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笔记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哲学笔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R5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11-0019-03

动脉硬化性闭塞症（ASO）是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在肢体的局部表现，多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约为15∶1，病残率和致死率较高，为临床常见的慢性肢体动脉闭塞性疾病。随着动脉硬化（AS）研究的不断深入，炎症在AS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通过抗炎来干预其进程已成为抗AS的手段之一[1]。脉复生是广州市中医医院脉管炎科应用40余年的中草药水制剂，临床应用于治疗各种下肢缺血性疾病。笔者运用脉复生治疗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观察脉复生对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血脂及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探讨其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

1临床资料

11诊断标准及分期标准

111诊断标准参照1999年10月全国第五届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学术会议（青岛）讨论修订的肢体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标准：① 男女之比为85∶15，发病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② 有慢性肢体动脉缺血的表现：麻木、怕冷（或灼热）、间歇性跛行、贫血、营养障碍改变，甚至发生溃疡和坏疽；常四肢发病，以下肢为重，有20~25%发生急性动脉栓塞或动脉血栓形成；③ 患肢近心端多有收缩期血管杂音；④ 各种检查证明，有肢体动脉狭窄闭塞性改变，下肢―股动脉以上病变为多见（常累及肢体大、中动脉）；⑤ 常伴有高血压病、冠心病、高血脂症、糖尿病、脑血管动脉硬化等疾病；⑥ 排除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大动脉炎、雷诺病、冷损伤血管病等其他缺血性疾病；⑦ 动脉造影：A下肢动脉病变，股-动脉以上病变占60%以上；B动脉多为阶段性闭塞，闭塞段之间的动脉和近心端动脉多呈迂曲、狭窄，因粥样斑块沉积，动脉呈虫蚀样缺损；C由于广泛肢体动脉硬化，侧支血管很少，而肠系膜下动脉、骸中动脉、骼内动脉和股深动脉等主要分支动脉，就成为侧支血管，可发生迂曲、狭窄、闭塞。X线平片检查，主动脉弓、腹主动脉和下肢动脉有钙化阴影。

112分期标准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1995年10月制定的分期标准[2]：一期（局部缺血期）：有慢性肢体缺血表现，以间歇性跛行为主，有肢体发凉、麻木、胀痛、抗寒能力减退，肢体动脉搏动存在，但多有减弱。二期（营养障碍期）：肢体缺血表现加重，同时有皮肤粗糙、汗毛脱落、指（趾）甲肥厚，指（趾）脂肪垫萎缩，肌肉萎缩，间歇性跛行加重，有静息痛，夜间加重。患肢足背动脉及胫后动脉搏动消失。三期（坏死期或坏疽期）：表现进一步加重，足趾（手指）紫红发胀、溃烂坏死，或足趾（手指）发黑、干瘪，呈干性坏疽。

根据肢体坏死的范围，将坏疽分为Ⅲ级：Ⅰ级坏疽局限于足趾或手指部位；Ⅱ级局限于足跖部位；Ⅲ级坏疽发展至足背、足跟、踝关节及其上。

12一般资料根据上述标准，选择符合标准的广州市中医医院脉管炎科2009年10月~2011年4月ASO患者共120例，按随机对照原则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60例，男40例，女20例；年龄45~90岁，平均（7059±1046）岁；病程5~48个月，平均145个月。治疗组60例，男38例，女22例；年龄45~88岁，平均（7053±1060）岁；病程5~50个月，平均148个月。2组年龄、性别、病程及各项检测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2治疗方法

2组患者出现创口者用生肌膏换药，蚕食法逐步清除坏死组织。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感染、控制血压、降糖、抗凝、改善循环、支持疗法等基础治疗。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加脉复生（组成：牛大力、熟地、鸡血藤、当归尾、白花蛇舌草、两头尖、入地金牛等）口服。每日2次，每次50 mL。2组均以15 d为1个疗程，进行为期2个月的治疗。

3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观察指标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外周血，用于测定患者血脂6项（CHOL、TG、LDL、HDL、APOA、 APOB）水平及CRP、IL-6、TNF-α，ICAM-1等细胞因子含量，比较自身前后变化及2组之间的差异。TG、TC、LDL-C、HDL-C、CRP、TNF-α、IL-6、血液流变学在本院化验室检测，血脂6项采用BECKMANDXC800检测，检测CRP试剂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出产，批号为：010152H。检测ICAM-1试剂为美国RnD公司产品，采用双抗体ABC-ELISA法测定。

32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2组之间比较及组内比较采用t检验。

4结果

412组治疗前后对血脂的影响治疗前，2组血脂的各项指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相比，TC、TG、LDL、APOB指标下降，HDL、APOA指标升高（P

422组治疗前后对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治疗前，2组CRP、IL-6、TNF-a、ICAM-1指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CRP、IL-6、TNF-a、ICAM-1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

5讨论

早在1862年Virchow就发现动脉粥样硬化（AS）斑块内的主要成分是脂质。同位素-131（131I）示踪的低密度脂蛋白（LDL）可在动脉壁出现，尤其在内膜损伤处明显。现已公认TC、LDL-C、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VLDL-C）、TG与AS发生呈正相关，HDL-C则与AS呈负相关。而脂质代谢异常，在AS发生发展中是损伤内皮和平滑肌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Ross[3]提出了“AS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的概念。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是动脉对内膜损伤作出的炎症纤维增生性反应的结果。在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从脂质条纹到纤维斑块和粥样斑块乃至不稳定斑块的生成、破裂和血栓形成，始终都有各种炎症细胞和大量炎症介质参与[4]。

C-反应蛋白（CRP）是一种非常敏感的炎症和组织损伤标记物，研究人员在检测了CRP在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粘附分子表达方面的作用后提出，CRP可能在AS的炎症反应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其浓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5]。脂质代谢异常，活化的巨噬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在炎症过程中，进入内膜的LDL常被氧化修饰形成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诱导巨噬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过量表达粘附分子如ICAM-1、VCAM-1等，增加自身对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的粘附性，促巨噬细胞增殖分化为泡沫细胞，使病灶逐步发展以致形成粥样斑块。

综上所述，血脂异常、内皮损伤、炎症反应之间存在着相互诱导，相互协同的作用。

现代中医研究认为[6]AS炎症学说中各种触发炎症的因素和炎症因子都归于毒邪学说，毒邪致病后，脏腑气机失调，导致AS产生。而使用清热解毒法[7]抗实验性AS动物的动脉硬化取得良好的效果。本科认为ASO是虚实夹杂之证，肾精亏虚、热毒血瘀为其病机。脉复生主要以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为治疗原则。

脉复生为本科应用具有岭南特色的中草药水制剂，为治疗动脉硬化闭塞症专方。其中牛大力、熟地、鸡血藤、归尾等补肾养血活血，白花蛇舌草、两头尖，入地金牛等清热解毒，祛风湿活络。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脉复生中的鸡血藤具有降低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以及对小鼠的肾脏总磷代谢起促进作用。有利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亦能延缓AS的病变过程[8]。白花蛇舌草具有调节免疫、抗肿瘤、抗菌、抗氧化的作用[9]。两头尖中三萜皂苷化学成分有抗肿瘤、抗炎、解热镇痛、镇静、抗惊厥等作用，尤其抗癌性、抗风湿作用显著[10]。

本实验结果表明，治疗组，在调节血脂、降低以CRP、IL一6、TNF-a为代表的炎症因子方面，优于对照组。说明脉复生能调节血脂代谢，抗动脉血管炎症反应，从而抑制单核细胞与VEC的黏附，对抗动脉粥样硬化，能较好的干预ASO的形成和发展，为岭南中草药治疗ASO领域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元建内源性一氧化氮合酶抑制物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药物的作用机制［J］中南药学，2007，5（5）：385~389

［2］郑中华细胞凋亡与动脉粥样硬化［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05，26（4）：234~236

［3］崔公让，谭鸿雁动脉硬化闭塞症［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137~153

［4］Ross RAtherosclerosis is an inflammatory disease［J］Am Heart J，1999，138（5Pt2）：S419~420

［5］徐也鲁动脉粥样硬化-一种慢性炎症过程［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1，9（2）：93~95

［6］Cybulsky MI，Gimbrone MA JrEndothelial expression of amononuclear leukocyte adhesion molecule during atherogenesis［J］Science 1991，251（4995）∶788~791

［7］范砚超，张国平，唐明，等从毒论治动脉粥样硬化初探［J］山东中医杂志，2004，23（5）：261~263

［8］吴辉，刘煜法，吴伟等清热解毒法对肺炎衣原体感染致兔动脉粥样硬化的干预作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3（2）：151~154

［9］王巍鸡血藤、鬼箭羽和土鳖虫调脂作用的比较［J］中国中药杂志，1991，16（5）：299

篇2

中图分类号 R65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3-0011-02

Clinical Efficacy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Qingy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UN Le-jin.//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6，14（3）：11-12

【Abstract】 Objective：To research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Qingy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Method：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70 cases of SAP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they were stochastic and averaged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Xuebijing Injection and Qingyi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The clinical index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Xuebijing Injection； Qingyi Decoction； Clinical efficacy

First-author’s address：Hainan General Hospital，Haikou 570311，China

doi：10.14033/ki.cfmr.2016.3.005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的急腹症[1]。近年来，为提高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愈率，探讨在西医常规治疗上加上中药的治疗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中药中的血必净和清胰汤具有活血化瘀、通腑导滞、清泻湿热等功效，能够有效缓解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症状。本文以2014年1月-2015年1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70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血必净联合清胰汤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病例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70例确诊为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35例。对照组35例，男20例，女15例，平均年龄（44.5±5.8）岁，平均病程（9.9±2.1）d，平均APACHEⅡ评分（9.2±1.8）分；试验组35例，男21例，女14例，平均年龄（43.27±6.1）岁，平均病程（10.5±1.9）d，平均APACHEⅡ评分（8.9±2.0）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疾病严重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SAP评定标准；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合并有其他原发严重疾病和精神病患者、依从性差者、对治疗药物过敏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2]。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监测重要脏器，对症治疗，如禁食、胃肠减压，早期补液，纠正酸中毒，给予生长抑素或胰蛋白酶抑制剂抑制胰腺分泌[3]，禁食期给予肠外营养支持等。

试验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另加静脉滴注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20040033）50 ml+0.9%氯化钠注射液100 ml，2～3次/d，每次点滴时间在30～40 min。同时使用复方清胰汤加减：黄连、木香、厚朴、金银花、枳壳、红花、连翘、黄芩、生大黄（后下），经胃管注入，注入后夹管2 h，3～6次/d，酌情加减。具体疗程视病情而定。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以下各指标：总有效率、转手术率、并发症发生率，腹痛、腹胀缓解时间，通气排便、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腔内压、血淀粉酶、尿淀粉酶，白细胞水平恢复时间，平均住院时间。

1.5 疗效评定标准

无效：病情改善不明显，甚至恶化死亡；有效：病情明显改善，观察指标3项以上恢复正常水平；显效：症状、体征有所改善，观测指标往正常水平靠拢；痊愈：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观察指标均恢复正常水平，胰腺状态恢复正常[4-5]。总有效=有效+显效+痊愈。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转手术率、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试验组总有效率91.4%、并发症发生率11.4%、转手术率5.7%均明显低于对照组68.6%、45.7%、3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转手术率、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例（%）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总有效 转手术 并发症

试验组（n=35） 3（8.6） 3（8.6） 5（14.3） 24（68.6） 32（91.4） 2（5.7） 4（11.4）

对照组（n=35） 11（31.4） 2（5.7） 3（8.6） 19（54.3） 24（68.6） 11（31.4） 16（45.7）

P值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各临床指标比较

试验组腹痛、腹胀缓解时间、通气排便、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腔内压、WBC水平、血淀粉酶、尿淀粉酶、住院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缩短（P

3 讨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发作时腹痛剧烈，腹胀明显，可出现胸膜炎体征，早期可发生恶心呕吐，还可有持续性高热，脉搏细速，血压下降等。其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对患者最严重的威胁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多发的脏器功能障碍和严重的代谢障碍[6]。对于重症急性胰腺炎，通常根据疾病的分型分期和病因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即“个体化治疗”，可分为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的双轨方式。

对非手术治疗的探究中，孙明良[7]认为，清胰汤中的多种中药成分能够分别发挥其重要作用：大黄具有抗菌活性和抗内毒素活性，抑制胰酶活性，抑制炎性因子分泌，改善微循环等作用；厚朴能兴奋胃肌电，促进胃肠动力，可减轻胃肠腹压力，从而改善呼吸功能；芒硝消炎止痛，有利于胆汁的排泄；银花、连翘清热解毒；木香能减少胰胆管压力；黄芩、黄连清热燥湿，清肝胃热；赤芍具有解痉、镇痛、镇静作用[8]。血必净，具有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溃散毒邪的作用，可以拮抗内毒素并抑制内源性炎性介质释放。两味中药辅以西医常规治疗，能够取长补短，达到更好的疗效。

本次研究通过对对照组（仅常规西医治疗）和试验组（血必净联合清胰汤辅助常规西医治疗）患者疗效的比较，证实了采用血必净联合清胰汤辅助常规西医治疗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痛苦，改善机体情况，临床实用价值高。

参考文献

[1]邓妮.急性胰腺炎消化内科治疗的临床疗效[J].中外医学研究，2014，12（3）：142-143.

[2]胡岗，文放桃，蒋启梅，等.血必净注射液综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J].中国药房，2010，21（31）：2949-2950.

[3]汤亲青，蒯加高，张剑林，等.清胰汤联合生长抑素治疗急性胰腺炎70例疗效观察[J].肝胆外科杂志，2011，19（5）：355-356.

[4]郭卫东，付云.血必净注射液与清胰汤胃管注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14，9（10）：183-185.

[5]郑晓华，冷凯，曾鹏飞.清胰承气汤内服结合双柏散结散外敷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40例[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20）：281-284.

[6]李友明.早期肠内营养供给治疗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及预后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6）：45-46.

篇3

本研究旨在探讨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脂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在我院心内科住院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64例，其中男40例，女24例，年龄最小40岁，最大78岁，平均56.5岁。其中不稳定心绞痛40例，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14例，ST段抬高心梗10例。入选病例症状、心电图变化、心肌酶学变化均符合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标准［3］。把上述患者随机平分为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疾病构成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首先都常规采用硝酸酯类、阿司匹林、β阻滞剂、低分子肝素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服用氯吡格雷75 mg/d(晨间顿服)。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辛伐他汀10 mg/d(夜间顿服)。同时辅以低脂、低盐、戒烟酒、病情平稳后适当运动等生活方式的改良。两组都治疗12周。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抽空腹静脉血复查TC、TG、LDLC、肌酸磷酸激酶(CK)，进行对比监测。

2 结果

2.1 血脂的变化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TC、TG、LDLC、CK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过治疗12周后，治疗组TC、TG、LDLC较用药前与对照组有明显下降(P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分析（x±s）

指标

对照组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前治疗后TC5.89±1.265.98±12.55.86±1.524.96±1.23

TG2.96±0.552.99±0.452.96±0.581.75±0.54

LDLC3.36±1.963.52±1.633.39±5.232.74±0.85

CK80±1688±1383±1288±162.2 不良反应 两组在治疗中均有良好的安全性。观察中两组均无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与用药不相关的肌痛病例两

作者单位：422000湖南省邵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组分别有3例和2例，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内皮功能不全，在冠心病初始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斑块破裂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改善内皮功能可能成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策略［1］。辛伐他汀是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可上调肝细胞表面受体密度，减少肝脏内胆固醇合成，使含载脂蛋白的脂蛋白清除率增加，抑制脂蛋白合成，降低血清胆固醇和LDLC［2］。氯吡格雷主要通过抑制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产生强有力的抗血小板作用。氯吡格雷是一种无活性的前体药物，需要肝脏CYP 3A4代谢为有活性的产物，才能发挥其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有研究研究认为，经CYP 3A4代谢的他汀可与氯吡格雷竞争性的结合CYP 3A4，呈剂量依赖性，从而抑制氯吡格雷的激活，最终影响其抗血小板活性。本临床研究显示，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TC、TG、LDLC、CK水平无明显差异，不过治疗12周后，治疗组TC、TG、LDLC较用药前与对照组有明显下降(P

总之，辛伐他汀合并氯吡格雷可通过提高内皮功能，抑制炎症等非降脂作用来发挥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值得临床推广。

篇4

肝硬化病情的发展和治疗过程都受会到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影响，其发病原因是小肠细菌的过度繁殖。患者出现内毒素血症会分泌白细胞介质如IL-2、IL-6以及TNF-α等，导致患者肝功发生衰竭、门静脉高压以及出现并发症对患者造成很大影响。本文对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采用微生态制剂联合莫沙必利进行治疗，对临床疗效及患者肝功变化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在2010年6月到2012年10月收治76例肝硬化患者。全部患者均符合肝硬化诊断标准，筛选标准：将肝硬化并发肝癌患者、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患者、慢性腹泻疾病患者、肾功能不全患者进行排除。经过检测，全部患者中有22例肝硬化GHBT阳性患者，将其随机分为13例观察组和9例对照组，观察组，男性患者10例，女性患者3例，平均（57±12）岁，对照组，男性患者7例，女性患者2例，平均（53±11）岁。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主要有利尿治疗、保肝治疗、患者输入白蛋白和血浆；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服用2粒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每天服用3次，用药持续12星期；同时配合服用5mg枸橼酸莫沙必利，每天服用3次，用药持续12星期。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检测血浆IL-2、IL-6和TNF-α水平，对肝功变化进行评价。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运用相关性方法对数据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对计量资料进行表示，采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使用t检验计量资料，使用卡方检验计数资料。

2 结果

（1）经过检测，肝硬化GHBT阳性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及TNF-α水平变化呈正相关，计算相关系数分别为0.875、0.846和0.827，如表1所示。

（2）两组患者治疗12周后，血浆内毒素水平、IL-2、IL-6及TNF-α水平，观察组分别为0.384±0.227（Eu/L）、9.61±6.28（ng/ L）、52.83±27.95（ng/L）、26.41±17.67（ng/ L），对照组分别为0.715±0.212（Eu/L）、19.35±4.19（ng/L）、94.52±25.37（ng/L）、43.68±16.45（ng/L），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

3 讨论

由于肝硬化患者门静脉血压升高，造成胃肠道蠕动缓慢，使胃肠道分泌、肝胆分泌以及胰腺分泌大大减少，肠道内部环境遭到破坏，使小肠内的细菌过度繁殖，并由此产生肠源性内毒素，引发肝硬化患者出现内毒素血症。本次研究肝硬化患者存在小肠内细菌过度繁殖情况时，经过检测，血浆内毒素水平、IL-2、IL-6以及TNF-α水平出现明显升高。内毒素血症会释放出大量白细胞介质如IL-2、IL-6以及TNF-α，对肝细胞造成损伤，使患者出现肝功衰竭。本次研究证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呈正相关。

本次研究表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在实施利尿治疗、保肝治疗以及对患者输入白蛋白和血浆等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双歧杆菌微生态制剂配合莫沙必利进行治疗，治疗持续12周后，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明显下降，肝功改善情况显著。因此通过对肝硬化患者肠道内菌群失衡情况进行纠正，恢复患者的胃肠道动力，能够使肠源性内毒素释放量大大下降，减轻患者的肝细胞损伤程度，改善患者的肝功能，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值得进行推广。

篇5

作者简介：潘金志（1987-），男，福建永春人，福建农林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旺生（1953-），男，福建南安人，福建农林大学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福建?福州?350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高校精品课程“基本原理概论”建设项目（项目编号：0137a7）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96-02

“基本原理概论”是根据2005年3月、教育部的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新的调整改革方案中确定的新课程。这门课程开设以来，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也存在着一些教学上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认真总结在该课程教学当中的经验和问题，讲清这门课程的重点难点问题，对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有益的探讨，从而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

一、“基本原理概论”的部分重难点问题

本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干课程，一是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基本原理知识，二是可以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探索本门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能够促进本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1.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哲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是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他们的哲学素养和知识水平，这是学好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然而要真正理解哲学，必须正确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科学地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实践唯物主义有不同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师生对哲学本质的把握。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必须对实践唯物主义和哲学的本质进行重点探讨。

2.关于哲学视域下的科学发展观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事物的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在发展进程中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总的根本看法。在教学当中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可以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发展观的实质，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因此，“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应该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3.关于辩证法也就是的认识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者就更不用说了。”①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揭示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性。显然，这个命题需要把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三者统一起来理解。在第二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教学当中，要对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进行比较全面地解析。

4.关于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

人们往往直观地理解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客体是历史主体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但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有哪些基本特征、以及历史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待于用基本观点进一步分析。因此，具体讲解历史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帮助学生充分掌握第三章“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内容。

二、本课程重难点问题的成因分析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开设以来，任课教师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等限制，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办学体制不同，对本课程重视程度会存在差异，研究深度也可能不尽相同。教师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直接关系到他们教学的侧重点；教师的年龄和教学经验也会影响到教学方式和及其效果。

“基本原理概论”论述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物质世界、人类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重要理论。内容博大精深、科学性强，有些概念比较抽象难懂，同时又要求理论联系当代实际。这些因素就容易提高对于理论的难度。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学校、教师、课程内容等方面的原因，影响到本课程的教学成效和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促成了解决“基本原理概论”教学重难点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本课程若干重难点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

篇6

前 言

魏晋时期，战祸频繁，瘟疫流行，因而生命的易逝带来的困惑与迷茫一直困扰着魏晋时期的士人，触发了深藏在魏晋名士内心深处的生命意识。《世说新语》在此方面提供了一幅真实而完整的图景：名士们或手挥五弦，目送归鸿； 或登临山水， 游目驰怀；或放浪形骸， 挥廛清谈；或毁弃礼教， 狂饮烂醉， 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在希腊化时期， 雅典也出现了一个以追求快乐作为人生最大的善的群体--伊壁鸠鲁学派， 正如其创始人伊壁鸠鲁所指出的那样， “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罗素）自然哲学的研究让位于伦理哲学的研究。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都重视追求个体的快乐， 但二者之间又有差异。

一、产生背景

“属魏晋之际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余英时）是名士转向关注自身、追求个体的自适与自足的政治背景。当魏晋之时，一则争战频繁，人之生命变得相当脆弱； 二是政治空气异常凝重， 士人噤若寒蝉，不敢妄议朝政。生命的脆弱感更加强了人对生的眷念。除此之外，“儒学既衰， 则道家唯一之劲敌已去， 自可代之以兴”（萧公权）所以易、老、庄的三玄之学在魏晋时代大行其道， 其遗世之为我思想成为时人的生活准则。伊壁鸠鲁生活在一个被亚历山大功业所改变了的希腊世界，古典的社会构架和思想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于是许多纯粹的哲学家开始兴起。伊壁鸠鲁学派“享乐主义” 的生活主旨是由伊壁鸠鲁确定下来的， 它更多的是伊壁鸠鲁个人对生活的看法。 “ 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罗素）伊壁鸠鲁以此为信条， 要求学生谨守。伊壁鸠鲁强调的快乐生活指的是心灵的安宁和平静。马克思在他的伊壁鸠鲁哲学笔记中注到：心灵的宁静也就是心灵的自由。（马克思）

二、生活方式

魏晋名士过的是一种高雅而又逍遥的“贵族的方式”；而伊壁鸠鲁学派却可以称之为“平民的方式”。魏晋名士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何晏乃汉大将军何进之孙， 嵇康为魏朝之中散大夫。 同时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 有收藏典籍和文化的环境。 饮酒、清谈、哲思与率性是这一方式的主要特征。就饮酒而言，《世说新语》 如斯记载：（刘伶）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 使人荷锸随之， 云：“死便掘地以埋。” 土木形骸， 邀游一世。（朱铸禹） 再看哲思， 魏晋名士中如何晏、王弼、葛洪等皆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略之人物， 如嵇康、阮籍等的诗文传世。而伊壁鸠鲁学派的成员大都是“病弱者”（罗素）， 伊壁鸠鲁一生靠他人接济度日。“当我靠面包和水而生活的时候， 我的全身就洋溢着快乐； 而且我轻视奢侈的快乐……因为有种种的不便会随之而来。”（罗素） 他在《致美诺寇的信》中热情地写道：“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要指的是“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 （古希腊罗马哲学）

三、哲学基础

不管是高雅而又逍遥的生活， 还是粗糙而又节制的生活， 它们的背后都有着自身的哲学基础。魏晋名士在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中寻求自身精神生命的安顿， “魏晋时代者， 老庄思想独尊之时代也。”（萧公权）老子深观宇宙， 指出天地万物皆生于自然之道， “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萧公权）。 庄子较之老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其齐物外生的思想把“道”的观点推向了顶峰。到了魏晋时代， 道学以玄学的面目出现， 但实质仍为老庄之思想。细述之，何晏以“道”统儒， 以《老子》、《庄子》 释《易》并把此三者融会一体。王弼也援引老庄， 进一步提出“贵无” 之说， 认为“道” 即“无”（王弼）。魏晋名士都认定老庄之说为他们行为的方向标。相较于魏晋玄学的精深， 伊壁鸠鲁却从简单的原子论中找到了消除恐惧与痛苦的哲学， 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德漠克里特（原子论的提出者） 对他的影响。伊壁鸠鲁提出了原子自动偏离运动说和感觉主义为快乐主义服务。在伊壁鸠鲁看来，人的灵魂和肉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死后， 灵魂就消散而它的原子就不能再有感觉，因为它们已不再与身体联系在一起了。” （罗素） 伊壁鸠鲁深信， 神自身是不过问我们人世间的事情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我们会触怒神的震怒或者死后会在阴间受苦， 宗教所带给我们的恐惧感只不过是个虚假的存在。他强烈地反对做命运的奴隶，也反对碰运气，认为快乐和幸福才是人生的出发点和目的。

四、结语

伊壁鸠鲁学派的人生哲学与魏晋名士的人生哲学是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西文化的差异、相似点以及各种因素对他们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魏晋名士的自由快乐显示了魏晋士人主体人格的苏醒。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由快乐选择”表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不甘于命运支配的精神。伊壁鸠鲁学派人生哲学使古希腊晚期哲学在自然哲学繁荣后又一次闪出灿烂的火花，同时他的哲学对卢克莱修影响很大。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都对个体的生命有着特殊的关怀， 对于人类而言， 个体的生命本身才是终极目的， 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人生哲学与伊壁鸠鲁学派人生哲学的异同以及隐藏在异同后面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帮助我们去欣赏和研究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的思想花朵。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 印书馆，1961.

[2]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春秋）李耳.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5]（魏晋）王弼.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篇7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篇8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6-05

《理想国》对话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共同经典，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维度。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为探讨正义精心谋划了一个理想城邦，并为培养城邦中的理想公民和哲学王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教育规划方案。第四卷中柏拉图特别指出当政者只需要做好“教育和培养”[1]140一件大事就行了，可见《理想国》的教育目标是指向执政的，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这种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2]。而第七卷中提出的经典的“洞穴比喻”，既是从整体上把握柏拉图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线索，又是反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要参照。

设想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过一条长而斜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一些囚徒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不见天日。他们的头颈和腿脚都被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固定一个姿势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身后点燃着火把，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面有人举着木偶，做各种动作，并不时交谈。囚徒们终其一生只能看到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并自然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不过有一天，一个人被解除了束缚并被强拉出洞穴，他的眼睛一下从幽暗到阳光，感到非常痛苦。起初他只能看到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到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每一次转向光，他都会眼睛痛，恨不得返回到从前的状态。可一旦习惯于新的明亮世界，他便会为自己脱离以前的黑暗愚昧而庆幸，并为仍然生活在洞穴的同伴感到遗憾。这就是著名的“洞穴比喻”，它是柏拉图一系列理论的精华和总结，深度挖掘和分析该学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学科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反思

格劳孔说那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1]275，苏格拉底说“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1]275，喻示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都是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沉湎于感性世界，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却还自得其乐。现实生活中，那些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并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甚至认为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清楚地知道真实世界。可实际上，“洞穴比喻”描述的情况从古至今未有改变，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时代，被囚禁的方式相应有所不同而已。这洞穴就是感觉经验世界中笼罩和局限我们思维和认知模式的传统观念，这洞壁仿佛就是那些模糊受众视线的各种错误思潮和价值观，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们通过这些错误思潮所了解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虚幻的影子。因为错误思潮是对社会的歪曲反映和错误描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做出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折射。因此，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下，现代社会中一些人仍处在各色各样的“洞穴”之中，久而久之，他们被人云亦云的各种观念干扰，连思维方式也被左右，很少反思自己伦理道德标准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都认为自己持有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学需要挺身而出并有所作为，进而实现由洞壁表“象”到洞外真“相”的华丽转身。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思想政治教育是该学科的中心概念，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并不提供某种价值观内容，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象”加以反思，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是走出黑暗洞穴、认清可见世界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人们从日常观念的洞穴中拉出来，帮助人们认清自己是传统的或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囚徒这一事实，帮助人们解脱精神枷锁，反思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3]。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它带领人们脱离被事物假“象”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真“相”的人类知识处境，超越人类认识的严峻困境；通过“批判与改造其‘现实生活’，从而超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生产和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和困境，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实现以幸福生活为根本的价值旨归”[4]。《理想国》第一卷就提出了人们对于正义的论证不是普通的题目，而是关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而且《理想国》剩余篇幅也都是围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所以，《理想国》所致力追寻的正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正义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体。其实，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很容易被模糊视线，处于洞穴囚禁之中。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归属至教育学学科范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诸多问题都陷入了教育学的思维方式。而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法学门类中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而非有关“思想政治”的“教育学”。“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5]。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正是在“反思的维度”中确立起来的，是使人们在价值观认同教育的过程中达到理论自觉，实现“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6]。也就是说，使存在者在其外观中显示自身，实现表“象”的觉醒、真“相”的显现，间接地通过有意识的理性，与自己的本质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揚弃”[7]。黑格尔说“熟知非真知”[8]，“熟知”中隐含着“无知”。那些立即可见、可听、可触、可算的东西，始终只是理念的投影，这种最切近的而又阴影般的东西把人囚禁在洞穴之中而人并不自知。“洞穴比喻”意味着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容易是虚幻而残缺的，我们不应将现象世界的感觉与理念世界的真理混为一谈，毕竟眼睛看到的是现象，用思想才能把握到本质，只有超越“熟知”的因袭，才能达到对“真理”的洞见。不仅如此，“洞穴比喻”还指引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进行深度阐思，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反思之学”，本身是不直接研究某种价值观的，而是研究某种价值观教育是何以可能的。这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写，“这是一种‘偏见’，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论原理反思

走出洞穴的人看到了更加明亮精彩的世界，返回去告诉身处洞穴中的人，企图拯救这些囚徒同伴。在刚回到洞穴时，他的眼睛会由于突然从阳光下转到黑暗中而不能看见任何事物。在视力适应黑暗环境前，他不得不与其他囚徒一起识别阴影。囚徒的同伴会讥笑他，说他上升之旅回来后却把视力弄坏了，眼睛弄瞎了，与其这样归来，不如不要上去，所以断定上升走出洞穴是不值得的。这时如果走出洞穴的人宣称要解放他们、启蒙他们，把他们往上拉，他必将遭到这些人的强力反对，激起众怒，甚至被他们杀掉。所有这些比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一定是艰难的。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就是城邦有意培养和造就的哲学家，是理想城邦的哲学王。虽然哲学家的兴趣在可知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然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永恒的真理，他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能看到永恒事物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责任指引、带领、启蒙无知的人，尽管这样做不被理解而且反遭时代唾弃[9]。苏格拉底其实就是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的囚徒，本是下去唤醒和解救同伴，却惨遭杀害。走出洞穴囚徒的命运不但喻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处以死刑的悲惨境遇，同时也昭示“价值观前见”是阻挠哲学家与洞穴中懵懂的众囚徒达成价值观共识的内在干扰。这里，可以把深藏于囚徒内心已有的主观抉择依据、评判走出洞穴是好是坏的观念称之为“价值观前见”，“价值观前见”是囚徒在幽暗的感性世界中形成的进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价值观前见”造成了“主体间性”[10]跨越的障碍，这里，“主体间性”是指“我”所认识到的价值无法超越“我”的“价值观前见”，以至无法直接通达真理性的价值观本身。这些都是哲学家解救囚徒走出洞穴需要突破的关键困境，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认识论原理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价值观培育活动，促成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观形成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的终极目标。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都影响着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都容易使人误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和客观的，进而把意见当作真理，对价值观教育自然会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触。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难题。同理，自由囚徒乃至哲学家企图解救同伴走出洞穴本是好意，可事实上，这些囚徒不知道外面的天，认为背弃以往会带来巨大的恐慌和灾难，以为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进魔窟，因而，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讥讽和仇视他。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真知靠拢，对于迷茫的人们，他痛心疾首；对于失落的社会，他针砭时弊；对于雅典市民给予的死亡，他泰然自若，为了探索真理甚至向死而生[11]。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不被时代认可，却反遭伤害，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发出悲凉感叹。其实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原理，便不难理解这一悲剧发生的必然。囚徒们感到洞穴中的生活真实而惬意，有备而无患，突发的带大家走出洞穴让囚徒们措手不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传统观念和评价尺度，或者说违背了在囚徒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前见”。“当局者迷”的“价值观前见”对价值观教育造成了内在干扰和阻抗，因此要考虑到认识主体的认识层次，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使已自由的囚徒与洞穴中的囚徒实现“灵魂上的真正相遇”。“灵魂上的真正相遇”实质上就是摒弃主观的“价值观前见”，达成不同主体间价值通约的状态，即跨越“主体间性”的鸿沟。“主体间性”是价值观认同的核心认识论问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形式上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和论证真理性的客观价值观，这是实现主体间价值交流的重要环节，也就是帮助人们对客观价值观既在感性直观上“知其然”，又要在逻辑上“知其所以然”。而康德的认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界”，人只能用他先天固有的机能和范畴去看待现象界，看待世界，没办法超出主体的“意识界”而抵达真理和价值的客观性。最终是马克思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看作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实践问题，突破了“主体间性”，使认识真理成为可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12]47

总之，价值观共识的形成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反思判断，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主体间认识论的跨越，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架起跨越“主体间性”的桥梁，激发心灵中的向善原则，无限接近并最终抵达客观价值观真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13]，是真理之光的无蔽闪现，即一种解蔽、去蔽、无蔽的展开状态。因此，重返洞穴并非下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升，是对真理的进一步贴近，有了黑暗的经验才更渴望光亮，上升与下降是同一条路，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14]。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理反思

“洞穴比喻”形象地对“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1]275进行了区分，洞穴中的众囚徒喻指被影像蒙蔽、缺乏真知灼见、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无知之徒，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自由求索、洞见真理、受过教育的哲学家或有识之士。是教育解除了囚徒的束缚，使其冲破黑暗洞穴现象世界的迷雾上升到洞外光明的理念可知世界。囚徒的“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3]喻指旧式的教育，它束缚着人的身躯，禁锢着人的灵魂。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容易生活在被抽象知识、教学技巧、升学压力所包围的“洞穴”之中，模糊了教育本来的样子。柏拉图在第七卷中明确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灵魂的转向与归位。“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1]280因此，灵魂本身具备知识，能够识别善，只不过身处现象世界由于各种诱惑蒙蔽了双眼而处于被遗忘或暂时的休眠状态，教育就是唤醒和回忆起灵魂中已有的知识，促进灵魂的转向。柏拉图所强调的灵魂转向，不是认识从低到高的发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世界观的转变，要求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灵魂向它的本真状态回归，这既道出了教育最本质的真谛，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柏拉图的教育是以善为本的教育，“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1]262，教育要使人从眼睛看到的感觉世界，进入一个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世界。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引导和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另外，重返洞穴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辛的，需要经历恐惧、痛苦，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事物本真，探寻真理，求达至善。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灵魂转向的历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从解救囚徒失败以及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走出洞穴的人义无反顾地回到“洞内”，为懵懂的囚徒指引光明的道路却不被欢迎和理解，喻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百姓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告知和教化，通过恰当的方法渐进地引导他们认识客观事物。灌输式的教书匠往往仅停留在知识表层的承接，而启发式的引路人却可以引导学生一步步接近真理。学生受到教化之后不是成为“纸上谈兵”的纯理论书生，而应成为柏拉图口中的、把“善的理念”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善者。所以，在方法论层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式教学，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不是简单粗暴、生拉硬套，而是把学生潜在的知识诱发和引导出来。再出色的哲学家、教育者也不可能把理念知识强加到人的头脑中，而是使人们把握正确的灵魂方向，从消极的被动解放，达到对理念自由积极的喜爱，观照到理念和真理，认识“真善美”的意义，促进其自身生命的成长，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引导和启发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某一理论和观点由浅入深地加以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以达到理论理解上的明证和清晰。另外，“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唯有“学而时习”，才能知行合一。应把“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实践论”层面，在价值观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完成由知向行的转化和契合，实现持久的悟性与践行。马克思也说，价值认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契合，既是《理想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困难的一环。我们可以借助“情感”这一桥梁达成，因为没有情感认同的理性认同会导致知行分离，情感是把某种价值观落实在行为的意志中的原始动力。黑格尔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5]，价值认同就不仅是理性的逻辑认同，而且是感性的情感认同，由此才能进入实践行为的认同[12]48。自由的囚徒重返洞穴企图解放同伴，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往洞外的征途，虽一路艰辛甚至被嗤之以鼻，但仍义无反顾；柏拉图为达成政治理想从理论建构到身体力行，费尽周折三赴西西里虽未如愿以偿，但仍锲而不舍；苏格拉底孜孜以求追寻真理直至被判处死刑，他临危不惧，欣然用生命献祭真理。他们无一例外都掌握了真理并以各种方式理性地实践正义，他们在情感上是自觉自愿的，在灵魂上是自由快乐的，通过实践传递善的理念，济世救人的同时，恒久地确立了一种向善的道德维度，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与崇高同在。

篇9

“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是大学阶段4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学术性和逻辑性最强的一门课程，它是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央五号文件及其实施方案规定，“原理”课要着重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里明确规定了“原理”课教学要把握“一个主题”，贯穿“一条主线”，突出“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原理”课要以什么是、为什么要始终坚持、怎样坚持和发展为主题，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阐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掌握了这“三个一”，就掌握了“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

概观“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材，基本是按照“原理”课的这一定位和基本任务编写的。但如何把这一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却需要每一位任课教师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潜能，认真思考和精心设计来完成。笔者认为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设计整个教学活动和各个教学环节，是一条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教学上的问题意识

教学上的问题意识，是指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始终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以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和理论上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主线，通过运用的方法论对社会热点或理论困惑进行系统分析，达到阐释基本原理的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问题意识，是强调教学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工作理念，必须有对一门课的整体设计和每节课的专门设计。同时强调教学本身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是这里发现和解决的是学生的问题。

从问题意识入手进行教学设计，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学生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他们对任何新奇的事物都抱有兴趣，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他们关注世界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喜欢思考任何突发事件和突出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二是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虽然学生喜欢思考和寻找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事物的看法有时过于肤浅和零散，加之受到网络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影响，有时甚至会显得偏激。通过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问题的系统分析，帮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运用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通过问题意识设计教学环节

在教学活动中，通过问题意识设计教学环节，主要需做到3个方面：

一是选准切入点。切入点是指学生感兴趣，但还没意识或反思到的问题。切入点找到了，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可以找到贯穿整个教学环节始终的主线。例如，基本原理的开篇就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经知道了不管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都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找到的切入点是：“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一性’”这两个“第一性”是不是一回事，应该怎样理解哲学上的“第一性”。

二是教学活动环节设计本身要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教学活动环节的设计在找准切入点的基础上，对教材的内容要进行有逻辑性的系统设计，力求把原理讲透，讲出理论所应有的吸引力和慑服力。

三是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有针对现实案例的实际训练。重点从两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如何从实际案例中找到切入点，发现问题；如何运用的基本原理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以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

以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需要处理好3对基本矛盾：

一是处理好案例选择与阐述原理之间的矛盾。“原理”课的主要教学目的是阐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个特殊的案例来阐述一个普遍的原理和方法，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首先处理好案例选择和阐述原理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案例教学和原理阐述之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因此在案例的选择和应用上应该清楚案例实际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困惑，是一个切入原理阐述的话题，通过对话题进行的分析，达到阐述原理的目的。也就是说案例是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而原理的阐述则是借助于概念对原理进行的系统阐释。

二是处理好体系精神与逻辑表达之间的矛盾。基本原理是一个内容系统完整且包罗万象的整体。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不可能对基本原理的所有方面都进行面面俱到的讲授，只能有所选择，而这种选择应体现出基本精神内涵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建构而成的逻辑框架和体系，这一框架和体系就其内在精神来讲，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用哲学方法和认识方法；从外在表现来看，则是由“外在”具体的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表达框架。体系精神与逻辑表达框架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从分析的基本原理的逻辑表达方式入手，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原理的内在体系精神。

三是处理好学术研究与问题教学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和教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只有有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才能有高水平的教学。但是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两类不同的活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只有通过教师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用在教学过程中。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并且认为每一种方式都以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教学也是这样，需要教师遵从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用教学所需要的专有方式去设计教学过程。

注：本文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2011年重点课题“拓展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实现途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汝伦：《黑格尔在中国―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篇10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们都非常重视引导有意识教育的重要性，而常常忽略无意识对思想政治工作运作系统的影响，以致唯理性的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的抗拒着来自人的心理机制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观念的介入，甚至片面的认为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必理会那些与理性无关的问题。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流于只单一地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行为的结果，却不去研究行为者本身；只注重研究逻辑化了思想注重工作的形式化行为模式，而忽略了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与其自身的存在。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纯粹的理论教育很难对政治思想工作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事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何一个都受多种精神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意识也包括无意识。一般而论，相对于无意识，意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但无意识在思想政治工作决策机制和对象互动交往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无意识进行正确的控制和利用，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从思维模式到行动实践更深层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活动的实质。

一

分析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瑞士的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在佛洛伊德心理学个体无意识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到人的心灵的更深领域，全面深入的探讨了人的意识领域的深层秘密。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或曰精神是由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统或层次构成，即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荣格说认为意识是人的精神世界中唯一能被个人直接知道的部分，意识的中心是自我。“有关意识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与意识相关的自我，就不会有什么被意识到”。不过在荣格看来，意识虽然是能够自觉到的，但它在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中还只是一小部分，与无意识相比意识甚至是次要的。荣格强调，对人类心灵的考察，如果仅仅研究了意识及其功能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包括无意识过程，对人类心灵的探讨将是不完全的”。[1](P8)

荣格在意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意识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次，“无意识过程是直接观察不到的，但是我们可把那些跨入意识门槛的无意识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包括那些显然来源于个人的可被认识的材料，这是些个人获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构成整体人格的本能过程的产物。此外，还包括被遗忘、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有意识的。一些人能够意识的另一些人所意识不到的东西，我把这类内容称为下意识或个人无意识，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这些内容完全由个人因素即由那些构成整体人格的因素所组成的”。[2](P37)荣格指出，在无意识的两个层次中，“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存在的。我把这更深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3](P52)集体无意识是我们探讨无意识心灵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人不再有个体的区分，个人的心灵在这里扩展开来并融入人类的心灵。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正如眼睛、耳朵、心脏等器官除了细微的个人差异外都具有解剖学上的一致性一样，心灵也同样有其基本的共性。按照荣格的解释，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由于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由于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共同积累的经验不断重复的积淀、浓缩，所以它是人类心理中最深层的、最主要的因素，虽然有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的存在却对我们的意识起着一个制约作用，我们意识的出现、发展、形成的模式都按照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和原理来进行，并以一种先天反映的倾向和模式出现。同时，由于集体无意识是经过人类及其祖先千百年的积淀而成，所以它是人类心理中最丰富、最繁杂意识，我们的心理都构筑于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之上，意识和个人无意识都依赖于它的存在而存在，依赖于它的发展而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像海岛一样，那高出水平面的，是我们的意识，由于潮的运动而出现的，是我们的个体意识。所有海岛的共同基础--海床，则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4](P130)由此可见无意识在主体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

洛克在他的哲学著作《人类理智论》中主张人的心灵原是一块白板，“只是通过经验，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和知识。”[5](P276)虽然“白板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到了各种批评，但“白板说”对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来说，无疑具有不可质疑的重要意义。“地球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法国大作家雨果从空间上直觉到了心灵的广阔；“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中国宋代的陆九渊则以东方哲人的智慧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感悟着人类心灵的浩渺。人的心灵是一个复杂又令人神往的世界，如何对人的心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发掘意识和无意识在心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无意识教育，是相对于有意识教育而言的。从心理学角度看，无意识属于人的非理性方面，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心理过程，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无意识隐藏在人心理的深处暗中起作用，并不为人所意识。它或者暗中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使人产生无意识或下意识举动；或者暗中参与人的意识心理活动，干扰和调节人的意识行为。与此相关的无意识教育，指的是不为受教育者自身所意识到的一种教育方式。具体地说，这种教育方式是指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荣格无意识活动的本质特点，决定无意识教育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时刻参与意识活动，无意识和意识一样，是主体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无意识教育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发挥其作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形式，完全可以成为有意识教育的有益补充。

正是由无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无意识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所谓无意识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计划和要求，为受教育者安排设定一定的社会环境、活动场所和文化氛围，使受教育者在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意识教育相比，无意识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时间上具有随意性；（2）空间上具有广泛性；（3）形式上具有多样性；（4）内容上具有丰富性；（5）过程上具有隐蔽性；（6）环节上具有渗透性。因而无意识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起到有意识教育起不到的作用。众所周知，由于当前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调节的不得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与理论上出现种种的脱节与不符，因而更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即使在工作中“磨破嘴皮、硬着头皮、饿着肚皮、厚着脸皮、磨破脚皮”，还往往是费力不讨好，收效甚微，甚或造成一种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冲击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很多人重实惠、轻理论，对知识、对择业等都以能否给我带来实惠为标准，对事物价值的评价纯粹以功利为尺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感兴趣，这就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背道而驰。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如果没有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难以牢固的建设起来，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削弱的，而且必须加强。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努力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做好这项工作。无意识教育的提出无疑开拓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将会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三

在强调无意识不可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同时，还尤其需要警惕无意识思想教育的反面形式。在这方面，荣格早就注意到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状态所产生的副作用：“通常，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结果便是大众的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向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瘟疫。这样一些运动极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压倒一切的，因为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时，你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你不仅仅出在这样的运动中——你就是运动本身”。[6](P46)在集体无意识激活的这种非理性支配下，人们的思维、判断、选择、取向、行为等也成为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活动了。联想到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当初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大革命”的人们事后回想起来，真像做了一场恶梦，原来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十年给整个民族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毕竟，发展中的社会总会存在一些缺憾。今天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众多令人瞠目的集体“无意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出国热，到九十年代的股票风潮，乃至现在盛行不衰的林林总总的考试、考研热，都让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时刻惦念起荣格，惦念起“无意识”这个概念。

总之，无意识和意识一样，在人的社会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意识教育在我国虽然已受到医学、心理学、艺术、审美等领域的重视，但就整体说来仍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理论及其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民族文化心里结构，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1991.

[2]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1991.

[3]荣格.心理与文学.三联书店[M],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