的宣传,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报纸在头版头条或专版连载中对相关内容进行具体的阐述和说明,增进人们的了解。同时,还需要发挥自媒体、微媒体的作用,网站论坛的建设、微博微信平台的开设,都是现阶段必须积极重视的方面。微博微信的发展,不断成为了每个人获取知识和与他人交流的主要工具,尤其是中青年群体对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的热衷度越来越高,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要巧妙的利用自媒体、微媒体为其服务,通过信息推送、公众号、公众平台的建设,让其传播能更有效的深入到社会公民中去,克服了时间空间的束缚,也能增进人民的了解,让广大公民更加认可,从而去践行。

2、加强教育,将其贯彻于各级各层的教育活动中

中华民族自古就重视教育,也诞生了不少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也形成了不少重要的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更好地在社会公民中实施,必须从加强教育,将其贯彻于各级各层的教育活动中,通过教育让大家更加全面和透彻的去认识学习,从而付诸于实践。教育的过程,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促进知识内化、认识深化的过程,从而使价值观念转变为每个人自觉的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依赖于教育,教育的开展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活到老、学到老,是很多先哲的教育原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需要将其贯彻于各级各层的教育活动中去,让更多的人在教育中学习,加深认识。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进入大学,更多人的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这是大家普遍遵循的教育路径。故而,教育的任一阶段都必须渗透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其贯穿于学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始终,而这不同的阶段,人对其的认识和理解又会出现不同的特征,学习的能力、认识的程度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全面贯彻,是让更多的人去客观深入了解其内容、主张、精髓。从小就端正立场和观点,也能更好促进每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区教育等非正式教育形式的教育活动也需要大力开展,通过讲座、座谈会等,营造全社会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和局面,实现全面的教育,增进全面的认识,促进全面的内化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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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通”是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荆州分公司实行医疗、保险一体化运作的简称。是连接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纽带,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提高了保险公司信誉,也为医院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模式对大型综合性医院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对构建“医保通”模式进行分析的同时,探讨其结算中的内部控制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医保通”的路径和管理,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一、商业保险中的医疗补充保险现状

1.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类型。医疗保险具有比较宽泛的概念,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行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都是医疗保险范畴,构成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网。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推出了多种保险险种,如学生险、意外伤害险、基本医疗补充险,以及各种寿险、交通险、财产险等、无不与医疗机构有关。

2.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赔付路径。传统的商业医疗保险赔付路径复杂,病人入院要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人核查,病人出院时带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资料到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到医院查证病历,属实后通知投保人办理赔付手续。这种模式时间长、赔付慢,投保人需要多次往返才能办清手续,容易引起矛盾。

3.传统赔付路径引出信用危机。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始终是我国各行各业及人与人关系中最难调节的关系。而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尤其严重。很多投保人人不信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天生就质疑投保人。在医疗保险中,涉及到投保人、医院、保险公司三方利益 ,三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如投保人的虚报案件骗保行为,医院收费不规范行为,医务人员与投保人的人情行为,保险公司拒付引起的种种信任危机等等,使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投保人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理赔模式,“医保通”顺应形势破茧而出,成为这种新模式的良好载体。

二、“医保通”理赔模式的建立

1.“医保通”基本路径。“医保通”顾名思义就是医院、保险公司一站式服务,为投保人提供报案、受理、核查、理赔一揽子服务。保险公司在医院住院部大厅设立专门理赔服务窗口,派遣工作人员,从投保人报案入院一刻起,保险公司即开始与医院客户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工作,对受益人进行慰问,并与管床医生、护士合作交流,提供跟踪服务。当保险受益人出院时,完整的手续已到达医院住院结算处,并由保险公司专员核查、签字、盖章,由医院住院结算处垫付赔偿金,下月3日之前保险公司根据医院垫付理赔金报表的数额支付给医院,“医保通”理赔程序结束。

2.“医保通”服务的延伸。“医保通” 理赔路径为投保人提供了快捷服务,但还不能体现“周到”和“温馨”。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在保险受益人入院时,送上一束鲜花,一张慰问卡,医院短信服务平台向病人发送一条管床医生、护士信息和注意事项。病人出院后医生发出随访短信和电话,使保险受益人充分感受到医院和保险公司的真诚服务。为使“医保通”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险公司开设了保险咨询窗口,医院开设了费用查询和投诉平台。为尽量方便投保人,保险公司与医院协商,开通主险、意外伤害及其它意外理赔,利用医院平台,凡在医院住院的保险受益人都得到了快捷、周到的理赔服务,扩大了理赔范围、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在市区“医保通”运行平稳后,扩展到全市六县市区650万人口,使大型综合性医院平台得到充分利用。

3.“医保通”结算的内部控制。“医保通”采取医院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下月初结算的办法,方便了保险公司、投保人,但医院住院结算处的内部控制风险凸显,如制度设计不当或稽核控制不严,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医院与保险公司签订代付协议,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双方权益;保险公司授权保险专员理赔章及签字权,医院备案;医院与银行签订支付协议,完成医院与银行的法定程序;医院授权结算中心负责人、出纳签字代付权限。在这一系列的文件制定与授权后,内部控制仍存在着缺陷,财务科必须派专人每天核查监督,以保证“医保通”结算的安全运行。

三、“医保通”模式的社会经济价值探析

1.“医保通”建设诚信关系。诚信问题是中国当前一个严肃的政治生态问题。诚信普遍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象,改善和建立诚信关系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医保通”仅仅是一个理赔路径的改变,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形象。但医院、保险公司是社会中很重要的机构,遇到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常突出,医院和保险公司改善诚信形象,对社会建立诚信关系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保险公司通过大型综合医院平台,建立了快捷、方便的理赔通道,取得了投保人的信任,双方建立了互信关系。医院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规范了医护人员的行为,杜绝了冒名顶替合作骗保、乱收费等违法违纪事件。保险受益人在优质的服务中得到了实惠,自觉接受保险核查,与保险公司、医院合作愉快,避免了因手续繁杂带来的疑虑和抱怨。医院、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改善了关系,建立了信任。

2.“医保通“创造经济价值。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医保通“,从2011年元月开始到20112年12月,理赔人数月月攀升(具体情况见下表)。赔付人数增长的背后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也因为快捷周到的服务,在中国人寿投保医疗险的客户纷纷到我院就医,保险住院病人不断增长。投保人获得快速理赔,恢复健康,重新投入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一个路径的重新设计,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达到了三赢的社会效果。这一模式更是得到了湖北省多家保险公司和医院的青睐,接待了近十家机构的参观学习,并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

3. “医保通”调整社会关系。投保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产阶级、学生以及拥有资产的机构。投保的目的,一是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二是学生等未纳入社会保障的人群保险,三是作为财产保障的风险化解途径。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疾病经济风险、灾难性卫生支出始终是我国人民群众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保险公司通过收集并管理各种资金来源,将经济风险从个人承担转为所有参与者承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双方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代表投保人参与了与医疗机构的博弈,制衡了医疗机构的部分利益诉求,保障投保人的权益。但“保险”“理赔”两张脸,使投保人不信任保险公司。医务人员违规又使保险公司不信任医院。“医保通”通过路径重新设计,改善了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在温情脉脉的服务中达到了相互支持、相互牵制、相互得益的目的,调整了社会关系,改善了社会形象,也为医院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参 考 文 献

篇9

阿拜(AbayIbrahimQunanbayuli)(1845-1904),哈萨克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启蒙家和诗人。阿拜的思想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伦理、风俗等诸多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哈萨克民族的精神,是哈萨克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在世界人民中也有崇高的声望。

阿拜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和箴言),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改变19-20世纪哈萨克族落后氏族封建社会面貌曾经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认为:“阿拜是向哈萨克人民提出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第一人”。(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305页)。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我国哈萨克族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为全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方面也将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良好的现实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阿拜的社会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一、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

阿拜提出了自然界所存在的的一切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了都是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第三十八篇:“大地以其孕育的棉花,大蒜,水果,矿产,鲜花;飞禽以其羽绒,肉,蛋;动物以其肉,奶,力气,美观,皮毛;水里的鱼,鱼之鱼籽;甚至蜜蜂所产的密,蜂蜡;蚕吐的丝等,一切均为人类所需创造,没有任何一物能够言明这些是它的,一切皆属人类取之不尽的给养。”

阿拜深刻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创造物质财富在人作为人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全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阿拜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等。他提出:“首先的是生存,然后才是了解阿拉伯与波斯语。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何谈理智和荣辱,更无心思求学进取。饥饿与贫穷往往导致亲人不知,邪恶滋生,盗贼蜂起;人们相互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有衣食足,知荣辱,人们才会有求知的欲望,才会有心思不但自己去学,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求学。”他认为精神的信仰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第三十八篇:“倘若人人修行是为了圣贤,个个都逃遁现实世界,狂热地投入到教门中去,世界亦将毁于一旦。这样一来,谁来放牧,谁来御敌,谁来织布,谁来种粮,谁来寻找真主为世人创造的宝藏。”归根到底他理解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二、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阿拜强调了发展多种社会分工,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依法治国,与其他民族实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把有学问的,文化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等等。阿拜的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不仅过去还是现在在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第二篇:他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多样的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在《阿拜箴言录》第三篇中他提到:“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只顾去多养牲畜而别无心思的缘故,如果他们也去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就不会沦到这一步。”

阿拜不仅强调了发展农业、商业、科学,同时还强调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他认为靠诚实劳动生存的手工业者是哈萨克人中的最好的人(神人)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手工业生产。阿拜在三十三篇:“要想致富,就得学点手艺。财富会用尽,手艺却永无止境。不靠偷工减料,而靠扎扎实实的活计谋生的手艺人,当是哈萨克中的人杰。”他认识到了知识密集性高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到手工业场所去从事手工业生产。

阿拜强调了社会劳动在人们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的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人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等等。在四十二篇:“哈萨克人恶习不改的原因在于——无所事事。倘若他们或去务农,或去经商,哪里还会有闲暇?”阿拜号召哈萨克人不要懒惰、盗窃、骗人、讨饭,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四篇:“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摇尾乞怜,那只不过是没出息的无赖们的造化……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大地决不会辜负那些付出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人。”阿拜深刻理解了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要求青年们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劳动。在三十七篇:“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倚老卖老的长者,不如自食其力的少年。富足的乞丐——鬼精,没有行动的信徒——阴险。”

三、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市场经济思想.他高度评价了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了商业在打破封建封锁,改善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方面的推动作用。他揭示了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金子在当时哈萨克族社会生活中的统治。阿拜发现并批判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及其哈萨克族草原上的表现形式。阿拜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但没有注意到竞争的经济根源。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经济意识淡薄,心胸狭义,消费意识的落后性。阿拜还发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中的调节作用。

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人在归还赊账时不讲信用的现象,并强调要培育市场经济特有的诚信经济观念,还要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比如在第十六篇:“犹如商人们前来讨集赊账时,不是常友人赖账云:‘就这些了,要拿你便拿去,你不拿莫非让我掘地现找难为我不成’。”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的制约作用。

篇10

1.森林的文化内涵

森林是一个集合概念,林木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茁壮成长为茂盛的森林。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建造的防护林,在各地山区建造的人工林,都是依靠参与群众集体的力量完成,所以,森林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森林集体主义精神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生物种群顺利成长的条件,这种集体主义隐含在生态文明之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

2.森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森林为代表的生态文化为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2012年底中国GDP总额达到519322亿元,按照1美元兑换人民币6.35元计算,则中国GDP为81783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已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生态旅游成为旅游业的热点,森林区域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众多、森林文化气息浓厚,这些元素深受旅游者的青睐,即在享受到森林带来温馨的同时,又约束自己自觉保护森林,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爱护森林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保护人类福祉。

3.林业具有制衡作用

生物学种群理论告诉我们,某一种群不能无节制的发展,否则,就会引起种群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森林之间也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平衡,打破了这种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只顾追求经济效益,其结果是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恶果。这些教训应引起我们深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森林,发挥森林的制衡作用,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森林的环保作用

森林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路走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工业化的到来,人类过多地从森林中获取物质利益,却忽视了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导致全球森林面积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使地球这一人类的共同家园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深刻认识森林的环境保护功能,重塑森林体系,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森林的环保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森林具有涵养水土的作用。树木拥有大量的细胞,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将大量的水分留在树干里,在气候干旱的时候将水分回流到土地里,供其他作物生长使用。树木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将根部的土质牢牢地抓住,防止土质松动流走。二是森林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在的土地上,没有森林覆盖的土质在大雨的冲击下极易崩裂塌陷,造成灾害。有了森林,其发达的根部可以将土质吸附住,任凭风吹雨打,抓住土质不放手,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三是森林可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森林是绿色植物的集合体,绿色植物的叶子具有光合作用的特征,可以将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吐出氧气,供人类呼吸之用。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显而易见,森林的环保功能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群落聚集。特别是森林群落对环境恶化起到了抑制作用。提倡植树造林、有序开发森林资源和理性消费林业产品,保持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让森林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三、森林的碳汇作用

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正朝着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森林因光合作用的特征在经济低碳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二氧化碳的减排中,我从收集的资料了解到现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碳捕获和储存、实施深海或陆地深洞掩埋,或者将收集的二氧化碳进行生产加工、制造碳酸饮料,或者是开发和采用新的环保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是森林和土壤碳汇将二氧化碳转成碳储存在森林或土壤中。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前面的方法实施效果不甚理想,要么操作方法过于复杂,要么开发技术难度太大,要么推广成本提高,总体上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目前之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其难度很大;大规模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会受到转让方的漫天要价甚至阻扰,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发展森林经济,森林具有成本小、固碳能力强的特点;同时森林的覆盖面广,不受地域的限制。碳汇的多少,与森林数量成正比。植树造林越多,砍伐越少,则森林储碳越多。通过森林的汇总功能,能将大量的碳储存在森林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

四、森林的就业作用

林业与农业、牧业、渔业组成大农业。林业产业化、社会化和服务化是其发展趋势,已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从收集的资料分析,与森林相关的就业行业可以分为4大类:

1.基础林业,这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牧)还林、森林管理等领域,就业成员主要是农村劳动者。

2.林产品加工行业。这包括林木砍伐、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嵌入科技元素和创意元素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不应求,就业规模大大超过基础林业。

3.林业旅游。林业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游客的消费方式与传统旅游业不同。在林业旅游中,游客可以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事乐趣、呼吸新鲜空气、熟悉林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和零距离接触大自然。这些丰富的内容是传统旅游无法提供给游客的。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新型旅游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是传统旅游业的8~10倍。

4.林业碳汇交易。森林具有碳汇功能,储存碳的数量巨大,成本低廉。随着全球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碳汇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也不断扩大。我国已在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碳汇交易市场,吸纳了不少人就业。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地区实施CDM机制,吸纳山区劳动力就业,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总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加快,由森林衍化的新业态会不断增多,产业链不断延伸,社会分工呈现网络状态,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