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概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礼仪的概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意义理论主要涉及词或词组所表达的意思，也包括语句所表达的意思，它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意义理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既与指称理论紧密联系，又与真理理论紧密相连，还与人的观念、心理、信念以及行为等等有关。在西方语言哲学论著中，几乎没有一本论著不涉及到意义问题，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专门探讨意义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分歧较大，争论激烈。针对“什么是意义”，“语言表达式因为什么而具有意义，或者根据什么而有意义？”等这些问题，指称论、观念论、功用论、行为论等等先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意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各自含有或多或少的合理因素，但也有或大或小的片面性。

一、指称论

在意义理论中，指称论是一种历史悠久而且影响较大的理论。它的基本思想应该理解为，名称是通过指示或指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实而有意义，词义与词指称的对象直接联系而不是对等。

指称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词代表词所指的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观点，可以说是指称论的先声。密尔则是第一个系统发展指称论的哲学家。他认为，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事物就是这个名称的意义，也就是这个词的意义；为了解释两个摹状词可能指同一个对象但具有不同意义这种现象，他提出了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理论，内涵就是这个词或摹状词短语的意义。

罗素是指称论的集大成者，明确坚持词义的指称论观点。他认为，词通过指称外界事物而具有意义，词的意义就是它指称的对象。他强调词义与语言外对象的相关性，认为词有意义是因为它是代表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符号。罗素后期的指称论稍有变化，认为词的意义等于词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对词义本质的认识仍以指称对象为基本出发点。

指称论认为名称和对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一个名称代表或者指称它的对象，这样不仅对“什么是意义”有了个明确的交代，而且建立了语言事物和非语言事物、语言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它只是孤立地、静止地分析词义，没有考察语词和对象之间的诸多中间环节，也具有其明显的缺陷：1）指称论不能全面解释一切词语的意义。并非所有词语都有指称对象，连接词“并且”“然后”“如果”，语气词“哎呀”“哦”等等，都无指称对象。另外，有些词在现实世界里无指称对象，但却并不是没有意义，如“麒麟”“龙”等等。2）不同的词语可以指称同一对象，但意义不同，如“美国总统”和“布什”。因而，指称论会造成意义混乱。

二、观念论（意念论）

一般认为，观念论这种意义理论首先是由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并倡导的。他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于与词语联系的意念，词语作为意念的标记出现在人们的思想交流当中，词语所代表的意念就是词固有的、直接的意义。胡塞尔的意义观点也属于意念论。他认为，意义是一种观念性存在，是说话者和听话者所意向的同一对象或同一类对象所共有的性质。

观念论从心理的角度来探讨意义问题，突出了词或词组的意义与代表观念的密切联系，有其可取之处。但仅仅从心理角度很难解决意义这个复杂的问题，它并没有对词义或句子意义作出实质性的明确阐释。观念论受到了来自功用论、行为论等各方面的批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观念本身看不见摸不着，其含义模糊不清，因而对“意义是什么”的回答也是不明确的。2）观念是个人内在的、不可观察的，很难确定或证明一个词或词组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形成的观念是一致的，尤其是抽象的词语。正是由于观念论在理论上陷入诸如此类的困境，它在语义及哲学上均未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功用论

功用论强调语境的作用，认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词或词组的意义在于它们的使用或功用。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从词本身不能了解词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在词的语境当中，才能了解词的意义，即“意义即用法”。他认为，意义理论研究中的诸如指称论、观念论等，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即首先都把词义看作是某种实体。

功用论重视语言的应用和语言的功能，重视交际语境和语言的关系，将语言活动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意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标志着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但意义的功用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片面强调语词的意义在于其用法，而忽视了语词自身的字面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词只有运用方法、使用规则而无固定的意义，而认识论告诉我们，词如果没有意义没有内容，也就不可能有用法和功能。2）词的意义和功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两者混同就会造成词义理解的混乱。实践证明，用这种极端的意义理论来分析词义这种复杂的现象，必然会带来种种矛盾。

四、行为论

意义的行为论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之上的。行为论者反对用意识中的观念来说明词的意义，而力求用公共地可观察的行为来加以说明，强调从语言产生的效果，从语言对听话者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意义。这与强调用内在意识、观念等来说明意义的观念论是相对的。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

行为论者重视语言行为和语言效果的联系，注意研究“刺激-反应”在人们语言行为中的作用，有其独到之处，部分地解决了观念论者所面临的困难。但它夸大了“刺激-反应”这个公式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表达思想意识的语言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对于同一句话，人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反映；而对于不同的话，人们可能会作出相同的反映。有些词语甚至并不能引起人们的什么反映。

五、结论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意义理论有其不同的侧重点，体现着自身独特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是因为意义理论一般都是服从于某种哲学思想、从某种学科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或者是作为某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例如，欧洲早期的哲学以本体论为中心，对语言意义的认识主要是从语言表示的客观现实出发，指称论对它来说就是合乎逻辑的认识。因而，在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问题上，也应有一个新的意义理论与之相对应，而不是单纯从语句与其代表的指示或指称的对象关系方面来分析语词的字面意义，或是从心理的角度、从语词或语句的功用或效果方面来研究。 在此分析之上，笔者得出结论，文本意义的理解应该是读者和文本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要包括对文本字面意义的理解，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意向、信念、目的等多方面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2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比比皆是。作为语言现象中的“新贵”,新词频频出现在广告、影视、文字作品及日常生活中。因其创新、鲜活、意味深长、时代气息浓厚,一直以来倍受语言学家、年轻人以及一些追求时尚人士的青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词,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名词+名词组合和形容词+名词组合的新词是一种语言活力的标签。没有新词的诞生,该语言也即将会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成为死亡语(dead language)。然而,对于新词意义的构建过程,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在认知语义框架中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曾经有人尝试用概念隐喻解释,但由于概念隐喻是一种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映射,关心的是确定概念关系及对他们做出的阐释,较少关注即时语境下的自然语言认知机制,所以阐释力较弱。新词的意义构建过程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能够“对隐藏于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揭示。”(王文斌,2004)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

    2. 概念合成理论 

    上世纪末,由Fauconnier 为首的一批美国学者在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概念合成理论。该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里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使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utual Packet)(Fauconnier&Turner 1996:113)。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4个空间构成的:两个输入空间(InputI, Input II),一个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以及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里;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该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这样,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自该理论提出以来,Coulson(2001)等人就意识到该理论在阐释词义合成方面的作用,但他们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批评概念隐喻理论和结构分析理论等解释模式的缺陷,说明用概念合成理论解释词义构建过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却未能从积极的一面较为系统地论述词义构建层面的概念合成机制。 

    3. 概念合成理论(CBT)对于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英语中新词的形成方法尽管多样,但完全由新造、外借等途径形成的新词只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新词都是通过对语言中业已存在原材料进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 

    3.1 CBT对于“名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在新词中,“名词+名词”型的合成是最主要的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三种构建模式:联合型、偏正型、隐喻型。 

    联合型的新词是指把两个成分合并在一起,产生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即包含A的某种含义又包含B的某一方面,但又不仅仅是两者的简单相加。比如:社会角色日益模糊的今天,人们常会听到这样的称呼“妈咪先生”。不妨分析一下,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位男性(InputI),但又不仅仅是一位男性,因为他还具备妈咪的一些社会特征(比如照顾家庭);另一方面,这个人又仿佛一个妈咪(Input II),做着妈咪的工作,尽管不是女人。通过两个词各自激起的心理空间,对两个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的构成概念的部分元素组合,并在层创结构中形成各个输入空间以前均不存在的新关系(即指在家中即当爹又当妈的男人),这种组合过程也正是一种新范畴/意义构建的过程。 

    偏正型是指前面的名词说明后面的名词,具有修饰作用,中心意义由后面的名词表达。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比如,问题女孩、纳米飞机、健身俱乐部、网恋等等。以“纳米飞机”为例,在这种构建中,两个词分别作为两个心理空间存在着部分映射关系(即纳米可用作飞机材料),然后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由提取结构所激活的型式结构(pattern)会不断完善。换句话说,人们会在大脑中作一个潜意识的转换——用纳米材料作的飞机,在经过合成空间的进一步加工,形成层创结构从而解读了这个新词的意义。 

    隐喻型指的是名词的某些特征映射到中心词N上,产生某种隐喻效果,从而产生新的合成概念,构建新词意义。这样的组合方式往往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豆腐渣工程、蜗牛邮件、灯笼裤、铁军。这些类型的名词同样是两个名词激活的概念作为输入空间并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结构通过扩展,使得自身的层创逻辑在合成空间中得以完成认知运作。“豆腐渣工程”通过一系列映射——合成的过程最终解读的意义是那些偷工减料、质量差的工程,好比豆腐渣不堪一击;“蜗牛邮件”指周期长,邮件延误,好比蜗牛一样慢的邮件;灯笼裤是指一种中间肥大、两端紧的裤子,穿在身上好比撑开的灯笼;铁军指那些吃苦耐劳、刚劲顽强、无坚不摧的集体。 

    3.2 CBT对“形容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Fauconnier(1994)认为心理空间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形容词和名词所构成的输入心理空间在环境信息和背景知识的影响下形成一个具有层创结构的整合空间,组合后的词有的已成为常用语词,有的可以引申其它意义,产生新的概念。这类组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容词不改变名词的性质。比如: popular songs(songs liked by many people),无论怎样变化,它永远都是“歌曲”。这种新词在概念合成框架中的意义构建类似于偏正名词的认知机制。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种类型是形容词改变名词性质,这样的例子也比较多。比如,cold bench, black income, pink collar等。以 “cold bench”为例,形容词 “cold”激活的心理空间显然要和“冷”有关,寒冷、冰冷、冷清诸如此类;而中心名词bench又使人唤起另一个心理空间:板凳、座位、位置等等。二者共同映射到合成空间,经过进一步完善、扩展、结合百科知识,不难得出最终的词义——冷清的接待。 

    当然有的时候形容词与名词搭配还会出现一词多义现象。也就是说,在合成空间中会生成若干个合理的层创结构。这时候就要通过各种语境信息。比如,口气,场合,上下文甚至是说话人的手势表情来判断,找到最佳关联,解读新词意义。 

    3.3 CBT对拼缀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所谓拼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通过截段或是紧缩方式构成的词。比如汉语中的“娱记、房改、足协、外企”等,英语中的“email(电子邮件), blog(博客), smartdrv(智能驱动器)”。  

    周启强,白解红(2006)曾在Fauconnier&Turner (2002)对语义合成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合成过程中原型词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特点,把拼缀词划分出4个类型。这些类型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认知机制——概念合成。以email为例,它是electronic 和 mail 的合成词。“电子”能够激活人们对现代科技的很多认识:计算机、网络、方便、快捷等,“邮件”激活传统邮件心理空间,包括寄信人、收信人、邮编、信封、邮票等等。两个输入空间有很多对应关系(即映射):网络系统对应交通工具、信息对应邮件内容、使用者对应邮递员、电对应燃料或人力。它们的共同点(类空间):人、邮箱、邮件、邮政编码。这些特征一起投射到合成空间层创结构中,通过三种整合运作: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最终得到email的意义,即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信件。  

    4.结语  

    词汇的形成与其意义构建是语义研究的基石和重要课题之一。新词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创造出来的,具有时代性、新颖性的特点,有的还会固定下来,成为大众词汇。阐释新词意义构建的认知发生机制对于英语词汇意义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不仅能够统一解释很多新词意义构建的整个过程,并且对于很多活的语言现象,诸如仿拟、委婉语等也会具有很强的阐释力。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思路为未来科研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空间。  

    参考文献:  

    Coulson,C. 2004. Review of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J].Cognitive Linguistics15/4: 575-594.  

篇3

随着最近几年我国新医改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的颁布与实施，各级公立医院都严格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的就是切实缓解现阶段广泛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很多公立医院从自身的改革做起，通过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在此问题上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依旧不够完善，与新医改下政策实施的目标明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针对公立医院而言，理应通过采取各种科学措施来进一步完善补偿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立医院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才能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廉价的医疗服务，走向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

一、现阶段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在卫生总费用中，卫生投入总量所占比例偏低，政府投入不足

作为一项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制度，良好的投入补偿制度必然将有利于公立医院持续、健康的发展。然而，就相关实践经验来看，当地政府对卫生系统的投资在高于卫生费用50%的情况下，卫生系统服务的公平性与公益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2014年，政府卫生支出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占30.1%，而反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泰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占比大概在56%左右。显而易见，较低的政府卫生支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的个人卫生支出，然而因为相应的一系列支付因素，很多局面都无法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在这样的局面下，不仅让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出现淡化，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将遇到严重的挑战。虽然近几年我国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在整个医疗卫生的支出当中，财政补助所占的比例却依旧较低，而财政投入的不足必然就会导致医院出现资金困难的情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医院就会依靠自身的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那么，药品就顺其自然的成为了医院的主要收入，通过大处方、多买药等方式，医院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这样的情况必然就会让医院在无形之中出现补偿机制的扭曲与公益性的缺失等问题。

（二）缺乏完善的医疗收费补偿政策，收支亏损现象严重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很多医院在最近几年都对自身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不仅有效解决了诸多医患矛盾，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环节了医院的经济压力。但是，在面临不断变化的医疗服务活动时，大部分公立医院的现行收费管理体制明显处于滞后、僵化的局面，医疗服务价格的扭曲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具体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的医疗价格政策难以满足实际操作的需求，比如说部分卫生材料无法实现计划收费、收费项目所包含的内容不够合理等。第二，针对新增医疗收费项目而言，明显还严重缺乏完善的审批程序，审批的效率也较差。近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项目的出现，临床诊断的水平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无疑缓解了广大患者的痛苦，但就新增医疗收费项目的审批来说，所消耗的时间明显过长（需要省级物价部门组织审批），一些项目长时间无法得到批准，这直接导致医院只能临时性的按照消耗成本来进行收费。不可否认，这样的收费方式并不能够真实的体现出医疗人员的技术与劳动价值以及医疗成本的变化，很多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始终都无法得到完全补偿。

（三）“以药补医”的补偿方式导致不合理用药问题的出现

由于经济市场日益开放化，药品的种类随之增多，药品之间的价格差距也越来越大，公立医院在经济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初为医院找到“谋生之路”的药品加成政策也逐渐出现了副作用。具体来说，这种“以药补医”的补偿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别：第一，部分医院长期存在趋利行为。在政府财政补偿不足的局面下，很多公立医院都会实施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加成的收入也就成为了医院主要费用来源的经营渠道。然而，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就必须通过各种方法弥补资金缺口，而对高价药品的追求即为主要的手段，但这样的手段无疑就是出现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导致医院不如恶性循环的轨道，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第二，药品价格在药品加成政策的实施下出现了“虚高”现象。所谓药品加成，简单来说就是对药品进行加价（一般来说，中成药在进价后医院都会加价16%左右，而西药在进价后则加价15%左右）。因此，进价越高的药品（无论是中成药还是西药）的，其加成之后的利润就越大。面对这样的利润诱惑，很多医院就采购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价格偏高的药品，而这也就是导致如今医院要价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此，药品加成政策俨然已经无法适应新医改环境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趋势。

二、新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意义及难点

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当中，公立医院始终都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基本医疗的提供上，还是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上，始终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我们理应在新医改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对公立医院在补偿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旨在建立起一套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补偿机制。不可否认，对补偿渠道、方式以及范围的明确，不仅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有效措施，同时对医院持续健康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公立医院在对补偿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会存在诸多难点，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第一，补偿途径难以明确。由于政府补偿严重不足，部分公立医院基本上都会通过对药品加成收入的积极追求来弥补“入不敷出”的现状，而这无疑就会直接造成药品的比重加大。第二，补偿资金统计难度大、金额难以确定。之所以政府要补偿公立医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立医院长期都承担着公益性的医疗服务责任（由于医疗服务工作具有公益性，所以必然就会造成一些政策性的亏损）。然而，为了维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的补助。给予如今的现状，补偿机制的进一步健全俨然势在必行，补偿比例的确定必须以一系列真实可靠的数据来作为支撑（如运营成本等）。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公立医院现行的核算方式以及管理体制所提供出的成本信息都没有体现出必要性与真实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很难获取政策性亏损的数据支持，那么在制定补偿政策的时候就会出现主观性、盲目性的现象，这样的现象俨然不利于卫生资源配置的优化。与此同时，因为严重缺乏能够充分体现医院经营的内在规律，医院成本核算体系通常都会以科学信息基础为建设前提与基础，这样的情况无疑就造成相关财政部门难以获取真实、可靠的医疗服务成本信息，从而无法制定出针对医院资产与财务监管的科学机制与手段，最终导致无法考评医院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第三，医疗服务价格收不抵支。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不仅无法反映供求关系，甚至无法反映相应加之，本来应该体现知识价值和技术劳务的手术费、挂号费等，在价格的形成与调整中均没有得到完整体现。

三、新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措施

（一）政府进一步加强补偿投入，明确补偿的内容与范围

针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投入，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途径，保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具体来说，由于不同公立医院在支出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所实行的补助方式也应该具有差异性，要保证补偿金额的合理、充足。一般而言，资本性支出项目、住院医师培训费用、科研项目与重点学科发展的经费以及离退休人员的费用等，即是公立医院在政策运营过程中需要得到政府补助的主要项目。在这其中，所谓资本性支出，即是指医院在设备购置、房屋购置、大型维修等方面的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来自于新建医院或医院改建的情况下），通过对修购基金的提取，即可获得这类支出相应的补偿。然而，在医院的持续发展过程中，住院医师培训费用、科研项目与重点学科发展的经费必然就是最为基本的要素，这类费用的支出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临床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技术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整体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提升。最后是离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费用，政府对这类费用的支出目前仅仅补贴了一部分，很多医院都是依靠自身的业务收入来对这类费用进行补偿，这在无形之中就为医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政府理应进一步加强对医院此类支出的补助。

（二）进一步健全收费机制，确保科学性、合理性

就如今的现状来看，传统一成不变的医疗服务价格俨然已经难以适应新医改环境下的市场需求。基于此，为了确保公立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医院的收费机制，在整个医疗服务价格中提升技术劳务的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诸如护理、手术以及高诊疗等这类能够反映医护人员只是责任价值的收费项目，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升其在服务价格中的比重。简单来说，医疗服务的收费必须由物价部门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市场变化来进行调控，而决不能长时间一成不变。应该坚持实行单病种付费方式，面对每一种常见病种，都应该提供至少两套治疗方案供病人选择，构造出病种与项目相结合的收费机制。总而言之，医疗服务收费必须充分考虑义务人员劳动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当然，对收费机制的健全不仅能够满足患者对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三）进一步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首先，加强内部人士管理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传统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医务人员的工资与奖金始终都与相应的业务收入挂钩，理应废除这种制度，将业务收入转化为工作量、工作质量。同时，应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建立以岗位、职级为基础的工资制度，工资分配要合理，分配总额要控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其次，在医疗服务的定价上全面推行成本核算，建立科学有效的成本核算体系。我们都知道，在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不足的局面下，医疗服务成本的计算必然就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具有较强参考性、可比性的成本核算结果俨然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当然，作为医疗服务价格、政府补偿金额以及第三方支付金额的根本依据，医疗服务成本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同一的成本核算工作基础上，而成本核算工作的开展理应由政府统一组织，所制定的方法必须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只有这样，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以及真实性才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四、结束语

总之，要想构建起科学、全面的运行管理体系，医院补偿制度的健全无疑是最为基本的前提。与此同时，补偿制度的构建与健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社会性特征，有利于广大民众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补偿制度的构建与健全对现阶段我国的公立医院来说，无疑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1]王恒芬.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篇4

城市公立医院在坚持公益性，满足社会公众基本医疗公共服务的基础上，还要积极面对各级各类医院带来的市场竞争，这就要求医院必须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而提升医院的财务管理水平是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从笔者从事的具体工作实践来看，目前许多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医院的财务管理水平是摆在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本文中，笔者就新一轮医改背景下如何提高医院财务管理提出几点认识。

一、医院财务管理的意义和重要性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是在医院的整体目标下，在日常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综合。财务制度管理、财务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内控管理、财务分析和评价等构成了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财务管理工作与其他管理工作一样属于医院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医院科学化、信息化和系统化管理的前提。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级诊疗、进一步开放社会资本办医市场，必将加剧未来医疗市场的竞争，同时也逼迫医院财务管理由过去的“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只有通过加强医院内部财务管理走内涵发展之路，从管理中找效益，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

二、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1.财务管理基础薄弱。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大部分医院的领导、医务人员并不了解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对于医院的财务管理流程、财务管理制度了解的人就更加少，以至于很多医护人员认为医院财务管理工作就是报销及发放工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许多医护人员甚至认为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与个人无关，也就不再关注医院的财务管理规定。医院工作人员财务管理意识的淡薄，以及医院财务管理流程的不合理、财务制度的不健全等等原因造成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势必影响医院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2.资金管理不到位。充足的资金是保证医院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做好资金的合理调度及使用，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就目前公立医院资金管理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还很严重，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资金的使用不按照管理制度进行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受传统事业单位管理思想的影响，公立医院尚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资金筹集管理体系，导致医院资金运营风险加大。只有将医院的经营成本核算工作与医院的资金管理相结合，才能提高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水平和质量。

3.固定资产管理存在漏洞。医院的固定资产在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很多的大型医疗设备价值很高，国定资产管理不到位给医院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目前一些公立医院在固定资产管理中漏洞较多，在采购固定资产的时候对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考虑不足，花费大量资金采购回来的固定资产利用率较低。在后期管理中没有定期进行盘点和核查工作，固定资产入账不及时，台账不健全，造成大量固定资产流失。

4.医院未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目前许多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实现全面预算管理。预算只是由医院财务科负责，没有设立专门的预算管理机构和建立预算管理体系，预算管理机制很不完善。预算编制范围狭窄，编制的内容不完整，仅仅局限在院级预算。医院的预算管理本应该覆盖到全体医护人员，尤其是科室负责人更应该重视预算的编制，但目前并没有把责任落实到各科室、各部门。医院所做的财务预算对各科室没有约束力，各科室支出资金随意性很大。预算内容不全面，只重点编制财务收支预算，忽视了其他预算的编制。预算编制方法单一、不科学。医院在每年编制预算时，仍采用增量比例编制法，即每年的收支按一定比例递增，没有充分考虑影响收支的诸多因素，预算不科学，效率不高，由此造成预算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有限的资源、资金得不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5.成本核算缺乏全面性。按照医院新财务制度要求，医院要实行全成本核算，对各级各类科室成本进行核算和反映，最终要核算到科室成本、项目成本和病种成本。虽然目前许多医院都已开展成本核算，编报直接成本和全成本报表，但依然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合理的成本核算体系，仍以奖金分配为主要目的，导致成本核算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医院成本状况，不能为医院的价值补偿，医疗付费标准的制订以及医院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三、医院财务管理改进和提高的措施

1.健全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公立医院要加强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就必须从医院总体战略发展目标出发，以全面化的管理理念对医院的财务决策、财务规划进行调整。目前我国许多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采用的都是一种流于形式的预算管理模式，各项预算指标大部分由财务人员根据上年财务报表数字加上变动数来编制，预算的编制很容易受到医院主要领导主观意见的影响，无法客观地针对医院的实际问题制定更加有效的资金运作制度，也无法推动医院医疗成本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实际工作中往往也没有按预算来执行。对此，医院必须要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的执行和考核力度，以全面化的预算管理制度为指导，确定医院财务管理的目标，以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全面整合医院的各项财务数据，通过科学的分析、评估来制定适合医院的预算编制方案，并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对预算方案进行追踪和适当调整，保证预算方案得到有效实施。

2.健全医院资金管理制度。医院的资金管理制度也是医院财务制度的重要方面。但是随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推进，医院当前的资金管理制度也需要适当进行改革和完善。以往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药品的差价收入，但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医院所使用的药品已开始执行零差价，过去医院依靠的主要收入来源已不存在。因此，要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调整医院的收入结构，减少药品所占比例，提高医疗服务收入在业务收入中所占比重。同时要加强对医院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更加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制度，推动医院日常经营活动及重大项目的顺利开展。此外，医院还应当集中管理自有资金，科学合理地对资金进行统一调度，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加强对医院各项目使用资金的审计与监督，以更加有效的管理手段提高医院资金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医院资金使用效益的提升。

3.健全成本核算管理制度，促进成本管理规范化发展。新医改的目标是要确保公立医院回归公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根本属性，回归公益也就意味着医护人员必须抛弃逐利思维，切实承担起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健康的责任和义务，政府相应承担办好医院的责任，提高财政补贴力度。但在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补偿机制不足的情况下，医院在承担保障义务的同时，还必须面临社会资本加速介入医疗市场的竞争局面，民营医院通过高收费赚取的利润，可以提供更高的报酬以吸引最好的公立医院医生；同时，民营医院也会有充足的资金引进最新且价格昂贵的医疗设备，吸引更多的病人前去就医，实际上又变相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就难以为继。因此公立医院在保证公益性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在医疗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这就要求医院必须从服务水平和财务制度方面继续深化内部改革，以更加有效的成本管理制度，推动各种医疗检查设备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运营成本，保障人民群众享有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如何降低成本，医院首先应制定科学的全成本核算制度，对医院各科室的支出进行严格的管控，推动医院成本管理朝着科学化、规范化、有效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创造高效有序的运行机制。同时要针对医院各科室费用的支出状况，建立成本控制责任人制度，通过对科室成本控制情况的分析和反馈，促进医院全体工作人员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另外，医院还需要以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做好医疗服务活动及医疗设备引进的成本控制，通过严格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医院成本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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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项目管理（EPM）与单项目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企业项目管理所关心的是企业所有项目目标的实现。一个企业在同一时间内可能会有很多项目需要完成，如何经济、有效地同时管理好众多的项目是企业项目管理的核心问题。

为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和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企业项目管理常常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多项目管理。所谓“多项目管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项目经理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在组织中协调所有项目的选择、评估、计划、控制等各项工作。

二、企业多项目管理的意义

1.有利于企业成本极小化及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成本可简单看做是企业获得各种资源付出的代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计算成本时不仅要考虑会计成本、显性成本、增量成本、个体成本，还必须要正确估量机会成本、隐性成本、沉没成本和社会成本。显然，在单项目管理时我们更多地只能考虑各种短期的、明显的成本开支，因此就会出现尽管某一个项目在预算范围内实现了项目目标，但并未给整个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与机遇。但采用多项目管理后，企业就可以从多方面克服单项目管理带来的弊端。例如采用多项目管理后，尽管人员属于职能部门，但他们能够为适应项目的变化需要而在各项目间流动，当某个项目因为用户要求暂时停工，或者其他项目进度吃紧时，就可以将项目成员调配到其他项目中去。这样通过在项目间共享人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全面降低公司及每个项目的成本。又例如某种资源稀缺，但几个项目同时需要使用这种资源，在进行多项目管理时，我们就能在充分考虑计算这种资源用于不同项目时的机会成本，做出合理决策达到资源的最优使用。综上所述，采用多项目管理能从企业的高度上合理配置资源，降低机会成本，克服短期效应，追求企业利润极大化与持久化。

2.能调整各项目进展节奏及优先权满付的灵活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尽管多个项目的目标均应全面实现，但是在某一时间段各个项目对资源要求的迫切性并不完全相同，同时交付的时间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此，通过采用多项目管理后，更能有效调整各个项目节奏，使产品交付更具有灵活性。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均包括明确需求阶段、可行性分析阶段、项目计划阶段、项目执行阶段及项目结束阶段。由于每个项目的背景不同，项目目标存在差异，因此项目各个阶段的划分也是柔性的。采用单项目管理时，我们更多追求的是尽可能压缩各个阶段的周期，使项目越早结束越好，这样必然带来资源的严重冲突。但采用多项目管理后，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宏观调控，在最终全面实现各个项目目标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及实时调节项目在各个阶段的进展节奏，缓解资源需求高峰，做到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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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起伏跌宕，医疗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体味过政府主导的僵硬和市场主导的失灵之后，关注医疗改革走向的人们在思考第三条道路在哪里。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引用了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解决“看病难”，道理也一样。市场往往关注的是“富人的经济学”，政府关注的应该是“穷人的经济学”。

尽管医疗改革新方案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通过“整体目标”和“‘十一五’规划”这两个关键词，我们是不是可以获悉这样的积极信号：新一轮医改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实现让绝大多数人看得起病。据悉，新的医改试点拟明年初展开，正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目前已确定4个中等城市试点。

作为一项攸关13亿人口生老病死的民生大计，医疗改革之路20年来越走越难。对于此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官方结论和“九成民众不满意”的民间调查，实在发人深思。目前的医疗体制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原因，全国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发改委官员也同时坦承，百姓个人负担医药费用比例过大，全国40％的城镇居民、72％的农村居民看病需要自掏腰包，而个人医疗支出比重还在不断加大。

可见，新一轮的医改，理当关注民众，关心民生，想方设法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潜心研究透彻“穷人的经济学”。

首先，从医改方向上看，要明确服务对象，让绝大多数的民众受惠。国情研究专家指出，公共卫生的公平性比经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公平性更加重要，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量和谋生的潜能。即使不从道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卫生保障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公共卫生系统的前提。透过“看病贵”“看病难”年年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怀疑中抱怨医疗改革走错了方向。这也是连发17道药品降价令却不能缓解百姓看病难的深层原因。近些年来，医改在市场化的媚惑下逐渐迷失了方向，遍地开花的私立医院办成了“贵族医院”，不少的公立医院打着“特需服务”的招牌开始向富人和金钱弯腰，大量的医疗资源被少数人占用。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就医之痛的社会中低收入者，越来越困惑和受伤：人民医院的大门为谁而开？医改成功的出路何在？医院缘何只会盯着荷包把脉？

其次，从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上看，我国的城镇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亿，但只占4亿多城镇人口的1／4左右；农村新合作医疗占到8亿多农民的21％。这意味着大多数百姓依然徘徊在医疗保险的大门外。与此同时，近年来医疗费用持续的畸形增长，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享受到医疗保险的人群，也因为个人负担部分偏高，越来越看不起病。而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重，更有不少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见，建立完善一套适合中国穷人国情的医疗保险制度，用制度形式保证中国的穷人百姓能够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治得好病，实在是当务之急，燃眉之急。

第三，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是“穷人经济学”的核心。事实上，医疗改革改来改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患者有其医”，就是让平民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个方向万万不能迷失，不可偏离。因此，新一轮医改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能不能照顾到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一个不考虑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改革方案，结果注定将是“基本不成功”。有关国情专家指出，医改再起步，需要政府强化而不是弱化其为百姓提供医疗保障的角色意识，从而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政府应该本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保障绝大多数人看得起病，更有责任建立起医疗救助体系，逐渐惠及少数特困人群。如今，不少的人很怀念以前享受公费医疗的日子――没有什么起报点，所有的医药费都给报销80％。单位还有医务室，有什么小毛病就去拿点药，不用去医院，不用甩“红包”，又方便又便宜。实际上那时候每年也就报销几百元的医药费。现在可好，每年交给保险公司2000多元，一点回报都没有，看病买药还得另掏钱。有这种体验者不在少数，很代表“穷人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想。

有评论家认为，新一轮医改实效如何？尽管仍需审慎观之，不过，当它沿着清晰的航线一步一步接近目标，人们有理由抱着振奋而乐观的心情等待分享。

围绕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为研究透彻“穷人经济学”，人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卫生部采取了不少措施，想了许多的办法。继续进行之中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加强了对医院、医德和医风的监管；2006年，卫生部确立了发展社区作为医改突破口，使得医改方向再度明朗；目前，卫生部正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制定了《关于大型公立医院支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大型公立医院在指导社区卫生服务的各个方面有所作为……。在今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强调：各地市都应选择部分公立综合医院，作为转换运行机制的试点，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清理和规范公立医院开办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和内容，对公立医院开办特需医疗服务要实行必要的调控和干预。高强解释说：政府今后将不再鼓励公立医院开办高端的、大型的医院，因为，第一，政府财政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办医院，即使向银行借钱，办了这些医院，但赚的还是老百姓的钱，不符合公立医院的目的；第二，这些医院不可能办在农村，无法解决农村的看病问题；第三，这类医院运行成本高，收费也高，造成百姓看病贵。从高部长高屋建瓴的解释中，人们不难看出：“穷人经济学”的学问已经在政府部门领导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根。所有这些举措，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乃至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如果时时、事事、处处心里装有群众，想着穷人，在制定政策、采取决策、出台措施时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而谋”，那么，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就会高兴，百姓就能受益，人民必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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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动机理论的概述

对“学习动机”这一概念的界定，现代教育心理学并不仅仅将其简单定义为激发与维持学生从事学习活动的原因，而对其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在心理学中，一般将学生的学习动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内在动机（也称内源性动机），指由个体内在兴趣、好奇心或成就需要等内部原因引起的动机，而不在学习活动之外的奖赏或分数，即乐在其中。第二类支持学习的动机即外在动机（也称外源性动机），指由外在的奖惩或害怕考试不及格等活动之外的原因激起的动机。

二、学习动机理论对数学教学改革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对于数学这门特殊的学科而言，要学好这门学科，需要的不仅仅是学生应具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演绎推理能力等，还需要学生能产生和保持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即具有有利于数学学习的学习动机。

数学学习动机的一个具体方面即学生对数学学习应用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许多学生经常会问教师“学习数学有什么用？”学生之所以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学生对数学学习可为未来自身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数学学习对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应用价值存在疑虑和困惑，学生不能意识到学习数学是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一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为使学生认识到数学学习的意义和价值，使学生能产生通过主动开展数学学习以改变和改善自身生活的学习动机，应让数学走进生活，让学生走进数学。

总之，学生的学习动机极大地影响着数学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教师应认识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对学生的数学学习的潜在影响和重要意义。此外，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具有不同的学习动机，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帮助、引导和激励学生产生和保持有利的数学学习动机，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活动中获得快乐、自信和成就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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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洲社会开始发展道路时，人们无法摆脱统一的共同体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特别是，西方社会个体性与亚洲社会整体性价值之间冲突，使人们往往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徘徊。

亚洲法治是亚洲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并创造性地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亚洲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的出现及其在亚洲社会中的发展是亚洲文明的重要标志。正是亚洲法治的历史和社会功能以及亚洲法治的独特的文化魅力，提供了亚洲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契机，进而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地区。

亚洲社会是以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和思想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文化背景从客观上形成了亚洲体系的相似性。

从亚洲宪法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中，传统文化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在东亚、南亚还是西亚，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客观上形成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的法律基础。有学者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发展上必不可少的层层阶梯和环节，它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根据和动力。[3]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体现，反映了东亚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东亚民族以理智、客观的态度比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既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国国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因而合理地协调了东西法文化之间的价值。

由于亚洲宪法体系赖以生长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不同，亚洲宪法体系的形成过程因国而异。我们知道，亚洲近代法制的形成过程就是移植与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引进”与“加工”的过程。移植西方文化是形成亚洲宪法体系的外部因素。当然，西方文化对东亚法形成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途径，而是经历了文化价值的比较与选择的复杂的过程。比如，东亚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东亚国家合理在法治发展模式与调整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分析儒家文化是揭开东亚法现代化奥秘的一把钥匙。就其产生的道德与伦理基础而言，东亚法是在国家与个人价值没有合理分化，法的理念缺乏具体化的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故东亚社会中的法还不能达到脱离伦理要求的完整的自由的规范体系。在西亚，伊斯兰法文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家宪法体系的统一性。1990年7月通过的《开罗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规定“宣言的重要性在于指导成员国的全部生活”，“重申伊斯兰乌玛在文明和历史中之作用，它是真主所创最佳社会共同体，赋予了人类以普遍与均衡之文明，构建了现世与来世之和谐……”。文化的统一性客观上提供了宪法体系上的共同性。[4]

对亚洲宪法体系的比较研究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共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亚洲社会整体上所表现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在宪法文化的层面上表现尤为突出。在亚洲社会，宪法不仅仅是一种规范的创制与运用，而且是一种蕴含于特定文化背景，表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现象。宪法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一命题是当代法学界普遍公认的观点。

宪法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它反映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宪法价值的认识与情感，特别是反映一个民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宪法的特定价值。在战后西方国家法学中之所以兴起研究法律文化的学术热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学者们在东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发现，探讨东方法律文化乃是寻求东方法律制度与基本精神的基本途径。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层次而忽视其文化价值的话难以得到有关亚洲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即“要真正理解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同时研究东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光有法律的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5]

在西方，美国学者埃尔曼（H·W·Ehrmann）的《比较法律文化》一书可视为研究东方法律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其著作中认为，法律文化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它涉及法律的性质、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法律制度的组织及应用，法律的制定、适用、完善及其讲授，律师和法官的训练方式和习惯，民众对法律的想法，人们求助于法律的目的，阶级结构与法律制度运用与否之间的关系。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作者强调法律制度运用过程中的文化背景的意义，同时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法律文化特征进行宏观的论述。此后，在西法学者的论述中东方法律文化、东亚法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为比较法律体系，形成与现代世界法文化具有内在联系的文化。

从亚洲各国宪法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亚洲宪法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结构，其形成与存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冲突中形成融合，即在不同法文化的冲突中寻求自然和谐与融合。比如，作为共同体的东亚法文化通常包含着如下因素：中国传统法文化、西方法文化、本国固有法文化以及融合中形成的新的法文化形态。在传统东亚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为法文化在东亚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不能代替东亚各国古老文化体系中曾经存在过的传统因素。

当然，亚洲宪法体系的统一性是以亚洲宪法文化的特殊性为基本条件的，没有特殊性价值所谓的文化统一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亚洲的不同地区宪法文化在保持共同体价值的同时，各自保留着能够体现其传统的合理文化，呈现出宪法文化的多样性。当东亚各国面临西方法文化的冲击时，各国所表现的文化心态与接受文化影响的具体内容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国家所采取的态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的，而有些国家则采取了消极和被动的态度。同样的西方法文化影响，就其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中国宪法文化主要是通过日本被动地接受了德国宪法文化的影响，日本战前接受德国宪法文化的直接影响，而战后又大力移植英美宪法文化；新加坡除受中国法影响外，还受英国宪法文化的影响，宪法文化体系中英国法的色彩比较浓厚。越南宪法文化则主要受法国宪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大陆法系的特点。因此，在分析亚洲立宪主义历史与价值时，既需要统一性眼光，同时也要从不同的传统与文化出发揭示各国宪法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

（二）法治既表现为人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过程。

在古老的亚洲大地，实行立宪主义，建立民主的制度需要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选择宪法发展道路。以人治治理国家生活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法治的价值体系，即法律统治并不一定带来法治的良好状态。因此，法治是通过良好法律而实施合理统治的一种治理国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过法律的合理运用实施社会控制的思想体系与制度。

由于缺乏实施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立宪主义文化传统，传统亚洲社会中自然不能产生实施的系统理论与制度。尽管在亚洲各国政治文化传统或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一定形式的立宪主义因素，但它毕竟是片段的，没有形成为具有整体性理念的政治道德基础。如在东亚社会，所谓法律体系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但在儒家政治文化体系下，从制度层面和理论层面上法律体系只作为规范体系发挥有限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宪法应具有的社会正义价值。东亚社会中形成的法治观念是东亚各国在实现法的近代化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比如，日本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概念来自于西方近代。[6]这一点也是东亚国家法学者们的普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东亚社会中存在过的“法治”一词与现代法治的内涵是不同的。有些东亚国家的学者在分析东亚法治与西方法治时也提出法治概念的历史联系性问题。如韩国古代的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到了三国时代有关法治的学说也随之产生。但古代法文化与司法中出现的法治只是刑罚的一种表述，以具备完备的法典为标志。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出现的“法治”不等于西方近代的法治。法家主张的君主“垂法而治”、“以法治国”等等，都是强调君主要用法律来治国、治臣、治民、治别人，并不涉及君主本人守不守法的问题。[7]法家所提倡的法治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述的法治是不同的，不能以东亚国家古典文献中曾出现过的“法治”一词来说明古代法治与近代的历史联系。可以说，传统的东亚社会中只存在法的规范，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法治理念与精神。东亚社会中的法治是法的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即在废除人治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方法治思想，实现东亚法的近代化。

传统亚洲社会没有完整的法治历史，这是由东亚社会本身的文化与历史条件所决定。但是，不能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简单地得出亚洲传统与法治价值完全是无缘的，经过法制的近代化过程，特别是亚洲各国移植吸收合理的法治原理后，有可能在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寻求既符合立宪主义普遍性价值，又符合亚洲合理的传统文化的宪法体系。在立宪主义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亚洲人以其政治智慧，丰富了立宪主义实践，建立了富有亚洲特色的立宪主义模式。

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论可以被东亚社会结构所采纳或借鉴，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不同类型的法治模式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其最高价值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而人本身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之中，以不同的体验理解与认识立宪主义的价值。因此，形成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成为立宪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有学者认为，“从现代制度变革的层面上说，亚洲国家的现代制度的生成过程是一个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设于一体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亚洲国家的立宪过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有一个自然长成的过程。”[8]特定的社会背景、悠久的文化传统、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亚洲立宪主义比其西方立宪主义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是在西方立宪主义思想与理论的移植与借鉴中形成的，在具体制度的选择上往往以西方为参照系。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因为传统的亚洲社会中虽然存在法律制度及其法文化，但没有形成立宪主义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在传统的亚洲社会结构下，国家高于社会，个人权利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权力，由此形成人权价值缺乏保障的国家权力优先与至尊的社会结构。在亚洲宪法的近代化过程中，西方立宪主义所具有的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东亚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在痛苦的思索中感受到法治理想与制度的作用，以各种形式了解西方，试图引进西方的立宪主义制度。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几乎都经过了法律移植过程，不仅有同一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法律移植，也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法律移植。

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亚洲是世界上法律移植最频繁、数量最多，而且是移植形式多样化的地区。自然迁移、强行移植、刻意仿效等移植形式存在于亚洲的不同国家实践过程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基本人权的理念和立宪主义思想，是在西洋社会里经长久的历史的涵育，逐渐演进成长而来，一旦移植到东方世界来，因东西方传统思想不同，社会要求有别，加上政治结构的迥异，就形成与原来理念与思想不同的发展。[9]在立宪主义原理的移植方面，亚洲国家的确创造了其他非西方国家值得借鉴的经验。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立宪主义价值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在亚洲社会中的本土资源。立宪主义精神源于西方社会结构，但立宪主义中包含的某些因素又在亚洲传统结构中曾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当亚洲人引进西方立宪主义原理时，人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在法治原理的移植过程中，可以寻找其相互结合的传统的因素。牟宗三先生认为，民主和人权保障在中国的建立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的生命”的要求，这种政治上的“现代化”，有助于成就儒家的价值理想。[10]牟宗三先生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已经包含着民主和人权的种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产生和发扬了“理性”的“内容”上的表现（又称为理性的“运用”上的表现，即民主的精神和尊重人权的精神）。[11]总之，立宪主义的道路是在具体国家的不同背景下出现的，立宪主义一旦出现便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为一体，表现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亚洲立宪主义之所以在文化的冲突中寻求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亚洲法律文化具有的同化能力。立宪主义理论与制度的移植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文化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评价移植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之一。同化能力主要是指本国的法律文化对他国法律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亚洲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既存在相互的冲突性，同时也有相互的适应性，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助于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竞争中强化法治的社会适应性。当然，同化能力并不能自发地发挥作用，它需要实施移植主体的能动作用。主体对移植对象的选择和移植内容的分析、判断是文化之间进行平等交流的基础。从法人类学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法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体现不同民族法律信念与情感的法律文化应当具有同等的价值，具体宪法制度发展与完善过程不应影响人们对法律文化价值认识的平等观念。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在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上遵循着独特的原理。在亚洲社会，法的确立与运行过程中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法律制度呈现出人间化(person)的特色，实体的合理主义得到长时期的维持。形式的合理主义在亚洲社会中是不够发达的观念，其原因是受到了儒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上东亚立宪主义显然不同于充满非人间性的西方立宪主义观念。从主体上，法治实际上是众人之治（民主之治），人治是一人（或凡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12]）。亚洲社会法治从其主体上看，也是众人之治，体现民主政治，体现现代法的精神。这一点上亚洲法治与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观念之间并不存在法治思想原理上的冲突。当法制度的设计与运用者的意志同社会公众的意志之间达到融合与协调时，法治可以保持自身的价值。特别是现代东亚社会中维持这种法治状态是完全可能的。以亚洲文化的价值与传统为基础强调治者的道德水准，使人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是亚洲社会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立宪主义作为治国的原则与价值体系，除其表现的普遍性原则外，其实践过程是多样化的，表现其特殊的运行形态。如从立宪主义实践过程看，东亚社会中合作与团体意识的价值高于竞争本身的价值，法律秩序的最后形成往往依靠合作的价值得到实现，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竞争原理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拥有广泛的市场。亚洲社会的集体、合作与“和”的社会意识奠定了亚洲团体主义精神的基础。

近年来出现的非西方法治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法治的理性精神要建立在各个民族平等地位之上，文化价值的多样化是法治赖以生存与生长的文化背景。现代法治理论与制度是西方社会法治与非西方社会法治实践的升华与总结，并不以西方法治为其惟一的构成要素。在立宪主义发展上，特别是立宪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人们习惯于单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衡量法治的客观尺度与参照系，往往忽视非西方法治的应有价值与理性精神。立宪主义思想与实践最早源于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这是公认的事实，但立宪主义模式＝西方立宪主义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西方立宪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产物，它并不代表多元化的世界法治实践。正如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欧美法反映在欧洲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表达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思想观点，认可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制度。[13]

亚洲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立宪主义实践是推动亚洲立宪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亚洲立宪主义的发展又在客观上推动世界法治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在法文化价值相对主义的影响下，非洲立宪主义模式、拉丁美洲立宪主义模式将会显示其民族性的特色，在世界发展多样化的背景下人们必将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立宪主义价值的多样性。

（三）亚洲立宪主义是以亚洲法文化为背景而生长的模式，反映了亚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发展需求。

亚洲立宪主义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困扰人们的难题是，如何超越立宪主义工具性价值，寻求具有正当性的立宪主义体制。

由于亚洲立宪主义生长的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人们对立宪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上，容易陷入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往往把立宪主义理解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或工具性意义，忽略立宪主义所包含的价值性。特别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立宪主义价值体系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条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来者，广大亚洲国家能否走西方社会走过的道路？亚洲国家应借鉴哪些经验？适合亚洲现代化的立宪主义模式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从工具性价值走向价值体系是亚洲立宪主义发展的基本目标。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瞩目。学者们对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与成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研究。在工具性价值的反思与批判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与立宪主义的一体化，立宪主义所倡导的人权保障与有效的权力控制是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立宪主义是不断变化的开放性、动态性结构。随着社会的变迁，亚洲立宪主义所体现的价值也要及时地反映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人有必要重新审视立宪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合理地确定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亚洲宪法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课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立亚洲立宪主义共同发价值体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与研究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对于亚洲历史与现实中曾经出现过的、正在存在着的以及将来发生的许多宪法现象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研究，亚洲立宪主义具有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没有得到理论解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中国作为西欧的对照物，而不是并立体系来加以考察，总的以西方近代化过程作为既定指标衡量中国的问题，这就使我们难以看清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更难于把握欧洲、亚洲及中国各自的问题”。[14]

回到亚洲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和分析未来亚洲立宪主义是亚洲学者共同的学术使命。基于立宪主义价值的普遍性，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亚洲区域法治发展的一体化，以区域合作的形式发挥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些人认为，在法治发展领域，建立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亚洲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来自不同历史观的认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又影响法治发展过程的多样性，难以在亚洲寻求共同的法治思想基础与原理。但事实表明，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亚洲法治的整体形象、适应法治国际化的趋势，必须形成一定形式的区域一体化，以共同性的法治原理调整东亚社会的现实生活与发展进程。实际上，法治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并不矛盾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补充统一性的作用。在以多样性社会结构为特征的北美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多样化的欧洲社会正努力实现以欧盟宪法为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在文化与社会结构十分多样化的非洲，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的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发展非洲法治的重要形式。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建立亚洲法学交流合作机制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东亚法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法治发展。在亚洲社会，法学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涉及理论与制度层面、现实与历史等方面的不同课题，法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公法领域，各国制度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寻求区域性法治发展模式是东亚法学者们需要考虑的现实课题。在保持亚洲立宪主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亚洲立宪主义实践融入到世界立宪主义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强化亚洲立宪主义实践的国际性，推动亚洲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四）亚洲立宪主义是充满争议的学术命题，能否把亚洲地区中存在的立宪主义的不同形态概括为整体意义上的“亚洲立宪主义”？这一学术命题本身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在多次国际或国内学术讨论会上，作者听到一些学者对是否存在“亚洲有立宪主义吗”提出疑问，更有学者提出：所谓亚洲立宪主义政治哲学的命题实际上是为权威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对亚洲立宪主义学术命题的各种批评或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争论实际上是学术范畴之内的问题。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宪法实践的发展并没有纳入到整个学术视野之内，人们的学术评价往往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我们生活在亚洲，却对亚洲社会结构与宪法的存在形式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无法树立亚洲人的主体意识。因此，在宪法世界中关注亚洲地区的宪法实践，在世界宪法学体系中把亚洲宪法学纳入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宪法世界和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会受到影响。至于如何评价立宪主义在亚洲的实践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宪法文化的多样性趋势的发展，有关研究亚洲宪法的成果不断出现，举办了一些与亚洲宪法有关的区域性或国际性会议。但从宪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与趋势看，对亚洲宪法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的，缺乏必要的学术关注，与西方宪法相比较，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基于这种状况，深入研究亚洲宪法以及立宪主义的理论对推动亚洲法治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认为，无论从外国宪法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还是从亚洲各国相互交流与合作的需求看，研究亚洲立宪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首先，有利于树立亚洲人的主体意识，以文化相对主义角度反思立宪主义发展历史，确定亚洲立宪主义的历史方位；其次，非西方社会宪法制度与宪法理论的研究是比较宪法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亚洲宪法又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立宪主义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所积累的治理国家的经验与各种规则等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亚洲立宪主义的研究会产生积极的实践价值。我们知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伴随与之相适应的立宪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根据一定原则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立宪主义经验固然重要，但从立宪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文化与现实功能而言，来自于亚洲立宪主义的实践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地处东亚，有着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应认真研究亚洲宪法发展的经验与过程，借鉴其教训与成功的经验。第四，在国际化时代，对外政策与宪法的价值联系越来越紧密，合理的外交政策直接受宪法价值的影响。与亚洲各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和谐的亚洲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积极而主动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各国宪法制度加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学界重视研究亚洲宪法问题，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西方立宪主义价值体系反映了西方的文化与经验，虽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识性价值，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可以在平等交流中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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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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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理解

1. 关于“图式”。图式”是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图式”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或者把它看成学生大脑中存在的知识框架或组织结构。它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寓言故事来进一步理解图式这一概念。

水中的鱼没有去过陆地，它不知道陆地上的牛长啥样。有一天，鱼的伙伴青蛙，刚从陆地回到水里来。

于是，鱼就问青蛙：老兄，你这次去陆地看到什么了，快跟我说说。

青蛙说：我这次去陆地看到了牛。

鱼问：牛长啥样？

青蛙回答：牛的肚子下面长着四条腿。

鱼感到很惊讶，它边嘴里嘟呶，边想：怎么？肚子下面长着四条腿？那会是什么样呢？

于是，牛的大致轮廓（图式）就在鱼的脑海里出现了。

鱼想象到：牛的样子应该是鱼的肚子下面长出来了四条腿。因为在鱼的认知结构里，只有鱼的轮廓（图式），所以，鱼想象牛的样子时，只能在鱼的形状的基础上，在鱼的肚子下面长出四条腿。

想到这里，鱼也很有成就感。

于是，鱼继续问：牛还有啥特点？

青蛙回答：牛的头上长了两个角。

这时，鱼就更有成就感了。它想象着：在鱼的形状的基础上，鱼的头上长着两个角。到此，牛的样子在鱼的脑海里基本形成了。它似乎在它的认知基础上认识了牛。

这里讲的就是人对事物的新的认识是在其认知基础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是离不开已有的认知基础（图式）的。

2. 关于“同化”、“顺应”和“平衡”。图式的形成和变化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本质。而学生的有效学习正是在同化、顺应和平衡的过程中，通过对图式的影响来实现的。

（1）“同化”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或积累的过程。就是把新知识列入到大脑已有的图式中，使这些知识成为学生大脑中知识的一部分。

很多上了些年纪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五六十年代常用的一种搪瓷杯，它是圆柱型的，侧面有手柄，上面有个盖子。通常白色的侧壁上还会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这是人们脑海里印象很深的关于“水杯”的概念。它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图式”。

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很多种盛水的用具，其中一种是纸质的，圆柱型的或者是倒圆台型的，以白色居多，少有五颜六色，侧壁上没有手柄，上面也没有盖子。这和以前的搪瓷水杯有很大的不同。难道说，这也是水杯吗？是的。它是水杯！

假如我们脑海里已有的水杯的概念是那个搪瓷的水杯，那么现在，我们要接受这个纸质的水杯这一概念。这就是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同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把纸质的无手柄、无盖子、倒圆台型的水杯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所有信息，都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从而形成了搪瓷杯和纸质杯都是水杯这一新的认识。

（2）“顺应”是指学生在学习某些新知识的时候，会感到与脑海中已有的知识相冲突，于是必须对新知识进行新的认识，这样才能使大脑“顺应”这一由旧知识变成新知识的变化，从而获得更新的知识，进而完成大脑中对已有知识的更新、变化、发展。

对于倒圆台型的或者圆柱型的，玻璃质的，有很厚的底和侧壁，高度大约在2～3公分左右，边沿儿上还会呈现出波浪形状的花纹儿的物体而言，尽管它也无手柄、无盖子。可是，它是水杯吗？谁要是硬要我们认可它是水杯，那就是强人所难。那么，在遇到这样的物体的时候，人们的认知结构就会因为它与已有的认知基础（关于水杯的概念）不同，而受到冲击，这就需要人们改变已有的认知结构，需要在自己已有的认知基础上，再新增加一个概念，那就是“烟灰缸”。而这个过程，就是“顺应”的认知过程。

由以上描述不难理解，“同化”是在增加大脑中的知识，搪瓷杯、纸杯都是水杯，只不过是增加了个“纸杯”而已。而“顺应”则是在改变大脑中的知识的结构，水杯和烟灰缸是两个概念，而烟灰缸是新增加的概念。由搪瓷杯扩充到纸杯就是增加了同一概念的不同形状；而以水杯为基础，认识烟灰缸，则是在增加新的概念。

“同化”是知识量的积累，而“顺应”则是知识质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