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经济社会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助力经济社会，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要树立统筹意识，坚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必须以全体国民具有较高的素质为基础，而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我们应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教育工作，认真把握以下两点：一是教育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要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教育的要求，研究和谐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使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二是要努力建设和谐教育与和谐校园，促进学院内外发展环境的和谐、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之间的和谐、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之间的和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和谐。

篇2

坐拥黑土大粮仓，一览松嫩大平原。绥化属农业大市，是素有寒地黑土之美誉的国家商品粮基地和全省粮食主产区。2013年，粮食生产10连增，总产达263亿斤，占全省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大耕保、大整治、大发展”理念下的耕地保护为实现国家增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多赢”奠定了坚实基础。

层级负责，落实目标，形成立体保护格局。市政府与所辖县（市、区）、县（市、区）与乡镇、乡镇与村委会、村委会与农户层层签订了耕地保护责任状（书）形成了市、县、乡、村、组的五级管护网络，从最高层到最基层，一级抓一级，五位一体，形成了“大家管”的耕地保护责任合力。

强化考核，跟踪问效，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今年，市国土局建议市政府出台了《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将耕地保护纳入各级政府主要责任指标和领导班子干部考核体系，考核的核心是违法占用耕地比例，10%是考核界线。低于10%的奖，高于10%的核减用地指标，停止供地；在责任追究上，轻的责令做出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重的给予停职或调离岗位，实行“一票否决”。

严把关口，控制新增，实现占补平衡有余。从严审核农用地转用，引导项目合理选址，控制用地规模，杜绝了“摊大饼”式的发展；坚持“占一补一，占补平衡”制度的执行，到2013年末，全市耕地保有量2513.7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177.14万亩。基本农田面积比2011年多增加了3.18万亩。

全力整治，注重效应，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农业资源和农业经济一直是绥化市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之一，土地整治项目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国土部门承担的任务也异常繁重。2013年，绥化市国土局强力推进2个投资6304万元的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攻坚决战15个投资4.99亿元的土地整治工程项目，新增耕地2.5185万亩，直接增产1175万公斤。

2013年底至2014年9月，紧跟省政府土地整治战略调整的步伐，分三批共计争取并获批了以田间水利工程为重点的灌区土地整治项目13个，投资总额6.87亿元，建设规模74.6万亩；坚持旱田区项目与灌区项目同步推进，争得了省政府的政策支持，12个旱田区项目预计11月批准实施，预算总额4.02亿元，建设规模48.61万亩。25个项目完成后，可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106.55万亩，新增耕地0.2056万亩，直接增产102.8万公斤，提高耕地等级间接增产7991.25万公斤，农民、农业增收7192.12万元，将惠及300万农业人口。

25个土地整治项目分布于全市所有县（市、区），开创了绥化土地整治历史的先河。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增加粮食产能、改善生产条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的土地整治功能将得到全面彰显，将为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田成方、渠相通、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产出高”的高标准农田，正改写“靠天吃饭”的历史，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农业正在黑土地上茁壮成长。

保障发展，勇破难题，服务社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潮涌沃野，大地生金。经济发展，用地先行。重点产业、工业项目、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城市和新农村建设都需要用地保障。保障发展的压力异常艰巨。困难面前，绥化国土人主动作为，勇担重任，破解了一道道难题，也收获了一颗颗硕果。

积极争取支持，拓展发展空间。2013年全市使用超出年度计划2.4倍的各类用地指标965.3公顷，部级规划评估修改试点为市本级新增用地规模300公顷；2014年上半年，面对全省经济下行出台的65条政策刺激下的新一轮的发展热潮，全市争取年度计划指标625公顷，其中耕地指标347公顷，分别比去年增加了109公顷和89公顷。从肇东市未利用地开发试点区内分流出3平方公里指标，落到肇东市北部现代物流园，保障了省政府重点支持的肇东航空低空产业园、卓达新材料、乐安新城等一批省级重点项目的顺利建设。

注重内涵挖潜，推进节约集约。积极推行一次规划、分期供地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提出了“向存量要空间、用节约促发展”的用地导向，建立了项目准入、评价奖惩等5项节约集约用地综合管控机制。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核减35个项目用地规模84公顷，处置利用低效、闲置土地119公顷，盘活存量用地128公顷。今年青冈县无偿收回了5个项目的闲置土地39公顷，发挥了节约集约用地在破解用地难题和保障发展需求上的现实作用。利用肇东、安达的国家级未利用地开发试点项目区，安排企业异地安家，推进了异地经济，彰显了集约效应。

优化审批供应，保障用地需求。全系统采取提前介入、超前预审、滚动挂牌、程序叠加、并联审批等举措，2009年以来的五年平均供地率为73.06%，位列全省第一，彰显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2013年，全市报批42个城市批次、审批15个村镇批次、报批16个单独选址项目，共计报批、审批用地1023公顷。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880宗，面积2471.76公顷；落实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122.1816公顷，使24623套安居工程如期开工；安排17个整乡镇推进项目用地125公顷，一大批农民新村装扮了农村大地。有力的用地保障，使全省推进的52个重点项目、市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顺利落地，促进了全市城乡经济蓬勃发展。

努力探索前行，释放改革红利。依托“两大平原”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平台，积极推进“四项改革”，一些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规划制度改革上，积极探索市域内自我平衡的用地指标分配新机制，7月初从市本级拿出100公顷城乡用地指标给青冈、望奎两县横向调剂使用，破解了两地无指标可用的局面；积极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指标使用，单独为肇东争取了200公顷增减挂指标，开展了肇东镇辖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换得指标30.2公顷，利用取得的指标完成建新区面积5.3168公顷，推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了民生条件，收到了一举多赢的综合性社会效应。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一方面抓试点建设。肇东、安达的全省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完成调查登记1500余份，建立了宗地信息档案1211宗；安达的全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试点工作方案报省政府和国家待批期间，选取了3个试点乡镇开展调查摸底，研究出让、转让、租赁、抵押或作价入股等流转模式；肇东的全省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试点，初步建立了市、乡、村三级交易平台，186个行政村的农地信息数据录入已完成了24个；另一方面抓农村存量用地管理。坚持依法依规、严控增量、活化存量、杜绝小产权房的总要求，提出了支持撤村并屯的城镇化建设、支持利用腾退宅基地联营联建办企业、支持利用农村学校等空闲的集体存量用地联营联建办企业的存量用地改革方向。在耕地保护制度改革上，积极探索异地占补平衡，先行在青冈、望奎等县开展了指标互用、占补平衡。在此基础上，以庆安县的国家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试点为推手，对全市71287公顷的耕地后备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加强补充耕地库存建设，为实施跨市、跨省的耕地占补平衡提供基础。在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上，突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抓整合、抓整治、抓规范，构建了陶粒页岩、建筑石材、铁多金属等优势资源合理勘查开发的崭新局面。全市唯一的铁多金属采选企业――帝圣矿业，已成为地方支柱产业，擎起了庆安矿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辛勤耕耘结硕果，历尽天华成此景。大发展的时代号角催动着绥化经济社会的崛起。一个个园区的蓬勃发展，一个个项目的破土而出，一排排农民新村的挺拔耸立，见证了绥化国土人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助力经济腾飞的时代精神。

保障权益，关注民生，彰显人地和谐，树立全新部门形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绥化市国土局以作风建设为“总开关”，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平台，提出并塑造了“规范促升级、服务零距离”这一独具特色的管理品牌，畅通了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最后一百米。

首先，推行政策惠民。在土地征收上，实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建立了征地调处裁决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由国土部门“单打独斗”变为“兵团作战”，“5+2”、“白加黑”集中攻坚。征地公告、召集村民听证、现场踏查核实、深入农户对接环环相扣，依法依规，全程信息公开，全程群众参与，全程阳光操作，严格执行征地综合区片地价，标准不降低，数额不减少，保证不少量一分地，不少给一棵苗，实现了政府放心、农民舒心的和谐共赢；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上，依法确认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及其范围，有效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实施监管护民。落实监管机制、案件查处、卫片核查“三线共进”，加强执法巡查和案件查处，盯住私占乱建、滥采乱挖、破坏耕地等行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损害。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82件，涉地面积4362亩，收缴罚款1211万元；立案查处2012年度和2013年度卫片执法检查违法图斑188宗，行政处分7人，全市平均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为3.49%，远远低于15%，实现了“零问责”。2014年，市执法监察局对一处私自违法侵占耕地1.8万平方米的违法行为，联合相关部门强行拆除违法构筑物，还耕于地，还利于民，真正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践行服务为民。针对审批要件多、环节多、时限长的问题，绥化市国土局自己动刀，主动削减，减政放权。对13项行政事权只保留了土地开发整治、农村集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和矿产资源储量登记3项，其他事权或直放到县（市），或实行市、县分级负责；对下放的事权不搞二次审核，不搞复查备案，向社会公示了《审批业务流程图》，明确了审批业务规范，主要审批事项的前置要件减少了37%，签批环节减少了21%，审批流程减少了46%，审批时限减少了50%，用地预审时限压缩到5个工作日，一般住宅登记发证时限压缩为3个工作日，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群众。

篇3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以理性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转变。先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渐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确立，各种利益关系因而变得错综复杂，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关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展开在诱发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市场经济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劣成败成为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共同的话题。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这一课题作出回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坚持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应该成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一、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市场经济与这种对资源配置和财富生产分配的关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它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合理的市场规则对市场个体的制约，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异常关注的现实条件下，离开现世性价值判断，不顾人们日益增长的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对公众提出的任何“清高的”伦理要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似的玄谈，对于解决形形的经济伦理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时，“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因素，而是义利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义利矛盾运动中动力源泉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会前期，最终形成于19世纪。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导精神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尚义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倾向，而这一切是与自然经济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威力，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来发挥作用的。这三大法则与规律无不体现着市场经济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观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求利性本质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

功利主义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时，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重视人们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道德评价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而且对于人们的务实精神具有促进意义；强调趋利避害，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本质，也符合现代人的基本心理趋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既有着因共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产生的共同要求，又有着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其二，它虽然侧重以行为后果作为评价道德现象的标准，但也兼顾行为动机的评价意义；其三，既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重利轻义，而主张义利统一，既求效率，更讲公平。

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世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离不开完善的法制对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法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种规范，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要求市场活动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没有有序化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仅有法律的维持是不够的，市场经济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在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交易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道德世界。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诚”。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严格的上下级层次结构都要求某种人身依附的“忠诚”。市场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历史对立，在经济伦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感，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离开了这种责任感，市场经济的活动基础——契约伦理和经济信用就难以为继，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也会丧失殆尽，交易成本费用将会大大上升。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经济信用失常、权钱交易中的“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伦理的行为极大地危害着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规模经营的效益难以实现。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要求个人和企业坚持平等、自由等经济正义原则，这些经济正义原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强调经济伦理对个人和企业的规范行为对于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认为，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但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其“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既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更是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动力即精神生产力可以作为第二种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伦理是这种人文动力中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现实，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尤其是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需要社会激励提供心理与舆论支持。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对于现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作为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整体上引导着制度的前进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等有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等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拥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这种思考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主张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要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其他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均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精神有着双重的道德价值：

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对于市场经济逐利性具有矫正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逐利性。这种逐利性，既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导致人的异化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对物的依赖中，从而造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沉沦。因而，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人民谋利益，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因而在本质上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场经济反人本主义精神负面效应的有力武器。这种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经济行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价值标准。

同样，认识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还必须考虑经济伦理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意义。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需要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经济效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不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而且无法使人得到整体幸福。对这种模式弊端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从哲学高度对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这两方面的规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和前进。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人类需要的这种全面性和多层次性。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产品经济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利益差异为前提，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态——产品经济形态所克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人为本要求即终极性的价值要求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篇4

经济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眼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古典的经济学到现代的经济学，再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经济主义，都深切的反映了经济学的特征。中国经济体系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又经历了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擅变，包括从经济总量到结构的转换，从改革到发展的转化，并从二元化经济向三元经济的转换，这些改革都是当前经济形式下的要求和国际化的发展来决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使中国经济理论陷入迷茫和混乱的状态，计划经济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在迷茫和盲目中， 国人逐渐的接受并发展了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并汲取西方的经济学中的可取成分，在中国实现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按生产要素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成分，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体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和改革方面，形成两个鲜明的深远意义：1. 紧扣改革开放的中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难点。建立了市场导向的基本思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又是当代社会主义的难题。2.解决的焦点是中国开放中的实际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力的分配问题等。

篇5

省委关于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意见指出，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是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要求，切中目前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要害和关键，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

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首先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虽然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上却非常必要。因为在现实中仍有不少同志对此认识不足。

从理论层面来看，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较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形式，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与先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理念和体制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思想解放的必然要求；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已经成为推动我省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必须认识到我省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我省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要素市场不发达，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要素市场不发达，经济发展就缺乏有力支撑；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创造财富的潜能就难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限的市场资源就不能实现优化配置。而在这三个主要问题当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其它两个问题的解决，甚至导致了其它两个问题的产生。比如，各级政府对大量生产要素的占有和支配，压制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域分割、行业壁垒和体制障碍的普遍存在，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等等。因此，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关键在于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完成政府职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求我们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出发，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从对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从对公共服务的“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干预手段要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必须从应该由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来，从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领域撤出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建设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并让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相互补充，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篇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制度原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与之相适应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

三、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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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盘活存量，关键是要摸清底数、掌握需求，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从而使机构编制的“控”与“增”能够有的放矢、有章可循。几年来，即墨市编办连续集中对事业机构编制进行了清理规范，其中2011年对事业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重点对事业单位承担的有关行政职能进行了调整理顺；2012年，开展了重点、难点事业单位清理规范，集中撤并职能弱化、长期不出效益的事业机构。通过以上清理活动，共撤并职能消失或弱化的事业单位52个，核减事业编制102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部门职能、在全市重点工作中的定位、现有机构编制、人员队伍结构、预计自然减员情况和事业单位模拟分类等因素，拟订人员编制3年调控规划，建立专门台账，按“严控、加强、维持”等实施分类管理，并将分类情况通报给组织、人社部门，统一把握。几年来，已对承担生产经营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编制严控，空编一律收回；对职能减少或相对弱化的事业单位，结合自然减员情况，采取“退二减一”或“退三减一”的方式逐步减少编制；同时，将收回的编制投向承担经济发展和重要执法及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累计为城管、、经济功能区等机构调剂增加编制70余名。

二、创新体制机制，综合配置资源

在机构编制资源紧缺的现实情况下，按照“机构不增、编制不增、人员不增、财政负担不增”的原则，转变工作思路，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着力从管理体制机制上谋创新、求突破。例如，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市直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不断要求增设基层派驻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但同时基层又存在多头执法和“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权责不一的问题。为理顺市镇权责关系，即墨市编办创新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将城管、食药、安监、国土、环保等8个部门的175项行政执法事项明确由镇统一协调实施，同时按照“内部整合、站所调剂、部门派驻”的方式，将市直部门执法力量下沉，与镇工作人员整合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在蓝村、田横两镇试点开展了综合行政执法。自试点以来，两试点镇共制止和查处违法建筑、违法占地50余起，镇驻地形象得到有效改观，群众普遍反映良好。2014年，即墨市综合执法全面铺开后，将结合实际对市直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的机构编制逐步进行整合缩减。

三、强化动态调整，统筹调节资源

始终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审视和谋划，按照“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所设、编制为优秀人才所用”的原则，做到机构编制动态化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2012年以来，围绕即墨市规划的七大高端蓝色经济发展平台，即墨市编办深入调研，充分挖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采取“一区一策”的做法，搭建起了符合发展需要和工作开展的平台。如青岛市政府在青岛市移风店镇布局规划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后，即墨市编办建议市委对原即墨国家农业高新区管委进行调整，由其同时负责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有关规划建设工作，既避免了机构重复设立，又使两个园区实现了统一规划发展。再如，经济开发区创智新区、蓝色硅谷产业区王村新城是即墨市规划的服务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重要区域，即墨市编办突破设立实体机构、增加人员编制的固有模式，建立了高效的扁平化管理运行机制，以临时性机构为载体，抽调各责任部门精干力量集中办公，实现重点工作无缝隙配合、直线式推进，有效解决了重点工作涉及部门多、人员需求大的难题，使功能区发展与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取得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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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长久以来，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对于经济制度的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之上，没有把握其实质上的真实意思，有时还会和其他经济制度混淆，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1]。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意义和本质特征，对于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具有科学合理的社会化发展目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现代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分工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当前的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确和细化[2]。另外，对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跨部门甚至跨国家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有利于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生产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国内和国际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3]。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不变的经济制度也难以适应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在继承和批判原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运用辩证主义的思想对原有经济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4]。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与当前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由此可以预见，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未来的社会制度经济理论一定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水平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整体形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5]。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所以，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所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既有的经济理论做出适当的变通，从而使其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提升服务，使经济理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以公有制?橹魈宓木?济发展形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展实践中，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公有制资产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走向[6]。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说明，公有制经济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支配地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其制度价值。在当前形势下，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资产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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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经济转轨期的应用障碍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

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的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泛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局面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的应用局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

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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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即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从机构看，包括区域内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数据显示，近年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2006年-2013年期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迅速增加，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为3541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2%，年均增速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2.0个百分点;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占全国的比率为2.0%，比2006年提高1.0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1位。

从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看，也由2006年的19.8%迅速提升到2013年的44.2%，提高了24.4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比率13.8个百分点。2014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继续延续这一较快增长的态势，前三季度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为2700亿元，与同期GDP的比率继续上升，为52.4%，明显高于同期全国水平13.2个百分点，在西部12省中属于上升水平最多的省份，这表明，近年来金融对贵州省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有力地支持贵州经济的较快发展。

防范社会融资规模风险

贵州社会融资规模在呈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总量仍然相对偏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存在一定提升空间。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为2700亿元，仅占全国的2.1%，比去年同期减少61亿元，分别低于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258亿元。尽管近年来贵州省金融总量得到快速增长，但与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相比，金融总量仍然偏小，不利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从社会融资规模与GDP比率看，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为0.442，比2006年高0.244亿元，居同期西部12省的第3（最高为，最低为内蒙古），这一方面表明近年来金融明显加大了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贵州省金融支持效率有所下降，存在一定的提高空间。

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偏高，融资结构失衡。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67.1%，比2013年末提高15.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3个百分点，比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分别高10.5个、6.1个和5.1个百分点。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偏高，企业融资渠道较为狭窄，既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同时也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贷款增量偏小。虽然近年贵州省贷款增长较快，增速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主要是余额小、基数低，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贷款增量为1811亿元，仅占全国的2.4%，为同期四川省的53.6%。

与周边省市相比，直接融资力度仍有较大提高空间。近年来，贵州省直接融资力度不断加大，创业板实现“0”突破。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实体经济通过企业债和股票方式合计364亿元，同比多增230亿元，为上年同期的2.7倍，分别居全国第22位和西部12省中的第7位，占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的1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个多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327亿元，同比多增193亿元，居西部十二省第8位，为四边四省中企业债券融资最少的省份（重庆792亿元、四川659亿元、云南648亿元、广西408亿元）;股票融资37亿元，分别居全国23位和西部12省中的第5位，与周边的四川（132亿元）存在较大差距。

表外融资增长过快，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由于银行表外产品多具有创新能力强、周期短、结构复杂、形式变化多的特点，且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往往跨多个市场和产品，业务流程较复杂，风险较为隐蔽。此外，为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分表外业务资金运用到了国家限制性行业和领域，期限错配和违约风险提示不足也较为突出。2013年贵州省表外融资占比高达42.2%，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9%），占比明显过高。尽管2014年前三季度该比重下降较多，但仍处于不低的水平，特别是之前快速增长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这些在经济下行、行业不景气时，易存在较大违约和向表内传递的风险，需引起密切关注和加强监管，防止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

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市场规模小且发展较慢、结构不均衡、经济总量偏小、二产占比较低、优质企业少等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对贵州省金融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监测。通过全面考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更准确地反映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进而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充分发挥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增强金融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缩小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差距。

统筹经济金融共生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强金融机构建设和金融市场培育;根据不同金融机构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实施差别化的金融激励政策;优化金融生态，积极“引金入黔”，多措并举，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贵州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和结构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积极推动贵州省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战略，推动经济金融互荣共进。

继续发挥好信贷融资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通过加强银企对接和项目宣传推介，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合适的项目。同时，抓住经济转型升级契机，明确支持重点，引导金融机构通过优化信贷投向，提升金融服务等措施，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降低企业融资门槛。

加强优质企业培育，推动直接融资发展，优化融资结构。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贵州省仅有2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贵州省仅1家。为此，一要加大上市后备企业辅导力度和完善推进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建立优质企业后备项目库，积极扶持有市场、有潜力的企业上市融资;二要加大债券产品的宣传，引导和帮助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方式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三要通过政府引导、扶持和有限参与，推动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四要搭建信贷资产转让平台，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扩大企业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