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宏观经济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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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

一、摘要与关键词：文章要提供100-200字的摘要，客观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提供3-5个关键词，用分号隔开；撰写的文章字数以2500-4500字为宜。

二、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工作单位、邮政编码、职称、职务、学历、主要研究方向等（研究生须注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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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正式出版物（如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未正式发表的讲话等不能作为参考文献引用。

五、参考文献的格式： 1、参考专著：[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2、参考报纸、期刊：[序号]作者.文题.报刊名，出版年，卷（期、版次），其止页码（具体情况可以参照国家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六、资助项目需注明资助者、项目编号。

七、体例要求：以“一”、“1”、“（1）”作为文章层次，（1）之下以小标题方式提炼主要观点。

八、图表要求：表格：将表名置于表上方居中；图：将图名置于图下方居中。表、图内文字统一用楷体。

篇2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篇3

张立群:对我来说,经济研究工作者的称谓更适合我。我大学时学的是宏观经济管理,毕业之后分配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进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国家计委是国家综合性的经济管理部门,五年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都是国家计委的重要工作内容。1999年我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是围绕国家宏观经济,做应用性或是政策咨询性的研究,已经有10年的时间。由于从事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对我后来把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为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期间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亲身经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学习,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战略的调整,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期间国家计委的很多职能也发生了转变,我很庆幸能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稳妥,现在看来效果是很好的,不是照搬照抄书本,而是在摸索中逐步把握规律,寻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经济》:回顾2008,中国的发展是不平凡的。您曾说中国2008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以及之后经济的恢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张立群:这些不同源于中国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中国处在全面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阶段,十几亿中国人开始从贫穷走向富裕,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越来越多的人由从事农业转变成从事非农产业,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使得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以保持在8%或更高水平。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来推动,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如我国这样的快。

《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十一五”规划研究的参与者,是否可以谈谈“十一五”规划的进展情况?

张立群:“十一五规划”已经进行了四年,目前来说进展状况总体是好的。“十一五”进程的加快主要是靠工业化来拉动,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比规划的水平要高,第三产业比重可能比规划的要低一些。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减排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在经济总量扩大的背景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比2005年绝对减少了10%,这是非常难得的。从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程或多或少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由于“十一五”前三年经济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如2006年经济增长率是11.6%,2007年是13%,因此综合看来,“十一五”期间经济的增长还是会远远高于规划目标的。

《经济》: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政策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哪些数据可以体现这些效果?

张立群:我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GDP的增长率已经由第一季度的6.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9%,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企稳回升已经成为共识。国内需求增长明显加快,今年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可比价格增长了44%,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消费也趋于活跃,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外需方面,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稳定出口。虽然现阶段对外贸易面临严峻的形势,国际贸易量大幅度减少,但是我国外贸出口在国际上所占的份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7月份外贸出口负增长是22%,但是7月份外贸出口从绝对量上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是今年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尽管同去年相比还是负增长的情况,但是从出口额上来看是一直增加的。

《经济》:在您看来,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会面临哪些问题?

张立群: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源与环境,这是制约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最为突出的问题。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国家,面临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当时,发达国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地球上的资源开发程度较低,资源获取成本不高,保障程度比我们高,环境状况比现在好很多。中国发展面临的状况是资源快被利用殆尽,环境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道路,这就加大了我们工业化的成本。

第二个就是体制问题。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率的、能促进和谐保障稳定的体制,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难,必须不断攻坚。现在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团体的切身利益,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当,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在效益方面还是社会稳定方面都将面临很大挑战。体制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比较高,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银行内在约束不够、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发展水平比较低等因素导致银行贷款强烈扩张的可能性增大,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在放开搞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我发展的环境已经建立起来,创业的自由度不断提高,但是基于市场竞争公平、公正、规范、有效的规则还没有完善,在用这些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还有难度,这也导致了很多利己损人现象的出现,威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体制改革向前推进。另外,在全面加入国际分工的进程中,在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保障我们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方面也面临重大挑战。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化危为机。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降温,但是另一方面,经济降温包含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表现得更加突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契机,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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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有效市场的问题，如何形成一个有效市场？怎么样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尤其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也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强化市场化、法制化手段的运用，又不伤害到后发地区的发展，是个重要的问题。

篇5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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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调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因为作为一个计划，发行计划的主体在指导和监督计划的执行上都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运行计划是平衡的，是客观的，具体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各种指数都是平衡的。在这种前提下，政府职能就是监管，以确保计划的完美实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经济计划，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过获取制定一个计划的全方位，立体式，符合实际的客观指数，及时，准确的GDP数据；其次，政府总体规划方法要符合市场规律，遵循客观情况；再次，一个系统的计划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规划方案是否科学，决策过程是否民主；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等技术落后，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将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制定一个全面，及时，准确计划所需要的全部经济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寻求最佳规划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产出方法，优化方法已用于制订计划，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尚未完全掌握优化规划的有效方法。其实，规划方法的关键在于制定主体对于改善经济恒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程度已经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简洁和实用的数学模型，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规划方法是计划经济的落后，许多的计划是，政策制定者和结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规划制度在实践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统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个利益之间的均衡，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最后，作为制定主体----规划师应该完全代表社会利益，完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着眼全局，但事实上是，在现实中这是理想化的存在，计划制定师总是难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从己出发，或从其代表的部门或地区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个反映少数人利益的计划，着眼小集团利益。鉴于上述事实，现实的计划常常是不完美的计划，计划本身难以避免出现不平衡的结果。

第二、计划调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规划是已经预测了的，并且已经考虑在该项目中，但有些情况是计划中并尚没有出现，没有预测更无法提前考虑的，这些情况将使预先设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令计划执行措手不及，所以，他们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不断适应和更新计划，以求达到与时俱进。可是，这一简单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客观情况是规划方法和制度出台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导致这种调整的滞后，计划调整往往滞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即使其中第一个计划是均衡的，也会因为规划调整导致宏观经济的片面失衡。为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使计划能够跟上经济变化的脚步：首先，规划部门出台符合客观情况的执行规划和计划指标。其次，建立有效的评估或绩效识别系统。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在优先考虑数据，技术，收益效益等环节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计划经济时期，执行该计划时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是不是一个很长的计划纲要下，为了实现计划指标指数不得不执行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宏观调控所导致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存在客观的经济失衡问题，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激励和监督机制予以纠正。因此，宏观调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的拟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和激励造成的。

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有宏观调控。从形式看，似乎都没有区别，但事实是，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清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适用宏观调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计划经济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本能的调解功能，让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调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对计划经济，更要能够使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重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破坏市场体系的正常功能，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应加快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革进程。

篇7

宏观经济描述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高速的发展、较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在实际中，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常会出现起伏波动，要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抑制超常规的经济波动，我国的管理部门就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预警。河北省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在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过渡，要想实现河北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就要密切关注全省的经济走势、制定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现状

我国宏观经济预警理论的研究是从经济循环波动问题入手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颜德林、周鸣（1993）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广西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对广西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警、预测。王慧敏（1998）从讨论和分析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研究发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预期的AD-AS模型作为宏观经济预警的基础，构建了基于理性预期观的经济预警系统。贺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统理论和神经网络相结合，构建了宏观经济非线性预警模型。以往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对宏观经济现状的描述，无法实现对经济的动态预警。采用VAR方法构建预警模型，它可以将变量当做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二、VAR经济预警系统的构建

1．建模思路。对于河北省宏观经济进行预警，实质就是对河北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点”进行监控，我省多年来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所以本文选取了能充分反映三个目标的经济变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三项指标，河北省GDP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长质量。在宏观经济预警中，要特别注意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河北省的宏观经济预警中，还要研究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预警依赖于监测，监测离不开指标，宏观预警指标体系通常只选择反映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本文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增长、供需变化、内生增长动力等因素，最终选取了反映宏观经济增长情况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三项指标来构建宏观预警的VAR系统。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模型避开了结构建模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应用样本可以确定一个多变量VAR系统的参数，从而得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分析多变量时间序列的有力工具。一个n维随机向量服从p阶向量自回归过程，记为VAR（P），其数学表达式为：

（1）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是d维外生变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是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自身滞后期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鉴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指标为河北省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故这三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2）

三、分析过程及结果

传统的回归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然而许多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倘若采取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会出现伪回归和无意义回归的现象。基于这一原因，恩格尔和格兰杰首先提出了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协整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寻找均衡关系。因此，对VAR模型中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是我们判断地区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

1．单位根检验。由于讨论序列协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所以第一步应该分别对各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的结果汇总在表1。

2．协整关系检验。为了检验上述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多变量Joh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和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2。

经过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且均通过至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故可断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将协整关系标准化后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其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协整关系是正确的，即GDP、CPI和PCC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3）可是，社会消费品销售额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向的拉动作用，而CPI对地区生产总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计量结果。根据以上对时间序列的检验可知，三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且协整检验证明三者存在协整关系，故可对三者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经过初步计算可以得知，在滞后期为1的时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一阶模型，系数估计结构和对单个方程的总结具体如下：向量自回归方程总结：

从表可知，三个方程的F统计量都远大于临界值，故知三个方程式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出三个方程是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出三个方程调整的复相关系数分别为0.997670、0.747365、0.724552，说明三个方程的拟合效果都较好。且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来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化影响较大，且均为正相关，这说明经济增长的较高基础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增加都会带来下一时期经济的增长。同时结果也显示，CPI的增加会给下一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1．从长期来看，河北地区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在短时间内，这些变量可能会偏离均衡值，这主要是因为市场随机干扰的存在，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这些变量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现金收入的影响比较大，都为正相关，这就说明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刺激和加速经济的发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现在经济的增长，所以当前的河北应该加大对物价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积极的作用表现为人均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地区生产总值1.0965％的增长。CPI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负面效应表现为：CPI增加1％，就会引起地区生产总值下降0.4986％。在长期均衡趋势收敛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别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状态靠近，但是由于随机扰动的存在，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靠近的实际速度往往慢于理论速度。3．本文构建的VAR预警系统中，主要是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可以直接根据被解释变量的过去值来进行预测。本文的模型预测结果表明经济的发展具有惯性，人均的收入对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的拉动作用，在当前CPI较高的情况下，应想方设法使物价逐步回落，以减小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参 考 文 献

[1]王慧敏．基于西方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预警[J]．系统工程．

1998，16（3）

[2]陈守东，杨莹，马辉．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3]易正俊．宏观经济预警模型[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1（6）

篇8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王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2010，2011）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2005；杨建龙，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2011a；2011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Fujita & 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经济学意义上单个城市规模带来的效率，此即“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1969）。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2008；范剑勇等，2010；梁琦，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2008；范剑勇、邵挺，2011）。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198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1999）。周一星（1992）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200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1999）。

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2009），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2008），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GDP的来源结构。从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2011），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2001-2007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个百分点，但在这36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639%（魏杰，2011）。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00-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个百分点，而1978-200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5%～40%，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15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2011；陈良文等，2007）。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征等，2010），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广华等，2005）。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13%。政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了1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2001-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高达6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49万亿，实际亏损1.1万亿（魏杰，2011）。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2006；白重恩等，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2008）。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2011）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 Romer，2009；Barro & SalaIMartin，1995；钱纳里等，1986）。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50%。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1992；青木昌彦等，1998；张平、王宏淼，2011），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宏淼，2011），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2006；徐现祥等，2007）。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2001）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2011）；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升级（殷德生，2011，2012）。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2010）。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2011）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Au & 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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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样本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a股上证指数、gdp、货币供应量m1的变化幅度作为变量。样本数据取自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的季度数据，取样范围为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8—2011年。采用每个季度股指涨跌幅衡量a股上海证券市场行情，记为lnszz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gdp和m1涨跌幅度，分别记为lngdp、lnm1。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gdp平减指数的效果，这里用“gdp季度涨跌幅/（1+cpi）”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因为通货膨胀因素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如此处理就适当考虑到了这一重要因子。

（一）协整检验与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谬误回归现象的出现，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作协整检验，即分别检验上证指数的波动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变化是否互为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正确使用经典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先决条件。由eviews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中， lnszzs与lngdp之间的协整检验t=25.93267>15.49471=adf0.05，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残差项是稳定的， 因此上证指数涨跌幅与gdp增长率是协整的，说明了两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2的t=19.42503>15.49471=adf0.05，表明lnszzs与lnm1是协整的。协整检验说明，样本数据满足本文选取的计量模型，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选取的模型要求两个解释变量不能存在精确的线性关系，这里需要检验lngdp与lnm1线性相关性（见表3）。p=0.8297，相当大，表明lngdp关于lnm1的回归系数很不显著，意味着gdp与m1无精确的线性关系。上证指数变量lnszzs关于gdp、m1对应的变量lngdp、lnm1回归结果如表4。

对回归结果的解释：保持货币供应量m1不变，2008—2011年期间每个季度的gdp每增加1%，则a股上证指数就会增加约2.55%；保持gdp不变，m1每增加1%，则上证指数会增加约4.39%。r2=0.357782，表明gdp与m1能够解释上证指数变化的35.78%。拟合度r2值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宏观因素gdp和m1之外，股市还会受到如经济景气循环、利率、政府财政收支、国际收支、汇率等诸多因素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影响。f检验得到的p=0.0562，在10%的置信水平是显著的。实证验证了股市与宏观经济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实证结果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别。由t检验得到关于lnm1对应的p=0.022，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股指与货币供应量的正相关性更强，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gdp显著得多。

（二）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将宏观经济与股市行情的联动性得以反映，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图分析。图1显示了货币供应量增加单位标准差时，上证指数立即上升，在第二个季度达到到最大值，然后回落，第四个季度为最小值，再次回升，于第五个月恢复到原状态。而上证指数对gdp产生的冲击响应却有些相反，上证指数在两个季度内下降到最小值，而后立即大幅度上升，于第五季度左右恢复到原状态。上证指数与m1之间呈很强的正相关再次得以体现，与前面的实证分析结论一致，而上证指数对gdp冲击的响应力度大大削弱，其相关性远不如货币供应量显著。

图2显示的是，上证指数增加单位标准差时，货币供应量和gdp对这一冲击产生的响应情况。货币供应量m1立即由初始状态跳跃到最大值，随后下落，在第三季度为最小值。再上升，第五季度恢复到初始状态。gdp开始是小幅度下降，而后立即上升，第二季度最大值后，于第七季度恢复到初始状态。综合分析而言，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有着很强的正向冲击，上证指数反过来也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正向拉动。虽然gdp对上证指数的冲击不如货币供应量显著，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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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1-0183-02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极富争议的一个问题。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也是最近研究热点之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经验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国外学者对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表明在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但结论并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Chen， Rol和Ros（1986）研究发现可以显著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有风险溢价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等；但消费支出、原油价格和股票收益率之间却没有明显关系。Mukherjee和Naka（1995）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东京股票交易所（TSE）和日本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他们研究发现，TSE股票价格指数和六个宏观经济因子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Binswanger （2000）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用子样本滚动回归方法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和实质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成立。

国内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经验研究，谈儒勇（1999）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了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股市发展的三个指标（市价总值/GDP、成交金额/GDP和成交金额/市价总值） 在回归模型中都不显著， 这意味着我国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郑江淮、袁国良等（2000）的经验研究认为，虽然我国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但股市发展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存在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李广众（2002）的经验研究认为中国银行、股市发展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投资规模扩大，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从上述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研究重点大多放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关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经验检验。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部分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回归分析，很少考虑时间序列不平稳带来的谬回归问题。基于上述考虑， 研究将根据月度数据，在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价格的理论关系和经验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对上海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模型形式、变量和数据选取， 第三部分给出实证结果， 第四部分是总结和结论。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宏观经济对股指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行为方面，因此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情况、房屋价格变动、通货膨胀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数项。其中AINDEX表示上证收盘综合指数；R分别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用以衡量货币政策；GDP分别表示GDP增长率和HGINDES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两者结合衡量宏观经济变动；HOUSEINDEX表示国房景气指数，CPI衡量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变量一起表示市场变化；CCT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计156个样本。

三、实证结果

建立VAR模型，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检验，所有的变量都可以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用来构建VAR模型，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进行AR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如图1所示。

（一）滞后阶的确定

进行VAR模型检验的最后一步就是确认滞后阶，模型滞后阶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最大试算阶数为2）。

根据表中所示，LR、FPE、AIC准则都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2，SC、HQ准则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1，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们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为2。

（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

我们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较能对被解释变量做出解释。从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证指数具有较强的惯性特征，上一期对本期的解释高达0.857，再前一期对被本期的解释达到0.1265，二者结合就解释了全部的0.98，表明上证指数受自身影响最强，而其他变量对其解释力较弱，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经济连续增长多年而股票市场却熊冠全球。再看其他变量，其余变量中，消费者信心指数影响最弱且负相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前两期的CPI对本期上证股指影响较强，达到0.02，且呈负相关，表明上两期的CPI指数如果上升，则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本期股票市场的下跌，而上一期的CPI指数则对本期股票市场呈微弱正相关；除此之外，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前一期和两期也表现出明显的分野现象，与CPI相同的是都是前两期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而前一期呈现微弱的正相关，表明宏观经济指数与CPI相关性较强；前一期的GDP对本期股指影响呈现正相关，而且相关指数达到0.014，前两期的相关就变得微弱，表明当期GDP的增加能明显增强下一期的股指，但之后影响就逐渐减小；货币政策在前一期对本期呈正相关，前两期对本期则呈负相关，也具有一定的分野现象。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利用VAR模型对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市场变化和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研究结果：宏观经济环境本身的发展状况将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对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反映功能的缺失；货币供应量变化将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影响较为微弱，宏观经济环境不会对货币供应量调整政策调控中国股票市场的效果产生本质性的影响。这个结论既是中国股票市场资金拉动型特征的直接结果，同时也为中国股票市场具有的资金拉动型特征提供了实证证据；市场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的负向影响更大，而且不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弱市场有效性特征和噪音交易特征为这个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而且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调控实践也反复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产生的调控效果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明显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率调整政策调控股票市场的效果变得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理想情况下，投资者的入市决策和股票交易决策都会受到利率变化的显著影响，而在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对中国股票市场条件波动性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对利率调整政策调控股票市场的效果产生了替代作用，从而致使利率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的近似随机的现实现象也证明了该结论与中国股票市场现实情况的一致性。研究结论启示我们，加大理性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改革政策机制、降低政策信息的获取成本，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相关制度、特别是信用交易制度，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上市力度，科学制定调控政策、提高政策调控能力、规范政府调控行为是提高政策调控效率、保障中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研究工作仅仅是笔者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与中国股票市场关系研究的一项阶段性实证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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