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5 09:59:39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科技发展的动力,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路桥区,2005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科技强区”,2007年成功创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2008年成功创建“省级区域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区”。至2011年底,连续五次荣获浙江省科技工作先进集体,连续12年六次蝉联全国县市科技进步先进区,三次荣获浙江省专利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路桥科技工作在市对区各项经济指标考核中多次在台州9个县市区名列前茅。
贯穿“三个台州”建设的主线是创业创新,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已成为路桥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路桥也因此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强区。
政府推动:
营造出科技创新的路桥特色
无论是区党代会、人代会,还是全区干部大会、区委全会,凡是全局性的工作会议,路桥区都把科技创新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部署。政府推动,营造科技创新的路桥特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推动力、企业家是第一人才、服务是第一资源”,这个理念在路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路桥区始终把推进科技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全面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相继出台了促进科技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进科技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出台了《路桥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关于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
今年3月,路桥区召开了全区科技工作会议。主题鲜明,动员各方力量,贡献各自智慧,群策群力,共同推进科技创新。明确目标任务,落实有力举措,强化服务意识,凝聚人心人力,快马扬鞭促进科技创新,努力实现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2012年路桥区科技创新工作牢牢抓住八个方面,首要一点以科技创新助推金属资源再生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发展科技型区域性新兴产业。路桥金属资源再生产业集群作为路桥区首个省级转型升级示范区,依托省、市相关扶持政策,充分利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专家服务组和各高校院所的科研力量,加强金属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关键重要技术的研发,着力推进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发展成为台州循环经济的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平善:
打造出科技创新的路桥实力
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制定完善科技政策,加快集聚创新要素,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选取一批含金量高的科技项目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火炬计划项目等重大科技计划。今年该区将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15项以上,市级科技项目20项以上,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3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3家。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和省级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区建设为引领,推动知识产权创造、使用、管理和保护制度建设。认真实施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计划”、“专利质量提升计划”、“专利运用促进计划”、“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计划”,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同时,加快孵化基地建设,提升区域科技水平。编制路桥孵化基地建设方案,明确孵化基地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组建基地建设领导班子以及工作管理机构,同时做好引智工程的相关前期工作。积极做好省级农业机械技术创新平台的验收前准备工作,着手开展电线电缆检测平台和植保机械检测平台的建设,抓好浙大路桥机电研究所和机电平台建设,开展快速成型实验服务推广,以及加快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加强政策制定落实,保障科技创新事业蓬勃发展。确保区财政用于科技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坚持执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经费抵扣政策。制定科技发展优惠政策,强化政策扶持与导向作用。强化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进一步完善区对镇(街道)科技工作的统计监测与考核。
院地合作:
塑造出科技创新的路桥品牌
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路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院地合作成为了路桥打造科技创新品牌的重要载体。
加强科技合作交流,引进优质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实施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程。联合入驻路桥的高校院所和企业研发机构,尝试建立主导优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参与和拓展区域科技合作交流,继续举办科技活动周。今年要重点引进1-2家与路桥产业关联度较大的大院名校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是企业持续发展动力。我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家电生产基地和供应基地,是众多知名家电品牌集中的地方。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家电企业面临着企业的品牌效应下降、利润空间缩小、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问题。因此,我国家电企业必须要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美的集团的成功
美的集团于1968年创立,起初是一家以家电业为主,物流为辅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企业集团。在1980年,美的正式进入家电业,并于1981年开始使用美的品牌。
作为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之一,美的集团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为中国由"家电大国"向"家电强国"的转变,起到示范表率作用。2011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整体向下,美的集团深刻洞察市场先机,主动进行战略转型,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领先优势,整合"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和"供应商-厂商-经销商-消费者"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平台竞争优势,深化"三个方向"转型,即从注重增长数量向注重增长质量转型、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型,在产品力提升和产品结构改善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效果,成为中国家电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标杆",开拓了全球家电产业竞争新格局。
作为中国家电领军企业,美的集团已经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围绕多个产品建立完善的核心技术,并建立动态的技术创新团队,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技术领先性,掌握市场竞争的定义权。美的称霸国内白电市场背后,正是得益于企业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动态的技术创新体系,完成了从前瞻性技术、基础性技术和应用性技术的一系列布局,实现了企业在全球白电市场竞争中"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生产一代"梯队式创新体系。
(二)美的集团给我们的启示
一、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美的集团非常重视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产学研合作作为企业的战略规划。为更好开展产学研合作,美的集团成立美的创业园,开展全球高新技术的引进、孵化和产业化工作。在1999年,美的建立了空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成立至今,美的集团已与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开展130余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新产品开发的项目合作,取得众多技术突破,成为全国优秀的产学研成果对接和转化平台之一。美的集团跟高校的合作可以将技术迅速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达到双赢。通过产学研合作,美的在2011和2012两年间已经累计申请专利9517件。
科技创新并不仅有利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产学研结合有利于发货企业和高校的优势,整合资源,将科学技术转化为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促进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国的家电行业中,中小企业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这部分企业的科研能力不强,科技创新意识不高,跟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也非常有限。大部分企业的科技成果都只是样品,难以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国内企业迫切需要的,就是加大产学研的全方位合作,从生产工艺、成果应用等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也是促进我国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产学研合作不仅有利于发挥企业和学习的互补优势,让企业提高核心技术,也有利于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企业的经营模式,大多以生产、经营一体模式为主,因此,促进产学研的有效合作,能够使产品的科技含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以此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加大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
美的集团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技术成就,离不开坚持不懈的技术钻研。美的旗下每个产品事业部都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占到全年收入的3%-5%。在"十一五"期间,美的集团整体的科技投入就超过了100亿元。同时,美的集团自1996年开始,坚持每年举办人才科技月活动,累计投入科技奖励金额超过7000万元,在全集团范围内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美的集团建立了以技术掌控为核心的市场竞争力,多项技术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整体技术水平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2010-2011年间,美的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投入4亿元巨资成立制冷研究院,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持续、稳定的科技投入,有力保障了美的集团的科技创新能力始终走在行业前列。
中国的家电行业本身是拥有很强的实力,无论是制造、营销、品牌都不比外国的差,但是为何家电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技术创新是短板。中国的家电企业忽视技术创新,往往只看到眼前巨额的科技创新投入,看不到背后带来的巨大利益,缺乏长远的目光导致了科研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很多企业被迫退出竞争市场。
创新性的企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但是由于科技开发周期长、投资和风险较大,政府难以承受巨额的财政投入。所以,加大国家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比例,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应该建立起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财政支出,金融部门参与的多层次投入保障体系,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活动中去。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家电生产的大国,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迫使我国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但是要进行技术创新必须保证一定的研发投入,我国家电企业一直以来重量不重质,对产品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高端核心技术。与国外公司相比,我国的研发投入远远不足,所以要加大投入,从依靠规模优势转变为依靠技术优势,保证企业的利润和研发投入不断提高。
三、建立支持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体系,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
一个优秀的团队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美的集团架设了健全的研发机构,建立了灵活的"引智"机制,以最大的诚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加盟美的集合全球尖端技术人才,领衔技术革新前沿。目前,美的活跃在研发一线的外籍专家共有200多名。在美的集团,人力资源被看作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他们的理念是:宁愿放弃100万元销售收入,绝不放过一个有用之才。近年来,美的集团接收毕业生的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且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名牌大学。除了引进优秀的人才,美的集团还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打破了家族式用人唯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此外,美的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继续教育,开展技术专题培训,促进整体专业技能的提升。特聘专家,为美的人才提供专人专线的快捷服务。除了国内和海外的培训,美的还鼓励员工自我提升,成立了工程硕士班,为美的专业人才在职充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家电行业高端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培养是企业获得持续动力的不竭源泉。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力,企业要发展,除了要"硬"环境,同时也要"软"环境,充足的技术人才对促进企业发展和完成产业升级改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家电企业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人力资源体系,建立具备国际水平的研发队伍。主要做法如下:(1)注重宣传,形成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在企业内部要营造重视人才的风气,特别是对于中高层管理人员要进行重点培训,使之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形成爱才惜才的观念。(2)采取科学民主的选拔机制。企业应该定期对员工进行考核,通过民主测评的方式选拔干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3)创新人才激励的模式。企业应该加大投入,建立与企业相适应的分配机制和奖励制度,吸引并留住人才。让员工定期参加培训,提高综合素质。要体现人文关怀,对科技研发的关键性人才,从薪酬、住房、配偶和子女就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以留住人才。
四、通过鼓励性政策促进技术创新。
美的集团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顺德政府的支持。顺德区政府与广东省科技厅于2005年投资1.2亿元共同组建了了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该研究院围绕顺德家电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需要,以"政府推动,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时常会运作"为建设模式,有效地整合资源,推动顺德家电行业的创新发展。多年来,顺德政府在土地、贷款、税收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扶持与优惠政策,建立了工业园区,鼓励有潜力的企业迅速发展,才会产生美的等知名家电企业。
家电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想要取得国际领先成果,政府的扶持尤为重要。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科技创新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但是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跟企业都把资源投入到产量上,导致了中国成为了家电制造大国而不是家电制造强国。缺乏国家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和相应的技术标准创新,导致了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产业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进步。所以,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
(1)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机制,形成以企业自筹为主,政府拨款为辅的科技资金投入体系。虽然企业开始将大量的投资用于科技研究领域,但政府投入仍应成为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政府必须在基础研究领域里保证一定的投资比例,加大对家电行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建立研发基地。充分发挥财政科技经费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项目、新产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应用于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提高生产效益,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市场优势。
(2)政府应该通过鼓励性政策,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与高校和研发机构之间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塑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在税收方面要加大技术家电企业和家电产品的优惠,如企业的研发经费超过一定的标准,则可获得一定比例作为免税金额;大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实施专利产业化工程,以充分发挥专利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尽快制定各类家电产品及售后服务的国家标准,由于家电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导致刚刚制定出台的标准很快就被淘汰,但是家电标准的制定对于树立国际权威,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要及时制定家电标准。
(3)政府应该发挥大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优化高技术产业,鼓励大企业进行自主研究。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该创造技术创新的条件,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保持信息的畅通,培养科技型的中小企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企业科技创新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渐明显,逐渐成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实力强弱的标志,是企业兴衰的根本。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科技创新。企业只有不断的进行科技创新,才能持续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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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不仅是由其内在要素构成的一定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也是与其他科学技术密切相联而构成的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有机整体。研究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模式首先应从其宏观层次的科学技术基础与其群体技术的网络结构来探讨。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科学技术基础的梳理和分析即是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秩序意义上的技术建制进行的探讨。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模式内涵的界定
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时空结构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其发展的主要构架和各结构间内在作用机理。即通过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发展趋势与过程的分析总结得出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结构状态轨迹的范式。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实践工具,旨在揭示计算机网络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的成因。它形成于各种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理念的探索和实践,立足于从哲学角度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现象的研究和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模式实质上提供了一种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的社会体制,它可以为未来计算机网络发展甚至为其它领域的技术发展提供样本和模式借鉴。
二、理论基础为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性
布尔代数、包交换理论是计算机网络技术诞生的重要理论准备和依据。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安全、可靠和高效地在一种网状结构中传递计算机产生的数据信号,使不同计算机之间通过数据信号的传播而连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其中“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传统电信中的“话音信号”和传统广播电视中的“视频信号”等模拟信号而言。数字通信在与后来出现的包交换理论结合后便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化信号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现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使用的二进制码受到噪声影响小而且非常利于计算机网络终端的接受和使用。这个看起来简单的0和1对计算机网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没有布尔定律就没有数字化信号就更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网络。数字化信号最早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至1854年,当时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发表的《思维规律研究》一文中,他设计了一套用以表示逻辑理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符号,并建立了应用这些符号进行运算的法则,成功的把形式逻辑归结为一种代数演算,从而建立了逻辑代数(布尔代数)。他规定的一条特殊运算规则是 X2=X,其解只能取两个值:0和1。X=1,表示命题为真,X=2 表示命题为假。布尔代数提出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中叶才运用于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这一理论系统从提出到实际运用经历的漫长的建制化过程,但并不妨碍布尔代数成为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理论基石。
在分组交换理论出现前的远程终端联机阶段还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网络,那时人们将彼此独立的计算机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计算机网络前身。20 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兰德公司的PAUL BARAN,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DONALD DAVIS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目前被称为分组交换的网络技术。分组交换技术将用户传送的数据分成若干个比较短的,标准化的“分组”进行交换和传输,每个分组由用户数据以及必要的地址和控制信息组成,从而保证网络能够将数据传递到目的地。这种思想完全不同于不适合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电话网所采用的电路交换技术:电话网用户通话前先建立连接,独占资源。分组交换理论提出后,各国纷纷将其利用在了他们的第一代计算机实验网络。正是这一理论为今后计算机网络技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秩序。
从计算机网络的前身远程终端联机阶段开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没能离开科技理论的指导。从早期以数学、材料学、逻辑学、电磁学、微电子学、量子力学及控制论为基础,到现在逐渐将光学、生物学及人工智能的纳入自己的理论基础领域,说明科学技术理论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
三、相关群体技术的进步为计算机网络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遵循连锁模式,这个单元技术与群体技术是一个系统整体。计算机网络技术它本身不仅是由内在要素构成的一定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而且它与其他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密切相关联而构成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有机整体。在计算机技术和通信发展到一定阶段,计算机网络技术便有了存在的土壤。例如,随着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的诞生和之后的计算机技术发展才有了计算机对互相信息交流的需求,在计算机出现后不到十年的时间,计算机网络的前身远程终端联机系统应运而生。而远程终端联机阶段的数据通信技术便是直接由当时传统通信技术改进而来。
由于每一种特定单元技术都有自己固有的内在矛盾,因而随着客观技术 环境的变化,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会不断地更新自身原有的技术构成, 其中某项子技术的重大进步,都可能为计算机网络技术创新提供可能性,包括如软件技术、芯片技术、光纤技术、纳米加工技术等等。另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这种变化,由于打破了原有群体技术的内在平衡,也势必会引起其他相关的单元技术产生适应性调节,以达到群体技术自身的新的平衡,这样又会引起其他单元技术乃至整个群体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就是在这种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发展。
近年来,科技旅游在我国逐步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科技旅游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是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辽宁科技旅游在增强地方产业竞争优势和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如规模小、档次低;只能获取被动且初步的科技效应;组织松散、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缺乏政府合理、科学的政策支持和明确的战略目标,同时呈现出大量盲目模仿现象。因此如何有效地发展辽宁科技旅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通过对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研究,遵循“生产要素―动力机制―竞争优势”的发展逻辑,来寻求辽宁科技旅游发展的新模式。
一、辽宁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内涵与发展逻辑
1.辽宁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内涵
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概念,是指驱动科技旅游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辽宁科技旅游动力机制包括内源动力机制和外源动力机制。内源动力机制是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表现为技术互补、降低研发费用、知识共享、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等。外源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与国家(政府)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的规划、调控行为,表现为外部竞争、创新品牌意识、科技政策等。内源动力机制和外源动力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相互融合组成科技旅游的动力机制。实践表明,完善的动力机制是科技旅游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辽宁科技旅游快速发展的事实突显为辽宁科技旅游竞争力的提升,这既需要市场策划、营销、管理,也需要政策、法律的引导、调控和保障。
2.辽宁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发展逻辑
动力机制作为推动科技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功能在于将科技旅游的要素转化为显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拥有要素、培育动力机制、将要素转化为竞争优势,是辽宁科技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力机制是辽宁科技旅游发展的核心,成熟的动力机制可将科技旅游中可获得的要素快速转化为竞争优势,并使这种优势得以持续。在动力机制作用下,科技旅游竞争优势往往具有自我调整、自我繁殖和演进的趋势,动力机制越成熟,调整时间越短,竞争优势的增长也就越快。因此,动力机制的变动和调节,造成了辽宁科技旅游竞争优势的起伏。
二、辽宁科技旅游的内源动力机制与内生优势
科技旅游的内源动力机制是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即根植性,是指科技旅游长期积累的历史属性,是支持科技旅游生产体系的关键因素。因此,辽宁科技旅游的根植性可分为认知根植性、组织根植性、社会根植性、制度根植性和地理根植性(如图1)。
图1 辽宁科技旅游内源动力机制的根植性
1.认知根植性
科技旅游中的认知是指有效、有价值和结构性的意识形态,并根植于本地人们的经验。辽宁科技旅游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和民族特征,并与地理环境相协调,因此具有很强生命力。
2.组织根植性
科技旅游组织根植性是指本地科技旅游的组织性质、形式和结构,它根植于旅游业整体层面,而不偏向旅游企业或个人。辽宁科技旅游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科技旅游组织,因此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利用环境、人力和高新技术资源的能力,从而保证了较高科技旅游效应。
3.社会根植性
辽宁科技旅游的科技与经济连带关系为旅游企业铺设了基本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旅游企业、旅游组织、旅游社群、旅游网络等所培养及共享的资源,因此,辽宁科技旅游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植性。
4.制度根植性
科技旅游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由法律规定形成,非正式制度则由社会习俗、默认的交易“游戏”规则和集体行为惯例等构成,二者为互补关系。辽宁科技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联合营销、产学联合、旅游企业孵化、科技及人员培训协议、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这使得其经济体系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5.地理根植性
辽宁省科技旅游的主要特征是地理集中。一般而言,旅游企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是客源供应是否便利,以及与地理有联系的社会资本、人文资源、高新技术和科技信息条件等。科技旅游所在区域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气候条件等,也都赋予了它丰富的地理根植性。
总之,辽宁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的五种内在根植性是相互联系的,所获取的是整体竞争优势。但根植程度超越一定界限后,也会带来一定风险,因此辽宁在实践中要注意保持科技旅游的开放,避免过度根植。
三、外源动力机制与外生优势
政府行为和竞争环境是影响辽宁科技旅游外部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其衍生出来的作用关系构成辽宁科技旅游的外源动力机制。政府行为包括科技旅游政策、政府参与科技旅游发展项目以及有关科技旅游投资行为等方式。外部竞争作用方式包括外部市场竞争、区域品牌建设等。因此,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和补充形成了辽宁科技旅游外源动力机制的基础(如图2)。
图2 辽宁科技旅游外源动力机制的基础
1.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的首要形式是旅游政策,用来解决科技旅游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其次是鼓励投资,投资包括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对外投资可以提升科技旅游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获得更多成本较低的科技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对内投资或吸引国外的投资,可以解决科技旅游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并保证充足的资金支持。
辽宁应充分利用旅游政策和各种投资,积极引进并吸收国内外一流的技术和经验,提升科技旅游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强化市场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拓宽市场空间,从而为辽宁科技旅游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2.外部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科技旅游只有参与市场竞争,才能提高科技旅游及其旅游企业的竞争力,避免因封闭而陷入过多的科技旅游风险和发展陷阱之中。辽宁科技旅游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是浅层次的科技旅游,旅游产品档次不高,缺乏创新,大多缺少自主品牌或知名品牌,只能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一般的科技旅游资源做支撑,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辽宁要想打造科技旅游知名品牌,其重点工作就是要全力办好每一届国际旅游博览会,打造辽宁旅游知名品牌,从而带动科技旅游的发展。
四、基于动力机制的辽宁科技旅游发展创新模式
辽宁科技旅游发展可以采取“从下到上”的思路,即在科技旅游动力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以科技旅游治理为主导,以科技旅游政策相辅助,进而优化动力机制,实现获取辽宁科技旅游持续竞争优势和推动科技旅游发展的目的。
1.科技旅游治理:自主发展
辽宁科技旅游治理的需求既来自内部危机,也来自外部竞争压力,比较理想的治理结构是由旅游企业代表、政府部门、旅游协会组织等组成的科技旅游委员会主持的民主管理和决策模式,具体做法如下:(1)深入培育辽宁本地根植性,使科技旅游具有深厚的辽宁历史及文化特色。(2)建立明确的旅游组织管理,维护良好的科技旅游竞争氛围。(3)注重提高治理绩效、进行绩效评价。总之,科技旅游治理能增强辽宁科技旅游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优化动力机制运行规则,获取科技旅游的竞争优势,促进其良性发展。
2.建立合理、科学的科技旅游政策:外部引导
所谓历史活动课,是指以课程为依托,以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以活动促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学生自主学习、直接体验、主动思考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个性养成和创新思维为目的的动态教学形式。它强调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作为主体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得到生动、鲜活的体验。在此,笔者就如何开展好历史活动课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初中历史活动课现状分析
(1)对历史活动课认识不足。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历史教师历来只注重“教”的过程和方法,而忽略学生“学”的过程和方法。当然,更加没有让学生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的交流讨论中去。所以,历史活动课大多是流于形式,这样一来,历史活动课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占据了正常的历史课堂教学时间,从而从整体上影响了历史教学活动的效果。导致这一情形发生的原因在于,首先,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思想观念落后,从而没有认真对待和认识历史活动课,所以,无法从新的高度对历史活动课进行认识;其次,大多数初中生对历史课程不关注,甚至有些学生认为历史课无需投入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只需要对它死记硬背就已足够;最后,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历史活动课也不容易展开,学校把教学目标摆放在升学率的基础之上,学生在这一目标的诱导下,自然而然地只注重历史学习的结果。
(2)历史活动课教学较为随意,且没有统一的教材。在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历史学科属于课时较少的学科,在历史学科课时缺乏的情况下,历史活动课很容易被随意占据,且有些学校活动课的内容各一,教师教学的随意性较大。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活动课如今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固定的教材供历史教师进行教学,这样不利于学校历史活动课教学的有效进行,也不便于历史老师发挥创造,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3)历史活动课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在历史活动课中学生是主体,从形式上来看,历史课程活动中不需要教师过多参与,从而,一些历史教师在活动课中往往较为松散,对学生也较为放纵,但是实际上,活动课中往往需要历史教师的精心设计、及时点拨、统领大局,往往需要历史教师适时的引导以及组织。在历史活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学生对教师具有较强的依耐性,加之,学生由于自身知识等方面的欠缺,很难对历史问题进行自主地思考、实践以及探索,这样无法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历史活动课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二、初中历史活动课的实施策略
(1)明确主题,认真组织教材中的活动课。一项历史活动的开展要有一个活动的目标,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前面所说的“活”其实是有一定束缚的。如果没有特定的目标束缚和制约,让整个课堂放任自流,那么这个课堂就要变成了“乱堂”,如何才能做到活而不乱呢?关键是要让每一次活动都要有一定的目标,要让学生带着问题,追寻所设问题的答案,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去综合,去归纳,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教师要围绕活动目标和内容去设定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进行探究学习。人的一切思维活动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有了问题,思维活动就有了头绪,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探究,历史活动就不会丧失目标,就不会漫无目的,历史活动就会向预定的方向发展。
(2)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组织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学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现实社会有较强的兴趣和困惑,他们关心时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当今报刊业、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十分发达,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方便和可能,因此,活动课的设计关注热点问题,可以更多地培养学生广泛收集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满足他们学习的需要。因此,在历史教学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地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3)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历史活动是为发展学生能力专设的窗口,也是培养和体现学生能力的窗口。在历史活动中,教师的角色是导演,学生才是真正的表演者,活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时间可长可短,关键是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其想像能力和创新能力。要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后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在活动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探究,并把探究得到的结论通过辩论。回答问题,表演小品,做游戏等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当学生的探究结果得到教师的肯定与表扬的时候,学生的成功感得到了体会,这些将会进一步提高学生积极探究和参与活动的兴趣。另一方面,学生的各种能力在探究活动中得到了体会,得到了锻炼,并最终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到了发展。
科技企业加速器,是一种以快速成长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服务模式创新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新型空间载体和服务网络。自国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以来,我国新兴科技行业发展迅速,新兴科技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然而,从根本上讲,高新技术服务只是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指导,科技企业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依赖企业加速器的更新与发展。
科技企业加速器发展的主要类型
目前,我国科技企业加速器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模式仍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国第一家企业加速器自新世纪之初建成之后,为后生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再加之国家对高科技企业的相关政策支持,以及配套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地方企业加速器的发展。基于此,国内也兴起了对企业加速器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讨论。比如,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企业加速器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企业内生型发展模式和多元投入型发展模式;也有学者根据发展主体的不同,将企业加速器分为综合性企业加速器、大学科技园加速器、专业技术加速器等三种类型。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企业加速器可表现为不同的类型,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加速器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国家、企业、技术三方面来推动。
影响科技企业加速器发展的因素
当前,我国企业加速器的发展和运行仍处于初级水平,根据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国家主导型、企业自主发展型和技术开发应用型三种。抛开类型的因素,我国企业加速器的整体发展大致受以下方面的影响。
金融技术的开发与创新研究力度。我国当代金融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加速器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企业发展的后期,相关企业加速器对其各方面包括企业知名度、企业的发展创新路径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综合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技术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创新。一个企业步入发展后期,其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投入,同时需要对企业内部资金运转机制做出相关的调整,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发展状况,就必须加大对金融技术的创新力度,以进一步推进企业的后期转型和综合发展。但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资金周转不畅、信息不对称、企业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大金融体制的创新已迫在眉睫。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发展后期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科技企业加速器在科技企业发展后期对提升其综合竞争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企业加速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展创新,但是,我国当代企业加速器的发展仍然很不成熟,各方面的应用理论还很缺乏,实践案例也较少。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下功夫去解决。
国家财经政策对企业加速器建设的影响。我国自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帮扶政策以及相配套的法规,比如,政府施行了多条金融鼓励政策、创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新兴科技产业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等,其中还包括了对科技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相关方面的优惠政策,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企业加速器的建设与发展,一大批新兴科技企业也因此应运而生,这同时也为科技企业加速器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尽管加速器在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上对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但由于金融技术的不完善,难免会造成个别科技企业发展中相关优秀项目的流失。因此,国家必须对相关金融政策和财政方式加以改进,积极提升金融技术水平,从而在优化企业加速器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推动企业加速器发展的路径选择
促进企业功能全面发展。当前,我国企业加速器的建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和服务方式,这也从根本上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导致加速器的各项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更不能很好地适应和满足所服务企业发展后期的需要。比如:企业加速器只能够发挥出一些基本的业务内容,甚至还会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帮助,没有发挥到加速器实质的作用,因此不能为企业发展后期的业务需求提供帮助。除此之外,企业加速器服务质量低,不能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去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服务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综合发展。因此,企业加速器应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改进,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要借鉴国外发展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学习更为优质的服务方式和服务配套方式,针对不同的企业开展不同的加速方式和服务方式。
完善企I加速认定方式。企业加速器能够为加速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资源和发展机制,并且还会在相关方面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因此,完善相关进入以及退出机制至关重要。相关加速企业的加速以及认定上应充分考虑到对加速器金融体系的影响,以及加速企业金融发展层次,相关体制的完善对我国高新加速器的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还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总体导向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应推动企业加速器金融体系向国际化、正规化靠拢,不断完善加速器企业进出评定机制,实行企业加速面试机制、企业加速硬件评估、企业加速协议化等相关具体措施。
增强企业加速器新的发展动力。我国科技企业加速器存在着发展时间较短、起步晚、发展经验不足等诸多问题。企业加速器对发展的把握不准从而对企业加速时间和加速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企业加速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发展机遇:首先就是要准确把握国家相关方针政策,这可以更好地借助国家政策来进一步减缓企业加速器融资困难,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等相关问题。其次是要紧紧跟随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准确把握当前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借助改革为企业加速器的改进及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同时,企业加速器应进一步加深对加速企业发展动机的把握,深入了解加速企业内部金融体系整体构建,以金融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体行业经济的深入发展,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加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进而推动整个高新行业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金融学院教授;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河北省科技厅2015年科技计划项目“推动科技企业加速器发展的关键金融技术开发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457642D)最终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3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17-0079-03
近年来,关于高校课程建设与改革的话题受到持续关注,因为“课程”是大学整个教学活动的基础和核心,同时高校的课程建设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如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界定、课程之间的合理组合等,都会直接受到培养目标、教育目的、教育观以及认识论等因素制约。此外,高校课程的结构是否合理、教学内容是否适当,反过来又会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高低。“课程群”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它既是世界范围内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之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
一、课程群及课程群建设的发展现状
关于“课程群”是什么,教育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认为“课程群”是由在内容上紧密相承、相互渗透、互补性较强的几门同系列课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各自配有相应的课程大纲,并按照大课程框架组织课程建设,以获得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是具有学科优势的课程。第二种认为“课程群”是某一学科内多门课程的集合,通过学科来划分群与群间的界限。第三种认为“课程群”是指多门彼此互相独立但是又密切联系的课程,课程群建设的目的是为使各门课程能协调发展、齐头并进,追求整体效益,以达到最佳的效果。第四种认为“课程群”是由承担不同的任务,在课程内容上各有不同特点,但为完成同一个教育目标而形成的多个子课程组成的有机系统。
目前,一般高校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它首先是将“课程群”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其次认为“课程群”是一个具有整体优化效果并且有一定学科优势的课程群体。总体来说,“课程群”是本学科或与之相近的学科的几门联系紧密的课程间进行有机的整合,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标准,建设出的使整体效果最大化的课程群体,是一种与单门课程相对应的课程建设方式。因此,“课程群建设”实际上就是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的要求,研究分析课程与课程体系间在逻辑和结构上的相互关系,通过破除课程间的壁垒,优化整个课程体系,进一步融合和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的过程。随着高校专业课课程门类与学时数的压缩,“课程群”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它顺应了网络时代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课程群建设”是近年来高等院校课程建设实践中出现的一项新的课程开发思路,其基本思想是把内容联系紧密、内在逻辑性强、属同―个培养能力范畴的同一类课程作为―个课程群组进行建设,打破课程内容原有的归属性,从学生培养目标与层次把握课程内容的分配、实施、保障和技能的实现。
我国高校以多门课程组合的方式进行课程建设, 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北京理工大学1990年开始,在课程建设中应以教学计划的整体优化为目标的方针指导下,首先提出要注重“课群”(课程群的早期称谓)的研究与建设。随后,一批高校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虽名称相同或相似但差异较大的课程群建设和改革实践。[1-4]
二、课程群相对于“独立课程”的优势比较分析
相对于“独立式”的课程观,“课程群”在教学设计上独具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课程群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相关学科建设力量强、基础好的优势,将学科建设与课程群建设有机结合。一些高校还把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师集中到教学一线具体参加课程群的建设工作,以“教学团队”的形式进行攻关,锻炼了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的整体协作能力。第二,以系统科学为指导,注重整体效果,将内在联系紧密的相关课程纳入“课程群”中统筹考虑,注重相互间的有机结合与互相促进,达到了整体优化的目的,同时提高了课程建设的效率和效益。第三,区别于过去的“独立式课程”,“课程群”把理论教学与相关实践环节通盘考虑,不仅对理论教学开展系统研究,对实践教学环节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实现了全方位、多途径提高教学效果。[5,6]
三、课程群与课程体系的对比分析
国内有关学者高校课程群及课程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高校课程体系的建设主要是针对课程结构、所占比例、模块设置等进行宏观指导,明确课程的教材、大纲以及教学计划等,虽然能够较好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达到国家的教育目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对于指导课程建设的原则、方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难以实现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专业建设与特色课程建设。近些年来实施的重点课程建设主要是针对某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结构、教学方法、评价方法等来开展的,体现在对某门课程的“点”――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内容结构等的建设,有力地保障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是由一门课程就能实现的,各门课程在学生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中只占一小部分。此外,由于每一门课程都强调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
“课程群建设”属于中、宏观层面意义上的课程建设,主要针对某一受教育群体,将相关的课程进行整合,删减其中重复和过时内容,增加提高人才培养素质和提高竞争力的新内容,以提高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通过对原课程群的进一步整合,可产生新的课程群,具有更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课程建设的规模效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及实用性。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课程体系建设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中的课程体系为对象,其主要工作是调整各课程模块的比例。课程群建设则是以课程群为对象,对课程群内的有关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是对课程的重新设计,并将课程群的宏观设计与课程教学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高整体教学效果。[7,8]
四、优秀课程群的建设方法及启示
课程群内相关课程的选择与设置,是当前课程群建设中的关注焦点和建设难点,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从专业教学角度看,目前课程群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以专业方向划分的专业课程模块组成的课程群”,对于该种模式,国内高校已有相关专业达成了共识,并已在学生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种是综合考虑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培养宽口径人才,即“依托学科组建的课程群”,这种模式有助于增强学科实力,提高学科的建设水平。
对于优秀课程群的建设,方法是关键。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课程群的特点与优势,一要注重群内课程内容的整合与新知识的更新。在充分融合孤立课程的内容、挖掘相关学科和领域最新知识的基础上,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和科学研究过程,优化教学资源,注重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培养。二是要分清群内课程建设的主次。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根据专业知识在人才素质培养中的不同要求,可紧密依托专业办学特色和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群内以专业主干课程为突破,抓住主要矛盾,分主次进行建设,避免因精力的均分而影响课程群的整体建设效果的提高。三是要充分考虑课程群内课程的关联性及在支撑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协同作用,应在课程群建设实践中注重群内课程要彼此依托、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样的课程群组织建设,有利于群内教师间的交流沟通、课程与课程间的交叉融合,可及时反馈教学信息与教学效果,建立起有效的专业教学调控与响应机制,同时也可以通过对课程群规范的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估,进一步促进群内课程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9]
五、卓越工程师培养背景下“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课程建设与发展
截止2010年,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有1003所,占本科院校总数的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371万,研究生47万。[10,11]而目前工科专业毕业生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意识、专业面狭窄、动手能力差、综合素质低下、所学知识陈旧等。[11]提高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对实现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三大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高等教育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的重大改革项目,是提高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传统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已经不能适应“卓越计划”对工程人才培养的要求,必须通过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和重新组织教学活动来实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教育部日前的教高[2011]1号《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文中明确要求:大力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形式。依据本校卓越计划培养标准,遵循工程的集成与创新特征,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核心,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能源动力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方向之一,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能源动力类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专业分割很细,形成了以工业产品生产引导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我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对能源动力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能源动力类专业历经多次教育部的多次调整,已由原来的几十个小专业,逐步合并为一个大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2003年,随着能源动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能源动力领域新问题的提出,浙江大学率先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改造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得到广大青年学子和社会各界的认同;2004年,清华大学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改造成“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国内还有一些高校也陆续地根据专业办学特色,进行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名称的调整。在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将能源动力类专业统一整合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经过一系列的专业教育改革,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口径大大拓宽,体现在学生的基本知识面得到拓展,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大大加强,就业市场更为广阔。但是因各高校的专业定位、地域分布、历史继承及国家和社会需求等的不同,形成了开设本专业的高校间课程设置、专业重点及特色、培养模式多样化的态势。
由教育部启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旨在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优秀工程师的后备军。它要求高校转变办学理念、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国内开设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现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相关高校,也相继加入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行列。相关高校结合自身专业重点和办学特色,在专业课程建设及课程群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意的探索和实践,主要体现在:面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开展了“能源清洁利用技术”课程群建设;[12]针对专业方向的培养特点,构建了“热能与动力工程”大专业多方向课程体系;[13]进行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14]进行了基于精品课程建设为平台的汽轮机系列课程改革与实践;[15]进行了高职高专热能动力装置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16]等工作。这些课程改革与研究实践,尚未涉及到能源动力类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课程群建设,相关研究需要开展。
六、结论
第一,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课程建设模式,当前开展的课程群建设不同于单门课程改革以及课程体系建设,既适应高校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反映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趋势。
第二,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按照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和体系建设,不太适合当前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及要求,特别是存在一些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明显老化,课程内容呈现较多重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知识面狭窄、知识内容陈旧、动手及实践能力不强等弊端,制约了能源动力类专业卓越人才的培养。
第三,在已开展的能源动力类专业的课程建设与改革中,尚未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视角下组织实施能源与动力工程新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群的建设与改革。需要结合新专业的调整以及专业卓越人才培养要求,修订新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现有课程体系及结构,研究并构建适合新形势下能源动力类专业卓越人才培养要求的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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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涵
科技中介服务是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总称。它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技中介服务的主体――科技中介机构是指在科技与经济之间的中介,除了包括“市场中介”中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中介服务,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从科技成果产生到实现产业化的整个过程中,为科研机构或企业提供包括咨询、信息、场所(信息交流、产权交易、中试基地、孵化器等)方面服务的机构,其行为主要涉及当事人双方,表现为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服务;二是为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机构(如科技评估中心)以及风险投资的中介服务机构。
(二)类型
传统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咨询和评估机构、技术交易机构、创业投资服务机构、农村技术推广服务组织等。它们主要提供的服务内容涉及投融资服务、成果转移服务、企业孵化、人才服务及法律监督等。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中介多以科技咨询为载体,以大学科技园为依托,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新兴的科技咨询业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柱的第三产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它系统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现代分析方法,为解决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复杂问题,进行创造性智力劳动。咨询业的发达程度是社会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正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进入社会化和专业化大生产的崭新发展阶段,决策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经济、科技和社会活动各层次对咨询的需求日趋强烈。
(三)特征
与其他中介服务相比,科技中介服务具有独特的特征:
第一,从知识结构上看,科技中介服务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科技含量较高。以一定的自然科学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知识为其主要知识资源,以高智力的脑力劳动者为其主体,从事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服务。它处于把科技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结合面上,主要目标是促进科技成果和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第二,从创新层次上看,科技中介不仅仅是知识传播的桥梁和媒介,它本身也是增加价值的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一种“技术创新”活动,是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而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正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持续发展的源泉。
第三,从服务方向看,主要为广大科技企业提供技术商品供求信息、市场调查、技术评估、组织谈判、资金融通等全方位的中介服务。如企业孵化器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地、科技咨询、财务、法律服务、人才培训等服务,使得中小企业可以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企业核心技术的开发。
第四,从服务特点看,提供集成化、层次。大多中介机构根据客户的具体需要,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集成化服务,并且这种服务具有相应的层次。不同领域的中介服务机构各有其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增值服务能力,不管这种能力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其核心都是相同的,即集成的能力。
第五,从风险性上看,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科技中介的项目存在着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的三重考验,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危及科技中介的信誉。而有形商品的中介,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即市场开拓,因为前两项风险在技术转移中已被基本克服。
第六,从人员结构上看,科技中介要求人员素质较高,因为科技中介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的纽带,所以科技中介人员必须具有科技和经济两方面的知识结构,具有及时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的能力,能够及时了解和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拥有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网络,对科技发展规律有足够的认识和敏锐的市场眼光,精通科技成果的原理、研究和生产等。
第七,科技中介服务经营主体多元化、企业化运作。各种科技中介服务由于功能和性质不同,经营主体可能不一样。有的科技中介服务适合私人公司式的商业化运作,有的适合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非营利机构的形式经营,还有的则属混合型。
二、科技中介服务的理论探究
(一)交易正本理论
罗纳德・科斯教授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分析企业的起源和规模时,首次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后又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交易成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描述。其后,约翰・丁・沃莱斯、诺思及威廉姆森等众多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构筑了比较完善的交易费用理论体系。
我国经济学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学会1998年出版的《市场中介组织研究》一书中开始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中介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大规模生产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而中介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得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中介组织的作用可以用图1来分析。
图1中,pc表示转化曲线,tc和ac分别表示在缺少市场中介来降低交易费用情况下的交易费用曲线和生产费用曲线,tc1和ac1分别表示由于中介组织提供了服务后的交易费用曲线和生产费用曲线。这时转化费用是指生产要素转化的成本,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博弈中支付的信息成本,生产费用是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即ac=pc+tc,ac1=pc+tc1。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转化成本不断降低,而交易费用呈上升趋势,在缺少市场中介来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发展到A点后将不再继续发展,此时的生产费用为M。如果由于市场中介提供了服务,使得交易费用下降,则图中的tc曲线不仅下移,而且其弹性也变大(大于pc曲线),此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从A点继续发展至B点后,生产费用从M下降至N。市场中介的服务不仅给博弈各方带来了收益,而且自身也因其服务的有偿性而取得了收益,这也符合市场中介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特点。
(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技中介理论
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1987年提出来的。弗里曼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如图2所示。他对于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与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四个因素特别关注。显然,承担教育和培训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覆盖面很广,包含了中介组织,但又不仅限于中介组织。
可见,国家创新系统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优势,对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企业是国家创新系统中创新的行为主体,企业的创新作用处在核心地位。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要从事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其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目标是开发新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知识供给。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主要负责法规和政策制定、实施保证、创造良好环境和资源配置等,部分介入创新活动的执行。
中介机构是指在知识和技术的供方和买方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机构,包括向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易场所、中介服务及资金等的机构,如技术市场、科技情报所、生产力促进中心、风险投资等。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作为连接其他行为主体的“链环”,起到促进和从事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或扩散的作用,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时必须注意加强整个创新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的网络。创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在到生产部门生产营销的线性过程,而是企业内部、企业和企业外部的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诸要素相互作用与合作的结果。
(三)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因
在我国的创新体系建设中,尤其要注重服务体系的建设。
首先,科技中介服务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环境。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要有所创新,需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即风险资本、从事科研活动的基础设施、具备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及有利于激发创新“冲动”的创新文化。但由于技术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以及创新主体利益上的失衡等,很难获得信息、人才等条件兼备的创新要素。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条件所限,往往缺乏创新所必需的条件和对创新要素实现整合的能力。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从创新主体的需要出发,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信息,通过筛选、加工,帮助用户实现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其创新能力。
其次,科技中介服务通过建立中间渠道,能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我国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之所以只有10%,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科技成果不适应企业的需要,市场前景不好;缺乏转化条件,使得科技成果搁置;科研机构同产业界缺乏沟通,互不了解各方的资源和需求。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需要不断去除没有市场前景的科研成果,大力转化产业发展需要的科研成果,在逐步形成科技活动的市场化机制的同时,不断优化科研成果的质量,不断地孵化更多有发展潜力的新企业,不断地为产业增添的生机与活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138-04
科技制度推进的力量使我国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理论引导的不足也使科技中介机构在较快发展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功能欠缺、定位不清及角色缺位、发展不均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不仅关系到科技中介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以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一、伯特的结构洞理论
社会网研究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在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讨论的基础上,罗纳德·伯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又是对社会网分析的经典贡献之一。伯特认为,所谓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者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1]。例如在ABC网络中,如果AB之间有联系,AC之间有联系,而BC之间没有联系,则BC是一个结构洞。BC如果要发生联系,必须通过A。在ABC网络中,A作为BC之间的第三方,BC结构洞的存在为A提供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如图1所示)。
围绕结构洞这一概念,伯特提出了其结构洞理论的一系列观点:第一,在社会网络中,结构洞能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因而占据结构洞的第三方可以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成为齐美尔所说的渔翁得利的第三方,第三方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而谈判[2]。第二,“如果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玩家这端没有结构洞而关系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结构洞,那么玩家就具有了结构自主性。这些玩家位于获取网络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最佳位置[2]。”第三,从结构洞理论出发,优化网络应遵循效率及有效原则。所谓效率原则,就是通过最优化网络中非重复关系人的数量来优化每个关系人的结构洞产出,为存在更多非重复关系人的网络提供更多的利益。所谓有效原则,即应区分初级关系人与次级关系人
初级关系人(primary contact)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重要而关键的人,二是表示关系人之间联系较多,关系的亲密度较高,往往与次级关系人相对。而通过非直接关系发生联系的那些人属于次级关系人(secondary contact)。参见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
,以集中资源发展与初级关系人的关系。这样,通过集中维持与初级关系人的关系,就能构建有效的网络规模,网络利益也由此得以增强[2]。
此后,伯特运用结构洞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经验研究。首先,他将理论检验放到经济交易领域。利用美国商务部自1963年以来所提供的二手数据,对美国77个生产市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结构洞的分布给生产者带来与供应商或消费者进行谈判的优势,生产者就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谈判。如果市场的生产者拥有结构自主性,那么该市场的边际利润就应该增加[2]。其次,伯特又对美国一家高科技领军公司中高级经理的成就及其网络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结构洞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给经理人带来优势,拥有丰富结构洞网络的经理人有升迁得更快的趋势,他们也倾向于比别人更早升入当前的职位[2]。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展示的巨大解释力,不仅丰富了社会网的理论探讨,同时也被应用到科技中介机构的经验研究中,推动了科技中介机构研究的进展。
二、基于结构洞理论的科技中介机构研究
科技中介机构作为创新过程中的第三方、经纪人、信息中介[3]在创新过程中,主要以人或经纪人身份连接创新的双方或多方[4]。科技中介机构在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与伯特结构洞理论的第三方暗含亲和,因此,结构洞理论对第三方的分析也被运用到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研究中。
例如,Hargadon和Sutton通过对美国最大产品研发企业IDEO进行了研究认为:跨行业网络中,技术中介组织通过占据结构洞的有利位置,起到了技术桥梁和资源整合的作用,进而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虽然IDEO与国内现阶段主要从事服务的科技中介机构还有不同,但两者均能起到技术桥梁和资源整合的作用却是相似的[5]。Tiwana对于创新搜寻项目联盟的研究也发现,跨越结构洞的桥梁连接为获取多样化知识提供了机会,因而提供了创新潜力。Ahujia在《合作网络、结构洞与创新》中,也以国际化学工业为样本,从企业中心网络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间关系对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6]。分析表明,当企业处于行业内合作网络中的经纪人位置时会获得更多的专利产出。同时,Ahujia的研究还表明,对结构洞作用的分析要考虑特定的网络背景,在同一行业内,企业间的结构洞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负面影响,即结构洞越多,企业获得的专利就越少[7]。
国内运用结构洞理论也进行了相关的经验研究。比如,谢一风等就对产业开放式创新平台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产业创新平台的管理者处于经纪人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可以及时地获取信息,为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与创新相关的信息与资源,从而降低成员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现知识的转移与整合,促进创新;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其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与权力,有利于制订产业开放式创新平台的运行规则和对参与、利用创新平台的组织进行监督与约束,从而降低参与或利用平台进行合作的企业间的监督与执行成本[8]。
对科技中介机构或具有技术中介性质企业的经验研究表明,结构洞能够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因而科技中介机构通过占据结构洞能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进而推动资源的整合和创新的进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重网络结构的优化,否则就会出现Ahujia所遇到的情形,网络成员的异质性不高,拥有丰富结构洞的主体并不一定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总体而言,国内外的经验研究展示了结构洞理论对科技中介机构研究的强大解释力。
三、我国科技中介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中介机构的重视,我国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成立技术交易服务机构2万余家,常设技术交易市场近200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34家,从业人员近50万人[9]。但是,科技中介机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科技中介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定位不清及角色缺位
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大多脱胎于政府[10],带有浓厚的体制色彩,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政府参与机构设置、人事任免、经营管理、利润分割的现象。比如,是否需要设置科技中介机构,在哪些领域设置,其服务范围如何界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受到政府过多的干预。于是,科技中介机构设置的不合理导致其定位不清及角色缺位。一方面,对于本应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相关服务内容,科技中介机构却过多依赖政府的干预与投入,“等、靠、要”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即使对待长期从事的服务,科技中介机构也往往缺乏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与创新主体互动沟通,未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这样的局面使科技中介机构不能很好发挥桥梁的作用,进而导致其市场生存能力较差,其结果不仅会妨碍自身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创新的有效推进。
(二)科技中介机构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导致供需失衡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中介机构应具有信息沟通功能、资源整合与组织协调功能、增值服务功能及成果转化功能[11]。然而,从我国科技中介机构近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数量得到较大增长,但功能仍然较弱。大多数科技中介机构没有构建服务信息系统,没有实现与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专业人才缺乏,服务内容差异化不明显[12],没能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使是在发展情况较好的北京,许多科技中介机构的规模也较小,服务技术落后,内容单一,服务功能上多处于技术创新下游,而进入技术创新上游的还较少,主要业务仍局限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技术信息服务,缺乏面向特定行业的多功能服务。[13]
功能上的欠缺,体现为科技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和水平上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又进一步导致了科技中介机构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大量科技中介机构由于未能展现功能优势,其生存与发展难以得到创新主体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创新主体的有效需求也难以通过科技中介机构得到很好的满足。当然,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又加剧了科技中介机构的竞争,使其发展在市场压力下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与推进创新之间就难以形成有序的良性循环。
(三)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不均衡,创新网络亟待完善与优化
从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历程来看,世界各国科技中介机构的出现与发展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中介机构则都孕育于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14]。正因如此,国内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也使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呈现出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即发展态势呈现从东到西的梯度下降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和地区,其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经济较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即使在同一地区,发达城市和发达地区也往往集中了科技中介机构的大部分,其他地区则数量相对较少,发展较落后[15]。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不均衡以及条块分割造成的信息交流壁垒,使科技中介机构未能形成网络化协作局面,从而严重制约着我国科技中介机构的整体发展,制约着我国创新能力的整体提高。
四、结构洞理论对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启示
(一)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应以结构洞的存在为条件
在创新过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多研发能力不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社会网络也不够完善,在各创新主体之间往往会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情况,即伯特所说的“结构洞”。结构洞的存在制约了创新主体之间的良好沟通和良性互动,对于整合创新主体的资源、实现科技中介机构的功能,无疑都是一大障碍。因此,在创新主体间存在结构洞时,就需要培育科技中介机构或者发展现有科技中介机构,以填补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的结构洞,将关系间断的创新主体联结起来。这样,科技中介机构就能以人或经纪人身份,在创新过程的各个方面联结创新的双方或多方,为潜在的合作者提供信息,为双方或多方交易担当经纪人,为正在合作的项目充当交流媒介或中间人,为合作创新的结构寻求建议和资金支持[4]。于是,就能促进创新主体融入创新网络,达到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完善科技中介机构功能的目标。
当然,如果创新网络中各创新主体已经建立起强关系,或者现有科技中介机构已将创新主体联结起来,即存在较多冗余关系、缺乏结构洞时,就应认真审视科技中介机构的专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减少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否则,科技中介机构覆盖范围、专业领域的过多重叠,较多冗余关系的存在,将加剧科技中介机构供需失衡的矛盾。因此,正如伯特所说:“结构洞是第三方活动的条件”[2],只有以创新网络中结构洞的存在为前提,结合创新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洞数量,合理设置科技中介机构,才能较好地解决科技中介机构供需失衡的问题,也才能使科技中介机构凭借占据的结构洞优势,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服务于创新主体。
(二)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应遵循效率及有效原则
在创新网络中,科技中介机构跨越结构洞将各类创新主体联结起来,构建起以科技中介机构为中心的网络。要使科技中介机构在这一网络中充分发挥其功能,就要在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过程中尽可能实现网络优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应遵循效率原则和有效原则。
一方面,从效率原则出发,应使科技中介机构所联结的各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更多非重复关系或非冗余关系,即存在更多基于异质性基础上的结构洞;同时,当创新主体之间存在较多冗余关系时,应适度调整科技中介机构的专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减少服务对象、服务领域的重叠,使科技中介机构的设置更为合理化。另一方面,从有效原则出发,应在科技中介机构联结的创新主体中,区分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集中精力维持初级关系,并在初级关系的基础上借助次级关系扩展网络,进而形成一个既枝蔓横生又相对集中的网络结构。比如,科技中介机构C可以通过与A和B建立初级关系,进而与A和B联结的创新主体形成次级关系,以此将A和B所联结创新主体的资源整合进C的网络中(如图2所示)。再如,对于科技中介机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欠发达地区的科技中介机构受资源制约,自身发展受到限制、无法满足创新主体需要时,可以通过与发达地区的科技中介机构建立初级关系,进而把发达地区科技中介机构所联结的资源整合进自己的网络中,从而扩大自身网络的有效规模,起到促进欠发达地区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改善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现状的作用。
(三)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应发挥其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伯特认为,“知道一个机会,或者处于一个可以发展机会的位置上,与将它利用起来是两码事[2]。”同理,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如果仅仅流于形式就偏离了初衷。因此,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重要的不仅是组织形式,更在于充分发挥其功能、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能力,这才是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目标所在。
结构洞理论认为,信息利益的实质是信息通路(Access)、先机(Timing)、举荐(Referrals),而一个能提供信息利益的结构洞也能衍生出控制利益[2]。也就是说,如果科技中介机构的设置是以结构洞的存在为前提,这样的位置就能使科技中介机构获取网络提供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给科技中介机构带来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一方面,科技中介机构能够及时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知道谁可以有效地利用它;另一方面,凭借信息优势,科技中介机构又能够获得控制优势,即选择让谁使用它。正如伯特所说,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是相乘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与增长,从网络的结构洞中喷涌而出[2]。因此,从结构洞的理论视角出发,要实现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目标就要充分发挥其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首先,要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信息优势。面对创新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等特征,科技中介机构要将各创新主体的创新需求、创新成果汇集起来,构建服务信息系统,及时、有效地沟通创新主体的供给和需求,为科技与经济的对接提供通道,达到强化信息沟通功能的目标。其中,涉及到需要政府建设与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应由政府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予以解决。
其次,要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控制优势。在掌握丰富信息的基础上,科技中介机构可以通过控制信息的流向,将分处结构洞两端的创新资源供求方联结起来,较好地解决创新资源供求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顺利转化。同时,还可以针对供求双方的信息及需求,通过赋予现有信息新的价值来实现增值服务,达到提高科技中介机构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在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强化科技中介机构的功能,使其获得立足市场的能力,进而在此过程中明确自身角色,摆脱角色缺位的困境,并因此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应注重提高其结构自主性
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应注重提高其结构自主性,尽可能减少科技中介机构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结构洞,使其居于获取网络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最佳位置。否则,一旦科技中介机构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存在结构洞,就可能导致科技中介机构无法提供企业所需的创新资源,而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也无法通过科技中介机构顺利转化。这样,科技中介机构的不可替代性就会受到质疑,其立足市场的基础就会动摇,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要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结构自主性,就要在集中精力维护初级关系的同时,不忽视次级关系,因为次级关系能形成对初级关系的替代,而这类替代对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结构自主性同样不无益处。
(五)培育与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应避免信息壁垒给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结构洞的第三方可以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但第三方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而谈判。科技中介机构在促成创新主体双方或多方合作时往往也会从自身的偏好和利益出发,而基于这样的偏好和对利益的追求有时会造成人为的信息壁垒,给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发展历程
如果将1833年英国政府聘任4个监察员作为国际上开展劳动监察业务的开始,那么,2013年劳动监察制度将迎来180周年。中国政府在1993年也引入了劳动监察制度,2013年将迎来20周年。
自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以来,劳动监察即成为制定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公约和建议书)的内容,并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有所提及。除了这些纲领性文件之外,国际劳工组织多年来还通过了很多法律文书,一些是专门关于劳动监察系统的组织与职能,另一些则是不同领域和行业劳动监察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其在预防劳动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
国际劳工标准基本上反映了成员国在劳动立法、劳动监察实践方面走过的历程。劳动监察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从其1919年成立以来的重要工作,关于劳动监察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建议书是1923年通过的《1923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20号)。在此基础上,194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81号《工商业劳动监察公约》(简称《1947年劳动监察公约》),为成员国劳动监察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仍具广泛指导意义的国际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指定的四个治理性公约之一。该公约明确了劳动监察的3个职能:确保执行有关工作条件和在岗工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如工时、安全、卫生和福利等;向雇主和工人提供有关遵守法律要求的技术信息和咨询;向主管当局通告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该公约第12、13条规定了劳动监察员的自由进入工作场所履行监察工作的权力和执法权力;第15条明确了监察员在行使这些权力时要保持独立和公正。
196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农业)劳动监察公约》(简称《1969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这项公约涉及农业领域的劳动监察,重点是保护青年劳动者和处理童工劳动问题。《1947年劳动监察公约》和《1969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及其建议书,为不同国情的劳动监察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5年的《1947年劳动监察公约》议定书又将该公约的应用范围扩展到非商业工作场所,包括各类未纳入工业和商业范畴的工作场所。由此可以看出,劳动监察工作从其范围和内容来看,是在不断地进行扩展和完善。
《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第155号)规定,应由一个完整和适当的监察系统,保证贯彻执行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并强调了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政策和综合性方法的重要性。《2006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也强调了监察制度,对确保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得到遵守的重要性。
2008年6月,国际劳动监察协会(IALI)通过了《全球劳动监察诚信准则》,目的是通过诚实、承诺、响应和良治,提高劳动监察人员的专业素质。该准则呼吁劳动监察机构为劳动监察员营造一个有利环境,使监察员能遵守和实施准则中的价值观和标准,为建立一个有威信和专业的劳动监察体系奠定基础。
2009年3月31日,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了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司,并于当年4月启动了“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计划”。该计划通过开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帮助成员国在改善工作条件、保证遵守劳动法律、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促进三方机制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计划”主要是动员整个国际劳工局的专家资源,通过不同技术部门和地区间的网络化协调工作,向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提供支持。
面对不断变化中的劳动世界,国际劳工组织经常结合劳动监察公约的履约情况,就全球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回顾和展望。2011年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就此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磋商,制定了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形势下开展劳动监察工作的战略和行动计划。该战略和计划强调在应对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劳动行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制定和执行劳动政策,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劳动议程》;强化并建成现代、高效、拥有充分执法和促进守法机制的劳动监察机构;建立健全劳动行政法律和制度框架,包括就业服务和劳动监察体系;确保处理社会事务和政策的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有效协调;促进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确保工人和雇主组织对劳动行政和监察制度的发展进行参与和咨询。目前,许多国家将劳动监察列为“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国际劳工组织在国家层面上的综合行动框架)的重点行动领域。
鉴于对劳动监察技术培训材料的迫切需要,国际劳工组织帮助成员国完善了针对劳动监察员的培训课程。利用挪威政府资助的“提高劳动监察有效性”项目,2010 年,“劳动行政与劳动监察计划”和国际劳工组织都灵培训中心共同开发了“劳动监察模块式培训手册”,内容涉及劳动监察原则、政策、战略及实践工具和方法等。
典型经验
加强监察机构和监察员的能力建设,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动行政与劳动监察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劳动监察员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危害的能力。如:澳大利亚已经将战略性劳动监察和执法,确定为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于2005年通过了一项职业卫生行动计划,以培训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监察员。2007年11月,意大利为劳动监察员开展了一项新的职业安全卫生战略培训计划。英国的职业安全卫生战略及其监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业、建筑业和卫生服务等行业,尤其关注高处坠落、工作场所交通、肌肉-骨骼紊乱问题和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一些非洲国家的监察机构将策略性劳动监察方法融入到全面的的职业安全卫生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战略的行动计划当中。
近年来,劳动监察开始关注监察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视案件的严重程度,提出整改建议甚至进行处罚。根据《1947年劳动监察公约》第13 条和《1969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第18 条的规定,许多国家的劳动监察员可以采取措施,例如暂停生产过程,甚至在对工人健康或安全有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关闭工厂。2010年1月21日,萨尔瓦多颁布了《工作场所风险预防法》,赋予职业安全与卫生监察员处罚权。更多的国家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如:越南劳动监察局在工作场所组织了“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周”活动,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并对监察员进行培训。多数非洲国家也采用职业安全与卫生预防方法,改进职业安全与卫生工作。以雇主和劳动监察员合作实施的行动项目为基础,正在形成新的预防战略。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强化雇主的关爱和主体责任,同时减少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