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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治理模板(10篇)
时间：2023-11-15 09:59:4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人口老龄化治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升虽然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伴随而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也不容忽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日益加剧，在降低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加大了政府的养老保险资金支付压力，如果这一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起严重的政府财务亏损现象。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可以在有效确保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基本利益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和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可以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实践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
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正逐步的呈现出“快速老龄化”趋势。根据我国人口调查局的第五次人口调查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的数目在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长速度也在逐年递增。根据我国现阶段的老龄人口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截止到2051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呈现出最为严重的形式――每平均十个人就会有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1]。
（二）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
我国城市和乡镇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距相对较大。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城市地区，相比较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乡地区，其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2]。
（三）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
很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工业发展水平也十分的完善，因而能够良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生产力降低的问题。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因此“未富先老”问题也就分外具有严峻性。
开展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我国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通过探究可知，我国当下所呈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其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不容忽视[3]。
二、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
在明确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后，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总结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养老保险金额在逐年的递增，为政府财政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的难度也在逐步的加剧[4]。
（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也开始呈现出猛烈的扩张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社会统筹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严重的阻碍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逐步的凸显，为我国的经济的高速的、持久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是我国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5]。
三、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
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可以将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公共财政治理模式，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提升对于“民生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展公共财政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问题。
第二，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的建立和完善，也可以有效的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三，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降低养老保险金所存在的风险性，有效的实现公民利益的稳定性的保障。
第四，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
第五，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养老保险法》的颁布和有效实施，可以为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
实施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主要的方式实施环节可分为：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以及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五点。通过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的有效实施，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的全面的、有效的解决，促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优良的发展前景。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进而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最后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完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机制，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是我国进行长期的、可持续性的、高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宋凤轩，赵艳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浅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0，10：29-30+78.
[2]胡宏伟，肖伊雪，郭牧琦.中国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研究述评[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4：7-14.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静止状态（高、高、低）转向低位静止状态（低、低、低）的过程。在其早期阶段，生育率降低将导致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下降，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会暂时高于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必然的结果。而理性经济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而这些资本积累无论是投资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即“第二次人口红利”（ Masonand Lee,2006）。
然而，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决定因素。在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时，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引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nson,199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至少为26.8%（蔡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08）。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处于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并存时期。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红利的丧失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人口红利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而养老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生产性要素的作用也就备受关注。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开发署关于中国未来人口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分析得出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转变特征：（1）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看，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论文提纲怎么写。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左右达到峰值，约14.62亿，之后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在2000~2050年间，0-14岁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15-60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67.8%后也将呈逐渐下降趋势。相反，6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按年均2%的速度增加，在205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31.1%，约4.41亿。（2）从人口抚养比看，少儿抚养比的低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导致我国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为39%，到2050年将增加至63%，年均增加0.6%。按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即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小于44%为人口暴利，大于62%为人口负债。那么，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甚至在未来10年内还属于人口暴利期，直到2045年后才会进入人口负债期。（3）从老龄化进程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2000~2020年的平稳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年间仅上升了6.7%。第二是2020~204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6.7%迅速攀升至27.5%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年间上升了10.8%。第三是2040~2050年的基本平稳阶段，也是中国人口老化最严重的阶段，但人口老化速度开始下降。
表1.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
年份
总人口（亿人）
各年龄组人口占比(%)
年龄中
位数
人口抚养比(%)
0-14岁
15-60岁
60岁+
总抚
养比
少儿
老年
2000
12.67
25.7
64.3
10.0
29.6
48
38
10
2005
13.12
22.0
67.2
10.8
32.1
42
31
11
2010
13.54
19.9
67.8
12.3
34.2
39
28
11
2015
13.95
19.0
66.2
14.8
35.6
40
27
13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44
27
17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46
26
1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49
25
24
2035
14.62
15.8
57.8
26.4
42.8
54
24
30
2040
14.55
15.3
57.2
27.5
44.1
59
24
35
2045
14.40
15.3
56.0
28.7
44.9
61
24
36
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篇3
（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笔者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建立的长期护理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采取自愿保险的方式，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以美国为代表；二是由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采用强制保险的方式，属于社会保险范畴，以日本、德国为代表。以下笔者分别对这两种制度模式进行分析。
1.美国的长期护理制度模式。美国是长期护理保险出现较早的国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属于商业性健康险，采用自愿保险的方式，承保内容是被保险人在医院或在家中因接受各种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其长期护理服务主要包括护理院、辅助护理设施和家庭健康护理三种方式。这种长期护理保险是在美国发达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和较高的人均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之一，能够充分满足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保障需要。
2.日本、德国的长期护理制度模式。日本于1997年12月制定《护理保险法》，决定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并于2000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全民长期护理保险计划。这样，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正式加入社会保险体系，由日本3300多个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它强制性地要求40岁以上的日本人必须参加这种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护理费用支出时，通过申请和认定，将会得到护理保险制度所提供的各种护理服务，包括居家服务和设施服务两种。德国于1995年将长期护理保险引入社会保险，与日本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在强制的基础上自愿参保的保险，法律规定每个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在他的法定医疗保险机构参加护理保险或参加商业保险的人必须参加一项商业护理保险，这就是“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原则”。这些发达国家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对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这对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对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大1.2006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经过相关预测分析，我国将在2028年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以上），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8年进入老龄社会，仅用时27年，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用时40年，美国用时71年，法国用时115年，相比之下，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2.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人口激增，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也日趋严重。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口增多，据资料显示，城乡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1208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6.8%，有部分自理困难2824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15.9%。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比例为13.7%，其中79周岁及以下10.2%，80周岁及以上39.9%。以上数据说明，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将显得尤为突出，社会对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会非常大。
（二）“未富先老”和地区差异
1.我国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现象。我国于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但由于人口众多，虽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良好，人均GDP低，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就是“未富先老”。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水平不同步的矛盾背景下，我国在解决老年人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问题上就显得困难重重。
2.我国老龄化现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的问题。其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其二，城乡倒置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往往造成老年人和少年人口留守农村，这会大大促进农村的老龄化进程。
（三）家庭结构逐渐缩小我国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家庭结构逐渐缩小，出现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的家庭模式，未来独生子女照料一个或多个老人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目前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仅仅依靠家庭养老，让子女承担老年人的护理工作，会让子女背上沉重的包袱，工作和家庭很难两全。总之，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加上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等问题，老年人对医疗护理、日常照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仅无法保证老年人的权益，并且会影响到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引发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建立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常有必要。
三、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且人口众多，对于发达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需要借鉴但不能照搬，应当结合中国的世纪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上文所述的两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单独在我国实行是行不通的。
1.美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是建立在美国较高的人均GDP和相对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的基础之上的。若我国采取完全的商业保险模式，会有许多老年人无力支付高昂的保险金，放弃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无法解决整个社会老年群体面临的养老护理需求的问题。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在医疗保障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太小，在这样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建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全、道德风险高等。因此，在我国建立完全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不可行的。
2.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日本、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有极高的覆盖率，这是建立在两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经济不够发达，若建立社会保险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其一，国家和地方财政无法支巨额的护理保障费用；其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地区差异和城乡倒置的特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长期护理保险仅能保证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无法满足老年人高质量的要求，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农村，由于长期护理保险是强制性参加的，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无法负担保险费用。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是不可行的。由于上述理由，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事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按照美国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也不能完全按照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
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建立起以强制性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1.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前文提到，由于老龄化趋势显著，城乡及各地区老龄化水平有差异等一系列原因，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十分有必要，笔者认为，必须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险中来，才能保证所有老年人享有养老护理的待遇。但是，我国建立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应当属于基本长期护理保险，有自己的特点：（1）范围广：长期护理保险应当覆盖城乡所有人口，满足其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2）水平低：我国经济实力不足，长期护理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应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水平相适应，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务；（3）三方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应当由个人、社会、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老龄化程度不同，在承担比例方面应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在极度贫困地区，社会和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个人承担较少费用；中等收入地区，单方承担比例大致相等。分别采取不同的缴费比例，可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2.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发展迅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减弱，都导致老年人对于养老护理的需求增多，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是最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及收入水平高的行业来说，这种护理保险完全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给这部分老人提供更多地选择机会。作为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推出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以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既可以保证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和程度，又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应当建立起高层次的政府强制执行的全民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公民只承担少部分的保险费用，享受更高层次的养老护理服务。
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日本的《护理保险法》为护理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规范和保护。青岛市在2012年出台了《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了长期医疗护理覆盖人群、办理方式、护理保险资金来源、资格准入等内容，对于在青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应当尽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等，明确长期护理的内容、运作方式、投资方式等，规范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同时，还要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行业法规，建立监督机制，明确管理部门，确保护理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明确护理服务的等级划分上由于护理服务的内容非常广泛，而被保险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划分护理等级，对确定护理服务保险金支付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护理等级评定标准，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多选择的现代医护服务需求。我国应当建立适宜的护理等级政策，将护理等级科学细化。建立起专业的审查机构，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来评判老年人是否应当接受长期护理，接受什么程度的长期护理，应当缴纳的费用等等。在接受护理服务时，专业的护理人员应当及时记录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时测评，决定是否更改服务等级，以便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三）加快培育我国护理产业市场医疗护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生存发展的根本，我国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无法保证护理服务的质量，这会导致长期护理服务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不利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我国应当加快配套服务设施的建立，提高护理机构数量和护理人员专业水平，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
1.健全护理机构，建立护理公司。我国长期护理市场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发展更多地护理机构，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一方面，应当加强护理机构的设施建设。政府应当发挥作用，通过财政筹资完善医疗护理机构的硬件措施，给老人提供功能齐全、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时加强护理机构的规范管理，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护理需求，制定规章制度、服务标准，力求护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依靠市场之手，促进养老护理走向职业化道路，成立专业的护理公司。护理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可以促进护理机构不断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最终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好地护理服务。
2.培训专业护理人员，发挥志愿者力量。其一，要强化医护人员的专业培养，建立起专业的服务队伍。例如在卫生院校开设长期护理服务课程或建立专门的护理培训学校，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对医护人员进行细致划分，明确医疗、康复、护理等各个阶段的服务标准，提高护理的效率质量；拓宽护理培训内容，加入心理培训课程，在护理服务中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心理慰藉。其二，建立长期护理志愿者制度，充分发挥志愿者力量。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纳入志愿者制度，一方面可以解决老年人精神养老的问题，年轻的志愿者可以极大的安抚老年人寂寞的情绪，充实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充实年轻人的生活，还能促进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进步。建立志愿者制度还要注意一些问题，一是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护理服务与技巧培训，使他们能较为专业地处理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二是建立志愿者服务“储蓄”制度，对于参加长期护理服务的志愿者，把他们的服务次数和质量以一定形式记录下来，在他们年老后可以依据这些记录有限享有护理服务。这种制度会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篇4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语境特征
新世纪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语境。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特点，对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表现如下：
（1）、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 ； 据统计数据，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4亿的规模。我国60岁老年人口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远高于总人口6.6‰的自然增长速度，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2）空巢比例高，保障较滞后 ；据中国老年科研中心调查，当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达49.7%，农村空巢及类空巢家庭达48.9%。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趋微，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极为不足。
（3）地区不平衡，城乡倒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自东向西的阶梯特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42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态势将会持续到2040年。
二、老年旅游市场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老年人的旅游消费行为尽管受到自身的心理、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但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仍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1）有充足的闲暇时间
与适龄工作成年人相比，摆脱了工作束缚、尽享天伦之乐的老年人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裕，年轻人由于受工作所限，用于旅游的时间一般不会太多。现代人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老年人不必整日操持家务。家庭结构逐渐转变，于是出现了很多的"空巢家庭"。因此，老年人的空闲时间非常充裕。
（2）有较强的购买能力
随着居民收入的整体增加与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健全，为老年人外出旅游奠定了越来越好的物质基础。除了老年人自身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做儿女的为了孝敬父母，也不惜支出让父母外出旅游；一些单位还专门组织老年职工旅游。
（3）有强烈的旅游欲望
现在的老年人多数是在物质和文化相对匮乏的年代度过的自己青春，一直缺乏机会满足自己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另外与中青年相比，多数老年人已上无赡养责任，下无抚养义务。因此，当他们从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时，便会爆发出极强的补偿愿望，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能过得充实幸福。
三.当前我国老年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旅游产品是由多种因素组合起来的特殊产品，由交通、住宿、饮食、游览、购物、娱乐六大要素构成，它们是旅游业竞争的核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我国老年旅游市场的规模巨大，但针对老年人的旅游产品目前发展还不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老年人的旅游项目缺乏专业性
当前我国专门设置部门针对老年游客服务的旅行社不多，不能适应"以人为本"的专业化需求；饭店与宾馆住宿业缺乏适合老年人的软硬件设施，不能为老年旅游者提供相对舒适的休息环境及贴心照顾。在饮食方面缺乏针对老年人的餐饮菜单及菜品设计；针对老年人旅游专门提供的交通工具对安全、舒适等问题稍欠考虑，不能适应老年人的需求。
（二）旅游景点的老年旅游产品设计针对性不强
我国很多旅行社设计的老年旅游产品没有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征与行为特征。而旅行社为了经济效益会安排过多的景点和购物点，以致行程紧迫，从而对老年游客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旅游景区在规划时较少考虑到老年旅游群体对旅游景区游览的特殊要求，这使得老年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无形中多了很多限制。
（三）老年旅游产品市场较为混乱
同其他群体类似，老年游客对旅游产品六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需求，其消费行为也值得关注。当前，还很少有专门针对老年游客的旅游产品店。大多是与其他旅游群体共用一个旅游产品店，这给老年旅游者购物带来了不便。并且由于旅游市场的不规范，以次充好，强买强卖来欺骗老年游客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可见，老年游客的弱势群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老年旅游市场的突破路径：旅游产品创意人力资源开发
旅游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最本质的就是创意，而创意的产生离不开创意的主体--创意人才。因此，在当前人口老龄化语境之下，老年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旅游产品创意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的问题。本文按照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构建了系统的旅游产品创意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一）自我开发
自我开发主要是通过本人主动去参加相关培训；到高校进修；阅读相关资料等途径来知识储备，提升人文艺术素养。另外注重体验生活，生活是旅游创意和产品内容的源泉，体验越深刻，创作质量才会越高。
（二）职业开发
首先，旅游企业应该为旅游创意人才提供系统性、实战性培训机会。通过培训，可以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也可塑造创造性的思维心智。其次，旅游业工作内容丰富，可以通过岗位轮换，拓宽工作领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释放人才的创新能量。
（三） 管理开发
1. 外部招聘
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内部培养固然重要，但利用外部渠道进行寻聘，则可能更快地激发企业的活力，达到最佳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效果。
2. 维持与挽留
每一个员工的需求不尽相同，开发者要结合每个人的特点进行针对性激励。例如鼓励拥有特殊才能创意人才，以知识产权、技术要素等作为股份入股；在日常工作中，企业对创意人员应持宽容的态度，允许犯错，让他们始终保持强烈的创意动机和激情。
3. 企业文化
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通过企业文化的塑造、会增强员工的认同感，为员工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更大平台。企业文化不仅能使人才留住，它终极的目的还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造氛围，让员工与它一起发展。
（四）社会开发
1. 高等教育培养
高等教育是文化产业人才开发的基础环节，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增强当前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更要注重高校对旅游文化产业人才的系统培养。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大胆突破，扭转传统应试教育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扼杀；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科交叉，将文学艺术学科与经济管理类学科有机融合。
2. 理论研究支持
将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旅游理论结合，运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来分析旅游人才问题，有利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体系还不成熟，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严重滞后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完备而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体系为支撑。
3. 国家政策倾斜
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相关政府部门要依照当地地方特点，对旅游创意人才施与合理的优惠政策。另外，一些旅游企业自身缺乏创新能力，经常抄袭、模仿某种在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些独特、新颖的旅游产品，最终导致新品不"新"，独特不"独"的现象，极大的打击了产品创意者的积极性。政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使旅游创意人员有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法制环境，保护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建宏，创意型旅游人才培育的探索与思考：中国旅游报 2012，12版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
年2月23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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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记者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
部分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记者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养老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为58.5分，该指数从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三个方面评价中国养老金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24%和2.03%，但与此同时，由于退保、断保、漏保以及异地迁徙携带难、身份转换续保难等原因，养老金支付率（领取养老金人数÷养老制度应保人数）有所下降。“前面参保，后面断保，退休老人领不到养老金，说明用工管理欠规范、社会保险服务有漏洞。”杨燕绥说。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医疗保障财务合理性、医疗保险政策科学性和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是唯一及格且不断改善的，分值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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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亚洲曾经历了巨大变迁。19世纪之前，亚洲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19世纪开始出现了100 多年的衰败。亚洲在此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走上复兴之路，成为了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并创造了“亚洲奇迹”。 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亚洲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人口结构转型，这种人口结构转型是由亚洲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主导的。
亚洲人口日益老龄化，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亚洲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的最为重大的转变，而且其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未来几十年内亚洲将超过欧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1]。众所周知，在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已经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上面临了很大的困境。亚洲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情况如何，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都将对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亚洲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与特点
（一）亚洲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与原因
亚洲人口结构的重要转变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体上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当时亚洲人口一半以上在25岁以下，其他人口主要集中在29至59工作年龄，亚洲各国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在3%至15%。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亚洲人口开始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年轻人口数量增加，这个时期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受到惨重打击，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国普遍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出现了“战后婴儿潮”。“此后婴儿潮”出生的这群人大都出生在20世纪的50、60年代，使得亚洲人口表现出进一步的年轻化（图1）。在这一时期，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数亚洲国家人口都变得更加年轻了。
第二阶段，工作人口比重增加。第二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相对于战后初期，亚洲在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众所周知，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出生率下降的最初阶段，由于新生人口的减少，人口结构会出现平滑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工作人口比重开始增加[3]。因此，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工作人口的数量的增加都超过了年轻人口数量的增加（图2）。到了1985年，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处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国家工作人口的增长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个时期对亚洲发展社会经济十分有利，被称为“黄金时代” 。亚洲第二阶段的人口结构在2004年达到了顶点，42个亚洲国家中有36个国家在劳动人口增长方面超过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增长[4]。
第三阶段就是目前的老龄化阶段。亚洲现在正在进入老龄化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在于亚洲人口寿命的增长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亚洲人均寿命就在不断地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亚洲地区医疗投入、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使得亚洲人均寿命从1970年至2008年间增长了14岁，达到716岁[5]，而且还在继续地稳步增长（图3）。
然而，与亚洲老年人寿命的增加相比，导致亚洲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亚洲出生率的下降[6]，低生育率是亚洲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亚洲国家工业化的演进，亚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结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图4）。特别是从1950年到2000年间东亚国家尤其严重，总的人口出生率在不到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降低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预计到了2025年，整个亚洲总的生育率均降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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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定义。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各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决定了下一阶段人口总量、结构的演变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劳动能力可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三类，在一些文献中是以65岁作为分界线，65岁以上的为老龄人口。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基本指标包括少儿人口比例——少儿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
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认为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实际增加，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制约因素的理论，其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观察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均衡条件。
2.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抚养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总抚养呈下降趋势。从长时间看，我国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老龄人口的抚养上升幅度快于少儿抚养的下降幅度，使总抚养比重增加，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转变的过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逐步迈向老龄化阶段发展。在人口转变的不同过程中，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2.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将在近年内逐步显现，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维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预期寿命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老龄化、人口负债将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并且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养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对养老保障体系形成综合冲击，社会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潜在问题存在极大的忧虑。老龄人口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因此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医疗卫生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转变。老龄人口的增多会使更多人从劳动状态变成退休状态，使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造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降低等现象。在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必须转变老龄化观念，避免将老龄化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回避现实，一味寻找避免老龄化的对策，而应正视问题，在既有条件的约束下积极解决问题。
三、未来人口年龄结构隐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议
1.积极老龄化策略的实施。“积极老龄化策略”强调人应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身体、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鉴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方面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劳动力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要
树立老年资源观，公共政策应灵活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为充分发挥老年人这一资源财富，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此举还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竞争的局面。当然，老年人再次就业还可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资。
2.对人口进行优化的政策。为了解决老龄化这个问题，不少研究建议提高生育率，关键的解决措施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升总和生育率。在时机选择上，为避免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的叠加，应尽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龄妇女（20至29岁）人数高峰期改变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选择上，可先“双独生二”，然后“单独生二”，最后过渡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左右，使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
3.实施生产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因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挑战，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各种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创新型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关键依赖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两个方面。在加强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继续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通过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以及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四、总结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J].当代经济，2010（19）.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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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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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4008
中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目前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且老龄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了解重庆市老龄化现状，把脉重庆市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推动重庆朝“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并于2012年3-8月期间，对重庆市各地老龄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走访了大渡口区、渝北区、涪陵区、綦江区及市老年大学，召开了5次座谈会。同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课题组制作了封闭式问卷，根据重庆市的现状，随机抽取了5个区县，每个区县发放100～200份问卷，并在选择被调查者时尽量平衡城乡分布。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23份，回收有效问卷701份，有效回收率85.2%。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且发展迅速
截至2011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560.13万，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7.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5%，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直辖市之首。据预测，201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637万人，问题尤其突出。
表1 重庆老龄化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从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重庆市的老年人口从465万增加到560.13万，足足增加了95.13万，这样的老年化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市老龄委介绍，重庆市进入老龄门槛的人，每年至少净增10万左右。到2036年，重庆市将出现900万老人，届时4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36年，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值年，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5%以上。
2.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边备边老”形势严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约在1990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约在2000年，当年人均GDP为860美元。而重庆市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当年全市人均GDP仅为471美元，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时至今日，尽管重庆市人均GDP已经在2011年突破5 000美元大关，但重庆市在中国仍然属于初等发达地区，现代化水平还相当低。
3.老年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城乡分布等几个方面。重庆市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高龄化程度明显。如图1所示，在重庆市老年人口中，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23.0%。表明重庆市的老龄化将会持续增长，且高龄老人的比重逐步升高。
其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重庆市老龄人口呈现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本次调查数据如图2所示，重庆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
其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如图3所示，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约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其四，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老年人口317.13万，比城镇多74.94万。这是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空巢化、常住人口的高龄化，空巢老人已成为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而相关研究指出，城乡倒置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生产建设、精神抚慰等各方面需求将暴增。加大农村老年协会建设，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养老模式，增强老年人抗风险能力，将是未来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4.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调查中，57.3%的老人表示自己有固定收入，79.9%的老人表示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深入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较为单一，如图4所示。
半数以上的老年人依靠离退休金生活，20.7%的老年人靠家庭养老，13.4%的老年人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生活，这三种收入来源是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
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城乡分布分析显示，城市老人中有固定来源收入者
占88.2%，而农村的比例仅为19.2%。收入来源结构的城乡分析显示，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约占83.5%，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子女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以及劳动收入三项，约占农村老人总收入的83.3%。农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参与劳动的程度以及对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程度高于城市老人，说明重庆市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城乡收入差距，老年人的两级分化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经济来源的城乡对比
（三）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为17.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部门专家预测，重庆市人口老龄化2015年将超过20%，2031年达到30%以上并趋于基本稳定，21世纪中叶将成为重度的人口老龄化区域。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至2050年期间，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现在的560.13万人增加到1 084万人，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128万人增加到271万人。重庆市被抚养（赡养）对象的主体将由以少年儿童为主转变为以老年人为主，2009年后老年人逐步多于少年儿童。2005年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为6.2∶1，2020年降为4.0∶1，2050年只有2.0∶1。
二、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物质基础逐步增强
重庆直辖以后，迎来了加速发展期。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1 45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 191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6%。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2012年中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约为1 650元，同期重庆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 796元，排全国第14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保障了130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建立，都是重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成世界最大医保体系。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医保体系也逐步得以完善。2000年到2008年，全市共投入13.5亿元对市级医院进行扩建；投资30亿元对急救中心等十大公共医疗卫生项目进行扩建，新增病床3 000张。除此之外，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21亿元，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了居民就近就医，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群众治病更便宜。
2012年，重庆市出台了“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的目标。在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重庆医疗卫生满意度总分为68.36分，居全国第一，说明重庆市的医疗条件、医护水平大大改善。1999年重庆市人均预期寿命71.7岁，2010年男性提升到78.97岁，增加了7岁多。
（三）政策措施扎实有效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 为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压力，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兴建养老设施，重庆市于2012年出台财政激励措施，社会养老机构新增床位最高可获20万元财政补贴。同时，自2012年起，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100张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的，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4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500张床位。同时，对租用房屋兴办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50张以上、房屋租期5年以上（含5年），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1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200张床位。此项财政补贴资金在养老机构建成投入使用且入住率达到50%后，经核准一次性拨付。
2012年通过的《重庆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重庆市将来一段时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包括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加强老年医疗卫生保健、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敬老优待和权益保障、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创新老年社会管理、建设老年家庭和宜居环境、培育发展老龄产业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重庆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2009年以来，全市新建、改建了一批敬老院，五保供养床位达到6.4万张，集中供养能力达到40%。部分地区的“银发经济”初现雏形，比如歌乐山镇的生态养老产业，50多家农家乐转型为老年公寓，接纳3 000多名老年人在此养老。
（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10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庆市逐年加大投入，10年累计投入超过1 500亿元，用于推进企业环保搬迁、关闭采石场、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建设、整治水环境等关键工程。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整体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41%，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6%，主城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3%。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40天。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老年人创建了良好的养老条件，改善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间，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五）社会关爱不断加大
关心关怀老年人，是全社会的事情。重庆市在关怀老年人方面工作扎实，除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外，对年满70岁的老人，每月有10元的额外补贴，对年满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各地都有相应的高龄补贴，补贴标准从300元到3 600元不等。
城市生活中，处处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优待。截至2012年，全市为170万名老年人办理了敬老优待证，老年人乘坐免费公交路线457条，免费公园396个，免普通挂号费医疗机构540个，为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和就医提供了方便。
三、应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和标致，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重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人口老龄化状态。我们应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紧迫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老龄观念，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对措施不仅要着眼于现状，更需要放眼于未来，因为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远景规划
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指导思想，在重庆试点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通过公共管理平台的构建，希望能够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改变涉老政策碎片化管理的现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建立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
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即使不会永远处于老龄化社会，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年轻化社会。而我们以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是按照过去年轻化社会状态
进行安排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一直沿袭。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挑战，而是我们必须长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所以需要重组公共政策体系，改变既有的社会观念，理清社会的管理体制，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而这个公共管理平台包括制度、经济、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的统筹综合管理。
管理平台应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个管理中心，即老龄化社会中政策的制订者；一套管理机制，即管理的运行机制；一系列管理的事务，即在老龄化社会中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具体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
1.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首先要对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责权进行界限划分，明确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要进一步对政府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因为目前政府对老年工作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需要把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整合到一个管理平台，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通过政策的制订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法管理，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2.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主要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老龄化是一种生命现象，它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需要过于强调其负面影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管理事务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涉及的管理事务包括：经济发展的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文化的弘扬等。在各个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管理平台反馈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通过一定的机制作出反应，并综合协调，合理配置资源，提出应对措施，颁布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从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二）近期目标
上述综合性的公共管理平台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所作出的一个远景规划，平台的建设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从现阶段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重庆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老龄化程度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2）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3）高龄化程度明显，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3.0%。（4）老年女性比例为54.8%，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6）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7）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专家访谈等各种方式，并借鉴发达地区及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吸引“人口回流”，稀释人口老龄化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居西部第1，全国第6。除了人口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发生的人口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即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而重庆属于西部重镇，在过去的20年间为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也是造成重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问题上，可探索运用人口迁徙的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引人口向西部流动。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西部中小城镇，统筹规划新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从而吸引“人口回流”[1]，通过“人口回流”来“稀释”人口老龄化。
2.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经济，提供养老资金保障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服务性产业。重庆市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生产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出来的新兴产业，在企业生产的上中下游诸环节中发挥辅助作用。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得现代服务业成为各地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如运输、仓储、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服务、管理咨询、通信服务、技术鉴定服务等都属于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保障，是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选择。目前中国正处于中、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的历史时期，借此契机，大力发展生产业，承接服务业外包产业，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既能逐步改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本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在重庆市集聚起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一点，借助于生产服务性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建立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而服务性产业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岗位对于具有一定知识技术背景的老年人来说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如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技术鉴定等，能够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更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养老资金紧张等问题[2]。
第二，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着力开发老年用品产品。第二次产业的发展方向是第一次产业的再加工。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可生产具有高营养、易消化和补充人体正常需要的特殊食品；兴建适合老年需要的公寓式住宅，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相配套的住宅小区；老年出行需要的拐杖、轮椅，老花镜、助听器等特殊需要产品的生产；满足老年健身、体育及文化、娱乐等产品的生产；轻便、耐用、质高价廉的老年旅游用品的生产等。
第三，加大老年服务性产业的市场化运作。重庆肩负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重任，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碳减排压力巨大，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上应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加快低碳服务业的发展。老年服务性产业多属第三产业中的低碳服务业[3]。从消费的角度看，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超强需求：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心理咨询等必须加强；文化性、娱乐性消费行业要尽快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商业性的），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或老年人）活动中心；扩大老年照料、护理业等劳务消费的比重，加强社会服务行业使家务劳动尤其是老年家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第三产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真正成为产业，而不是事业单位。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的力度，也才能让老年服务性产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不仅为老年人解决确实之需，也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4]。
3.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重庆市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已开始尝试。通过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一帮一”的形式，即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即解决了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也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老有所为，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弘扬了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操作层面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完善老年志愿服务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强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技能培训。
第二，建立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队伍。作为社会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大学生在为老志愿服务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学生服务提供的可持续特点，建立长效的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体系中服务人员短缺问题。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志愿活动效益评价机制。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估社区服务的性质和效率，有必要进行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二是志愿者利益保障机制。如可探索实行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创新对为老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也更能够保证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加强为老服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探索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导入家庭生活技能的基本培训，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
4.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女性老年群体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由此造成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这种现象在重庆较为突出。重庆市老年人口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而女性老年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一方面由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选择上对家庭投入更大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在职业待遇上受到不同程度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群体，由此影响其养老金收入水平。寿命长，但养老金收入水平却偏低，会降低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生活质量，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有遗属津贴这一项目，以保障一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主要指男性）去世后，其他成员（主要指女性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中国遗属基本生活保障始终停留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层面，从目前人口老龄化特点看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女性老年群体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上可探讨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保障制度，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确保性别平等，保障家庭稳定。
5.慎提延长退休年龄
针对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基础是建立在延长仍具有劳动能力（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老年群体的退休年龄。如果所延长的那部分老年群体到了退休年龄已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了，那么延长退休年龄对于增加劳动力资源将是个伪命题[5]。
从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重庆市老年人口特点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在重庆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将无法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若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和青壮劳动力竞争，因此，在现阶段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需谨慎。
当然，国际上面对劳动资源不足及养老金压力问题，通常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予以解决，而且国外退休年龄通常也比中国大，大部分发达国际都达到65岁，但这都是建立在已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且身体素质状况比中国人强。因此现阶段在重庆到底应不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在什么时候才适合实行？或者怎么实行？这些问题还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政策的制订上需谨慎。
6.加大老年继续教育力度
不管是从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角度还是从老有所为的角度，加大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都显得尤为重要。可以探索将老年大学改为老年人再教育、再培训、终生教育机构。目前的老年大学主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让他们快快乐乐琴棋书画，如果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他的作用，经过几年再教育、再培训，学电脑、学IT技术和其他技能，通过这种办法使之能够再就业，能够继续
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加强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提高老年劳动力资源的价值，这应该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前提。
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开办社区大学，提供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为老年人，也为更多的居家妇女及社会青年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
劳动资源不足问题。
7.发展现代家庭农业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这不仅是重庆市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也是全国的现状。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其中涉及经济问题及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
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在城市就业没有优势，但是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有专家做过相关调研，资本农场在种植粮食方面敌不过家庭农场，因此制订发展现代农业相关政策时，需鼓励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而不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通过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让“回流”农民工能够以小农经营获取经济收入，完成养老生活。这种回乡生活对他们来说不仅生活成本低，而且更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发展现代家庭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也能够吸引第一代农民工“回流”，这批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回乡后除了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能够解决农村空巢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再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培训，包括农业知识技能、现代家庭生活知识技能、科技信息化知识技能等，让他们掌握更多现代化知识，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6]。参考文献：
[1]刘云刚.中国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振兴战略[C]//地理学核心问题与主线――中国地理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庆典论文摘要集，2011.
[2]彭湘君，孙志军，王玲.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市生产业发展策略选择[J].技术经济，2012，31（11）：1-2.
[3]陈英.重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4）：33-40.
[4]王立勋.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
[5]王纯.延长退休年龄 应对人口老龄化[J].科技咨询导报，2010（17）：227-229.
[6]宋金文.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U Xia，ZHANG Heng，CHENG Xingyuan
（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篇10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 不均衡的“衰老” 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 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 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