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二战结束后短期内日本经济状况

日本的战后经济是开始于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经济遭受到重创，当时的日本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生产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战后的日本面临的严重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粮食严重短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第二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失业者的大部分为军人、生产军用物资的工人以及从海外回国的人。第三是通货膨胀现象严重。战后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生产力遭受重创，供不应求，因此物价暴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及原因

（一）经济复兴阶段

日本的经济复兴阶段为1945年至1955年。经过这一阶段，日本工业的潜在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即将生产重点放在煤炭上，再将生产出的煤炭用于生产钢铁，再以此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一政策为日本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此外还采取了道奇政策，其具体措施为：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强化税收，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这一政策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下日本政府进行了“三大经济改革”，即财阀解体，农村，劳动体制改革。这三项改革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同时也向日本引进了各种经济政策，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大幅度带动了日本经济。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军备供给地，日本的出口额大幅度增长，及时缓解了过度的财政紧缩政策带来的商品积压的不良影响，而且扩大了经济规模，1951年国民总生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平。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为5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为1956年至1973年。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甚至在1955-1970年的15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都在10%以上，被世界称之为“经济的奇迹”。

首先，是较高的贮蓄率，日本民众将剩余财产存入银行，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银行将钱借给企业，企业购入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然后利用这些性能良好的机器设备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年轻劳动生产力也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此阶段劳动力不仅丰富而且劳动力的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高中毕业生达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60%左右。战后日本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美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大大改善了日本的生产技术 。另外，日本特有的经营体制的形成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阶段日本的企业大都采用终身雇佣制，可以在一个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不会被辞退，因此企业员工都是自己与公司为一体，抱有为公司发展奋斗终生的决心，干劲十足。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主要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个方面。财政政策方面：在5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加强完善了铁路和码头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由交通运输问题带来的商品积压的问题;日本政府还实施了税租特别措施和提供补助金等政策，通过对企业减少税收、发放补助金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成为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坚强后盾。金融政策方面：日本银行采用了很低的利率，为企业的融资减轻了负担，另外还限制海外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将银行的贮蓄广泛用于国内企业的投资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确保了足够的资金。

（三）经济稳定发展阶段

日本经济的稳定发展阶段为1974年至1985年。

1973年11月由于中东战争的爆发，石油价格飞速增长4倍，这对于原材料大量依靠进口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次打击下，日本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甚至在1974年出现了战后以来首次的经济负增长，由此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转为稳定增长。另一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急刹车的原因是贸易摩擦的激化，此前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存在，但在日本经过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开发新技术之后，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使一向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步步紧逼，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导致日本国内经济政策发生改变，为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留下隐患，其影响遗留至今。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日本经济仍能稳定增长的原因有日本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开发新技术，扩大对外贸易。

由此日本经济在此阶段内停止了高速发展，开始转为稳定增长。

（四）泡沫经济阶段

日本的泡沫经济阶段为1986年至1990年。

在此阶段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此外，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帐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许多人认为造成泡沫经济的原因是“广场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是由于“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采取的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造成的。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对由此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度担心，日本银行采用了极低的利息政策，从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个月里，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大幅降低到2.5%，导致投资热潮，资产价格暴涨，出现泡沫经济。

（五）经济衰退阶段

日本经济衰退阶段为1991年至2000年。

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7、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过剩，由于泡沫经济阶段大量的投资导致日本的许多企业在此时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供大于求，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科技创新的后劲不足。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引进欧美国家的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和创新而取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因此，在当今需要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日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后盾。三是金融机构存在巨额不良债权。“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权包袱。到1998年9月末，经审核，日本所有银行不良债权总额高达730270亿日元。这使得银行不愿意向企业贷款，并干方百计地收回以前放出的款项，从而造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筹资困难，致使许多企业破产。

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篇2

在新一轮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医院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需求都必须进行战略规划转型和内部管理改革。约束理论作为从生产领域引入管理会计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医院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下大型公立医院由“向外扩展型战略”转向“向内精细化管理战略”转型期，基于约束理论基本步骤的资源配置分析，是医院进行战略规划和内部管理的重要依据。

一、 约束理论概述

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TOC），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物理学家Goldratt博士在最有生产技术（OPT）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套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实践中企业的生产系统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资源链，在所有投入到生产系统中的资源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控制着整个生产系统的有效产出，具有这样特点的资源就是瓶颈资源。TOC是一套改进解决约束的流程，基本步骤包括：第一，找出企业的主要瓶颈或约束资源。第二，寻找突破瓶颈的办法。要求企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制约的资源，提高制约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使企业的产出最大化。第三，使得所有其他活动资源配合企业在主要约束因素下的活动。第四，提升约束条件的能力。第五，重复上述步骤。

二、 约束理论在医院A战略规划的应用

（一）公立医院A的基本情况

医院A创建于1946年，是该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医院建筑面积近23万平方米，现有住院床位数2 729张，年出院病人11.06万人次，年手术量达到11.1万台，年门诊量约439万人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医院A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总体改造阶段。1992年至2002年是医院A的总体改造阶段，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的建设和落成，大型医技检查设备的落户和启用，为医院A下阶段的高速发展和扩张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和扩张阶段。2003年至2012年医疗需求快速增长，在整个公立医院呈现出偏好规模扩张的行业趋势下，医院A经历了高速发展和扩张的十年。十年间平均开放床位增加了48%，出院人次增长了131%，门诊人次增长了67%。

第三阶段，成熟阶段。经过十年的总体改造和十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医院A规模已接近最大化；受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的影响，医疗服务工作量增长速度放缓，见图1。因此，2013年至今医院A逐步开始探索“由内向外”的发展战略，探索“优化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精细化发展途径。

（二）约束理论在医院A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

医院A近十几年的发展规划和历程，也是约束理论在医院规划和布局中应用实践的历程，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资源，医院A遵循着约束理论的基本理念进行医院整体资源的规划和配置。

第一阶段，床位资源瓶颈期。

2000年以来，整个医疗行业呈“井喷式”增长。面对社会医疗需求的增长，处于高速发展起步阶段的医院A，面临外部医疗行业的变化，床位资源成为医院业务发展主要约束条件；床位资源的不足一方面影响必要医疗服务的提供，另一方面导致病源的流失和行业地位的下降。新住院大楼的全面投入使用，保健大楼的落成和全面启用成了突破床位约束资源的主要途径，2001年至2004年间，平均开放床位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平均开放床位由1 351张增加至1 871张，增幅达到38%；住院人次也实现了相应增长。

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瓶颈期。

2001年至2004年以来医院A的床位资源扩张实现了医疗服务量的高速增长，在人力资源的配备未能与逐年扩张的床位和逐年增长的工作量相匹配时（2001年至2004年人员数量年增幅仅为3%），一方面人均工作负荷过高影响职工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医疗纠纷隐患，引发医疗安全问题。2006年起，医院A 开始积极推行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引进人才，2005年至2009年，人员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员工人数由2005年的2 854人，增加至2009年的3 758人，增幅32%。

第三A段，手术医技类平台科室瓶颈期。

随着床位资源、人力资源瓶颈的逐步打破，手术医技等平台类科室的对医疗业务的约束逐渐凸显出来：随着近年来医学检查化验等诊断手段的高速发展以及疑难病的逐年增多，伴随医院A门诊量、出院人次的逐步提高，平台类科室运转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部分间医技检查科室（如放射CT室、放射MR室、超声科等）的排队等候时间最长达到一周至一个月，一方面影响了医疗诊断、治疗的及时性，导致部分病源的流失；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床位周转效率。以心脏超声科为例，2009年至2014年心脏超声科检查人次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平均预约等候天数从2009年的3.6天增加到2014年的10.65天，增幅高达196%。

三、 基于约束理论的医院A资源配置分析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医院A（2003年至2012年）基本沿袭着粗放式资源配置模式，即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规模的扩大、服务量的增长和医疗收入的迅速增长。前两个阶段的瓶颈期均通过直接增加资源投入的方式解决，最终使得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不足，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闲置与浪费并存，运行一段时间即产生新的约束资源。现针对医院A第三阶段面临的手术医技类平台科室瓶颈期进行医院A的资源配置总体情况分析。科室现将不同床位规模下，部分手术医技类平台类科室的资源配置和工作量情况列示如表1。

按约束理论的管理步骤，为解决现阶段医院A的瓶颈问题，建议遵循约束理论的基本步骤，解决瓶颈问题：

（一）瓶颈的识别分析阶段

医院A应该根据现阶段工作量和运营现状寻找医疗流程的瓶颈环节。如前文所述，2010年以来，部分医技检查科室（如PET中心、放射MR室、超声科等）的排队等候时间最长达到一周甚至一个月；影响了医院的运营效率，也造成了病源的流失和临床诊治的延误。从表1中2004年以来的工作量增长数据来看，在病人排队等候时间逐年延长的情况下，以上医技检查类科室的工作量增长率（10%以上）均超过了门诊、住院人次的增长率（4%、7%）；说明此类科室的瓶颈现象并非科室工作量下降导致，而是客观上在医院整体医疗流程上出现了瓶颈环节――医技检查环节（部分医技科室）。

（二）寻找瓶颈环节的瓶颈因素或约束资源

找到医疗流程的瓶颈环节后，需要进一步识别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从资源的角度来看，约束资源包括人员、设备和房屋，因房屋资源相对紧缺且医院整体改造后相对稳定，调整空间有限，因此本文暂不对房屋资源进行分析和讨论。根据表1所示，近11年来，医技科室资源配置的增长情况来看，人员配置的增长远低于医技科室工作量的增长，可推断人力资源为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

（三）基于瓶颈因素调整短期医疗计划

短期内，在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为缓解医技类科室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需要其他医疗环节配合瓶颈环节相应调整医疗行为习惯，包括：对各类科室开单的医技检查项目的阳性率进行分析，敦促门诊、住院科室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开单，严厉杜绝滥开检查、化验处方；另一方面，加强辅助类科室如输送中心对检查病人的输送和衔接，避免出现部分时间“机等病人”，部分时段病人集中前往检查科室的情况。从医技科室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可以增加运营时间，如夜间、周末加班，集中处理积压的等候病人，但因人力资源限制，很难长期保持人员的超负荷劳动，因此仅能作为短期的解决手段。

（四）基于瓶颈因素调整长期战略资源规划布局

长期来看，在医院进行下阶段战略资源规划时，重点关注对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的投入；根据第二步的初步分析，可考虑人力资源的配备上，加强对瓶颈科室的倾斜。同时探索建立资源配置规划分析表，在医院整体战略规划、资源布局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工作量和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医院未来战略规划方向，建立医院资源配置规划模型，如表2所示，作为医院未来资源配置的战略规划依据。

四、 结论和建议

（一）约束理论是公立医院进行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政府卫生资源下沉、大型医疗机构规模受限的医疗改革方向下，在社会公众就医的期望值逐年提高的社会因素影响下，一方面，无论从大型公立医院拥有的医疗资源，还是病源资源来看，大型公立医院垄断地位在未来将逐渐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大型公立医院的公众满意度、医疗服务质量和便捷情况、内部资源使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基于以上外部环境因素，大型公立医院的发展战略应逐渐由“向外扩张战略”逐渐转向“向内精细化管理战略”，即在规模受限、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医疗政策限制等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改进内部流程，提高运行效率。因此约束理论是现阶段公立医院进行长期规划和短期决策的重要依据。

（二）约束理论在医疗机构的应用应基于定性分析和定量论证，寻找和识别瓶颈资源，再通过对瓶颈资源供给的增加和对瓶颈资源需求的减少等长短期决策解决瓶颈问题

在医院发展的初期，基于约束理论的定性分析判断即可发现瓶颈、提出解决瓶颈的方案；但随着医改的深入，医院的发展，若约束理论的应用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粗放式资源配置，缺乏系统全面的资源配置分析和论证体系，则必然难以单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解决阶段性瓶颈问题，将势必导致医院内部整体资源利用不足，资源分布不合理，闲置与短缺并存，短期内仍会出现新的瓶颈资源的问题。因此，在医院现阶段发展情况下，需要在t院各项资源投入和产出量化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约束理论的基本管理步骤，进行医院的战略资源配置规划，并从瓶颈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三）建立全面的管理会计分析和决策系统，为医院战略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方案和建议

避免以往的“拍脑袋”管理决策和粗放式战略规划，围绕医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结合外部环境信息、内部管理信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搭建全面的医院管理会计分析和决策系统，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成本分析，业务流程分析，基于分析结论提出管理建议和决策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白明.基于约束的生产系统再造及评价方法[J].工业工程，2005，8（5）.

[2]朱海丽.浅议管理会计在医院中的应用策略[J].商业会计，2012，（22）.

[3]郑阳晖.大型公立医院扩张型战略模式原因分析[J].中国卫生济，2012，（12）.

篇3

引言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密切联系，随着这种联系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也不断转型升级（周维富，2010）。同时经济全球化不断改变着各个国家的社会分工，这种国际化的分工趋势不断地推动着我国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刘玉、孙文远、任志成，2010）。全球经济化不仅为我国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带来全球化的经济风险。我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化解几次全球规模的金融或经济冲击，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确有其独特之处，以维持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地高速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总结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有30余年历史，我国经济在过去的30余年之中，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发展态势。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我国GDP至2010年已高达401202.00亿元，相比1978年的3645.22亿元，翻了110多倍，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按照我国GDP和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变化，可以将我国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起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1987年），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就是农业经济发展。包括全国范围内实施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拉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在此阶段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也处于较低水平（吕延方，2009）。

GDP提速发展阶段（1988-1995年），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我国GDP增长较上一阶段出现了明显提速，我国农业经济虽然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受到耕地面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但在此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发展态势，服务业经济也开始启动。在第二发展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增长速度逐年增加，但是增速并不大。此外随着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以及社会需求的增长，消费价值指数快速上升，我国经济逐渐步入通货膨胀时期，治理通货膨胀成为了维护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经济发展速度回落阶段（1996-2002年），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这主要就是由于我国政府开始重点治理通货膨胀，通过国家调控政策将经济发展降速，以求中国经济软着陆。但是由于经济治理缺乏经验，国家调控政策过于严谨，我国在这一时期一度出现通货紧缩。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需求明显不足，通货紧缩日益明显。随后我国调控重点又转向了扩大内需，促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随后逐渐松绑的货币政策，为我国后一时期的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筑经济爆发式发展（2003年至今），根据我国GDP和其他经济指数统计显示，2003年至今，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加，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这一阶段，我国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了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随后又转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随后我国立即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保证了我国经济平稳度过金融危机。在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价格指数必然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我国的蔓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产业结构的巨大影响；其次，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总量高速增加；最后，我国政府的调控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不断上升，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全球化经济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历程，以及我国经济机构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农业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起总体上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工业经济稳步发展，服务业经济则总体上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我国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发展态势，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仍不发达：首先，我国工业所占比重依旧过大；其次，我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偏低。我国经济学家张晓明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张晓明还对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了实证研究。张晓明（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业产值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2.4850个百分点；工业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2.8720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3.005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服务业占我国GDP比重增加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工业、农业相对次之。

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外贸易发展能够化解我国的产品结构性过剩或结构性短缺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产品结构升级优化之后，传统产业结构生产能力必然会出现过剩，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将我国的生产能力过剩与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短缺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国家生产能力过剩与我国生产能力短缺结合在一起，实现全球化多赢。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吸引而来的FDI，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创造了新的契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FDI的到来不仅填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同时更广泛扩展了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提供了强劲动力（袁晓玲、杨万平、叶林，2008）。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发展平台和更先进的技术支持。

第四，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贸易，如承接外包业务、开拓世界市场，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经济产业升级优化速度。正是由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优势，因此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不断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

我国就业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从事农业人数占中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为70.5%，随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业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降为36.7%，而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自1978年开始，就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一直低于农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93年之前，我国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始终高于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直到1994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才开始超越工业就业人数比重（何兴容、谷鸣、凡福善，2010）。这说明我国就业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几乎同步演进，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也在同步优化升级。经济学家葛雨飞（2010）通过对我国1978-2007年的就业机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进一步刺激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就业机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

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遇到了新的契机，而这一契机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广泛参与全球化分工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国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我国经济学家藏旭恒、赵明亮（2011）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分工，在总体上对我国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有所降低，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却在逐步增加。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经验和理论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不仅直接作用于我国的就业结构，同时也在作用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之后，由经济产业结构再次作用于就业结构，从而多方位地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贸易中，我国出口产品均为初级产品，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结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由初级产品转变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初级产品出口比例不断降低。而我国进口产品则表现为一种与其相反的发展态势，进口初级产品比率不断上升，进口工业产品比率明显下降。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变，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发展而不断优化的发展态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十分重视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Galina An等人（2004）就曾对全球86个国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一个国家出口产值增加，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必将成倍增长。这也进一步说明，如果一个国家科技水平提升，而在其他因素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出口产品附加值必然上升，而进口知识和科技的产值必然下降，明显提高国家出口产值，增加国家国民收入。例如，我国学者佟家栋就曾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产品总体科技水平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袁晓玲等人更是通过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协整理论、方差分解技术等现代经济原理，对我国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等大量数据以时间为序列进行了平稳性分析，最终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和谐的发展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对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我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出口贸易。而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之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断攀升，我国进口贸易结构必然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升级。也只有不断对我国对外贸易实施优化升级，才能在抵御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风险的同时，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契机，将我国经济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1.周维富.经济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的影响[J].国际贸易，2010（2）

2.刘玉，孙文远，任志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10（5）

3.吕延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7）

4.张晓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9（2）

5.袁晓玲，杨万平，叶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的因果关系检验[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篇4

功能性食品一词最早于1962年由日本提出，我国称之为功能性食品或者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功能性食品经历了3代的发展。第1代功能性食品是根据基料的成分推断产品的功能，没有经过验证，缺乏功能性评价和科学性。第2代功能性食品是指经过动物和人体实验，证实其确实具有生理调节功能。第3代功能性食品是在第2代功能性食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功能因子结构、含量和作用机理，保持生理活性成分在食品中以稳定形态存在。

我国功能性食品的发展现状

我国功能性食品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起步阶段（2 0世纪8 0年代初～80年代末）：保健食品主要是以滋补品为主，而且大部分是以酒为载体的药酒；②成长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1世纪初）：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保健逐渐成为时尚，保健食品行业进入快速成长阶段；③信任危机阶段（2001～2003年）：保健食品行业连续发生负面事件，消费者对保健食品信任度不断降低，保健食品行业陷入暂时的危机；④复兴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的SARS让消费者重新建立了对保健食品的信心，需求有了极大的增长，同时国外保健食品巨头纷纷以高姿态进入直销，整个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行业产值为300亿元，2004年增长到400亿元，2005年超过500亿元，近些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均在20%以上。

我国功能性食品发展至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也逐渐被消费者关注和青睐。目前，我国功能性食品发展现状具有以下特征：

（1）企业数量较多，企业规模正在增大

虽然我国保健食品企业的总体规模偏小，但这一问题正在逐步改善。截止2010年年底国内约有2000家保健食品企业，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占1.45%，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至1亿元的中型企业占38%，投资在100万元至5000万元的企业占6.66%，投资在10万元至100万元的小型企业占41.39%，投资不足10万元的作坊式企业占12.5%，大中型企业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2）产品数量较多，种类丰富

截止2010年8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10606个保健食品，其中国产保健食品为9971个，进口保健食品为635个。2010年前7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427个保健食品，其中营养素补充剂115个，功能类食品312个。在中国保健品原料中主要有植物类、动物类、真菌类、益生菌类、生物活性物质类几种，保健品种类相对丰富。

（3）新产品开发卓有成效

近几年新产品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数据显示，仅2010年，批准的新保健食品数量就达550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半乳糖、赤藓糖醇等功能糖（醇）为配料开发的新产品。

（4）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国家和企业都已经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政府设立专项研究课题，加大对保健食品财政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通过产学研合作研究，或者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攻克了一批技术难题；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使得保健食品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5）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我国功能性食品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2009年功能性食品年产值1000亿元，销售额已跃居全球第2。2010年5月功能性食品进出口额2888万美元，同比上升55%。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市场需求仍在继续增加。由于肥胖病、亚健康、老年病发病率的上升，以及亚健康状况的增多，使得学者和大众更加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因此对功能性食品的需求持续增加。

（6）国家支持力度不断增大

慢性疾病预防已经纳入国家“十二五”目标规划中，成为我国预防医学的首要目标。政府将在这方面持续加大公共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将表现在健康意识的大幅提升和保健消费预算的增加。

（7）6大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的功能性食品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正是处于这一阶段，使得功能食品发展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①消费地区分布不均匀：中国保健食品消费的主要区域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其他地区分布很少。②产品类别集中：产品主要集中在免疫调节、排毒养颜、健脑益智、减肥、补肾等方面，与目前一些发生率较高的亚健康类疾病相关的保健品很少，大部分还处于研究阶段。③企业规模较小，研发投入不够。上规模公司所占比例较少，企业在资金实力、创新技术和营销模式方面仍然有待改进。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大企业产品质量有保证，但是也有一些企业产品品质有待提高。⑤国外品牌的挑战。国外品牌保健品强势进入中国市场，本土品牌面临激烈的竞争。⑥功能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更加科学、严禁的功能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备。

功能性食品的发展趋势

（1）产品更具有针对性

首先，产品开发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企业越来越关注针对不同人群开发不同功能性产品。根据个人年龄、性别、饮食状况、基因、健康状况、生理活跃水平的不同，提供独享的个性化营养健康解决方案。其次，功能食品之功效也更具有针对性。

（2）第3代功能性食品成为研究的重点

功效经过动物和人体实验证实，功能因子的结构、作用机理清晰，含量明确，并且活性成分能够在食品中保持生理活性的第3代功能性食品将受到消费者的认可，这类产品的开发将是今后功能性食品研究开发的重点。

（3）充分利用传统植物提取物资源

发挥中国药食同源的优势，开发具有良好的药食同源性的传统植物，如银杏红景天、人参等，使这些功能效果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资源成为功能食品开发的原料来源。

（4）保健知识和健康理念宣传成为重点

随着保健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和成熟，产品销售及消费不再只靠广告宣传来吸引消费者，而是更多的传播保健知识和健康理念，让消费者通过自己获得的保健知识去选择适合的保健产品。

（5）管理更加规范化

篇5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有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说。

“经济调整在很多时候是在看不见的领域进行。比如制造业有一些下滑，但同时部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进行，质量在提高；又如，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破坏性创造正在进行当中，这其中既体现为互联网经济和服务业的增长，也有传统产业的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三室主任刘培林告诉《财经》记者。

6月下旬，刘培林曾赴江浙两省调研“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专题。在他的印象中，很多产业的此消彼长，需要更严谨的数据和现象结合的分析。

而对于从2010年就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曾在2011年就“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进行专项课题调研。随后形成的报告中，刘世锦对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判断，几乎与事实上的GDP增速大多吻合。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结论中，对于此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不同于多数经济学家的技术解释。 中速增长的技术追赶解释

刘世锦之所以在2011年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增长收入陷阱进行专项调研，源于这样一种担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课题组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调研发现，即便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速也开始下台阶。并且在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中，会伴随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变化：下台阶之前，工业产出占GDP比重高、投资占总需求比重高、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增速下台阶后，工业产出占GDP比重和投资占总需求降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放缓。

对这一描述，几乎符合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和2010年之后的增速下滑，以及相伴而生的各类现象。

最近由刘培林参与的国研中心“增长阶段转换：成因、挑战和对策”课题组，则在前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理论。

调研发现，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同时，一个推断是，决定后发经济体追赶潜力进而增长潜力的最重要变量，是其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距离，而非与前沿国家的（绝对或相对）收入差距。

调研还发现，“经济追赶”的背后是“技术追赶”，因此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平台期技术水平也应有持续的高速增长。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年-30年，即使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的产出效率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一个数据支撑是，在1978年-2009年，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16%，对人均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7.89%，TFP是最重要的增长源。与日本、香港、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追赶时期的TFP增长及贡献率相比，中国增长的“技术含量”实际都要更高，这并不支持所谓中国以往增长是“粗放式增长”的说法。

高速增长有周期。到了技术追赶中期，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特征。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换，而后者只有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才会发生，因此，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阶段转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

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增长的逐步下滑。在课题组看来，这一中速增长是完全符合东亚五国曾经出现的类似增长规律的：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10年-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

中国2009年TFP水平接近美国的40%。而那些有过持续高速增长的追赶经济体在增长减速时的同一指标都远高于此，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从上述解释框架看，中国现阶段的中速增长虽然有风险，但其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其核心，是保持继续改革，并将创新驱动的制度设计引入国家政策，从而实现中国的技术追赶和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中速水平。“最重要的是实现鼓励创新、鼓励创业、鼓励创造的制度。”刘培林表示。 寻找技术爆发力

如果从技术追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现有增长速度和特征的逻辑，就不难发现，技术升级，创造性破坏，以及以互联网经济为主体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就会自然成为下一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定要保护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创新。”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告诉《财经》记者。在他看来，以余额宝、微信支付、网络小额信贷等产品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金融结构演化。他很担心监管当局会对这些创造性破坏的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削弱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

阿里巴巴研究院出品的《增长极：从新兴市场国家到互联网经济体》报告，则对创新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建议：鼓励各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创新型金融服务；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与变革，建立完善促进信息生产力、互联网经济体及电子商务经济体发展的制度环境。

“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北京的私人投资者郑旭光告诉《财经》记者。郑旭光最近在网络上推出了一款叫做“喜来快递”的微信服务号和公共号。这个产品类似于快递业的“滴滴打车”，只要寄件人在微信上有这款产品，就可以让最近的快递员上门取件。而这款产品由郑旭光投资此前的喜来快递物流公司而来。但他和其他互联网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最大的担心一样，“如果有人快速模仿这个产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快递行业是因为互联网而迅速改变和增长的传统行业之一。根据国家邮政局6月13日的《2013年度快递行业市场监管报告》，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同比增长61.6%。

根据前述阿里巴巴研究院的报告，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为8.2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预计接近50万亿元，约为2010年的10倍。

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过10万亿元，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3%；电子商务服务业规模将达到4万亿元，支撑超过30万亿元的电子商务应用。

“互联网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既要看到其对传统产业尤其是商业零售企业的冲击，但也要注意其对传统行业的加速整合和带动。”刘培林认为。

互联网经济的技术追赶之外，中国制造业等产业的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14日，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向国务院总理建言，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质量和技术问题，以及竞争公平性。她表示，国家此前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容易带来寻租交易空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据格力电器2014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246.67亿元，同比增长11.62%。而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4年1月-5月中国空调市场稳步增长，零售量规模达到2039万台，同比增长11.2%，零售额规模达到709亿元，同比增长11.3%。

国务院总理在7月14日接见六位企业负责人时表示，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更包括体制创新，要改革调整企业管理方式，从过去“拼价格”变为现在的“拼质量”。

一个数据是，中国制造业经济效率低于规模增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般在35%，中国只有20%左右。

篇6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呈现高速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满足人们现代生活需求、引领新供给新消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主要包含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创意设计、VR（虚拟现实）、在线教育七个细分领域。

2009年是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界碑，此前这一产业在中国处于萌发状态，此后随着国家不断推出政策促进和大量科技相继加入，而加速发展。

《报告》对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概况、长三角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指数进行了专业解读。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已集聚了36948家企业，同比增长13.8%；从业人员384万，同比增长13.1%；产业规模达5939.85亿元，同比增长22.9%。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

《报告》还对2009年以来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作了一次系统梳理。指出数字创意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将持续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增长、引领社会风尚提供有力支撑和有效供给。

这一产业呈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

相比欧美，中国尚有十多倍差距

近年来，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不断突破创新，成为信息服务业中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并引领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报告》深入分析了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情况，为中国企业的决策者提供了参考：目前数字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英国高达8%，中国仅为0.7%，有着十多倍差距；全球音乐的15%、视频游戏的16%来自英国，全球影视票房收入的1M3归于美国，全球60%的动漫制作来自日本……

这些数据表明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上，中国既有较大差距，又有巨大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受众众多，市场庞大，具有后发潜力。

数字创意产业渐成长三角经济发展主动力

《报告》对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整体和区域发展状况做了全面客观分析。其中的2015年数字创意综合指数显示，获得区域排名前三的依次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已经呈现差异分布格局：长三角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珠三角成熟稳定，京津冀则有分化，河北发展程度偏低。江苏省数字创意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北京、广东等发展较为成熟稳定的地区相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综合指数还显示：北京市在政策扶持、产值占比、文化普及和工作薪资等方面表现突出，综合指数居于榜首；上海市需求指数排名第一，文化娱乐消费意愿较强；广东省企业指数居于首位，营收能力旺盛；江苏省要素指数、企业指数均高于平均值，政策和技术环境、企业数量和营收规模可观。另外，江苏省在政策扶持、科研人才和企业发展方面都排名前三，科研支出方面最为突出，说明江苏省高度重视创意产业研发，推动行业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主力。”《报告》认为，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这一可喜局面：三地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有着“经济效益高、创意基石多、文化特色浓”的良好背景，如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吴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三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加以扶持，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占地区GDP的比重均超过5%，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创新研发动力强，呈现多元化、开放性、融合发展的特点，如上海以“文创+旅游”为主，江苏以“文创+金融”为主，浙江以“文创+高端制造”为主；数字创意企业积极采用VR、AI等新型技术，如常州恐龙园文化以“恐龙人”为主题打造优质IP内容，《恐龙宝贝》、《米多龙》等作品赢得国内外市场。

从细分领域看发展寻商机

2015年中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达5939.85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VR增幅最大，达267.5%，显示其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和活力。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七大细分领域，目前呈现出“游戏盈利强，动漫衍生广，VR潜力劲”的外部特征。睁眼细看，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商机―――

网络文学：处于发展阶段，作为IP源头，提升机会大；

动漫：处于发展阶段，IP衍生市场潜力大；

影视：处于成长阶段，受众广泛，优质内容爆发力强劲；

游戏：处于成熟阶段，电竞、VR是其新增长点；

创意设计：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经济附加值空间大，但创意理念和水平有待提高；

VR：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大，高增速，但技术、产品和内容等有待提升；

在线教育：处于成长阶段，融合语音识别、直播互动、AI等技术可获得快速发展。

突破瓶颈，方能获得大发展

篇7

但悲观主义者质疑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保持追赶势头。他们认为，即使广义的经济制度问题不大，现有的发展模式也会使中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将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是中国式思维的典型，但已经实现了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难道真的比不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高速发展期内，从中央计划体制演变而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无疑有其过人之处，但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其最终结构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如果现有体制的某些方面无法支撑经济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反过来产生阻碍作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最好”的体制，而要看体制能否调整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关键是要确保经济体制能够许可全面的制度改革。

如果拒绝改革，没有哪种“最优”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长期发展。创造了后1945年的经济奇迹后，日本因其体制不够灵活、无法适应以全球竞争加剧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新阶段而进入到超慢增长阶段。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强劲。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批评韩国经济体制，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体制非常灵活，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经济弹性。

篇8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篇9

自去年底,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欧美日受债务拖累,经济形势仍不够稳健。2009年日本的名义GDP为5万亿美元,略高于中国此前官方公布的4.9万亿美元。目前各方都预测中2010年GDP增长9%左右。这样一来,2010日本将被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越,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而另一方面却是资源紧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介绍,中国石油市场是世界需求量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10年中国原油的需求量将达到3亿吨,原油需求缺口达到1亿吨,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将逼近50%。

还有,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 2009年世界排名106,相比之下,日本排第23,台湾43,俄罗斯53。

最近,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我国的基尼系数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他说,“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总结一下,国家实力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资源紧缺,老百姓比较穷,弱势群体庞大。这就是国家现状。

总理在今年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如果把社会保障也视为泛公共服务的话,针对当前形势的对策,就是两件事:优化经济和健全公共服务。

从技术的角度看,信息化经历了单机、局域网和互联网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在单机阶段,信息技术为个人提供信息服务,使个人优化的工作流程。在局域网阶段,信息技术为组织提供信息服务,优化了组织的业务流程。在互联网阶段,信息技术整个生态环境提供信息服务,优化了全生态的业务流程。

篇10

姜洋：建议加快期货法立法工作推动期货法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