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篇3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 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 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 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9.1%，下降了 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 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 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 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 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 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 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 3.27 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 2008年的 2.38%，下降了 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 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 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 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 min)=0.0011719，最大差值 Δ (max) = 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 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 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要靠投资的支撑,更主要的应靠国内消费。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症结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业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是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努力使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源之一,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消费不足的表现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与自身市场规模极不匹配的消费总量上,还表现在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巨大差距上。整体水平偏低、消费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严重遏制了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力。

首先,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客观现状与市场规模很不匹配,其市场潜力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户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低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僵持于低迷状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低水平运行。从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在波动中略有扩张。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目前,中国农户的消费仍集中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偏小。对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这既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无法带动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务工农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与城镇居民36.7%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2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农村市场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把农村市场作为今后市场建设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农村市场由于下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严重滞后。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很低且增幅缓慢。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尽管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民的非消费支出增多。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如修乡村公路需要农民集资；其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大多数需要由农民来负担。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导致的消费环境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路、电、通信设备等设施的不配套,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从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已具备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经济支付能力,而且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只是缺乏相应的消费硬件设施。

3 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分析

在这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农民收入――消费函数模型,拟合农村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希望据此可以推算农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根据费里德曼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在各种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里德曼在对模型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进行估计,选取R2最高的作为消费函数,此时相对应的λ值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来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为现期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值。下表给出了计算出的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消费倾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续下降。②2000年之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绝对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从2001年之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的消费倾向,根据两者的内在关系,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农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稳定的增长态势,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影响农民现期的消费行为。

4 中国农村消费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不足,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因此,打破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是中国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1)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极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会直接影响总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商品的销售,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消费层次低下,使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滞后。

(3)农村居民消费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个潜力的充分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1)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双轨运行,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城市化扩大内需。这需要完善农业富余人员在城镇务工经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学等相关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初步具备了以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继续稳定农村,发挥其重要的经济社会保障作用,解除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和信贷消费的后顾之忧。

(3)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结构,为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和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入农村市场调查、认真研究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根据农村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调整产品的品种结构,加快适宜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4)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突破传统的集市贸易的方式,建立农村的流通网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消费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以及提高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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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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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29.035

1 近年来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

自进入21世纪后，我国分别以2004年、2008年与2013年12月31日为时点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经济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在对原有GDP总量数据进行修正的同时，公布了三大产业的就业数据，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详见表1。

从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上来看（表2），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推进当中，且工业化的发展虽然领先于城市化，但就发展速度而言，城市化更快。如果将增加值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作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将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标志，那么在2004―2013年这个期间内，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推进当中，但农业GDP比重的降幅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少，2004―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2.7%，这个数据远远高于2008―2013年1.3%的下降幅度；二是虽然工业化进程领先于城市化，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从表2可以看出，在增加值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显著低于其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差距在短短十年时间内下降了17.3%，而从各自变化来看，在2004―2013年期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4%，而就业的比重下降了21.3%。

2 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相互关系的分析

在2004―2013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角度来看，GDP每增长1%，就能提高0.12%的整体就业（包括农业就业）。从增长率而言，这个数值似乎不算太高，但如果与我国所有就业人口相比，数量就相当惊人。2013年我国全部就业人数为6.887亿，通过计算，如果GDP保持在7%的增长速度，则每年新增就业数为578万左右。详见表3。

3 扩大就业、提高就业弹性的措施

3.1 深化对“就业增长优先”的认识

经济增长优先论和就业增长优先论是最主要的两种经济发展战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后者以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为目标。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虽然这对拉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也是造成如今“高增长，低就业”的主要原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深化“就业增长优先”的认识尤为必要。同时，从国家资源结构方面来看，我国虽然在资本方面较为欠缺，但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在选择经济增长战略时，我国应改变过多依靠资本投入的方式，采取“就业优先”的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3.2 刺激市场消费

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是实现就业增长的必要基础。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两驾马车”，合理控制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充分发挥两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措施。投资固然能够大幅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结合国内外经验来看，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必须走投资与消费共同发展的道路。刺激市场消费的核心在于保持持久性收入的稳定增长。有研究表明，与暂时性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才是决定居民消费倾向的关键因素。保持城镇居民持久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调整收入结构，将住房、养老等实物收入统一纳入货币化分配，提高货币工资收入；二是降低工资外收入的比重，并将相对规范、合理的工资外收入纳入工资收入；三是规范居民收入渠道，将社会中的“灰色收入”公开化、透明化。

3.3 加快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科技进步是连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扩大社会再就业间的桥梁。虽然在短时间内，科技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但从长远来看，科技将带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扩大经济体规模增加社会的劳动力需求量。加速科技进步主要依靠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措施有：一是加速组织制度与体制创新。制度与体制创新能为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环境基础。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融合，构建独具特色的技术社区，形成适合个人或集体创新且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促进自主创新要素的积累；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在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中，政府的职能在于研究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确保在基础学科及重大科技进步项目中的科研投入，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倾斜，将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相应的政策、制度。

4 结 论

就业问题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持社会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实现充分就业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就业方面的问题，提高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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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当前的通胀压力

产出缺口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产出缺口曲线如图1所示(参数选择25)。1999年到2002年，我国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并不断扩大；2003～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渐摆脱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产出缺口逐渐缩小并在2005年转为正值，2006年扩大为3093亿元。

经济增长率缺口表明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缺口表明(见图2)，1997～2002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2003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渐缩小，2005年仅高0.02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别为0.62和0.71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超额货币缺口表明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压力

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从而总需求过度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这种总需求过度是由某些实际因素引起的，则不会持续，只有当需求过度是由于货币过量发行引起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总产量增长率的程度(超额货币缺口)是度量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指标。

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稳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来缓慢提高，从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季节性波动明显，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相当稳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说明，我国总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引起总需求过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货币供给增长率减经济增长率)，M1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7个百分点以上，M2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3个百分点以上，是2004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M2与GDP曾长率之差都在7.4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M1与GDP增长率之差在8.7个百分点以上，是2007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产出缺口和超额货币缺口，可以认为，2003～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2005年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缺口均很小，经济总体上供求平衡，物价回落至1.8％的较低水平；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出缺口扩大为3093亿元，占实际产出的1.47％。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超额货币缺口较大，虽然以M2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有所减小，但以M1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胀预期明显加强。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通胀压力。由于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增长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我国就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存在着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它是由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视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泛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转变(见图2)指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继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根据估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个百分点。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在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存在着一定差异(见图3)。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将提高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人口结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会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储蓄比重的提高，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35％以上，香港、韩国、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随着经济走向成熟，日本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及时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供给。二是储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储蓄增加、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才能实现“人口红利”。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充裕的资金供给、较低的资本成本，这样便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从而资金成本较低。同时由于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均是充分就业目标的内生变量，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成为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变量。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根据解放以来历次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续提高(见表1)，同时从主要人口大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看，200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低于俄罗斯和泰国，处于较高水平(见表2)。1964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较快，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见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可见，1964～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其中1964～1982年为7.1％，1982～2005年 为3.6％，1982～1990年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红利率”为-0.3％，1995～2000年为8.5％，2000～2005年为4.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来源，“人口红利”构成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国储蓄率逐渐上升，2005年达到48.1％。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结果必然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高。这就意味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数固定的情况下，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使低劳动力成本得以维持。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4％(见表4)，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导致资金丰裕，资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业压力巨大，充分就业目标使低资本成本得以长期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金非常丰裕，存贷款差持续扩大，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

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导致高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上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据白重恩、谢长台、钱颖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5％，1993～1998年间趋于下降，1998年至今稳定在20％左右。高投资回报率刺激外商投资增长，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52942个，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顺差及货币发行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尽管存款收益和贷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国银行存贷差从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长到2007年8月的12.13亿元，这意味着由高储蓄率导致的贸易顺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资本成本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导致外商投资加工贸易项目激增。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中约有70％是投向制造业，在我国造就庞大的加工工业和规模巨大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境外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或代工为主要手段，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是导致高额顺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计算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由此可知，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3.3％。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为说明这一点，将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扣除，发现调整后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与调整前相比，2001～2006年调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这表明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调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下降了0.47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引发的总需求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总供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的增长，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偏快的直接原因。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又是持续提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导致的高储蓄率、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人口红利的积累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优势还相当明显，投资回报率水平仍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贸易顺差仍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高位；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国际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发行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仍会较快增长，这就决定了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种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和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期，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的，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产生了非食品生产对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过度需求，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供给不足、产量和供给下降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有限经济资源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资源有限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食品价格上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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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力资源 区域 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性资源，是包含在人体的一种生产能力，是表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是一种无形资源，尽管物力源与财力资源是衡量一个地区实力的重要尺度，他们都是有限资源，而人力资源却是一种可以不开发并使其不断增值的增量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实质上是指采用各种切实有效手段，充分挖掘了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劳动力的质，改善劳动力的结构，加强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激发劳动力的积极性，以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就不会持久；缺乏人力资源的开发，经济增长也难以维持。目前区域人力资源无论是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的数量，还是较为低下的素质，都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一定的负面效应，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一定的开发，形成具有资本价值的人力资本，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源除了数量方面的特征外还应该包括质量方面的特征，即人力资本，它指的是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研究，大量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丹尼森等从宏观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模型大量出现。也引导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经济增长阶段过渡到了内生经济增长阶段，也开辟了“新经济”时代。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充分说明人力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这一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同样适用。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较快接受新技术、较好的技术转化能力，从而能够有较高的产出。鉴于实践中数据的局限，以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人力资源质量。

（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要充分认识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战略意义和作用，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大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力度，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1．人力资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源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状况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等，这些都是由人力资源所决定的人口素质关键性作用。

2．人力资源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论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生产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都有赖于人力资源不断发展来实现。

3．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更新观念的先决条件。开发人力资源不但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更重要的是重塑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本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

二、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贡献要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技术进步的贡献中有很大一部分应归于人力资源，丹尼森用经济增长因素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将技术进步中60%的原因归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是人力资源提升的基本因素，依此看来人力资源的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加强区域人力资源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教育投资资源利用效率有着积极作用。目前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严重限制了人口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目前我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形成了数量对质量的劣性替代。这既拖累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步伐，又制约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而且，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

3．教育发展落后。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积累方式，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才资源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首先，教育供给的控制抑制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而政府财力的匮乏又制约了其对教育的投入，结果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供给不足。其次，人力资源的计划配置使教育供给很难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适应，由此造成了一种反常现象，即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与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两种现象并存。

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开发区域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

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均收入，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只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其供养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从而延长受教育的年限。其次，通过发展经济，使得GDP总量增加，可以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的数量投入。

（二）强化继续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围绕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可以通过在职教育，让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得到加快，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三）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承担者的职责。加大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并通过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分担机制扶持落后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教育经费投入，协调和平衡地区间教育投资的非均衡关系。

（四）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

应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压缩传统的专业，适度扩大新兴的专业，使教育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主要应当向新兴学科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方向倾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人才储备水平。

（五）建立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使用的最终目的是人力资源全部价值的实现。而这种全部价值的实现，就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应是一种反映“高素质――好工作――高工资”的良性循环，因此，应表现为如下几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工资机制。行政机关不再干涉用人主体的工资分配方式，劳动力的价值按优质优价的原则，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工资报酬按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建立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尽可能消除不公平竞争，调控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二是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保障机制，使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中除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工资外，还能获得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三是实行优质优价的工资制度。积极推行工效挂钩、技术承包和岗位工资制，加大奖励力度，使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紧密挂钩。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根据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要求，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施办法，实现知识向资本转化。

此外，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的经济增长率，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竞争力。政府要系统构建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既包括硬件环境建设，比如对劳动力的物质保障和激励，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又包括软环境建设，比如营造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

四、结论

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切实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为他们营造一个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人才，完善竞争奖优的人才使用机制，健全催人奋发的薪酬分配机制，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使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安心地留在本地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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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受此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过程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时间轴上，这一特征表现为各产业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相间隔的局面。在每一轮新的经济景气循环初期，大都会出现一批行业增长景气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长“均衡”，形成增长景气的“贫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新一轮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和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的到来。

从近年来我国20多个工业增长景气的变化格局看，行业增长景气水平的明显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图为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增长景气图：

图1重点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多数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局限于110到90的区间上下波动，没有突出表现的行业，总体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定的增长局面。从2001年年底开始，随着工业全行业增长景气平均水平的稳步回升，高增长行业和低增长行业之间的景气差距开始不断加大。推动形成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来自煤炭、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以及在房地产快速增长拉动下景气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属制品业、建材行业，特别是水泥行业。随后，机械工业（不含汽车）、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制造业等行业的增长景气快速提高。与此同时，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医药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消费品类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长达1年半的稳步提升态势，到2002年下半年也达到了近年来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带动下，煤气和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出现了持续的景气回升。与以上行业景气水平提升形成对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持续处于不景气状态，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受电信设备投资周期的影响增长景气水平一路走低，类似的行业还有有色金属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和部分传统的消费品行业，如盐加工业、糕点等。其他多数行业增长景气处于相对平稳或小幅波动的增长状态。

目前，我国产业增长已形成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显示了2002年底18个主要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变化的详细情况。

表1主要工业行业景气变化与增长贡献

从2002年各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看，景气状况最好的行业有：汽车、煤炭、食品、机械。同2001年相比，这4个行业景气水平提高10个点以上，均达到近年来各行业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销售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27.6%，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却达到34.6%，是2002年拉动工业全行业增长最主要的力量。景气状况较好的行业有医药、建材、电力、纺织服装业、钢铁、化学和电子工业。这类行业增长景气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51%，对工业总收入的增长贡献约54%，对工业生产增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电子工业，该行业依旧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仅次于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居全部工业行业的第三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水平仅次于机械工业居第二位。不过同该行业前几年持续高增长状态相比，增长速度已明显回落，增长贡献水平有所降低，行业总体景气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来居上的其他行业。增长景气处于平均水平，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的行业主要是一些轻工行业，包括造纸、烟草、家电、饮料，另外还有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这类行业收入仅占全部工业总收入的1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10%，贡献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行业有两个：有色金属、石油和石油化工行业，同2001年相比，景气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2.3%）也远远小于其收入比重（约10%）(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研究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可以超前了解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取决于该行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两方面因素。从中短期看，行业总体规模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明显的变化，而行业增长速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变化较大，从而能够比较敏感地反映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和产业结构变化方向。但从指标属性来看，增长速度由于无法克服比较基准不同所导致的对行业“真实增长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误导分析结论，相比之下，增长景气指数通过对行业中长期增长走势和季节周期的分析，确立了一个系统、客观和稳定的评价平台，因而更加贴近行业“真实增长水平”。另外，增长景气指数突出了短期变化中的系统特征，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超前表征和预测能力也比其他指标更为科学和准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除了电子、机械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带动力量之外，增长景气快速提升的行业如汽车、煤炭、钢铁、电力、建材等工业行业，以及重新焕发增长活力的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如食品加工业、医药、纺织服装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开始逐步加强，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行业增长格局的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增长活力的提高。

当然，从近两年行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判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由并不充分，还需要对促使行业增长景气分化的动力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其可持续性。只有确定高增长行业的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和中长期特点，才能做出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的判断。

二、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图是过去5年所有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的标准差图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增长状况的总体差别程度。

图2近年来各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离差图

如图所示，2002年的增长分化局面，其实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现过“躁动”。这种“躁动”至少从图形表现看，是影响行业增长态势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结果，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发挥作用。对实际情况考察也证实了这种推断。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业总体增长景气明显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业为了达到减亏目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短期财务调整。这种短期措施没有真正解决制约行业增长的根本问题，注定是短暂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业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增长景气一度攀升到历史

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长驱动力量的短期特征明显，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再如2002年初的烟草工业受国家烟草行业税收政策改革和行业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出现良好景气，但其影响仅仅持续了3个月，随后行业增长景气重新回落到不景气区间，等等。

进入2001年下半年，特别是2002年以后，行业增长景气的标准差曲线明显提升到一个新的“增长通道”，这是短期因素和随机波动不能解释的，是一种“系统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行业增长格局的驱动因素开始出现长期化特征。

如汽车工业，2001年初曾经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景气波峰。表面看，这次景气波动是汽车市场“价格战”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结果，实际上，汽车使用环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使“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长期特点的因素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国“入世”后汽车降价预期的影响，行业景气大幅回落，进入2002年以后，消费结构升级驱动下的需求增长重新战胜短期预期的不利影响，成为决定行业增长动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新一轮汽车工业景气回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中长期的，作用的力度将比较稳定和持久。

煤炭行业2001年底以来的景气局面，表面看是国家“关井限产”政策和国际油价走高，中国煤炭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但从煤炭消费结构看，出口增长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动煤炭的还是煤炭内需的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的煤炭需求稳步快速增长。另外，多年以来，受煤炭市场恶性竞争影响，煤炭价格长期低于“均衡”市场价格，煤炭价格回复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能源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必然要求，这种趋势是长期的、稳定的，是驱动煤炭行业出现持续高水平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食品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看，行业的总体增长是乳制品业、水产品加工业和其他食品制造业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而制糖工业、食盐加工业和糕点等传统的食品加工业的增长景气一直处于稳步回落状态。这种变化格局充分显示了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向高水平进步的趋势，而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增长驱动力量也是中长期的，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纺织服装业和饮料制造业等消费品制造业，类似的结构变化特征同样存在。

电子工业增长驱动力量的中长期特点十分突出。目前，电子工业受全球信息产业增长放慢和国内电子通讯设备更新周期的不利影响，景气水平没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状态，但是驱动行业增长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改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力量，近两年电子工业之所以在不利的发展环境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因素。从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看，这一需求拉动力量将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家用电脑、数码类日用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正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发展趋势看，除了城市居民电子产品消费结构本身的提升外，农村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扩容的拉动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将为电子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

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也是可持续的，一是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有着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二是国际资本转移的重点也在机械工业；三是中国制造业基地的战略构想也将为机械工业的发展从中长期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行业增长的“群体特征”明显

如果单个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新一轮产业增长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联动增长”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动力量形成的“群体增长”特征十分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提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长产业群。

第一，在汽车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汽车族”高增长产业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无论是从现实的投入产出关系看，还是从行业增长的关联程度看，这些行业都与汽车工业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如下图所示。另外，汽车使用数量的快速增长拉动了汽油、油等石油加工业的增长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参见“新形势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课题组，2001年)，这一产业群的规模，大约相当于汽车工业本身的2.5~3倍。假定该产业群基本保持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相关产业与汽车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保持不变，据此推算，“汽车族”产业群的规模将达到国民经济总量的7~8.5%左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2%，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的水平时，将实现1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能力。

第二，在房地产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包括：钢铁工业(据测算，2002年我国钢铁工业新增收入中，房地产业用钢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业，特别是砖瓦等轻质建筑材料制造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等建筑投入品行业、装饰装修行业及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相关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以解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住”的问题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较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群。如下图所示。据统计，2002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总额达到近7700亿人民币，另据估算，房屋装修支出约为房屋总价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产生的对家具、家用电器、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该产业群的经济规模应至少在万亿以上。目前，我国居民住房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该产业群的发展空间还将不断扩展，并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的高增长产业群。

图3汽车及相关工业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4汽车及相关工业生产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5“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第三是“机械制造族”高增长产业群。近两年，我国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是多数机械制造门类大面积景气回升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机械制造业所包含的类子行业中，有7个子行业增长景气同步快速回升。这些子行业包括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用零部件制造业和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其下游行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业增长景气整体回升促使企业投资景气回升的综合表现。同个别机械行业的增长景气回升相比，其增长驱动力量要强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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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国家经济由区域经济组成，如何认识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更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宁夏为例， 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主导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提出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途径。

一、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

1.现有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研究的局限性。按照国民收入支出法核算，一个国家的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M）三大力量拉动。一般来说消费和投资是一国最基本的增长来源，在不考虑净出口的封闭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力量，只有投资和消费保持适度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均衡和持久的。

如何判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呢，学术界一般是把本国的投资率、消费率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不一样的：在工业化的初期，投资率为15%，消费率为87%；在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20%，消费率为81%；在工业化末期，投资率为23%，消费率为78%[1]。

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42.6%，消费率为51.9%，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投资率高近23个百分点。按照《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可比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51%，投资率为43%；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4%，投资率为2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70%，投资率为30%；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80%，投资率为21%[2]。因此，无论是与近年来全球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还是与历史上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我国近年来的投资率都明显偏高，消费率都明显偏低。

现有的对区域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及其转变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本区域看本区域，把一个国家的特定区域等同于一个独立国家在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也通过计算本地区的消费率、投资率，并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判断区域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也通过提高或降低本区域的消费率，以或投资率实现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的转变。全国宏观经济模型的这一成熟分析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运行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研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无益的。

首先，这种研究缺乏统计学基础。支出法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净出口可以精确计量，因此可以用支出法核算GDP。对于一个省来说，净出口应该是“国际贸易的净出口”加上“省际贸易的净出口”，而省际贸易统计不出来，一是存在技术上的难度，二是成本太大，目前地区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核算所依据的资料也不充分。因此，支出法核算的地区GDP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