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着《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着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

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着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着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

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篇2

一、文化传承与英语教学的关系

文化传承是有效开展英语教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向前推进， 越来越要求外语人才既要有娴熟的语言能力又要有得心应手的社会文化能力，因此，外语教学就既要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又要注重源语文化的传递和交流，注重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当下尤其应将文化传承及其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主要表现为：

1.长期以来，文化传承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在外语教学中一直受到轻视和忽视，在我国外语教学工作者和学习者中还远未形成对语言文化信息的重视，更不用说敏感，因此可以说，要想达到新时期外语人才的要求，即既有过硬的语言运用能力，又有较强的文化传承和认知能力。

2.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决定了外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与语言相辅相成，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只注意语法和发音规则， 只注重词汇的积累而不注重文化因素，不可能真正掌握该门外语。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是文化的载体， 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负荷传递着无穷的文化信息，重视这些文化信息才有可能学好语言。因此，学习外语要同时了解和认识制约、影响此门语言的文化，了解该语言传播和运用的文化氛围，了解该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不了解这种民族特异性， 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

3.学习外语的目的决定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因为语言学习是为了交际。文化制约着人类的一切行为，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进行的，语言运用也不例外，它必定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外语教学中，如若仅传授外语基础知识，训练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的传递，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影响教学质量，充其量也只能培养出一些语言知识娴熟、语言能力全面，却不能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的单一型外语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不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即使学好了这门语言，也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它。[1]

二、文化传承及其研究与英国文学教学的关系

文化传承及其研究是英国文学教学的重中之重。要使文化传承真正成为文学课教学中的重点之一，充分地发挥其文化解码与交流的作用，除了文学课教师在思想和观念上做出必要调整并在实践中加以重视以外，加强文化研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学研究的结合和相互借鉴使后者把英语文学作品的分析同社会、历史、文化制度、政治背景相结合，获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同时，多角度、多层面和注重政治批判的文化研究使传统的英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开放的视野，扩大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使其更具深度和广度。[2]在文学课教学中加强文化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文化研究能够将文学研究引向深入。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通常着眼于作品的历史背景， 或作家的生活经历，或作品的主题、结构、情节、人物、叙事视角、风格、意象、韵律、冲突等要素，或作品的语言技巧与风格，或作品的美学蕴涵，或以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读者对这些要素的解读与反应。这样的研究从文学要素的本身出发，立足于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与其所处背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文学的规律及其本质，但却难以为文学提供宏观的文化图谱， 难以将文学实践纳入人类的大文化背景加以考察，难以从本体和发生的角度厘清文学思潮和流派产生的因缘与发展的脉络，作家创作变化的成因，以及作品的丰富内涵。文化研究却能从这些方面来推进外国文学的研究。

2.从文化视角研究英国文学，还因为英语文学如同其他文类一样，文化是其赖以生长发育的最接近的生态环境。探讨文学在特定时代、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发和创新更能呈现文学的本质特征，有利于表现文学主题、意象、语言和风格的文化内涵。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为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和文化提升创造条件。以开放的视野考察英国民族间乃至广大英语世界不同民族间文学的接触和影响，就不难看到其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各种情形，领悟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意义。

3.文化研究能拓宽施教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点从文学的内在要素延伸到文学的外部因素，诸如历史沿革、社会运动、政治体制、文化制度、思想潮流等等方面，并通过对文学内在要素与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文学内驱力及外驱力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作品的细读以及对其背景的审读， 提高他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文化感知力与审悟力，提高对英国文学与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和文化的透视力与把捉力，从而提高其人文素质。

三、在英国文学课程教学如何加强文化传承的可能性策略

1.注重文化传承信息的涉入。要编撰出以文化信息传递与解码为主要教学目标之一的英国文学教材，在教学内容上有所变化更新。这套教材与传统模式之下的教材应有所不同。文学史的选材要以文化信息的含量、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主要文化观念以及价值形成的影响等因素为考量依据。

2.改变传统教学目标与模式。在教学内容有所改变的同时，教学目标与方式也应有所改变。既要将文化研究的内容贯穿于文学课的教学， 将文化传承作为教学的目标之一，大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就不再只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辅助内容，文学史的介绍与学习应由辅助地位上升到与文本阅读同等重要的地位。应该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解释文学史，从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去解读作品，不再只是局限于语言、风格、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意象、韵律等这些文学的内在要素，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尤其是要将文学作品文化信息的解码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3]

3.使用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试题库与课外辅助手段。一方面要坚持内、外并重，即上文所说的文学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并重， 将教、学双方的关注点引导到文学的整体。另一方面坚持评价标准的尽可能细化，要将文化传承与解读落实到作家创作实践研究和文本阅读之中，以避免大而化之的毛病。此外，利用校园网络建立课外讨论网页， 为教与学、学与学之间的沟通，为课堂内外的信息交流，为围绕教学内容的思想磨砺和观点交锋提供平台， 以巩固课内教学效果。

总之，在英国文学教学中贯穿文化信息输入、文化传承是全面把握英国文学及其文化内涵的需要，是提高学习者文化认知能力和人文素质的需要，是培养新时期外语人才的需要。因此，要使文化能够贯穿于英国文学课堂，无论是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还是教学观念与教学目标，还是从教者自身的文化审读力，都需要教育教学实践者和文学界研究者深入进行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篇3

(一)文章统系的建立“道统说”占有统治地位时期，史学空间要远远超过文学空间。道统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学要改变学术地位，就要以史学作为载体。明朝初期，朱右将文章统绪建立起来，认为经是“千万世之常经”，文章则有志于斯文，直到韩愈实现“本经参史”。明朝时期对于文学的看法，受到元朝重视史学研究的影响，将开放的文章统系建立起来，其中的史学则为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学和文学附属于道学而存在道统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没有突破道统而存在，而是在道统的影响下，使文章融入到道统研究体系中，导致文章作为道学研究的附庸而失去了独立性，史学研究则是作为补充的形式而存在。比如，《左传》《战国策》等等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六经才是根本，对于所有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的研究，都要以六经为参考展开。

(三)史学地位削弱，文学独立性增强明朝初期，史学研究理学化方向发展，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代表，将史学的地位确立下来。明朝初期对于史书的编纂存在着政治性倾向，其所存在的价值仅仅局限于借鉴。但是，史学的研究处于政治干涉下，其所存在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主，体现为训诫，发挥教化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史学研究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走向衰落。史学的理学化研究随着道学的衰落而逐渐地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文学的独立性增强。

二、反对理学而建立复古文学理论

(一)文学复古形式的存在树立了文学的独特地位进入到明朝时期，史学和文学逐渐衰落，但是随着文学复古形式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史学研究的态度发上了转变，随之出现了史传文现象，推动史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学复兴。以《左传》的研究为例，王黎提出学习《左传》是在于“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和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中，都从《左传》中获得了启发。另外，《左传》具有独特的取向，其内容的描述上，不但重视“文辞”，而且并不流俗于对道统的尊崇，而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

(二)文学复古思想促进了文学发展之所以出现史传文的复古运动，是因为其可以借鉴的资源都趋于枯竭，只有从史学的角度发起，才能够将文学延续下去。晚明时期，复古运动是建立在文艺新思潮的基础之上的，其在复古运动中表达了追求真情的文学思想，修正了理学中所存在的不足，由此而使得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晚明时期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包括李贽、汤显祖等等，他们建立了新文艺思潮的开端。但是，针对复古思想，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别。以儒学态度为例。李贽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异端”思想家，他在抨击宋明理学的同时，还要将儒家传统摒弃，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要摆脱儒学的束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使文学获得绝对的自由。李贽的文学思想对于后续的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儒学的神圣地位并没有因为复古运动而动摇，以教化为本的儒学所具有的功利性文学观念依然是文学发展中主导。

(三)史传文学建立起史学与文学的沟通文学复古派对理学的反对成为复古运动的核心内容，经过考察就会发现，复古派对于理学的反对是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史学资源的合理利用，已获得论证效果。对于此，李梦阳认为运用史学开展论证可以发挥其“忠焉质焉”的特点。李梦阳提出，儒家所言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重视说理而不切合实际。由此而将理学之害解释出来，即理与实相背离，无法诉诸于行动。由此，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史传文学逐渐被重视起来。史能够成为给人们以教会，还提供可借鉴内容。史传的叙事性，使得其内容展开而将文学与史学建立起沟通。

三、从经史关系探讨史学复兴

(一)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王阳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乎?”当史学与文学建立关系，并以此为切入点，则是阳明心学产生后，明代七子派借鉴史学对文学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王阳明所建立的经史关系与力学有所不同，其主张万物皆为“道”，强调日常化，与“理”的抽象化相对立。同时，王阳明还主张，经学与史学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无差距，而是在史学的基础上道学得以延续，因此而提出了“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朱熹从理学的角度，讲究先经学后行事，道学高于经学。

(二)道系于史王阳明则将尊重经学而轻视史学的理论打破，注重经学与史学并重。在王阳明的理论基础上，王世贞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观点。王世贞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对于经学与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理与辞的关系基础上的。理学家认为，将理与辞的关系建立起来，就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为理、气、辞三层关系，而王世贞对于这个论点予以颠覆，将“事”加入到理与辞之间，构成了理、事、辞，其中的“事”独立存在，将经、史、文融入到理、事、辞当中，并对于“事”与辞之间的关系足够重视，不免存在“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的失衡状态。

(三)史学复兴文学复古运动的最终用以在于史学复兴，在复古运动过程中，明代七子派文人给予了热忱，特别强调儒学复兴。七子派开展文学复兴运动，而强调具有较强功利性的儒学浮想，事实上是对程朱理学的不满，试图采取这种方式对于理学的统治地位以松动。文学复古运动对于理学的抗衡，是打破理学的文统论，即将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先秦两汉文学，可以促进文学与史学之间的结合，很显然是对文统合法性的对立。借鉴史学资源开展文学复古运动，是从文学研究范畴中，将史学剥离，实现史学复兴。

四、明代文学复古所存在的缺陷

(一)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而并不是诉诸于对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明代文学发展中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并没有对于史学精神深入思考，也没有深层次研究史传的叙事特征。关于明代史传文学，钱钟书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与阳明心学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文学复古阳明之心学之间存在着“齐驱不倍”的现象［7］。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于古代的文学创作者而言，文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学的束缚。

(二)明代文学复古是旨在借鉴史学而兴起王世贞提出明朝时期文学对史学的借鉴，更多的是对于章法句式的模拟，正如其在《史记评林序》中所言:“姑傅会以文之，不得于旨则姑穿凿以逆之，眯法于篇则姑摸其句，眯法于句则姑剿其字。”可见，文学复古借鉴了史学而兴起，却不能获得《史记》之轨辙。王阳明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心即理”，由此而使得史学研究进入到晚明时期，使得史学心学化方向发展。关于史学的研究，龚一柱在《叙读史四集》中将研究方向推向了极端，在他看来，古今的记载都是历史，出于历史。古人先懂得其中的本性，后人对古人的思想予以借鉴，而文学对于史学的运用，则是更为关注词藻之美，而没有对于史学深入研究，文学创作者要获得史证心的效果，则从主观角度出发，以个人兴趣对于史学内容进行选择。

(三)明代文学复古弱化从反理学化的角度而言，明代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一致反抗理学的权威，将文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文学的发展途径则是选择了史学资源的借鉴，展开了文学复古运动。由于文学复古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史学的语言和结构，而没有深入地对史学思想进行研究，使得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心学化，逐渐向文学方向发展。文学复古由此而逐渐弱化。

篇4

关键词:

文学语言;现代文学;文学形式;影响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精华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提高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学语言的变化和改革会对文学形式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科学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作为时展的产物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这种变革下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对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丰富语言和创新文学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白话文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当时白话文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文言文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运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的磨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与艰涩、束缚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促使语言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交流和沟通，同时也能够拉近文学作品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除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障碍，对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白话文使得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清晰、明确和易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通的读者亦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传递的情感，能够在范围更广的群众当中普及。其次，白话文使得现代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精确、准确，与文言文精练缩短文字产生意义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话文下的现代文学作品能够将作品传递的情感、作品承担的精神更加丰富、具体、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现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准确和美妙［2］。从我国整个语言变革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发展历程，当前不论是普通话推广还是大众语的兴起，甚至是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兴起的。可以说，普通话和大众语都是白话文运动的持续和扩大。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语言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白话”和“口语化”。这种语言变迁的形式能够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从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这些语言变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也在诗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实际上，不仅诗歌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也同样是在语言变迁的历史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学语言与我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构建和演进历程能够很容易地被人们识别出来，从而对文学语言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之间进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具体影响和表现

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语言会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前景。当然，文学语言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也有两面性，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发展是一致的，语言就会在作品中发挥积极的效用，但是如果语言的发展和变迁会对文学形式的内在产生冲突，语言就会成为作品发展的障碍。从中国文学作品发展历程的整体上看，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丰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对这些现代文学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文言文被白话文替代之后，对文学形式产生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现代诗歌的发展，在白话文的影响下，现代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是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形式的文学作品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文言文体制下诗歌特点和创作原则的影响，文学界甚至是普通群众对现代诗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多质疑，传统的古诗的押韵、对仗等创作形式没有在现代诗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人们对现代诗歌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的文人和读者无法承认现代诗的“诗”体特性［3］。但是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普及以及现代诗歌自身创作特色的进一步革新和凸显，尤其是大众语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现代诗歌中的韵脚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共鸣得到读者的感知和认同，现代诗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喜爱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之一。实际上，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讲究明快、直接和效率，这种要求体现在文学语言上面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词句将相关的意思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文言文体制下的诗歌需要内化和提升，隐喻是其主要的特点，这种语言表达形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诗歌虽然没有押韵、对仗和过多的隐喻，但是通过看似“白话”、直接的表达，能够快速地让人们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和创作意图，这同时也是现代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

杂文是当前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杂文可以被称为是现代文学的典型代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对杂文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的文言文对文字、语言的运用有着很多的束缚和要求，但是白话文却将语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不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创作格式需求，而且还不要声韵，这种文学作品表达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是科学等领域事件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杂文。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可以从杂文的内容上明显看到，杂文的内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对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理性思考产生的，“说理”是杂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语言精确性运用促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杂文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特性成为现代文学的新标准［4］。另外，与传统的文言文相比，杂文在论证观点和看法的时候，语言的形式更加多样、表达更加准确，与现代诗歌相比有着不同的理性优势。杂文的出现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下文学作品创新和改革的集中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杂文的出现是划分中国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重要标志，这种在白话文运动基础上兴起的文学作品形式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过去的诗歌形式和小说形式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杂文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形式之一。在杂文的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词汇之间的自由组合、句式的多样变化等等都是杂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在文学语言应用方面，杂文文体比诗歌文体要更加自由、灵活，这同时也是杂文文体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学语言变迁对小说的影响

当前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小说的创作数量、发表的质量以及读者数量都在呈阶段跳跃式的形式不断发展。白话文的发展和运用为小说文体的创作、情感的表达和精神的传递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白话文最能够符合小说创作对语言自由运动的要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先生认为，如果《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没有适当地运用白话文，不可能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白话文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境地推向了现代文学的中心，这种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首先，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认知和感受的语言，通过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符合时展对现代文学提出的“启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当前很多小说创作者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自主、创新地将白话文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创作出不同类型、内容丰富、数量繁多的小说作品，推动小说文体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白话文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否则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文学圈内，而无法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到的文学作品。总之，小说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人们情感的一种体量相对较大的文学形式，同样受到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促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群众性的文学形式，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小说的创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今社会中，小说是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思想当中，将语言的变迁和文学的特征直接传递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文学家是从语言结构、文学构造等方面看待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小说则是大众了解这一变迁和影响的最直接途径。

4.文学语言变迁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叙事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点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不论是在叙事文学的数量还是在文学创作的广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为叙事文学的典型代表，戏剧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众范围内流通，从戏剧的创作到戏剧的出版和发展都受到资源、语言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之后，戏剧开始逐步摆脱文言文对其的束缚，开始朝着大众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相关创作作品的不断发展和白话文运用的不断熟练，戏剧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范式，更加符合时展需求，也丰富了我国戏剧的内涵。白话文语言带有的“想象、感情、体性”特点能够更加符合现代叙事文学在情感表达、动作创作方面的要求，通过白话文的运用，作者可以在叙事文学中为读者营造和创作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文学环境和氛围，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情感共鸣［6］。另外，白话文还能够将人们生活中的情感、声音、腔调和身体形态等进行文字模仿，提升了叙事文学作品的张力和感染力，弥补了文言文的缺陷。通过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话文在叙事文学中的应用将讽刺、幽默、写意和写实等多种表达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丰富了叙事文学的用途和内容，并且能够被广大群众直接接受，普通的大众也能够通过白话文进行叙事文学的创作，提高了大众对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三、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变革的过程。国外的文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应用到的语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众的意义是，文学语言是被整个社会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同时为整个社会体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语言体系。这种对文学语言的认知也被我国很多的文学研究者和语言研究者所认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被加工了的书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发展与现代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点，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发展、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构建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过程。现代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体的构建，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和语言学的构建，通过文学和语言学延伸出来的美学和相关精神等共同构建成了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系和重要基础。因此，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共同语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相互构建过程，在“文学”与“语言”的相互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历程，共同在新的中华民族构建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构建过程。这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作品形式产生影响的本质和实质，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在文学领域和语言领域，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与文学作品形式和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创作的形式，还是在现代文学的内容丰富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文学形式也会对文学语言变迁产生影响。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文学作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会推动文学语言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的运用形式和方法的变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改革者们极力地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时期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发展都带有一定的跳跃性，这一时期的语言既无法向传统古典文学那样按照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一贯方式进行演变，也无法向西方文学那样通过成熟语言的运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形式文学作品的不断优化，文学语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这样就带来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以及白话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从某一个发展方面来说，最明显的现代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发生在现代，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创作形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很多新型的网络文学语言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而网络小说、网络杂文的出现也同时推动了文学语言朝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不断发展［8］，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语言变迁和作品形式丰富的主要推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文学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共同精神财富。

四、结束语

语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达工具，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变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本文以白话文运用的兴起为切入点，对白话文对现代诗歌、杂文、小说和叙事文学等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语言能够推动和丰富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发展变化，同样，文学形式的变化也会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认为不论是语言的变迁，还是文学形式的变革，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所产生的。通过探究希望能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研究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陈海疆 单位：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参考文献:

［1］卜祥坤，周宁．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的影响研究［J］．芒种，2015，(22):17—18．

［2］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38—160+205．

［3］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20—129．

［4］栾梅健．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J］．南京社会科学，2009，(2):82—86．

［5］张向东，景芳洲．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J］．社会科学论坛，2010，(2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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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跨语言交际时，由于文化差异往往容易违反说话规则，影响交流与沟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使交际无效果或产生相反的效果。英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 所以教师应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意识。

1文化教学的内容

文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与各种交际环境有关的文化。现将常见的有关跨文化交际教学的主要内容列举如下：

1.1 称呼

称呼习惯方面中西习惯也不大一样。英语国家常把男士称Mr.，女士称为 Miss（未婚）或 Mrs.（已婚）。如果在不明对方是否已婚的情况下， 可用 Ms，这是英国女权运动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Miss可单独用以称呼女性， Mr. 或 Ms 通常是与自己的姓名或姓连用，而不能单独与名连有； Mrs. 只能与夫姓或自己的姓加夫姓连用。Sir 和 Madam 一般既不与姓， 也不与名连用， 而是单独使用。 在英美国家除了某些特定工作头衔， 如法官、医生、博士、教授等外，一般是直呼其名倒觉得亲切、自然。如： Good morning， doctor。但如果搬用来称呼教师则不符合英美人士的习惯：Good morning， teacher（Teacher Lin）。

1.2 介绍

学习介绍自己和他人， 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 。在会场上介绍一位来访嘉宾或重要人物时主持人说“：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introduce to you Professor Wang， presi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这样的介绍既郑重又得体。在非正式场合介绍方式则随便多了。带朋友到家里可这样介绍―“Mum， this is Joan， myclassmate，”“Joan， I'd like you to meet my family. This is my father…”等。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

1.3 关心

例如： （一个小女孩问一个老太太）Girl： How old are you？ Woman： Ah， it's a secret. 汉语里可以对任何人发问“：你几岁了？”以表示关心和亲切；而在英语国家， 除了对小孩， 人们不轻易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 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要避免问以下这些问题： How old are you？ 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do you make every month？ What's your religion？ What have you been busy doing？ So you’re divorced， what was the rea-son？ 对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 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这些是属“个人隐私”问题， 他们很重视 privacy， 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 根据他们的习惯， 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 否则就是失礼。

2 进行文化教学应遵循的原则和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实用性原则要求所导入的文化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文化教学结合语言交际实践，使学生不至于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过于抽象、空洞和捉摸不定，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入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现象到本质。适合性原则主要是指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适度。教师对文化内容的讲解要有选择。对于主流文化的内容，或有广泛性的内容，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举一反三。另外，由于文化内容本身就广而杂，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和实践，增加文化的积累。

加强对话教学，使学生了解话语受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话题的选择：天气、问候健康、年龄、收入、个人隐私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含义；②语码的选择；③语言的组织等。

进行语法教学时，把英美国家的文化对英语语法的影响融入教学之中，提醒学生注意具有文化特点的语法现象，语法教学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可以向学生提示，这种句式表示客观性，还充分表现了英美人注重形式思维的特征。课文教学中可用以下方法导入相关文化内容：①用“文化旁白”的方法，给学生加入文化知识的介绍和讨论。例如，在讲到有关Christmas 的时候，可以顺便介绍圣诞节的来历、庆祝方法和习俗；在讲到有关中国英文报纸 China Daily 时候，可以介绍当今世界的几种大报以及它们的政治倾向和读者群. ②文化教学要帮助学生把握学科内以及跨学科之间的联系，培养跨文化意识。例如，课文中涉及到美国黑人问题。教师可以把隐含在课文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串珠子的红线，将散落的文化知识点贯通起来。③不少课文是文学名篇，教师以此帮助学生领略文章的美，培养学生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能生动具体地反映该民族的习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

3 结束语

文化教学是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培养交际能力，离不开了解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是培养语言得体性的重要前提。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应尽可能具体化、形象化。在教学中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重视中外文化的差异。让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语言实践，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扩大知识面，尽力摄取英美国家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融入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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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文化通过语言的各种形式被传承、记载、表达出来。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语言，文化就失去了载体；没有文化，语言就成了无源之水。要想真正学会一种语言，就必须懂得该语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如果只懂语言而不懂文化，就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密切关系要求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必须重视文化教学。

一、文化差异与中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有着种种深刻而广泛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英语学习的障碍是多方面的，并且渗透到新教材和英语学习的其他领域。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介绍，能够使学生对文化的内涵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也是正确理解、把握和运用英语的关键所在。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语听力理解的影响

听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了解信息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是我们日常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通过媒体或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母语一样，听力也能使我们扩展知识和信息，愉悦身心和陶冶情操。而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方面的诸多差异，使其成为影响学生英语听力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听力材料的文化色彩越浓，理解起来难度越大。很多学生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尤其是不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听力过程中，虽能听到每个词句，但对整个听力信息的理解仍然有困难。如下列一段对话：A： Can you speak German？ B： Oh， no. It’s all Greek to me. “It’s Greek to me”出自莎士比亚。据说他只懂一点拉丁文，而对希腊文全然不懂。在口语中，用来表示“我全然不懂；我全然不知”。由于不了解这个文化背景知识，在听的过程中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是会有困难的。

因此，学习英语必须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信仰。在听力教学过程中，教师也有必要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注重语言形式的同时关注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素养，以更好地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语口语的影响

口语能正确表达一个人的思想、 情感 ，这种表达能够促进交流 ，帮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形象、学识、气质和修养，得体的口语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中西方国家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 ，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应地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和表示形式上有着跨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 ，如打招呼、 委婉语、感谢与赞美等。因此英语教学既是一门包括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语言教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接触与传播。所以 ，我们平时的英语口语教学中应注意跨文化因素 ，即通过课文学习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了解所学内容的文化内涵 ，了解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史地、文学及当代社会概况 ，体会中西方价值观念。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许多英语学习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英语阅读过程中即使掌握了足够多的词汇、相当多的语法知识和阅读技巧，对所阅读的材料仍然难以理解。这种理解上的障碍大多源于跨文化因素。一个语言学习者，如果对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不够了解，那么在阅读该语言文章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学生的文化知识越丰富，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也就越强，只有这样才能在阅读理解中真正地领悟作者的意图。

（四）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学生写作的影响

中西方在语言应用方面的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写作具有很大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具体表现。随着英语综合运用水平的提高，由非语言因素，即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语篇结构、语言风格、篇章主题等问题则突显出来，成为影响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潜在因素。因此，在英语写作的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写出地道的英语，就应从文化的角度培养学生掌握汉英在词法、句法、语篇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增加西方文化知识教学内容，将文化教学融入语言教学，提高学生文化意识，增加写作实践，从而有效地提高其英语写作能力。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每一种语言都反映了使用该语言国家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有对中西方文化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学生才能把握英语的语言本质和思想内涵，才能更准确地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也不能只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还应融入“文化教学”，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地起来，帮助学生较好地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掌握汉语和英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样不但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缩短学习周期，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化意识，消除文化障碍，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使英语教学真正成为“在学中用，在用中学”，以交流为目的的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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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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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印第安文学 主流文学 弱势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文学的起始在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印第安人作为北美大陆最早的居民，是美国民族的组成成分之一，因此，早期印第安文学应该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起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指出：“印第安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开始……，印第安文学是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美国文学史。”回顾印第安英语文学的发展过程，分析印第安英语文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对于研究美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印第安文学在美国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占重要地位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都一致认为，美洲大陆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大陆。美洲大陆最早的主人便是被欧洲人称为印第安人或美洲印第安人的原住民。而最普遍、最广泛地被大家接受的说法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大陆北部的游牧民。当最后一个冰川期还未结束时，现在的白令海峡是一个宽达900英里的陆上通道。生活在亚洲的游牧民跨过这一陆上通道来这里定居。后来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白令海峡的波涛切断了两大陆之间的联系，印第安人才成为独立的美洲大陆上的居民。散居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在与自然界长期相处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印第安人文明，而在六、七千年前又逐渐形成了具有印第安人文明重要内涵的印第安人语言文字。此外，印第安人早期文学的形式虽然是口头传诵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但是这些口头文字世代相传、反复吟诵，不仅内容独特丰富，而且历史悠久。“在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中，文学是指任何值得反复吟唱，最终能够被广泛记忆和流传的语言”。神话传说构成了印第安口头文学的重要内容。

关于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及发展的传说故事是印第安传统口头文学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神的传说和人的传说。此外，印第安传统口头文学还有很多关于部落文化英雄以及平常人生活的传说。神话传说的形成与当时印第安人生活的时代和地域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印第安人在与自然万物的接触中寻求自我生存和斗争的文学反映。既然印第安人文学传统远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前就在北美大陆存在，那么就没有理由把印第安人文学的传统从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中摒弃掉。美国文学的起始期毫无疑问应该从印第安人的文学传统算起。

美国国务院编写的《美国文学概况》认为，欧洲人到达北美之前，已有500多种不同的印第安语言和部落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只是没有文字表现出来的文学形式而已，所以，“美国文学起源于口头传诵的印第安人文化中的神话、传奇、传说和抒情诗（通常是歌曲）”。这一具有官方性质的文件明确表明：印第安人文学是美国文学的起源。

二 印第安文学由“主流文学”到“弱势文学’的转化过渡

我国学者刘海平和王守仁等人把美国文学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印第安人传统文学时期至1860年，1860年至1914年，1914年至1945年，1945年至20世纪末。这种分法，从美国的民族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予以对应，突出体现了美国文学发展史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美国文学的起始与发展，美国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繁荣，美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美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分类法把印第安人文学算作美国文学的起点，其重要意义在于充分肯定了美国文学的起始期是美国印第安人文学。这些学者认为，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学“是当今美国文学中‘弱势文学’的重要一支”，它不仅内容独特丰富，而且历史悠久，在欧洲殖民者于1607年在北美第一个建立定居点之前，一直是这片大陆上的主流文学。这一论点不仅确定了印第安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主流文学”和“弱势文学”的转化问题。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白人源源不断地踏上这片土地。1607年英国建立的弗吉尼亚永久性殖民地定居点标志着北美殖民时期的开始，也是北美文学史上殖民文学的开始。随着移民人数不断增加，殖民范围不断拓展，美国印第安人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抵御不住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他们在自己土地上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遭到逐渐削减，宁静甜美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彻底摧毁了，印第安人所创造的灿烂的口头文学也受到殖民过程的不断破坏，渐渐失去了“主流”文学的地位。不过，15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期间，印第安人口头文学仍然处于北美文学的主流地位，因为英语文学的发展和壮大需要时间。到了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人口锐减至25万。印第安文化在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强制同化政策下，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印第安文学传统由“主流文学”演变为“弱势文学”。

印第安人文学传统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由“主流文学”演变为“弱势文学”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印第安人民族自身的内部因素。可以说：民族内部性原因是美国印第安民族文学由“主流文学”向“弱势文学”演变的最主要根源，即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制约了印第安人文传统的发展。散居在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处于原始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他们没有强大的政治主权实体来统一整个民族，只能各自为政。尽管印第安人当时是北美大陆的主人。但由于无法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印第安人思维的发展和印第安人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接轨。处于弱势文明时期的印第安文学只能形成与他们的思维发展呈同一水平的文学传统。当强大的欧洲文明到来时，这种弱势文明根本无法抵御强大的欧洲文明的入侵，因此，由这种弱势文明形成的文学传统，在印第安人内部来说，是强势的；而面对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欧洲文学传统来说，则是弱势的，当然也就经受不起欧洲文学传统的冲击。印第安人语言的发展水平是印第安人文学传统演变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由于印第安人各个部落之间缺少联系，使其语言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支离破碎且又零散地分布于整个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语言显得非常脆弱，加之印第安人对语言的运用又显得过分拘谨，只有在重大礼仪上才能得以运用，而平时，印第安人狩猎也好，开荒种地也好，都是个体单人经营式的生活方式，语言运用的机会很少，无形中影响了印第安人语言的发展。对于文学语言来讲，印第安语言发展的困难就更大了。“事实上，每一种语言，一旦成功地形成，就会借助依赖于某种条件保存下来（借助书面语言通过文字固定下来）”。印第安人语言正是缺少这种发展的条件，其文学语言也正是由于缺少文字形式而停留在口头传统上，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的到来，其语言发展速度渐缓；而外来的欧洲语言和具有文字传统的文学形式一旦进入这块土地，那么，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学传统也必然因经受不起这场新的挑战而被欧洲语言和文学传统替代。

三 印第安现代文学的产生

随着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和随后印第安子女在白人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印第安土著作家也随之产生。印第安人学会了用外来文字来传承他们的传统口头文学，并创造了许多英语文学作品，美国印第安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这也是转型与再生产阶段的开始。

自19世纪起，便有印第安英语文学作品问世，小说作为一种表达生活存在、经历与历史的文学创作模式开始为印第安作家采用。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依然停滞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在此转型与再生阶段，印第安英语文学作品的明显特征是隐匿印第安身份、抛弃印第安意识、认同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表现出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苦楚和迷茫。小说《乔基姆・谬里塔生活历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aquim Murieta）被认为是印第安人创作的最早一部小说。另一部早期印第安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落》（Sundown,1934），其作者出生并成长于印第安部落，但却署上一个典型的白人姓名“约翰・约瑟夫・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此外，许多作品是由印第安人与白人合作完成的，表现出白人社会主流文化的特征，缺乏印第安文化特色。例如，出身印第安苏族的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an）曾被誉为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奋斗成功的范例，然而其代表作品如《印第安童年》（Indian Boyhood,1902）、《印第安人之魂》（The Soul of the Indians,1911）等，虽然描述的是伊斯特曼的个人经历和苏族部落的历史与传说，但它们却是在伊斯特曼之妻白人诗人伊莱恩・古戴尔（Elaine Goodale）的协助下写成的，而且书中塑造的所谓成功的印第安人形象全都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白人文明的传统。

1927年，莫宁・达夫（Morning Dove）出版了小说《科金维，一个混血儿》（Cogewea,the Half Blood），表现了“印第安混血儿”寻求自我位置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印第安小说占主导地位，莫宁・达夫也被称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文学之母”。此时期另一部重要的作品的小说《被包围者》（The Surrounded），采用了大量的印第安部落神话传说、故事和断断续续的论述形式探讨了印第安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转型与再生时期的印第安文学作品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复兴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印第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68年，斯科特・摩莫曼迪（Scott Momaday）发表的小说《晨曦之屋》（House Made of Dawn），在美国文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该书于翌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并被译成多国语言，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作品的成功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的转折点，由此全面掀起了美国印第安文学新的复兴运动。

美国印第安文学从挽救印第安文化，到挣扎在两种文化的矛盾状态，深刻地反映出印第安人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学的特征。在传统口头文学与“西方”话语叙述形式进行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口头文学正逐步从社会批评和神话再现的角度向读者展现其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体现的是美国印第安人所经历的殖民化进程，以及受语言和文化统治的生活体验。正是由于美国印第安作家不再像早期发展阶段的印第安英语文学那样仅仅讲述引人入胜的印第安故事，而是通过创作寻求印第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出路，因此他们才能够在美国主流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印第安作家已经意识到话语的力量并将其运用于写作之中，他们开始用英语书写印第安文化以及颠覆白人文化，重新建构印第安文化的独特性，成为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代言人。美国印第安作家具有表达印第安民族意识的强烈欲望，他们把创作根植于印第安民族文化，遵循印第安传统与价值取向，表现出印第安人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身份危机，深入探索如何依托印第安传统文化，把握印第安意识，回归印第安人的自我，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在作品中添加现代小说的元素，如碎片化、意识流等；而且印第安人在时间上的循环理解也为主流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观念。总之，美国印第安文学是美国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是美国多维文学中重要的一维。

参考文献：

[1] Andew Wiget Diltionany of Native AmericanLiterature[M].New york:carland,1944.3;145.

[2] 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文学概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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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038－05

Space Structure and Literaty Functions of Images

GAN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images; space structure; materiality; experience space; literary function; literary space

Abstract: Image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literature with complicated cause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They have many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ubjects like etymolog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space characteristic manifested by intense materiality and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space structure of images is caused by the overlapping of multiple experience spaces. Literary texts are changed to visualized texts with multiple structures through the images production function of culture in the overlapping process.

空间观念在文学中的引入促生了“文学空间”的概念，但是文学空间并不是物质世界在文学文本中的简单投射，也不是写作者幻觉中的影子。文学是由语言构建的空间，物质性与观念被文学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之所以又具有与其他文字作品不同的区别特征，是在于文学文本中包含着“意象”，因为意象的存在而拥有了巨大的空间容纳性，可以容纳历史的经验空间、现实世界的投射、词语的内涵物、作者个人知觉、意图以及观念等等。

文学空间是建立在语言的序列性上的空间。对于文学文本的组织原则来说，语言的序列性是最重要的。文本意义以序列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句子的结构就是线性的。文本只能服从于语言的局限，因此全方位、立体型的结构在以语言为建筑材料的艺术门类中是不存在的。文学作品就是语言按照时间的节奏流动留下的痕迹。语言的序列性与时间的线性结构契合，所以语言和篇章总是首先作为时间性的结构体被认识和被分析。同时，语言和篇章也是空间性的，它们是文字组合赖以进行的场所，所以时间—空间的共同作用模式贯彻在文本之中。“语言肯定是一种顺序性的连接，句子陈述的线性流动，由最具空间性的有限约束加以衔接。两个客体（或两个词）根本不可能完全占据同一个位置（譬如在一个页面上）。对于词语，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作重新的收集和创造性地加以并置的工作，尝试性地对空间进行诸种肯定和插入。”〔1〕词语的重置是文本中对语言的重新安排，只能在篇章提供的空间之中进行。这里所说的空间是在时间中的空间，是序列性排列中的流动空间。但是，如果我们搁置起线性流动的时间过程，只是采用静止与扩张的空间特征标准来观察文学文本，只观察其中的容纳度和空间独立性，“序列性的流动常常被撇在一边，以便对诸种同时发生的事件和侧面图绘作偶然性的描述，这样，才有可能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叙事而又不失却总体目标这一主线：建立更具批判性的能说明问题的方式，观察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时段与区域、序列与同存性等的结合体”〔1〕，那么，文学的空间观念也许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以空间化的视角来看，文学文本空间中容纳着诸多文学因素，但是“意象”是其中最具空间特征的，它是观念与物质的结合体。意象在文学文本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标志性的，可以看作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重大特征。作为相对静止的空间结构体，意象的内涵物丰富，功能完备，而且具有超文本的诸多空间特征与性质，也就是所谓强烈的“空间性”。

意象拥有与普通词语不同的物质性而存在于文本之中。空间性有几个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物质性。意象是世界物体与现象的语言投射物。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意象首先以“词语”的形式存在，它表达一个事物、事件或是一种情境。词语的文字和语音符号是意象作为语言的物质特征。处在语言状态的意象表现出来就是词语的形式，意象被词语的物化符号所标示、分析、解释。意象词语概念的所指必然是具体的物质，因为所指是现实的事物、事件或者是情境。尽管词语形式与它的所指不在同一层次上：一个处于文本而另外一个在物质世界平面之上，但是意象的二元语言结构紧密结合起二者的物质性；意象当中具体可感的形象性是物质性的另一体现。所有的意象都有物质形象的外壳，即生动的视觉形象外壳。意象在形象中的观念和经验内在物越丰富，便会使文本中意象的外壳形象变得越丰满。意象在文本当中的首要功能就是提供生动的形象，其他功能只为了更加突出形象功能的作用，这极大区别于文学文本中其他语言因素。物质性是意象所具有的最为独特的特征，是复杂而且多面的。

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意象的文本功能不仅作用于语言层面，还体现在文化意义的传输功能及文化生产性上，意象可以把文化意义和观念重置在特定的文学文本空间之中。本论文拟在静止的意象空间的截面上来看它对文化意义的输送与扭曲。

一、意象是经验的空间

之前，诗学研究都把意象看成是“意”与“象”形成紧密联系后的形象。《周易?系辞上》解释意象为“圣人立象以尽意”，把“尽意”看成是目的，“立象”视为过程抑或手段，这是重视形而上的传统所决定的，“立象”与“尽意”之间是时间的先后或者是因果的逻辑关系。这种理论将意象简单化为“象”之“意”，而“象”因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反而遭到古代唯心论的长期排斥和忽略。由于前文指出的意象空间性对于物质性的容纳度，笔者更倾向于把意象看成是一个共同的二元综合结构体，是修辞学所谓的“隐喻”喻体与本体的双重结合，也是心理学上认为的形象在记忆痕迹中的定位，担负着记忆唤起的功能。

如果从意象空间的物质性和观念承载作用来说，它应该是复杂的、以形象为物质外壳的经验空间。意象首先赋予文本的是物质形象。这种物质形象以词语的形式出现，用词语的语言符号来代表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事物，它们之间产生物质世界与语言之间的转换与连接。这个过程必须要依靠人这个媒介来实现。“词语在成为概念符号之前，首先是作用我身体的一个事件，词语对我身体的作用划定了与词语有关的意义区域的界限。”〔2〕作为意象的词语同样也是曾经作用于写作者的事件，那么这个词语就包含了创作者的个人经验。经验中的事件作为物质形象被他的身体感官所感知，其实他仅仅感知到形象作为语言形式的空间存在，但是在身体的综合作用中，这种空间存在伴有了其他诸多感觉。比如说，人在“黄昏”之时很容易产生疲乏与惆怅的感觉，多伴着愁怨，这些感觉成为个人的体验，如“已是黄昏独自愁”（陆游《卜算子?咏梅》），又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在中国传统诗文中，“黄昏”意象常常伴随愁怨的感觉一起储存在人的知觉中。如果说意象并没有成为个人经验，那么就不太可能出现在文本之中，即使出现了，也只是对他人经验的借用，这对于感觉在文中的营造会有所妨碍。

同样，人类对词语的习得也伴随有对词语的感觉，语言学称为词语的感觉色彩。感觉色彩的成形依靠大量类似的语境赋予。词语的习得是反复进行的，“只有当词语持续呈现时，它才成为外部表象，其意义才成为思想”〔2〕。在持续呈现的过程当中，词语还总是伴随着色彩、温度、情绪等等感觉。在不同却又类似的语境当中，词语的感觉色彩不断累积和强化，因为语境的强制性规定词语一定是以协调的色彩出现的。之所以词语能赋予习得者的感觉色彩就是凭借习得者语境体验的经验累积。此时，“经验”应该是两种经验的组合：一是以文字为载体的集体历史意识，包含了一个文化团体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对于词语所代表的事物的共同体验和认识，它们经过群体的认同之后凝固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并且将之附加在词语为形体的语言符号之中，成为延续性很强的文化象征符号——意象。比如“杨柳”之于爱情的缠绵悱恻，“长亭”之于离别的不舍。意象之中的集体经验还会通过词语对语境作出选择。语境作为大的语言环境，其感觉色彩比起一个词语来更加明确和突出，但是意象仍然会反作用于语境，会进一步加强感觉色彩的作用。词语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让集体经验更为明晰，它们除了表明意义还传递经验。二是意象接受者的个人经验。个人经验除了个人对事件或者事物本身的真实体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的意识。由于个人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处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人经验必然经过集体意识的过滤，与集体意识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为对某种事物特征的共同认同、对事物的价值取舍与感情倾向，比如说：“大雁”总是作为夫妇爱情的象征，而“孤雁”则为失偶和离群者，历代文本总是保持着对该意象感觉的高度一致，意象作为集体意识会渗透到相同文化接受者的个人经验之中，“雁”意象一旦作用于接受者，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意象作为特殊的被空间化了的词语，表达词语的概念意义只是它的基本功能之一。除此之外，意象还应该是一种图解式的心象，是集体意识在心灵空间中的凝固。意象图解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字形体的视觉性上，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尤其如此。象形文字让意象的文字形体承担了视觉经验的唤起功能，比如：基本象形字“火”可以让人知觉到火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带来的灼热的温度。形声字“热”、“灼”因为带有“火”旁，同样也能产生类似的感觉。“琵琶”两个汉字使用了四个“王”字作为形旁，让人想起琵琶面板上二十四个品的排列形象。当然，并不是所有意象都必须依靠文字象形图解，而是在习得了该意象词语承载的文化意义之后才产生了图像联想。比如“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梅子与雨的搭配一定能让人想起江南绵绵不尽的梅雨季节。另外，意象还带有语音上的感觉经验，比如说“玻璃”的发音因为长元音/i/而伴随着脆弱和尖锐的印象，而且玻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在选择“玻璃”的语音形式的时候，尖利的高元音/i/起到了突出感觉的作用。在中国诗文传统中更倾向于使用有相同音素的双声、叠韵连绵词，如果“出现几个相同的音节时，它们便会形成一个向心力场”〔3〕，如“琵琶”两个爆破音连续使用形成勾连，让人联想起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与连贯。语音通常能赋予听觉知觉上的感觉，还伴随着其他各种复杂的感觉特征，一起形成全方位的语音形象。总之，意象空间不只是单纯的视觉空间，它携带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

词语的语言形式带来的感觉与事物本身的感觉特征之间能产生通感，这是意象空间化和传输功能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空间沟通的重要手段。意象采用语言物质空间化方法突破了文本与感觉之间的障碍，将感觉附着在意象的空间之中。复杂意象，比如反映一个事件的意象，它内部空间的组织方式会受到事件现象投射在感觉器官上的先后次序的影响，反映在词语的语言形式上是语序的颠倒。

二、意象空间的文化意义生产功能

意象的文化意义生产功能也是构成其空间性的重要特征。文化意义通常以历史集体经验的形式贯穿在语言之中，但仅仅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待意象的功能又是不够的。意象除了是容纳文化意义、个人知觉的场所之外，还带有很强的能动性，它对文化意义具备生产和选择的功能。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意象的功能不仅限于语言与文本的层面，还具有超文本的价值。

文化意义和意象发生关联之后，包含其中的集体经验或者集体意识将成为语言的所指和语言的色彩，并附着在意象当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必须要在大量的相同语境之中用相类似的语言色彩反复地强加于某个词语之上，意象才能真正产生，否则如果意象带有的某种色彩或意义褪色了，或者色彩与意义与意象之间失去了联系，那么意象将被还原为普通词语。意象产生之后，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对文化意义的传输功能。传输并不只是管道式的连接，而是建立在异位空间上的重合。所谓异位空间，是因为时空关系的发展而造成的文化断裂层。越到现代，异位性越明显，现代性催生出错位空间。异位空间丧失时间持续性，意象二元空间在重叠之时必然会出现文化意义的扭曲和冲突。由于现实认识与历史集体意识这双重空间具有极大差异，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以及阅读者的接受过程中，现实的认识空间对于文本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个人经验的局限，创作者只能从现实空间来选用意象。但是意象成形之后，“个人记忆与缠入了历史的集体记忆不能互相区分”〔4〕。在意象中现实与历史接界，空间的物质性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幻想”，去除了纯粹的思维过程及其表征。意象成为空间的实践场来实现现实与历史的整合，这个过程主要依靠创作者的认知和知觉来完成。随着文学文本形式的不断发展，新的主题、表达方法与新思想的涌现对意象的影响非常大，意象内部的知觉与经验的分布也将产生不同的变化。历史经验在重置过程中，由于现实世界对于历史经验的屏蔽和过滤作用，使意象包含的图像与知觉的信息并不能完全地输送到创作者的内在世界中。

空间的转移和历史的异位意味着信息量的错失，意象把异位的空间重叠起来的过程意味着相对遗忘和相互妥协。在文学文本当中，意象的使命是营造感觉，所以相同的感觉特征和情感特征是历史与现实之间产生联系的重要标准。意象是“感觉的复制品”，是对“进入感觉的简单性质的‘复制’，尽管并不总是对这些东西由之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的‘复制’”〔5〕。只要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感觉与感情，历史与现实两重空间就有重新整合的可能。至于历史集体经验中与此类感觉无关的其他部分都会被淡化甚至于被忽略，其他细节都不再重要，只剩下携带感觉的心象在文学文本之中以形象的方式出现。普通词汇对于文化意义的传承是通过概念意义的延续来进行的，而意象体现历史的文化意义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感觉与情感上，必须通过文本的感觉特征来选择历史的集体意识，也可以说集体意识在作者“模糊的幻想”中只剩下了一个带有强烈感情特征的形象外壳。意象文化意义的生成依赖于感觉的承认，在意象构成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意义实际上只是以强烈的感彩这种现象存在；或者说，在文学文本之中，意象把文化意义变成了一种从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感觉，再附着于创作者知觉中产生的现实世界图像之上。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构复杂、意义深邃的空间形象和特殊的空间文化意义。

从意象生成文化意义的过程来看，这一切是在文本之外进行的，发生在创作者预设的知觉世界当中，有他个人的知识经验在参与。个人经验具有不可复制性，这对于集体经验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但这种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如果扭曲过度，意象内部发生空间的断层，意象将丧失其历史证据，成为作者个人意识中漂浮的晦涩难懂的词语。之所以意象使用可以历久弥新，也是因为个人心灵的不可复制性赋予意象某种程度上的新鲜感，而且个人经验对于历史经验的审视常常可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进行，所以意象在不同的个人语境当中会焕发出不同的光彩。

三、意象空间化的文学意义

在文学文本当中，作为观念性的经验空间与物化的知觉空间相结合的双重结合体，意象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文本是用语言以线性的原则构筑出来的，尤其是在说明和议论类的文本当中，语言线性的特点正好与作者的线性的思想发展过程吻合。但是，文学文本的基本构造和创作目的不同，文学的目的在于用语言建筑起空间感，以便容纳诸多的事物与事件。从存在论的观点来看，文学空间是“把上手事物在空间上各属其所得状态开放出来”〔6〕。开放状态的空间感营造主要依赖于词语的“复现”，即具有相同要素的词语重复地出现。情感和感觉需要累积才能具有渲染力，词语“复现”就是很有效的感觉累积途径。在文学空间内，意象与意象之间也存在着复现的关系，复现包括了重复、相似、对立和不同意象之间逻辑的演进、推导。意象群之间通过复现形成牢固的空间链。意象空间链在文学文本的大空间中可以无限延伸，一旦有对立的复现出现，还可以形成文学空间的扭转，构成转折和对立的冲击力，从而大大丰富文学空间的层次。

每个意象本身的空间特征是固定的，“意”是意象空间附属的感觉特征和文化意义，物化的知觉空间只是载体和媒介。意象都带有比普通词语更为丰富的感觉。文本内的意象群中，各个意象的物化空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的总体感觉特征必须是一致的、相互映衬和烘托的关系。意象空间一旦存在，其感觉特征就会约束和限制文本。感觉的丰满、溢出与弥漫是文学空间的一大特点，意象可以凭借“复现”这种方式来构成意象群，让感觉不断累积乃至溢出空间。意象内部凭借通感而形成，意象与意象之间也应具有通感功能。意象在物化知觉空间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上牢固地粘附上各种知觉，如触觉、听觉、视觉等感觉特征。尽管意象与意象之间表现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不同，但是只要有一种知觉相同，就可以轻易地联系起来形成“复现”，联想规律的形成也基于此原因。因此，意象链成为文学文本感觉与感情形成的重要原因。

作为图解式的心象，意象的视觉化趋势使得文学文本产生诗画倾向。诗画倾向也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重大特征。意象的参与使得文学文本产生视觉化的空间艺术效果，形成“一幅幅以文字构成的图像的有意味的缀合”〔7〕。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古代诗词歌赋之中。如马致远的名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将类似感觉色彩的意象密集并置，以营造出意象空间，使每一位读者如同身处一幅与旅途相关的图画中。随着意象群在图画中的共现，文学文本的空间伸展能力加强，诗画倾向更明显，感染力也随之加强。在文本的空间视觉化过程当中，解决文字线性对于空间感的破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文学空间必须利用文字的线性而成为流动的空间，成为呈现完整事件的容纳场所。文学空间的线性流动构成方式区别于图画的共时视觉空间，它努力把历时的一切都压缩在一层空间之内。从这种意义来说，意象具有反时间的特征，是经验与记忆的现象在文字学意义上的集合体，相对其他意象和文学因素而言是独立的单元，甚至对于文学空间本身来说也是独立的。如果从传承的历史经验来说，意象是在文学文本之外形成的，可以在任意的文本当中嵌入，它的存在标示着文本之外的意义在此间展开。尽管意象的空间性有反时间的特点，但它对于文学空间的延展却是非常有利的。历史的意义从不可见变为可见，文本以一种反时间的方式来反映时间。

意象的文化意义生产功能把民族共同经验还原为空间物质形象与感觉特征，经过选择再传输到文本中的意象空间进行两重空间的压缩与融合，这个过程是文化意义在现实文本中的重置和安放，而且可进一步理解为是历史与现实混合后产生的新意义和新精神。意象带有能动性，是文本中最具生产力的文学因素之一。意象的能动性把感觉特征和知觉形象分布于文学文本之中，而且因为意象对于意义的生产力是超越文本的，所以文学空间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状态的空间。意象利用了文字符号形体的空间形象而延伸到知觉空间，所以它的空间本质属于语言，但是它又交叉存在于语言和知觉两个层面中，而且作为“模糊的幻想”可以渗透进人的感知，常常使人忘却其语言空间的本质。因为意象不同寻常的空间性，它在文学文本、意义与经验之间构筑了特别的联系，因此构筑起了文学空间的深层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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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里奥?J?瓦尔德斯.诗意的诠释学〔M〕.史惠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8.

篇10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