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X83 [文献码] B[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61-1

在经济日趋发展的今天，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世界各国已清醒的认识到保护环境必须成为全人类的一致行动，保护环境主要是改变发展的模式，人类必须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取、运用环境质量数据资料的科学活动，是用科学的方法监视和检测反映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各种数据的过程[1]。环境监测工作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为环境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服务。因此，认识环境监测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人们认为环境监测的成果就只是各类数据，这种认识不全面、不完整，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环境监测的效应。环境监测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获取各种监测数据，这不是环境监测的终点， 只能视为一个起点。环境监测主要是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服务，这种服务不单单是提供大量纷繁庞杂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提供对环境现状的分析和预测，为各项环境管理措施提供决策建议。环境监测是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环境和环境执法监督的基础，是环境保护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在实践中常被形象地称为"环境保护的眼睛"。在国家的"十五"计划纲要中，也开始写入了环境监测的内容，明确地提出"要健全环境监测体系"的要求。环境监测的重要成果之一的环境质量报告书，即以环境监测实测数据为主，适当辅以环境统计数据，报告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并分析环境变化原因及提出改善环境质量建议，对环境决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很高的参考价值[2]。

1 环境监测与城市建设

在现行的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其中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而要有一个科学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而科学的环境评价来源于切实可靠的环境监测工作，即进行环境背景值调查。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是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季节的环境监测数据，确定某一区域的功能性能。如果监测的方法不对，或监测的数据不准确，据此而制定的环境规划将会导致城市布局上的失误，建设的项目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对城市整体建设也造成影响。又如，现在的重大项目建设中要求有环境影响评价，而对环境进行评价的基础也是各种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如果环境监测的数据不准确，就有可能造成项目在审批上的延误。尤其是在针对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处理上，环境监测的作用更为突出，它不仅仅可以确定污染物的来源，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更可以通过监测结果了解污染物组成，为解决污染事故提供科学依据。

2 环境监测与企业发展

近几年来，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要求企业提高效率，开发清洁的技术，更新、替代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有效管理。环境监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及时了解企业的污染现状。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监督性监测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污染现状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同时企业可以根据原材料投入、产出及排放状况进行物料衡算，了解原材料利用效率及能源利用率，而这些都是企业想要进行清洁生产所首先要了解的数据，有了这些数据的分析，企业才能针对现状，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企业创造新的效益。还有城市综合定量考核，企业单位上等级，治理工程建成验收以及创建卫生城市的一些监测，如：烟水控制区的监测，环境和区域噪声监测，废水废气的监测，污染源排放状况监测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另外，企业或城市选择水源时。如果由于环境监测忽视质量控制，报出了错误的数据，一是可能出现本来可以利用的水源不能利用。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增加了给水的投资；还可能出现把本来不可使用的水源错报成符合用水标准，结果花了一大笔资金，却因水质不符合标准而不能投入使用。这也说明了监测工作及监测数据事关重大。

3 环境监测与产品

商品是在整个社会中流通和使用的。产品质量的好坏，不仅从适用、美观、耐用方面去衡量，还从它对人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来衡量。如灶具排放烟气的指标；生物中所含的各种有害物质的指标：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冷气机、机动车等的噪声指标，机动车排放有害废气指标；酒类中有害杂醇指标；卷烟中尼古丁、焦油指标；化妆品中刺激有害物的最高允许含量指标；室内装饰、装潢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工作产品中各种有害物质含量指标等，大都需要进行测定。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合成化学品越来越多，若不对这些化学品的致病性，致癌性、致畸性、致突变性进行鉴定和监测以确定其使用限量，则对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篇2

一、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搞经济核算、改善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都离不开会计。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建立健全以产权明晰、权债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取能，改进和张化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法制严明，公平竟争的市场体系。都离不开会计、而且都必须特别发挥好社会工作的职能作用：

首先，会计人员是会计法律、法规、规章的主要执行者和实施者。在贯彻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和其他财经法纪中承担重要责任，并发挥重要作用。会计工作是财务收支的“关口”，对于维护投资人，债权人。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那负有重要责任。他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我国的法律法规，按统一的财政、财务制度办事，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依法维护本单位的利益，为本单位的增收节支精打细算，把关守口，出谋划策，提高经济效益权服务。

其次，会计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会计工作要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精打细算开辟财源提高效益。会计工作不仅是事后的记帐、算帐、报帐工作，而是要在提高本单位的经济效益上下功夫。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运用计划、预测、控制、监督、考核、分析等手段，使资金得到最合理、有效的利用，以较少的支出，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最大限度地杜绝浪费，改善经营管理[4]。

最后，会计是经济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是经济管理的重要信息。对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企业而言，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而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对信息的正确分析运用。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是会计工作者的天职。会计资料的合法、真实、准确、完整是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会计法》各项规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为本单位经营管理、业务活动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以及投资人、质权人等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可靠的会计信息的重要保证。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没有真实的会计信息，没有准确的核算资料、不论个人本事多大，在作决策、兴建设、振经济、搞分配上，都将是盲人骑瞎马、寸步难行，没有不失策的。必然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成为空中楼阁，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会计人员都要以遵守职业道德为基准，以维护法纪的尊严为己任，严格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客观如实地反映经济业务，做到核算有据，帐真表实，有喜报喜，有优报优，不隐瞒歪曲，不弄虚做假，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并通过有序的核算，使会计信息真正的为经济管理决策服务。

二、会计工作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会计人员应该积极参与到企业管理之中。在很多人看来，一般会计就是记账、算账和会计报告，不具体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即使部分参与企业管理工作，也是财务经理们的事，其实，会计除以报表方式为其他管理人员提供公司经营信息外，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司管理之中，无论是进行成本核算、报账、记账，会计是企业预算执行第一个知情者和监督人，从材料采购到销售回款，通过预算、比较价格、信用管理、指标对比等，会计无不履行着监督的职能，无不参与于企业管理之中。会计工作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会计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专业工具，因此这项工作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人员进行，并采用较多的专业术语和专门方法，然而会计其服务对象并不是会计专业人员，其存在的宗旨除自身通过控制与监督有限地参与管理外，更多是为企业相关管理服务的，而这些管理人员并非都能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因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需要全面、真实、及时与可比，还要求对此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有用，则除自己能读懂外，还要求所涉及管理人员、相关利益者都要能读懂，如果其中包含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信息，应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解释，使其他管理者能从会计提供的信息中读到其所需的相关管理信息，只有这样，会计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发挥更大的潜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者能够更方便的读取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决策。因此，会计作为企业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管理工具，不仅仅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与结果，还通过预算、监督、参与决策等，参与到企业管理过程之中，作为一个重要管理环节来使用，作为履行此项工作的会计人员自己应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履行自己管理工作职责。

三、通过会计监督管理，可以增加经济效益

会计监督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堵塞经营管理中的各种漏洞，促使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会计工作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自身的工作，通过企业的收入和支出，通过检查各项综合性指标的执行情况等渠道去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结果例如，利用成本和费用指标去考核和监督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情况，利用流动资金指标去考核和监督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或商品的储备情况，利用利润指标去考核和监督生产经营成果等等。因为我国工业企业存在着原材料、能源利用率低，企业管理费用上升幅度大，乱摊乱挤成本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应当说是与企业会计监督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及时检查财经制度执行情况，不乱摊乱挤成本，合理运用资金，合理储备物资，提高生产效益，缩短生产周期，加强市场预测，克服盲目生产，减少库存成品积压，疏通流通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潜力得到充分地发挥，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篇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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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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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篇4

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则是政治作为阶级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根源。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国民经济能够为国防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优秀人才，能够有效地改善国防设施，更新武器装备，加大国防科技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国防力量。

（二）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自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发展，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国家就要有国防。同志曾说：“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纵观历史，一国的强盛莫过于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如果国家的国防实力不强，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经济建设就无从谈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把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建设视为国家的基本利益，而国防建设是保障三者的先决条件。

（三）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

马克思说过，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开路先锋作用，对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加强国防建设能够促进科技的进步。国防建设分娩出来的高新技术能促进经济革命。

可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国情需要，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选择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创新

（一）定位创新：富国和强军统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初期，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革”写入了十七大报告，标志着追求“富国”和“强军”新目标的统一。

“富国”与“强军”二者不可偏废的定位创新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有关原则和方针，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均衡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统筹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具备了强军的经济基础后，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保持经济建设继续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一种和平年代的常态表达，被写入十七大报告并非空穴来风。

（二）成效创新：质量与效益统一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积极推进“加快中国特色军革”，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打赢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战争。我国军革的成效要实现质量与效益相统一。

成效创新来自于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尤其是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6年为军品市场探索阶段，确认了军品作为市场客体的商品属性问题；从1987—1997年为军品市场的初步建立阶段，确立了军品研制者和军品使用者作为市场供求主体的地位；从1998年后为军品市场逐步发育走向完善阶段，逐步确认总装部的统一规划和集中管理。1999年，国防科技工业五大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逐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有效市场供给主体。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从武器采购体制来说，形成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有效分割，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国防科技工业也跻身市场化的行列，武器采购体制的发展顺应了市场体制的要求。

（三）科技创新：军用与民用统一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用与民用统一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军用与民用统一的实质，在于将军事工业内部剩余产能在民用领域充分释放，将领先技术向民用领域合理转移。

1.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完善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相对于军工市场有限份额，民品市场空间巨大，二者结合可以更加合理的利用和配置我国的生产和技术资源，增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统一是实现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相得益彰的有效手段。

2.军用与民用统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统筹考虑军需民用、平战衔接，可以使平时的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发展比例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3.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建立和完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

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

三、科学统筹，确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一论述在充分肯定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应该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要谋求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内在统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要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是富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构筑国家的安全盾牌，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正确选择。

（三）要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资源配置

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依托，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当今时代，只有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强军才有可靠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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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职能主要是指国家政府机关，通过国情制定的全面的、具体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划、服务或监督职责，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实现相关的经济建设发展日标。根据经济建设与发展相关理论和实际，其对政府经济建设职能范围的划分即是对市场和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范围。

2.经济建设职能约束

财政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财政对经济体制转型和国家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财政在经济建房与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相关的约束。其一，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政府应当属于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主要工作内容，明确政府职责。其二，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结构矛盾约束。曰前我同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结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实现经济发展是我国财政充分发挥经济建设职能的要求和日标。其三，不同经济类型对财政作用的约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同经济类型行业逐渐形成且明确，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经济十预力度和方式都有所改变。所以，国家财政在经济建设与发展职能中更加明确了其对各经济类型的不同作用。

二、我国财政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现状

1.经济结构体制建设尚未完善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经济建设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国家经济结构体制建设仍然需要完善和调整。然而，我国日前的经济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根本，通过长时间探索和分析逐渐进行变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完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支出主要着重于经济发展和基建投资，而对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较为忽视，这使得我国当前的经济事务支出较多，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结构体制建设仍然需要更好的完善。

2.资金与管理机制尚未完善

当前我国对各项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尚不够规范和全面，资金的管理机制尚未不够完善，一些专项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管理问题。所以，使得国家财政政策整体协调性存在偏差，导致资金管理不全面且不连贯。同时，由于我国财政在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与管理机制不完善，使得资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局限了财政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完善资金管理体系建设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工作重点。

3.中小企业政策扶持不够具体

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国财政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府并不够完善和具体，这使得各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受到极多的阻碍，且得不到更好的发展。日前我国中小企业对于资金方面的需求较高，生产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极其缺乏，使得一些科学生产技术不能投入生产且创造收益，造成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严重浪费。因此，我国应当针对中小企业发展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三、我国财政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发作的作用

1.正确定位财政经济建设职能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我同政府逐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开始转变，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相关基础设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各项需求，正确定位财政经济建设各方面职能职责。与此同时，以国家财政职能的范围、效率以及能力为基础，提高国家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根据经济形势，转变政府职能观念。由中央政府和各地方省级政府承担，各地方省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总体决策内履行相关经济发展职能，明确财政经济建设地位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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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大建设协调推进，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四大建设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彼此之间不能相互适应。尤其在经济发展还相当落后的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变化，极易造成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就是其集中表现。协调好四大建设之间关系，将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进而创造使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条件。

坚持四大建设协调推进，是由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矛盾，并以此确定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呈现多个层次，它既表现为基本生活需求，也表现为精神和发展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必须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推进去实现。

坚持四大建设协调推进，也是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得出的，它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虽然世界上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有大量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不仅面临特殊的历史背景资源，面临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而且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发展的方式等方面，都与其他国家有显著差异，如果简单照搬它人经验，只注重经济发展，忽视其他方面发展，让经济建设孤军深入，缺乏政治、文化、社会的保障和支撑，不仅将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可能葬送正在兴起的事业。

用科学发展观把握总体布局的协调性

我们对四大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从总体上看，经济建设为其他建设提供物质条件，政治建设为其他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文化建设为其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社会建设为其他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四大建设共同构建了现代化建设基本内容。

然而，在全面推进四大建设中，四者之间关系如何更好地把握，仍然存在不少疑惑。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情去认识各项建设之间关系，促使其保持动态平衡。譬如，建国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不仅制约着政治文明建设，而且制约着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育。为尽快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为其他建设创造发展的物质条件，我们必须将经济建设置于四大建设首位，让经济适度超前发展。经济建设先行，既体现了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也符合加快发展的要求。而在物质条件发生很大改善的今天，尽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还不能被取代，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通过又好又快发展提高质量。

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滞后，也导致各项建设之间的不协调，引发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协调发展要求。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既符合广大群众的新愿望和新期待，也符合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同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也需要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明确相对具有的主次关系。

促进四大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还需要在各项建设内部形成相应结构。经济建设如果仍然以传统增长方式为主，那么，政府管理体制、企业经营的价值观、劳动者培训、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等，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容。

根据四大建设需要发挥政府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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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下农业科技档案与新农村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科技档案与新农村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科技档案建设工作不够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很难利用农业科技档案更好地指导农业实际生产。部分科技人员不注重科技档案建设工作，没有意识到农业科技档案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性，导致农业科技档案在建设过程中，相关制度不够健全，相关资料收集存在遗漏性，很多重要的农业科技信息没有进行有效记录；第二，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农业科技档案工作无法落实到位，相关工作没有一定的标准进行，导致农业科技档案工作不规范，很难将之应用于新农村经济建设当中；第三，对农业科技档案的管理手段存在一定滞后性，无法适应当下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形势。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不能对相关的农业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有效管理，无法对新农村经济建设进行有力指导，这就导致了农业科技档案存在较大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现实发展需要。同时，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降低，很难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就导致了农业科技档案工作效率不高，难以真正发挥农业科技档案的现实作用[1]。

3、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有效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当下经济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对农业科技档案的管理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新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对新农村经济建设起到较好地指导作用[2]。

（1）对传统观念进行变革，重视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

传统观念的变革，树立新的农业科技档案发展理念，是推动农业科技档案工作，使之更好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要注重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农业科技档案工作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性地位，使之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农业科技档案工作要注重解放思想，树立市场观念，将档案管理与市场经济发展现状有机结合，积极工作，使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2）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切实推进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化

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化，要以制度保障作为发展前提和首要条件。对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制度进行完善，变革当下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可以更好地提升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化，使档案在整理和编排过程中，能够符合相关标准，在查阅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利的信息，进而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

（3）提升档案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促进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更加专业化

档案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是保证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更具专业化特征的基础，也是促进农业科技档案更好服务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注重专业化队伍建设，让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具有较好的专业化水平，能够保证工作的效率化，使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符合相关标准，在应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进行科技知识查阅，指导实践生产。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对农业知识进行有效地了解，对区域种植情况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能够更好地对农业科技知识进行有效宣传，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4）注重农业科技档案的利用效果，强化农业科技档案对农业经济的作用

农业科技档案是记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档案，具有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能够很好地指导农业生产。新农村经济建设，就是对传统耕作方式的一种变革，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下经济发展需要，提升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更好地发展农业经济。农业科技档案的利用，可以更好地指导农业发展，使农业生产能够增产增收，提升农业商品化程度，更好地获得经济效益，进而提升农民收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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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这由“五位一体”的建设大格局推动的社会大文明建设系统中，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大企业应当作为社会的代表性事物存在，“它为我们的公民设定了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标准；它能领导我们，影响我们，指导我们；它决定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这些代表性的事物就是大企”。经过抓大放小改革以后，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规模上可以说是大企业了。虽然与跨国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规模还需要集中，结构还需要调整，产业还需要升级，发展还需要转型，实力还需要增强。但大企业之大，不仅在于物质上的强与大，更在于精神上的强与大。只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强大，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备，才能成为社会的“代表性事物”。

要成为如彼得·德鲁克所称的“代表性事物”，国有企业（其他性质的大企业也应如此）必须在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在其他企业的前面，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才能与自己的地位、职责相应相称。

根据“代表性事物”的时代特征，国有企业必须走在时代前列，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如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好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好依法经营、民主管理、法人治理、反腐倡廉的带动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好以人为本、文化先进、合规诚信、学习创新的带动作用；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好平等互尊、履职尽责、公平正义、和谐共赢的带动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好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一句话，国有企业要在五位一体建设和建设五大文明的实践中，破解发展难题，克服发展瓶颈，先行一步创造并积累经验，引领广大企业一道前进。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大文明系统，在现代化基础上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全面复兴。国有企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主体，是国民经济脊梁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不仅应责无旁贷，而且更应带头实践、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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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09-02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任务,迫切需要对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文化建设是一个普通的、常见的概念,但对它的本质和特点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我们却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就文化建设的本质和特点略述浅见。

一、文化建设的本质

人类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是同一过程。但在文化建设产生以前,人类所谓的创造文化的活动并不是自觉的活动,而是有意识的自在活动。文化建设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和出现的实践活动形式。它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物质财富,更需要精神意识条件――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意识,就没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人类在其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以文化自觉意识为前提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

文化建设即是文化建设主体运用一定的文化建设手段作用于文化建设客体,并使文化客体发生沿着某一方向改变的过程。文化建设主体是具有一定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并从事文化建设活动的人。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一定的实践和认识能力;第二,必须从事文化建设活动。文化建设的客体是文化建设活动指向的对象。它由物质客体、精神客体、人类客体、关系客体和组织客体等构成。文化建设的手段是文化建设主体作用于文化建设客体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工具的总称。它包括宣传、教育、研究、表演等。

文化建设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领域之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三个领域。三者在活动的目的、内容、方式、结果和社会作用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又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相互服务的关系。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是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从经济建设中分离出来的。没有经济建设这个前提和基础,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就不可能出现。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保证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营造政治氛围和政治环境,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在阶级社会,政治建设能够确保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

文化建设是人类进行的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它是人类追求和创造自由的活动方式,是实现人类自我复制、自我更新的活动方式,是最能体现和表达人类本质的活动方式。人类的活动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但有些结果对人类有益、有价值,有些结果对人类是有害的,没有价值。能够使人类产生需要的活动,其本身既是有价值的,又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文化建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是有价值的。不仅如此,文化建设还创造价值。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不同,文化建设所产生的需要是“自我意识”了的需要,即对是否产生需要、何时产生需要、产生什么样的需要自身是有明确意识的。不仅如此,文化建设所产生的需要还是综合性的需要和深层次的需要。文化建设不仅产生物质需要,而且还产生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不仅产生低层次的物质需要,而且产生对“真”的认识需要、对“善”的道德需要和对“美”的审美需要。文化建设不断地整合、重构人与“对象化”活动的价值关系、人的活动与活动对象的价值关系,不断地审视、批判人与其需要的价值关系。文化建设不但为人们提供运动、消遣、娱乐的场所,为人们提供陶冶情操、增长智慧、提升境界的文化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不停地努力创造一个意义世界。人类只有在文化建设所创造的意义世界之中,才能不断地完善和创造全新的生存状态以超越自我,才能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本质。

综上所述,文化建设是人类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文化自觉意识为前提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最能表达和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方式,是人类三大社会活动领域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特点

文化建设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社会性。文化建设是人类以群体方式参与的实践活动,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个体是无法进行文化建设的。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尽管是个性化很强的活动,但是,科学家和作家也是以多种方式和社会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甚至当我们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所需的材料、所凭借的手段也是社会的产物,是作为社会的产物而存在的。“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因此,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文化建设的成果并不是由个人独占,而是归社会所有。“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在文化建设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

2.次生性。从文化建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文化建设不是人类进行的“原发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次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最初进行的活动是生产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只有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活动和政治建设。

3.自觉性。文化建设是一种“双重自觉”的人类活动。第一重“自觉”,是说文化建设即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活动者对文化建设的目的、意义有一定的自觉认识。在这一点上,文化建设和人类进行的其他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凡人类进行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第二重“自觉”,是指文化建设是以对文化的自觉认识为前提的。这种自觉性体现在人们对文化的意义、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

4.系统性。文化建设是由文化建设主体、文化建设客体、文化建设对象三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系统。每一大要素内部又由多个具体的要素构成,多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要素系统。文化建设具有层次性。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明发展程度产生了对文化建设的不同需求,同时也为文化建设的进行准备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文化建设包含的要素也因为这些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在文化建设的规模、发展速度、社会作用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层次。

5.综合性。文化建设中,物质生产过程和精神生产过程是相互交织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互结合共同起作用的。文化建设奉献给人类的不仅有物质产品、物质财富,还有精神产品、精神财富。文化建设是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文化建设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思想、观念包括人本身都得改造。文化建设也是认识活动。文化建设总结、概括人们在改造自然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同时,也反映其本身改造社会的过程和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认识过程,并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表现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文化建设是融合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并将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的社会实践活动。

6.创造性。文化建设的创造性首先表现为文化建设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文化建设是人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是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来进行的活动。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在人们活动之初就以观念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文化建设的创造性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它不断地创造新的精神产品和不断地生产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上。精神生产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精神生产是一种思维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非重复性、探索性的特点。因此,以精神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建设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在其他领域的活动中所运用的思想、理论和智慧都是由文化建设来提供的。文化建设既提供超越现存状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又不断地对思想、观念和文化本身进行革新,从而推动人类向着更高、更远、更强的方向前进。文化建设是激发和表现人类创造力的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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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力是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内源性动力。低碳经济建设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它既关系到政府的国际形象也关系到民众在低碳经济建设中的权利与义务。目前，已有的政治动力体现于国家正在研究制定的扶植政策中，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展低碳经济指导意见》等。此外，政治动力也体现于各级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碳减排指标并对官员进行生态考核的行为中。在政府以一种宏大的政治眼光审视低碳经济的同时，需要重视建设低碳经济的社会基础，即需要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因为低碳经济发展不仅只是政府层面的规划、指导意见等，更是民众参与国家管理、追求主体权利的重要方面。通过建立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机制，民众把自己的低碳诉求传达给政府并形成激发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外交动力是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外在动力。气候政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部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后，全球进入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各国都在激烈地争夺“低碳政治”话语权，而力求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却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大国。从2006年起，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碳排放量近年来的快速上升也引起了世界的严重关注，给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了很大压力，如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许多国家纷纷要求我国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并实行碳减排承诺，因而，我国面临着碳减排的巨大的世界压力。对此，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江就气候变化的挑战和中国的应对战略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对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以节能优先、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元化、加强环境保护、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为重点的能源发展战略，正在为建立低碳社会而努力。他还指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强调国际合作，而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发展核电是中国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1]显然，我国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外交动力已被激活。

伦理动力是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也应当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即国家伦理。国家伦理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2]对国内国民的道德关怀和他国的国家及国民的道德关怀是国家伦理中被广泛讨论的两个维度。当前，国家伦理中国家对本国国民应当具有的保障自由、社会公正、自由民主、宽容和谐、和平稳定等道德属性，和对他国应当具有的和平共处、彼此尊重，以及对待他国公民应当遵守保障安全、平等关怀等道德属性都已经得到公认，但是对于国家遵循低碳经济模式的伦理维度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和研究。虽然《哥本哈根协议》属于无法律约束力协议，但是该协议却在伦理道德层面规范着国际低碳经济生产和消费关系。它在低碳经济模式的指引作用，明确规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起到了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在现实中，国家伦理是政府采取决策的重要依据，伦理决策和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的政策制定就必须依据低碳经济的原则和要求，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要注意协调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为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涉及不同地区上、中、下之间的关系，也关系到短期与长期、当代与后代的关系，还涉及市场作用与政府作为的关系。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很难将资源配置功能向未来延伸，更不能指望市场机制能自发地在资源配置上平衡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因而，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扮演决定性的角色。[3]只有激活了它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外交动力和伦理动力等各种动力因素，政府才能够既避免虚假的承诺和懈怠的态度，又避免受情绪化思潮和浪漫化、理想化诉求的干扰，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以创新的思路和对策将低碳经济建设扎实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陈爱华.走向低碳社会的能源――环境伦理审思[J].鄱阳湖学刊，2011(1):10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