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思想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哲学教育思想，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2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核心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南湜．社会哲学［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8．

［2］陶磊，黄明理．人学范式还是社会哲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反思［M］．探索，2011（6）．

［3］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把握［J］．与现实，2009（1）．

［4］孙其昂．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J］．南京社会科学，2006（3）．

［5］叶方兴．政治性？抑或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理论辨明［J］．思想政治工作论坛，2010（10）．

［6］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33．

篇3

一、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4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核心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篇5

《教育哲学通论》框架结构很有逻辑性，一共分三编。第一编一共写了七章，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讲起，从天道观与人性论出发，寻找渊源，就历史观与社会、伦理观与道德论、知识观与教学论、审美观与美育思想等方而有关教育哲学思想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最后还就对待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应持的科学态度做了说明，主要体现了古为今用。第二编共写了六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对现代西方教育哲学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从其思想渊源谈起，就影响教育实际较大的进步主义与改造主义、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做了对比分析。又对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进行了分析，在这两者分析中，企图对当前影响教育思想较大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做些分析和评价。第二编最后写关于西方，主要写划清西方与的思想界限，再则也为及其教育思想而临的新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第三编一共是九章，属于教育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主要写了关于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外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及其流派作了比较详细的整理和说明，为教育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详细的观点和资料。接着就教育的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知识论与教学、道德论与道德教育、美学与美育、宗教与教育和教育哲学的研究及其未来分章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论述，并力求容纳前两编提供的资料和理论，联系实际，阐明问题最后在《教育哲学研究及其未来》一章中，提出教育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以为指导，实行古今中外法，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二、CC教育哲学通论》中的美育思想

整本书内容很多，完全吸收消化比较困难，但读了其中关于美育的相关内容，结合自己接受过的教育，能让人深受启发。书中讲到中国的美学和美育，有独特的范畴，几千年来它指导中国文学艺术和审美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独具的特点。而当代，美育己成为当务之急。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全而发展，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美育是为了解决物质文明发展的小平衡。“美育”即审美教育，顾名思义，它是美学和教育学的结合物，也就是说，应当根据美学的理论和教育学的理论建设美育。黄济先生讲到美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小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育是时代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比过去更需要美育。因为生活的多样化，知识、信息的广泛性，小但对美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而且为实施美育提供了广泛的可能。美己经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衣着打扮到仪表风度，从兴趣爱好到道德规范，从文体活动到艺术创作，无处小在。在国外影响日益加强的今天，使青年一代建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分清好坏与美丑，也是当代美育的重要任务。美育在提高人们认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深入人们的生活，了解生活，在人们的崇高理想、科学信念形成上的作用，并小比科学差。美育在弥补人的空虚，解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教育哲学通论》中美育思想的启示

读《教育哲学通论》，结合笔者学科教学(语文)的专业，书中讲到的美育也可以延伸到语文美育。语文美育是语文教育领域关于审美的教育，语文美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的审美的发展，语文美育的教育要能使学生审美意识得到重建。语文教学包括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语文知识教学等，各个方而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美的教育。

在识字写字方而，语文教师在教学生识字的时候可以告诉学生汉字的演变历程及其中蕴含的美，汉字是表音、表意的文字，汉字的形态从象形逐渐抽象到现如今比较稳定的形态，可以向学生展现古代文字。写字教学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尤为重要，随着电脑的普及，学生的写字能力逐渐受到电脑的影响，俗话说“字如其人”，可见写字的重要性。通过写字，可以让学生了解汉字的结构美、形态美。汉字书写小简简单单是横、竖、点、撇、捺、钩、挑、折的组成，汉字有独有的结构美，书写也有技巧，注重穿插、避让、疏密等技巧，使汉字书写具有美感。教师教会学生正确使用毛笔、钢笔、会写楷书、行楷，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方法。

在阅读教学方而，学生在研读语文教材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美学角度进行研读，语文教材入选的文章，肯定有其优秀出众的地方，具有语言美、思想美。但有时我们很难摸准作者写作的意图，这就要教师和学生发挥想象力，展现智慧美的光芒。学生小仅要阅读语文教材，教师也要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文学素养，学生通过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可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和拓宽自己的眼界，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当然，阅读小仅仅只包含阅读书，也包含朗读，朗读的抑扬顿挫也具有美感，例如语音的停顿、重音、语气、节奏。同样的语句，理解小同，停顿小同，表达的意思情感就小同。在朗读时，受到一定思想情感的影响，朗读的人在语言的表达上有明显的快慢、抑扬、轻重，小同的朗读节奏有着小一样的美感。

在写作教学方而，写作能力是考查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语文作文教学占据着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可见作文写作的重要性。提到写作文，教师们尤其感到难教，学生感到难以卜笔，一写作文学生就像在挤牙膏，学生感觉没话可说、没话可写。在这样的情况卜，学生们写出的作文，问题很多，老师小满意，家长小满意，学生自己也觉得没有意义，学生从作文的学习中找小到成功的感觉，渐渐地产生了对写作文的仄倦感，特别害怕写作文，小知道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原因很多，学生没有从写作文中找到乐趣和没有写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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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12-0066-002

一、引言

《论语・述而》共包括38章,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前人多从语法或《论语》等先秦两汉及以后的著作来判断其涵义。但是,鉴于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著作年代影响语法的判断。因此在本文采用结合语法判断,主要依据《论语》本身中的互文关系的方式,对《论语・述而》中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教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

二、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论述

教育对象的问题,即什么人可以受教育和什么人应该受教育,是普通民众和教育家们关注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孔子就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如在《论语・述而》第七中以下孔子对教育对象的选择的看法的记述有以下两条,将在下文分别论述:

1.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自行束以上”此句颇多争议。大致有“年龄说”、“脯说”(肉干)和“修行说”三种解释。持“年龄说”的如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认为:“束”一般都解作“十条肉脯”,本译从汉代经师。而与孔子所讲“十五而志于学”,书传“十五入小学”相应。亦有以服饰、行为“束带修饰”、“约束修饰”释“束修”者。李泽厚先生将之译为:“孔子说: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 [1]。

持“脯说”(肉干)或类似的礼物说有杨伯峻先生等。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对“束”作了如下解释:束--古代一种见面礼。“”是干肉,“束”即一束干肉,每束十条。杨伯峻先生将其释义为“只要是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从没有不教诲的。[2]”

另有一种解释是“束”即“修行”,即吸收门徒以修行程度为依据。如高时良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体系》中提出:“如《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3]但《盐铁论》成书日期为西汉,在孔子之后,故难以选择此解释。

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结合《论语・乡党》来看孔子的饮食观洁净、新鲜、卫生,应该可排除“脯说”(肉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孔子对食物洁净的重视,其中蕴含了人生的智慧:病从口入,只有谨慎地选择食物,才会避免因吃了不洁净的食物而生病,不能保护好父母给的身体发肤,有损孝道;也不能尽忠竭力。具体到“沽酒市脯,不食”,即是说“从市上买来的肉干和酒,不吃”。更进一步地说明孔子的饮食观。买来的肉干不食,是因为无法保证制作过程的洁净,抑或是新鲜卫生。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参与国家祭祀典礼,不把祭肉留到第二天。别的祭肉留存不超过三天。若是存放过了三天,便不吃了。”古代大夫参加国君祭祀以后,可以得到国君赐的祭肉。但祭祀活动一般要持续二三天,所以这些肉就已经不新鲜,不能再过夜了。超过三天,就不能再过夜了。如果“束”做“肉干”解释,拿孔子是否会拿学生送的肉干去交换或者赠人呢?从《论语・卫灵公》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的孔子,应该不会把自己视作不卫生的“肉干”赠人。

另外,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依据《论语・述而》中孔子宁取义而舍富贵的态度来判断,也可排除“脯说”(肉干),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同样,在《论语・卫灵公》中记录了孔子的主张:“子曰:有教无类。”(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的区别 [4])加之,从孔子弟子的资料来看,有贫困如颜渊的学生,也可排除“脯说”(肉干)。如《论语・雍也》中记录道: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

因此,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看《论语》中的上下文中的相关主题的言论,无论是采用“年龄说”还是“修行说”,都可以看到在教育对象的选择方面,孔子是持“有教无类”的态度。另外,从《论语・子罕》中可以看到孔子不厌其烦地尽力为“鄙夫”释疑解难。如“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一“有教无类”的关于教育对象的教育哲学思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对我们实现教育公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众多学者对这一句话的义理的看法较为一致。如杨伯峻先生将其释义为互乡这地方的人难于交谈,一个童子得到孔子的接见。弟子们疑惑。孔子道:“……别人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而来,便应当赞成他的干净,不要死记住他那过去。 [5]”徐前进先生认为《述而》“不保其往”的意思是:“不应该依据他往日(之表现)。”而应该依据他现在的(“洁己以进”)表现 [6]。

这句话也说明了孔子对受教育者的选择是本着开放的、过往不究态度。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可以在《论语・八佾》中看到孔子类似的言论:“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即是说已经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便再挽救了,已经过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 [7]。 高时良先生认为“不保其往”即对一个人的言行,应着重看他现在的表现。对教育改造人充满信心。重视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没有理由挫伤学生的自尊心 [8]。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今天的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可以推广到教育管理中的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中去。

另外,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关于孔子对作为教育对象之一的少年或童子表示关怀、重视的言论可见《论语》中其他章节。如下列三例:(1)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论语・公冶长》)(2)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3)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论语・宪问》)

第一句中孔子说家乡的学生志向高大,文采斐然,都不知道如何指导他们。第二句中说自己的志向是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 [9]。赵华伦先生认为“少者怀之”是“少年,要关心他们” [10]。第三句说阙党的一个童子来向孔子传达信息。孔子回答别人这个童子上进与否时说到,不是肯求上进的人,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 [11]。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孔子的教育对象扩大到普通的民众中去,乃至童子、小子,在那个时代具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论语》中孔子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士庶阶层,以“民”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哲学思想又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话断句不同,意思不同。如:(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高时良先生赞许第一种断句方法:如果不足以任使,便要教育他们 [12]。杨伯峻先生根据古人的惯用语法,提出如有第二种意思,则应为“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杨伯峻先生解释道是“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13]。根据互文关系,在《论语・为政》中可以找到下例:“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以判断,可以选择高时良先生的解释。

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论语》中孔子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会反过来对作为教育者的教师起着教育作用。如下例:《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开始说治理小地方的百姓,用不着教育。而子游申辩道教育总是有用的,此时,孔子承认了子游的观点是正确的,自己不过是开玩笑的。孔子是否真的是开玩笑,已不可考。但孔子承认学生的正确观点,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三、结语

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论语》中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教育哲学思想在春秋末期的奴隶社会时代具有其积极意义,孔子促进了将“官学”下移到民间。这些对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启示作用。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暇。根据互文关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论语》中的以下例句: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句话争议颇多。这里选择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 [14]。”孔子由于时代、科技的限制,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如今的物质文明、科技发达,因此推行“全纳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 [4] [5] [7] [9] [11] [13] [1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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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化哲学在哲学界成为显学，引起普遍关注。文化哲学是在各种文化范畴本体性的理解基础上，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从而对于人的生存和历史的运行提出更为深刻的解释。洪晓楠教授指出，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在中国”[1]。

孔子教育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孔子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 “文、行、忠、信”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文由收集整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学以致用、言行相符、迁善改过是教学实践。在当代视域下，孔子教育思想依旧是宝贵的财富，因材施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实践等，指导着现代教育的思路。

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下，解读孔子教育思想，厘清孔子教育思想在哲学理解范式下和历史解释模式下两个维度的内涵，从而挖掘其时代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哲学视域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文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现为关于某些典型的文化现象的特殊哲学研究领域，其理论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2]。

（一） 哲学理解范式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在哲学理解范式下，可以从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在实践中，学习需要身体力行，它包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五个步骤[3]。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循序渐进、温故而知新，把握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孔子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求普遍性的知识。

在理论教学中，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后天的习染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重视学习，通过学习改变“天性”，不断的“迁善改过”，完善个人的品格。学生要端正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持之以恒，“学而时习之”；教师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学、思、行等认知方法整合于教育理论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孔子表明人树立志向的重要性，学习也需要有志向。

孔子教育思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实践和理论教学，把人作为主体的发展状况予以关注，人是活生生的存在，体现了教育没有地域之分，它从生活而来，并为人所用。

（二）历史解释模式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在历史解释模式下，可以理解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首先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过去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把教育扩大到了社会其他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概念。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又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无论是“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渊，或者“蓬户不完，上漏下湿”的原宪，还是“食藜藿、负米、冠鸡配豚”的野人子路，都可以作为教育的对象。

其次，孔子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道德认知，树立道德信念，道德教育就是“仁、义、礼”的教育。只有做到爱人，忠恕，孝悌，才能实现“仁”的教育任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义是行动的指南；“人而不仁，如何礼（《八佾》）”？礼是规范形式。道德教育在内容上反映出其本身是有着客观规律，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所以应当批判的继承。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汇合中西马，综合促创新”，在文化哲学视域下，让孔子教育思想重新回到话语界，发挥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力，创新教育思路、教学方法。

首先，孔子的教育作用观表明了教育对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需要德治来辅佐；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与教育密不可分，因此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需要良好的教育。

第二，孔子的重德思想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有引导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重视德育，提高个人修养、纯洁心灵，培养爱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可以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加强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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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05

Abstract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is flourishing， which involves many fields， such as philosophy， religi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so on. The process， prehension and extensive， the diges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 is part of the classical contents in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troducing these three ideas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generativity and creativity has caused the thought of self-generated and creativity； the theory of pretension and extensive has caused the thinking of knowledg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has triggered a 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life，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process； prehension； extensive； binary opposition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一位思想独特，并在众多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他的代表著作――《过程与实在》阐述了其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的思想。文章选取其哲学思想中的部分经典内容――过程、摄入、二元对立的消解这三方面的思想进行简单的阐述并略谈几点启示意义。

1怀特海哲学思想概述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蕴含了诸多的经典理论，如提出了一切存在都是过程的，过程即生成，过程即实在，实在即过程的论断；认为摄入与广延是认识宇宙的核心概念；并对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批判。

1.1 过程与生成，过程与实在

第一，过程即生成。怀特海反对将“‘实体’作为一种第一性的存在，认为构成宇宙的最小单位是“现实实有”，实际存在物是什么由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过程所决定。即它的‘存在’是由它的‘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原理’”。①从怀特海的“过程原理”中可以得知，生成是一种有形式的、连续的创造性过程。现实世界也是一个过程，它是现实实有的生成的结果。

第二，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怀特海认为，现实世界存在的一切都是过程的。并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而这个“实在”可以是自然、社会，也可以是思维以及整个宇宙。他认为，宇宙是有生命的机体，活动是有机体的根本特征，过程是活动的基本表现。因此，宇宙是“实实在在”的宇宙，“实实在在”的宇宙中的活动就是过程中的活动。

1.2 摄入与广延

第一，关于摄入。摄入是指一件单个要素被占有的每个过程。②摄入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取及施加影响力的作用方式，是他用来表示“感受”的专门术语”。③从分类上可以将摄入分为：物理摄入和概念摄入，肯定摄入和否定摄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摄入，都经历了由理解、领悟、内化到创造的一个过程。

第二，关于广延。广延与空间要素联系密切，是从横向来把握宇宙的方式，并经常通过坐标分析来认识世界。如果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广延，可以从广延的极性思维（物质极和精神极）、部分或整体这几个方面进行把握。④通过对广延性的了解，能使我们对实际存在物之间的具体联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1.3 二元对立的消解

第一，物质与精神。在多数现代哲学中，物质和精神一直被严格地区分。过程哲学批判了物质与精神相隔离的二元哲学论，坚持物质与精神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统一于现实的存在过程中。怀特海认为，忽视物质和精神的这种本质区别是不科学的，因为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根本做不到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所以，应当把这种区别看作每一现实存在的两个不同方面。

第二，主体与客体。在认识论上，怀特海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弊端在于将认知者与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对立起来。他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并主张用摄入概念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以摄入为基础，怀特海提出“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主体中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不是像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的先有主体后有客体。主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过程中生成的，而在认识过程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

2过程哲学对教育的启示

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引入教育领域中，能引发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和学习过程的理性思考，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2.1 过程的生成性和创造性对教育的启示

（1）过程的生成性要求重视学生的自我生成。按照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思想，一切存在的都是过程的、都是处于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人的生成就是在过程中的生成，与过程相伴随。而现实教育往往重“结果”轻“过程”。学校为提高升学率，缩短学生的休息、娱乐时间；家长为了能让子女考上重点学校，更是不惜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兴趣班甚至陪读。此般忽视教育过程的现象，实质上就是忽视教育生活中的人――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主动获取知识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客体。过程的生成性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不仅要看到学生已有的发展结果，更应看到学生的潜能和内在价值。此外，怀特海强调“个体生成”的理论，认为教育“是活的”，因此，教育的魅力也将体现在个体生成的动态过程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学生的身心发展而不断变化。“教育”和“过程”紧密相连，人只有在过程中“生长”、“长成”才能凸显其生命的动态性和过程性。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应重视过程性，多给学生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让学生实现自我的生成。

（2）过程的创造性要求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各个国家已经认识到，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创造力的竞争。《学会生存》一书中就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创造性”。创造力的重要性在过程哲学中也可以找到理论依据。在怀特海看来，世界万事万物因其创造性而得以存在，它是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动力与根源。也因其创造性的存在使得一切事物都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若用过程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则教育这个不断补充、增进、形成新质的创造性过程也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而受教育者的可塑性与可教性确保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可行性。

2.2 摄入与广延对教育的启示

（1）摄入的感受性要求内化知识。由摄入的概念可知，摄入不等于加入。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怀特海用一段文字描述了靴子和孩子的区别，间接的说明了加入和摄入的区别。基于此理解，我们可以把学生看成是这个孩子，把教师传授的知识看成是食物，知识适不适合、能不能被摄入、摄入量的多少只有孩子自己能决定。其次，在过程哲学看来，知识并非是外在的，而是由学生自己主动去获取、理解、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的实施时，不能将知识刻板地、僵硬地灌输给学生，而要注重培养学生形成对知识的一种主动获取、积极应用、不断创新的意识。

（2）广延的整体性要求全面认识学生。怀特海的“广延”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也就是说在教育过程中，教师首先要从整体上来认识学生，把学生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来看待。要正确看待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的优缺点。其次，教师要全面看待学生各方面的发展，不应该只重视对学生智育的培养，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在德、体、美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正确认识学生的优缺点、全面看待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对学生施以适当的教育，就能使学生发展的潜在性转变成现实性。

2.3 二元对立的消解对教育的启示

（1）物质与精神对立的消解性要求教育要回归生活。过程哲学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共同存在于同一过程之中的两个彼此和谐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物质看成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将教育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怀特海曾指出“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⑤他强调教育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所教授的科目应该涉及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怀特海十分关注教育对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认为知识的价值有助于获得更好的生活。怀特海的教育是用来教授人们如何运用知识以理解生活，所获得的精神资源也将在生活中被利用。这就决定了实际加以利用的知识无论是在教育中还是在生活中它都应该是有精神价值的、是有生活价值的。如此，精神不再只是精神，物质也不再只是物质，教育回归生活，将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2）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消解要求实现主体的交互性。就主客体的关系而言，怀特海认为，在认识过程发生之前，无主客体之分。那么将其这一观点应用到教育领域就表现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应为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即要实现主体的交互性。这与怀特海的主客体同时存在于同一过程中相一致。基于此理解，教师与学生不再是单向的上下级传递知识的关系，而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都能尽情地发挥各自的才能、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为主体的“学习共同体”。如此，施行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师生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更好地发挥其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

注释

①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0.

②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M].杨富斌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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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篇10

一、孟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心性论”

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心性论”。宋儒程颐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2]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从以上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怵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之端，亦即仁义礼智，因为孟子既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由此可推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四心、仁义礼智都是“善”。人性本始皆善，有不善是因为“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四端善性若扩充至宇宙万物，即可以行仁政，平天下，尽孝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正是本着此“心性论”不断扩充、展开他的思辨人生道路。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由其心性论扩充而至。孟子的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是使人成为君子、贤者、圣人。而所谓的君子、贤者、圣人，都是仁心善性存显之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离娄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君子亦仁而已矣。”（《告子下》）仁心善性，人人本具。君子与他人有异，在于君子仁心善性不染自显。君子可依本性自然发挥、行仁为善。“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这说明，孟子教育理想、教育目标的哲学基础就是其心性论。孟子的教育内容是仁、礼、忠、人伦等。这也是建立在孟子心性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心性论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本具仁心善性，“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孟子教育内容中的仁、礼，这在前文论述仁义礼智都是“善”时已阐明，故不赘言。忠，作为一种具体德性，是源于孟子的心性论。仁心善性是普遍的，忠是具体的。有了仁心善性，自然衍生出“忠”等具体德性。五伦则同样是仁、礼所派生。由是观之，孟子所有教育内容都是在其心性论思想范畴之内，形散神聚，具体有别，实质一样。心性论就是孟子教育内容的哲学基础。孟子认为教育具有得道得民心的作用。得道是得仁道；得民心是得善教。仁道、善教，显然是属于孟子之心性论思想。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也是一目了然，故不赘述。如此可明言，孟子所认为的教育作用的哲学基础也是源自其心性论思想。孟子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直接看貌似与孟子之心性论没有关联，其实实质而言，还是极为相关的。孟子教育方法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彰显仁心善性之君子。这说明孟子进行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善举。在《孟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孟子与君王的对话；孟子劝谏君主实行仁政，践行王道。同理，孟子的劝谏本身也是一种善举。如此说来，孟子的教育方法实质是体现了其心性论；孟子教育方法的哲学基础依然是其心性论。孟子“乐教”、“患师”等其他教育观点也都体现了孟子之心性论思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欲传授今生所学，惠及天下众生。这自然是出于仁心善性。同时，患好为人师，是要虚心向学，防止放心。学问日精进，道德日厚重，方能为人师。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老师教学，学生求学，都是围绕仁心善性而展开。老师授仁心，学生学仁心。由是观之，孟子乐教、患师等教育观点都是以心性论为哲学基础。孟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心性论，那么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求其放心和复其本性。仁心回归，善性如初，也就实现了孟子教育的根本要求，也就可以成为君子，抑或圣贤。君主的心性复归，可以实行仁政，践行王道；生民的心性归真，可以与人为善，太平天下。

二、孟子的教育过程是一个“正是”的过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讲仁，孟子讲心。其实二者是一回事。孟子认为“仁，人心也”，心是仁心。在孔子那，“仁”超出了其具体道德范畴，而成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德范畴。“仁”成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派生出了忠、义、信等具体德性概念。孟子承继了孔子这一思想。只不过孟子提出“心”的概念，把“心”与“仁”相合为用，认为仁即人心，心即仁心。而且，孟子还把这“仁心”称之为“恻隐之心”，并进而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人性论观点，且给予了详细论证。性本善观点的提出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孟子以心代仁，进一步增强了本体论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世界万有都存于我心，不光是忠、义等具体道德规范，就是其他一切都来自我心；我有则生，我无则灭。正因为此，后来王阳明明确提出了“心外无物”的思想。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在哲学领域，“是”是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是”是绝对的存在，没有不存在。有是则是，没有不是。然而，孟子提出的心还只能算是道德本体，因为孟子之心是仁心；他还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作为道德本体的心，并不能完全对等“是”，而可以称之为“正”。正，一方面可作为“是”：“正，是也”（《说文解字》）；另一方面，又具有道德意义，如正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又如正道：“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礼记•燕义》）“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管子•立政》）合此两义，将“心”与“正”相对等是可以的。而且，“正”有多义，作动词时为端正、匡正、格正、整治等义，如“正其心”；作名词时可为正确、纯正、不偏等义，如“正道”。因此，将“正”之多义合而用之，孟子之心即可视之为“正、正是、正心、正道”。具体而言，当“正”为名词义时，孟子之心即正、是、正是、正道、道。它们都是道德本体。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其中“是”除了具有道德本体意义外，还包含非道德本体意义。用“正道”之“正”与“是”相连（“正是”）是为了赋予“正是”以道德意义。当“正”为动词义时，其主要用于“正是”、“正心”之上。这与“求是”也就相通了。由此可见，“正是”具有多重意义，适用广泛，而且可相通。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求其放心和复其本性。这亦可称之为“正是”。其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正是”的过程。“求”、“复”亦即正；“心”、“性”亦即是。“求心”、“复性”即正是或求是。人需教育，是因为心性有染致使仁善被遮蔽不自显，特别是为欲所蔽，故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寡欲去染了，也就仁心善性自显了。孟子的教育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这种自我修养就是按照孟子所教的要清心寡欲。每个人被遮蔽的程度不一、领悟力不一，故教育方法不尽相同，要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然而，整个教育过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清心寡欲去染，也就是“正其心”的过程“、正是”的过程。

作者：刘刚 单位：肇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