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问题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劳动经济问题，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106-02

一、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是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关键因子，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就业增加；但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又可能带来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从根本上说，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一）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分析

经济增长是总产出的增加，可以根据生产函数来分析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A・F （L，K）

生产函数式中Y、L和K顺次总产出、投入的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根据生产函数可进一步得到一个描述投入要素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分解式:

GY=GT+αGL+βGK

式中，GY为产出的增长率，GT为技术进步的增长率，GL和G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和β为参数，它们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对产出增长率函数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样，著名的新古典模型也揭示了这一道理，模型公式为：

G=α（K/K）+ β（L/L）+A/A

上式中，K/K代表资本增加量，L/L代表劳动增加量，α代表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比例，β代表经济增长中劳动就业所作的贡献比例，α与β之比为资本―劳动比率，A/A代表技术进步率。

新古典模型也说明了劳动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长，降低失业率，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增加是本质上是正相关的。

（二）根据奥肯定律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统计数据，测算出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一条经验规律，其公式为：

P=（YF-YP）/YF=a（UF-UN）

其中，P是失业率给该国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的百分比; YF为潜在的国民收入，YP为事实上的国民收入，a为每1%的失业率给该国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的百分比; UF为实际失业率，UN为自然失业率。

该公式可变形为：UF= [ (YF-YP) /aYF-UN]。由于a和UN是常数，失业率就由潜在国民收入和实际国民收入的差额（YF-YP）来决定。

从而得出结论：失业率由经济增长来决定；经济增长，就业才有可能增长。

二、当前经济形势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概括来说，国际经济总体形势是：全球经济复苏，但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主要来自于欧洲债务危机。国内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没能独善其身，通胀压力较大，经济存在潜在下滑的风险。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中国劳动就业问题产生巨大影响。

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具有本质的一致性，经济增长是推动就业的根本动力，只有保增长，才能促就业。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第二次降至个位数。2008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也相应的上升到4.2%，达到近些年之最，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 102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12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为全年目标500万的103%；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为全年目标100万的164%。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2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8―2009年的高失业率源自于GDP增长的放缓。

（一）从劳动力需求的派生原理来分析

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就业，是通过产品需求下降来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即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

中国的经济是以出口导向型的方式增长的，中国在1998年保经济增长的时候，非常注重出口的贡献，后来中国连续大幅度和大范围地提高出口退税率和降低出口关税，给出口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已接近40％。金融危机来袭，对出口的影响是直接性和打击性的；而中国国内居民倾向于储蓄，消费能力一直不足，消费信心一直不高。产品需求下降必将通过就业弹性带来就业水平的降低，这不仅包括就业总量的减少，也包括就业质量的恶化。根据人保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信息，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回升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失业率的上升。

（二）从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来分析

我们按照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而划分的产业结构来分析，中国劳动力分别就业于农业、工业、服务业。

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和相对封闭性，对务农的农民的就业机会影响不大；但是，金融危机对农民的影响有其特殊性，农民分为务农人员和非务农人员，非务农人员即农民工，农民工“返乡”是描述金融危机对农民就业影响的标志性词语。析其原因，60%以上农民工从事建筑业或与建筑相关的行业，而房地产和建筑业受到金融危机较大波及，特别是长江、珠江三角地区房地产业经营形势恶化，导致企业大幅裁员。另一个原因就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企业经营遭遇困难，部分企业已处于倒闭、停产、半停产状态，迫使企业不得不大幅裁员。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在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去年6月份的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经公布，合起来是3.8%，仍然没有走出低谷。对国际市场依存度高的工业影响很大，出口萎缩，订单减少，影响了企业开工；一批中小企业和部分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库存增加，资金短缺，停产、限产、歇业乃至关闭涉及面扩大。去年年底统计，像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停产、歇业和关闭的占7.5%。企业为了应对危机，纷纷裁员减薪，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间接派生到对工业和服务业从业劳动力的需求萎缩。

三、从经济增长视角下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对策

（一）保经济增长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1.大力发展经济，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就业容量

劳动就业问题最终还是经济问题，经济增长是劳动就业的源动力，只有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就业才能得到切实保障，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就业空间，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长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劳动力供求失衡的局面，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为重要。

2.保增长的同时要优先考虑扩大就业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保持国民经济的较高增长，但是由于其他生产要素对劳动力有替代效应以及不同产业对劳动力的拉动作用不同等原因的影响，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带来不同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不同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拉动不同的产业，其就业效应也不同。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要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重点；在产业布局时，要重点布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扶持企业发展时，要优先扶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

（二）优化劳动力结构

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为技术岗位劳动力缺乏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前些年的“民工荒” 、随后的“技工荒”与“下岗” 、大学生失业并存。这种失衡一方面使企业因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而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另一方面却是就业难。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

1.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根据中国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特征，当前中国所稀缺的劳动力仍然是技能型的劳动力。

我们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育各种技能型、实用型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期限较短、投入较少，对自身基本条件要求较低，能以较低的投入、较高的效率获得中国制造业升级所必需的各类技能型熟练劳动力。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时，应特别针对目前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村的现实，大力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把一部分高校转化为职业技术学校也非常必要。

2.大力发展高素质、创新性、有发展潜力领域的专业人才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必然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技术结构等出现一系列变化，引起劳动力就业产生新的组合。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对各层次劳动力需求比例的变化上，以及对素质要求的提升上。产业结构升级归根结底也就是为了抢占科技制高点，赢得市场，赢得客户，促进经济向“环境友好性，资源节约型”转变。这就必然需要大量的有高素质、创新意识、有发展潜力的各类人才，引导企业走在市场的前列。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

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约1/3左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就业人员远多于工业就业人员，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员是第二产业的2～3倍。第三产业涉及行业广泛，有些行业进入壁垒低，吸收就业快，弹性大，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仅占1/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据国家计委分析，第三产业的产值每增加1％，就比第一、第二产业多安排就业50万人。第三产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们应进行政策扶持和引导。

参考文献：

篇2

（一）我国劳动力资源现状特点

1.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整体素质低，就业压力大

我国是―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目前已占有全球1／5的劳动力资源，但我国劳动力质量差，整体文化、技术水平低，劳动力中廉价的、低水平的非熟练劳动力占多数，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则大量短缺，尤其是高水平智能劳动力十分稀缺，社会就业压力大，就业竞争激烈。

2．各类专业人才严重缺乏，高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八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只相当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发达国家的3%。高科技人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一直是供不应求，而国外企业丰厚的薪金待遇、大量的培训机会、舒适的工作环境又使不少高科技人才流向国外或留学不归，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留学生学成归国的只有1／3，20多年来，我国已流失了20多万学子，这又加剧了高科技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

3．人才后续力量不足

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目光短浅，轻视人才的价值，把人力资本投资视为尽可能减少的成本费用，在预算方面以最省为主要目标，而不是更多的以投资的目光来看待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激励士气方面的投入，并谋求在可以预见的计划期内投入产出的最佳值和最佳方式。因此，只看重使用人才，而轻视对人才的培养。

（二）我国劳动力资源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以劳动力优势在沿海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出口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吸引了大量的发达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资本不足的问题。

如果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一个封闭状态，那么这种劳动力的充裕就可能变成相对于其他经济资源的过剩，如当资本要素短缺时，就表现为劳动力的过剩，尤其是当它们之间在生产中替代性下降时，劳动力要素在生产中就成为其他生产要素的互补要素，一个国家的GDP总量就受到最为稀缺的资源的制约。在此情况下，虽然国内经济是一个失业经济，但是总需求的扩张无助于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因为它受制于供给因素――最为稀缺的资源。但当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开放经济状态时，这一类经济的显著特征是本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下，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生产要素(劳动力除外)可以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里，劳动力要素可以与外国流入本国的资本要素相结合，从而可以突破资本要素短缺的制约。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在―定的发展阶段内可以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人力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经出口乘数的拉动，使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提高，从而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只要国内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小于1，出口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产出的提高，从而提高―个经济中的就业水平，出口的增加直接刺激总需求的提高。

2.我国劳动力数量过多，整体素质低，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目前，我国劳动力过剩，据统计，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2亿，城市登记失业人数逾500万，隐性失业有2000万到3000万，我国显形失业和隐性失业率高达20％。这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就业压力，不但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国以劳动力优势在沿海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但是否中国永远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和发达国家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品相交换呢?换言之，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下，中国是否可以获得长期的发展利益呢?回答是否定的。

日本在战后以劳动力廉价优势、个体国民的勤劳发奋优势、吸取了东方文化精华的日本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有效管理和配置优势、重视国民教育和应用技术开放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许多制造业方面，超过了欧美，经济大幅度增长。同样地，东亚四小龙利用60年代欧美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以劳动力廉价优势，通过出口导向发展经济，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当这些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这时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源泉应该来自于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大幅度地增长。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实力来自于其庞大的物质资本，但“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vparadox)向世人证明美国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当然这时的劳动密集不是简单劳动密集，而是高科技劳动密集。日本经济曾经以其应用技术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势在某些方而超过了美国经济，但就其综合科技实力，尤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而，落后于美国。80年代以来又大吹其泡沫经济，因此当90年代美国高科技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的贡献越来越大时，日本经济的不振也就是自然的结局了。东南亚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有类似的地方。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在数量上与资本生产要素极不匹配，资本―劳动比率太小，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竞争能力的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低，在我国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无疑又是经济成长的重大制约因素。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及充分吸纳就业的战略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大困境：以劳动力廉价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虽然可以在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们要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即如何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R&D的投资，使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的产业、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产业领域转化，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必将带来劳动需求的缩减，与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优势相矛盾。因此，继续大量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将导致经济增长能力的丧失；而转化产业结构，将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多，这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大矛盾。

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不算两全其美，但可以走得通的道路呢?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法国经济学家库尔比斯(Courbis，R.)的受竞争经济(conomieconcurrencee)的概念对理解问题是有帮助的。所谓受竞争经济就是西欧诸国在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的情况下对本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一种描述。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经济都变成“小国”经济，接受外来经济的激烈竞争。因此，在一个受竞争经济中，所有的部门都可以被划分暴露部门(secteurexpose，也可称其为涉外部门)和非暴露部门(secteurabrite，也可称其为非涉外部门)。所谓暴露部门，主要是指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在贸易中面临国际竞争威胁并处于劣势的产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这些部门内必须接受国际价格的约束。尽管由暴露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进口品相比，在本质上可能是同一类产品，但进口品可能在产品差异化及品牌化经营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所谓非暴露部门，则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开放的受保护部门；另一种是虽然也面临贸易的竞争，但在竞争中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产业，尤其是指一些必须由一国资源禀赋优势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外国还难以进入本土竞争的部门。非暴露部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多少可能在特定的市场空间上占据垄断地位，因此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控制自身产品的价格。

涉及暴露部门内行业的产品处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之中，国内生产企业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一般来讲其产品价格一旦由国际市场价格确定下来以后就难以变动，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在暴露部门内的国内企业为了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必须大力加强对R&G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产品不断创新，提高其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不断降低其成本。只有遵循暴露部门竞争的―般规律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实行技术进步，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否则，就可能由于内部劳动力使用过多而导致劳动成本居高不下，最后丧失其国际竞争能力。

要解决暴露部门的失业，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入手，根据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地制定产业政策，即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合理比例，兼顾效率与公平。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国家战略性产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对涉及国际竞争力地位地暴露型产业内的部门给与政策扶持：如税收支持，优先释放企业内部隐性失业的支持，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而的支持。总而言之，对于暴露部门的战略发展，我们要彻底放弃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方而的考虑，而是主要提高其质量，通过物质资本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改变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同时又加入企业R&D投入，正是顺应这一要求。对于非暴露部门，国内的产业内部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从国际上来看，或者由于一定阶段内的保护，或者由于其自然垄断等因素涉外竞争还不明显，由于自然垄断或其他因素而处于非暴露部门的产业，其非暴露性将长期保留下去。这些非暴露部门中的劳动力使用可以适当采取劳动密集的办法，以充分吸纳劳动力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制造业看成是暴露部门，而把国内服务行业看成是非暴露部门，前者的失业是由于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所引起的。而后者的失业是由于前者产品缺乏竞争从而导致收入下降，有效需求降低，通过溢出效应，引起非暴露部门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因此治理总体失业的思路，对暴露部门应该实施供给政策，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只有当制造业在国际上确立其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之后，在暴露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之后，虽然该部门就业人数可能下降，但是总体收入增长很快，这时才有可能出现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员对国内服务业构成强大的需求，使非暴露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就业总量增加。就非暴露部门本身来说，政府可以实施一定程度的需求扩张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需求扩张政策对暴露部门是不能实施的，因为如果暴露部门的竞争优势没有确定，那么需求扩张的效应就可能溢出到进口领域。同样对于非暴露部门，如果我们也―昧地实施物质资本密集生产和人力资本密集生产，一方面是不现实的，另―方面就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拉动，使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一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能仍然凭借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是要注重劳动力的质量问题，尤其是对于暴露部门的产业来讲，增加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技术进步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这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主要在努力争取暴露部门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基础上让非暴露部门来承担。另外，非暴露部门的有些产业，如教育，其本身一方面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另―方面又可以有效做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教育的事业性发展转变为产业性发展，让更多的家庭自觉增加其教育支出。教育产业的充分发展无疑将为暴露部门提供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储备。因此，从教育产业化发展角度来看，非暴露部门的发展对暴露部门也有促进作用。另外，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方而的需求，对暴露部门也同样具有促进作用。

开发劳动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开发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需要投入诸多方面努力，人力资本如同其他形态的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一个具有专业知识和机能身体健康的劳动力需要在教育、健康、文化等方面进行前期支出和持续性支出，这些支出就构成人力资本的投资。要开发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应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1．从观念上，将用于劳动力在健康、教育等方而的支出视为―种投资

用于劳动力健康、保健方而的支出，将提高劳动力的身体素质；用于劳动力教育方而的支出，将提高劳动力的智能素质。劳动力身体素质和智能素质的提高，最终将给个人、企业(组织)、社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因此应将用于劳动力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视为一种投资。个人不能视其为家庭负担，企业(组织)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经营成本，政府拨出的保健及教育经费不能被视为―项福利支出或公共服务支出。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在劳动力健康、教育方而的投资应由个人、企业(组织)、政府共同承担，个人投资表现为用于生活、医疗、教育的投入，企业(组织)的投资表现在为员工提供健康、保健服务和培训机会，政府投资表现为划拨医疗保健和教育经费，发展医疗和教育事业，提供社会保险等。

2．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国面向21世纪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各级学校应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把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发展在社会的发展战略上应处于优先地位：把基础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以避免教育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瓶颈。

3.社会、个人同心协力，建立完善教育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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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省劳动力被动返乡背景研究

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危机逐渐蔓延到欧美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中。由于欧美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以“三来一补”等外向型工业为基础，对外依存度很高的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受到一定影响。

珠三角地区是我省农民工省外务工的主要地区，2006年贵州籍农民工在广东就业人数超过130万人，占全省在省外就业农民工的近40%，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深州、佛山、中山等地，大部分从事电子、玩具、制衣、建筑等行业工作。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不足，加之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使珠三角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订单不足，成本过高等原因不断停产，倒闭，造成我省在外务工人员大量的失业，返乡。

根据2008年1月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省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1月23日，我省外出务工人员累计返乡人数为97.33万人，占跨省务工人数的17.30%。胡晓登，王冠男（2009）通过抽样调查，认为超过70%的在外务工人员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返乡农民工比例占全部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的89.7%。

贵州作为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非农产业规模狭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巨大，跨区域流动就成为了贵州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路径。大规模的跨省打工者与打工经济成为了贵州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2. 劳动力被动返乡对贵州省经济社会的主要影响

1.加大省内就业压力。

农民工经过多年在城市务工，对城市的依赖性非常强，大多数留恋城市生活，不可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是，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影响珠三角等贵州农民工传统主要打工地，加之珠三角各地兴起产业升级热潮，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断替代传统的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企业，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接纳能力趋于饱和，再就业空间狭小。不可避免的许多返乡农民工将返回或者直接进入省内城镇，返乡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将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增加省内城镇就业、治安、社会稳定压力。

贵州省中小城镇工业基础薄弱，三产尚未形成规模，城镇规模较小，使得城镇生活和就业的容量非常小，难以接纳大量返乡农民工进入。再加上贵州农村不充分的就业和隐性失业问题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然拥挤在极其狭小的耕地上。2007年，贵州省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12.1万人，失业率达到4.0%，远高于全国各地区平均城镇登记失业率3.72%的水平。因此，大量的返乡农民工的涌入将使得贵州城镇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倍感压力。

2.加大农民增收负担

贵州省地处高原，土地零碎，石漠化现象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民靠内部增收极端困难。打工收入为主体的工资性收入成为贵州农民收入和增收的主要渠道和来源。2007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为54.2%，远远高于同期全国35.8%的平均水平，有些家庭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外出务工。以2007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374元，贵州省乡村人口2852.8万计算，200万农民工返乡将使贵州省乡村人口人均纯收入减少400元以上。这将严重制约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形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3．贵州省劳动力被动返乡对策研究

根据两区域模型，将中国为两个区域:东部和西部,东部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允许区际劳动力流动之前,东部以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地域分工,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西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参与地域分工,并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由于西部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劳动力将向东部。在资本不发生流动的情况下,其结果西部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从而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优势产业的转化进程。对于东部来说,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下降,从而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优势向劣势转化的进程。因此,劳动力的区际流动,事实上替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

同时工资刚性在不同地域间依然存在。根据省社会保障局统计，贵州农民工希望工资标准是1500-2000元，而同期珠三角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为1500元。这样的跨地域的工资刚性不仅阻碍了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也影响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跨区转移。

因此只有通过综合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才能促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将彻底解决困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返乡农民工问题。

1.通过适量的财政补贴降低劳动力刚性影响，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梯度转移的吸引力。

财政政策是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实施的具体方法，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梯度转移，财政政策必不可少。在园区内对一些规模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较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土地等方面的财政补贴优惠措施。不仅提高了其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在空间上限制了其集约化发展为形成产业集聚，区域品牌急需力量也从间接上降低了劳动力工资刚性对产业梯度转移的不利影响。

2.提高农民工素质，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自主创业。

加强职业技能教育，通过提高其职业素质实现其增加收入的目标。据贵州省社科院调查，2006年贵州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由于文化素质低下，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工作，如搬运、普通操作工、保安等。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为入园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等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有利于其就业，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各地应为农民工创业铺平道路，通过建立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区，设立创业专项资金补贴，降低小额贷款门槛，提高返乡农民工小额贷款额度，实行财政贴息，减免税费，为农民工提供创业条件。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下大力气提高农民收入。拓宽第一产业范围, 纵深第一产业深度, 内部消化吸纳一批剩余劳动力。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二元经济问题、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降低区域之间的差异的最根本方法。贵州必须加快农产品集约化、商品化、科技化、品牌化步伐，积极培育立足于本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与贸易企业。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力度，发展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生态建设工程不仅可以吸纳相当比例的返乡农民工，也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锦宏.地区增长中的要素贡献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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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劳动经济补偿现状

我国《劳动法》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当合同终止时，那么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因此，现阶段我国劳动经济补偿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在劳动者没有主观过错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将劳动合同解除。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第一，用人单位先提出而协商解除，第二，诙者发生过失性错误而导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劳动者发生非过失性错误而导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针对这几种情况，当劳动合同被解除时，劳动法和地方性法规提出了明确要求，即用人单位有义务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其次，在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合同的终止原因出自劳动者本人，那么通常情况下不会予以补偿。基于理论观点的差异，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与企业的用人单位在终止劳动合同时，往往在经济补偿上采取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终止劳动合同时不予补偿。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满足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时，此时劳动合同终止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提出，当劳动合同期满或者满足了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那么此时终止劳动合同，允许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国家另有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第二种情况则是终止劳动合同向劳动者给予补偿。相关规定提出，只要属于国有企业职工、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这些劳动者在终止劳动合同时，与经济补偿金支付相关的规定依然需要执行。因此，对于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沿海发达城市的用人单位而言，在劳动合同终止时，依然需要将经济补偿支付给劳动者。

二、完善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对策

首先，在辞职或劳动合同解除为被迫的情况时，那么应赋予劳动者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我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劳动者有权利随时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非法手段的强迫，例如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等；用人单位没有遵守劳动合同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基于这两种情况，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法却没有相应的保护政策，劳动者无法通过用人单位获取经济补偿金，进而导致立法与实践之间的逻辑冲突现象出现：有的用人单位为逃避承担经济补偿金支付的责任而迫使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对法律漏洞加以运用，用一些非正规手段逼迫劳动者，例如拖欠工资、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等等，在这一背景下，劳动者不得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针对这一现象，立法部门应对相应的法律缺陷进行弥补与完善，确保劳动者在被迫情况下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被赋予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

其次，需要对劳动合同终止时相应经济补偿的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完善与统一。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在面对经济补偿的问题时，尽管就理论而言用人单位不予补偿是合理的。然而我国于1995年才开始实施劳动法与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因此在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过程中，应对我国劳动管理体制予以足够的尊重，将1995年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为界限，以劳动者就业时间为依据，采用不同形式的方法，实现“一刀切”的劳动经济补偿的完善与调整。具体阐述如下：

通过法律法规对劳动合同制实施予以保护之前，国有企业采用的是固定工形式，因此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究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转型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原固定工在就业率以及工资待遇方面都有着巨大优势，他们向国家上缴创造的利润，国家承担他们的基本生活，在旧体制之下，他们为没有得到应有劳动补偿的旧体制资本积累作出了贡献。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这部分大龄职工在技术技能方面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岗位需求，并逐渐向“弱势群体”转变，他们将承担新体制创造改革成本。因此，为了有效推动经济体制转型，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得意深入，使社会稳定得到维护，就要对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法规进行建设与完善，同时也要对历史予以尊重，对国有企业原有固定工的权益加以保护。而对于实施劳动合同制之后的劳动者而言，在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则允许不用承担经济补偿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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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如飞.劳动补偿收入征税的法律问题[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29（3）：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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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物价指数普遍偏低，因此使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接近根据购买力评价进行衡量的汇率水平对实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很大的好处。同时稳中有升的汇率措施能够使人民币保持坚挺，并增加了其国际信誉。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外升值，那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出口并无法巩固贸易顺差。而且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外升值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其对内升值，造成了国内物价指数的下降，这种下降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缩小，而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内升值，这会使国内物价指数下降，从而拉大了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但这在短期内会促进出口并巩固贸易顺差。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内升值会使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上升，这种上升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拉大，然而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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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的“用工荒”就是企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指的是近些年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工人人数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状态。市场化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当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却出现了转变，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展开分析，探讨“用工荒”出现的背景，研究劳动经济学对“用工荒”的相关解释，比如通过刘易斯拐点和工作搜寻以及市场供给等理论探寻“用工荒”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策略，主要介绍了从政府和企业以及劳动者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　“用工荒”问题的背景和现状

2004年的下半年，我国“用工荒”的现象初露端倪，不过，这种现象集中发生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到了2006年，出现了蔓延态势，福建和广东以及浙江等地持续大量缺工，从此“用工荒”愈演愈烈，到了目前，就连传统输出农民工的内陆省份同样不能幸免，也开始出现了用工短缺较为严重的问题。虽然，期间2008、2009年，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一些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降，暂时的把“用工荒”等问题掩盖住，但是随着经济持续上行恢复，“民工短缺”越来越凸显出来。据相关资料显示，最近几年，到东部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9%左右；而到南方沿海地区，比如珠三角等地务工农民工也较常年下降了25%左右。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需求较大，而中国纺织协会就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源报告显示，单单是2010年，缺工数量就超过了200万人。不仅劳动密集型行业缺乏一般的普通工人，对一些技术密集型或者是资本密集行业同样缺乏劳动力，主要需要掌握技术的熟练技术工人。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全社会高度关注，为何人口大国出现了如此严重“用工荒”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　我国“用工荒”出现的原因简析

关于“用工荒”的问题，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用工荒属于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引起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必然存在着经济学上的原因，考虑到劳动经济学，我们认为用工荒的出现有以下几点理论原因：

2.1　刘易斯的拐点理论　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他通过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年的发展历程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主要内容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经济结构为城乡的二元结构，主要包括乡村农业部门以及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那么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过程为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过程。但是，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断深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少，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完成转移之后，就到了“刘易斯拐点”。

所以，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用工荒”问题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马上到来。但是，虽然说这个理论比较的宽泛，而且被证实适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好的解释许多高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困境。不过这个理论是否和中国的情况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因为，这个理论并没有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笼统和没有经过细化的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思路或者说是框架，还不能完整解释一个国家“用工”等社会问题。

2.2　劳动力市场的搜寻理论　有人认为，在我国出现的用工荒问题，还并非属于真正意义用工荒，原因是有份调查显示，指出一些抱有外出打工意愿的劳动力倾向是在家附近寻找合适工作，如果找到合适工作，哪怕外出收入略高一些，人们也愿意留在家乡附近。所以，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力的市场搜寻理论解释。而这种理论主要包括：①在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不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会选择满意报酬的工作，就需要劳动力在市场进行搜寻。②寻找工作中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越长，那么劳动者就越可能找到较为满意工作，工作的报酬也可能越高，但是，随着劳动力在市场寻找时间延长，找到工作报酬提高的幅度会递减。③劳动者在市场寻找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长，花费的成本会越高。④当搜寻职业的最终收益大于成本时，会促进劳动力延长搜寻时间，而在找到最优职业之前，劳动力选择处于失业是一种较为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前些年，沿海地区就业缺口大，发展速度较其他地区较快，有更多的发展和就业空间。但是，近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各地就业需求旺盛起来，劳动者就业选择更多，经过比较搜寻成本和收益，劳动力多数愿意留在本地。不仅如此，心理成本降低，更加促进了本地就业倾向，新生代的农民工多为独生子女，多未婚，家庭负担轻，不承担养家糊口重任，所以，许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的是留在本地寻找工作。

2.3　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　最直接影响市场的因素是供求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不平衡产生的过程。工人供给和市场需求有一个均衡点。即市场的劳动力刚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那么如果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供应劳动力不足，那么企业招到工人，就需要支付更高工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提高，不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所以，对工资的要求提高，导致市场被雇佣两下降。另外，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目的不单纯为养家糊口，而是希望在城市安家，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外出工作的动机并存着经济性以及生活性特点。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发展机会，对企业也就提出更高要求，对工作选择也就更加的挑剔。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职业期望，较强的市场意识，他们关注的不单单是找到工作，更看重工作的环境。比如工作的条件，生活方面的保障，以及五险一金，劳动合同等。对政府期望高，希望出台政策以及法律保护合法权益。

3　“用工荒”的应对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用工荒的出现原因多方面，所以，解决这类问题也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要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如果要有效的解决目前的用工荒问题，主要考虑从政府方面，从用工企业方面，从劳动力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

一是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对经济发挥调控的作用，促进经济产业进行结构的调整，不断的优化完善产业结构，可以把就业当作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调整产业的结构。在调整中，不追求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也不单纯依靠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就业，要制定科学规划。此外，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以及法律等，保证外出劳动者们的权益不被侵害。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调整最低的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指导企业工资水平。

二是企业要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特点，进行相应改革，不断的适应劳动者需求。比如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完善福利待遇规定，健全绩效工资制度，和劳动者正常签订用工合同并履行法律义务，不断的改善环境，活动，让劳动者以企业为家等。同时，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考虑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确保在市场竞争以及人才竞争中取得先机。

三是劳动者要重视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提高竞争力。要学会学法用法，维护合法权益。还要注重培养艰苦奋斗品格，要敢于吃苦耐劳，通过奋斗赢得美好生活。

4　结束语

总之，通过政府、用工企业及其劳动力管理方面多管齐下，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效化解我国的“用工荒”问题，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迅速稳健的发展，迎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

参考文献：

[1]田奇恒，孟传慧.管理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关系构建方向[J].价值工程，2010（34）.

[2]李铁斌.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博弈分析与企业劳动关系运作机制[J].科技广场，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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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JL021)；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FA050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06JJD770009)；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B147)；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李恒(1971－　)，男，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240；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087－04

收稿日期：2008－05－08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在转型期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英、美、法等国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彻底、永久的转移是一国顺利转型的关键(辜胜阻，2002)。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局面，而且出现几次转移的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于流出地经济社会转型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乡二元结构转换

根据经典人口流动理论，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的流动利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但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实践，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实现二元结构消除的目标，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郭兴方，2004)，这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及规模都较低，达不到促进我国二元结构调整的要求。林毅夫(2003)认为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同时又促进了这种调整的推行，对我国而言则需要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大调整，从而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但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一致的认识，不但提供了提高农民收入的渠道，而且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带动其它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李恒，2006)。阎占定(2004)则从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论证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但为什么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最终促进二元结构转换，仍然存在多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这与农民收入分化有关。如胡苏云，等(2004)通过调查指出农民外出务工与农民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外出务工和非农业经营相宜得彰，从而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只是对农户非农业经营欠缺的一种替代，对提高家庭收入优势不明显。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蔡认为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扩大的同时存在反映了我国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就业歧视以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是主要的因素(蔡等，2003)。李湘萍等(2006)则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户籍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最终减少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这源于农村工业化成效不突出所致。我国工业化快速扩张的同时，吸收就业增长明显滞后(简泽，2007)。对于传统农区的结构转换研究而言，多数学者强调应该发展适应自身的工业化模式，如程怀儒(2006)提出应该在传统农区发展“近农”型农村工业，以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相互促进，刘东勋(2007)认为应该构建传统农区开放型的市场化导向工业化模式，通过劳动力向外部的流动来促进市场意识的导入和工业化发展所需资源的聚集，喻新安(2007)则基于新型工业化的理念讨论了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理的必然性与具体思路，为突破传统低生产率的加工业提供有益思路。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典人口流动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仍然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应用这些理论难以从根本上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与二元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许经勇，2007)。2004年的“民工荒”即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刘易斯工资不变假定下，传统农业会给工业化提供“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然而在存在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出现的民工短缺暴露了我国转型经济中的特殊性，并非劳动力流动不能推进工业化和二元结构的转换，而是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在工业化优先兼顾农民利益的原则下统筹工业化进程(黄泰岩，2005)。这需要建立适应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新型理论，耿明斋即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应该起始于农业，依托于农业并最终服务于农业，而伴随这一进程的正是农村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耿明斋，2007)。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分层

所有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分层是根据获得社会需求物品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它导致了不同层级对于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涉及社会的平等、公平和公正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工业就业，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要求和社会地位的阶层群体，形成连接城市和农村的农民工阶层，对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深刻的影响。

在劳动力流动作用于社会分层的原因方面来看，李强认为这源于户籍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大陆社会分层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城乡人口迁居进行严格的控制(李强，2004)。二是户籍制度对于不同群体的人所进行的等级划分，其最大特点是强调等级，强调秩序，而且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等级秩序。三是，户籍制度是通过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整合来达到城乡分割的目的的，这些制度的长期作用最终导致两个群体具有系统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却不会简单的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而消除。

更多学者基于调查对农村社会分层进行研究，并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如林晓鸣(1990)依据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把农业人口区分为5个不同的阶层。陆学艺则根据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把农村社会分为10个阶层(陆学艺，2002)。潘会玲(1996)则依据职业分化和阶层演变的调查将农村划分为7个阶层，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划分中，虽然不同文献对农村阶层的划分所依据的标准不同、研究的地域不同、划分的结构和层次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农民工阶层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存在却具有共同性，它不但是农村

阶层划分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阶层，而且成为农村阶层划分的重要作用力量。更进一步，李燕燕(2007)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传统农区的社会转型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农民由所谓的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社会身份时，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得以成功转型。

劳动力流动推动的社会分层对传统农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农民分化和社会分层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工阶层，其对市场观念的理解和在经营土地以外获取收入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农民行为的变化(马夫，2007)。二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性质。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从而不能参与以城市户籍为核心的城市社会分层体系，虽然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了绝大的力量，但他们仍然是城市中最不正规的、最低层的群体。许欣欣1999年7到8月在全国63个城市对2599名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的关于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的调查发现，“建筑业民工”的得分声望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农民的声望(许欣欣，2000)。然而，李培林等(2007)的调查却显示具有较低社会地位的农民工却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表明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在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从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显然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并非简单的制度问题，而在于社会意识本身的改变(王玉兰，2004)。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业发展

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动力，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效果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二元论上，持积极影响的观点包括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促进耕地资源合理配置等(武国定，2006)。而持消极影响的理由则主要在于青壮劳动力流出导致的农业生产率降低、土地撂荒等(龚维斌，1998)。张卫平(2003)指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而言，青壮劳动力流出对农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这会导致务农人员的老龄化，并引发多种社会问题。但白南生等(2002)认为，简单的将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归结为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是不全面的，因为农业生产会受到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双重影响，则要考虑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替代关系，在资金短缺的地区，追加资金对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大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则外出务工带回的现金对农业生产的下面影响要大于由于农业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是资金充裕的地区，则农业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务工带回的现金的下面影响。即，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必然带来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劳动与资金之间的替代关系(龚维斌，1998)。

由于这方面的文献多是建立在土地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来分析的，从而不论是简单的二元论，还是折衷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中足，龚维斌(1999)通过对安徽省无为县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复杂的影响，因为劳动力外出就业一方面是人地矛盾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的这一事实，换言之，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并非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唯一力量，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过程更多的受制于土地制度和农村农业政策，劳动力外出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只是对内在制度问题的一个反映。实际上，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领域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市场调节失灵，农业结构失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并不能在资源配置方面得以充分体现，也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存在困难(冯少雅，2003)。

另外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农业技术的供给来源于城市科研部门，则多数文献更注意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没有深入的讨论二者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如曾广奎等(2005)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性富余在农业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会产生技术性剩余的情形，而技术性剩余将成为今后富余劳动力产生和流动的重要方面排他。实际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需要土地经营方式发生转变，包括土地集中和生产的集约化，由于技术所具有的典型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动，使其由原来的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换，进而导致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发生变化，这又反过来推动技术进步的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劳动力流动的强弱及其在时间序列上的波动性也会导致农业技术进步的效果发生波动，这要求深入分析并把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障碍因素(孙联辉，2003)，并创造适宜农业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李杰等(2005)认为，加快农村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不但利于农业劳动力有序流动，而且利于农村劳动力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推动，而这需要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政策改革。

四、劳动力流动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许多学者高度关注非正式制度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认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职业搜寻和生活方式各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并将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有效性。这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他们运用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为工具来进行研究，认为经济活动并非随机的线性过程，而是根植于复杂的、包括各个层面的、各种类型和内容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民众个人之间交往关系中的经济资源，是一种社会网络以及由这种社会网络产生的相互信任与互惠模式，这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尤显突出。

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起到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正向作用，胡必亮(2004)研究了“关系”在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作用，发现农民在当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关系”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来实施流动与迁移的，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像“关系”这样的传统因素往往起到作为作为功能性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李恒也通过对河南省的实地调查证实了“关系”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然而，城市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却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生活习惯与城市文化之间存在距离，而城市文化的“傲慢”与城市公共管理的“偏见”又对农民工产生了排斥作用，使农民工很难真正的融入城市社会(贺宇，2007)。

劳动力流动对非正式制度建设也具有反作用，这一促进机制是通过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对接实现的。涂永珍研究传统农区非农经济发展在推动法律运行的同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于非法律约束如家庭经营制、拟家族关系泛化、村庄单位文化及人际关系等均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促进了法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整合(涂永珍，2003)。实事证明，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会促进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并成为欠发达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

动力源泉(宋丙涛，2007)。

五、外出劳动力回流与人力资本积累

外出劳动力向流出地的回流是与劳动力外出流动相伴随的，对回流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白南生和宋洪远通过详细的实地调查，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过程、后果及其对输出地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现阶段的回流现象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认为由于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是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的独特方式，而且将持续一定的时期(白南生、等，2002)。目前来看，学术界基本上对外出劳动力回流对流出地的影响均认为是积极的，在这一主题上的研究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讨论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对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数量估计多是基于调查得出的，如白南生等通过对安徽和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调查估计回流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6.3％，占外出或曾外出劳动力的28.5％，占仍外出劳动力的39.9％，但他们不认为回乡农民与未曾外出农民有差异(白南生、等，2002)。而王西玉等(2003)则估计回流劳动力占曾经外出打工的人数的17％，而且这部分回流劳动力中有51.5％已经转变职业从事非种植业的其他行业，从而表明农民工利用打工获得的人力资本和资金、信息，乃至社会关系等发展非农产业，开创新的就业岗位。

第二，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机制。潘晨光和娄伟(2003)将外出劳动力向流动地的回流称之为“智力回流”，因为外出务工人员在务工地学习并掌握了相关知识和技能，这些积累的知识会由于劳动力的回流为传统农区经济发展所获得，从而促进传统农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彭文慧(2007)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外出务工人员为载体的知识技术回流；以外出务工人员为载体的市场意识回流；以外出务工人员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回流，并指出基于智力回流的工业模型是一种间接的工业化道路，其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第三，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效应。劳动力回流对传统农区带来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进工业化进程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传统农区市场化进程等(彭文慧，2007)。这些效应的发挥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起作用的，一是带动了传统农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二是带动了农业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回流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王西玉，2003)。

第四，促进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政策。多数文献强调了建立政府主导的政策体系以促进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建议的政策核心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工作职能和行为方式，给予回流人员以人文关怀，提供回乡创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二是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技能和文化素质，以增强他们对智力回流的消化吸收能力，从而适应由于回流劳动力带来的传统农区结构变化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进程(陈琪，2005)。三是推进行业企业协会以地区专业协会的发展，为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和发展提供咨询，掌握并处理市场信息等(彭文慧，2007)。四是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将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及非农产业发展和外部的城市工业联结起来。

六、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并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学术界也开始在不同的专题下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简单的现状描述、对策分析向进行理论解释的方向进行，总结来看，以下三点表现突出。

第一，从现状描述向专题研究深入。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具有不同的表现，在早期的研究中，这些往往作为单独的现象进行描述，人们只获取了概括性的知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是综合性的，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专题研究的深入使得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劳动力流动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这些研究给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而导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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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合同制职工调动、转移工作单位经济补偿金计发问题。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提出调动、转移工作单位的，应当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与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向职工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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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区包括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是我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钢铁、重型机械、汽车、石油、化工原料生产基地，不仅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也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消耗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区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不仅制约了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东北老工业区的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由于早期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视经济的发展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以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东北老工业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加剧[1]，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本文主要讨论东北老工业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相关治理措施。

1、东北老工业区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1.1部分地区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东北平原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严重。据研究，该区土地沙漠化面积为72 280.6 km，占土地总面积的22.2%。土地沙漠化面积迅速扩大，平均以每年1.5%～3.7%的速度递增[2]。水土流失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会导致沙尘暴的发生以及加剧土地荒漠化，进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区是主要水土流失类型区，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质量急剧退化，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影响多种农作物的种植。水土流失严重的耕地黑土层已完全消失，露出下层黄土，当地称为“破皮黄”，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宝贵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2 湿地资源锐减、“北大荒”变“北大仓”：湿地作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不仅蕴藏多种类型的资源，还具有可以调节气候与环境的功能。东北地区的湿地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下游平原、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区等地区，它是我国湿地类型最多，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东北平原的大片湿地曾被称为“北大荒”，但至本世纪60年代，政府大力开垦北大荒，组建许多农场，进口大量机械，将湿地的水排干，将“北大荒”变为“北大仓”，在获得了大量农产品的同时，也导致了周边环境的恶化。1998年嫩江和松花江的洪水与此不无关系[3]。

1.3 珍稀资源遭到破坏：东北三省地域辽阔， 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全国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省份。据近十几年来有关部门调查所积累的大量资料（陈金松.黑龙江省生态省建设重点问题研究. 2003）可知，朱、虎头海雕、镰翅鸡已在黑龙江省境内野外灭绝；豺、柳雷鸟、豹近20年来野外难觅踪影，已处于灭绝状态；东北虎、梅花鹿、貂熊、黑鹳、黑脸瑟鹭、玉带海雕等野外仅存几只或数十只，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紫貂、原麝、斑羚、黄喉貂、水獭、大鸨、金雕、灰脸鹰等野外种群数量呈锐减趋势，处于极度濒危状态[4]。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也是储量丰富，尤其是石油资源储量近全国的一半，但由于多年开发，且开发强度大，导致后备资源逐年递减，明显不足，造成开采难度逐渐加大。

1.4 煤烟型大气污染：东北地区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大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这就造成了该地区典型的煤烟型大气污染。该地区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颗粒物和降尘，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气，2008年仅辽宁省工业废气排放量就高达4.02×10标立方米，占全国废气总量的9.96%。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等化学物质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化学反应，带来大气的二次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动植物生长及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5]。

2、治理措施

2.1 健全法律法规，增强宏观调控：政府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标准，如“三废”、固体污染物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把保护环境工作放在突出首要地位，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调整耗能大、污染多的产业结构。对于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尤其是污染环境的设备，要坚决取缔；企业排放污染物必须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未达标的企业除要交纳排污费外，还应限期治理，再达不到标准即行关闭；新建企业和新建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同时应积极发展清洁产品，使是清洁能源进行清洁生产。而且，我们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在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谈判中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谨防国外对我们的“垃圾出口”，严把质量关[6]。建设防风固沙林，合理利用配置资源，合理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等都可达到治理环境的效果。

2.2落实公民义务，强化环保意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不是某一个人的财富，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或一个国家的，而是世界的。我们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环保意识。环保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从小做起，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环保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环保生力军的作用。还应提高各企业和工厂的环保理念，应用“绿色”技术，建设“绿色”企业。

结 论

面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重要性，努力做到二者的共同发展。对于个人，要提高自身主体意识，增强环保理念，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不以毁坏环境而发展经济为手段，追求绿色经济，为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于国家，要提高政府的监管力度，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倡导可持续发展。环境改善任重而道远，只有在理论上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的统一，才能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使东北老工业区逐步进入经济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金凤君，陆大道.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资源型城市发展[J].科技导报，2004（10）：4-6.

[2]裘善文，张柏，王志春.中国东北平原西部荒漠化现状、成因及其治理途径研究[J].第四纪研究，2005，25（1）：63-73.

[3]王全波，杜明广.我国东北湿地为辅的现状与前景展望[J].林业勘察设计，2006（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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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是指由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由于劳动者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劳动关系是否规范,不仅关系到数亿人的利益,更牵涉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关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关系的规范问题。

一、当前我国规范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关系建立方式市场化、权利义务规范化、存续形式多样化、争议解决法制化,已逐步成为当下新型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可以说目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和谐的。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一些不规范的劳动关系问题日显突出,具体表现在:

第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不公平,同时,违约现象时有发生,合同的执行不严格。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型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其中大部分企业只愿签订短期合同,或者延长试用期,不让职工及时转正,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关系的极其不稳定;很多合同的内容也违背法律规定,塞进了一些非法要求,成为“霸王合同”,而另外一些实质性条款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旦发生劳动争议,职工很难依据劳动合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再有就是权利义务不对等,有的企业劳动合同显失公平,规定职工履行义务的内容多、享受权利的内容少,明显带有单方面约束劳动者的倾向;除此之外,不少企业还存在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现象,使职工的劳动权得不到保障,有的企业即便是签订了内容详细的劳动合同,但也只是用来应付劳动部门检查,不按合同规定执行。

第二,一些企业工资分配机制不完善,任意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追讨工资已成为每年年终的社会热点问题。而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分配机制不合理。存在“重资本、技术和管理,轻劳动”倾向,职工与企业经营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相比收入明显偏低;企业经营者年薪和职务消费过高,职工收入与其差距悬殊。二是工资标准不统一。目前企业工资老板说了算,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随意性大。三是发放形式不透明,职工之间工资收入不明不白,造成人际关系不和谐。四是行业间收入悬殊。垄断行业工资收入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职工心态不平衡。

第三,劳动条件差,职业危害严重。有的企业设备陈旧,条件落后,环境恶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而有的企业则劳动安全卫生防护用品不按期发放,职业危害难以避免;再就是职工接受安全教育培训的机会很少,致使许多职工缺乏安全生产观念、自我保护意识、安全操作技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70万人,许多非公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60%的设备缺少必要的防护装置,90%的企业粉尘超标。

第四,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劳动争议调处和监察力度不够,经常发生,劳资冲突实有加剧趋势。从目前来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中,最大量的案子、最集中的问题是劳动关系问题。

二、劳动关系不规范的成因及危害

当前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企业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的因素,有劳动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内因,也有劳动保障监察力量不足、执法刚性不足的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社会历史因素来分析。劳动关系上存在的诸多不和谐问题,从一定范围内可以理解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随着公有制企业的改制、非公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单位人向社会人、固定人向流动人、正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转变力度的加大,职工流动速度加快、领域加宽、层次加深,社区化、小型化、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自我就业比重日益增大,就业形式多样化,带来劳动关系的多样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关系的转型,国家作为企业利益代言人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企业独立法人地位被确立,在员工的进出、工资分配等方面,经营者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企业、劳动者开始逐步形成各自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各方利益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职工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对抗,也就是这种利益对抗,诱发了劳动关系中不和谐问题的滋长和蔓延。

第二,从企业因素来分析。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实际情况是各要素参与者权利是不公平的,掌握资本和管理等要素的企业处于强势地位,作为最重要的劳动要素,由于劳动力的总体过剩,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有的企业经营理念陈旧落后,外不树企业形象,内不强劳动者素质,只是一味地把成本控制的极限化当成企业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的唯一信条,企业一门心思追求低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在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严重投入不足。有的企业经营者法制观念淡薄,不遵守《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利用自身在资本和管理等要素上的优势,强迫劳动者用牺牲合法权益,来维系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劳动者因素来分析。当前劳动者的自身素质与新型劳动关系要求的客观不适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尤为突出的是农民工,他们在农业走向非农业、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文化、观念、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完成融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还要假以时日,加上现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面临诸多的事实歧视和利益侵害一时难以避免;由于农民工普遍缺乏工业劳动技能,决定着他们大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难以真正与用人单位形成利益上的对等主体关系;由于农民工在接受文化教育上的局限,相当一部分人法律知识缺乏,一旦与用人单位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不是想法寻求走合法的维权渠道,而是采取非法律手段,甚至于用生命作代价进行非理性的抗争。

劳动关系不规范,由此产生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关系不规范,使民众对企业失去信任,使企业最终失去发展的生存空间;使劳动者的人身权利难以得到可靠保障;容易引发民众对政府公共信誉认可度的危机;另外劳动者利益的损害则直接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加剧了对出口的依赖,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那些低附加值差产品出口的过度竞争,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格,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进而外国消费者的实惠和外资的利润再次挤占了我国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如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总之,劳动关系的不规范,市场经济的建设无异于沙上建塔。

三、规范劳动关系的对策

第一,用人单位法制观念的树立和市场行为的改善是规范劳动关系的前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一些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顾国家有关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出现种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现象,部分企业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偏偏要明知故犯;而大多数企业则是由于缺乏学习,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了解不多所致。因此这就需要对用人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员进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相关政策规定的再宣传、再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并在单位用人等行为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依法办事的要求,把企业的正当利益取得与职工的切身利益兼顾起来,做到企业要发展,职工生活要改善,二者不可偏废。另外,规范劳动关系,企业需要主动作为,切实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责任的担当融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通过积极推行劳动合同,从源头上规范用工行为;通过科学合理的薪酬设计,建立全方位的激励制度,使员工的劳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合理回报;通过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安全教育,增强全员安全意识;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职工素质教育,帮助职工搞好职业生涯设计,促进职工全面发展等。再就是要加强企业的“声望管理”,塑造企业诚信品质,切实纠正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实现企业与职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

第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劳动者应当树立利益共同体观念,企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强化责任感,与企业共荣辱。同时要加强自身学习,多参加培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提高职业素养,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干一行爱一行。劳动者还要学法、懂法、守法,依法维权,善于、敢于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身利益。

第三,法律法规的健全配套是规范劳动关系的依据。我们的社会不是无矛盾社会,劳动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关键是利益双方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机制来规范利益竞争与抗衡,从而实现利益的协调与劳动关系的和谐。目前,资强劳弱的格局造成职工有些合法合理权益被剥夺;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在权益争取上的力量被削弱:劳动要素有严重“廉价化”、“弱势化”倾向,结果是职工权益受到损害。因此需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一种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让他们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还应逐步建立健全欠薪保障、工资支付、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及在企业破产或经营者逃匿的情况下劳动者能够获得及时救助等,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执法部门的有力监察是保证。首先,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建立一支过硬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伍。基础工作是做好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队伍建设是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组织机构,从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实际出发,积极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工作,取得支持,增加人员编制、经费和执法装备,使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经常化、常规化。同时,在领导体制上,应当实行属地管理,或者授权属地管辖,以避免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其次,实施综合治理,突出主题监察。劳动保障监察任务千头万绪,各种劳动纠纷层出不穷,有效的劳动保障监察必须突出重点,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针对特殊行业、特殊群体、特殊问题,有重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非法使用童工、农民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等“维权主题监察”。再次,加强部门之间协调,促进监察工作顺畅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复杂多变,仅靠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好效果,要取得相关执法部门的支持,加强与法院、公安、安检、工会、妇联、工商、税务、卫生、城建等部门的协调,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坚持多沟通,使各部门在工作中增加理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专、兼职劳动保障监察员的工作积极性,采取监察机构与社保机构、培训机构、就业机构之间联合检查等形式,下下联动,条块结合,积极开展工作,确保执法工作取得实效。

总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就是用人单位、劳动者、法律法规、执法部门诸要素的互动过程,是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甚至相互碰撞的过程,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是在这个矛盾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金银焕.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要强化“六个理念”[J].理论探索,2007(5).

2、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J].工业企业管理,2004(9).

3、陈庆法.跨越的彩虹2001-2006合肥工运回眸[Z].

4、李凌云.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J].工会理论研究,2004(4).

5、浅谈如何在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DB/OL].考试吧,2009-11-18.

6、王瑛.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J].集体经济研究,2007(0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