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经济状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发生在妊娠20周后，其主要表现有高血压、蛋白尿，有的可伴有水肿，严重时出现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抽搐昏迷等，严重威胁母婴健康，为我国孕产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影响围生儿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据文献报道，我国发病率为9.4%［1］，国外为7%～12%。我院地处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收入低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0.8%。笔者通过对低社会经济状况与本病发病风险增加密切有关进行分析探讨，旨在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进行更好地临床监测和早期干预与预防。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06年6月～2010年6月收治孕妇分娩总人数4800例，其中确诊子痫前期及子痫患者，其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为520例，发病率为10.8%，发病年龄18～39周岁，发病孕周28～40周，平均孕周35+2周，本市居民230例，周边县农民290例。

方法：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其并发症的诊断以《妇产科学》［1］为准，520例患者中妊娠期高血压240例，子痫前期轻度组206例，子痫前期重度52例，子痫22例，分析孕产妇文化程度、产前检查情况（系统检查是指从早孕至妊足月共检查8次以上，未做产查或系统检查是指有过1次以上但不足8次的产前检查，未做化验及血压监测的）、营养状况（孕期是否补充微量元素）、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等。

结 果

不同文化程度、产前检查情况、营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与妊娠期高血压病发病率的关系：文化程度低、无或未行系统检查、营养缺乏、家庭经济收入低者其子痫前期重度及子痫发病率明显高于文化程度高、行系统产前检查、营养良好、家庭经济收入较好者，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结果见表1。

并发症情况：本组240例妊娠期高血压病的孕产妇无1例严重并发症发生，轻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妊娠期高血压组；重度子痫前期及子痫组发生产后出血、急性肾衰，心肌病，胎盘早剥等并发症明显高于轻度组（P＜0.01）。结果见表2。

讨 论

加强围产期保健是预防妊娠期高血压病的基本措施：我院属基层医院，收治患者大多为农村患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围产期保健较差，且孕期未进行产前检查，入院时病情已较重，常伴有并发症，故发病率高。因此，应加强健康教育，普及保健知识，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尤其对农村偏远地区孕产妇应定期产前检查，监测血压，化验尿常规，及时筛查出具有中危或高危因素的孕妇，使孕妇掌握孕期卫生的基础知识，自觉进行产前检查。

临夏州是我省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区，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孕妇营养状况较差，在妊娠期间营养摄入不足，导致营养缺乏病的发生，引起以白蛋白减少为主的低蛋白血症、钙、镁、锌、硒等缺乏。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致营养不良性水肿，较轻者仅出现下肢水肿，严重者可出现全身水肿，常伴有多器官系统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研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细胞内钙离子升高，血清钙下降，从而导致血管平滑肌细胞收缩，血压上升。硒可防止机体受脂质过氧化物的损害，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细胞的完整性，避免血管损伤。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病我们应学会早发现、早治疗。①预防：加强妊娠期营养，多食蔬菜、水果、瓜豆类、肉类、动物肝脏及肾脏等食物，对高危因素的孕妇从孕20周起每日补钙2g，维生素E 400mg和维生素C 100mg。②轻度：主要是休息，左侧卧位。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每周做产前检查1～2次。水肿明显时可用双氢克尿塞等利尿药。③中、重度：住院治疗。治疗原则是解痉、镇静、降压、合理扩容和必要的利尿治疗；密切监测母婴状态，适时终止妊娠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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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阳县是渭北旱塬农业大县，主产是小麦、玉米、棉花、油菜和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该县长年降雨量偏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东雷抽黄、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抗旱灌溉。该县部分农业生产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设施，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

1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合阳县农业灌区涉及路井、黑池、马家庄、新池、坊镇、伏六、金玉等乡镇，总人口3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26万人，农业劳动力29.87万人。尤其是东雷抽黄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极大地改善了合阳县农业灌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高效灌溉农业种植模式得以大面积推广，农业种植结构的多元化，使灌区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提高。

灌区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据调查，灌区农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业收入。种田只是依靠妇女和老人维持，青壮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务工挣钱，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少达到40%。农业灌溉对他们来说，浇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产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时或不积极，导致作物产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门对水利事业重视不够，各级乡镇水管单位对灌区灌溉管理参与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设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设，如合阳县黑池镇东洼村村民干扰施工，阻拦拉料车进村，严重阻碍了施工顺利进行，影响了工程进度，后经多方数次协调，给予了一定数量经济补偿和其他条件后才得以解决。在其他项目建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现象。

2 灌区水利设施现状

合阳县农业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黄河为水源的大型高扬程电力提灌抽黄工程，取水方式为无坝式引水，再加上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为农业抗旱灌溉服务。合阳县农田作业地貌类型分塬区和滩地两大类，大部分属渭北黄土台塬区。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东南滩地349 m。农业土地面积9.81万hm2，农业种植面积5.84万hm2。全县采用大、中、小灌区结合，提、蓄、引、节、保措施并举，灌溉、水保、供水、水产并重的水利工程体系，全县共建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496处，设施灌溉面积3.692万hm2，有效灌溉面积3.559万hm2，为抗御水旱灾害、全面促进全县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设总干、干支渠6条，长95.5 km，已衬砌93.4 km，衬砌率97.8%，衬砌完好率80.0%；支渠28条，长112.3 km，已衬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类建筑物732座，渠道与建筑物配套基本齐全。基本上没有完好渠道；斗、农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为60.3%，建筑物与渠道配套较差，老化失修严重。

合阳县整体农村水利设施仍比较脆弱，农田水利现代化程度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差。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合阳县水务局以项目带动为龙头，大力发展并推广节水灌溉项目区。在农田水利项目区资金来源上，县上采取“上级拿一点，地方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等多元化组合投资方案，使节水灌溉示范工程与当地水源条件相结合，与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与工程建设管理相结合，从而使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1-4]。

从表1可以看出：小麦平均水费1 020元/hm2，占总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费1 815元/hm2，占总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苹果平均水费2 070元/hm2，占总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费1 725元/hm2，占总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费1 920元/hm2，占总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综合分析，合阳县灌区作物农业生产总投入中，水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为20%。灌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务工收入和政府补贴等部分构成。此次对家庭收入调查显示：种植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务工者居多，农作物耕作生产成本大，水费占成本费用平均20%，农民反映水价过高，农副产品价格偏低，种植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支出，大部分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

灌区群众普遍认为：水价没有提升的空间，农民能够承担的水费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价会对农民用水积极性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将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阻碍灌区经济持续发展。

3 参考文献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区水利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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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会理县处于四川省西南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26。N，102。E），东邻会东县，难接云南省元谋县、永仁县，西靠攀枝花市、米易县，北与德昌县，宁南县相接壤。会理县海拔较高，会理县城海拔达到1800米，县城四方被山脉环绕。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性气候，气候适宜，冬暖夏凉，适宜人类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会理县全县总人口43万，全县包括50个乡镇，2012年全县人均农民纯收入达到8836元，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县域经济前列。境内108国道经过，靠近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成昆铁路，有通往相邻县域的省级公路，交通便利。

1.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县域发展是由一个县域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政府的政策，产业结构的构成、经济水平基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

2、会理县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2.1会理县的自然条件分析

会理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海波较高，境内拥有435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矿产资源丰富，有铜矿，铁矿等。林业资源丰富，有2570000亩森林，覆盖率为37.4%。年降水量丰富，在1212毫米左右，境内地势落差较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2.2会理县的经济状况分析

会理县依靠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工业基础，吸引外资企业，经济水平发展较快。

2012年，会理县生产总值达到190.5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2.48亿元比上年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116.53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工业化率达到54.4%；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1.5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65.3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4.83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4.81亿元，比上年增加28.6%，税收收入7.5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3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5元。

2.3会理县的社会状况分析

会理县人口有43万，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县，有22个少数民族，包括占全县人口16%比例的彝族、羌族、苗族等。这样有利于造就多样的民族风情，为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基础。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县内有基督教、佛教等活动场所。县城内有会理古镇古城，目前，已经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于本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县内盛产石榴，形成了以石榴为特色的石榴文化地域，被封为中国石榴之乡。

3.会理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阻碍因素

会理县位于大西南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地，横断山区南部。县域交通条件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县内有108国道，S11省道，距离四川省省会600公里，市场距离与省内其他县域比较处于劣势。以会理县城为中心，县城四面环山，老城区的功能区分不明显，新城区的发展得到限制，当地农民小产权房的新建不利于县城的合理规划，境内的交通条件改造的成本较高，投资较大，不利于县城的长期发展。

县城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有待发展，第一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县内物价偏高。此外，工业化水平虽然达到了54.4%，但是城镇化率只有34%，低于全国的平均率以及四川省平均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需要得到改善，农民的住宿、医疗条件需要得到改善。

县域境内的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存在差异，少数民族之间由于交流不畅容易引起冲突，人口的结构、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等水平不高。

在旅游资源方面，虽然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中国石榴之乡的头衔，但是由于交通因素、自然资源、宣传程度不够、历史文化资源的组合不佳，其与凉山州其他县域比较存在劣势，因为市场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旅游资源的组合不佳，在旅游的旺季与相邻的西昌、攀枝花、泸沽湖等地相比，人气不旺，旅游的相关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4.改善会理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建议

首先，改善交通条件，让境外的人财物容易进出。成昆铁路、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永郎站距离会理县城有70公里的距离，由于地区山区，国道108盘山而走，客车行驶需要2个小时，货车行驶需要更多的时间。从会理县城到攀枝花市区公路有100公里，对于高速客运发展的今天，这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心里距离，高速客运的发展势在必行。

其次，提高旅游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加大市场宣传。把红色文化与龙肘山为首的自然风光、古城小吃、文物建筑相结合。在自然保护区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度假区，充分利用自然风光以及人文风光的本体特色；加强对会理古城的修复，加大对古城的宣传，加大中国石榴之乡的宣传，树立品牌效应，建立品牌文化。

再次，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资，提高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改善农村地区的农民住宿条件，农民土坯房的改造，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提高医护工作人员的素质。坚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加强少数名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发展。

最后，调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合理发展住宿业，商业等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第二产业，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经济的发展。

总结

通过对会理县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的分析，得出会理县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高于周边其他县域，如宁南县、会东县。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市场距离的限制，会理县的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受到了阻碍、企业化运输成本偏高，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来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车冰清，朱传耿，孟召宜等.江苏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及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0，07：1074-1079.

[2] 谭云进.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的意义和指导思想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05：85-86

篇4

为了促进“网红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同时引导其发挥出对社会更大的正面作用，优化互联网环境、探索大数据时代的大众化产业的走向，对“网红经济”模式的调查和研究显得势在必行。

二、调查状况分析

为了更深入了解社会大众对网红经济的认识情况，我们在学校周边地区通过纸质和在线问卷的形式发放并回收了近300份问卷。在我们调查对象中，男性占总人数比例为64.4%，女性人数为35.6%。数据显示男性受访者中有71.34%关注过网红的短视频、社交账号和直播活动，同时有68.78%的女性观看过网红直播，在观看直播等网络活动人群中44.4%的人们表示有过给网红们打赏的经历，大部分数额在50到200元之间，大约有40%的人都表现出对自己关注网红推荐的商品的购买意向，这说明了网红经济对人们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不仅如此，如今受当代年轻人群喜爱的电子竞技行业也对网红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游戏主播通过这些游戏直播等形式获得了巨大收益。在调查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明显特征，对于那些年纪稍大的人群来说，他们接触网络平台相对较少，消费方式也更倾向于实体商店，更由于时代教育问题与当今年轻人群存在审美差异，加上新闻曝光的网络安全问题，他们对现在火热兴起的网红经济大发展并不看好。

三、我??网红经济存在现状

（一）直播媒介以及方式的多样化

在移动网络日益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社交媒体的数量也呈现正相关增长，直播平台，短视频APP等社交媒体日益成为青少年生活娱乐的一部分，在这种趋势下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网络红人进入大众视野，粉丝数量急增的同时带来了强大的粉丝经济市场。这种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便是平台的内容各不相同、花样千姿百态，导致内容质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例如，2016年上旬，文化部公告，将严厉打击网络平台直播中存在的涉黄行为，这是第一次官方针对直播平台采取强硬管制，说明了网络平台不规范行为的严重性。此同时给相关监管单位的工作也带来难度。

（二）相关部门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如今虽然文化部等有关单位对于网络直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制定了一些规则，对平台的运营模式进行了规范化整治，但依据无法全面捕捉到网络活动中的不良行为。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参与关注这些网络活动的大多为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分辨是非能力较弱且容易受网络上不恰当的价值观迷惑。例如直播过程中出现的网红不健康言论或者行为，误导粉丝形成盲目崇拜，还有更多为了引起大众关注直播非常极端行为存在安全隐患并对观众造成错误示范。

（三）商业结构模式不完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受访对象非常不支持这种所谓的网红经济模式，这些人群普遍年龄较大，其中不乏有子女热衷于网络直播，在他们看来，这种经营模式一方面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影响了正常学习生活，另一方面，还有部分青少年瞒着父母给网红主播进行大额度打赏，使得群众利益受到侵犯，加上前段时间的网络主播冯提莫受到公款巨额打赏事件，这也反映了当今“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存在的弊端，缺乏发展完善的系统对所有平台进行监管，以及对平台下的网红没有约束力任其自由发展。使得这一行业更进一步的健康发展的步伐更加缓慢。

四、网红经济形成的原因

网红经济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信息化的产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终端产品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装备，因此网红开始在发展初期通过信息化平台使得自身曝光在大众面前，向大众展示自己的特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人们青睐，有了一定粉丝基础后就有了社会声誉，对应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电商平台（以淘宝为例）、直播平台以及线下活动，网络红人在粉丝的信用中收获了一定的经济来源。

（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

网络经济固然离不开互联网的推动作用，从原始的邮政网络，再从电话网络的诞生到现在日益完善的数字化通信技术；从几年前的3G，到如今普及的4G再到渐渐展露头角的5G网络；还有随处可搜到的无线wifi网络，因为这些信息化技术的稳定发展，人们有机会有条件在工作之余开始在各种移动终端了解到众多的网络红人，给网红经济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在移动网络的消费逐步提升，无形中带动了网红经济的崛起。

（二）时展下消费观念的改变

过去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贫乏，没有网络的引导，人们倾向于实体店的消费形式，而如今是以80、90后为代表的一代，他们相比于长辈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也接受了更加完整高质量的教育，在时代的推动下这些80、90后人群有着更加前卫的消费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乐于接受新兴事物而且比上一辈人们吸收的更加快速，是如今移动端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更加热衷于将社交圈放置到虚拟网络上，在这些平台他们可以快速寻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人群。网红与粉丝经济效益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三）移动支付方式的便捷化

移动支付体系完善、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感受到诸多便利，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的便捷转账机制加快了电商、直播行业的普及，从之前的现金到银行汇款到现在的移动支付，消除了时间地点的限制，也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为变现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五、网红经济带来的影响

网络红人通过各平台实现利益获取的同时对广告行业无形中是一种挑战，从开始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广告到现在无处不在的网红直播视频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广告产品的推广开始向网红们抛出橄榄枝，由于网红们有着强大数量对应特征人群的粉丝，这正是企业所看重的一点，因此广告投放能够满足观众需求，企业也实现了所谓的精准营销。

六、“网红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优化网络环境，提升内容质量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网红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被网红在平台的视频、直播所吸引，如果说开始是因为其形式，网红们借助各种极端的行为赢得大家喜爱，观众会备受好奇，例如网络上某些主播直播食用大量食物最等不恰当行为最终引起身体患严重疾病，这种不当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网红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核心靠的是内容，这就需要网红提高自身素质，进一步使得的内容是有思想有深度的，观众粉丝会对其产生思考和共鸣，不再是看过丢过的，这在无形中会增加网红经济良好发展的持久度。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提升网红自身法律意识

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不恰当的言行进行宽严有度的处理，维护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政府来说，数量日益增长的直播平台，网络红人、以及营销方式都给监管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借助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做到强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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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警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处理人民日常生活中遇到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琐事，在处理这些琐事的同时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足以证明基层民警工作的重要性、危险性、繁杂性等特点。这样的工作会使基层民警长期处在焦虑与压力的环境中，基层民警的24小时待命又使得他们生活无序，基层民警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远远大于其他职业。

笔者主持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风险社会视阈下基层民警心理压力状况调查研究》这一课题，根据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对现阶段的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状况及调试途径略加阐述。

一、风险社会与基层民警间心理压力的关系

（一）风险社会的概念

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是一个学者之间存在较多争论的学术问题，笔者总结了学者之间存在争议的几个风险社会的当代社会风险特征：一、从社会风险的来源及表现上来看，当代风险主要是人为性风险。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当代社会风险主要体现为人造风险或人为风险，这种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超越时空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 二、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当代风险主要是全球性风险。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不可抵挡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全球化以为这世界范围内社会联系的增强，任何一种社会风险都将呈现出全球化效应。笔者认为无论这一理论学者们之间存在怎样的争议，风险社会终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所在。风险存在于世间的每个角落，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些风险，无论这些风险是灾难还是人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琐事。人类时代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创新。如何能很好的管理好这些风险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

（二）风险社会与基层民警心理压力的关系

风险社会，从字面上理解是带有风险的人类社会，社会中的风险又该是公安机关去处理，所以风险社会与公安机关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风险，所以每个国家和地方都会有警察这一职业。我国人口众多，随之发生在身边所谓的这些繁琐性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公安机关把处理这些繁琐的案件称之为治安案件。治安案件的发生率非常高，有数据显示2012年间我国公安机关共受理13889480起治安案件，查处治安案件13310741起。 这足以表明治安案件的数量巨大，治安案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在处理时会给予过错方轻微的处罚，但主要还是本着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进行。

二、我国基层民警在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心理压力状况

（一）研究现状

笔者选取的问卷样表是《成人心理压力量表》，这一量表是对被调查者的压力水平、身体状况、社会支持、各方面进行测试的量表。问卷共设置了17个用数值来回答的题目，最终每题的分值相加总分小于40的表示压力管理良好。笔者还在问卷的最后设置了一道多选题，题目内容是"您觉得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选项是"家庭方面、身心健康方面、工作方面、社会舆论"。

课题小组成员在2015年的5月份就开始陆续收到邮寄回校的问卷，截止到2015年的10月份共收到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32份。通过对33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出其中42.42%来自西部省份，40.26%来自中部省份，17.32%来自东部省份。通过对回收的问卷中基本信息的分析我们发现科员占总被调查者的83.98%，科员是公务员队伍中最基层的职位，体现了"基层"二字。

（二）心理压力状况

此次研究，笔者将数据汇总成了电子表格，再由电子数据转换成了图表的形式，以下是将问卷中关键因子分析后形成的图表：

在图表1和图表2中可以看出，这次被调查的基层民警有37.23%很少能在一天中至少能有一顿均衡的饮食、有48.05%的基层民警偶尔或者很少能在一个星期中有四天能睡个好觉。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连一天中好好吃一顿饭、一个星期有四天的时间可以睡7小时以上这种正常身体机能所需都不能满足。调查问卷中的多选题中基层民警觉得压力主要来源工作方面的比重占83.12%，足以见得工作方面给基层民警带来的严重压力。

笔者2015年在派出所见习时发现，派出所民警上两天班休息一天。两天中包括值夜班，上班期间源源不断的会有治安案件，治安纠纷。很多时候，案子还没有开始处理，就又来了新案件。吃饭时间不定点、不定时。遇到很紧急的事情很多时候都顾不上吃饭，每天休息时间只有早上6点至早上8点。像这样的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在每个基层派出所都是常事，由于缺乏缓释过程和自我调节的时间，身心损耗得不到及时补充，身体素质明显下降，职业病丛生。

（三）基层民警心理压力源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受调查的332位基层民警中有83.12%认为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方面，38.1%认为来自家庭方面，34.2%认为来自身、心健康方面，19.48%来自社会舆论。以下是笔者对这些压力来源的分析：

1.与工作有关的压力

基层民警的工作环境恶虐而且繁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保一方平安基层民警随时可能面对危险，面对歹徒、面对纠纷。这些都是社会的阴暗面，而基层民警又需要同这些阴暗面天天打交道。每天接触的都是形形的人物，基层民警这一个职业是在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职业。虽然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但基层民警这一职业在和平年代的牺牲数要远远高于军人。据公安部统计，建国至2005年有15000万人民警察为国捐躯，20多万民警光荣负伤。仅2003年一年就有470多名民警牺牲，6000多名民警受伤，平均每天伤亡近17人。

2. 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

由于基层民警工作时间长，工作对象复杂。也会有不少家人反对基层民警的工作，既没时间照顾家人，又没精力关心家庭。这样长期以来，家庭矛盾越积越多。这样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会对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3. 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自中央开展执法规范化的举措以后，警察执法更文明化、制度化。开展这项措施以后，刑讯逼供和职权滥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这项举措实施以后不可避免的让警察的执法环境和执法威严大大不如以前，有数据表明仅在2003年的9月至10月的一个月内，全球500家中文网站上的有关袭警新闻就有46条，涉及暴力袭警案件14起，平均约为两天一件。据杭州市调查，2002年间基层民警又1436人遭到过谩骂，136人遭到过围攻，64人受到过恐吓，104人受轻伤。

三、压力缓解及调试途径

（一）从民警个体角度出发

作为一位基层民警，整体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公安工作的成败。既然我们发现了问题，就应该去解决问题。在上文中简要分析了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来源，面对形形的压力应如何缓解和调试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基层民警要勇于挑战自我

步入工作后，因为警务工作量大的原因使很多基层民警丧失了对学习的热情，每天面对社会的阴暗面使基层民警同时丧失了对生活的乐趣，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工作都提不起劲，使自己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这种时候应该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今天工作时我要在一个自己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治安调解案件。当完成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时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推动自己潜意识去把下一件事完成的更好。在这积累的过程中，可能慢慢就从消极的状态转化到了积极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会使人处在一种乐观的心态中，从而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2.基层民警应建立良好的人际和家庭关系

基层民警这一职业很多时候不能照顾到家庭，家人在休息的时候基层民警在备勤，家人在团圆的时候基层民警在处理治安纠纷。没有太多的时候去陪伴家人，很多不能理解的家人就会不支持基层民警的工作。上班时间这么累，下了班回到家还要和家人争吵。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增加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所以有着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基层民警心理健康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安全的家庭生活，感到身心放松是减缓压力的最佳场所。 都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处理好和"港湾"的和谐关系才可以让基层民警更愿意和家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二）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出发

1.应适当提高基层民警待遇

基层民警工资应高于普通公务员工资，高强度、高风险性的岗位待遇应高于普通岗位。这样才能充分的调动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使基层民警在干工作时心理平衡。

2.成立专门的心理服务机构

目前公安部已经在全国成立了8个民警心理服务站。但相对与基层民警的需求量，这8个站点是远远不够的，公安机关的领导机构应在这方面加强力度，将保护基层民警心理健康提升到长远发展的工作计划当中来。

3.加强对基层民警心理调控

心理调控的目的在于对自身心理压力的疏导，保持心理平衡。当发现有民警压力过大时，公安机关领导部门应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民警加入心理干预等方式对民警的心理压力进行调控。坚持普及心理学知识，提高民警的个人修养和科学素质。

参考文献：

刘岩.《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批判》.[J]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143页

《中国统计年鉴公安机关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数_百度文库》[互联网}. http：///link？url=Pg-4R

王淑合.《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及缓释对策》.[J]《社会心理科学》，2005年，第20 卷：总第749页.

王雪晴.《纾解基层民警心理压力方法探究》[N]. 武汉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牟新（1982.5-），女，汉族，江苏南京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学、教育学。

伍斌（1996.3-），男，汉族，林芝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治安系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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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阶段是每一位儿童的黄金时段，是激发他们内在潜能、开拓大脑功能的黄金期。孩子此时心灵纯净、天真无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质量。这一时期利用好了将大有裨益。此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是必须的，比如，可以让他们学习唐诗宋词、读经典书籍、发展一门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进行学前教育，势必使儿童起步更晚，发展更慢。因此，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之大，总有更好的地方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为了生计，多少父母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另外一个城市打拼。这便涉及到一个现实问题，相比而言，幸运的孩子被父母带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见不曾是梦，他们成为了流动儿童；不幸运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见不到父母的，这便是留守儿童。国家前几年实行了一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一、何为流动儿童与学前教育

（一）何为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早在15岁之前就随父母迁至异地，户口仍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来，他们并不能像迁移地儿童一样享受地方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据统计，2013年流动儿童规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他们一直被社会排斥着，亟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何为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即为学龄前的教育，这个阶段的孩子接受新鲜事物灵活且快，是开发儿童脑力的关键时刻。天才的形成，往往与这个时期适时正确的引导大有关系。老师或家长可以对儿童进行多方面诱导，以激发他们大脑的无限潜能，提前激活他们的水平。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大多数都会紧把这个时期，督促引导学生，无限地挖掘他们的潜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二、现存状况

据统计，迁移人群中迁移方向大多是由农村到城市，且农民工居多。他们为了生计，为了家庭，离开祖籍不远千里去拼搏，且这几年数量每每增多。每五个城市儿童中就大概有一个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可想而知，上学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流动儿童。其实，也存在城市向农村、城市向城市迁移的情况，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涵养的人物。

另外发现，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学前教育，这部分父母往往阅历丰富，有独到的见解，能为孩子的教育时时刻刻去着想；还有，迁移到省内的往往比迁移到省外的家庭儿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迁移到省外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未变但人却进入另一个省，这样一来迁移地政府便不会让其享受免费教育，所以不难想象，迁移到省外的流动儿童想要得到学前教育实非易事。

三、现存状况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迁移外地，其中家庭经济背景贫困还是占大多数。人人都有上进心，总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会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华的地界。这里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给予他们以心灵的抚慰。

（二）我国国情

我国现存国情为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城市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落后，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离迁移。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少有年轻一代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务农，相反，他们纷纷外出，以求更多钱财，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迁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动儿童数量的上升。

（三）教育体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政府只对本地儿童履行免费教育的义务，而对户口为外地的流动儿童则受到跨域户籍的限制，导致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选择的影响

据一项调查显示，迁移人口当中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更少，可能因为农村家长思想觉悟较低，文化水平不够，故而没有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男儿童少得多。

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的儿童比在同一个省内迁移的儿童更易接受到学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体制的限制导致外省的儿童并不能随心所愿地在迁移地接受学前教育。

能够知道为子女教育积极筹划存钱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动儿童进行学前教育的几率往往更大。这主要与父母的素质涵养有关，这些父母常常有预见性，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种教育。

最后调查发现，父母文化水平也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父母大都是高学历群体，他们有素质、有涵养，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过去来启发如今对孩子的教育，从而让孩子更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五、建议

（一）国家修改完善相应政策

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严重阻碍了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选择，尤其是跨省流动的儿童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门外。国家曾搞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笔者认为，有关政策还有必要继续修正和完善，譬如针对跨省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针对户籍难以变动的问题等等。只有国家做出引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格局。

（二）政府积极行动

如果说国家是事件的引领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实行者，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可以扩建幼儿园，以期收纳更多的流动儿童，对流动儿童持平等态度，从思想上纠正对流动儿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统计流动儿童的多少，让他们办临时户口，并积极容纳有临时户口的流动儿童。政府也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以使更多农村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会像在迁移地那样无助。

（三）家长提高自己、积极督促

家长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家长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要尽量少搬迁，非到迫不得已不要迁居异地；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文化水平，从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尽最大努力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再有，家长要合理规划、积极存钱，有条不紊地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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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现状

1、区域与人力资源*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的行政区域总面积为1501平方公里，占全县行政区域总面积的87.1%；共有行政村241个，占全县行政村个数的81.7%；自然村2467个，占全县自然村个数的82.2%；村民小组3740个，占全县村民小组个数的83.1%。当年共有7.2万户住户、24.7万人口，分别占全县总户数的76.4%、总人口的74.4%，平均每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上居住着165个人；乡镇从业人数为13.9万人，其中外出从业的为6.1万人，分别是全县从业人数的73.9%、外出从业人数的91.6%，乡镇从业人员外出从业率为43.9%。在当年乡镇从业人数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6.9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49.6%；工业和建设业从业人数为2.1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15.1%；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为4.9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35.3%；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比例是10：3：7.1。

2、工农业生产条件*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耕地面积11.7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2%；其中有效灌溉面积是3.7万亩，占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的81.5%；农业机械总动力5万千瓦，占乡镇农机总动力的71.7%；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0560万元，占乡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75.6%。在生产性固定资产中，农村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为6207万元，占全部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30.2%。

*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乡镇工业企业369个，工业工程技术人员190人；农业技术服务单位104个，农业技术人员344人。

3、经济发展总量据初步推算，*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为8.5亿元，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47.9%。当年共实现农业总产值3.4亿元、乡镇工业总产值4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10.1亿元，其中出售产品收入5.1亿元；劳务输出总收入2.9亿元；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500万元。

全年共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25.6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4.3万亩，蔬菜播种面积7.3万亩；共实现粮食总产量4.7万吨，蔬菜产量5.2万吨，茶叶产量1170吨，水果产量4140吨，肉产品产量5920吨。

4、社区环境、文教与卫生事业*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12个自来水供应站，19个银行、信用社分支机构，13个农村集贸市场，实现通车公路里程971公里，有92.5%的行政村已通公路。

年末，共有各类学校99个，专任教师1600人，在校学生26630人，其中：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分别为550人和8370人；有乡镇图书馆、文化站26个，幼儿园、托儿所32个，体育场1个。

年末，共有乡镇卫生机构87个，其中：乡镇卫生院42个；卫生技术人员342人，其中：医生147人；病床床位157张。

5、居民生活及社会福利事业到*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所有的行政村已实现通电和电话，有93.7%的行政村用上自来水，有85.8%的行政村通上有线电视。固定电话装机数量28581部；移动电话拥有数量达54319部；敬老院、福利院32个，拥有床位398床，现共收养368人。全年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11230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和养老保险人数分别为3390人和3540人。自来水普及率、生活用燃气普及率和有线电视入户率分别达80.5%、75.4%和68.8%。

（二）、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1、扶贫资金落实与使用*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各种扶贫资金总计2351.1万元，其中：当年得到的扶贫资金为1925.7万元。在当年得到的扶贫资金中，财政扶贫资金为684.7万元，占全部当年得到资金的35.6%；帮扶单位扶贫资金为1164.8万元，占全部当年得到资金的60.5%。

一年来，共投入使用的各种扶贫资金总计1858.9万元，其中：投入开发农业的扶贫资金304.7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16.4%；投入下山移民建设的扶贫资金529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28.5%；投入农民培训的扶贫资金49.2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2.6%；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资金567.6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30.5%；投入农村公益事业的扶贫资金282.7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15.2%。

2、扶贫工作成效这一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新实施扶贫项目147个，有182个行政村受益，将近1.5万户农户直接受益。在直接受益的农户中有9700户是种养业受益户，占直接受益农户的62.8%。当年得到扶贫资金、物资的农户有6460户，得到扶贫贷款的农户有1420户。实施下山移民的农户有520户，共计1880人；实施整村搬迁的村（包括自然村）有7个，共有150户，1100人。新建或改扩建乡村道路297公里，新增基本农田317亩，新增经济林面积889亩，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76亩。新建或修建各类学校18所，新增教育用房面积5558平方米。解决了1.2万人的饮水困难。举办各类农技和职业培训班240多期，有2万人次参加培训，其中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有5900多人次，解决了近3200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据对33个欠发达乡镇的农民收入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年，贫困户比上年减少了6600户，贫困人口减少了22940人，是近几年来贫困户及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一年。

二、当前，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欠发达乡镇区位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乡镇政府资金投入非常有限，产业选择与发展空间相对狭窄，自身发展能力弱，贫困面仍然较广，扶贫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如果仅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难实现奔小康目标。

1、区位条件较差。欠发达乡镇基本上是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乡镇到最近县城通车的平均距离达40多公里左右，各行政村到最近乡镇政府的平均距离也在9公里左右。到*年末，仍有18个行政村未能通公路，15个行政村未能用上自来水，34个行政村未能看上有线电视。欠发达乡镇的通乡、通村公路的路面铺装率也不到18%。

2、经济基础薄弱。*年，33个欠发达乡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县生产总值的47.9%，人均生产总值3440元，是全县人均水平的63.7%。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共230万元，占全县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的42.2%，行政村数占全县行政村数的81.7%；且平均每个行政村还不到1万元。同时，绝大部分欠发达乡镇的财政均存在收不抵支，出现不同程度负债的情况。据欠发达乡镇上报的监测数据推算，平均每个欠发达乡镇政府年财政收入为170万元左右，而支出达180万元左右，年末累计负债数额在16万元左右。

3、社会事业落后。*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有3300多人，仅占应保人数的1.4%；参加社养老保险的人数有3550人，仅占应保人数的2.1%。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卫生机构数不到4个，医生不到6名，病床数不到7床，图书馆、文化站也仅1.1个。

4、生产生活条件差。*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仍有近1.25万户、4.41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上，仍有900多户农户处于缺粮状况，有近1700多户居住在危房或简易住房中，有19900多人的饮水困难未得到解决，有160多名中小学生辍学。当年遭受各种灾害的住户也有9900多户，返贫的人数达2500多人。

5、贫困面依然较广。据对33个欠发达乡镇农民收入调查资料推算，*年末，仍约有12400户贫困户和33790人的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低于1500元以下的村还有30个。

6、扶贫资金使用效果并不很理想。从目前的扶贫工作来看，还比较重视扶贫资金来源、投入与项目开发工作，而对资金的使用效果关注的力度不大，缺乏有效监管，使扶贫工作仍然是一种“输血”的形式，而缺乏真正能形成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形成“造血”的效益。

三、进一步推进欠发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建议或想法

1、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来抓。外出务工收入是欠发达乡镇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务输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为此要充分抓住发达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有利时机，把发达地区对劳务的需求和解决欠发达乡镇剩余劳动力出路及农民增收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信息引导、牵线搭桥等手段，大力促进农民外出打工、经商，不断拓宽劳务输出渠道，使劳务输出成为我县欠发达乡镇的一大产业。同时，积极开展劳务品牌创建工作，促进劳务输出健康、有序的稳步发展，使劳动力资源转化成劳务经济，成为我县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但在目前，我县欠发达乡镇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劳动就业技能欠缺，部分农民还存在“小钱不赚、大钱又赚不来”的怕吃苦心态。因此就必须做好“农民知识化”工作，做好与当前劳务市场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农民落后思想观念的更新、劳动技能的提高，推进欠发达乡镇劳动力档次的提升，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及智力支持，为劳务输出提供更符合劳务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不断推进欠发达乡镇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把招商引资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在欠发达乡镇中还是有一些区位相对较好的乡镇、好的项目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开发这些项目、利用这些资源，对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现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而开发这些项目、资源，如果仅靠自身的努力和投入，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因此，这就需要借助于外资或外力来支撑、来推动。为此，要推动欠发达乡镇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做好招商引资这篇文章，必须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把招商引资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

3、大力培育生态型产业，把生态产业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发展的支撑来抓。抓住大力推进生态建设这一契机，大力培育生态型产业，促进欠发达乡镇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总得来说，欠发达乡镇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发展生态旅游是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只要合理规划、良好包装那些有地域特色、有文化内涵、有旅游前景的项目推向市场，通过有序开发，就能形成旅游产业，推动第三产的发展。二要大力发展生态型农业。绿色消费是时代的潮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消费市场的要求。通过培育和扶持一批生态型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品牌，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同时，加强对生产农业的技术服务和农产品的监管，保证农产品质量，使欠发达乡镇成为以绿色为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三要大力发展生态型工业。把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水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开发和承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欠发达乡镇的生态型工业来抓，努力形成资源型工业和劳务型工业共同发展的生态工业格局。四要大力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力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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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费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他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随社会经济条件的轻微恶化，甚至仅仅是相对恶化――即引发更多嫉妒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可导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状况有足够改善时，中产阶级及其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犯罪率将逐渐下降。奥墨罗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刻划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与犯罪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倾向构成的平面内，中国社会尚处于漫长的价值转型期（根据常识，核心价值的转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新的核心价值观远未确立。价值观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赖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时期，旧的核心价值观尚未被市场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这一徘徊大约在2000年以前结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趋同于这一指标在市场经济各国的平均水平。

关于“无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思路，尽管这一思路的许多研究报告是富于启发的。因为，如舒尔克所论，嫉妒是人类社会最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无嫉妒的人类社会很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社会（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这一看法意味着，在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宁可假设“嫉妒”为一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对各人群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对恶化”给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国社会而言，首先，与各国犯罪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一致，中国人口也存在按年龄与社会特征划分的风险类别：（1）犯罪风险最高的，是15岁至25岁的年龄组；（2）犯罪风险最低的，是55岁以上的年龄组；（3）与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显著较低；（4）与主流社会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所谓“边缘群体”，有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与不在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密切相关，对预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不确定，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折现因子就越高，从而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假设惩罚力度不变）。在这一视角下，已婚男性的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恶化而有较高的犯罪率。类似地，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样，因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严重地丧失了道德底线，把监狱与办公室看做完全无差异的栖居地――只要存在足够多的金钱补偿，从而有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犯罪率。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级官员腐败案件，可为注脚。

第三，我们的法律也处于价值转型期内，故而，关于“罪过”的所谓“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预期。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司法者的腐败，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执法者的低效率，我们的法律倾向于最广泛地界定“罪过”。极端而言，一切行为都是罪过，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为“权力游戏”。在这一视角下，现有的关于犯罪率的数据和调查变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不能辨识，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变化，哪些人在哪些时期属于高风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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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1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598

在卫生服务研究领域中，保证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是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内容，伴随着卫生公平性研究发展起来。本文就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进行介绍，为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

1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内涵

卫生服务利用是需求者实际利用卫生服务的数量，是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量和卫生资源供给量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卫生系统为人群健康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与工作效率[1]。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是检验卫生服务效率和潜力的一种常用手段。测量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数量、利用卫生服务而消耗的费用（货币价值）等[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是卫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样卫生服务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垂直公平性是卫生服务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应获得更多所需的卫生服务[2]。英国的Wagstaff等人提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释为：有同样医疗需要的社会成员接受到（利用了）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无论她是穷人还是富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白人还是黑人[3]。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卫生服务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国外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测量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线和集中指数是评价卫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简单的一种测量方法，用于评价不同阶层人群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进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测量方法上，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极差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差别指数、不平等性斜率指数与相对指数、集中指数等。《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测量方法：用儿童成活率分布指数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E）衡量健康状况的公平性；用卫生服务系统的反应性表示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平性；用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IFFC）表示卫生服务筹资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测量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5]。

3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我国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性研究开始了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国内学者利用极差法、洛仑兹曲线法等研究方法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评价，但是国家级或省级的研究较少，不足以对我国卫生领域公平性进行整体评价[4]。目前，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仑兹（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极差法、集中指数（CI）、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数（Gini Index，G）

洛伦兹曲线是经济学中用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线，其基本思想为：将收入或财产按不同人群或地区分为若干等级，横轴表示每一等级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计值，纵轴表示每一等级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的累计值，连接各点，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的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评价健康或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优点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状况，但是缺点是不能反映每一层状态改变对总体分布的影响。即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确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差异[5]。国内李娟生等运用Gini系数以及Lorenz曲线等对1610名育龄妇女的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了分析评价[6]。但基尼系数及洛伦兹曲线在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中运用较少，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方面运用较多。

3.2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数（CI）是世界银行推荐的用于评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的指标。集中指数是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想用以评价健康公平性的统计指标。后来被引入卫生服务公平性测量，目前已成为测量卫生服务领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会经济状况排序，对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组之间人口分布变化比较敏感，从而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的影响。

集中指数法用于度量与经济状况相关的卫生服务不平等情况比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状况，而且对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布比较敏感，所以最能满足我们测量不公平时所要达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数的算法属于单因素分析法，没有综合考虑其它指标的作用。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卫生服务利用的集中指数几乎没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数的评价准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7-10]。

雷鹏等对不同健康指标用于健康公平性评价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采用不同健康指标得到的集中指数差别较大，说明以不同健康指标代表人群健康状况来评价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强有弱[11]。同时建议在对不同指标集中指数进行计算之前，可对不同健康指标进行年龄标准化率后再计算，因为年龄往往是重要的混杂因素，却被一些卫生经济学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该法是将人群按社会经济状况分组后，分别计算各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数就是不同经济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与其对应的社会经济组的秩次之间回归线的斜率，它反映了从社会经济最低组到最高组之间健康状况的改变，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其绝对值越小，代表社会经济对健康的影响越小，健康状况越公平，其特点是能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12]。方丽霖、韩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评价[13-14]，该评价方法弥补了级差法在测量上的缺陷，对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极差法

极差法是最常用的测量健康公平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比较社会经济分组最上层和最下层的情况。极差法是将人群按其社会经济状况分组，比较社会经济状况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健康状况的差异，从而说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的卫生服务调查报告以及一些研究报告均有体现[15]。

级差法优点是简洁明了，能够直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收入人群的健康差异，其缺点是它仅仅反映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极端的健康差异，而忽略了中间组之间的变化，另外，极差法缺少对样本构成的考虑，不适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区间的比较[5]。同时，谢小平等认为级差法中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卫生服务需要不随收入或其他条件变化而变化， 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事实不是这样， 那就需要将其与不同收入下卫生服务实际需要的分布公平性进行比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该法对按一定社会经济学特征分组的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与相应的卫生服务资源利用量的比较，来评价是否实现了相等的需要获得相等的卫生服务利用，又称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经济学特征的人群平均每个患者所利用的卫生服务资源。应用调查对象患病表示需要，门诊、住院服务的费用等为利用量，计算方法是以每类服务的次均费用与所利用服务量的乘积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经济收入组间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较来表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收入组人群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之间的差别，只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属于单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够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Le Grand法为一种简单的反映卫生服务利用费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项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该法是对不同的卫生服务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别进行比较，较Le Grand法更具有简便易行和资料的可得性等优点。由于进行了分项分析，没有考虑卫生服务利用中一些复杂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间、卫生服务间、不同社会经济状态人群间等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别[17-18]。

3.6不相似指数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数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阶层的健康比重和它相应的人口比重，测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阶层，还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阶层中，并且可以计算出各个阶层的差异程度。优点是把社会分为多个经济阶层，了解每个阶层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异，可以对每一个阶层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况。缺点是使用了按社会经济分组统计的数据，但仅仅对每个社会阶层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与每个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社会经济阶层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且ID是一个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况。

3.7多因素回归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时对多个可能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关影响利用的因素与卫生服务间关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归和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查阅文献发现，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雇情况、年龄、婚姻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种族、有无健康保险、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变量可能影响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确切地说明影响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归要求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或等级资料，而反映卫生服务利用医疗费用、住院天数等变量为数值变量且这些变量往往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需要做变量变换，若未做变量转换只能选择单因素分析方法[16]。

3.8拟合负二项模型

对于不同医疗保障制度参保居民，以两周门诊次数和年住院次数为因变量，需要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拟合负二项模型，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有直接标准化法和间接标准化法，由于直接标准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间接标化法操作上简便易行，因此国际研究中较多地使用间接标化法[3]。在实际分析中，“标化”变量 和“非标化”变量的选择应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进行确定，变量选择也是标化的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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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方法

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SES的测量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搜集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教育、收入、职业等)的资料,分别分析其与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方程得出综合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降维分析将多个因素合成为一个复合的指标。

Oakes等[5]认为,SES测量存在的潜在问题有:SES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缺乏对构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措施好的理论运用。国内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测量老年人SES的方法是测量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1.1单个或多个SES测量指标的选择

早期的SES测量以单个指标为主[6],通常单独测量收入、职业或教育3个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教育曾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指标,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职业和收入[7].单一指标收集数据和分析较为容易,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全部,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开始使用多个指标进行测量。

21世纪初,Grundy和Holt[8]发现测量老年人SES可以有7个指标:教育、收入、职业、住房所有权、家庭资源、汤森剥削指数(通过调查无力支付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来区分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有无私家车,这些指标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

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病丧失劳动力,收入和职业地位失去作用,因此依靠教育和财富等指标衡量老年人的SES更符合实际[9].国外有研究发现,对于退休老年人,财富指标比收入指标灵敏性更好;富裕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到牙医等特殊医疗服务,财富能够更精确地衡量人群在卫生服务利用上的社会经济差异[10].老年人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上,包括退休金、养老保险以及房屋产权、农村土地使用权、家庭所拥有的大件物品数量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几项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除传统3大指标外的其他指标,如银行存款、家庭奢侈品的数量、是否 可 以 领 养 老 金、城 乡 居 住 地 等[11].Zimmer等[12]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存款的多少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最大;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消费指标比收入指标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13].

1.2 SES综合测量方法

马玉霞[14]认为,国外提出的SES测量方法和量表,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她认为李春玲[15]教授提出的SES测量方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SES测量的最全 面 的 研 究。李 春 玲[15]教 授 改 进 了Blau和Duncan的SES测量公式。

Duncan[16]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实际上是利用职业声望测量各职业的声望得分(因变量)和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与教育水平(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权重),然后用这一方程求出所 有职业的 声望得分。李春玲[15]将测量SES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改进,加入了更多的因素(如权力因素、部门因素和社会歧视因素),使其解释力更高。齐良书[17]构建过一个针对成年人SES与健康状况的回归方程,他以一系列健康指标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和一组控制变量(年龄和性别等)以及不可观察的个人特征和随机误差。建立回归方程的优点是能够综合反映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缺点是缺乏实际含义。构建一个好的回归方程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指标的合理选择;二是如何处理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18].

国际上的另一种综合测量途径是采用降维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多个变量进行合成,形成一个或几个复合变量来反映社会经济地位。降维方法的思想就是将多个影响因素合成几个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复合指标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研究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因素,但国内外均没有在老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过。 2 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

2.1 SES与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

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低SES者较高SES者健康状况差[19],且SES对健康的影响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并影响老年人的各个方面,如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能力,以及患病情况等。一项在拉美7个城市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者倾向于更好的健康自评,存在较少的躯体功能障碍[20].

Wong等[21]认为,在墨西哥,教育、收入、财富与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有显着的正相关联系。其他在亚洲国家开展的为数不多的研究 中 也 得 出 相 似 的 结 论[22-23].珞 琪 等[24]认 为SES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复杂的:收入对老年人的3个健康指标均有正效应;教育与客观健康呈正相关,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对主观幸福度影响不显着,SES通过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们很早便认识到,低SES老年人群获得的教

育水平低,营养状况、生活住房条件及医疗保健条件较差,相应的健康状况也较差。这个“梯度”变化从整体上反映了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而韩广勤[25]则发现,这个“梯度差异模式”在中国上海遭遇了挑战,高SES并不一定会给老年人带来好的健康状况,因此这个“梯度模式”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探讨。 2.2 SES与老年人常见疾病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有资料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患有2~3种慢性疾病[26].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导致其容易患上各种慢性病,而且他们在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治疗及康复方面均存在社会经济差异。西方研究一致认为,SES越高,慢性病的患病率越低;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高的SES并不一定带来低的慢性病患病率。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自报慢性病的准确性存在问题。一项在欧洲国家进行的关于老年人由SES引起的疾病发病率差异的研究表明,由教育和收入造成的发病率差异是明显存在的,而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差异要高于女性[27].

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癌症威胁,据我国2012年肿瘤登记报告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癌症发病率超过1%,癌症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3%以上[28].美国学者Harold等[29]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是决定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存活率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存活率也较低,在肿瘤分期和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

SES对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响通过慢性病传递“间接效应”[25].周律[30]认为,SES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率存在着巨大的关联。许多研究表明,慢性病伤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daily life,简称ADL)较差的重要原因,而社会经济地位是维持老年人ADL决定因素的上游原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每下一个梯度,ADL的发生率就会增加。

2.3 SES与老年人健康相关行为

社会经济因素以生活方式为中介来影响人们的健康,如是否吸烟、喝酒、运动等。通常高SES人群健康需求高,形成健康行为的动机强,也有能力支付获得健康行为的社会资本。这在老年人群中同样适用。

Hatice认为,低SES增加了老年人不健康饮食的风险,并造成其对健康认知的缺乏,对于女性老年人来说,低SES和低教育水平成为吸烟的保护因素,但却导致她们缺乏肢体活动。韩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低SES使老年人产生不健康的行为并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32].可见无论是在健康认知还是在行为上,SES对老年人的影响都是显着的。

2.4 SES与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

卫生服务利用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关键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卫生服务利用的决定因素之一。卫生服务利用通常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胡宏伟等[33]认为,在控制了健康因素后,城乡差异、退休前的职位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中的住院服务有显着影响,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利用住院等卫生服务。许多研究表明,低SES的老年人其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宏观地广泛地研究一般的卫生服务利用。英国有研究发现,较富裕的老年人与较贫穷的老年人相比,在初级卫生服务的使用上差异很小,与经济地位无关;主要的差异是在特殊的医疗服务使用上。在特殊医疗服务的使用上,比如X光检查、动脉瘤筛查、疫苗接种、眼睛检查、牙医服务等,低SES的老年人群明显存在劣势[34].

Zhang等[35]则认为,低SES的老年人使用医疗服务产品的机会更多,因为这类人群容易养成不健康的卫生行为,同时也说明这部分人群使用预防服务和疾病筛查较少。因此,学者需要关注SES与老年人大病住院、(文秘站:)特殊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

3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