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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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酉水航运对社会文化影响

酉水自古以来就是湘西的重要交通要道，航运时常伴随着人们的活动，其作为人们基本的交通方式对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航运文化。酉水号子作为酉水流域航运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简述这一代表性航运文化。

（一）伴随航运而生的酉水号子酉水号子与酉水航运相伴相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河面狭窄、险滩林立，船工劳动强度大，在撑篙、拉纤、荡桨、摇橹过程中发出沉重的，并在与大浪险滩搏斗中以此聚集力量，解除行船中的疲劳，这种和吆喝声形成了酉水船工号子，是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行船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音乐，极具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这是其与其他地区的号子之巨大差异，因其传唱形式最古老、内容最完备，已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酉水沿途滩多浪大，船工航行艰险万分。船工航行酉水沿途险滩林立。“酉水河，滩连滩，十船过路九船翻”，“沈从文先生也写道“酉水多滩，凤滩、茨滩、绕鸡笼、三门、驼碑五个滩最著名，弄船上有两个口号‘：凤滩、茨滩不算雄，上面还有绕鸡笼’，上行船到两大滩时，有时得用两条竹纤在两岸上拉挽，船在河中小小溶口破浪逆流上行。绕鸡笼因多曲折石坎，下行船较麻烦，一不小心撞触河床中的大石，即成碎片，船上人必借船板浮沉到下游三五里方能得救，三门附近山道名白鸡关。石壁插云，树身大如桌面，茅草高至一丈五尺以上，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听到虎吼”。多险滩是酉水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孕育了酉水号子，在一次又一次艰难地渡滩中，船工们团结一起使劲，统一的节奏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歌唱形式。第二，船工的悲惨境遇。民国政局混乱，官府除各种苛捐杂税外，还要到处抓船服役，船工生活更加艰辛，因此在行船中他们凄凉的倾述变为号子，“埋了没死船头客，死了埋没走水客，上一滩，逮一餐，一生只得半饱饭”。另外，“民国32年（1943），在永顺贩了一批山货下沅陵贩卖，船行至老司城，遭遇土匪抢劫，货物洗劫一空，一名船员尸首分离，货主也险些丧了性命。官府除各种苛捐杂税外，还经常守口抓船服役，船工工资全无。”从号子的具体内容以及记载中可得出当时船工生活的悲惨景况。酉水号子勾画出了一幅酉水航道的立体图，其中的各个滩名都有在一声声的号子中表达到，如“水深不过龙泉山，水浅不过燕子滩”、“兄弟相争麻叶湖，船儿拢了青浪滩”等等。酉水号子与航运相伴相生，同时号子也折射出航运对于文明的影响，宣扬了一种力量。如果说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现代文明就是汽车轮子上建立起来的文明，那么当初湘西的土家人靠水路为生，酉水河也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土家先民，他们利用木桨划过的文明就应该是篙桨上的文明。酉水号子中这样唱道“下洞庭、上江汉、四十八站到长安、大哥掌船千里来，踏平好多挺心岩”，“酉水河的路通四方，酉水船工的脚万丈长”等等，酉水号子是在土家人的辛勤劳动中产生的，是劳动的结晶，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演唱形式，是土家人的共有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

（二）航运对船工们的社会生活影响船工及纤夫是民国时期酉水航运的主力，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甚至生命的献出，才有了酉水河的航运盛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政府到处抓船服役，1925—1935年随着二战的备战，输出桐油激增，酉水河上一天天繁忙起来。他们下运桐油、木材、五倍子、茶油、和牛皮等土特产品，上运各种日用杂货和工业品。但由于滩险浪大，行船中多发生翻船事件，因此在行船中另一种文化诞生，航运的禁忌。如妇女不准踩船头。曾经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被视为“不祥之物”，如若犯忌，“犯忌者要用猪头香纸祭鳌头，才能赎回罪过保佑平安”。“要装风口饭，第一碗饭必须先由舵手或头工开装，不能劈心从中间挖，下水船要从南装起，上水船从北边先装”，一些禁忌语较多，“忌说翻、打、倒、扑、沉、龙、虎、怪”这些都由于谐音类似于翻船、打翻，意味不好的都要换一种说话方式，如打酒换成提酒，沉讲成浮等等。船工纤夫生活艰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了全家的衣食，只得在船上干。民国时期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更多，除应对各种浪滩外还要应付土匪的抢劫、政府的抓船服役、各种关卡等。水警队在一些码头都设有关卡，有的船只过道，水警队的兵就朝水上开枪，令船靠岸，有经验的水手就知道要给水警们送光洋才准通航。

（三）航运对各商户的影响民国时期湘西各市镇商户的发展兴盛都离不开航运，各商户的货运基本都依靠酉水船只的航运，航运顺利商户的生意也很旺盛，如遇到翻船之类的有可能导致商户的破产。永绥县（今花垣县）的“大商号兴和裕（即黄季庸家）常有二十条船走水运货，1930年前后，一次就翻过五条大货船；又有一次从常德返回永绥，到白极关五条货船又被抢劫一空，黄季庸家从此走向衰败和破产。”民国十年（1921）李和记陷入困境，行船走滩意外损失严重，迫使商号资金逐年猛减，亏损过半。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航运的顺畅与否，对商户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商户可能因为一次的翻船事件而破产亏损。因此在民国时期有的商户会请部队护送，但那样又会提高运输成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商人经商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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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清晰，每章的小结部分简明扼要，易于理解。作者抓住首章所提五个观点，从社会文化对人类学习的变化影响角度回答了以下问题:1．教师如何学会教学;2．教师如何认识语言;3．教师如何教授第二语言;4．在语言教师职业中始终存在并一直变化的更广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宏观结构;5．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由什么构成。紧紧围绕教师这个主体，以社会文化的影响为根本立论，从教学方式、内容、理念、环境等因素入手，解答了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语言教师的发展诉求和困境，其理论与实践范例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书二为论文合集，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支持，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意识强化、教师身份认同、教师概念发展、教学理念转化、策略性中介手段、教师发展范例、课程改革实践等。多篇论文以个案研究为例，从理论综述到实验过程，记述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把握研究步骤、明确研究目的，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书虽研究视角多样，但社会文化理论却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将研究内容与理论有机结合给读者启示。

(二)两书理论、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理论层面上，两书皆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将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调节理论(也称中介理论，Mediation)、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Scaffolding)等与实例结合进行诠释。该理论源自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学说，认为个人的学习与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密切联系，知识与学习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知识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高艳，2008)Vygotsky在人类心理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认为高级认知功能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符号产物的调节关系，这就是调节理论，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教师如何利用语言作为调节中介开展教学活动来提高授课水平，成为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活动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在特殊情境下采取哪种活动”。该方向的研究从活动、行动和操作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活动是情境，行动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而操作方法是完成一个活动的方式。(秦丽莉、戴炜栋，2013)语言教师的教学涉及了活动理论的三个层面:课堂教学是情境，围绕教学目的实施的教学步骤是行为，而利用教学手段组织的课堂活动是操作方法。因此关注语言教师教学实践以促进专业发展与活动理论息息相关。最近发展区是指“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际发展水平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潜在发展水平是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Karen＆Paula，2011:6)ZPD涉及学习者的当前能力水平和潜在能力水平，而这一潜在能力水平达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有能力强于该学习者的他人，如教师、家长、同伴等的协助或引导。(刘学惠，2011)这一情形常被喻为“支架”，通过搭建“支架”，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互助、合作、引导等关系，可以促进教学、增强交流。实践层面上，两书提供大量个案研究，从数据的采集到分析都给出详尽的描述，所提及的开放访谈、课堂观察、刺激回忆、反思日志、教师自述、集体会议、教学计划等数据收集方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重点介绍的专业发展范例，如:批判性朋辈小组、课例研究等讨论了教师自述的本质，实验结果证明这些范例对于教师反思教学行为、发现教学弊端、增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等效果显著。作者呈现的案例，从问题提出、理论阐释、实践过程到结果讨论，给教师教育的实施者、语言教师自身等进行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在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探索实践的过程，同时需要宏观环境、客观条件的支持。通过两本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语言教师要重视自身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两书都强调语言教师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例如:书一第二至五章，书二第五至七章。语言教师的概念和认知涵盖多方内容，如:认识论的转向、学习的概念深化、教师身份的认知、语言的特性等。教师概念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早期学到的关于语言、教学等的知识，影响着教师教学行为的实施，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教材内容、学生反映、教学要求等会冲击教学观念。在社会文化视角下，作为受文化、历史、社会影响的个体，教师的学习、教学源自其在课堂和学校的社会性实践。面临来自学校环境、专业水平、学生需求等各方面的挑战，作为语言教师要及时调整心态，提高教师身份认同，将自己融入社会文化情境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概念和认知，才能实现专业持续发展。

2．合作和反思是语言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有效途径。两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合作和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施形式都给以深刻启示。教师间的互助合作为彼此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观察、评价的伙伴，反思、倾诉的对象以及提高、发展的机会。教师可以互为观察者、指导者、协调者、辅助者，通过组对进行课堂观摩、集体备课、彼此评课、互相访谈等，在交流、反思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同事间的交流也可以建立一个发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的平台，寻找身份认同。合作式的教学，既可以分享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经验，又可以共同面对困境，在心理上有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营造合作文化。反思可以是同伴之间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而撰写教学反思日志是促进教师教学和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日志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师对于授课思路的整理、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个人教学困惑甚至是教师情感的流露等等。反思日志可以为教师提供一面审视个人的镜子，既可以重新梳理教学过程，也可以直面自身问题，在反思中不断调整自我，提高教学水平。

3．重视语言教师培训以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在两书探讨的多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国外极为重视教师培训，项目重实践、内容多元化、制度常态化，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相比而言，国内语言教师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培训与国外差距甚大。我国语言教师多为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教学概念、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知识的储备，还是实践层面的教学任务设计、课堂活动组织、管理手段等的学习，都缺乏系统训练。而书中提到的培训方式，如:短期集中培训、学术论坛、网上学习与交流、参观教育项目等，都是值得借鉴的。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可以在语言教师进修、访学、交流、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教师进行的课程改革和专业发展研究项目给予资金帮助和管理制度上的倾斜。只有客观大环境认识到教师教育的意义，不断完善服务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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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况

吴宇森自幼家境贫寒，20岁从影，由场记而副导，先后辅佐著名导演张彻、许冠文。25岁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先后从业邵氏、嘉禾、新艺城等三家顶级影视公司，拍摄了18部影片。1985年，辗转浮沉香港影坛十余载而不得志的吴宇森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徐克电影工作室，两人都“难以忍受言之无物的纯流行商业片”（1），极力要拍摄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灭的侠义与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横空出世，震撼香江，惊叹国际，创造了港片有史以来3465万的最高票房纪录，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从此吴宇森这个名字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不可跃过的一个符号，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吴宇森先后拍摄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类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学掌门人”的地位，推动了香港“英雄片”的创作热潮。

纵观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题都是一群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因情义的纽带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身边的人不再信守情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而他们却依旧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与良知，惨遭暗算与背叛。无奈之下，这群英雄为了尊严、情义、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来恪守情义与亲情。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生死与共的豪情义气，以及对不仁不义的恶势力的惩罚，让无数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精神一振。

二、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长背景与生存方式

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为江湖人物，他们是黑帮成员、杀手、大盗或备受压抑却充满豪情的警察。他们的成长经历都颇为艰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从小孤苦伶仃，十多岁为生计加入黑社会，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极力关照；而宋子豪为了不连累家人，一直不让弟弟知道其黑社会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义警察。《喋血街头》中的阿B、细荣、辉仔情同手足，在贫民窟中一起长大，受尽贫穷与欺辱，梦想只是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而《纵横四海》中的钵仔糕三人，从小流落街头，被一个惯偷养大，可养父只是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作。因为这段缺乏爱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更看重情义，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不再是以往传统电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们只以情义为基点，只要认为对就会去做，即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们身上展现出了男性的血气方刚和对拥有生存尊严的渴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生命本色的挥洒。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孤独群体，靠着从事非法营生来获取生存。虽然这种生存方式与主流社会的规则不相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但他们也有着一套自己严格遵守的江湖道义与做人准则。他们从不滥杀无辜，且对弱者颇富同情心，他们出现在社会固有秩序的动荡期，此时靠着原有规则已不能伸张正义，只能用更大的暴力来惩治邪恶和不义。于是使得他们这种虽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备某种微妙的合理性。他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闯荡江湖，依靠原始的正义和个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来换取对朋友的承诺，以及对强大恶势力的反抗。因而他们成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吴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质

其实他们这群人，之所以能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与膜拜的偶像，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侠义精神，即“忠信道义，看重情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知己赴汤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着力渲染了小马与豪哥之间坚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贩卖假钞的过程中惨遭暗算，于是小马为了给其报仇，只身独闯台湾，手刃仇人，结果被打瘸了一条腿。但为了等宋子豪出来再战江湖，不得以忍辱负重、隐忍三年，可当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马为了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又只身闯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证据，此时决心退隐江湖的宋子豪担心小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当子豪骑着摩托车出现在小马面前时，两人间会心的一笑，令无数观众感动。

而《喋血双雄》中杀手小庄与警官李鹰从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到相知相识、化敌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战。警察与杀手，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因为有着相同的做人原则而走到了一起，为情义、为正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谈笑风生，在殊死恶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陈伯对子豪等人情义的感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人情味，难得你们几个小子，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这群“港式英雄”将这份情义看得弥足珍贵，在凶险的江湖中，成了他们纵横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点。也是因为这份情义和他们执着的守护情义的精神，使得缺乏正义、缺少情义的乱世江湖有了些许人情味，也才让人看到了些许的光明与希望。

也正因为他们看重情义，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憎恨欺骗、出卖和背叛，对于出卖、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头。正是在对《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双雄》中的任海，《喋血街头》中的阿容，《纵横四海》中的养父等的复仇过程中，“他们同生死共命运的精彩演绎是他们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证明，也是他们的人格熠熠生辉之处”（3）。而这种复仇其实也是英雄们的自我救赎，他们因为道义而成功，因为秩序失败而退场，于是他们不得以只能用生命来守护生存的道义，用血的代价来惩罚道义所不容的人。

在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结尾都似乎有一个模式，英雄们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枪里却没了子弹，此时警察已赶到，这些倚仗着钱能解决一切的小人们便开始得意的叫嚣起来。就在此时往往会有另一中间力量将一把装满愤恨子弹的枪递过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义的枪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说到：“没子弹了，我现在出去自首，我不会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钱，两三天之后就可以从法庭轻松的出来。”小人的奸诈、嚣张的气氛，令无数观众无比愤恨，都恨不得拿起枪向他打过去。而此时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义所深深打动，明白了什么才是正义，于是将手中的枪递了过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间由奸笑变为恐慌，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正义得以彰显，让所有观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与悲情性的统一

除了英雄们的侠义精神令人动容外，吴宇森运用其独有的表现技能，将故事的浪漫性与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结合，使得这群“港式英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莱坞歌舞片的影响，吴宇森习惯“把残忍的打斗场面变成优雅的芭蕾舞（4）”。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用优雅的音乐配合飘逸的动作，展现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画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种满口脏话和动辄打斗的旧式帮会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有着极为酷辣的造型。在他们身上“枪林弹雨，不过是寻常之事；扶危济困，仿佛已是天职”（5）。那些充满血腥的枪战画面在吴宇森的打造下，杀手的动作如舞蹈家一样飘逸，像艺术家一样独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在台湾歌厅复仇的场面就如诗画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枪战场面。整个场面以轻快的闽南小调《免失志》搭配着两段情节：一段以慢镜头描写小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带飘飘，神情潇洒，从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摄台湾黑帮大吃大喝的酒宴。随后便爆发了一段激烈的枪战，小马举枪四射，发发命中，如入无人之境。“吴宇森溅血的浪漫，既是刚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双雄》中教堂决战的一幕是吴式枪战场面的又一经典。宁静的耶稣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飞舞的白鸽和轻轻拂动的白纱应然而至，动静相衬之间枪林弹雨、子弹纷飞，圣洁的宗教氛围始终渗透着整个枪战过程，给人展现出无限的唯美。

而在这种诗意般浪漫的映衬下，更加凸显了这些忠肝义胆的英雄们的悲怆命运，他们最终在激烈的枪战中惨烈死去，用生命换取心灵的救赎。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结局之所以悲壮，是因为他们所遵守的道义和所看重的情义在江湖上已逐渐失去价值，江湖已不在是原来的江湖。以宋子豪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却是“谁有枪、谁有钱，谁是老大”。曾经守道义、讲义气、重感情的江湖变成了只讲目的、唯钱是图、不择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马哥式的英雄们再以旧的规则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时宜，反而危险万分。昔日无限风光的英雄们成了末路英雄，伴随着末路的孤独、无奈和感伤，独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洁地上。

并且吴宇森善于运用对比，通过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现出他们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还在做跟班时，咳嗽了两声，小马哥立马拿出手中的钱并嘱咐他好好看病。而后来瘸腿的小马哥只能寄人篱下为阿成擦车，在阿成威风的背影后是小马拖着一瘸一瘸的腿将阿成随意扔在地上的小费捡起。此时，两人的世界已全然颠倒，但是唯一没变的是小马骨子中孕育的情义与坚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适合江湖，为什么不选择离开江湖，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涡，无形的力量阻碍着他们前行，直至将其逼入人生的边缘和困境，最终英雄们只能依靠死亡来完成自我的救赎。正如宋子豪出狱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让他退，帮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烦，使他平静的生活无法继续，最终忍无可忍，于是只能奋起抗争。

五、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衬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会有代表着正义一方的警察，而在吴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种陪衬或反衬。《喋血双雄》中的李应、《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颇具江湖风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压抑，而与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厮杀中大放异彩。在《喋血双雄》最后的教堂决战中，李应为了不让任海逍遥法外，在众警察前将其杀死，此时的他俨然是小庄的化身，他不是以一个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个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帮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弹，情感的力量冲破了理智的封锁释放出万丈的豪情。同时，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讲道义的黑帮分子一样，披着一副正义的皮囊，摆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实着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颇有名声，办案凌厉果断，可就因有一个曾经是黑帮老大的大哥，便一直无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总督察胡海，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帮，为他们提供办案线索；在《喋血双雄》中李应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晋爵，全然不顾属下的死活和内心情感，无异于冷血动物，全然没有正义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脸。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还有很多配角，也同样具有英雄人物的气质与品格。这些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华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开了一家计程车公司，专门收留曾经有过污点的人，让世人所不屑的贼有了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改邪归正的场所。而后来在阿成的人来车行滋事时，为了不使改邪归正的弟兄们再受连累，情愿一个人出来顶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种方式行使着固有的江湖义气。又如《喋血双雄》中的冯刚，曾经是一名顶级的职业杀手，但由于受了手伤不得已退隐江湖，但为了替朋友小庄拿回属于他的钱，甘愿冒着死的危险去找黑帮老大汪海讨回公道，在受伤后为了“不被人像狗一样打死”，情愿死在小庄枪下，表现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第二类是在反派阵营中崇拜英雄的人，他们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们这种信念的精神却来自于英雄们。如《英雄本色2》中的杀手小黑，死心塌地为高英培卖命，在最后的决战中本可以离开，但确留下来跟阿健一决高下。又如《喋血双雄》中汪海雇用的国际杀手，他最终也是选择与小庄单枪对决。他们这些人在心中都把吴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当作自己的对手，以他们为榜样，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想通过战胜对方来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对手的枪下。

综观这些人物，他们在江湖中的厮杀不过是为了获得人生的安稳，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处可依靠的港湾。然而这个梦想却显得遥不可及，因为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社会有着巨大的矛盾。他们在其中靠着自己的努力奋勇挣扎，他们所追求的道义、忠诚、亲情是当时社会每一个年轻人所梦想的。但最终人面对命运时总是显得渺小、脆弱和无助，他们无法完成心中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其实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吴宇森所创造的这个轰轰烈烈、英雄叱咤、荡气回肠的江湖世界，实则是镜像式的社会想象，是香港大众文化心理的一种影像投射。

六、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蕴含的社会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十年，在完成工业化的蜕变后，跨步进入到现代社会。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享受丰腴物质文明的同时，港人也开始在进入80年代后，逐渐感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竞争加剧，社会压力加大，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传统的亲情、友情、道义等观念开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产生某种集体的焦灼情绪和不安感。所以吴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无根、孤独、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代表，这与香港的社会历史和港人心态不谋而合。但同时他们又坚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种不服输、不甘于受命运驱使的坚强、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当时港人的普遍社会文化心理。

于是作为电影主要观众的年轻人将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给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们对于英雄的认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创造与英雄相同的业绩，而是希望通过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位置，也是对挫折感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现实中的矛盾、不平所带来的心理压抑，使得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让人看后无比欢欣鼓舞。尽管现实中的邪恶势力很狡猾、凶狠，尽管法律因为种种原因对其无能为力，但这种梦幻式的英雄却可以解决一切。人们在欣赏这些英雄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欢，使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终使吴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扬世界。

【参考文献】：

（1）丁晓峰：《电影这个江湖》“暴力美学吴宇森本纪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丰：《吴宇森的英雄路》，《文艺研究》（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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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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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外区分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传统宗法制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准来来划分亲属关系的内外亲疏。亲属关系分血亲和姻亲，其中血亲又分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由于中国是传统的父系氏族制，父系亲属就被划分为“内”，由姻亲关系形成的母系亲属划分为“外”。内外有别，因此亲属称谓语也是由亲到疏。例如，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母”，而母亲的父母则称为“外祖父母”，冠以“外”字与直系血亲的祖父母相区分。再如父亲的兄弟详细地划分为“伯仲叔季”，而母亲的兄弟简单地统称为“舅”。即使是与父亲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因为终归要出嫁他人，变为外人，也简单地统称为“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称谓语上详细区分已无意义。与亲属称谓语的性别区分意识背景相同，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上并不区分血亲、姻亲等的内外亲疏关系。

三、上下尊卑意识

汉语亲属称谓语严格区分辈分和上下尊卑。对辈分高的人要绝对尊敬。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作为辈分高的人及其配偶都要受到尊敬，必须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父、叔母、舅父、姨妈”等。对同辈分的兄弟姐妹，比自己年长的要称呼“哥、姐”，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的旁系兄弟姐妹，比自己年长的也要用亲属称谓语称呼。父系堂兄弟姐妹，要称呼“哥、姐／名字+哥、名字+姐”，母系表兄弟姐妹要称呼“表哥、表姐／名字+表哥、名字+表姐”。对晚辈以及比自己年幼的同辈，可以直呼其名，也可以使用亲属称谓语，如“儿子、二妹、三弟、侄子”等等。探索原因，上下尊卑意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密不可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封建王朝还建立了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级分明。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重要体现的亲属称谓语自然也就讲究上下尊卑意识。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也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日本，亲属关系最基本的就是长辈与晚辈的概念。长辈和晚辈要使用不同的称呼语。对长辈，不能只称呼其姓名，而要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对晚辈，可以称呼姓名，但不能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因此，对祖父母、父母、叔伯、姑姨等长辈以及比自己年长的同辈要使用亲属称谓语。而对晚辈以及比自己年纪小的同辈不可以使用亲属称谓语。像汉语中的“侄子、儿子、弟弟”这样的称呼，在日语亲属称谓语的面称中是不使用的。这一点与汉语亲属称谓语有所不同，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四、长幼序列意识

汉语亲属称谓语和日语亲属称谓语都注意区分长幼序列。这还是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受传统儒教思想影响的结果。汉语中，父亲的兄弟根据是否比父亲年长而分称“伯父”“叔父”。伯父或者叔父多于两人以上时又会以“大伯、二伯”“二叔、三叔”等加以区分。受父系氏族制的影响，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没有长幼的区别，但也按照出生顺序冠以“大、二、三”等。如“大姑、二姑”“大舅、二舅、大姨、二姨”等。在日语中，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根据比父母年长还是年幼也有“伯父、叔父、伯母、叔母”等的汉语词，但通常还是称作“おじさん、おばさん”。叔叔伯伯们也不按照出生顺序加以区别。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多于两人以上时，通常会以“在东京工作的叔叔”等的表述加以区分。汉日亲属称谓语在区分“兄”和“弟”、“姐”和“妹”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汉语中区分长幼的意识在兄弟姐妹的称呼上也有所体现。兄弟姐妹比较多时，会称呼“大哥、二哥、大妹、二妹”等。家里的孩子依据长幼顺序，考虑性别因素，有相应的表示出生顺序的称呼。如日语中的“長男、次男、三男、長女、次女、三女”等，汉语中的“长子、次子、长女、次女”等。汉语中有时还会忽略性别，按照孩子的出生顺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这种称呼在日语中不存在。

五、从儿、从孙意识

亲属称谓语中的从儿、从孙现象是指父母或祖父母按照家里的孩子来使用称谓语称呼自己或其他亲属。这种从儿、从孙称呼意识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普遍存在。汉语中，父母对孩子可以自称“爸爸、妈妈”，如父亲对孩子说“一会儿爸爸带你去公园”。祖父母对孙辈可以自称“爷爷、奶奶”，如祖母对孙子说“让奶奶抱抱”。在直接对孩子称呼其他亲属或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从儿、从孙称谓语。例如母亲对孩子提到孩子的父亲时“爸爸明天放假休息”。再如孩子在家时，父母对孩子的祖母说“奶奶去睡一会儿吧”等等。在家庭内部，祖父母有时跟随孙辈互称对方为“爷爷、奶奶”，父母互称对方“爸爸、妈妈”。父母对孩子称呼“哥哥、妹妹”等。这种亲属称谓方式之前仅限于局部地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称呼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见。亲属称谓语中的从儿、从孙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亲属称谓语的一种泛化。究其原因，是受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是由一个个的家庭构成的，在家庭内部，这种从儿、从孙称呼方式能够表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日语中，祖父母和父母对孩子自称和他称时的称谓语使用和汉语几乎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家庭中，祖父母间互称“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父母间互称“おとうさん、おかあさん”，是及其普遍的现象。祖父母和父母还经常按照最小的孩子称呼其他孩子为“おにいちゃん、おねえちゃん”。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人情相对淡薄的日本，比起夫妻关系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更加稳固，安全程度也更高。因此，夫妇以共同的孩子为基准来称呼对方，把横向关系变为纵向关系，想要进入一种永续的安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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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其他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如：当时的人们迫切的要求体现自然与人体自我价值的精神，转变世界对于人类的重新审视。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如：马萨乔，他是文艺复兴绘画发展历程中是一位影响重大的关键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及社会文化思想的解放，给予了马萨乔足够的创造空间，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摆脱了晚期哥特式绘画的特点，即优雅风格和装饰意味。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反应出造真实形象以及真实空间。马萨乔的代表作品为：《纳税金》（1425-1428），这是一铺主要描写当时宗教发展形势的大型壁画，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及场景，他将这写内容都表现的十分的真实，并充满体积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自身所用于的不同的形态都被描画的惟妙惟肖。通过这些人物的展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心理状态。人物被安排在自己应该所属于的位置，毫无被强迫安置的意味。作品中线条的优美及自然，或许让人物展示给观看者一定的笨拙感，但是真实却无不在，直线性的造型节律，更加地加强了壁画的纪念性。独具的马萨乔艺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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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apracticalhumanactivityintegratingsuchfactorsasscience,technology,knowledgeandeconomytogether,playsapositivepromotingroleinchangingnotonlythesocio-economicsystembutalsothesocio-culturalsystemthroughitsdistinctiveactivitiestochangethesocialfeaturescoveringmaterialculture,systemcultureandspiritualculture.AccordingtothedivisionofexplicitandimplicitfunctionsbyMertonandseeingthe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aculturalperspective,theabundantsocio-culturalconnotationarisingfrom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analyzed,includinghowtorealizetheexplicitfunctionofculturalinnovationanddigestthepositiveimplicitfunctiontogetridofthesocio-culturalboundaries.Especially,thesocio-culturalcrisiscausedbythenegativeimplicitfunctionisfurtheranalyzed.Theseanalysesarenotonlyhelpfultoall-sidedlyrecognizethesocialfunction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butalsoisofsignificancetoforminganewviewpoint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culture.

Keywords:technologicalinnovation;socialculture;explicitfunction;implicitfunction

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1］。它不但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上显示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直接推动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系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层面上显示了间接的功能作用。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技术创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直接影响着人们实施技术创新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时候,“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和一致的功能找出来”［2］。

一、技术创新的显功能和潜功能划分

根据默顿的社会功能划分,对于某一事项社会功能的解读,既可以根据“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划分为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也可以根据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是否一致的情况,划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指某一具体单元(人、亚群体、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那些有助于其调适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的、未认识到的后果［3］152－170。与前一种划分相比,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但关注到未被意料和未被广泛认识的社会和心理后果,而且区分了活动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这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技术创新对社会系统的功能作用,更有助于人们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技术创新活动,肯定技术创新行为。

默顿认为,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是以行动主体的动机为依据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所谓技术创新的显功能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想要达到的有助于社会文化系统调适的为人们所认可的积极后果。它与技术创新的目的直接相关,强调后果的积极性和可预见性。在同一层次上,技术创新的潜功能,是指那些发生于社会文化系统,人们在技术创新实践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功能后果。它强调功能后果的“未能预期”和未被认识,不但具有非预见性,而且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那些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正功能;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消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负功能;那些与社会文化系统无关的后果则可以忽略不计［3］153。因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时,主要侧重于它的显功能和不能忽略不计的潜功能的内容,并且通过区分潜功能的不同后果,使人们在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二、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显功能

透过文化形态的多重视角,广义的社会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技术创新通过在器物层上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在制度层上为社会提供新的制度模式,在观念层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的方式,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涵,带来文化的创新。

1.技术创新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

社会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和方法等。它处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最外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经历更多更频繁的变化、改进和更新。

技术创新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不但实现了技术发明的不断商业化和产业化,同时也加快了创新产品的普及。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看,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提供直接保障,如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的创新,提高了医疗救治的成功率,整体上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技术创新成果提高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程度,如自然灾害监测设备在各国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伤害,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程度。从人的现实活动看,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了人对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需求,如地铁、轻轨、磁悬浮列车等交通工具的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每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践都会把人类活动带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如射电望远镜的使用,使人们对宏观宇宙的观察可达到200亿光年以上。载人航天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但把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使人们能够利用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开发丰富的太空资源,等等。

2.技术创新构建新的制度文化模式

“一切创造只有通过贯彻客观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其崇高的地位,所以,柏拉图认为,创造服从于理念;康德认为,创造服从于普遍的法规。”［4］201技术创新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组织网络、规章和制度实现的。首先,从文化进化制约因素的六个维度［5］,即改变、接受、执行、传播、产生和评估来看,创新可能是文化走向结构变化的第一步,个人的创新行为必须和其他人对这种创新行为的接受区分开来,技术创新的个体的随意性和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新的制度文化模式的产生。其次,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智力资源需要有公正、有力的法律手段维护其劳动成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的“适用”不仅能使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能产生“合理的经济行为”,它还是合法统治的依据［6］。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等就是围绕如何维护智力创造者、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以调动其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社会关系［7］。它们的出现正是适应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制度合法性诉求。第三,在企业层面上,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依据制定的企业制度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直接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到国际统一、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的建立,小到企业的技术规范、教育培训等的形成,都是技术创新主体为适应技术创新实践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应对。

3.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制度可以体现价值观,但是社会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价值观。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8］。技术创新带来的人们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等观念的转变,创造出一种维持技术创新社会角色的文化环境。首先,技术创新实践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使企业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群体,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来的组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及其员工界定了技术创新的精神文化目标。其次,技术创新的价值预设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价值内化结果,它通过对社会文化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的发现、肯定和加强,来自觉地维持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其间逐渐形成的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对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术创新的文化渗透具体化为一种整体的技术创新行为导向,意味着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不仅是技术创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赖以生存的空间。它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补充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在内的,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和层次上来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环境。

三、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正面潜功能

与显功能相比,潜功能体现出的是“非常识性”知识,它使某一活动或信念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简单,而是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有利的方面,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边界的消解,客观上打破了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各种束缚。

1.技术创新承担了文化补偿,消除了传统价值的桎梏

兰德曼认为,技术发明补偿了人适应自然的匮乏,也补偿了幸存下来的道德和社会惯例的不足之处,它们被发明之后不会很快消失,而是成为一种伴随着民族的永恒的财富。我们在创造技术文明的同时,也有能力把它们作为一种稳定的惯例和传统价值保存下来［4］202。一旦技术创新居于劣势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处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控制性的技术创新社会或文化系统的开放状态之中时,由技术创新优势所建构出来的外来文化的示范效应就会通过文化的模仿和攀比机制而发生,而在逐渐地适应和整合这种文化示范效应的过程中,一种文化上的变迁过程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9］。

在新技术面前,人们总是习惯用固有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新技术进行判断,技术创新的受阻也主要来自技术思想观念的保守。于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地方性关系,在价值层面上,必先遭遇紧张和冲突而不是共生和融合。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持续快速发展显然是对保守的传统价值的有力回应,它对人类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传统生活图式和价值传统的消解,使人类进入一种超越传统经验性和人情化模式束缚的文化图式。这样一来,一种以崇尚创新、敢于冒险、尊重差异、容忍失败等为特征的创新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承担了对文化传统中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要素的补偿作用。

2.技术创新打破了文化的阶层垄断,使文化日益平民化

文化天然地限定了其服务的对象和范围,在国家范围、阶级范围、组织范围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特权。然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新进展,这种文化垄断和文化特权逐渐被打破,为大众所接受和利用。以网络技术创新为例,最初,大型计算机主机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控制,他们对信息享有天然的垄断权。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时系统”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大型主机变成了个人计算机,让计算机得以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而80年代中后期开办的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链接的Usenet的兴起,则彻底打破了专家和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完成了计算机的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个人博客的产生和发展,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和信息垄断,推崇个人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由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资源,正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被普通群众所参与和享用,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主体趋势。

3.技术创新模糊了文化的时空维度,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从文化演进的方式、路线、环境、结构和内容来看,虽然一定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在技术体系内在地规定了技术发展的谱系、逻辑或可能性的同时,一定的文化会在这诸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而使技术发展的轨迹呈现民族特征。一种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一些谱系可能会被遗忘或摒弃,然后经过一个时期后又再度出现［10］。当今,技术创新实践的广泛开展,使世界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知识经济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技术创新的结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社会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共有,比如,国家可以借助于媒体技术实现全球同步的决策;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同时与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即时沟通。一项或少数几个重要的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以及随之涌现的一系列在技术上与之相关的创新,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经历着日益相似的生活环境的熏陶。技术的全球化,使人们在对时间的理解上打破了不同地域从不同的时间观念出发的地方时间观,能够从一个共同的时间即“全球时间”出发考虑问题。比如美国的电脑公司利用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全球时间差,要求跨国公司的两国的软件开发人员相继工作,一个国家的员工下班了,另一个国家的员工正好上班,通过信息传递接着干另一国员工未干完的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1］。正如雷蒙·潘尼卡、池田大作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反而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12］。

四、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负面潜功能

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对技术创新本身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再认识。如果技术创新主体在价值判断上割裂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会造主义泛滥或功利主义盛行,而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分离则严重危害着技术创新生态价值的实现。因此,技术创新具有人们不愿看到的消极文化功能。

1.长期只作单一经济合理性的考察,助长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作为一种在认识物的基础之上,控制物和改造物的活动,技术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物性价值而大大促进了‘物’文化的张扬。”［13］在传统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1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过于集中在其经济价值上,与其他社会要素在层次上逐渐地脱节、断裂,造成了技术创新行为的社会失范。在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使政府对政策和制度的供给偏向于经济效能,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一种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亦在逐渐形成。此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采取和实施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种无限制的自我扩张的发展态势,这种技术创新观和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确立起一种社会共识和价值共识,被历史地定格下来。于是,技术创新变成了人文主义者猛烈批评的对象,却成为功利主义者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让技术创新离其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负面后果不但使人们开始怀疑技术创新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否定,导致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抵制。

2.对于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了与生态价值的背离

与技术创新发展速度相比,人类在道德上、认识上会显得准备不足,这就导致技术创新成果的滥用。实践表明,传统技术创新观由于忽略了资源的节约、自然环境的优化、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文价值的追求,它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在不断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产生了技术创新社会功能与价值关怀相背离的危险倾向。于是,某种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对自然的破坏就越大。如大规模机械采掘对地质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造成的地面坍塌;生物技术创新对空气、水域的污染和对地球植被的破坏,导致的“温室效应”和“酸雨”等,都反映出人类在追求商业效益时,对自然生态系统所存在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此外,在整体水平上,由于人们的天然活动空间的日益缩小,人造活动空间的日益扩大,使社会生态伦理价值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模糊。因此,经济、社会和生态不相协调和非共生性质的产生及社会公共福利的严重损失的现象背后蕴涵着的技术创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消解和对生态价值的背离,不但是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之初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悖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本质的。

五、结语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感触到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暗流涌动,其都内在地作用于社会文化。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作用是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创新的显功能和消解社会文化边界、引发社会文化危机的潜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是通过其显功能与潜功能之间及正面的潜功能与负面的潜功能之间的相互渗透、互补和耦合来实现的。当现存的社会结构总后果的净差额显然是正功能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和持久的创新动力,反之,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明显的要求变迁的压力。因此,必须在技术创新文化功能的消长中,发挥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反思其重构社会文化图式的功能,遏制其危害社会进步的功能,使三者之间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系统协同互进的循环模式,达到持续、健康的技术创新实践的实现。此外,社会文化系统总是要靠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来达到从不平衡、不稳定而趋向平衡和稳定。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通过从不和谐、不稳定而趋向和谐与稳定创新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超循环的发展态势,使得一种具有技术创新特征的文化体系得以孕育和产生,成为一种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创新活动的时候,仅认识它的各种功能作用还不够,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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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虽然云南科举已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但与内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准云南省土司应袭子弟，令各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这是清政府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个优惠办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汉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选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参加提学主持的特别考试，考取者为入学，可参加各级考试。康熙时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题准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并土人应试，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开造，附于各府学册后，照例解送礼部礼科查核。”雍正时，对土司统治之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继续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国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等处建立义学，嗣是改土归流，塞外荒区渐次俱设儒学。”[15]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云南威远地方设立义学，令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并批准威远（今景谷）的少数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学定额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东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艺者，该府具题，到日照湖广考取苗、瑶例另编字号考试，于东川府学额内酌量分拨一、二名”。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伤，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四》）。有鉴于云南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朝廷也特准在落选者中选择一些“文尚可观”、“人才可用”者侯旨录用，而且不拘人数。这些遴选人才如愿意参加下科会试，不必报名，如愿意就任较低职务，在礼部报名后，经挑选也很快可以被录用。除此之外，对一些负担不起进京费用的应试举人,或无返乡路费的会试落榜考生，清政府还根据路途的远近向他们发放路费。此外，云南、新疆和贵州等地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还可以使用驿站的车马，“云南、贵州举人给驿马自顺治八年始，新疆至陕西乡试、至北京会试给驿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黄布旗书‘礼部会试’四字一位标识。”这些优惠政策体现了朝廷的安抚之意，也有利于鼓励、安抚边远地区应试士子，为他们其一心向学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整个清代科举政策来看，清政府比较注意对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特别是早期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体恤之意很明显。因此，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止，科举考试人才辈出。据党乐群统计，整个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进士，9258人考中文武举人。1902年并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科状元袁嘉谷。较全国数以万计的科举人才而言，明清两代云南的进士举人数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但它也标志着云南已经全面融入内地的教育、科举体系中。这些进士举人成为明清两代云南的知识阶层，为云南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科举制度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科举取士从元代开始实行，到明清时期实施得最为充分。科举制在云南的推行，对明清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风俗的转变等方面作简要叙述。

2.1促进了明清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科举制创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便开始围绕它而运行，并主要为朝廷输送人才。科举制的创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以前，学校乃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自明始，政府从教育体制上把科举与教育整合为一体，使选才标准与育才标准统一，明令“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可见，进学校读书成了参加科举的必要前提，通过科举又可以获得功名，因此，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就会对学校教育倍加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到明时，“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兴办了更多的学宫、书院和义学，“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明清府州县学教育完全被纳入科举系统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内容均围绕科举进行，科举为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学获得了充分发展，各种民间教育也大放异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荣的局面。首先，儒学获得了极大发展。明代云南儒学在元代较为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从滇云腹地逐渐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先后建立起了儒学，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对明代云南儒学的记载，明代云南共有66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时获得发展的几个不同级别政区的儒学）。据张媚玲等统计，明代云南共建立官办儒学69所，其中府学16所，直隶州学1所，属州、县、卫学52所。书院共计57所，其中26所书院分布于14个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个属州、县、卫之中。社学兴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设社学163所，分布于55个府、州、县、卫治所。这样一来，明代云南共计有289所儒学教育机构分布在76个政区治所。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清代各朝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地方办学。朝廷在云南广建学宫，还恢复了明代所设府州县学，同时也新设不少各类学校，清代云南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从雍正起，明代未建学宫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建起了学宫。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开化府建了3所，东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仅如此，政府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设立了学宫。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俾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清圣祖实录》卷二），亦获准。这些学宫的设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清政府对书院也比较重视，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书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计有10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给1000两银子为开办费。故雍正年间，云南就建起29所书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视推广义学，义学也叫义塾,带有蒙学和私塾性质。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倡兴办义学（当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阳等地办起了第一批义学）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云南义学已发展到几乎县县有义学的地步。据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全省义学的总数已达709所，一县多则几十所到十几所，少则也有几所，仅有少数几个县未设义学。各地都“因土制宜，随方设学”，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办起了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云南义学的兴盛，对完善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体文化水平

明清科举对教育的强大推动功能，使得当时中国教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为唐宋以来所不及。特别是在清代，“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由明至清，云南科举稳步推进，考试竞争也日趋激烈，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因此，明清官学办学屡屡突破其初始规模，儒学、社学、书院、义学因此而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遍布城乡的私塾、家学、宗族之学也空前繁荣，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这样一来，云南入学生员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结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础的扩大。据天启元年（1621年）云南提学副使樊良枢统计，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级正规儒学中就学。而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统计为151214户，共1468465人，就当时教育水平而言，这一就学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书院、社学及遍布城乡的私学则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历年累计，其就学数量相当巨大。那么，仅明代云南各类教育机构中，不下数万，乃至十余万云南子弟诵读其中。这些就读子弟经过完整的学习过程，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所受教育的过程，据高明扬描述，一般而言大约有这样几个步骤：一是启蒙识字教育，大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最后参加考试。熟读背诵《四书》、《五经》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东西，才能完成科举应试的基础教育。要背诵数量可观的时文范文，而且还要能够短时间熟练地完成写作，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钦定四书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这也是朝廷规定应试者要学习的内容。可见，受过这么多年的八股训练、识字教育，个人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据陆韧描述，当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后的职业趋向，大多脱离了体力劳动阶层，靠拥有的学识谋生：或归隐山林，以诗文学术自立；或在乡里开塾授学，化导民俗；或入衙门，为幕僚，供笔吏。他们在推进云南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天启《滇志•人物志》记载了二三百位没有中举的士人，作为当时云南的俊杰人物，他们来自云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分布于各个城镇、乡村乃至蛮山夷寨，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可见，科举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观上加速了云南地区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体的文化水平。同时，明清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士子采取优惠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地区一心向学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使文化知识得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2.3促进了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社会风俗的改变

科举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风俗。科举制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形成，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层努力向学的热情。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也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于改变地区的风俗习惯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1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明清科举制度促使云南学校大规模设立，对云南读书尚文的风气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军队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诏令：“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宫，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明张沈《云南机务钞黄》）。雍正时，任职云南的官员陈宏谋在《查设义学檄》中直接指出：“夫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统一云南后，“遍立学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亦何下内地哉！”正如陈文在《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临安府“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宁州“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数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县一带）“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膴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定远县“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县）“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渐染者欤。”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民间之俊秀者，亦入学从师，受经取科贡，而风化其渐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统间始建儒学之后，“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等等。这些府州县，明代以前从未设学科考，即或设置学校，但读书向学之风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间，儒学教育已经开始普及到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学校的设立，科举考试的推进，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闻风兴起，各地英才遂出，几埒中州”。到了清代，随着科举全面推进，教育进一步发展，云南各地读书向学风气日盛，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向学之风亦渐浓。康熙《马龙州志》记载，马龙州“其土著者有一种，衣冠饮食亦与汉人同焉，亦喜读书，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赵州志》说：“白人，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清政府几次增加云南科举名额，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中举、考取进士，云南较边远地区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雍正时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顽蠢，……服饰率从朴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设学以后，“礼教渐兴，骎骎有华风”。所辖威远厅，汉夷杂居而兴办义学最早，光绪时已是“士知务学，里多弦诵”，当地民族“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颇喜为善”；他郎厅，则是“声教覃敷，间有读书应试者”。宁洱县“僰夷”，服食起居与内地人民不甚相远，“念书成名，亦将化夷为汉矣”。清代傣族地区当地民众对汉文化的学习风气也日渐形成，社会风气也有变化，如永昌府居平坝地区的水、旱摆夷，在崇佛教、学习“夷字夷经”之外，“亦间有读汉书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学，科第相仍……相尚以文”。从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会风气正在向与内地一致的方向发展。

2.3.2社会风气、风俗的改变科举考试在明清云南实施之后，便以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汉文化在云南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传播儒家礼仪文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促进了儒学的日渐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学的存在。云南汉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数民族子弟均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改变该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道德文化、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变化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现得比较明显。天启《滇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南府，“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彬彬文献与中州埒”；临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学，科第相仍”；楚雄府，“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静府，“习尚简朴，颇信释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饮食服用，视列郡为俭”；鹤庆府（今鹤庆县）“文化丕兴，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县）“士大夫乐谈名理，民间相尚”；广西府，“士知向学，民勤耕织，风化渐行，殊异夙昔”；寻甸府，“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县）“近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俗尚朴鲁，士民勤业”；景东府（今景东彝族自治县）民众“今渐习书史”；北胜州（今永胜县）“置卫建学后，境土不惊，人文渐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贵州巡抚阎兴邦曾奏请增加贵州乡试中名额说：“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清一统志•贵州志》）。随着社会风气、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如衣着服饰、生活习气、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大理地区的白族“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礼教之域”；鹤庆府治附近“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而言语、服食、吉凶、庆节之俗，俱变其旧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统间始建学，……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北胜州近城居民“俗尚争竞”，但“近移立州学”，“闻礼义之教，其将有所变而化者欤！”。宁州“其民尚气节，居于州之近者，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嘉靖年间，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妇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为之一变”。寻甸建学之前，“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学前，“松皮覆屋，蓑毡蔽身”，建学之后“旧俗渐迁。……骎骎有省会之风。”清代的景东直隶厅土著之人，“语言、习惯骎骎有三江风，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渐知学官话，改土风”。导致上述变化的因素较多，但科举制和儒学教育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

篇9

目前，崇尚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的渲染，借助视觉符号的大量运用，已经畅通无阻地渗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当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文化工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资本的介入和操纵，商品化逻辑的无限扩张，大众的拜物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也随着当代传媒技术优势的不断强化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后现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传统“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现代”一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遭遇“审美泡沫”的围困，传统的美学理念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传统的艺术立场事实上已经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许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之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味，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和奇观化的感官刺激。读图代替了品画，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进而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的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

当下，消费文化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觉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非审美动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满足娱乐性的感官需要动机首当其冲，娱乐化的视觉传媒产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术性生产与复制的类型化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众的心理和感性严重物化，审美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在视觉传播的审美刺激机制作用下，传媒精心策划和倡导的“审美时尚”与“理想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蓝图。有目共睹，媒体正是通过大量生产以“明星”或“成功人士”为代表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偶像商品”，利用作为偶像符号的不断刺激来提高受众对于“传媒高峰体验”的心理依赖。在媒体的蓄意诱导以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大众的消费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胀。在媒体所刻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传媒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梦想、体验、参与和互动的巨大空间，其中的视觉内容具有强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认同感。在文化工业大量制造的虚拟影像的包围中，大众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趋之若鹜。

虽然，所有这些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图景的种种变异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息息相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审美取向的趋同与盲从意味着审美理想的放弃和主体性的丧失，娱乐性感官刺激的依赖势必断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号价值的欲望膨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格结构的贫乏。归根结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决定视觉艺术产品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异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健康，破坏视觉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维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堕落直指教育的异化。其中，关系重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责任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无疑就是社会价值观问题的重要线索。

二、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

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产品生产，艺术消费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而言，人的文化价值追求反映了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两个方面。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人的文化修养及其自我价值体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质。我们必须强调，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优化人的品质，激发人的潜能和天赋，树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充斥于“传媒娱乐”的视域，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②虽然，大众对娱乐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无可非议，但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只为娱乐的需要而哗众取宠，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能全面沦落为戏谑、恶搞式的无聊游戏，否则只能造价值的缺失和虚无，导致社会生活中到处出现对文化价值资源的滥用和败坏现象。

有史以来，视觉艺术从来就不是某种纯个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识形态的存在。历史地看，西方“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文化观严重地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扰乱了历史文脉传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进步观念的影响下，我们极力地追求“现代”和“当代”。在艺术领域，把西方的“当代艺术”当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时代进步”的名义下，人们轻而易举地忘却了文化艺术的地域属性，以致中国“当代艺术”，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就以“世界主义”来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实上，在艺术教育或视觉传播的复杂活动过程中，视觉艺术本体价值观和传统的艺术立场总是不断遭遇狭隘的机会主义和进化论的先锋派观念的冲击，不断强化的“全球化”逻辑更是全面加剧了传统人文价值的主体立场的萎缩。这种“全球化”理念并非单纯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它在文化本质上是直指文化价值取向的同化和对民族文化的颠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带来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机。

视觉艺术对人类经验与认识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类活动所难以提供的，在建构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多重价值的复杂活动过程中，坚持维护立足本土的视觉艺术活动的文化主体性价值并积极彰显视觉艺术的本体价值无疑是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作为涵盖多重价值的社会文化活动，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导向问题。在视觉文化艺术范畴确立健康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是视觉艺术教育理应承担的义务，同样也应当是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所共同维护的人文立场。

三、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定位与社会责任

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都是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要素，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文化定位是关键。

视觉艺术的专业教育培养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传媒的商业运作则培育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消费者，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作为文化价值主体而相互依存。当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相互转换。在当代传媒所构建的视觉文化语境下，视觉艺术产品具有矛盾复杂的多层面的公共精神性质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层次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产品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行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于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传媒产品让受众接受隐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引导消费的工具，它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倾向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资本与媒体合谋的根本目标就是无限扩大商品的消费需求。传媒产品通过符号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娱乐化的手段来强化世俗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营利的需要决定了传媒产品的文化定位。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传媒产品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放望、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消解了独立意识和批判观念，使受众在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尽管有娱乐的功能，但娱乐显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学校为主的视觉艺术教育方面，无论是作为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况学历化社会中的泡沫教育现象所反映的教育的异化正成为令人无奈的现实。虽然学院教育作为制度化的专业教育是传媒所无法替代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传媒在视觉素养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与学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毕竟能够接受规范的专业视觉艺术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无须赘言，文化环境就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教育和传媒的文化定位关系到社会形态的塑造，两者都有共同构建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引领大众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迫切需要从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土壤的主体意识出发，反省并净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动机，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培养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气质和关怀社会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认，价值观念冲突并非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宽容、认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事实，就放弃应有的主体立场和责任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学院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研究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应当本着维护视觉文化艺术本体价值的历史责任感，尊重视觉文化艺术的自律性，义无反顾地追求我们的文化理想。

注释

许江：《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的境遇与责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篇10

如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美国公民，只要能出示证明身份的证件，就可进入高校图书；耶鲁大学图书馆还提出要把其所在地———纽黑文市变成人人读书的城市，所以美国高校图书馆就被称为“大学里的公共图书馆”；日本目前已有80%的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一直接待校外读者，社会服务量占到40%；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采用全部开架的服务方式，校外读者不必提供任何证件就可以与校内读者享有相同权利。可见，国外的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并没有明显界限，从观念意识到具体服务已完全面向全社会。

1.2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一些高校图书馆也以不同方式迈开了社会文化服务的步伐。

如清华、北大图书馆为我国图书馆界在资源共享、馆际互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指导；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开展了数字化软件开发、数据库制作等多项服务；容量超百万册的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已正式开放，该省任何一所高校的师生都可以就地查看其中所有数字资源；广州大学城里的十所高校图书馆均免费向社会开放，持有效身份证明的中国公民都能进馆借阅；大连海事大学图书馆则是唯一在网站主页的服务指南上赫然出现校外读者服务专栏的图书馆。虽然我国的一些院校图书馆正在慢慢向社会敞开怀抱，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文化服务程度低、范围小、项目单一，与美、日等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相比差距悬殊。具体表现如下：

1.2.1把为教学科研服务当作高校图书馆的唯一任务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作为高等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所以，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只把为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当作主要任务，认为不需要把服务延伸到社会，自然不重视这一服务所涉及的资源配置、馆员培训、时间安排、管理方法等问题，更没有合理的计划与措施，最终造成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大量闲置，社会公众无法利用的局面。

1.2.2缺乏合作意识，馆藏建设各自为政，很难实现各馆间资源共享

现行多年的管理体制使各高校图书馆在管理上各自为政，多数只关注本馆的建设与发展，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及合作意识，导致各馆文献建设出现大量重购现象、资源共享没有统一规划与协作，既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又使高校图书馆社会文化服务的难度增加，无法满足公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1.2.3管理观念陈旧，方法停滞落后，社会开放服务水平低

由于我国高校图书馆缺乏超前管理理念，馆藏配置单一，方法陈旧落后，社会文化服务水平自然很低。随着社会公众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社会一分子的高校图书馆再不能将自己置身局外，应尽快改进服务理念，拓宽服务范围与对象，调整服务手段和方法，使高校图书馆能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用丰富的信息资源为社会文化服务。

2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文化服务的必要性和优势

2.1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的必要性

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面向社会的文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可根据材料和劳动的消耗或服务成果的实际效益收取适当费用。”因此，探索社会文化服务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使馆中闲置的大量信息资源服务于社会，是每一个高校图书馆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2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的优势

与公共图书馆相比，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技术人员、专业能力、服务手段等方面优势明显，具备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的条件。

2.2.1文献信息资源数量巨大，类型多样

与藏书4亿册左右的2700所公共图书馆相比，目前我国拥有各级高校图书馆近1800所，藏书超过6.5亿册，设置专业齐全、信息数量巨大，文献类型丰富，馆藏结构合理。尤其是近年来加大对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投入力度，更进一步夯实了高校图书馆社会文化服务的基础。

2.2.2馆员专业素质高，服务能力强

据统计，在上报“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的近700所高校图书馆中，具有博士学位馆员超过260人，硕士学位馆员超过3400人，200多个馆长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比例远远高于公共图书馆。这些数字表明高校图书馆已经拥有了一批专业知识精、业务能力强，学历水平高，集传统文献建设与现代信息处理为一身的高素质馆员队伍，这是高校图书馆最大的优势，也是他们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的有力保障。

2.2.3信息处理技术领先，网络传播快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先后进入计算机管理时代。建立电子阅览室、购进国内外各种数据库，加大数字化投入，高校图书馆正在向原有的服务方式挑战，力图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实现信息的远程传播，将加工处理后的信息以在线咨询、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给相关读者。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当网站成为高校图书馆流通和塑造自身形象的主要窗口，日趋普及的计算机和网络、数据库等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就为高校图书馆进行社会文化服务搭建了方便快捷的平台。

3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的主要途径

3.1强化社会文化服务意识，处理好校内读者和社会读者的关系

无可置疑，高校图书馆的主导工作应以为本校广大师生教学和科研服务为主，否则无法称之为高校图书馆，日本等国外大学图书馆还制定了相关措施来确保本校师生对图书馆的优先利用权。但当为社会服务和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一起被《高等教育法》列为高校图书馆的三大功能之一，高校图书馆必须要尽快转变观念，在充分保证本校读者文献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打开馆门，与社会接轨，在“读者第一”的理念下，既保证校内读者利益又尊重社会读者权利，通过图书借阅、代查代检、科技查新及定题服务等方式，扩展服务领域，提高馆藏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多方位的知识与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3.2健全法规和管理体系，处理好传统服务内容和现代信息利用的关系

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已对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在宏观上提出要求，但并没有将其列入高校评估指标中，也没有在资金保障、服务内容、协调机构等方面加以细化，以至使这一工作目前大多基于自愿或限于理论研究阶段。所以如果要使该项服务得以进行，首先要得到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对高校图书馆社会文化服务职能的发挥提供大力支持和有效保证；同时通过高校图书馆的努力，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员、技术、资源等优势，将传统的书刊借阅方式转变为通过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网络检索等多种信息利用方式，逐步缩小有限文献信息资源与无限社会需求的矛盾，使高校图书馆真正成为社会公众的知识和文化中心。

3.3培养专门人才，必须处理好自身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高校图书馆在对社会公众开展文化服务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新问题，对馆员在知识结构、业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自身人才建设。因此，高校图书馆应立足本馆，优化人才结构，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加大馆员的再教育力度；要从社会化服务需求出发，重新审视图书馆员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使其在掌握精深专业知识基础上，强化社会文化服务意识，全面了解公众需求，用最新信息技术研制出公众所需的文化产品。

3.4寻找有效途径，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高校图书馆要推行社会文化服务，必须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来扩大影响，加大社会的关注程度，积极探索有效途径，把原来封闭于高校馆中的文献信息资源转变为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为社会文化服务是以馆员对信息整理、加工和传递为基础，如果被社会公众利用，就自然要为馆员劳动支付相应费用。所以高校图书馆在进行社会文化服务时应把经济效益考虑在内，可通过纸质图书借阅、网络远程登录、专题定向服务、虚拟参考咨询、资源共建共享等方式，正确处理好有偿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无偿服务取得的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