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吴国盛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篇2

中国传统住宅的室内设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国家越发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住宅的室内设计的精髓进行挖掘。中华文化向来有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传统住宅的设计上，包括室内外环境的设计、室内装饰陈设的设计、设计的选材以及营造的技术1，都无处不在地体现了这一理念。而在生态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同现代文明中的生态理念又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应当积极进行思考，将生态理念同中国传统住宅的室内设计相结合。中国的传统住宅经历了几千年沉淀形成了最适合中国人居住的住宅环境2，近年来，随着国家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挖掘，传统住宅的设计理念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而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又同现代化的生态理念有着诸多共同之处。这正是将生态理念与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相结合的着眼点。

一、生态理念与室内装饰陈设的结合

生态理念下的室内装饰，一方面要求处处体现出绿色家居的原则。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乏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方面的观念。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对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最好诠释。在过去，人们在进行室内装饰时，盲目地崇尚西式的华丽风格，却使用了一些污染性较大的材料和饰品。直到近年来这种误区才有所改观。那么我们该怎样打造一个绿色家居呢？我们可以充分运用绿植、盆栽、盆景、瓶插、山石等多种元素的有机组合，不仅使室内装饰造型典雅、赏心悦目，而且还能充分发挥出绿色植物在环境保护上所起的效应，使室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得到有效吸收，为住户带来一个节能、环保的居住空间。另一方面，生态理念还要同我国传统的居住伦理相结合。因为，一个注重居住伦理的家居环境，才能真正意义上使住户心情舒畅，让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能和睦相处。住户心情上的愉悦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本身也是生态家居的另一种体现。因此趋吉避凶、向善惩恶的美好愿望也应当体现于家居室内装饰的陈设上。所以在室内装饰的陈设方面，可以设置一些体现出各民族特征的元素。如汉族所推崇的鹤、鹿及灵芝，白族推崇的荷花，以及深受傣族喜爱的大象、孔雀、槟榔等。

二、生态理念与室内外环境的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整体观念，室内外的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所以从房屋的选址、修建和布局，都无处不在地体现出传统的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同现代化生态理念的结合，就在于要在室内装饰中，注重房屋的通风性，注重房屋的内部布置要通透敞亮，不能让人产生压抑感。空间和空间之间要相得益彰，并有机地运用檐廊、花窗、隔断、屏风等设施，让住宅内外空间清爽、明朗，具有较强的贯通性，给人以温馨，舒适、宜居的感觉。此外，在室内颜色的布局上，不要盲目追求五光十色的艳丽感，因为这样的色调常常会给人以刺眼的感觉，时间长了会给人带来不安全感，显然是不符合生态理念的。相比之下，采取以朴实、柔和、温暖为主的色调，就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三、生态理念与室内设计取材的结合

在家具的选择上，不要盲目地追求高大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材料来打造家具。例如，采用竹草来编制凳椅、床龛和陈设装饰、生活用具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它使室内充满浓厚的古典气息，情趣盎然。并且，这样的取材具有较强的环保性，可谓物美价廉。在地板的选择上，可以采用古朴、典雅的木质地板，并同朴实、柔和、温暖的室内色调相结合，使住宅更加彰显出传统文化的韵味。

四、生态理念与传统民居设计的结合

在家庭住宅的设计上，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返璞归真的情结。在室内设计中也往往乐于复古和回归自然，来给自己的心灵营造一个栖居的家园。而受“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民居的室内设计历来都是极其注重生态环保理念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早在先人的身上就已经得到践行了。吸收传统民居的智慧来进行住宅室内设计，可以有效地对室内设计方案进行升华。比如，通过贯彻可持续发展低碳化设计理念，传承传统民居在建造过程中的生态智慧3，并充分利用自然风、自然光、及自然雨水等自然资源，打造低碳住宅的方案，就充分体现出了生态理念与传统民居设计的结合。

五、生态理念与科技型智能化室内设计的结合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科技的社会。通过生态理念与科技型智能化室内设计的结合，本质上是运用现代化科技的手段，来在室内设计中贯彻生态理念。比如，在基于传统元素的室内设计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选择一些节能型的家居材料，用于室内装修设计之中，使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加绿色化、清新化，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六、生态理念与创新个性化室内设计的结合

“和而不同”是先贤孔夫子倡导的。“和而不同”意味着对个性的尊重和对创意的提倡。体现在室内设计中便在于，我们可以基于生态理念和传统文化的元素，对设计方案进行创新。以自己独特的创意，让室内设计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比如，我们可以运用太阳能收集器和光电转化器，最大化地挖掘出原生能源的利用价值，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将热压与风压有机结合、并运用机械辅助等手段，加强室内的通风性等，使住宅内的环境更加健康环保。

七、结语

传统住宅的室内设计，深刻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时至今日仍然在室内设计上具有值得借鉴的价值。而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理念日益成为室内设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准则。此时，将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同当代的生态理念相结合，成为21世纪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探讨。

作者:王晓梅 单位:邯郸学院

注释：

篇3

苗族在其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并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生态知识体系，它对于维系苗族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许多苗族传统文化在这股浪潮中不断被冲刷、涤荡、重构，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区不断被打破和建构。当前正值我国城镇化建设攻坚阶段，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首当改革对象，苗族地区也不例外。就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范式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而传统智慧不断被弱化或被边缘化。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义，苗族传统生态智慧亦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构建苗族和谐社区时，应巧借其传统生态智慧，以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一、“现实场域”中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具象再现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事关人类自身的长治久安和永续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的苗族，他们在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态智慧。它在维系苗族社区生活，以及构建良好社区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苗族先民曾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每当苗族人民在砍伐树木时，注重对山林进行持续性开采，例如他们习惯性将比较古老、高大、结籽多的树木保护起来。在苗族人民的传统观念里，树是他们的生命原体、精神力量。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苗族先民就懂得可持续发展理念，他们深知只有把结籽较多的树木保留下来，才能确保整个山林繁茂不绝，即保存了古树，则是保留了青山绿水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因此，在苗族的许多传统村落里，倘若出现乱砍滥伐的现象，势必受到苗族民众的强烈谴责，甚至受到相应的惩罚。苗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在苗族先民看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和功能。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人一样，都同属一个结构，彼此间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以，苗族人民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习惯性用自己的身心同自然界万物进行互动，并因此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巫术文化”，一些苗族人也成了传达“神意”的巫者。在苗族的许多文化事项中，只有那些巫者才能读懂动植物的“话语”内涵及其象征意义。[1]85-88在贵州台江反排苗族“勾夯词”中唱道：“地方靠树遮，树寨靠人保。”《苗族古歌•枫树歌》唱到“枫树是个真好汉，枫树又有话来说，我长大来遮树寨，我的树丫六百尺，我的树干七百尺，遮蔽江河与山坡，遮护干树与万寨。”苗族史诗《种子之屋》唱到“：那古老的枫树啊，枝丫长又长，树梢伸到边边，枝叶铺展展，千山可遮阴，万谷能和凉。那古老的枫树啊，长得枫树高又直，树颠从进松云里，枝叶遮阴了大地。”可见，苗族人民深谙树对其生存环境的维护的巨大作用，从而对树产生深深热爱之情。在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苗族先民树立了严禁破坏生态的行为观念，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苗族的习惯法“议郎词”里唱到：“封山有树，封河有鱼......哪个乱砍山林，我们就要罚他十二两银子，他若不服，要加倍罚到二十四两到三十六两。偷人家杉树，罚银三两三，偷人家松树，罚一两二，偷人家干柴，轻的罚银六钱，重的罚银一两二。”其目的主要是教育子孙后代，教育他们不要乱砍滥伐，否则承担严重的后果，从而在心理上起到威慑的作用，使年轻人耳濡目染，让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这不仅维系苗族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苗族社会与生态的稳定和平衡。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诸如上述例子，在苗族地区比比皆是，就笔者熟知的一些地区而言，如贵州省榕江县高排苗族在砍伐树木时，不会将所有的树砍光，他们常常采用“间伐”的方式；在捕鱼的时候，往往采用的工具是渔网、木钓竿、竹络等，在什么时候捕什么鱼，都很有规矩，否则受到众人的谴责。他们不会采用雷管、炸药等化学药品；在狩猎的时候，也有相对的讲究，什么季节打哪一种猎物，不该打什么猎物。在电影《滚拉拉的枪》中，曾有一幕，讲述的是贵州从江岜沙苗族的丧葬风俗习惯，即当地人在埋葬逝去的死者时，习惯性在死者坟墓上种上树木，并希望死者保佑树木茁壮成长，而这些树木往往成为当地具有灵性的“神树”。事实上，苗族民众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恰当的、正确的、友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持久关系，符合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在苗族的生态伦理和生态秩序中，始终秉承和践行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三者相互依存的生命体，这是一个良性依存系统，每一个环节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苗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发展目标。尽管苗族传统生态文化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对于苗族社区的建设不乏是一种有效的传统治理资源和建设资源。事实上，苗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理念并不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指导资源，只是各自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而已，两者对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中的“塌方式”生态失衡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然而，工业文明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却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加剧。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人类急需寻求一种持续性的生存路径，重新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努力建构新的，持续性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社会，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趋势。[2]183-188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被提到人类社会发展日程。尽管如此，从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现状及趋势来看，不难发现，传统仍处于劣势，甚至被边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物质世界热火朝天、物欲横流四起，许多开发商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追求，以及实现和体现个人的经济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向四方索取，他们不仅在城市“大展身手”“图捞一把”，甚至连偏僻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放过。不断将目标转移到边远乡村，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流入其中，大捞一把。甚至假借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将当地的树林锯成木条，然后转移到现代市场，则变成“金条”，在这股浪潮反复冲击影响下，素来纯真、质朴、慈爱的苗族人民变了样，他们似乎变得“聪明”了，学习人家的技术，发了“大财”。在开发商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合作和开发”，将当地茂密的森林变成了“金条”，一起变得“富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山林变成了“光头”，江河变成“死水”。看到的仅是稀疏的“经济林”，如橘子树、苹果树、桃树、杨梅树等，有的地方甚至将其他种类树木砍光，单种杉树以求得经济利益。就笔者所知的都柳江沿岸一带的某一苗族村寨，曾经茂林片地，矿产富饶，而今却迥然不同。开发商仗着自身的“聪明”，利用各种手段说服了当地的苗族人民，于是任其无尽开采、挖掘。就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而言，我们并不反对开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只是这种开发路径让人担忧，社区发展境况不容乐观而已。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在开发的背后深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又有多少人真正本着社会良知在进行社会改造。自从有了“外来者”，一些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皆被打破，曾一度被视为敬仰和敬畏的自然之物，至今已不再感到神圣与畏惧。原本被视为保护“自我”的自然神树，结果却倒在自己的刀下，切成“肉片”拿到市场去进行交换。他们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切在他们眼里变得渺小起来。反过来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文化。类似此例，在一些苗族地区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力量在各民族地区不断渗入，交通和信息技术不断被输送到边远少数民族山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也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都柳江边的G村是一个生态良好、矿产富集、民族文化浓郁的苗族村寨，而且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古金丝楠木盛产之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商业工程项目不断涌入该社区，原有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里富集的锑矿被外来开发商采掘一空，导致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水质污染等严重问题。村民不仅没有因为锑矿的开发而富裕起来，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美好家园的远逝。在当地苗族民众意识里，树象征着生命，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命。村里那些上千年的历史的古金丝楠木，被视为神树，并定期予以祭拜，祈祷村泰民安。然而，近年来该社区的古金丝楠木遭到严重的盗伐或破坏。人们似乎陷入了忘始颠终的状态，在他们内心世界里，古树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的神圣感和惧怕感，反而认为这些古树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然资源而已。因此，一种原有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在时代潮流中不断被冲刷、淡忘；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会状态也因此不断被打破和重构。所谓的神圣，不断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功能，符号只是一种失去真实内容的形式。苗族社区出现“塌方式”的生态失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归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内因而言，主要源于其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结构性不良所导致；其外因主要表现为外来参与力量和形式过于强势和多样，相对传统的苗族社区也因此发生结构性转变。在传统与现代两者间的博弈互动中，难免会导致一方失衡。因此，正确和客观的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对于继承传统和发展现代都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次人类伟大的创举都建立在相对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传统作为根基和依托，一切创新将会难以前进和继续。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大智慧法宝，它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权衡一下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导致生态严重失衡，这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类过分表现“自我”的结果，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转变社会生产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路径和人类完善“自我”的动态过程，它有利于缓解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一种调适。

三、苗族和谐社区构建理念与治理资源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源于自然界，因而人类行为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认为，人类并不是消极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自然环境的积极因素。换而言之，人类是自然环境改变的一大动因之一。[3]33尽管如此，人类仍然不能摆脱自然法则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在自然界中，人是一个活跃的因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人类总是优先于动物界其他生命个体。不仅展现人类特有的本能，同时也彰显人类独特的生存智慧，这在整个自然界里，其他生命个体是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人类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生命个体，主要取决于人类“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智慧。人类在发展“自我”的过程中，除了从自然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以外，同时还懂得珍惜自然、回馈自然，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智慧，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理念。在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在现行社会中，经济指标成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评判尺度。人们在评判一个社区发展与否时，常以其经济总量作为依据和参考。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是人们经常接触的一种符号。因此，其他符号被弱化也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单线的发展模式，并非科学的发展路径。“唯一”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来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运用，那么人们无法想象其所带来的后果。就像我们的身体机能一样，需要吸收各种营养成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任务主要是改革和发展。因而边远民族山区也在这股改革发展浪潮中成为改造和发展的重要对象。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发展理念，即传统智慧。这种智慧是一个人们共同体或者几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存路径，同时也是人们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的方式。因此，在改造和发展乡村社会时，将当地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意义的。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工程是全国各族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苗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响应并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除了调动自身参与积极性以外，挖掘和运用自身原有的优势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是十分有必要。能力有大小，参与的形式和力度不一。其中苗族文化中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一个物品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源于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地方。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文化产生的动因，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反过来塑造人类本身。[4]16同样，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是其先民在社会发展演变过程创造出来的文化事项，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产物，以及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因人类社会需求而生，同时反过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其功能和意义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延伸。除了继承其原本所蕴含的内涵以外，不断增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元素，从而不断丰富其功能和意义，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挖掘和深究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并巧妙将其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保护路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在运用中传承，只有在充分运用的基础上，传承才会更具实际意义，文化本身才不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纯粹性经济开发，将会导致整个生态失衡，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不能单方面发展，应该秉持统筹兼顾，并秉持和谐共生的思想和精神。苗族社区的发展，均离不开各种国家力量及社会参与。借力，事实上是一项智慧工程，如何借助各种力量来加强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这是一道难题。权衡好各方面的参与形式和力度事关苗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一刀切”或“单线”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待生态和经济的态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经济指标，则会导致生态失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理念。自古以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倘若孤立的追求经济增长，必将导致生态破坏，以及引发生态危机；同样，若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生态持续，则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经济诉求。简单来说，生态的持续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持续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以及生态持续向好的重要手段，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5]41-48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权衡发展与生态的利害关系。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调动现代化科学技术参与苗族社区建设的同时，巧借苗族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是其先民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晶，它在整个苗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对苗族地区的开发，一些不适当的行为和做法，在促进苗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苗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同时，使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苗族地区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不仅成为苗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现代化背景下和谐社区建设，应统筹兼顾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科学技术，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

作者:肖金香 包龙源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麻勇斌.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J].贵州社会科学，2011(10).

[2]杜超.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J].江西社会科学，2008(5).

篇4

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虚怀有容，其中包含的仁义忠恕、刚毅有为、博文明允、明道济世的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矛盾观，贵和尚中的处世观、智识通变的发展观无不体现着宽厚仁和的气度，济世明理的责任，厚德载物的胸怀，奋发向上的担当，自强不息的毅力。中国儒释道经典作品是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和学习无疑可以帮助国人维系文化认同、坚守文化自觉，提高道德境界，完善人格修养。

形成坚韧意志。刚毅有为、百折不挠的执着毅力中华民族生而有之，《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也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不体现抱定宗旨、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百折不系募嵋闳瘸溃磺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呈现了挫败面前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的豪迈情怀。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时时处处可见志存高远、矢志不渝的形象和训诫，势必对读者坚韧意志的形成起到濡化和引领的作用。

增强理性思辨。中国传统文化中彰显出的智慧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以先秦为例，譬如儒家崇尚理性，道家崇尚思辨，墨家注重探究，名家注重逻辑。

道家思想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辩证思辨、逆向批判赋予我国古典哲学以理性思辨色彩。老子“道法自然”、“虚静无为”等思想以清醒的理性态度参悟自然、了悟人生，思想中充满了自然而为的气度和朴素而不失智慧的思辨理性。

墨家学派注重对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观察与探究，不仅观照自然万物，而且对生活中的技艺和现象也卓有研究，在数学、力学、光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都有建树。

名家思想有鲜明的逻辑学倾向，注重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划分概念类别，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研究，具有思辨哲学特征。

培养博雅精神。在中国古代，通常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自古以来，我国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学识、通融识见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通达之人。《易经》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淮南子》有“通智德而不劳”，《中庸》指出学人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衡》有“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的训诫。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博”“雅”并举是较为完善的人生境界。“博”指向外，是不断拓展，通自然人为，晓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雅”指向内，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养身心，塑造高雅品格。

阐释尺度

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应把握好历史、现代和辩证尺度。

历史尺度。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和阐释不应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免引起以讹传讹的误读误解，正确的态度是以史为据，认真研读原典，从历史和思想渊源着手，运用中、西阐释学方法，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对文化原点做深入细致地思考和研讨。譬如，通过深入研读四书五经，把握儒家的思想智慧，并遵循历史脉络考察儒学的兴起、两汉儒学独尊、宋明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家，以纵横交错的时空维度衡量和解读原典。

现代尺度。中国传统思想和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譬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充满哲理，饱含智慧，能够为个人和群体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当前，解读传统文化经典应引入全球化视角，做现代性解析，做到以古鉴今，推陈出新。

辩证尺度。由于时代的差距和历史的局限性，传统文化经典中难免出现一些陈旧过时、不合当代时宜的思想和观念，这就要求我们保有正确态度，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应革除流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去粗取精，结合当前语境，结合时代特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解读方法

篇5

阿拉善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境内著名的巴丹吉林沙漠以世界最高沙山、最大响沙区、最密集的沙漠湖群构成世界级的沙漠奇观，为发展观光旅游、探险旅游、生态旅游和高科技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被誉为“中国秘境”。阿拉善盟境内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自然景观独特鲜明，在众多的旅游资源中，沙漠无疑是阿拉善盟最具优势的资源之一。这些背景、数据都充分说明沙漠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推动阿拉善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中央电视台中视体育总经理郑梦晖认为，发展沙漠旅游虽不是立竿见影的事，但却是最接地气，最直接富民的一项产业，对地区发展影响深远。因此笔者针对沙漠生态旅游的宣传营销提出自己的思考，为发展沙漠生态旅游宣传提供一些参考。

一、在国内外媒体加大宣传营销、通过国家、自治区等主流媒体，扩大阿拉善盟沙漠生态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阿拉善盟要加强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与自治区联合开展“苍天圣地阿拉善”旅游宣传活动，在中央新闻频道、综合频频道中播出旅游广告宣传片，组织参加各类旅游交易博览会，邀请旅行社、媒体记者采风、踩线。加强区域合作，延伸线路产品，提高阿拉善旅游影响力和知名度。要不断创新旅游营销理念，整合阿拉善盟对外宣传资源，针对阿拉善客源地游客出游方式的散客化及信息获取方式的网络化等新特点，通过新华网等首页链接阿拉善盟旅游官方微信、微博公众平台等网络营销方式，有效拓宽旅游网络营销渠道。还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传播形式，大力宣传沙漠生态游，扩大沙漠生态园区影响力，设立生态区官方网站，发挥电商营销效应，注重网站的良好维护与及时互动，让现代信息渠道成为沙漠生态园区与市场联系与沟通的主渠道，加强营销策略策划、包装，扩大营销规模。

二、利用新媒体讲好阿拉善故事、扩大沙漠生态旅游产品的宣传与销售

建设阿拉善智慧旅游网站群、阿拉善智慧旅游APP、多媒体查询系统、旅游客流动态监测系统、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等，着重提升阿拉善智慧旅游服务与旅游宣传水平。积极与大型旅游网站合作，完成阿拉善智慧旅游线上线下宣传，实现沙漠生态旅游产品的宣传与销售。为充分发挥微信宣传推介快捷、高效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区域旅游营销合作，借助微信公共平台，互推双方的旅游产品、重大活动、商养学闲情奇等相关信息、进行宣传资源置换、联合开展用户互动活动，加强客户营销，共同加强舆情监测，获悉用户反馈时，微信传播快、形式多、受众广、而且它立足于移动互联网，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之成为尤为重要的营销渠道。并且通过微信织网互联互推，在全国范围内织网推送阿拉善沙漠生态旅游信息，利用飞机场、火车站、高速路、街面广告牌等宣传阿拉善沙漠生态旅游，著名的月亮湖沙漠景区以通过全国部分机场、火车站、地铁、高速路边的广告牌提升了知名度，现已从一个腾格里沙漠中的无名沙海子成为全国的4A级景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要宣传好阿拉善盟旅游资源，不断扩大“苍天圣地阿拉善”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三、借助阿拉善蒙古族传统文化和旅游节庆、沙漠拓展营等活动的宣传报道，提升沙漠生态旅游的吸引力

阿拉善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蒙古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通过把阿拉善盟打造成国际旅游目的地，要让蒙古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把具有阿拉善特色的元素融入到发展“沙漠生态旅游”的理念当中，通过宣传报道阿左旗玉・奇石文化旅游节、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阿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节、额济纳旗国际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骆驼那达慕、卫拉特文化艺术节等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达到以节造势、拓展沙漠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以沙漠体育活动、游览娱乐、景观观赏为主要出发点，在骑骆驼游、徒步穿越、驾车冲浪等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延伸沙漠足球赛、滑沙、爬沙、拉沙撬等项目的发展。对沙漠旅游活动进行规划，建设沙漠拓展营地、滑沙场、沙滩体育场、沙滩排球场、沙滩足球场等设施，既满足年轻人爱好探险，喜欢追求新鲜、刺激党的远足露营、野外定向活动，还可以扎帐、露营、野炊，吸引众多探险、户外爱好者，达到“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炼团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阿拉善盟：打响“最美沙漠”品牌 构建大旅游格局内蒙古新闻网，15-05-19.

篇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城市风貌趋于雷同，地域特色越来越少，中国文化越来越少，甚至有些新建的城市街道上基本照搬了欧式的、美式的建筑形态，让街道成了“万国博览园”，中国元素荡然无存。在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如何将中国元素与现代人居环境、现代建造工艺及低碳绿色建筑有机结合，让建筑既满足现代文明社会的功能需求，又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达到指导城市更新和风貌改造、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目的，其就成为我国城市未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基于“生态智慧”建设生态城市

虽然古代并没有独立的生态文化，然而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一体，道法自然”中提出，道生万物，尊道贵德的生态伦理思想；天道生生，万物莫不有的生态价值思想；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态美学思想等，其对现阶段城市风貌生态建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生态化的城市风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其已经明显超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寻求解决城市当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构建生态城市并非是针对城市进行改良，而是针对城市进行生态方面的革命。其不但包含物质环境方面的生态化发展，同时也包含社会文明方面的生态化发展，并且还需要兼顾不同城市化发展需求方面的生态平衡。因此，基于“生态智慧”建设生态城市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城市风貌：基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来进行城市生态建设规划，注重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治理城市环境污染、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升资源利用率；城市发展建设应当逐步从传统观念转变为生态发展观，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严格遵循生态工艺方面的原理，培育并发展符合城市实际情况的产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构建生态城市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各个地区应当积极制定相应的方案，进一步拓展人民群众参与生态城市发展的途径；针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建设不仅要注重自然环境方面的优美宜人，同时还需要重视社会环境方面的和谐文明，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打造城市风貌。

二、基于传统文化设计城市景观

传统文化本身代表的是一个民族本身的生活模式、思想以及不同理念，特别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保存的各种符号，其对现代化城市景观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符号来说，当中包含更为细致的分类，比如我国传统吉祥物中包含白虎、玉兔、玄武、朱雀以及龙凤等，而我国特色图案符号中包含日、中国结、太极以及祥云等。通过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方面的认知，来与现代化的设计语言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其最终形成一个更为符合当前审美需求的设计思想，如此可以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情感的需求及文化的认同。因此，基于传统文化的城市景观设计必须要将一些具有价值的语言符号与传统文化信息提炼出来，通过与城市景观进行有效的融合，城市景观风貌中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对于现代化城市景观设计来说，针对城市设计规划的文化主线进行有效的整合，在此基础上针对传统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提炼，接着利用抽象、简化的方案，使得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充分彰显，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风貌与传统文化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基于传统文化设计城市景观本身是对城市景观设计的一种考验，关键在于针对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点进行深入的提炼，使得城市风貌兼具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发展成一个具有感召力的空间，而正是这种空间所具有的影响力，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的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传统图案纹样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就针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言，其都渗透着较强的图案魅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图案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其也是人类智慧的一项重要结晶。例如，万科第五园当中的喷水池造型，就是通过对我国传统图案当中的“回形纹”加以利用，才能形成这种直中见曲的对比效果，这种曲折的造型能够充分地将水体与水池的软硬互衬，从而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见图1）。

三、基于传统文化设计城市环境

正如上文所述，人文化、民族文化的缺失是我国现代化城市风貌中极为缺乏的内容，最终致使城市规划建筑单一，呈现为西化的特征，缺乏地域、民族特征，各个城市文化趋于同化发展，而任凭上述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传统文化在城市风貌中逐渐消失。而要想在城市风貌中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其不仅要注重传统文化生态城市建设、传统文化城市景观设计，同时还需要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城市环境中，采用传统美学来指导城市环境设计，使得我国传统文化能够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1）综合参考经济、民族、自然以及地域等相关因素来针对城市文化进行科学的定位，加大城市中民族地域特色内容的保护力度，包括当地的公共艺术、本土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使得城市环境能够充分彰显独具一格的文化魅力及底蕴。（2）相应的城市建筑设计也必须要从何考虑建筑精神及建筑风格，要将中国传统民族精神融入到建筑中。建筑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程，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创作，而是两者进行有效融合、多学科交叉的一种综合性设计。建筑设计不但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层面的需求，同时也必须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即需要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使得民族精神与文化得以传承，能够在形式与内容方面进行统一。（3）将道德观念和审美进行有效的融合，在城市环境设计中融入健康、公共精神，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在审美的同时获得道德方面的熏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民群众对文化的诉求越来越迫切，艺术化的逐渐回归已经成为主要趋势。现阶段，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标准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文化也提升到与经济同样的高度，以文化内涵作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环境已经成为各个城市彰显自身魅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各个城市在进行环境设计规划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将道德观念与审美完全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使得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理念能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苏州金鸡湖公园，从表面形式来看，其仅仅是一个公园，而实质上金鸡湖公园属于苏州这个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金鸡湖公园主要是以苏州经典的传统文化元素着手，在设计过程中整合现代化设计语言，综合现代材料，主动为现代空间注入浓厚的苏州文化底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彰显多元化的文化价值。金鸡湖公园以苏扇、苏绣、苏州桃花玛木刻年画以及苏州绘画书法等作为创作元素，打造独特的环境氛围，使得广大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去不断了解苏州的文化，感受苏州传统的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有效发扬苏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使得人们逐渐对苏州文化产生浓厚的归属感。

篇7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为了有效发挥体育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各省市体育机构和组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体育文化热潮。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不仅蕴涵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体现着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原是少林拳和陈式太极拳等众多传统拳种的发祥地，武术文化根基牢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中原武术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具有成熟早的特点，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主体形态。”〔1〕可以说，中原传统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因此，进一步挖掘和汲取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价值便成为保护和弘扬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对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和分析，期望能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奠定思想基础。

1彰显人与天和的生态价值

“传统武术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技击活动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以攻防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以家传、师徒传承或军事训练为主要途径，以提高攻防技击能力为主要目的，注重内外兼修，融文化教育、技击、健身、修心、医疗、养生于一体，各种自成体系的拳种的总称。”〔2〕我国传统武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表现形式表明了自身所具有的广博生态价值和生活智慧。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表现出的浓厚生活气息和自然色彩不仅体现了其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而且具有较强的哲理性；从其养、练方式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到其功法机理强调把人的运动与周围环境合而为一，无不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同时中原传统武术在表现形式上还具有较强的仿生性，其主要体现在动物仿生、生活仿生和自然仿生等方面。如：动物仿生方面在“形意拳”和“少林五拳”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生活仿生方面从“双手摘桃”、“旱地栽花”和“织女耍剪”等拳法术语中可见一斑；自然仿生方面主要反映在“风卷霹雳”、“风扫梅花”和“拨云迎日”等习语中。总之，从融合导引和吐纳的太极文化到柔和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少林武术都表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崇尚生命与自然，追求将自然环境和事物与习练者融为一体。正如拳师孙禄堂在《拳意述真》所言：“人为一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结合”。其谋求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统一与和谐的内在本质彰显出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深厚生态价值和生命智慧。

2体现人与人和的社会本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耕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使得我国的传统武术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渐被消解，同时其以宗族为传承平台的传承方式也遭到破坏，其也为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事实上，“对传统武术自我维系，来源于我们自身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3〕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特殊约束作用和教化功能理应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就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而言，其不仅追求“仁、义、礼、信、勇”等人伦精神，而且还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济贫助弱”、“公平竞赛”的社会规范和“未曾习武先习德”、“武以德立”、“德以技先”的社会价值。加之，从“武”字构成来看，“止”“戈”为“武”，化解干戈，消除暴力，旨在强调习武之人应讲武德、重人和。以少林武术文化为例，凡习练者都应该具有心怀天下、图存社稷、精忠为国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不骄不傲、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博怀，同时还应该具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肝义胆。正如少林寺戒约规定：“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技术相传”。〔4〕这种“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道德观不仅约束和调节着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习武者力求实现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拳师孙禄堂所言：智勇皆有“和”生。其在于强调“拳打人不知，出手不伤人”，表明我国传统武术旨在教化育人和化解矛盾。

3追求身与心和的个体境界

中原传统武术强调“天人合一”和“内外合一”，不仅追求习练者与外在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还要求习练者本身应该达到内在与外在协调一致。换言之，通过强调“调心练意”和“练意调神”的肢体运动进而实现“心”与“意”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身心康健。正如传统武术谋求“形神兼备”和“性命双修”，中原传统武术也是通过“调形”、“调息”、“调心”的肢体活动和动静结合、练养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进而实现防病、祛病的目的。进一步讲，中原传统武术注重身心双修和自身体悟，进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个性。以太极拳为例，“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说法就是要求习练者应该内求诸己，强化自我各项素质的提高，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习练传统武术，在外表舒缓的运动形式下，其实是对内心高层次的修炼。太极拳推手中要遵循“守仁”、“守和”、“守节”、“守弱”等传统思想，要求练拳先从心至身，再由身至心，通过练武与修身、习艺与立人、品德与技艺的统一，把修心养身看作立身处世、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通过身心兼修，达到心灵的觉悟，完成身心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练者自我身心的和谐，大都体现在武术的技术范畴里。如：习武者应该秉持“心者神之主，身者心之躯”，重视心、神、意的主导作用，突出精、气、神，确立形神兼修、内外合一作为练功原则。〔5〕此外，用于规范习武之人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的武德也是习武之人社会生活的道德准绳，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调解器，利于协调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4小结

“当代是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逐渐影响着国人对事物的判断，现代人对时尚的炫耀，以及‘休闲’、‘简洁’理念占据人们主流思想，使原以复杂、丰富而著称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入人们视野的边缘。”〔6〕从武术的发展历程看，不论从地域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中原文化休戚相关。中原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也博大精深。作为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难题。而对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对其生态功能和伦理价值的挖掘和宣传也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功能的宣传和价值的引导，中原传统武术固有的独特技术和文化魅力将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名片，也将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和打造文化强省的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郭德兵.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6(5):48-51.

〔2〕段廷进.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和多元价值论〔J〕.搏击?武术科学,2007(2):27.

〔3〕王亚慧,代凌江.传承与变革———论传统武术的自我维系〔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1,27(3):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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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恢复、引进、传播西方当代科技知识和工商管理经验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完善一整套继承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发展、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等战略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关键词：工商管理 管理经验 战略机制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恢复、引进、传播西方当代科技知识和工商管理经验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完善一整套继承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发展、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等战略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纵向传播方面，对于如何继承中国悠久博大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在全中国人心目中生根开花，中国当代社会始终没有设计出一套深谋远虑、切实可行的文化传播战略。从幼儿园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在门类杂多、常常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的课程中竟然没有一门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全球唯一的万年绵延的伟大文化传统在当代青少年中面临断代之忧；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非常丰富、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人文智慧、生态智慧、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等深厚智慧资源和精神资源，被当代社会各层面长期忽视荒废；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个人承担社会责任、推进社会进步等道德伦理资源，一度被宣判为“封建礼教”而横遭否弃，社会出现巨大的道德伦理真空，各种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全民族的道德素养和文明素质长期处于低水平，中国游客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经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针砭，其中不乏讥讽和鄙夷之词。

其次，在横向传播方面，由于中国当代社会是1970年代末才对外开放的，当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真正价值也往往认识不清，只急功近利地引进西方当前流行的经济社会思潮和工商科技知识，对博大精深的西方文明传统非常无知，遂造成对外文化交流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严重脱节，政府机关、企事业、媒体，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所以在设计、实施、宣传报道一些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时经常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当代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受西方强势文明的物质诱惑与精神影响，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潮流恰当结合方面长期陷于困惑、盲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发展与对外传播战略也因此难以合理有效地建立并完善，中国的综合实力中的文化含量、“软实力”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

再次，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不仅长期处于被动、模仿、照搬西方模式的劣势且有被日益同化的危险，主要的文化产品——精英层次的教育、学术，大众层次的电影、电视、唱片、网络游戏、时尚、书刊等文化产业，日益西方化，很多正控于西方跨国企业机制中，中国文化人只能刻意模仿西方文化产品并削足适履地迎合西方受众的趣味，具有全球普遍价值和强烈现实意义的中国文化，被无形消解为“地方性的奇观”、“正在消逝的东方奇景”或“古玩”、“杂耍”，中国文化被降格、扭曲、肢解并同化，文化传播与对外交流由于中国文化对等地位的消失而不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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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1－0048－05

近年来,随着喀斯特石漠化程度的加重，国内外很多学者就喀斯特灾变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做了大量的研究。学术界一般认为，石漠化灾变的成因不仅仅是自然力的破坏，人类社会活动的干预也包括在内，即当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严重偏离，就会导致生态灾变。但人们日常生产活动对生态所造成的破坏,并不是当地居民传统文化的本意，而是人类在无意识、非理性的过程中与其生态系统发生偏离，所引起的生态灾变。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因此，在生态灾变的救治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能来认识生态系统脆弱环节，使人在高效利用自然的同时，在磨合中达到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同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我们应通过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充分发掘各民族的传统知识、技术和技能，辅以适用的技术手段，稳步提升喀斯特山区对水资源的截留、储养、再生与净化功能，使我国广达17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山区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

一、喀斯特石漠化区的脆弱生态环境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北西高，东南低，地形复杂，岩石，山高谷深，洼地遍布，全境多以喀斯特石山为主，是全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在都安县土地利用结构中，有41%以上的土地都是裸岩地，并且呈现出扩大趋势[1]。都安布努瑶族生息在一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大石山区，境内由于碳酸盐岩的大面积分布，并受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岩层断裂发育；当地又温暖多雨，水对碳酸盐岩的溶蚀、侵蚀作用，导致地面上洼地、漏斗、伏流、蜂丛等密布，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亚热带温湿喀斯特峰丛洼地。

我国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峰丛洼地，以石漠化为核心的灾害群，其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水资源匮乏及生态系统退化等。首先，石漠化加剧了水土流失，使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降低，导致土质贫瘠化，生产质量下降。同时，喀斯特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气候温暖。由于受到地质结构的制约，地表对水的截留能力差，使得大气降水通过地下溶洞直接泄流珠江的支流和干流，从而威胁到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如果排水不畅，则会出现大面积洪涝灾害，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其次，石漠化导致水资源匮乏，给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喀斯特山区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水缺乏（主要为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高山重岭三只羊，到了冬天吃水难，找得水来无米煮，寒风吹到刺心寒。三更鸡叫去挑水，小孩哭叫泪汪汪，日头落山得担水，身上汗流似水滩。”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喀斯特山区饮水困难的情景。解放前，当地人们为了喝水而四处奔忙，花了不少劳动力，每年有几个月要跑到弄场外的三、四十里去挑水。水在当地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一盆水要四用：一洗脸、二洗脚、三洗衣服、四喂猪。为了水，有人还断送了宝贵的生命。如田峒乡鸡峒屯一妇女就是为了挑水，把自己生命断送在山洞里[2]42。

石漠化使喀斯特峰丛洼地区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水循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植被种属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然而，生物的生存是靠生物多样性并存来完成的。喀斯特山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先天的脆弱性。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与当地气候、产流特点的不相适应，导致了这一生境下的原生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的蜕变。与此同时，该片区水资源锐减，大气降水携带土壤汇入地下溶洞,溶洞内的储水量达到饱和状态，从而导致积留的土壤无法得到使用。这种生态环境的破坏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危机，上游的土壤流失也导致了该地区生物链、植被的变化，也危及下游的生态安全。最终，肥沃的土壤都积聚于地下，珍贵的水资源流入海洋，皆失去了利用价值。

由于当地特殊的地形与地貌不利于水资源的截留和储养，要提高地表对水资源的截留和储养能力就得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生长、繁衍去做出应对。而当地布努瑶族的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正是立足于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维护与改造去消解产流特点中的不利因素，从而确保生态系统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运行。因此，就自然与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而言，人们长期实践积累的技术和技能在生态灾变的救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应用价值。

二、布努瑶族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

一个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包括该民族的生态智慧、技能和技术，它与该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民族成员对其生态智慧与技能的理解程度不同，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对本土生态智慧与技能有着系统性的见解。但是，大部分民族成员的生产活动不会与该民族的本地生态知识发生冲突，因为文化具有习得性，他们只是习得了传统的生态技能，而并非完全理解其真正的内涵。各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是所有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而形成的，作为异民族成员很容易认为他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落后的，所以这也是发掘民族生态智慧与技能的一个难点。

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建构中，对各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与技能的发掘与利用，必须立足于该民族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都安布努瑶居住在亚热带温湿喀斯特峰丛洼地，地表是峰丛环绕的洼地，地下伏流、溶洞密布。由于其自身脆弱的生态系统，喀斯特山区的植被一旦遭到人为破坏，就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石漠化灾变。当地瑶族乡民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山高路小走不便，吃肥走瘦困难多。”[2]36这句谚语真实地反映了布努瑶族居住在山坡或深谷里。由于受千年来山区自然环境的影响，都安布努瑶在千百年耕山而居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定农事操作规范。这种规范世代沿袭，便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产风俗[3]。即在恶劣的环境下,瑶族乡民利用世代积累的特有的文化去适应于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

我们的田野调查点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境内均系山区，四面皆是荒山高谷。由于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全区形成了近千个弄场，有的弄场无人居住，最小的弄场一至二户人家居住。人们一出门便上山岗，房屋多数建于山腰之中。当地水源缺乏，土质极度贫瘠，农作物以玉米为主，其他杂粮以红薯、豆类为主、沙皮、桐果等为副产。从乡民的口述中了解到，早年,布努瑶从事的是刀耕火种兼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在实施耕作时，尚未进行翻土，生产技术较落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工具，住在这里的瑶族乡民，很久以前种玉米，都是用脚跟踩成一然后下种，再用一些土盖起就完了。后来进一步用木棍钻孔开穴，比原来用脚跟踏好一些。这两种原始的耕作方法一直延续了很久。解放前不久，还普遍使用木棍开穴[2]42。这样的生计方式，基本上不需要翻耕土地，避免冲击该地区的生态脆弱环节，尽可能利用自然力，实现植被的更新，满足当地民族成员收获的需要[4]。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对这一特殊的地区而言，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没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确保了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

评估生态蜕变和生态灾变通常是以生物多样性并存为依据[5]52。生物多样性并存是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稳态延续的前提条件，它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生物物种过分单一，必然导致生态系统面临灾难。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并存在一定限度内使生态系统受到的外界干扰降到最低限度；同时，生物多样性的规律本身就是多样并存，从而为生物的再生创造条件。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由于物种多层次的存在，给自己再造了一个小环境来满足生物的需要。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人们依靠生态系统净化空气、水，并充腴土壤。不同种类的陆上植物，有的可以加速岩石和沙粒的碎裂，有的根系可以深入岩石的缝隙，有的可以腐蚀坚硬的岩石，有的则可以把生存无机盐提升到地球表面。通过这样的多重复合作用，才使得地球表面岩石的成土速度得到迅猛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陆的成土过程，本身就是生物物种多样并存合力加工、再造的过程[5]。科学实验及田野调查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它的创造力就越大。

都安布努瑶族长期生息地属于物种多样性水平最高、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它亚热带藤蔓丛林生态系统。当地民族传统种植都遵循着多物种复合播种，形成了“苔藓类－藤蔓类－高大乔木”这个连环套模式，以构建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植物群落。在喀斯特石漠化生态重建中，苔藓类植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它具有耐旱性、吸水性、石生性的特点，可以覆盖的基岩，控制地表的无序增温，减少地表水资源的无序蒸发。当地布努瑶族乡民不懂生态学，他们凭借了本土生态技术和技能，就其环境的需要来建构适合于本土的生态系统。他们知道藤蔓植物能为蕨类及苔藓类植物提供荫蔽，这些植物覆盖在的基岩和岩石上，部分地充当了土壤的角色，发挥了对液态水的截留、储养的作用。在喀斯特石漠化区，种植苔藓类和蕨类植物，提升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和储养能力，从而达到原生生态系统的重构。布努瑶族居民的技术技能反映了他们对茎块类植物的浓厚兴趣，如葛藤、土三七、荞菜等。因为这类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和抗旱能力，在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当地各族乡民极端重视农、林、牧复合种养生计，确保地表植物群落的多层化和物种的多样化，以达到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目的。所谓“复合生计方式”,是指农、林、牧、采集、狩猎多项目的复合经营，每一种经营中保持多种生物并加以有效利用，对同一种生物资源在利用上内容丰富、手段多样，以有效地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6]。农牧兼营的最大好处也在于能高效抑制水土流失。都安布努瑶族人们在已经高度石漠化的峰丛顶部实施刀耕火种,种植小米、玉米等农作物；在轮歇的烧畲地上放养马、牛、羊,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加快地力的恢复，可谓是两全其美。同时，他们还利用林间空地,培育多种药材，用树木的落叶喂养山羊。

瑶族的地方性知识直接根基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作为异族成员，我们要发现其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会很困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个人行为之间相互联系，我们必须从他们个人的生态行为发现其传统生存技术。总之，当地布努瑶族拥有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在应对当地生态灾变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立足这些地方性知识和技能的发掘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这些生态智慧和技能的过程,是一个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7]。

三、传统生计方式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作用

所谓生态脆弱环节，是指在一个能够长期稳态延续的生态系统中，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和冲击后，最容易蜕变的那些生态构成要素，随着这些构成要素的蜕变还必然引发其他要素的牵连蜕变。脆弱与不脆弱的关键在于人类凭借什么样的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利用它，或者如何对它构成冲击[8]。在喀斯特地区，最明显的脆弱环节就是该地保水保土性能差，地表无序增温，立地条件差。居住在喀斯特区的布努瑶族，为了规避当地的脆弱环节，实施了相应的手段和对策，对石漠化地区生态脆弱环节的规避和修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对保水保土性能差的规避

由于峰丛地貌岩层多由纯质石灰岩构成，成土性能极差，当地有限的表土层，可称得上是数以万年的功绩。更由于石灰岩形成的土壤粒度极细，稍经重力和流水作用就会快速移位。因此，这样的地区成土艰难，极易流失,仅有的土壤和大部分水资源都会通过地漏斗和岩缝，泻入地下伏流和溶洞中，而无法加以利用。与此同时，现代农耕制度会冲击到这个脆弱环节，从而诱发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当地瑶族居民经多年经验积累,延续了民族传统种植方法——免耕种植。即令是在实施刀耕火种时，也绝不会触动各种植物的地下茎，一定要维护这些植物的再生能力。这样的操作理念是针对当地的山高坡陡，表土稀缺而做出的适应。同时，在烧畬地上，瑶族居民还有意留下一些桐油树，使其与农作物一道生长,保持水土。

（二）对地表无序增温的规避

由于喀斯特地带地表土层薄，土壤能够发挥的保水功能极差；又由于大气降水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岩石的表面，或者富集在薄薄的土石层表面，降雨一旦结束，岩石表面的水资源极易流失。那些的基岩和泥石，在阳光的暴晒下会持续增温，从而使水资源的蒸发速度加快，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同时，这将对植物构成灼伤，加速植物的枯死。所以，在喀斯特山区，一般性的植树种草既难以成活，成活后又经常面临季节性的缺水而不能正常生长。对于任何农作物而言，表现出来的生长状态都极不正常，植株矮小、产量低。在当地，只有那些能够为自己储存水分的植物才能正常生长，如仙人球和仙人掌。其他禾本科、苋科的植物，在石漠化地带都不能正常地生长。因此，地表无序增温已经对当地生态系统正常存在构成了威胁。

在这样的喀斯特石漠化区段，要增加当地的地表土壤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凭借当地的藤蔓丛生植物，特别是贴近地表的藤蔓植物的覆盖作用去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却是可以做得到的。按照瑶族传统的种植方法，当地的乡民都极力地关注有地下块茎的藤蔓丛生作物，带块根的藤蔓类植物一旦进入岩缝成活，便可以迅速蔓延将基岩覆盖起来，使阳光直射下的基岩的无序增温得以控制，同时缓解了水资源的气态蒸发。在藤蔓作物覆盖下的基岩发育出来的苔藓层，包裹了的岩石，发挥了对水资源的储养作用。由于这样的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忍受一定的干旱，因而，它们是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物种，当地各民族的知识系统正是立足于此类植物的引种和繁殖去控制石漠化灾变。这一传统的办法，使得生态系统内小环境温度的无序升高得以控制，作物又充分吸收和利用了光照,从而维护了生态的平衡。

（三）对立地条件差的规避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该区石漠化地段，土壤的栖息处仅为石缝下的溶蚀坑。对于植物而言，其种子多为着土而生，如果没有土壤而暴露于强光之下，即使发芽也难以成活，而这些狭小的石缝难以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更多生存的几率。在这里，石缝成为依靠风力散播种子植物的生存竞争之地，能支持石漠化山区植物群落成活的土壤，几乎都隐藏在地表以下的溶蚀坑中或是被坍塌的石头覆盖。而溶蚀坑的开口十分狭小,岩石覆盖的厚度较深,植物种子能够落入岩缝中的几率极少,有的地段还不到十万分之一。我们发现只有鸟类和特种啮齿动物在藏匿食物时,才能满足这一播种要求[9]。在石漠化地带，没有土和水，这些植物仍然不能够成活。因此，立地条件差，也是石漠化地带另一个关键脆弱环节。

对于该地域的生态改造就需要适当、合理的人为干预，乡民在植物配置方面，最大限度地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种植一些半驯化的植物。当作物收获时，部分种子落在岩缝中，它们可以自然生长。在小石缝中着生的藤蔓作物对的岩石具有覆盖作用，加速了苔藓层的形成，让苔藓代替土壤发挥保水的作用，从而解决植物立地条件差这一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8]。

各民族的生产活动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族成员用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在这一适应的过程中，丰富和积累了现代科技无法替代的当地所特有的本土生态知识。在生态灾变救治的终极目标上，仍然需要依靠特定生态背景下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本土性生态知识。只要适其所用，充分发掘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对当地石漠化救治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每一种文化都是高效的，因为文化是相对的。20世纪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Franz－Boas)在提倡“文化相对论”时就肯定了每一种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独特历史及存在的价值，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他还提出各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10]170。这种文化相对理论对我们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当地布努瑶族民族传统文化中潜在的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控制石漠化进程，化解其生存环境中的结构性缺陷，使石漠化灾变这一“土地癌症”得到有效地救治。

参考文献：

[1]苏广实,王世杰,胡宝清,等.基于空间洛伦茨曲线的喀斯特县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以广西都安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27）.

[2]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

[3]蒲朝军,过竹.中国瑶族风土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杜薇.穴居、悬棺葬、免耕与生态适应[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罗康隆.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以贵州麻山为例[J].思想战线，2010（2）.

[7]杨庭硕.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篇10

教学评价从“重意义”转向“重量化”重视主体、重视直觉与内心体验，强调伦理道德与中庸和谐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这种“道德理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因此，大学的教学评价传统更加侧重于价值判断，而非单一的鉴定功能，强调评价的民主性、伦理性、导向性与激励性等。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引入以及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膜拜，中国现代大学的教学评价沿着“科学主义”的道路，从价值判断为主转向了实证描述为主，以追求“客观性”与“可量化”为旗帜，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模式以及评价程序等变得单一和僵化，并形成“路径依赖”，使得教学活动的多样性、艺术性以及创造性受到压制。

教学思想的枯竭与贫乏教学思想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关于对教学价值取向、目的、原则以及方法教学的体系化认识，它既是客观存在的教学实际的反映，又是教学者教学意识的体现。我国的教学发展史表明，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精辟的教学思想，如孔子“有教无类”以及王国维智育、德育和美育三者并行逐步达到真善美的教育宗旨;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原则以及立志、学、思、习、行阶段教学方法等都集中了教育家长期积累的教学智慧，并深刻影响了我国的教学实践。任何教学思想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传统的教学思想与方法很难驾驭日益庞杂的知识体系。但是，我国中庸的文化传统主张“持中求稳”“以理节情”，反对“标新立异”“偏激变革”。当这种文化品格固化为教师的精神特质的时候，就会形成“守城式的思维模式”与“闭锁式文化心态”，表现为教师个体对教师群体的从属与依附，教学思想与行为的群体趋同性，消解其多元性。同时，商品文化导致的功利化教育取向，使教师教学成为谋生的手段，学生上大学成为找到好工作的“跳板”，“教”与“学”的关系演变为一种“买卖关系”，内在信念的执著、心灵的升华、教学激情的迸发、创新教学思想的追求被取代，导致了教学发展的停滞与僵化。

本科教学问题消解的文化图式

文化是教学的母体，教学是文化传承的客观要求;教学思维的变化总是与文化变迁具有同步性，但是，传统文化是传统教学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背景，不但为传统教学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提供了条件，还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内在动力源。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自我反思的文化图式任何反思都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敏感。而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国大学本科教学问题，有利于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本科教学问题形成自我反思的文化图式。自我反思的文化图式就是在面对大学教学实践与教学成果的时候，一方面要审视自身内部不能适应时展的要素与机制，寻求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生长点，拓展和深化教学的内部体系，并构建适应文化发展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要从文化责任的角度担当起不同教学理论的互通、宽容、互补以及融合，以批判精神与挑战教学危机的态度引领大学教学的价值走向。我国有着悠久而璀璨的教育教学文化传统，其中很多教育思想已经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和检验，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有些教学思想愈久弥新。因此，我们要很好地挖掘传统教学思想中的现代价值，并运用到我国生动的大学教学改革中去。但是，“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包含着人类的经验、知识体系、价值观念、道德习俗、行为方式等等，文化是民族的整体与个体占有自身、展现自身同时又规约自身的形式”［3］。因此，我们在承认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又要用批判和扬弃的态度来突破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略，进一步拓宽其价值追求的范围。如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认识方式、重视人伦伦理的文化取向、重视经验积累的知识获取路径等强化了对我国大学教学的人文关怀。但是，因为传统文化淡漠逻辑推理、重伦理轻数理、轻视批判性思维方式窄化了大学教学的思维视角，旁落了认知理性、实践理性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的文化取向也不见得都是优秀的和值得全盘接受的，如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性就是以标准化、单向度、片面性等为特征，使大学教学失去人文性，容易使本来具有浓厚文化特性的大学教学蜕变为纯粹的技能训练。因此，我们需要从文化视角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层面去深刻剖析我国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宽广的思维视角，在实践中寻求问题的突破口，创造性地、科学地、整体性地去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不断丰富、重建和超越传统文化。特别要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核心价值，深刻认识到本科教学作为大学的一种生活状态而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的人性更为完善与丰满，而其他功能都是非本质的、社会所派生的。以此作为出发点，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先进科学的理念，不仅要注重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更需要强化对学生思维方式、创新能力、生活态度以及品格养成的熏陶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