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实质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危机的实质，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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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法律危机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时下，对危机进行深入、多角度分析与考察是时代赋予我们不能回避的使命与职责。从危机的根源上看，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观察分析的视角多流于表象，没有对问题的发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对解决方案进行制度性探索，没有对下次危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我们认为，此次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法律危机，应从危机的发生、应对、预防等各方面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刻剖析。

1.危机产生的法律根源

从危机产生来看，大家基本认同的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宽信贷、松监管这三个直接原因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实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正是根源于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一系列的国际货币协议与协约。美国的金融监管首先在于其未能有效监管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市场，而政府导向下的市场利率激烈波动和由此引发的住房价格暴涨暴跌则成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自由化所造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把危机推向深渊并向全球蔓延的魔掌，当市场出现不合情理的丰盛利益时，市场准则不复存在了。金融创新工具与不当的金融政策及滞后的金融监管立法，对金融危机的积聚、爆发和蔓延构成强大的合力共振。

2.危机应对的法律完善

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做法上看，无一例外选择了通过法律方式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确立和落实，如美国制定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2010年7月21日签署“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俄罗斯制定了《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修改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法》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人存款保险法》等。从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方面，国际金融监管立法完善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惟一的选择。

3.危机预防的法律功能

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和发挥。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在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的过程中如能将上述三种功能充分发挥，则能够保证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金融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还是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体现、确认人民的发展与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社会规律与社会秩序，在自由与监管中协调平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当代金融危机对中国立法与执法的影响

1.对立法活动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立法机构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如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后来又通过了《信用证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上法案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立法活动从这些法案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立法应对要及时。美国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9月份倒闭，美国在11月份就通过《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应对非常快速。对于我国立法而言，其法律制定的效率值得借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要注重立法效率、效用，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耗时多年却没有结果，贻误立法时机，影响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第二，立法应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国外立法，我国立法往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强调平衡各方面利益，最后使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解决被淡化和疏忽。

第三，立法应注重利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例如投资问题，法律对于从哪投资、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等具体问题应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经济活动中，很多措施具有很大的弹性，虽有投资计划，投资来源却并不明确，实施过程不断调整，调整后的执行情况还要再去耗费精力检查落实。

第四点，法律条文应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立法存在立法技术滞后、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具体规范粗略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而这是我们从美国立法中可以思考借鉴的经验。

2.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确保司法公正，应加强在危机状态下特殊司法程序与司法作用、功能的研究，充分重视司法在危机应对和危机预防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发挥司法制裁和救济的功能。在加强政府监管措施，完善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程序对监管措施予以落实，对法律制度予以强化，形成完善的金融司法体系。同时，由于金融监管有其特殊性，应当对金融监管司法程序中的问题予以讨论：

(1)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分子，金融监管无论如何调整其监管措施或监管手段，还是会出现诸如新的金融衍生品无法列入监管范围、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类别考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现行法律无疑无法提供可供司法机关援引的成型的实体或程序规则，但是，司法的裁判功能还要发挥，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已知规范范畴内创造性地进行司法判决，以司法判例的方式为立法或行政执法提供经验。当然，在此情况下更多的压力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承担，而且要有更多的法律金融复合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2)金融案件的技术性、复杂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案件一般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金融案件的立案受理与审理的困难加大。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对涉及面广、涉案人员多的金融案件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诉讼途径，致使相关诉讼当事人和法院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涉诉的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也造成投资者很难在一般的诉讼环境下获得胜诉。因此，针对金融案件的特点提出适合于金融诉讼的程序与规则是金融司法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

3.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1)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权限

由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的设定都异常重视。各国依据不同的国情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在美国，金融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而证交会在联邦政府体制中继不隶属于总统，也不隶属于国会和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日本，证券监管由大藏省的证券局负责，而证券局则属于行政机关。但在我国，金融监管是由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负其责的“一行三会”负责。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三会”则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笔者认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必然影响到监管权限和监管效率，以此为出发点，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在适当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其监管的权威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提高监管质量。

(2)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效率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效率备受人们诟病，这也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加强行政监管来降低金融风险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渠道。而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效率则成为了核心问题。在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力中，行政处罚属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职权之一，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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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准则片面考虑信息有用性使公允价值有放大金融危机的嫌疑从金融危机实质来看，公允价值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相对于历史成本来说公允价值片面强调相关性及有用性而缺乏谨慎性基础，其顺周期效应会导致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巨额波动。这种波动无疑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在账面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无法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塞尔协议以后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苛刻，使得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更不适合银行业使用。其次，账面价值的巨额下降进一步引起市场的不理性恐慌，瞄准市场的公允价值此时便失去了公允性与客观性。再者公允价值不符合盈余稳健性的要求，容易导致盈余的大幅波动，引起管理层的厌恶甚至成为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工具。金融危机从其根源来说是华尔街银行家以及券商的贪得无厌的金融创新，从其根本来说是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离，是美国社会各阶层过度消费资金断裂带来的灾难。片面强调价值相关性和有用性的公允价值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矛盾，公允价值成为金融危机后各方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并不合理。

在央行低息、流动性强的宏观环境下，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其扩张的资本主义政策，通过吉利美(Ginnie Mac)和房利美(FannieMae)以及美国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向信用评级比较低的购房者发放贷款。这种激进的房地产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刺激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助长着消费者、投资者的预期。次级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与投资银行一起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出售给投资银行，并协议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在个人贷款者拖欠还贷的情况下回购抵押贷款。此时根据FASBl57号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有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以及较高的市场评价的MBS公允价值不断高升。为了分散风险，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投资银行进一步将抵押贷款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出售给保险基金、养老基金或者对冲基金投资者和银行。各方的极力吹捧使得次级资产市场价值脱离现实，有用性主导下会计准则这种非理性的疯狂输入了资产负债表，更是通过持产利得虚增了经营者的业绩，会计计量已经完全偏离了稳健性原则。

当美联储开始紧缩银根，调高基准利率时，市场流动性开始下降。由于90％以上的次级贷款是以浮动利率签订，攀高的利息给次级房贷者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市场开始出现抛售房地产以还贷的情况，强大的供给压力冲击了整个房地市场的价格，房地产开始崩盘。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不足以支付房贷，次级贷款不得不降低评级与价格。MBS公允价值开始出现巨额减值，造成投行、基金公司面对巨大的亏损以及资本充足率压力。投行和基金公司为了补充流动性，选择出售大量金融资产，大量被低估的金融市场如海啸般冲入了金融市场，至此，次贷危机传递向金融市场，公允价值进一步减值。减值后的金融资产价值本身又成为其他金融机构计量金融资产的参考反作用于公允价值减值。在整个经济危机传导过程中，公允价值的确有放大金融危机的效应，从公允价值本身来说，在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波动时不仅失去了稳健性更失去了本身的价值相关性以及有用性。公允价值放大金融危机逻辑如图1所示：

(二)我国限制性使用公允价值体现了稳健性原则2006年11月，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就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将产生影响的12个环节进行要求，再三强调“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而具体准则中公允价值的使用也都加入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根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这样划分的动机是减少盈余的波动。这种内在的稳健处理方式有效遏制了公允价值带来的巨额利润波动。正是对衍生工具创新及公允价值的限制使用为我国建立起了一座有效的物理防火墙，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二、公允价值内在特征稳健性分析

(一)目标一致　稳健性一般指盈余稳健性，稳健性原则又叫做谨慎性原则。Bliss(1924)将早期会计稳健性思想明确表述为“不预计利润，但预计所有损失”。Basu(1997)认为所谓稳健性是指财务报告中会计师要求对好消息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有更高的可证实程度倾向。Watts认为稳健性是指对利得和损失要求不同的可证实性，从而导致对净资产的低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作为会计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1998年6月我国首次在债务重组准则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引用公允价值。我国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财政部，2006)。IASB目前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交易情况的有意愿的各方交换资产、清偿债务和被授予的权益工具可以被交换的金额。FASBl57号则将其定义为在价值计量日，假设在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进行资产销售或者债务转让所能收到或者支付的金额。支晓强和童盼认为公允价值的逻辑起点包括了市场基础和主体基础，价值起点包括了买人价格、脱手价格和在用价值。公允价值是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一种新式的计量方式，强调的是信息有用性，体现的是动态时态观，反映的是资产或者负债的现时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内在逻辑是遵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主动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更加真实公允。张荣武与伍中信以产权保护为逻辑，考察发现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若即若离；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彻底悖离；而在当前混合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适度耦合。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很大程度的提高了相关性，但客观性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以更合理反映资产负债的价值为目的的

公允价值与稳健性在目的上达到了统一。

(二)有序交易客观要求稳健性　公允价值要求有序交易。所谓有序交易的报价是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交易并非总是报告主体所实际发生的交易，而是最有利市场或主要市场中的参与者之间发生的交易。有序市场不会存在贱价急售的情况，也不会存在题材性暴涨时脱离资产负债内在价值的报价。即使是实际交易，报告主体在交易中的身份也是市场参与者中的一员。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报告主体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在上述条件下观察到或计算出的数额才是公允价值。有序交易中，报价具有公允的特点，不仅符合信息有用性，更符合稳健性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看，需要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真实公允，这样更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要求公允价值参考有序交易从经济实质观来讲也规范了公允价值的信息质量，稳健了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

(三)最有利市场的选择需要兼顾稳健性　假如被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存在多个市场，报告主体应选择其能够利用的出售资产可以取得最多收入或转移负债支付最少支出的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市场被称为“最有利市场”。但首先要澄清最有利市场并不代表关联交易的内部市场。关联交易的市场虽然可能有更有利的报价。但缺乏公允性且价格的确定缺乏稳健性，在此最有利的市场针对公允价值必须是具有公允客观性的第三方客观报价的市场。经理层对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判断往往以牺牲稳健性为代价，获得的参考价格往往是脱手价格，而这种价格对于公司经营必须的资产来说往往缺乏实际意义。

公允价值是与活跃市场密切相关的。活跃市场的报价才是最公允的价格。而活跃市场并不与最有利市场矛盾，二者从公允价值的信息有用性来讲只有活跃市场的报价才能作为信息有利的客观依据。活跃的市场通过多方的高频的报价与竟价博弈使资产的市价回归资产的内在价值，这样的价格才客观公允。由此从综合收益观来看，公允价值波动确定的持产损益才是稳健客观的及真实有效的。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稳健性对于公允价值的信息修正和要求在此逻辑耦合。

(四)估值模型的参数以及输入信息必须平衡相关性与稳健性当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应该采用估值技术估计，在估计时应该考虑所有的市场参数，如无风险利率(可以参考国债利率)、信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价格、股价或股票指数等。其次，还要考虑资产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在缺乏适用于我国的估值模型的情况下依靠估值技术本身确定的公允价值，很难使生成的数据完全真实公允。FASB认为依靠估值技术所确定的公允价值被定义为Level-3，markt0 estimation，相当于Level-1，marktomarket，它最缺乏客观可靠性，这样的估计值并不符合稳健的内在逻辑。估值模型的建立是理论进步的标志，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估值模型才具有有用性。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稳健性的改进

(一)加强准则建设，暂时保持多种计量方式并存我国准则建设正处在与国际趋同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建立我国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建立成熟的市场机制，进一步争取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中之重就是不断改革我国目前的准则体系。现存准则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准则限制性地引入了公允价值，但依然没有单独的准则来系统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笔者认为在参照FASBl57号准则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公允价值与稳健性更加耦合，从而达到真实、客观、公允。

保持多种属性共同存在的现行准则。我国的现行会计准则保持了多种计量属性共存的方式，既采用公允价值又不放弃历史成本。资产负债观下资产负债反映的是企业未来经济资源流入流出的信息，从信息有用观来讲，经济信息必须承载持产的目的和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和流出的方式。这种非统一处理的方式在表面上牺牲了内在逻辑一致性，其实从单个资产和负债来看选取不同的计量方式符合持产的经济目的，这样的计量从其层次来讲其实更稳健有用。

(二)谨慎应对市场信息，增强盈余稳健性为走出经济危机，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我国政府投资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随之证券市场开始回暖，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各地的房价甚至出现了一路飙升的态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笔者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谨慎使用公允价值是符合市场规律，满足盈余谨慎性要求的。

稳健应对市场好转，谨慎处理市场信息以免再次造成账面和真实情况之间的脱节。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分置造成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不仅有向股东披露信息的动力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成为了现代公司制成立的基本要求，信息真实可靠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管理层对资产负债所选取的会计政策和估计，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管理层的估计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后果的大小。提高会计的稳健性也就是提高了信息的稳健性，稳健的信息更有利于缓解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但对于股东来说，会计信息稳健和会计信息激进同样有缺陷，股东需要的是准确的信息，所以，会计准则有必要从稳健性向公允价值计量适当靠拢(姜国华、张然，2007)。

综合收益观下，公允价值变动本也应该计入综合收益表，但我国现行报表体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综合收益表，基于稳健性的考虑，一部分公允价值变动依然计入资本公积，不列报在损益表中。这种有差别的处理方式的依据是两类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但依据字面意思很难准确划分两类金融资产，实务中，分别两类金融资产更多的是依据盈余稳健性选择的需要。综合收益是未来会计报表体系改革的方向，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内的持产利得将全面计人综合收益表，此时盈余的稳健性不仅联系到可靠性更直接影响到信息的相关性及有用性。增强盈余稳健要求对市场信息的处理过程稳健、客观。

(三)改进公允价值披露方式目前公允价值的使用主要是反映在表内披露，当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或者其他计量方式缺乏相关性以及稳健性的前提下，表外披露公允价值在兼顾了表内资产负债的金额更加稳健可靠的前提下，表外的价值信息补充地提高了报表的有用性。在市场本身波动较大，市场报价起伏不具有规律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与为公司带来最大利润并不相符，换言之，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了企业经营此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时，公司应该以稳健性为基础，选择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者以历史成本为依据，对于其他的信息在表外进行充分披露。当然，表外披露有可能超载了报告的信息，但却提高了稳健性与有用性，这无疑又为公允价值的使用提出了―个平衡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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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039-03

中国2006年颁布并于2007年在上市公司使用的新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采用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及应用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然而,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突然降临,使得原本被认为是颇具先进性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被指责为是加剧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金融界有关人士极力反对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英法德意等国于2008年9月联合出台的四项金融援助计划中,采纳了金融界人士的建议,其中包括敦促改变现行的“按市计价(即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公允价值计量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思考。

一、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及影响

1.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发展成全面金融危机,影响了实体经济,给2008―2009年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在此次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中,公允价值计量饱受指责。

一些损失惨重的金融机构对公允价值计量计量方法作出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在危机中,按公允价值对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债券等次贷产品进行计量,导致确认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巨额损失,账面价值大幅缩水,进而引起大规模恐慌,使得后果不断恶化。公允价值夸大了危机的损失,放大了危机的广度、深度。公允价值并不能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尽管目前证券的市场价值不断下降,但金融机构仍然持有优质资产的并不能反映其长期价值或真实价值,公允价值难以确定,计量结果往往不可靠。

而会计界认为,完全是按满足投资者需求而采用公允价值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透明,几乎以实时的方式高效让投资者了解次贷危机的动态、规模、影响。公允价值计量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这场争论中,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要求修改准则。在政界和金融界的强大压力下,会计界虽然仍继续坚持公允价值计量规则,但也不得不改变一向强硬的不妥协立场。为此,各国政府积极应对,纷纷出台了一些应急办法,以减缓危机带来的金融资产账面大幅缩水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修改“公允价值”的计价规则。

2.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在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宣布可以从2008年7月1日起追溯调整新会计准则。各国修改会计准则行动可谓争先恐后,以此来保护自身的资产安全。我们看一下美国从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对公允价值计量有三次大的修改:

一是2008年9月30日,美国《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即对于不具备市值计价条件的企业来说,可以采用自己的模型和假设参数来估算。

二是2008年12月30日,SEC根据金融救援法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交了“钉住市场(Mark to market)会计研究报告”。该份报告向国会提出了八条建议:(1)SFAS No.157应该改进而不是暂停;(2)现存的公允价值和钉住市场的要求不应该被暂停;(3)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不建议暂停,更多的计量技术应该被运用到公允价值计量实践中;(4)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应该被重新修改;(5)对良好判断的运用实施进一步指导;(6)会计准则的构建应该继续满足投资者的需求;(7)应建立额外的正式措施来介绍现存会计准则的运作;(8)满足简化投资性金融资产会计的需求。

三是2009年11月在FASB官网上公布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修订了公允价值分主题820-10,为公允价值第一层级(Level 1)和第二层级(Level 2)的转入转出提出新的披露要求。报告实体应当披露Level 1和Level 2的重大转入转出的金额,以及转换的原因。而在调节使用重要的不可观察的参数计量公允价值(Level 3)的情况中,报告实体应当列报关于购买、出售、发行以及结算的信息,这些信息应以总额而非净额的形式提供。

其他国家也不同的对公允价值的修改,各国虽有差异,但其核心都是为了避免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以及降低由于账面价值下降而被收购的可能。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趋势

随着SEC报告的出炉,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何去何从的辩论暂时告一段落,“公允价值仍将‘计量’未来”成为当前的主流论调,人们开始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修改和完善之中,这无疑是当前最务实的选择。

理论界认为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备受争议,但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并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由于公允价值的运用,才使得金融风险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基本上可以预言,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计量的推进步伐不会停止或延缓,反而会加快。公允价值计量更加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有利于更好地评估保险市场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化解行业风险。我们应当坚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不断完善其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也应与国际一致,坚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完善。

三、公允价值计量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

1.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满足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中国会计准则将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放在财务报告目标的首位,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同时会计信息既包括过去的信息,又包括现在的信息,更应该包括将来的信息。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是资产、负债的现行市场价格,更有利于决策,因而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

2.公允价值的应用能更好地履行会计的反映职能。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那么会计是如何履行反映职能的呢?这就需要借助文字说明和数字描述,其中的数字描述就是指的会计计量。由于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经济事实也是这样,那么会计对于经济事实的计量理应是动态的。这就客观上要求会计计量必然要经历初始计量阶段后续计量阶段,公允价值不仅可以用于初始计量,而且也可以用于后续计量,因而能够很好得履行会计职能。

3.公允价值计量更能反映收益和资产的定义。经济学中的收益概念通常被称为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概念认为,收益是随着未来服务的现值的增加而同时产生的,收益计量与资产计价不可分,资产应依据企业使用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计量,而收益则是企业在某一期间净资产现值变动的结果。显然依据经济收益概念,对资产和负债就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相应的,资产的定义也应采用“未来经济利益说”,即资产是指“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取得的或能加以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4.公允价值更应反映资产或负债的后续计量。计量目的具有层次性。计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相关和可靠,而计量的直接目的则是计量什么,即计量的是公允价值、历史成本还是使用价值等。在传统的计量模式下,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的目的是不同的,初始计量的目的实际上是计量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而后续计量的目的可能是资产的使用价值、也可能是摊余价值等。但计量目的不应当因为市场价格有失公允、需要估计而改变,若能采用预期现金流量和现值计量技术合理估计公允价值,使得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直接目的一致,将使提供的信息更具有可比性。

5.公允价值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收益。目前的企业收益计算是通过收入与相应的成本、费用配比计算出来的。众所周知,现行企业计算收益的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的,而计算收益的成本、费用,则是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很明显,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创造的纯利润,另一部分则是由经济因素影响形成的价格差。但现行的利润分配制度对这两者却不加区分,从而出现收益超分配。虚利实分的现象。如企业计算收益的成本、费用是按公允价值计量,则这种现象就可得到很好的解决。

6.公允价值计量是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风险加大,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特别是金融创新,目前已产生了数量众多、特征各异的衍生金融工具。如 “期货”(Futures)、“期权”(Options)、“远期合约”(Forwards Contracts)等等。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只产生合约的权利或义务,而交易和事项尚未发生,为了会计信息使用者能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在会计上也要求对其进行确认、计量。由于其没有历史成本,传统会计对此无能为力,而采用公允价值属性计量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公允价值是理智双方在无干扰情况下,自愿进行交换的价值,其价值的确定并不取决于业务是否发生,只要双方同意就会有一个价值。因此,会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按公允价值对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权利、义务进行计量、反映,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

7.公允价值是风险管理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否做到有效、谨慎,对资产价值判断至关重要。实质上,对于投资者而言,在资产被低估时买进,在资产被高估时卖出是没有风险的。风险管理与价格信息紧密相连,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需要各方面的价格信息,包括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等。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公允价值面向现在和未来,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预防或发现风险。公允价值主要是面向财务报告的,公允价值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公允价值所包含风险信息的程度。因此,准确、可靠、包含全部风险的公允价值是今后公允价值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风险管理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客观要求。

四、金融危机环境下对中国应用公允价值应用的启示

此次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的争论,对于正在全面推行新会计准则的中国来说,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和上市公

司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成熟度方面都远不如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实体性企业所拥有的金融类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比例还很低,另外新准则还只有在上市公司实施,还没有全面推行,因此,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所能够形成的波及面还相当有限。但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国外大部分国家针对这次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相应的修改。中国对公允价值的争论较少,影响也不大,但中国应从这次争论得到启示,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范于未然。

1.结合中国的经济、市场状况谨慎地推出公允价值准则使用范围 。中国会计准则主要规定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方面采用了公允价值。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或应用指南仍然缺失。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反映在市场经济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在金融工具计量中运用公允价值仍存在不小的困难。因此,为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和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建议财政部考虑专门就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或应用指南)。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或应用指南)中予以明确有利于具体实务操作的规范要求,如制定关于如何采用现值技术来估计公允价值的操作指南,在指南中尽可能详尽地规定有关现值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例如,在对某一资产或负债进行计量时,准则中应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使用现值,什么情况下以使用现值为首选;对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折现率的选择以及折现方法的选择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操作指南制定得越详细越能为在市场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为应用公允价值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

2.针对不同的市场情况,适当引入公允价值。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没能及时改变会计计量属性,采用与当时市场环境相适应的计量属性,导致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因此,中国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应采用的会计计量属性。例如,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有可能导致资产价值的虚增,从而加速经济发展,在经济本身具有泡沫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泡沫。或在经济委靡的情况下,又有可能发生像美国金融危机这样的情况。因此,有关机构应进一步完善对公允价值适度引入的规定,将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防患于未然。

3.完善公允价值应用的市场条件、建立市场信息数据库。公允价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价格是最为客观,可靠程度最高的,也是最简便的公允价值的来源,所以应当努力培育各级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和二手交易市场,从而使公允价值的取得更为客观、直接。

公允价值计量方式要求在没有发达的交易市场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需要获取未来现金流量的相关数据,而通过对企业或者资产过去的现金流加以分析,可以预测未来的现金流量;在存在发达的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将市场价格等信息加以汇集,可以便于企业确定相关的公允价值,有利于审计人员、相关监管部门考察企业的公允价值是否合理、恰当。因此应该建立信息库,储存市场信息数据。

4.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透明度。金融衍生品具有高风险性,要求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严格监管,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不断深入,国内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新的衍生金融产品亦层出不穷。然而,在中国衍生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的同时,有关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透明度方面却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相关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因此,为不断改进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建议财政部积极跟踪IASB和FASB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最新进展,及时修订中国的第37号准则《金融工具列报》。同时,建议中国银监会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或借鉴外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做法,专门制定衍生金融工具最佳披露实践或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5.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 。诚信是阻断人们采取不当行为的防火墙,如果市场缺乏这层保护屏障,即使这个市场有最优秀的会计师,最完美的会计制度,最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及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无法阻挡造假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正确的做法,是加强诚信教育,防范道德危机的发生。会计准则毕竟只是一个生产会计信息的技术规范,它解决的是“该如何办”的问题。对会计准则的恶意误用属于准则实施中“人”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上市公司治理生态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准则本身。对于实施中“人”的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监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投资者甄别会计信息能力等系统工程来解决。

五、结论

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金融危机不是因为采用公允价值造成的,恰恰是公允价值计量如实地进行反应。各国在遵循其科学内涵的基础完善公允价值计量,从而建立有效机制,以调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方式。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完善是为了经济更快地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对废除公允价值计量。从公允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公允价值计量应用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中国采用公允价值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具有现实的需要。中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进行了规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但中国应从外国公允价值计量中吸取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完善公允价值准则(或指南),严格规定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和应用条件,加强市场经济中各类市场建设,进行严格监管,加强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专业素质,才能保证公允价值的质量,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更好地为相关使用者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于永生. IASB与FASB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趋同的困难和挑战[J].财经论丛,2008,(3).

[2]翁斌.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J].经营管理者,2008,(24).

篇4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的国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因为其良好的经营业绩，辉煌的经济成就使得许多国家都竞相模仿他们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即使是成功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相对的和动态的选择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复制的，后来的金融危机更是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司治理模式都没有四海皆准的标准。

发端于美国，殃及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都收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且由于经济在信贷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双重冲击下不如了深度的衰退状态，经济环境逐渐的恶化，并进一步的对于企业的经济带来冲击。随着次贷危机的演变，各种风险都随之而来，这给很多世界性的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上市公司的破产引发的金融海啸之所以演变成为今天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出现了问题。而经济开放以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被世界所效仿，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其中，然后，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应当适当的吸取美国经济危机的教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反思造成当今窘迫局面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改进政策，以此来避免危机局面程度的加深。本文将针对造成金融危机的公司治理的弊病进行反思与分析，然后针对这些弱点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公司治理问题的反思

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是美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弊病。公司治理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国际都有意义，即使是国企的改革，最后的问题都会落到公司治理这个难点上。由此看来，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而言，研究美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反思，对于经济发展都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那么公司治理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公司治理主要是解决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回报。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是否选择有能力的经理人使投资者获得回报，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企业关注。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缺陷。

1.1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在管理学与法学的基础之上，将二者相互融合，对公司组织、营运、管理和监督中的行为作出一系列的强制性和费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其制度核心不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和证券法等强制性规范，而且也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原则、行业规则、企业间的协议等自律性的规范。换言之，公司治理不能分别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公司法律制度两个层面，两者不应割裂，相反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制度，才能使公司治理变得安全且有效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不将二者紧密结合，公司治理就会出问题，那么金融危机的问题就会重演。

1.2规则理念的畸形

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以公司自律为主导规则的基础上的，这从美国的公司立法、公司章程的地位和作用两个层面可以看出来。美国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无不以放松政府管制为豪，甚至有所谓的“降低规则竞赛”，最低监管标准者胜出。因为如此，公司章程的地位及内容有代替公司制定法的趋势，结果是在公司治理活动中，股东运动员兼裁判员于一身现象突出，其理论依据是公司的契约理论。简言之，公司就是各个投资者制定的一个合同，政府当然不能干预契约自由签订。而碰巧的是我国新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也遵循了这一理念，其中许多内容也以公司自律规则为主，尤其事关强制性分红制度效用的关联交易制度之自律性变化等，是值得商榷的。

1.3公司治理股东中心主义的弊病

从美国公司立法传统看，公司治理机构的权力决策机制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经理层中心主义的过程。这种演变的好处是提高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决策效率和有效性；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美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之所以敢从事一些高风险的商业行为（如次贷及相关产品），最后落到破产或被接管的地步，与其奉行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或经理层中心主义不无关系。

1.4高管薪酬或激励不合理

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中有关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受强行法管制，换言之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有的甚至荒唐。之前近年的报酬合计更是高达数千万美元。类似情况近几年也频繁发生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也引起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极为不满，好在这种“高薪低能”现象还没到失控的地步，但也应引起立法者或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1.5政府监管机制的内生化和创新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只有在制度内生化时，制度的施行效率才是最佳的。从现有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则看，无论西方比如美国，还是东方比如中国，凡涉及到公司尤其上公司内监管时，其规则形式或内容均表现为外部性。根据外部性理论，由于外部性活动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而企业如上市公司就不必承担外部性活动对他人所造成的损失。简言之，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如果仅表现为外部的法律规则，而没有融入上市公司本身的规则如公司章程、内部管理规则之中，那么政府的监管效率和效果是成问题的。此外，金融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并没有错，但如果相关的外部监管机制创新跟不上，上市公司发生损害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严重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乃至金融或经济危机就不足为怪了。

2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反思

2.1 公司治理的阶段

公司治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层治理模式，上市机构分两个机构。按照公司法，监事会与董事会有着平等的地位，同时监事会还监督董事会的经营。更像日本的模式。

第二阶段为2002年颁布重要法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准则。这表示了中国向国际治理结构方面的努力。

第三阶段从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权分置存在着历史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个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定价，还有一个便是公司治理的完善。这些问题改善之后，使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好地治理角色，在完善机制当中，使得中国的治理模式可以不断的调整和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像英美模式靠拢。从治理的模式上的转变，也符合中国的在不断发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2.2 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

公司治理机制分为有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两个部分。内部治理结构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他们通过将法律权益加强完善公司治理的长期方向。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提供了一个在产品市场的损失导致危机前，完成变革机制，但是国外非常有效的治理结构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明显。中国厂商的行为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行为，或者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符合上市标准的技术调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善，市场会在中国市场里面扮演重要的治理角色。下面我们就针对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的错误认识进行详细的说明。

2.2.1针对股权结构过度分散的反思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甚至是国家控股。这样的“一股独大”模式容易导致关联交易，董事会的独立性不足，小股东的权益

容易受到侵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无法发挥作用，存在着很多诸如这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建议说我国的上市公司应该效仿英美公司，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发社会公众股等方式来实现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但是这样并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一味的效仿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实在有失偏颇。因为，股权结构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分散的小股东还是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而且很多时候也不愿意去监督管理层，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忽略了公司的长远利益，管理者很容易在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上背离其应尽的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

然而，以我国目前的市场现状来看，我国的法律传统、意识形态、行业特点和市场发展程度都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公司面临的基本公司治理问题差别很大，不能简单的模仿，而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还应该从实际出发，有选择的解决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合理的委托关系，实现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一种适度平衡关系。股权结构分散会导致高管控制力过大，这样导致对于公司的有效控制难度加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不收制约、谋取私利现象过于严重。

2.2.2针对独立董事泛滥的反思

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为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操纵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重视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监督高管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往往可能变为谬误。

各方相关方的利益之间达到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就是公司治理能达到的最好的目标，未了避免控股股东不当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占有董事会适当的比例就好，更重要的是要保证独立董事所具备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2.2.3针对股权激励的反向作用的反思

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系一直是股权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激励高层管理者帮助公司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往往认为激励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决委托人和人的目标问题。现实的公司治理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计划，将高管的薪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公司利润联系在一起，我国的许多公司也引入了这种股权激励机制。

在本次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这种股权激励机制的失灵便遭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这就值得中国的企业停止以为的效仿，而是应该开发出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现状的激励制度，在保证公司和股东的收益的基础上的同时进行激励。中国当前的股权激励机制都是强调奖赏或惩罚等短期行为，而忽略了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2.2.4针对股东利益至上信条的反思

对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大家一直信仰着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因为股东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股东一致拥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的经营管理除了影响股东的利益之外，还涉及到了债权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会或政府等等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扩散性会极大的破坏经济金融秩序，片面的强调股东利益至上会激励股东和管理者过度冒险，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盲目追求利润的同时损害了客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样使得自身也深受其害，无法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2.5针对国际监管准则盲目服从的反思

国际监管准则作为发达国家和国际权威机构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验的总结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商业银行同样遵守着这一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监管准则不容置疑。国际监管准则仍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不必盲目跟从，而是应该更多的结合实际国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3中国的公司治理的启示和建议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先到公司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的模式仍然处在探索的阶段，中国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公司治理的长远发展目标，在像英美等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进。根据我国目前的体质环境和法律框架，从公司内部监督和控制方面来说，股权分散，拥有动力和能力的大股东的存在仍旧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建立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模式。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英美国家都针对公司治理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包括高管薪酬、信息破路等具体治理规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3.1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并强化国际监管合作

重视系统效应的监管责任。本轮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及其监管责任的疏漏。危机发生之前，似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且这些政策目标都被狭隘定义以便量化，而对于系统效应的责任则被遗漏。单一金融机构的理性和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理性和稳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为监管对象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强各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综合监管模式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本轮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以及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建立覆盖面宽的、科学合理的综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随着我国金融综合化经营规模的扩大，亦有必要加紧探索改变多年来单一的、缺乏沟通协调的条块分割的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应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避免各国监管竞争纵容各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3.2高管激励约束要全责对称，避免短期激励过度

此次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开始介入高管薪酬这一公司治理中的传统自治领域。一是推动投资者对高管薪酬进行年度表决，对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的将近设置封顶规定；三是重新考虑薪酬结构体系，与每股收益挂钩的衡量标准让高管们的注意力偏向短期表现，而实际上公司应关注以长期现金流为基础的衡量标准，奖励那些作出价值创造投资的管理者，如果采用股票或期权，那么奖励应以市场或同业表现为基准。

在中国，针对高管薪酬失控的现象，高管薪酬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有关监管机构更多的关注。中国存在着独有特色式的股权结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次有人建议可以考虑对高管薪酬进行股东分类投票表决制度，并给予中小股东对高管薪酬方案的适当否决权。

3.3完善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履行职能

在此次危机中，人们发现，随着金融企业的巨大损失的出现，人们意识到董事会并不是总是朝着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进的。为此，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董事会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而言，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即使中国的企业一直在强调着改进弊病，却见效甚小。就公司内部治理而言，平衡好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是非常关键的。通过修正相关的规定与方案来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公司可以选择解散监事会，成立替代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将董事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分开，强化监督职能的地理性，加强管理职能的专注性。

而对于那些规模庞大，且对于整个中国市场具有系统性意义的公司来说，监视机构应该制定更高的治理标准。使得这些机构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应该具备更加完善的知识才能，有能力为管理层提供实质性的指导。通过完善董事会人员构成和履行使得董事会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在股权高度分散的今天保证股东的利益。

3.4 设计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告诉了我们要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为了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险动机，基本薪酬的绝对水平要比较高，提高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励的比重，并将长期激励的兑现条件从股票价格等市场指标更多地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绩效指标。

强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约束功能。从本轮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励机制光看业绩而不看风险、只重奖而不重惩或者奖惩失当，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沦为管理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实践证明，高管绩效薪酬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使风险成为管理层提高绩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约束因素。同时，要特别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3.5 注重解决我国公司治理问题的特殊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管理的组织架构基本建立。但是我国在公司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是“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没有真正实现董事会的指导决策，高管层的经营管理和监事会的监督约束相统一的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稳健发展的机制。另外，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综合了英美国家的治理方法，但如何明确公司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形成互为补充、团结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构，仍将是我国公司治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没有任何一种公司治理的模式是适应于每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是路径依赖的，也是动态演进的。在公司治理模式的确立和演进过程中，不仅社会法律制度的传统、企业制度的历史和企业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管理的实践和企业经营的状态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中国不能再盲目的跟随效仿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现在，我们必须吸取欧美国家的教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出路。

参考文献：

[1]曹延求，于建霞.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对近期文献的回顾，产业经济评论，2007.6

[2]徐明，杨伯国.经济危机下的公司治理问题及应对》，《法学，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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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金融危机爆发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哪些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最重要的，是否应有先后顺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否需要完善？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环境和会计报告使用者的要求都在发生微妙变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这些问题出发，提出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若干思考。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组成

国内外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大致相同，但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给出了八条要求，可概括为以下几项：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国际上，2010年FASB发表第8号概念公告，IASB也发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两者都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归纳为基本质量特征和增强性的质量特征。基本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relevance）和如实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相关性应具有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如实反映应具有客观性、无偏性和无误性。增强性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包括可比性（一致性）、可稽核性、及时性、可理解性。

三、对“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思考

在构成会计信息有用性的质量特征中，相关性和可靠性（如实反映）是主要的两种，各国会计界对此似乎并无异议。但对比GAS和FASB/IASB给出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笔者发现在表达顺序上我国将可靠性列于首位，而国际会计准则中将相关性列于首位。在实务中，相关性与可靠性总有冲突或不一致之处，究竟应优先考虑谁？这就要依据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目标讨论。会计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其反映和监督职能，帮助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提高企业透明度，加强经营管理，考核企业管理层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应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1]这一目标反映了财务报告“决策有用观”，似乎更强调了“相关性”，但这并不能挤压“可靠性”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的决策者对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并非一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往往是根据自己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作出判断。

基于以上矛盾，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梳理。一方面是指导性制度的制定，一方面是制度的执行者和财务报告的使用者。[2]企业在制定指导性、纲领性的会计制度时，应当更重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各个会计信息应包含哪些内容，能为决策者提供什么作用等，这些都体现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3]另一方面，制度的执行者即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以及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则应当以相关性为基础更加注重可靠性。

四、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补充思考

上世纪末期，美国SEC主席Levitt首次提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应当增加“高质量”和“透明度”，当时在美国会计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认为“高质量”是“凡当年反映的交易或事项，既不提前也不推后，不预提未来风险准备，不平滑收益”，[4]“透明度”是高质量信息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明确给出定义，但是他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中大量的财务造假案件的指责和反思，认为隐蔽的会计造假手段和晦涩难懂的会计语言给企业高管提供了舞弊的机会。他还曾预言一场由这类财务舞弊和造假行为引发的危机正在酝酿，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随后安然事件爆发，人们开始反思会计信息特征，而FASB认为“高质量”难以定义，并没有将其写入准则。[5]

金融危机爆发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是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人将危机的爆发归责于会计人员提供了虚假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质疑。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已与Levitt时代不同，但我们认为定义“高质量”和“透明度”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在我国，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信息公开度和可信度低、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会计和审计技术不成熟等问题，资本市场不完善，市场有效程度较低，市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也略滞后于西方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注重会计信息的“高质量”和“高透明度”。将这两者纳入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有助于提高目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更有助于将会计这一专业语言“普及化”，让更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看懂会计语言，真正实现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葛家澍，占美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J].厦门大学学报，2007.6：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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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剑，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理论问题研究；万解秋，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货币政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因此，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效果面临考验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政策实践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评价方法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

今天我们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则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导致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危机应对实施信贷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

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政策调节和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今天，继续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就业，其政策面临着传导机制和投资刺激方面的种种考验。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看，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过程一般被设定为货币流量变动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者的决策，最后影响市场的支出水平，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及时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上的，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经济主体的反应是及时而且理性的，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在理论上有效，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2]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从传导机制和预期变化方面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

从金融危机后的政策调控实际过程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因为投资消费主体调整支出受多重因素决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变量；因此，假定利率调整就会调整支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中，这一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关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即使像美联储实施连续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对于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效果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续的货币扩张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导致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出现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欧美日各国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滞胀挑战。[3]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的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不清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4]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意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题：有效性确认困难

今天，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收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5]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就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调整过程，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就会发现这种货币刺激的无效性。为了应对日本国内长期的投资和经济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在持续，也就是信贷收缩和投资消费的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可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重要的市场保证条件，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量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但信贷流量并未增加，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难以上升；而物价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这是货币政策目标无效，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目标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内，因而就难以收到效果。如果实际市场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6]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与机制重塑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试图形成对于市场支出的积极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信贷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总体上说，货币政策扩张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就越好。[7]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速流动，短期资金泛滥，但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8]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货币堆积于央行的现象，也出现于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系。

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实施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计划，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于当年增发了8.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货币扩张的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子而已，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扩张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9]

机制重塑，我们今天面临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预期影响日益强化，这一行为反应与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调控的冲突日益明显，会严重削弱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强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资和行政性的投资体制，弱化市场体系和企业的自主投资决策影响；要么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标，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机制，形成一种市场体系之上的经济性杠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现实的经济结构与市场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操作，在操作目标方向上引入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就业指数等中间变量作为参数，这样的传导机制依存于金融市场体系，操作上可以放弃直接安排投资项目和信贷配额等可能引发严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种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作用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 谢平. 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J]. 金融研究，2000，（1）.

[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J]. 金融研究，2004，（4）.

[3] 赵振全，于震，刘淼.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J]. 经济研究，2007，（6）.

[4] 陆前进，卢庆杰. 我国利率调控面临的困境及政策含义[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5）.

[5]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J]. 浙江金融， 2009，（4）.

[6] 黄武俊，燕安. 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3）.

[7] 范从来. 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 经济研究，2000，（7）.

篇7

我国证券市场虽然不到20年，但发展迅猛，目前上市公司已有1800多家，完全通过证监会的监管来保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这个任务显然过于繁重。事实上，假如证券市场上的参与者都有造假动机，再健全的监管体制也是有心无力，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也日趋重要。目前证监会按照“选择试点、逐步推广、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的原则，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在上市公司的实施，并将该规范的实施时间明确为最迟2012年，距今不到2年的时间，可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迫在眉睫。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与发展阶段

所谓内部控制，是为实现经营管理目标、组织内部经营活动而建立的各职能部门之间对业务活动进行组织、制约、考核和调节的方法、程序和措施。[1]

从美国安然、世界通信和施乐等一系列的会计造假和商业欺诈事件，到英国巴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破产，这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都和公司内部管理有关。内部控制是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正是内部控制的缺失和失效导致公司管理不善，经营出现问题。而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纵观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2]：1、内部牵制阶段：主要体现为职务分离和相互牵制，以保护资产完整和查错防弊为目标。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从审计视角提出了内部控制健全性、有效性的基础审计模式。引入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来界定审计范围。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这阶段正式提出了控制环境的概念，实现了从“制度二分法”向“结构分析法”的转变。4、内部控制框架阶段：将内部控制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五个组成部分[3]。COSO框架已经将内部控制上升为一种管理理念，它将企业风险、内部控制制和公司治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内部控制起步较晚，早期琼民源、银广夏、郑百文等财务舞弊频频在证券市场曝光，[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界对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披露的探讨，政府也相继出台制度推动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发展。日前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5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18项应用指引，更是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危害还在蔓延，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提高了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如今汇率问题、期货套期保值曾经陌生的词语随着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外汇交易巨亏、深南电深陷对赌合约慢慢让我们了解。[5]据德勤的调查，约82.35%的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组织了内部控制的梳理活动，并且有约76.47%的企业表示其内部控制的工作重点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调整，重点关注受影响较深的薄弱环节，加强内部控制检查的频率，有针对性的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但仅有17.65%的企业落实了内部控制考核工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大多是“救火式”的管理，内部控制还没有溶入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内部控制的长效机制。

1、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足

大部分上市公司开展内部控制只是因为行政性的强制推行，内控制度只是简单复制，与公司实际情况脱离，制度不具可操作性，管理层在内部控制建设上体现出的盲目性，导致了内部控制工作达不到预期效果，内部控制建设导致成本费用增加，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导致管理者不能正确客观认识内部控制建设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而非在实质上让内部控制溶入日常经营管理，脱离监管机构的初衷。

2、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需要改善。

中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容易导致“一股独大”[6]。董事会和监事会只是形式，作用虚拟化，削弱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因此国家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还有近年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家族公司，股权过于集中使得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凌驾于制度之上。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其决策容易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但没有其他股东可以牵制。

3、内部控制体系不规范。

目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覆盖所有的部门和人员，没有渗透到企业各个业务领域和各个操作环节，片面的认为内部控制制度就是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内部资产安全控制、内部资金控制，即内部会计控制。

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乏可对比性和可参考性，随着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颁布，以前政出多门的情况得以统一，企业在内部控制的建设、评估和报告披露方面有了统一和清晰的标准。

4、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衍生金融产品如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刚刚推出，大众对衍生金融产品的认识还不足，长期在低风险下运营的企业管理者风险意思淡薄。我们在引进华尔街创新产品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冰岛和希腊的国家债务危机。

衍生金融工具是个双刃剑。如果不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其杠杆效应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中航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企业，因参与石油期货交易巨亏5.5亿美元。缺乏全面风险管理，没有建立防火墙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将很难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给企业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5、内部控制控制的执行不力。现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的牵头部门多是内部审计部门，我国的内部审计机构往往实质上由管理层领导且与其他部门平行，因此独立性、权威性较差，而且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是由财会部门转来或由财会部门人员兼任，缺乏审计知识，同时内部审计侧重于查错防弊。注重事后监督，不注重事前、事中的控制；重视财务报表的审计，忽略对公司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建议。这样企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内部审计的作用，以致内部审计机构并未真正发挥其作用。

6、缺乏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系统。

[5]根据德勤2009年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差分析报告，52.94%的上市公司认为缺乏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系统是当前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这也是德勤连续三年调查中一直存在的老问题。主要表现在内部信息传递不通畅，缺乏内部控制有关的信息系统。

三、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议：

（一）、强化公司内生动力，转外部推动为内部主动

虽然企业开展内部控制的最初动机都是监管要求，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内生动力，由被动遵循变为主动提升。（1）加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培训不仅局限于业务具体部门，应从管理层做起，只有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认识正确、深入、全面，才能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才能确保内部控制的监督执行。（2）充分考虑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与现有管理体系的对接,实现成本效益相结合。健全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是融入企业管理的每一角落，即使低概率事件也应有相应制度来对其进行约束。（3）各部门、各岗位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格局，即使高层管理者也不能越权违规操作[7]。

（二）、优化公司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环境要素是其他一切要素的核心，是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础。（1）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权力有所制衡。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完善监事会制度。（2）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素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3）公司人力资源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需要跟进，否则可能导致关键人才流失、经营效率低下或企业商业秘密泄露。

（三）、处理好外部审计与自我评价的关系，构建企业、注册会计师和有关监管部门三位一体的、有效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体系。

（1）内部控制的评价应独立、客观，牵头部门仅为审计部门或者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都不够独立，应当成立审计委员会。赋予审计委员会监督内部控制有效实施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协调内部控制审计等方面的职能。（2）目前引入了强制审计，促使注册会计师遵循《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提出的各项要求，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3）监管部门在对企业、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跟踪处理好内部控制规范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全局出发兼顾整个行业的共性督促公司完善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内部控制体系

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而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本次金融危机倒下的雷曼兄弟、AIG等老牌巨头使我们认识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的复杂性和危害都在增加。内部控制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虽然相互独立的，但两者在内涵上也有一定重合，企业需要综合考虑自身业务特点、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条件、外部环境要求等，确定选择合适的管理体系和建设重点。

（五）、完善信息系统。

（1）建立内部信息沟通渠道。公司管理当局应让每位员工明确各自的职责，了解自己在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自的信息传递对象、内容、方式和渠道。（2）建立外部信息沟通渠道。分别针对客户和供应商，针对竞争对手，针对投资者，针对监管者建立不同的沟通聚道。

四、结论

综上所诉，金融危机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内在需求更加迫切，虽然多部门颁布的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提供了模板和标准，但因其范围广、要求高，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抓紧时间探索出适合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周在霞,内部控制[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

2 刘大勇,李翠霞,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J],商业研究,2008(5)

3 Charles A Saia : Internal Control, the School of Business Quinnipiac College, 1992.12

4 兰飞,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效及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4

篇8

[8]Howaid W Wolosky.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The Practical Accountant， 2008.

[9]SEC.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2008.

[10]ECB.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004.

[11]Allen， F. & Carletti. E. Mark-to-market accounting and liquidity pric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8.

[12]Wallison， P. Fair value accounting： a critique. ，2008.

篇9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086-02

一、公允价值计量会计通过金融危机引起普遍关注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令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金融危机中,相关金融机构对外报送财务报告中资产及利润骤减的会计应用主要有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的谨慎原则。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要求相关资产反映市值,而谨慎原则要求不高估企业资产和利润、不低估企业的费用和负债。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相关资产的市值大大降低,反映了公司市价的财务报告中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减值损失,而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这些减值损失又必须反映在财务报告中。如此以来,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就会逐步蔓延,最终导致对世界经济的重创。

从我国的会计计量模式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会计核算制度并未涉及公允价值这个概念,近年来我国新会计准则在诸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是最为显著的方面,为我国会计与国际趋同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在我国的运用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总结金融危机对我国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实践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公允价值一直是国际会计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我国会计界一个较新的课题。《2006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的规定使我国会计计量中对会计计量属性有了新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公允价值计量作为会计计量属性的一个方面,也在接受着来自市场经济的检验。尤其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公允价值的运用对经济实体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也造成了会计界对会计计量模式的重新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金融界纷纷将矛头直指公允价值,要求完全废除或暂时停止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会计,他们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夸大了次债产品的损失,放大了次贷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 2008年12月30日向美国国会递交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对金融企业的倒闭推波助澜,SEC 坚信只有继续实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依据的会计准则才能保证财务报告的透明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金融界的要求虽然有些极端,但是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在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

二、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一些缺陷

(一)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困境

公允价值会计在平稳市场中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也符合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但是它也存在着局限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公允价值计量本身的一些缺陷,在FAS157的大背景下,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功能缺失的时候,金融机构对金融资产按市价减计,形成了企业账面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此时由于债务人现金流量恶化,投资人恐慌性抛售导致公允价值急剧下跌,从而使资本可收回金额远低于账面价值,企业不得不计提大量减值准备,亏损的加剧进而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抛售现有资产。低价抛售资产除带来直接的损失外,剩余资产又不得不因市价下跌进一步计提减值而进入交易价格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中。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优缺点分析

其优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相关性是针对决策的首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因为公允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能较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确切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以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因此更有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投资机会和风险以及管理当局的管理业绩,促使其做出投资决策和其他决策。诚然,历史成本计量也能体现一定的相关性。但历史成本只能让人了解过去的信息,却无法反映未来的信息,而且同市场价格的变化也毫无关系,这就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提供更有利的服务。而公允价值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能更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使得会计信息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和提高,从而帮助会计信息的相关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2.公允价值计量有利于企业资本保值增值

资本是企业再生产运动及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其保值增值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资本的耗费得到的金额,将无法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生产处于萎缩状态。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资本的耗费,计量得出的金额可以在现时情况下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企业的资本得到保全。

3.公允价值计量有助于理解企业真实财务状况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衍生工具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性,客观上要求应该在财务信息中予以披露。由于衍生工具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合同或承诺,而历史成本无法对衍生工具计量。所以,公允价值的运用恰好弥补了历史成本这一缺陷,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加清楚的了解企业真实财务状况。

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

当一些财务报表项目的公允价值无法在市场上直接取得时,公允价值计量操作就面临较大困难。此时,公允价值的获取与资产评估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既不能在活跃市场上,也不能运用模型法确定公允价值,那么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将成为企业公允价值取得资产或者负债公允价值的又一重要选择。但目前很多专业的评估机构并不完全按业务操作规程执业,影响了评估机构的执业质量,难以取得客观、公正的公允价值。

2.评估行业素质参差不齐

评估师执业时的自我意识和专业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公允价值的一个原因。公允价值是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资产自身的条件及其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对被评估资产客观交换价值的合理估计值。也就是说,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评估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允价值的公允性。

三、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在我国会计实务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允价值运用环境不成熟

公允价值广泛应用的最基本条件是:拥有健康而成熟的生产资料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发达的专业评估技术以及娴熟而讲求诚信的评估队伍等。如果这些基本条件不具备,那么公允价值的使用必然受到限制。

(二)对公允价值的规定可操作性差

公允价值操作主要涉及操作的范围和方法。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方法,在新准则中说得十分有限,对公允价值的审慎使用缺乏必要的解释和沟通。涉及需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17 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只有“资产减值”、“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和“企业年金基金”等3项具体准则提供了具体的计量指引。产生的后果是,会计人员虽然知道哪些具体业务需要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但是如何对其进行计量却显得办法不多,或者干脆无所适从。况且,在一些具体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仅仅是备选方案,企业会计人员在具体运用相关具体准则时,可能会顾及其相对难以操作的特性而尽力回避。

(三)公允价值计量为企业操纵盈余留下了隐患

新准则使企业盈余管理的弹性增强。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准则规定在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条件下,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损益。债务重组准则规定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具有弹性大、不确定性的特点,管理当局很可能根据需要通过非货币易或债务重组操纵盈余。因此如何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防止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操纵盈余,成为实施新会计准则面临的一项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四、如何在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完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应用程序

(一)完善公允价值应用的市场机制

从公允价值计量需要的条件出发,首先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它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企业会计应该真实的披露自己的信息,加强企业的内部审计和自我评估,尽量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交易双方作出两者都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同时广大投资者应该提高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判定、有效甄别的能力,使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其次,应该尽量打破垄断,鼓励各种合法经营方式。给予各种体制的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同样优惠的待遇,提高企业盈利的规范性。再次,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的监管。

(二)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公允价值统一框架

制定公允价值计量的统一框架是改进公允价值应用的重要环节,我国应当在总结现有公允价值计量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公允价值的统一框架。这里我们要介绍准则的两种导向: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原则导向的准则相对简单明了,它主要是一些基础性的原则,执行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职业判断;而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应当以规则为导向,因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更具体,更谨慎。

(三)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管理

会计与审计密不可分,会计执行好坏,有赖于审计的完善与发展。为了防范会计人员随意操纵会计数据提供虚假信息,应建立完善的公允价值审计制度,从府审计和社会审计入手,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积极提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通过政府强制性规定和公众舆论压力加大对企业公允价值运用的监督力度,督促企业做好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工作。同时尽快完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使得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计算及会计信息的披露尽可能地与会计准则的要求协调一致,充分发挥证监会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及审计职能,对滥用公允价值的企业及相关人员,采用加大违法成本的办法来阻止违规违法行为,提高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同时加强税收协调。

(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财务人员的职业素质

《企业会计准则》给出了会计选择和判断标准,为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工作提供了指导,但并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交易是人的活动,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计政策选择权加大、专业判断事项增多,特别是公允价值属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估计和运用。

参考文献:

[1]常勋.公允价值计量研究.财会月刊,20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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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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