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篇2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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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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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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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情况

强化组织领导，宣传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安源区委政法委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制发了文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宣传法制及政法综治社会管理工作。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载宣传文章、图片、音像资料200余篇；组织了50场政法综治“走基层、创平安”文艺团队在乡村社区巡回演出，观众达万人；发送短信20万条；走百村，入千户，深入村民家中关心帮扶。通过开展宣传教育等系列活动，公民法制意识、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知晓度不断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得到有效激发，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强化关怀服务，特殊群体得到有效管理。打造出租房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建立“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制度。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注重整合机关干部、基层党员、村（社区）两委班子等工作力量和资源，因地制宜配置每个格内服务团队。建立特殊人群常态化管控机制，扎实开展打击专项行动，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社区矫正等重点人群的管理、帮教和服务。深化“留守学生”关爱行动，加强未成年青少年管理和教育，“阳光学校”正积极筹建中，促进了青少年健康成长。

强化综合治理，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实现了重要路口、主要街道、重点部位的监控全覆盖；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安源暴雨”行动，进一步加强派出所巡防队伍建设，配齐人员，城区见警率大幅提高；广泛开展农村群防群治活动，农村治安防范能力进一步增强。强化治安突出问题整治，加大了对重点地区和治安乱点的整治力度，积极开展打击街面两抢、入室盗劫、打击非法传销、打击黄赌毒等专项整治行动，全区治安形势不断好转，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三季度人民群众公众安全感测评安源区在全省排33位，创历史最好成绩。

强化关键突破，重点难点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实施社会平安风险评估，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维权、协调沟通和权益保障等机制，构建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整合调解工作力量，延伸调解网络，全区各类矛盾纠纷得到了及时有效化解，总量及进京、到省到市上访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实现了形势>！

存在问题

群众的利益诉求格局日趋多元。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造成社会矛盾纠纷多样化，大量利益诉求以矛盾纠纷形式凸显出来，涉及领域不断扩大，矛盾主体多元化，主要为土地征用、拆迁安置、社会保障、涉法涉诉等方面，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日益复杂，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处置的难度加大。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兴起，群众越来越注重利用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制度规范，网络信息真假难辨，网络恶炒、恶意中伤、散布虚假消息等现象逐步增多，严重影响着网络舆情的正确导向。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日趋滞后。一是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部门和乡镇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缺乏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利用不足，硬管理有余，软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公民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不强。三是基层政法保障力度不够。基层警力有限，基层政法综治工作人员兼职现象突出且变动频繁，难以保证专职专用，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化程度亟待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总量有限，而且在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依然极大。一方面，群众对基础教育、就业培训及信息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相关服务等的需求还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居住相对分散，导致农村居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随之提高。另外，由农民工引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建议对策

以保障改善民生为根本，夯实社会管理基础。改善民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

基础。一是建立健全民生保障机制。努力健全社会安全网，推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建设，切实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二是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努力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确保各利益主体在分配上机会平等。三是建立健全收入平衡机制。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公共服务方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社区、向农村倾斜，建立符合区情、统筹城乡、持续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有效缩小城乡差距。

以加强社区建设为重点，构建社会管理平台。一是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把能下放的职权下放到街道和社区，使其有权管事、有人做事、有钱办事。二是大力推进农村村级组织建设。依法加强对民主直选村委会干部选举的监督和领导，设定严格的干部候选人标准，严防一些地方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插手选举，确保党对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有效维护农村社会长治久安。三是加大村（居）、社区资金和政策保障力度。着力解决村（居）、社区一级组织开展正常活动所需经费、场所的保障问题，有效提高村（居）干部工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村（居）干部的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以矛盾纠纷化解为突破，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紧紧围绕排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管理各类矛盾，有力促进社会和谐平安。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多元化调处机制。四是探索建立突出矛盾纠纷长效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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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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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166-02

一、中国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的特殊背景

第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随着开发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流动人口在为开发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开发区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如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入、犯罪预防、劳资纠纷、教育、医疗等问题；第二，村民市民化进程带来的挑战。由于开发区多处于市郊，当地以前居民多为农民，农村区域建设为社区后，村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的心理、职业等社会适应性问题较突出，同时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理念缺乏积淀，社区成员的政治文化构成导致社区参与度不高；第三，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开发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土地征用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激增，由此带来房屋拆迁、安置、赔偿、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第四，社会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由于开发区社会管理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在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强化道路运输等物流系统设施的同时，开发区对于学校、娱乐、商业等社会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普遍重视不足，许多开发区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功能和设施，生活设施的不便捷导致多数开发区活力不够，城市气息不足[1]。

二、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1.一元社会管理主体无法满足多种社会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体制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而且需求日益多样化。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社会管理这一庞大系统工程仅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2.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现象普遍存在。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管理主体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这种新理念尚未在开发区社会管理中得到充分认识和推广。对于“经济开发区”这一特殊区域，有些地方领导往往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社会民生建设，而且对社会管理仅仅停留在抓稳定的层面上，对社会管理的内容、重要性和意义等认识不足。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甚少，而且忽视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依然存在[2]。

3.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一是各项改革纵深推进，化解社会矛盾难度增大。随着各项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利益机制的重建与调整，触及了各方利益，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相互作用。二是人口管理难度加大。随着开发区经济建设的不断加速，流动人口激增，大量“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政法机关的人口管理工作难度加大。三是预防、打击犯罪的难度加大。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人流、资金流、物流等加大，一方面诱发犯罪的因素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当前社会的防范管理机制不健全，存在漏洞。四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

4.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管理依据。一是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社会管理设计领域众多，事务繁杂，尽管中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一些领域还是存在空白。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有一部完善的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3]，已经出台的管理条例因其权威性不足和配套性缺乏而导致操作性不强，尤其是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空白较多，致使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难以开展好，社会管理工作受到影响较大。二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陈旧，缺乏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组织的管理、社会矛盾的化解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和探索。三是权责失衡。此种现象在基层显现的尤为突出。基层农村许多突发事件都要求乡镇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处理工作，处理不好便会出乱子。因此，乡镇每年和上级签订几十个责任书，每一项检查验收都与奖惩挂钩，而这些工作大多数执法权都在部门。在有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责任情况下，做好社会管理实在很难。

5.基层社会管理缺乏物力人力保障。尽管国家对基层政法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基层政法工作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繁重的事务面前仍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现在开发区加快建设，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投入中去，致使在社会管理涉及的多方面投入不足，许多机关经费不足；而且基层不完善的人才成长机制和艰苦的环境，导致大量人才外流，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公务员考到其他地方去发展。

三、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对策

1.明确社会管理主体，培育社会组织。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可能突破点就在于试验和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建设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从国际惯例看，社会管理格局的建立需要政府、民众和第三方的相互作用，以公民社会为核心，积极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发挥民众的民主和参与热情，使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更加畅通。但是中国历来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抑制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开发区不仅是经济改革试验区，还应该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上肩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必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佳供给和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2.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强化服务意识。从传统的以经济管理为主逐步向经济社会协调管理，从过去的单纯管制控制思维转向以加强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服务、公平配置资源、疏通诉求渠道、维护公众权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来[4]。

3.完善社会管理法规，推进体制创新。开发区在社会管理工作上，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出台一部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社会管理规章制度，尤其是在规范和管理社会组织方面形成制度。先做好辖区内社会管理，以后在更大范围内为完善中国社会管理法规建设做出努力。推进社会管理各领域工作的体制创新。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建立开发区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依法依规成立和发挥作用，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4.加大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物力人力投入。政府公共开支向社会管理倾斜，是确保社会管理顺利进行的基础性条件。借鉴国外经验，开发区在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将公共开支的比重、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事关社会管理核心的问题予以明确[5]。逐步形成财政投入持续增长的财政保障机制，对社会组织相关市场活动税收给予合理减免，逐步完善经费划拨机制和公共服务购买机制，确保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财力支撑。完善创新开发区的人才评价、选拨和成长激励机制，是地区发展留住人才的重要保障。在人才评价和使用的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分类指导，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避免“一刀切”的盲目性[6]。

5.重视社区建设和创新管理。社区建设是开发区近年来发展中面临的难题，由于城市化进程和开发区人口增长、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范围都超出预期，开发区的发展面临着社区建设的难题。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在解决开发区人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解决好开发区教育、卫生、医疗等发展偏弱的问题，完善社区基础建设，强化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区参与和监督社会管理，掌握民情民意、理顺情绪的作用[7]。不断增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和居民对开发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建设开放、包容、和谐开发区的关键所在。开发区的社区建设和创新管理，一是完善基础设施体系，确保社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采取招标、委托合同的形式与社区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8]；二是为社区发展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真正提高社区能力；三是推进社区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对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以及社会组织加强专业化、职业化的培训，对社区发展组织做定期的培训指导；四是加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培育，让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参与到社区发展的管理中。

参考文献：

[1] 蔡玉胜.论开发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国际经验的启示和分析[J].城市管理，2011，（5）：66.

[2] 龚维斌.领导者要正视中国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新挑战[J].领导科学，2010，（5）：47.

[3] 陈宇.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与社会管理体制变革[Z]，2011：6-7.

[4] 李欣欣.推进中国式城市社会管理[J].瞭望，2012，（35）：36-37.

[5] 和经纬，田永贤.西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实践及启示[J].领导文萃，20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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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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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篇9

一、元治理理论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

元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的问题上而提出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治理”的概念有很多界定，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指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理论向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视角：即在国家和市场之外，政府可以将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是提倡“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治理也出现了失效的情况，公民社会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或是在某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许多学者致力于完善治理理论的缺陷，比较有名的是英国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提出的“元治理”理论。对于“元治理”，杰普索指出：“它承担的是设计机构制度、提出远景设想，它们不仅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而且还能使各式各样自组织安排的不同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以及后果等相协调。”

元治理认为，在多元的治理体系中，国家要承担起协调不同组织和力量的责任。在制度上提供各种机制，促使各有关组织和力量达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战略上，促使他们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元治理的本质是在政府的良好安排和指导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在元治理理论中，国家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1）作为组织各方利益进行谈判的组织者。（2）保证社会自组织实现某种程度团结的机构。（3）作为社会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并保证各组织遵循各项规章制度，（4）在社会自组织出现失效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补救措施。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是我国普遍应用的一种治理模式，这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制、政府机构改革、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等使街居制度开始解体和衰败。同时，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对基层社区的管理、服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依靠社区治理的实现，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建设自己生活的社区。当前，我国社区中存在着社区法律法规不完善、社区自组织发展不成熟、社区服务设施不完备，同时缺乏推动社区治理和自组织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社区自身无法解决，故需要政府的推动。元治理理论中让政府成为“随着网络、合伙组织以及其它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扩大，官方机构最好也不过是同辈中的长者”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思考。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并不是将政府放在首要的中心地位，而是宏观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微观上鼓励社区自组织和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政府要协调好社区自组织、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的应用及困境

政府在社区中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统筹规划、资金支持、法律保障、协调利益、参与宣传等方面。首先，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社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只有政府，才能站在全局的角度长远的为社区发展谋求最大的利益。其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基层社区建设的力度并投入了许多资金，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社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社区环境不断改善，社区建设稳步前进。第三，政府通过依靠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能够有效约束社区中违法乱纪的行为，保正社区内治安环境的良好。第四，在社区范围内，政府通过对各部门的管理，对社区自组织的引导，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后，政府通过利用强有力的组织能力，有效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生活。

社区的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掌舵”，更离不开社区自组织的“划桨”。在政府主导型社区中居民参与和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社区自组织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建设的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包括计划生育、福利民政、治安保卫、人民调解、社区公共卫生、青少年教育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居民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通过社区居委会居民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居委会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社区业主委员会是社区内居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不断提高社区的居住质量，自发的组织起来向社会各方反应业主的意见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运作的民间组织。通过业主委员会，居民有效的参与到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区生活中去，更好的维护了自己切身的利益。在社区内，还存在着充当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的组织。包括一些行业协会，比如法律援助中心，环境保护协会等。也包括舞蹈队、读书会等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居民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专业的帮助。但同时，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权力过大，管理的事情过于宽泛，成为全能的“管家婆”

政府肩负过于沉重的责任，难免在工作中会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比如在政府社区工作会强调了经济的发展、怎样更加完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却忽略了社区内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作为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现象依然存在，社区治理方式还是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这种管理方式从现在来看积极有效，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就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了。

（二）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在社区生活中缺乏活力

社区居委会原本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政府跟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居委会的成立完全是在政府的运作下产生。政府掌握着居委会的经济来源、给居委会下派工作、并决定着居委会干部的任免。社区居委会的职能被扭曲，由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组织成为政府组织伸出来的“腿”。由于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程序不熟悉，对其职责功能不了解，同时居民之间缺少沟通交流，所以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很难展开。社区中介组织规模小，力量薄弱，它们开展工作都是在居委会安排下，大部分都是被动参与。

（三）“街居制”虽然在我国已经逐步消失，但是人们的观念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

社区居民过多的依赖政府组织，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使得与居民参与的预期不相符合。有些时候，居民在参与社区事务中时会发现一些事情政府实际已经安排好了，从而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同时居民参与渠道较为单一。

三、元治理视域下完善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的策略

（一）转变政府职能，要“恰到好处”的行使政府手中的权力

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简单削弱政府在社区工作中的权力、缩小政府的管理范围。相反而是要求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政府需要从繁琐的社区事务中解脱出来。除了承担一些非他承担不可的公共事务，比如社区治安、公民教育、计划生育等。在此之外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从宏观上把握社区治理中去。这就要求政府从过去所有者、计划者的身份中退出来，加强对“公共物品”管理的供给。转变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从以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转变。将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性质以及应该承担的工作内容，居委会不应该承担由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而是面向社区居民服务。完善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和任免制度，居委会干部的选举与任免不是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做到真正由社区居民决定。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首先要面向居民，而不是迎合政府，成为真正的向政府表达民意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二）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

首先要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让居民从思想上消除传统“单位人”的观念，认识到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性，认识到维护自身权益和权利的必要性。政府要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广阔的平台，定期举办聊天会、宣讲会、听证会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比如，老年大学、合唱队、健身队、志愿者协会等。居民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既陶冶了情操也增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培养了居民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二是加强社区内民主建设。在社区范围内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关社区的重大事项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决策，通过宣传教育的手段不断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民主意识。

（三）健全社区自组织

首先要理顺政府与社区自组织的关系，政府培育社区自组织并不是要从政府手中夺权，而是能够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利用社区自组织既可以有效率的完成工作又可以减少开支。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既惠及了群众又方便了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帮助社区自组织发展，培育社区自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区中许多公共事务可以交由社区自组织去做，对社区自组织既要有管理职能也要有服务职能。同时政府也要引导社区自组织的自身建设，培养专业人才，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四）培育社区共同的利益

人们参加社区事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所以培育社区的共同利益，是促进居民参与、社区自组织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社区提供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居民的满意度就高，就会自然的产生对社区的依恋感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的把社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国家层面上，1989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伴随着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部法律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修改。夏建中教授认为，这部法律限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他认为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表现是：第一，明确居委会地位和职能，党和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干预居委会工作；第二，修改和完善有关社区发展的法律规定和各项政策；第三，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社区层面上，根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自治章程。社区居民公约规定社区居民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社区自治章程涉及社区自治的原则，社区自组织产生、性质、职责、工作程序，居民代表的选举、罢免、居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它们从制度层面上为社区治理提供规范化保证。社区自组织方面，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社区自组织进行法制化管理，明确它们的法律地位，将它们的发展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为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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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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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网络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人们面对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事业的变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因而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当前，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有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自我国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社会治理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备受学界关注。 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推进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

网络化信息时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权力也日渐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社会信息化和多样化发展。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回应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跨越组织职能和界限能够实现信息的更快速传播。由于当前信息分享渠道的多种多样，社会发展也日益趋向平衡，因而社会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各级组织的协调需要公共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言，移动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当代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因而在结合我国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开拓新的农村治理形式，实现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建立网络化治理的新形态。

传统治理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各种棘手问题，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下，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来实现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广泛程度不高。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社会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农村建设提供更多的保障，为农业发展提供经济、技术等支持。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网络社会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时间较短，因而对于网络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还十分有限，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仅仅是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治理工作，或是将网络群体的行动作为监控的对象。

从组织化到网络化。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表现出从村庄化到社区化，从组织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趋向，各地针对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创建社区化和网络化治理模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模式。 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面临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改变、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单一等困难

农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改变，社会治理难度增加。首先，国家大力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村人口随着城镇化建设逐渐向城镇转移，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速，人口快速流动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和欠发达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两大特征。大量人口流动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缺乏，大量“空心村”出现；另一方面，城市劳动人口数量激增。此外，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网络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网络开放性、超时空性，加之自媒体的出现，很多民众都将网络传播作为发泄情绪、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形式，这也给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农业改革，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变，传统的制度逐渐走向瓦解，被乡政村治模式所代替，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的基本形式。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和“合村并组”改革的有序推进，原有的大量基层政府组织被大量缩减。乡镇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服罩柿浚但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机构有所减少，但编制和原有人员很难进行分流，同样都在消耗本就微薄的基层财政经费。由于经费问题，很多日常公共服务很难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弱化了县、乡、村基层组织的管理权威性。同时，由于国家赋予了民众更多权利，加之农民素质正在不断提升，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多数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村民代表会议都很难召开，村民自治能力进一步弱化，在群众中的权威性也进一步下降。

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较为单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治理方式。但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是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程度有限。 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应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网络作为新型公共管理方式，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相互合作、利益协调和包容发展。通过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建立信任机制和利益共享协调机制，进而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

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一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历久弥新的课题，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尝试，但从实践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还要进一步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来，同时要进一步鼓励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意识，真正地将公民的公共精神培养起来。二是建立农村社区共同体。顺应国家农业农村改革浪潮，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增强村民致富能力，通过激活农民自治活力来提升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积极性，从共同致富和合作管理的角度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构建社区与社会成员联动机制，提升社区居民认同感，增加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其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网络化治理关键在于构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建立在利益协调分配之上，更需要建立在共同价值和认同之中。从长远看，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只有在更高层次信任水平之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才会增加。因此，要想实现公民在价值和心理层面的价值认同，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多层级治理格局的优势在于赋予村民更多活动空间和话语权。村民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以“幸福村落”为例，在多层级组织结构中，村落理事会在工作和为村民服务上要比村两委更具有说服力，这就无形之中给村两委带来压力。同时，这种村屯之间的社会治理“比、超、赶”精神也会对乡镇干部有所触动，带动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转变。特别是这种倒逼机制能够让村两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倒逼其改变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总之，要进一步构建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转变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方式和态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从根本上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