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程度加深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老龄化程度加深，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现象。二战后，人口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安全，婴儿出生率提高，死亡率降低，即所谓的“婴儿潮”；第二，婴儿潮一代出生20-50年内，这些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出生率和抚养率急速下降，带动GDP的增长，被成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期间，随着医疗水平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认得寿命提高，从而为积累养老基金而增加储蓄，为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第三个阶段，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出生率的逐渐减低，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的作用逐渐降低，甚至又转变为人口负债。

我国逐渐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红利作用的逐渐减弱，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深远，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结构的影响

从供需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结构的影响。

（一）从供给角度分析其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迫使国家对相关的一些政策作出调整，政策的调整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使金融机构和一些金融工具的运营成本增加，促使金融机构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政策的变革作出调整，从而影响了金融工具的工具。

随着机构投资者的的规模优势和专业化运作突出，使未来的家庭投资趋向于这些机构投资者，实现资产的分散化投资，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同时还满足了老龄化人口对资产安全性的要求。老龄化人口将部分银行存款投向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即将个人的之间投资转向了间接持有证券类产品。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引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如实现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企业年金等的发展，这些都会促进我国契约式储蓄机构的发展。制度变革等在政策上的优惠，意味着增加了投资的收益，从而增加了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由于社保基金等对安全性要求极高，所以现在对这些基金的投资限制较为严格，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成熟，国家在政策上逐渐放宽投资的限制，提高了社保等基金对股票个证券的需求，从而促使金融工具相对地位的变化。

（二）从需求角度分析其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会促使我国人寿保险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人口的老龄化促使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了相应调整，是原来由国家承担的部分逐渐转移到有个人来承担，使得个人，尤其是老龄化人口需要更多的保险。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人寿与健康险亚洲区总监夏德礼的估测，我国所需要的人寿保险与人们实际拥有的保障之问的保证缺口为45000亿美元，超过了37万亿元人民币，说明了我国的寿险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夏淼，吴义根，2011）.这也就为我国契约式机构的发展提供巨额的资金来源，将进一步促进契约式机构的发展。

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个人金融工具需求的变化。在生命周期理论中，消费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计划消费和储蓄行为，已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和投资的最佳配置。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资产的安全性需求加大，必然会引起个人对储蓄选择的影响；同时人口的老龄化还会引起金融工具需求的变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对我国银行业存款业务的影响

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银行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存款业务的影响。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0.37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就会提高1.47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的国家（李鸿雁，王超，2008）。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的消费不断增加，而消费的资金来源即是年轻时的储蓄，从而说明目前储蓄的增加意味着将来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储蓄的大量流出，对未来商业银行的储蓄业务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二）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的影响

老龄化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贷款业务上。个人消费贷款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个人消费信贷给商业银行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由于个人消费贷款的群体主要集中在要抚养父母和孩子这一部分，进入老龄化，他们应对老龄化的能力非常脆弱，在家庭收支结构发生变化时，将会给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的还款带来相应的风险；同时随着房价的不断增加，出现不良贷款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

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

人口的老龄化与股票市场的回报低存在着尖锐冲突。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大，在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我国逐渐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与人口老龄化，将长期压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年轻的人口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人口老龄化则是抑制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在步入老龄化的中国，还存在巨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我国股市风险高、收益低，甚至不能为严重短缺的养老金投资提供优质服务。据计算，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是美国股市的2倍，平均收益率是美国的1/2（杜本峰，2007）。

老龄化还表现在对资本的影响上，如导致资本在国际上不同老龄化程度的国家之间的流动。不同国家的的老龄化程度不一样，这样就会使资本从老龄化程度大的国家流向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高效的配置资本获得收益。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龄化社会中人们对于商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我国保险市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属于低保障、广覆盖，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求，商业保险市场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力补充，市场化的商业保险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保险机构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成为越来越热门的一个险种。而人们为了使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也为了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会主动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这对保险机构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同时，由于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参保人数增多，保险机构需要支付的保险金总额和需要提取的准备金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运营资本、业务设置等如何与老龄化社会相匹配将是保险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五、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促进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口负债，有给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如何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制度的调整，如何创新针对老龄化的金融工具，如何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发展及获利，给我国的金融机构也提出了较为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夏淼，吴义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J].西北人口，2011，32（2）.

[2]杜本峰.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07，334（6）.

篇2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将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将不断下降。这是劳动力资源结构的一次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而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中国，必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是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步入这个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国0-14岁人口为22329万人，占总人口的16.4%；15-64岁人口为10058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9%，较2012年0-14岁人口增加了42万人，但比重减少了0.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增加179万人，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时影响总人口抚养比。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科学的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如何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呈现为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长率为5.21‰。2014年与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个人千分点，但近两年有所反弹；死亡率由下降转为增加趋势，5年共增长了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68个千分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率的降低明显慢于死亡率的增长，同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日本通过修订老年人就业法案和改革养老金制度，不断调整与退休年龄有关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水平，稳步地实现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于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面

（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造成对年轻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但有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老年人腾出的岗位未必适合年轻劳动力，即使延迟退休对待业者不会有直接的挤占作用，然而会产生间接挤占待业者的岗位，比如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后，虽然没有合适的年轻劳动力来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弥补，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空出的岗位可以由年轻劳动力来替补；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这处于不利位置，因为老年劳动者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从长期来来看，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对加深，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加之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并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延迟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劳动力继续发挥余热，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

（二）延迟退休对储蓄消费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储蓄率是不断增加的，这与中西方对于储蓄方面的观念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也是导致高储蓄的一个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无法在这个物价持续上升的社会中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们宁愿将钱存起来获得保障，也不愿拿来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缓慢进行。在高储蓄的中国，人均GDP却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因此，从理论上我们看可以分析出，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急剧攀升的情况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这必将导致市场中的消费情况日益减少，国民需求量降低，经济发展低迷。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深，老龄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以及储蓄额都会下降，对贸易、投资均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三）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中对于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上述各个增长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国在1929-1982中综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90%，而其中劳动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1.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程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老年人继续在原有岗位发挥余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

（一）合理配置和规划劳动力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因尽快建立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时可以立马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采取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态势。老龄化产业收益低、与政府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缺位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局面。中国作为发展大国更要努力做好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与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的最优结合。

参考文献：

[1]李军.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分析[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

[2]李洪心.人口老龄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丁英顺.日本延迟退休年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J].当代世界.2016.（7）：7374

[4]尚华星.论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34）：197198

[5]高见.老龄化、金融市场及其货币政策含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万美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3132

[7]Hongxin Li，Marcel Merette.Population Aging and Pens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 Computable 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alysis[J].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2005，3（3）

篇3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按国际标准，少年儿童人口比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老少比、年龄中位数四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的标准。2010年，朝阳区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由“五普”的10.9%下降到7.6%；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8%提高到8.6%；老少比由73.1提高到114.1；年龄中位数由34.6岁提高到35.1岁。四项老龄化衡量指标较“五普”均有所加深，说明朝阳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深化（见下表）。

人口结构更趋高龄化

如果将老年人口细分为60~69岁、70~79岁、80岁以上三个阶段，与“五普”对比发现，朝阳区老年人口结构更加趋向高龄化。数据显示，“五普”时全区60~69岁老人所占老年人口比例为66.2%，居主导地位，老年人口结构尚属年轻型。“六普”时，全区60~69岁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下降为50.6%，70~79岁和80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7.9%和11.5%，较“五普”时分别提高了10.7和4.9个百分点（见下图）。

外来老人加速涌入

从户籍地址来看，2010年朝阳区30.6万65岁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当中，京籍老人为2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91.5%；外来人口为2.6万人，占8.5%。与“五普”相比，京籍老人增加10.4万人，增长51.9%；外来老人增加2.0万人，增长3.3倍。从来京原因来看，外来老年人口来京主要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外来老年人口将逐渐成为朝阳区老年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4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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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6]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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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实施较晚，因此本文选取了1993年到2011年这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数据的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选取1993年到201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解释变量。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的研究则从城镇企业职工入手，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的影响。

计量模型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的来源与指标的选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而三者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因此建立半对数的线性回归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期间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对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

结论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7）、（10）式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长1%，平均来说可导致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0.87%，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影响均较显著，尤其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而言，老龄化的贡献率很大。当今世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支出与养老保险支出必然增加，这势必然会对我国的养老以及医疗造成严重的负担，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支付问题，甚至是支付危机问题。这是未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与养老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并没有研究老龄化对新型农村以及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政策建议

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面对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政府应承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计划，把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三种制度相结合，即所谓的“三支柱”制度[6]。适当增加对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社区医疗保健站为慢性病高发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检查服务；加强社区养老的方式，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真正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

第二，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危机[7]。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必然面临着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降低个人账户基金贬值的风险,应该制定专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办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资本市场则是资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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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098-03

1 引 言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各地区相继由成年型迈入老年型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张晓青(2009)测算得出1990年全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异系数为0.17,而在2000年及2007年已经分别扩大到了0.20和0.22。据甘肃省统计资料,甘肃省在1982年的人口结构属于典型的年轻型结构,到1987年,人口结构就进入了成年型,2000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结构。甘肃省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社会承受力还很弱的条件下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2009年的甘肃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4451.4元,而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5575.5元,低于全国水平,但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4%,人口老龄化物质基础相当薄弱。所以,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水平极不适应。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明显,省内各市州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显著,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嘉峪关市,65岁及以上人口达9.25%,而最低的张掖市也有4.05%。

老龄化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相比众多分析关于老龄化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影响变动的研究,考虑地域差异性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本文试图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问题。

2 文献综述

凯恩斯(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1954)提出来生命周期假说,货币学派代表人弗里德曼(1957)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霍尔(1978)提出了理想预期生命周期假说。这些学说奠定了经济学中有关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使得消费领域成为了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国内,学者们自1990年起就开始研究揭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影响。李子奈(1992)、厉以宁(1992)、臧旭恒(1994)等国内学者用最小二乘回归、序列相关分析、自回归移动平均误差处理和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等方法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李建民(2001)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并由此推动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稳定性、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并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王金营(2006)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在消费函数中增加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因素,可以分析预测未来的总体消费规律。

3 构建模型

3.1 模型建立及相关指标解释

本文在绝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构造消费函数模型。若已给定消费水平,那么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AC=ct×P(1)

其中,ct表示人均消费额,P表示人口总数,AC表示消费总额。但在现实生活中,平均每人享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ct并不是个常量,它受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于中年人。老年人更倾向于医疗保健产品服务的消费。随着年龄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一定种类或服务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收入及价格水平下,人口年龄组成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总需求及总消费水平的变动。因此,在研究消费及消费结构变动时,人口年龄结构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同时,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作为理论基础前提下,本文以描述消费性指标作为因变量,描述收入以及人口老龄化结构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相关指标解释如下：

（1）使用人均消费(Cons)作为因变量。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通常会使用总消费额或消费所占GDP比重作为因变量。本文考虑到甘肃省地域狭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较大,故选取人均消费额作为变量以期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模型偏误。

（2）使用人均GDP(agdp)作为收入的描述变量。这里没有选取GDP总量,是考虑到GDP总量取决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而人均GDP更能较好的反映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

（3）使用老龄人口抚养比(R＝老龄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作为人口老龄化结构描述变量,采用这一比值可以更加客观的体现社会上所需负担老龄人口消费的比例。

（4）从经济理论上讲,影响人均消费的因素很多,为简单并且使模型又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只将选取以上3个主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而摒弃人口总量、城乡收入结构等显著性不高的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构造人均消费函数为：

Const=β0+β1×agdpt+β2Rt+εt(2)

3.2 数据来源与选取

（1）年龄结构数据。联合国进行人口统计时,常以65岁为老年的起点。R表示甘肃省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即65岁及以上人口数除以15~65岁人口数量,以此作为反映人口老龄化的指标（见表1）。

（2）人均消费(Cons)和人均GDP(agdp)均采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来计算,这样就剔除了物价因素对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的影响,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人们实际的消费和收入水平（见表2）。

4 计量分析

“在宏观经济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包括总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在内的许多变量都遵循随机游走……突发性的振荡是……永久性的”(平狄克,1999)。因此,对于本文变量的设定,如果在模型中直接做回归很可能出现“虚假回归”结果,导致模型分析的无效,所以对于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必要的。本文通过Eview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4.1 序列平稳性检验 ――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基本回归形式如下：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变量cons、agdp和R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三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以后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I(1)。

4.2 模型的协整分析

由以上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其协整性进行检验,其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性较高,其t检验值分别为17.94和9.75。从协整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正,其系数与其他研究所测算的消费倾向数值接近；同时,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负,但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结论只是表明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短期波动中互相扰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为进一步揭示人均消费、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之间的短期扰动关系,VAR的脉冲响应分析是必要的。

4.3 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具体地说,它刻画的是在扰动项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由于Cholesky分解带来的方程顺序改变会剧烈的影响到脉冲响应,参考协整检验带来的灵敏性信息,本文选取的变量顺序是人均消费、人均GDP、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如下图所示。

老龄化人口抚养比与人均消费间扰动响应关系图

可见,当第一期和第二期老龄抚养比产生连续两期正的冲击后,人均消费呈上升趋势并逐渐成为正的响应,但是这些正的响应的边际趋势是减少的,并于第三期达到响应的最大正值。从第三期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

4.4 计量结果的对比分析

（1）从短期来看,甘肃省人均消费水平至少在5年内将会持续增长。根据申社芳(2010)研究认为,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慢于全国近5年,预计2016年,甘肃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0.12%,成为典型的老年型社会。因此笔者认为,甘肃省在未来的这5年中,老龄人口比重会持续增长。通过老龄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冲击可以看出,甘肃省至少在这5年中人均消费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究其消费水平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收入水平在不断上升。随着“十二五”规划明确居民收入增幅将会超过GDP,那么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会持续上涨,人均消费水平也会随之增加。二是,短期内甘肃省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末期,劳动力资源依然充分,可以通过充分打开“人口机会视窗”来增加物质生产,刺激人们消费。三是,人口老龄化能够带来老年人口这么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老年人消费需求的扩大会极大地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会使得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源转向老年人需求的产业,比如服务业、医药业、保健业等,因此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对第三产业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积极开发老年市场,大力发展银色产业。

（2）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甘肃省消费水平的变动不同于全国的情况。笔者对甘肃省的研究结论是,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三期之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而王森(2010)对全国的研究得出,我国老龄化因素对人均消费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效应或者负效应,而是正负效应的交错影响。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尽管短期的老龄化会给甘肃省的消费水平带来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甘肃省的物质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靠后,属于欠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因为高龄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衰退,会削弱开拓创新精神,进而也使得劳动力生产率下降。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影响消费水平。而对于全国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既有高老龄化水平且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低老龄化程度的地区。所以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的影响将会相互作用,呈现出正负交错的状况。二是,本文选用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老龄化的指标,王森(2010)选用的则是老少比。测算指标的不同也会带来以上结果的差异。

（3）鉴于甘肃省存在“未富先老”及各市州老龄化水平有差异化的特点,结合在未来发展中人均消费水平会先出现增长后降低的趋势,为了减小消费能力的降低对甘肃省的生产能力的影响,我们应在未来发展中充分打开甘肃省的“人口机会视窗”,尽可能的采取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以延长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正效应时期。

5 结 论

本文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得出人均消费、人均GDP与老龄人口抚养比例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三个变量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VAR模型的结果可看出,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之后出现负影响效应并趋于收敛。研究表明,伴随着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即老龄人口抚养比例的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渐减小,最终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希望本文能为我们正确认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找到积极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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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老龄人口的增多通过影响储蓄和消费基金进而影响积累基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老龄人口增多致使社会对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投入不断加大，社会养老、医疗卫生事业承受过重的负担。微观上，家庭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使得年青人用于养老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都大大增加，加大了家庭的养老开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还表现在对家庭其他成员时间分配方面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不平稳的特征，研究其变动特征的形成机制对解决老龄化中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二、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

通过比较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1、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程在不断加快

根据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类型标准，标准的老年型社会0-14岁少儿的比重应小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应大于7％，老少比应大于30％。2000年，山东省0-14岁少儿比例为20.85％，低于标准9.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03％，高于标准1.03个百分点，老少比为38.4％，高于标准8.4个百分点，完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山东省2007年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2007年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少儿比例低于标准14.93个百分点，老年比例高于标准2.61个百分点，老少比高于标准33.75个百分点，因此老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深化。

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2007年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9.61％，而2000年时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03％，老年人口比重年平均增长2.60％，远大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在老年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升高，所以山东省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2、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快，老年抚养系数高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根据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将65～69岁者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者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者称为“高龄老年人口”。山东省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必然伴随人口高龄化现象。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中低龄者占38.0％，中龄者占47.4％，高龄者占14.6％，而且各市80岁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全省高龄化态势明显。与2000年相比，2007年，中龄和高龄人口所占老龄人口的比重都在进一步增大，中龄人口比重增加4.73％，高龄人口比重增加11：10％，高龄人口的增幅远远高于中龄人口的增幅，中龄人口增幅微小，保持平稳。而低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在缩小，比重减少了10.16％，降幅较大。上述说明山东省老龄化过程走向高龄老龄化。

在高龄老龄化过程中，山东省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也在增大，这加重了对经济发展的压力。2000年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为11.43％，而2007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12.76％。如果我们只考察理论老年抚养比，实际上是将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视为具有相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同质”(homo-geneous)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而事实上，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het-ero-geneous)人。由于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为主要要求的中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007年的实际老年抚养系数升高将更明显。

3、老龄人口性别比偏低，但有升高趋势

在所有年龄组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龄组性别比最低，在山东省的人口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特点，2000年和2007年山东省老龄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与其他年龄组人口性别比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偏低态势。在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中，低龄人口性别比最高，高龄人口性别比最低，即年龄越大，女性老人数量比男性老人数量高出越多。

低龄、中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增长速度各异，其中，中龄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6％；中龄次之，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68％；低龄最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5％。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间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共同作用于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导致，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加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

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是人口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都促使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前者使少儿人口比重下降，相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而后者使人口的整体寿命延长，绝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出现了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的同时“夹击”。山东省现在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山东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已从实行计划生育前1973年的35.38‰下降到2007年10.30‰，28年来共下降了25.08千分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东省人口死亡率已从1973年的8.12‰下降到2007年的5.52‰，共下降了2.60千分点。由此可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即底部老龄化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人口控制政策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强有力杠杆。同时，由于山东省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其结果，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也将变得微不足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表现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也就是顶端在变宽，于是以死亡率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开始显现。

2、队列效应与死亡率影响高龄化水平

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出生率，它通过人口惯性以人口队列的形式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死亡率，特别是老年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一定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进入老年及高龄的人口数增加，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收缩放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将带来人口高龄化的出现。山东省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高龄化的加速主要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及80年代生育波动的影响。生育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但也正是生育水平的及时控制决定了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时期不会很长，水平不会很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队列效应在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著。进入本世纪后，在生育率相对稳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营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年龄越高，死亡率下降幅度越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渐渐淡出，死亡率的作用则在日益加大。

3、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趋势

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的态势是人口发展的规律，而山东省老年人口性别比出现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作为沿海相对发达的省份，每年都吸引大量男性劳动力迁入，当他们陆续进入老龄，必然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同时，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男性老人存活率也升高。不过，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生理条件以及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男性老人平均预期寿命小于女性老人，因而总体上导致男性老人数量少于女性老人数量。

三、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变动特征及形成的原因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变动特征

1、山东省老龄化的东西部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导致老龄化程度及速度、老年人口特征等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以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为标准，把山东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地市，西部包括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9个地市。

在老年人口比重上，东部地区几乎所有地市都高于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平均比重(9.61％)，只有东营(8.93％)例外。在东部地区中，沿海的地区的威海(11.78％)、烟台(11.53％)、青岛(10.19％)等有明显高于该区中的其他5个地市。西部地区的所有地市的老年人口比重无一例外的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更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老少比大于西部地区，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东部地区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别。总体上看，西部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东部地区年轻，高龄老年人口比重较低；分地区来看，青岛、威海、日照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高龄人口占老年的比重都在18％以上，高龄化趋势较为严重；而德州、滨州等后进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较轻。

2、山东省城市、镇、乡村之间老龄化的差异

山东省城市、镇和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城乡差异显著，即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城市>镇的特点。而2007年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31％，镇为9.07％，城市为8.65％。乡村比城市高出1.66个百分点，比镇高出0.24个百分点。且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镇＞城市的特点。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地域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决定了东西部老龄化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一般认为，人口转变大致经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几个发展阶段，并同经济技术进步发展阶段相适应，同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2007年山东省出生率为10.3‰，自然增长率仅为4.78‰。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出生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0年山东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市地出生率普遍较低，威海市的出生率降到了7.08‰，烟台市的出生率为8.01‰；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出生率，大多数都在10.0‰以上，聊城市的出生率高达13.08‰。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山东省东部地区各市地，除潍坊、日照外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因为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无太大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将会不断上升。山东省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各市地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各市地偏低。青岛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为46.04‰，而德州为59.83‰，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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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化；居家养老；合肥市

Key words： aging；family endowment；Hefei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6-0327-03

0 引言

全球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1]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1 我国老龄化进程及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1.1 我国老龄化进程 国际上通用的老龄化，是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2]

通过查阅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的《1982-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抚养比表》，结果表明，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已到8.9%，老年抚养比更是达到11.9%，老龄化程度严重加深。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各地区年龄结构表》的结果来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发达地区只有广东省略低于7%，其他地区只有、青海、新疆、宁夏等四个偏远地区低于7%。因此，我国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1.2 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养老模式大多数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即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照料。然而当前及未来中国都会普遍出现“421”甚至是“4421”家庭结构，出现了高龄化、小型化趋势，逐渐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普遍出现。居家养老服务是加快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是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于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籍、文化娱乐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和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居家养老的概念给出各种观点，其中，赵晓征认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并不意味着由家庭成员来全部或主要承担养老责任，“家庭养老”必然对应着“居家养老”，但是“居家养老”则不一定是“家庭养老”。[3]

自从我国开始提出居家养老模式后，很多地区都开始探索和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但是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下面就介绍几种典型的国外居家养老模式。

2 国外居家养老模式介绍

早在20世纪，欧洲国家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进展速度平稳而缓慢，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社会问题。

2.1 西方国家居家养老模式 在西方价值观的背景下，大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都是与子女分居，在这种观念下，大部分养老问题都是要靠社会保障以及老年社区服务等来进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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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综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种人口构成，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还在逐年递增，其发展速度令人之惊讶，2011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世界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好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我国寿险的新发展

基于我国老龄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习惯，我国寿险还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人们对寿险的较大市场需求将会为我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寿险市场带来有利发展机遇。作为新兴保险市场的代表国家之一，中国的寿险市场发展很快。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特别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来，我国的保险总资产和年度总保费收入一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进入2004年后年度总保费收入增长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因为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缓，为了保持我国寿险市场的持续发展，在现在的社会趋势下，即人口老龄化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必不可少。

以辽宁省寿险为例：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长率和2011年的保费排名对比辽宁省寿险在全国的销售排名及辽宁省GDP排名情况，我们发现辽宁省寿险业暂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说对寿险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我国的寿险业经营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能否把握住这一有利机遇。对此我国寿险公司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人口老龄化对寿险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增长程度也在显著增强，用社会经济影响指标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情况，最直接的影响是给社会养老带来的压力，而压力的缓解方式之一就是购买寿险。

首先，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家庭的养老能力弱化，进而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当然，人口老龄化除了对经济有压力，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以2012年1-9月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数据为例，看一下寿险的比重。

其次，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寿险需求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是人口因素；二是经济及金融因素。人口因素主要指年龄、期望寿命、教育程度和抚养率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因素。　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响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保险政策的制定，尤其在当前中国已出现老龄化趋势，同时人口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受教育结构等也出现明显变化，人口因素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保险政策部门和机构的关注，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变化与保险业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正确制定保险业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保险业的各种功能，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经济及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财富和价格水平、预期消费等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居民当前的收入、预期消费、流动性需求和消费期望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的投入，而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会导致与居民养老相关的寿险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另外，人寿保险除了给投保人提供保障外，还能给被抚养人提供保障，因而抚养系数对寿险需求也在某种程度存在影响。

最后，国外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我们应该把优秀的理论依据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结合，进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　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应用，对人口老龄化对寿险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某些变量如LPI、PAR、DPI和IR采用多种数据和多个衡量指标，　在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既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指标、收入水平指标和寿险保费收入正相关的结论。那么，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人们对寿险的需求程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利率与人们对寿险的需求负相关。

四、总结

自从2003　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　000　美元，　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　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　在这一阶段，　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寿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责任。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保障体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对正处于上升阶段中的寿险业也可转化为机遇。

参考文献

[1]　廉晶.　人口老龄化与保险产品创新[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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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车（2004），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研究了近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预测得出日本老龄化率在2015年将超过25%，到2050年达到32.3%[1]。张晓青等（2005），从时空角度，构造回归分析模型，通过两种分布比较方法定量研究了山东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从而揭示了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动力机制[2]。袁俊等（200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得到影响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差异，指出解决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不仅局限于政策调整，更应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角度出发[3]。何朗等（2008）通过引入人口预测指标，建立了预测人口所需的各项参数(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的预测模型，采用曲线拟合得到相关预测函数的参数，再对参数进行灰色预测的方法。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的模型，实现对于人口总量和相关人口指标的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到2041年，我国人口的峰值为14. 9亿左右，同时我国的老龄化率和城镇化率将不断上升[4]，同时指出人口预测常用方法有一元线性回归法、多元线性回归法、灰色预测法、时间序列法和神经网络法等[5-7]。

二、辽宁省老龄化率预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1．老龄化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当年老龄化率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上年老龄化率、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其中，平均预期寿命是常用的预期寿命指标之一，该指标既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卫生医疗水平的综合反映，又是对新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可存活的年数的预期。通常，预期寿命对老龄化有一定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观与分层次反映，通常经济发达的地区，老龄人口数量也较大。老龄化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因此，上年的老龄化率对下年的情况有一定影响。

2．辽宁省老龄化率预测模型的构建

通过相关数据，建立的辽宁省老龄化率计量学模型如下：

其中，为当年老龄化率；为平均预期寿命；为上年老龄化率；为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3．辽宁省老龄化率预测模型的检验

由表1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果。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与呈正相关关系，即辽宁省当年老龄化率的变化趋势与平均预期寿命和上年老龄化率呈正相关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上年老龄化率对当年老龄化率有较大影响，上年老龄化率高，当年的老龄化率也随之增高。此外，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老龄化水平也相对较高，二者呈现同步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老龄化水平存在“路径依赖”和“存量积累”效应。即，老龄化水平的高低是先前老龄化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数量与普遍年龄大小常年积累的结果。模型结果基本符合现实经济学意义，即辽宁省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岁，当年老龄化率上升2.02个百分点，上年老龄化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当年老龄化率相应上升0.15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影响辽宁省老龄化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年老龄化率的存量效应，二是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二者都对老龄化率有正向影响。

三、2011年至2050年辽宁省老龄化率预测

通过上述模型与分析，2011年到2050年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2011年到2050年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将从2011年的13 %，上升到22%，辽宁省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深。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预测结果可知，辽宁省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率在2050年将达22%以上。

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将导致劳动力人口负担加重等经济社会问题。这就亟待建立组合养老模式与发展现代老年产业。一方面，人口的老龄化需要发展新的养老模式，辽宁省应通过不断探索居家养老模式，尝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养老中介组织为纽带、国有养老机构为示范、兴办民办养老机构为导向、农村区域性中心敬老院为延伸“六位一体、城乡统筹”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多也为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应该把老年产业作为福利性产业，对发展老年产业的企业给予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采取政府主导的市场化、社会化、多层次的产业模式，对社会参与老年产业投资进行科学引导，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老年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车.日本的老龄社会：现状、影响、对策[J].日本问题研究.2004，4:1-4.

[2] 张晓青，李玉江.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西北人口.2005，6:30-33.

[3] 袁俊，吴殿廷，吴铮争.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3):41-47.

[4] 何朗，赵韫，管坤等. 人口发展的参数预测模型[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8,6(3):494-497.

[5] 祁建广.人口经济学预测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2006.

[6] 门可佩,官琳琳,尹逊震.中国人口发展预测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7(22): 6-9.

[7] 王瑞娜,唐德善.基于改进的灰色GM(1, 1)模型的人口预测[J].统计与决策, 2007(20): 93-95.

作者简介: 姜照华（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丛婉（1987-），女，辽宁大连人，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