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方法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博弈论的方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博弈论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都充满了博弈的案例。“田忌与齐王赛马”就是我国耳熟能详的博弈实例之一，但这不过是博弈思想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博弈论则是20世纪的贡献了。一般认为，1944年同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标志着现代博弈论的开始。50年代，博弈论巨匠辈出，纳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塔科尔(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从而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石。60后代，泽尔腾(Selten)将纳什均衡引入动态分析，创立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论。至此，博弈论的理论构架基本完成。

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参与人能否在行为时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达成则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强制他方遵守协议，各参与人只能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则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我们谈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两种划分：从参与人出场的先后顺序来看，博弈分为静态博弈(static game)和动态博弈(dynamic game)。静态博弈指博弈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行动但对前者行动一无所知；动态博弈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的选择。从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知识来分析，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和支付函数有确切的了解；后者则恰好相反。将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四种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讲的是，假设博弈中所有参与人事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每个人的行为规则，那么，在没有外在强制性约束时，参与人是否会自觉遵守协议。如果参与人自觉遵守该协议，则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其他参与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没有人积极偏离协议规则。换言之，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协议，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别战”(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论著作都会提到的纳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动态是世间万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只是一种独特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当后一个参与人行动时，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而前者也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1965年，泽尔腾通过对动态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参与人在任何时间、地点的决策都是最优的，决策者应该随机应变，而不是固守前谋。这就推导出子博弈的概念。当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时，则形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战略必须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最优的。

3.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共同行动，没有机会观察他人的选择。每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只能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他人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项目投标中各承包者的标价高低之争就是一个应用例证。

4.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观察前者的选择并获得其偏好、战略空间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断；而先行为者也知道自己行为的效用，会有意识地选择某种行动掩盖或揭示自己的真实目的。“黔驴技穷”就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例证。

国际机制理论的理性主义流派概述

当前，国际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形成冲击，引起他们持续的浓厚兴趣，并表现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对国际机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评已经成为学者们重视的工作。德国著名国际机制理论家沃科尔·利特伯格认为，国际机制理论有两种理性主义流派：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出现、某问题领域机制的存在及其性质，特别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国家会考虑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权力，对国际机制的效率形成制约。这些观点都体现在霸权稳定理论中。利特伯格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基于权力的国际机制理论的经典理论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劳福德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新现实主义对机制产生最权威、最普遍认同的解释。（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权稳定理论的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霸权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机制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车行为”(Free-rider)；霸权国的衰落或急剧变化，则该体系的国际机制发生相应变化。

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在过去10多年影响巨大，成为分析国际机制的主流理论。其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国家是追求绝对收益的理性自我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承认权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但认为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强调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不确定性是国际机制形成理论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行为体相信这种安排会帮助达成互利的安排。换言之，没有国际机制，则协议无法达成。国际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是国际机制理论的主流学派，其影响也最大。该派理论用相互依赖的概念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

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

在过去十多年里，国际机制理论在国际合作的分析中独占翘楚，而博弈论在分析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应用最为广泛。两种理论都以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为核心命题。这种平行并非巧合，因为机制理论从博弈论中借取了许多知识能量。理解促进合作的战略逻辑是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机制起作用的关键。在讨论霸权、问题联系、相对收益和相互依赖时，博弈论的解释力有目共睹。这些恰恰是国际机制理论讨论的重心问题。（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篇2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29-0017-03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互联互通成为提高信息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图书馆都难以同时满足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层次用户的信息需求，也不可能实现对所有资源的收集和管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就是为了解决个体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和信息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而采取的图书馆间合作建设与发展的策略。现阶段，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源的布局和配比方面，因此多将信息资源共享效率低下的症结归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技术手段的落后和宏观调控的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一种分析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的博弈过程，通过借鉴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从图书馆个体利益和共享集体利益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阻碍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1博弈论概述

1.1博弈论的涵义

博弈论，也称对策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根据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断，研究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取得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对策理论。其中的“博弈”是指个人、队伍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及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根据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变化，从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加以实施，并从中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中国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博弈思想，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较好的博弈论案例。自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2博弈论“囚徒困境”经典模型分析

博弈论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甲、乙两人被怀疑是合伙的偷盗犯，警方虽逮捕了他们但没有掌握充分证明两人犯罪行为的证据，警方将其分开单独审问，双方不能进行信息的交流。警方对这两个嫌疑犯的量刑原则是：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则坦白者从宽处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从重处理，判刑7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每人判5年刑。如果两人都不坦白，则警方由Tile据不足，只能对每个人各判刑2年。表格1中的框图体现了这个博弈的分析过程，左方是甲的可选择策略，上方是乙的可选择，双方均可做出坦白和不坦白两种选择。其中包含数字的格对应甲乙的一个策略组合，每格第一个数字代表甲的报酬，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报酬。比如第二个数字格是指当甲坦白，乙采取不坦白的策略时，甲的报酬为-1，乙的报酬也是-7。图中的报酬均为负数，以表示判刑的年数。

在警方交待了量刑原则以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分析，选择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此时双方展开了博弈的过程。首先分析甲的思考过程，当甲进行决策选择的时候一定会先考虑乙的想法。根据图表1的矩阵图可见，当囚犯乙选择了坦白的策略时，囚犯甲坦白则获刑5年，不坦白获刑7年。由此，当乙选择坦白时，甲必然选择坦白（因为5

如果仔细分析囚徒困境报酬矩阵，甲乙双方若都作出不坦白的决定，会得到更好地结果，即各判刑2年。可是因为没办法进行信息沟通，每一方都会担心对方坦白但自己不坦白时会受到重判（即对方坦白获刑1年，自己不坦白则被判7年）。因此，每个囚犯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考，最终的结果都会选择坦白坦白，（坦白，坦白）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必然的均衡结果。

囚徒困境的结论折射出的道理发人深省，从个体的视角思考做出的占优策略决定（-5，-5），显然劣于做出合作策略的选择（-2，-2）。换句话说，从单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得出的占优策略，从整体而言得出的却是最不理想的结局。囚徒困境最终达到的策略均衡，体现出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目前，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我们将“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方法运用到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可以解释合作的不稳定性及相关问题。

2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静态博弈

数字信息资源共享一直是图书情报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每个图书馆都有资源共享的愿望，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参与共享合作博弈的图书馆为A、B两个，分析图2矩阵可以发现，如果A、B馆都选择合作策略，每个参与者均可获得收益为10，总报酬最大为20；如果A、B两者中有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参与者报酬分另4为6、12，总报酬为18；倘若A、B两馆都做出不合作的选择，那么各馆报酬都是8，总报酬16是最小值。可见（合作，合作）策略是团体利益最大的策略选择（20>16）。

事实上，一些图书馆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从个人理性角度出发，最终与团体利益冲突，陷入“囚徒困境”。类似于囚徒甲、乙的决策过程，A馆会根据B馆的决策选择策略，当B选择合作策略时，A若选择合作可得10，A若选择不合作，既省去了共享资源需付出的成本，又无偿享受了B馆提供的信息资源，报酬是12。因此，A必然不会合作（显然12>10）。同理可推得，B做出了不合作的选择时，A仍然会选择不合作策略（因为8>6）。显而易见，无论B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选择，A都会采取不合作策略。同样的分析结果对B馆也是适用的，最后的博弈结果为（不合作，不合作），这时总报酬16，小于最优策略的总报酬20。

这一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大家最初都希望达到（合作，合作）总报酬为20的结果，但是通过报酬矩阵分析可见，即便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各自馆也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就是如果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可以占到便宜（12>10），于是各自违背共享约定，形成了图书馆资源共享博弈的（不合作，不合作）结果。

上述两种博弈均为一次性博弈，参与博弈者都只能进行一次选择决定，另外博弈参加者在做出自己决定的时候并不清楚对方的决定，大家都是同时决定自己的一次性策略选择。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参与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选择时便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最终结论，这种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出于个人理性的策略选择往往导致了从整体而言的最坏结果。一方面，在达成合作协议以后，参与者都会有投机的心理，并从自身利益出发暗地选择了不合作的做法。另一方面，对于一次性的博弈，只要参与者做出了最终决定便完成了博弈过程，对于违反约定的行为没有补救和惩罚的有效措施，无法通过后续的博弈进行调整和制约。

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动态博弈

实际上，博弈通常为一系列重复进行的运动，即相对静态博弈而言的动态博弈，在连续进行的动态博弈中，上面结果会有所不同。

2.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

无限次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无限次地重复进行下去。如果设定在数字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不管哪一方图书馆在其中的一轮合作博弈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动，在以后的博弈中便会遭到其他馆“不合作”的报复策略，而且这一不合作策略会在未来的所有博弈中重复下去，长此以往，首先违约的一方便永远失去了与另一方合作的机会。因为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存在着对欺骗和违约行为报复的机会，因此参与合作的各方会担心采取不合作策略给自己带来的长期损失，不会主动选择不合作的策略，使得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得以维持。

继续用图2加以说明，对于图书馆A，各馆如果一直处于合作的状态，便可以长期获得报酬10，累积起来10+10+10+…，但如果抱有机会主义的想法，打破约定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他的确获得了一次性的利益，得到报酬为12，但在以后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均会受到对方不合作的报复行动，收益只能为8。为了一次性的好处，使得日后的收益从原来合作策略时的10+10+10+…下降为不合作策略时的8+8+8+…。显然，任何一个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的无限重复博弈中，为防止被报复而丧失长期的经济效益，都会遵守协议，采取合作的策略。

2.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有限次重复博弈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假设事先约定只合作5次，用逆推法进行分析，各方均知道第5轮博弈是最后一轮博弈，因此这一轮博弈便同静态博弈无异。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一轮的违约不可能在以后受到惩罚和损失，那么，每个图书馆出于个人理性出发选择的占优策略就是不合作的结果。逆推到第4轮，因为大家都可以推算出第5轮不合作的结果，因此第4轮博弈也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由此类推直到第1轮，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显然，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的共建合作是不稳定的，博弈的最终均衡策略为（不合作，不合作）。

3用博弈论的思想解决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博弈的各方合伙的机会必然是有期限的，信息组织间的合作共享是否根本无法实现呢？显然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长期合作的共同体。事实上，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主要界定标准在于参加者均不清楚哪一轮博弈会是最后一轮，合作各方担心违约会遭到日后的“报复”便会把合作策略坚持下去。在有限次的重复博弈中，如果合作双方不确定哪一轮是最后一轮，参与者会认为日后还要继续打交道、博弈状态会继续维持，这便同无限次重复博弈无异。所以，在不能确定终止期的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博弈中，合作解是可以存在的。当然，为了维护合作模型的稳定性，更好的实现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配合以必要的措施。

3.1建立信任机制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成功建立，取决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对于联盟内部规则的遵守程度，能够取得收益同时实现持续的发展，其中成员馆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成员间除了应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和立场，尊重对方的观点，还应加强组织内的交流，达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另外，信任评审机制的建立也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完备的综合性、长期性评估测试标准系统，对成员的联盟策略及行动影响因素进行持续地跟踪测评，通过完善细致公平的执行制度，形成稳定可靠的运行机制。

3.2建立监督机制

对于合作中的各馆，都希望采取最优于自己的策略，以期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为了达到合作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对各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维护合作协议的顺利执行。要在建立领导协调组织和健全监督机制上下工夫，在明确各成员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监督各成员的行为。对于损人利己的倾向和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必要时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进行制裁，甚至终止合作。

3.3建立保障机制

因为各图书馆之间的规模与发展水平不均等，建设规模大、信息丰富的图书馆往往很难与信息量相对较少的图书馆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另外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经常发生“搭便车”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加以制约。在内部评估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对贡献大的图书馆要采用奖励的办法进行收益补偿，同时针对慵懒的图书馆，通过采取惩罚的方式实现督促作用。

篇3

二、纳什均衡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污水排放问题

博弈的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将博弈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一般地，将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非合作博弈”，与此相对，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合作博弈”。“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解概念。政府应该怎样治理污水排放是当今一个热点，也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经济学上的监督博弈来处理。

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的战略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设A1是企业治理污水（不排污）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排污的话，则可以将A1据为所有；A2是政府检查所需成本；W是政府对企业排污所收取的罚款金额；G是企业排污所造成的污染而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假设W>A1，且W>A2+G，即政府对排污企业采取重罚措施。下表即为一个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得益矩阵。

在得益矩阵中，用p代表检查排污的概率，β代表企业排污的概率。给定p，政府检查（p=1）和不检查（p=0）的期望分别为：

E（1，β）=（W-A2-G）γ+（-A2）（1-β）=（W-G）β+A2

E（0，β）=-Bβ+0（1-β）=-Bβ

由E（1，β）=E（0，β），得β*=A2/W。可以采取两种举措：

采取重罚措施；即降低检查成本A2。另外，给定政府检查的概率θ，企业选择排污（β=1）和不排污（β=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p，1）=（A1-W）p+C1（1-p）=A1-W・p

E1（p，0）=0

由E1（P，1）=E（P，0）得P*=A1/G，即在现实经济中有许多企业和企业排污所取得的罚款金额W有关，对排污的惩罚越重，企业因排污所获得的生产成本越少，企业的排污概率就越小。

实际上，政府在治理企业排污的时候，应设法考虑收益权的收益问题。由于国民待遇的要求，不可能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罚款数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行政手段。

同时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在治理污水中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既定的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亦可亲自组织创新或担当起制度创新的重任。最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推行维护者，对违法排污者实施重罚。

篇4

中图分类号： TP391.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2163（2016）06-0141-03

0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无线网络连接需要的日益增加，适用于不同工作情况与使用环境的无线网络接入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些技术的提升进步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能够接入到无线网络中的理想诉求。人们使用的无线网络连接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往往同时配备了多种满足不同通信需求的无线网络接入技术，如适用于近距离通信需要的Zigbee、Bluetooth，以及适用于中远距离通信需要的WiFi、WiMax、2G、LTE等。而且，同一地区被多种无线网络覆盖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了，如办公室、商场或者是家中，这些区域往往普遍配设有无限局域网络与蜂窝网络，而蜂窝网络常常也是由多家移动网络服务商各自优化后、且分别提供的，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如此这般的多种无线网络接入技术共存的情况被称为混合无线网络。综上可知，在此背景环境中，人们所能选择的无线网络的数量也必然增加。根据使用环境的各异以及用户需求的不同，人们在选择移动设备所要连接的无线网络时将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网络的稳定性、网络能提供的带宽以及使用网络需要付出的代价等。网络选择中的基本问题就是研究在多种无线网络共存的情况下，人们（设备）如何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出最合适的无线网络，以及在选择过程中设备更换无线网络的行为趋势。为了分析解决混合无线网络中不同无线接入技术的选择问题，目前已提出了多种方法，如文献[1-2]提出的最大化用户效用的选择方法，文献[3-5]提出的基于多种属性满足的决策制定方法等等。博弈论作为一种数学工具，常常用于研究分析在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出最有利的策略时，参与者的行为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在无线网络的研究中，由于博弈论在分析无线网络设备选择不同通信策略时其所获得的收益情况与各个设备行为特点上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工作利用博弈理论来解决混合无线网络中的网络选择问题[6-7]。本文总结了目前一些利用博弈理论来解决混合无线网络中的网络选择问题的文章，给出了博弈理论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

[JP3][BT4]1博弈论的基本概念以及网络选择问题的博弈模型[JP]

[BT5]1.1博弈论的基本元素

在博弈理论中，博弈是由博弈的参与者、参与者所能选择的策略的集合、每个参与者选择某种策略时所获得的收益而构成的优选进化过程，过程中包含着3个基本元素，现对其进行如下定义描述。

1）参与者。博弈中能够选择自身策略的单位，可以是某一个体、也可以是某一群体，其目标是通过选择某种策略以使自己收益最大化，当目标为削减成本时为最小化。

2）策略集。策略集中包含了参与者能够选择的所有策略，每轮博弈时参与者将在其中选择一个以指导自己的行为。

3）收益。参与者选择某个策略时所能获得的效用，该效用由参与者选择的策略与其他参与者选择的策略共同决定。

[BT5]1.2博弈结果描述方法

具体地，针对存在多个参与者的博弈描述中，每个参与者将根据收益的大小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时某个参与者采取的策略也将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收益。当博弈重复进行的时候，各参与者是否可以最终达到某一平衡状态，即参与者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最合适的策略，使得博弈终止。博弈是否能够终止，以及何时达到终止是博弈论中的重要研究部分。下面将调引最常用的描述博弈终止的状态定义，即纳什均衡状态。

纳什均衡状态用于描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个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选择好自己的策略后，如果任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在其他参与者保持所选策略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自身采取的策略使得自己的收益增大。这时，就可说系统达到了纳什平衡状态。

如果博弈的参与者用集合N={1，2，…，n}来表示，参与者可以选择的策略用集合S来表示，参与者i所选择的策略用si来表示si∈S，那么s*={s1*，s2*，…，sn*}为纳什均衡，当且仅当对任意的i∈N，存在：

[HT5SS]ui（s*i，s*-i）≥ui（s'i，s*-i）[JY]（1）

其中，s*-i表示除了参与者i以外其他参与者所选择的策略，ui（）为参与者的收益计算函数。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均存在纳什均衡；同时，有的博弈可能存在多个纳什均衡。

[BT5]1.3网络选择问题的博弈模型

网络选择问题存在3种博弈情况。对于每种博弈情况，现做出分析概述如下。

1）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博弈。这种情况下，博弈的参与者均为需要使用无线网络的用户，多个无线网络用户将分享若干个无线网络接入服务，每个用户所能选择的无线网络接入点就是用户所能采取的策略。用户通过选择不同的无线网络接入点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者最小化自己使用无线网络服务所需支付的代价。

2）无线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博弈。这种情况下，博弈的参与者为能够向用户提供无线网络服务的各个网络服务商。各个无线网络服务商通过采取不同的自费策略来吸引更多的用户选用自己的无线网络服务，从而达成最大化自己收益的目的。

3）无线网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博弈。参与者分别为无线网络服务商与用户。服务商通过选择不同服务资费标准与服务对象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用户则通过选择不同的服务商来最大化自己可能获得的网络效用。

[BT4]2博弈论在网络选择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情况

[BT5]2.1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博弈

文献[8]将网络选择问题描述为各个自利用户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并使用拥塞博弈模型来研究用户的行为情况。在该博弈中，用户可以在多个可用的无线网络的不同频段中选择其中之一进行连接，在选择某个网络后，该用户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网络拥塞，同时用户需要为其造成的拥塞支付费用，而费用的高低将由网络当前的拥塞程度决定。作者形式化地给出了网络拥塞程度的描述以及用户所需支付的费用。实现过程是将该用户的网络选择情况用一组布尔值来设定其表示，如表示用户u是否选择了a网络的布尔值bua。当用户u选择了网络a时，bua=1，如果没有选择网络a，bua=0。此后，研究利用整数规划的方法求解了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

文献[9]利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用户的网络选择问题。演化博弈在传统的博弈理论中加入了种群的概念，种群用于表示一组相同类型的用户，种群中的用户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使种群的总体收益增加，或者使种群中其他用户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收益均衡的目的。项研究利用了演化博弈中的复制动态来研究一群同类用户的行为变化情况。复制动态用来表示种群中选择不同策略的用户的比例的变化情况，数学上是利用常微分方程来构建表示， 其对应公式为：

[HT5SS]x・i（t）=xi[fi（t）-（t）][JY]（2）

其中，xi表示种群中采用策略i的个体占种群全体的比例，xi=ni/N，ni为选择i策略的用户的数量，N表示种群中用户的总数量。fi（t）表示参与者选择策略i所获得的收益，（t）表示该种群中所有参与者获得的平均收益。

文献[10]描述了装备有多种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设备，在不同网络之间切换服务，以达到自身获得的网络吞吐量最大的目的。文章给出了2类不同的无线网络技术的带宽分配模型，全面分析在了每种无线网络技术下用户的行为变化情况，给出了用户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算法，并证明了在同种无线通信技术内部切换无线网络基站的情况下，系统存在纳什均衡，即用户在经历有限的基站选择变化后，所有用户均将达到稳定状态，而无需继续改变自身的选择。

[BT5]2.2无线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博弈

文献[11]提出了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用于分配管理无线传输资源系统框架，其中包括网络层分配、容量预留机制、用户接入控制以及连接层分配。作者将带宽分配问题描述为不同接入网络之间的博弈，同时在系统达到纳什均衡时，网络总效益最大。

文献[12]将2个独立的无线局域网之间的接入控制问题描述为多阶段的非合作博弈问题。该博弈中的参与者为2个无线局域网，而策略集则为用户发出的网络接入请求。博弈的结果给出了2个网络最大化自身收益时，网络接入请求在2个无线网络中的分布情况，

文献[13]描述了在多个无线网络共存的环境中，存在一个移动着的用户。为了保证负载平衡以及减少用户在各个网络的交接，作者提出了一合作博弈的方法。参与者为区域中各个可以被用户连接的无线网络，其策略集为用户使用每个网络的优先级。每个候选网络的收益为当前网络负载、预定负载界限与网络惩罚权重的函数。博弈的目标是使每个候选网络的收益值最大。

2.3无线网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博弈

文献[14]利用将无线网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双方博弈的方式，提出了一种防止拥塞的控制机制。作者提出框架包括2个博弈，其中一个为接入控制博弈，另一个为负载控制博弈。接入控制博弈利用了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参与者为各种用户-服务商对。每一种服务请求代表了每个参与者具有2个策略选择的博弈。服务商可以接受或者拒绝服务请求，而用户可以选择继续接受服务或者停止接受当前服务商的服务。作者讨论了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存在情况。在负载控制博弈中，用户在不停止传输的情况下选择是否离开当前服务商，而服务商也可以选择是否终止提供服务。文章表明当服务商同时运用2种策略时，得到的收益将会达至最大。

[BT4]3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当前利用博弈理论分析解决混合无线网络中网络选择问题的一些代表性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博弈论解决该问题时，不能仅停留在判断是否存在纳什均衡的层面上，还需对如何达到纳什均衡进行研究。博弈论分析了混合无线网络中的参与者在为了最大化收益时的行为情况，为提出更加有效的网络选择方案作出了有益、且实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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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英尼斯被称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和“加拿大经济史之父”。他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1919年,当英尼斯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炉时,巴黎和约签定实施;1920年,他通过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研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个独立学者的姿态开始了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货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贸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泻引发经济大萧条;30年代伊始,鳕鱼业成为英尼斯的第二个研究主题,他在加拿大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日益确立,与此相伴,30年代那段萧条和苦涩的时期让他开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务;当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尼斯正全力对《鳕鱼业:国际经济史》进行最后的修订,次年,该书问世。从1940年开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这一阶段的开始在硝烟弥漫的“二战”,结束于铁幕森然的冷战,英尼斯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一种从传播角度剖析人类文明史的路径悄然展开。(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主题都出现转变,《加拿大皮毛贸易》着眼的是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际经济竞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涉足更广大的领域,通过传播更替的历史来探究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似乎越来越远离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逼近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

英尼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他的抱负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经济学家凡勃伦那样真实而系统地描述不断演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与其说英尼斯从经济研究转向了传播研究,不如说传播研究是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延续着对制度演进和社会价值的探索,延续着对权力关系、技术文化的历史分析,也延续着对垄断、集中化控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从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冲击主要来自于经济系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大师、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当英尼斯191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凡勃伦虽然已经离开,经济系仍旧浸染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边遥想缅怀当年凡勃伦曾开设的“社会理论史”、“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文明中的经济因素”等课程,一边通过全面地阅读凡勃伦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与社会科学季刊》上撰《凡勃伦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卫凡勃伦的价值,甚至盛赞凡勃伦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最主流的理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当其他经济学家在象牙塔内研究真空条件假设下的人类行为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颠覆了之前正统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微观人和企业的理论范式,引入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拓展经济学。正如英尼斯1929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现代经济学者是分类学家,那么凡勃伦则力图进行经济学的胚胎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病源学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决定性影响。

一、文化和整体观

以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这种以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对现状的解释力也日益丧失。以凡勃伦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之进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义理论,这一事件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制度主义运动”。凡勃伦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向制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在正统经济学内部,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作用普遍被远远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从此也就有了作为颗粒脱离社会的单一经济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认‘文化适应规定个人的约束和偏好’,那么经济学家就回避不了有关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跟理性、评判过程的运作相关联等严肃问题。”(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63)。基于这一弊端,凡勃伦提出,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应该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活动借以开展的制度及其变迁,因此,制度经济学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等各种制度安排,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对策。

英尼斯给予凡勃伦“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的崇高赞誉,说明他同时从凡勃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论的研究理念。其实,斯密创立的经济学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总体的发展,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然而经济学在马歇尔那里引入脱胎于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后,越来越数学化和抽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对的,他认为应当复兴斯密和凡勃伦所开创的分析复杂系统关系的路数。在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这种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他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伟大概念,“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加尔布雷斯,1999:p63)技术通过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结构、思维等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社会内部循环交流,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是在众多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副产品,整个文化的前进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

社会整体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凡勃伦强调要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作分析,这一解答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具理论色彩。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累积的思想和习惯,制度本身“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是人所共有的现存的思维习惯”。(凡勃伦,2004:p149)如果记起凡勃伦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与杜威一起追随皮尔斯攻读哲学,对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学倾向将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何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想要考察“传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英尼斯看来,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和行动者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自我动机共同支配,应当从人的主观动机以及所存在的环境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环境内容,也决定了行动者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时间和空间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共存。正是复杂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等制度形式都是人类本能与外界环境、其他行动者的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是广泛存在的既定习惯和关系契约。因此传播就是社会内所有行动者的思想关系和组织活动,传播研究的内容则如英尼斯所说,“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态展现出各种特性和偏向,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个体的习惯与偏向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累积并得到增强,这种习惯与偏向形成了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主要兴趣点。”(Donald Creighton,1957:p91)这使得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展现出浓厚的社会学风貌。

二、演化的观念

受达尔文进化论、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因而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凡勃伦认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会行动中思想和习惯逐渐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技术革新的成果克服过去环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延续和改善生命过程……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但这种对抗不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因为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革命式的变革迅速转变。”(张林,2004:p3)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所以经济研究应该抓住制度的演化这个核心主题,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环境的变革呢?凡勃伦认为,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将引发制度变迁。凡勃伦理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十分复杂,但实用主义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明确地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特征”与“技术特征”视为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关注如何保留历史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身份认同、文化仪式;而后者与技术、科学、工具相关,是改变世界的动因,并解构着制度特征的内容。制度特征的视角是向后看的,而技术特征则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断冲突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深受这一项影响的凡勃伦提出,社会由两个体系构成,“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仪式体系,一个是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张林,2004:p2)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互动形成了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的进化,而“制度调整的主力就是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存制度的约束最大的那个从事工业的、工具性的职业的集团。”(张林,2004:p3)也就是技术集团。在他看来,“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共同体的技术知识及普遍持有的价值和信念。”(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2)长期来看,技术的后果难以控制,也许会有违初衷,“这种后果可能牵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方式所取代。”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7)总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义在于外界环境(包括技术)的改变赋予人们心理、思维、习惯等改变的要求。

如同凡勃伦,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也强调动态演化和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进结构。英尼斯“坚持认为制度的兴衰存在规律,他毕生致力于这种兴衰过程的探索与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对人类文明历史兴衰起伏规律的探索诉诸于考察由传播媒介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形态(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英尼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传播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媒介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传播技术的更新,人类的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其特征是稳定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一方面,技术起源于文化,羊皮纸、纸张、印刷术、广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它们体现了某一制度类型下社会的关系原型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对制度产生影响,它是理解某种文明如何演化的关键;同时,制度影响技术变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某些技术的发展,阻碍另一些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构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竞争和决定,社会文化过程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环演进,历史也就是传播技术所引发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样,英尼斯所谓“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及其演化。媒介带来了新的信息,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和过程,人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些与旧环境难以相容的思维习惯和组织行为被改造或淘汰,去酿造新的制度。传播决定了行动者的思想习惯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因此社会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进之中,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英尼斯那里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类,一旦这个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此时社会或者说文明就被锁定于某种偏向,英尼斯认为它达到了一个知识垄断的终点。

可见,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技术的变迁……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麦克卢汉,2003:p5)早期的学者认为英尼斯把媒介技术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引擎,强调技术的内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人的作用被搁置,于是给他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英尼斯思想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他一再坚持的行动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传播学不是单因单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类命运为基础,他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的变化依赖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媒介的技术特性、社会结构、地理分布、经济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赋予了整个传播研究动态的历史发展观。

三、集体主义视角

凡勃伦和与他同时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一样,并非采用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考察主体,他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他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惟有“社会”才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选择来源于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和竞争过程等,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

因此,制度主义始终秉持着凸显社会因素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周围的制度环境中处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认为“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在凡勃伦的著作中,集体单位中的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权力组织成为技术演化和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继承这一视角,我们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种帝国中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的阶层和利益组织如何驰骋于历史的征战场角力争斗。在演化过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动者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强调团体理性向社会整体理性转化以及在社会竞争、制度扩散中的作用。通过多个文明帝国的历史进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识垄断,总有相对抗的新的媒介出来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四、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有闲阶级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与所有权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大师康芒斯同样指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拥有、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力,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力相联系。因此,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者更多地偏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场价格;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机会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对媒介的历史分析中,权力阶级的涌现与知识的私有制同时发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传播技术,而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一个复合体,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眼中的技术是深度资本化的技术,新技术兴起的同时掌握此种新技术的组织权力增强、地位上升,旧的团体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必须做出变革,形成新的权力模式和制度体系。例如,在《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联社凭借电报技术获得垄断地位,并如何与报业争斗、政党角逐相互咬合;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广播这个作为空间偏向的印刷业对立物而出现的媒介,原本是倚重连续性和时间,结果却“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为欧美政治、商业权力所操纵,沦为舆论轰炸的机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的操纵,而且,随着新的的可视性媒介――照相机、摄像机、相片、电影等等的诞生,这种操纵和破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摄像机诞生于一个崇拜视觉的印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很容易接受下列观念――新的视觉资源是真实性的客观替代。于是现代思想中所谓的“照相真实主义”(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随之形成――照相机和摄像机不会说谎。这种信念的严重后果从电影媒介的操纵性中可见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战”中电影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运用,被用来说服民众关于本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概言之,着眼于权力,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张力:平衡与失衡,时间与空间,帝国与风俗(帝国可以没有边界,而风俗却是本地化的),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依附与自治,世俗与宗教……英尼斯通过寻求这些问题答案,建立起了现在称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英尼斯来说,对媒介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传播技术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他关心媒介生产背后的权力运动,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卢汉,2003:p6)在他的研究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权力与垄断问题上的警觉和深度。

学界一般认为,凡勃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很好的界定技术变化,技术变化所产生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以及被凡勃伦看作结果的目标、意识形态及有效性标准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9)与其方法论上的累积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宽泛的断言技术对制度的决定力,却对于“到底制度变迁如何改变个人的处境和目标,或者改变之后的个人理想实际上到底如何引发社会惯例和法则变迁的”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37),鲜有辨析,这当然和他将组织、团体作为分析主体直接相关。比凡勃伦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形态整体模式上的调整甚至重组;然而,他依然没有解释技术变化和传播行为本身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没有明晰的描绘观念如何在社会内部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体察个体与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共生互动,无法对作为人类行为的传播活动过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关注的是传播技术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类型。

繁人都重评价道,“凡勃伦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谓超前意识的人……因为他所思考和陈诉的观点往往都是被后来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认可,但却遭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像个外星人一样孤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对照凡勃伦,英尼斯所开创的传播技术研究模式在当时无人理解并长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这对精神上的师徒堪称同病相怜。除了研究领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个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较早采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而这种方法基本与数字和量化技术无关。熊彼特曾评价凡勃伦是社会学家,我们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浓郁的社会学风貌。但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说:“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 (繁人都重,2004:)他这话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依循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强大的辐射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北美社会科学界普遍转向,努力成为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倡导引入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凡勃伦会在数理经济学家占优势的美国日益边缘化。英尼斯深深地为凡勃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遭到冷遇而鸣不平,他反对单纯和机械的量化研究和数学模型,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研究工具当做研究内容,这种极度抽象的研究放弃在整个外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所进行的不过是检测“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强调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活动,面临重重危机,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全面诊断西方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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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无双》说的是唐朝建元年间，一个叫王仙客的年轻人去长安市宣阳坊寻找表妹无双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无双的模样他记不清了，王仙客和无双曾在宣阳坊一座用作道观的空房子住过，宣阳坊官吏王安、孙老板、侯老板、罗老板这些当年的邻居忘记了他也忘记了无双。罗老板等人说到二十年前鱼玄机在这里住过，不过鱼玄机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阳坊一家客栈里，弄个望远镜观察那个空院子。他对鱼玄机入了迷，找刽子手打听鱼玄机死时为啥骂，还到监狱厨房买了一份囚粮，忽又想起无双，做梦却梦见鱼玄机。他想起来鱼的使女叫彩萍，而无双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长安市有六千个彩萍，找了一百多个都不是。人们的传言让王仙客怀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鱼玄机过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撵走，去了宣阳坊，以拉皮条为生，遇一，摆好姿势他却无动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忆当年无双听说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与他试水。便与彩萍回宣阳坊寻找无双。彩萍似乎就是无双，比较，宣阳坊的人既喜欢又反感。罗老板等人想揭发这个假无双。罗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车裂附逆分子，无双被捆在木桩上拍卖。又说无双病死了。王仙客请客讨无双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罗老板小脑袋，罗老板这才想起无双“去了掖庭宫”，是个宫女习礼的地方。他从身上扯出当年无双托他赠送给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继续寻找无双。这已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

李银河认为《寻找无双》写的是人们选择性记忆病，人们只愿意记住他们愿意记住的，遗忘了不愿意记住的。王小波说他写这篇小说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其实王小波的小说较为混沌，非单一主题，《寻找无双》就写了人们肮脏的心理、卑下的人格、猪狗般的生活，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和敌意，写了人们非同党即奸党的思维方式，也写到了皇权的专制、残酷和腐败。如果说王小波小说有中心意图的话，他的小说是对权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还有点儿自得其乐。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视角度。作者俯视笔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说叙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谓的愚偶，一个个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痴呆症患者，有的简直是疯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浑浑噩噩，荒唐，窝囊，卑俗，丑陋，令人恶心。王仙客寻找无双要与之结婚，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动和尊重。《红拂夜奔》中李靖设计长安城，求证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费马大定理，将费马大定理写进春宫画小人书里，发明开平方机器，做出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个无情的人，他与皇帝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谈不上忠与奸，对红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谈不上爱。鱼玄机杀死使女主动投案自首，坐牢里长了阴虱，受刑时计较于自己的美丽与舒适，最后骂了一句操，也不会让读者同情。读者的感情立场既不会站在刽子手一边，也不会站在鱼玄机一边。作者一点儿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红拂说她也不想活了，便办理殉夫手续。申请非正常死亡指标，需刑部衙门批准，刑部权衡之后给了一个上吊指标。然后是礼部手续，礼部认为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会风气趋于悲观，让红拂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礼部填表时，红拂在殉节动机一栏填上“觉得活着太麻烦”，显然不够进步，在人们的一再启发下改为“思念卫公”。其实红拂要求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为贵妇联主任委员，她要主持会议，还要做大报告，觉得烦不胜烦，因此马上提出殉节申请。按照规矩，红拂上吊前还要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还需绝食，净身，搭台子，受赐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红拂登上绞刑架，仪态万方，看客如云。但宫中监督她_的魏老婆子让其命悬一线，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还没断气魏老婆子就剥下她的亵衣卖钱去了，红拂的尸体也不见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倾向上与王朔、塞利纳、热内笔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结梅上与堂吉诃德、阿Q、卡尔唯诺的树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状态上与卡夫卡、贝克特笔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们。王朔的人物还是正常的，无非有点冷嘲热讽罢了，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阿Q、树上的子爵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卡夫卡的人物比较干净，而且理性，贝克特的小说人物与王小波同样粘稠、滞重，但没有王小波人物的痴呆和癫狂。

其故事没有中心矛盾冲突，且有意截断时间流向，将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写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浓墨重彩，如鱼玄机之死耗费了大量笔墨。其叙述推进十分缓慢，几乎原地踏步，或者说是不断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一个细节可以多次提及，反复描摹，可称之为细节化碎片化叙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阳坊找无双。”后来又有好多此类的开头：“王仙客到长安城去找无双那一年”，“王仙客找无双”，“王仙客去找无双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王仙客初来长安时”。“王仙客到长安城宣阳坊里 找无双”，“王仙客到宣阳坊里来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是要找无双的”，“我们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阳坊来找无双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阳坊里找无双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变化，上一次简单提及的，这一次有可能详细描摹，这样的叙述形成了变奏和回旋效果。这种方法显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贝克特、格里叶、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比他们更极端了。

小说的叙述方向，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几个方向在中间或最后交织起来，也可以是循环的，最后返回到原点。小说的叙述速度可以是快板，冲突激烈，悬念重重，故事向着最后的目标快速推进，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缓慢推进，录像带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寻找无双》属于后者。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找到无双，但这个目标总是被搁置起来，不能说它有明确的叙述方向，那就是找到无双，也不能说他的叙述方向是找不到无双。因为寻找无双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虚假的叙述目的。卡夫卡的K进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黄》里青黄空缺，余华的《鲜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着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性命题，王小波似乎没有这样的追求。

大量的闲话也延宕着小说的叙述速度。与作品主线、作品主要人物有关或者无关的甚至与作品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是作者叙述自由的表现。如王仙客列问题表，王仙客为解决困惑，“打算开一个平方根证明一下，偏巧选择了二来开平方，结果发现开起来无穷无尽，不但把手头的纸全做了算草，还把地板墙壁天花板全写满了。”“王仙客被撵出客栈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头上拴了一只毛笔，在天花板上写算式呢。据我所知，他是用麦克劳林级数开平方，已经算到了五千项。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一台PC机就能做到，但是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得的科学成就。但是开客栈的孙老板不懂这些，只是破口大骂，说王仙客这疯子，把他的房子写脏了。其实王仙客并没金疯，思想还有逻辑：他想开尽了这个平方，验证了自己有运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数，算出自己是谁。这两件事做好之后，再决定是去找无双，还是找别的人，或者谁也不找了。”“据我所知，人在执笔演算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决某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结果，就是没算出来，害处也不大，因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种是要证明自己聪明，这样演算永无结果，故而害处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找人来拍你马屁，说你很聪明，是个天才。人执笔写作也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告诉别人一些事，另一种让别人以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个人写作总是前一种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种情况，我绝不会浪费纸笔，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马屁的人，当面去拍，这样效率比较高。王仙客就是因为犯了演算不当的错误，故而总算不出个头绪。因为本书在谈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这些不算题外之语。”这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昆德拉写接吻大大议论了一番，甲与乙接吻，乙与丙丙与丁丁再与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气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传》中巴奴日到处向人讨教该不该结婚，大家讲了大段大段结婚与不结婚的道理，闲话的疯狂增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叙述的本来面目，使文本变质。这种议论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论、教条，是一种与小说或生活有紧密联系的想象性或反讽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绎。王小波在后记里说自己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而严肃文学必须公平，作品可以艰涩，可以荒诞古怪，但在这些毛病背后必须隐藏了什么，以保证有诚意的读者最终会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读者也不能太笨。中国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绝不至于太笨。”小说里这些怪异的闲话当然也证明着作者的智慧。

《寻找无双》不是纯正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正的第一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起来的混合型人称叙述。小说的主体用第三人称，但叙述人“我”时不时出场，他似乎一直在场，即使不在场读者也能强烈地感觉到他。这个我是一个强势的我，他总要顺便抖搂出一点私货，甚至一堆私货。作者点明他叫王二，四十五岁，是一个医院的电气工程师，年轻时在山西插过队，现与一位姓孙的妇科大夫结了婚，结婚之初患过阳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时单恋一个女教师，每晚将其作为对象。有时候他在小说里还直接拿人称说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第七节：“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后面又说，“讲到了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称做王二，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觉，不用第一人称就不足以表述。”小说里这个王二时不时站出来说事。导引出许多现代观念和词语穿梭其中，如“上级让你被勒了几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种打算，自己有别的打算都不对头。”如宣阳坊居委会主任王安问王仙客有证明文件吗，“王仙客就拿出山东博山府开的路引双手呈上，据说当年日本皇军检查中国人的良民证时，中国人就这样。”王仙客拦一个陌生人打听无双，“那人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偾怒不满的神色，就像我前几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车到雅宝路碰到的一样。”还有鱼玄机每天晚上要开PARTY，皇帝派空降兵镇压群众等等。再如：“有个善良的人发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谁也不肯戴。因为当时熟皮子工艺不过关，所以那东西干瘪瘪像个风干了的小丝瓜。用时还要用带子拴在身上，不然就会掉下来。……但是要等到发明硫化橡胶，制出柔软的，起码要一千年，实在等不及。”有趣的是，这些无厘头语言行为破坏着作者建立起来的古代场景，但这古代场景仍觉可信。这样做的好处是打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时空，历史与现实互相说明互相阐释，小说的空间更为宏阔，作者的表达可以天马行空，似乎有无限的自由。

篇7

中图分类号：TU97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764（2013）04-0068-11

不锈钢材料具有华丽的外观、优异的抗腐蚀性能、良好的力学和工艺性能、较高的比强度与比刚度、较低的维护费用等诸多优点，在建筑结构领域已获得较广泛的应用，如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不锈钢屋面板、天津港四号卡子门不锈钢空间网架结构等，结构新颖，造型美观，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1]。受材料造价或建筑造型需要等因素影响，不锈钢通常被加工成薄壁构件并冷弯至各种形状，此类冷弯薄壁构件的稳定问题较突出，在结构设计时必须谨慎考虑。

与普通碳素结构钢相比，不锈钢在化学成分上增加铬（Cr）和镍（Ni）等合金元素使其耐腐蚀性能得到极大改善[2]，在材料受力性能方面亦表现出显著不同：不锈钢材料没有类似普通碳素钢的屈服平台，其应力应变曲线表现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并具有低比例极限和良好的应变硬化性能[3]。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不锈钢薄壁构件失稳时应力（应变）水平较低，材料也极可能处于非线性阶段，其屈曲性能将受瞬时弹性模量控制并表现出相应非线性特征。处理此类问题需构建三维本构关系，运用荷载增量法确定平衡路径，最终得到构件临界屈曲应力[4-5]，与弹性稳定分析相比有较大区别且更加复杂。目前中国关于不锈钢薄壁构件稳定性能研究较少，缺乏科学的理论分析和设计指导，极大阻碍了不锈钢结构的应用与发展。

本文基于广义梁理论（Generalised Beam Theory，以下简称GBT）基本原理针对不锈钢材料进行修正，根据流动法则、变形法则定义其瞬时弹性模量，利用Quach模型定义其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并以荷载增量形式给出修正GBT平衡方程、边界条件及特征值计算公式，最后将提出的修正GBT法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需要说明的是，受瞬时弹性模量影响，计算包含迭代过程，需借助软件（Maple、C++或Matlab）完成，因此提出公式严格来讲属于准解析的计算公式。

1非线性材料GBT计算公式

1.1传统GBT的基本原理

传统GBT理论主要用于线弹性薄壁构件稳定性能分析，按以下步骤进行[6-9] ：

1）截面分析。构件截面划分为连续折板，屈曲模态分解为一系列截面基本变形模态的线性组合，根据弗拉索夫假设和各基本模态单位翘曲、横向位移构造位移函数，计算截面刚度系数矩阵。

2）构件弹性稳定分析。考虑构件的长度和边界约束情况，建立GBT平衡微分方程和边界条件，利用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或伽辽金法求解此特征值问题，最终通过线性组合求得此构件屈曲应力及相应屈曲模态[10-11]。

目前已有依据GBT理论编写的稳定分析程序GBTUL[12]，计算精确迅速，成为继有限条法、有限元法后研究人员处理薄壁构件弹性稳定问题的主要计算方法，被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领域广泛采用。然而，传统GBT理论只能用于构件弹性稳定分析，对于非线性材料的稳定问题尚不能予以有效解决。Goncalves和Camotim利用GBT法对不锈钢薄壁构件屈曲性能展开研究[13]，得到矩形薄板、C形卷边截面和矩形闭口截面构件在均匀受压时的屈曲模态和稳定曲线，但其本构方程采用Rasmussen模型，此模型经证实不能准确反映不锈钢材料应力应变关系[3]，且文献[13]中的GBT公式缺少必要推导过程，不同模态下构件屈曲应力计算过程不明确，结果缺乏试验数据验证。本文基于传统GBT理论及Goncalves和Camotim初步研究成果对GBT方法进行修正，使其适用于非线性材料构件的屈曲性能分析。

1.2应力应变关系模型

不锈钢是典型的非线性材料，应力应变关系模型精确与否对确定本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中Quach等人提出的三段式模型[14]能够准确反映不锈钢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是目前可供选用的最佳应力应变关系模型[3]。本文选用该模型描述不锈钢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即：

1.3瞬时弹性模量

传统GBT理论采用弹性模量矩阵描述材料各方向本构关系，弹性模量矩阵在计算过程中保持不变。然而，非线性材料的应力应变呈非线性关系，随着应变的发展，弹性模量不断折减，构件刚度不断退化，固定的弹性模量矩阵不能反映材料真实本构关系。因此，需将弹性模量表达为应力（应变）的函数，以反映非线性材料在特定应力（应变）状态下的本构关系，即“瞬时弹性模量”。通过定义瞬时弹性模量矩阵对GBT法截面分析、构件稳定分析进行修正，使其能够正确描述构件屈曲状态，并最终根据平衡方程求得屈曲应力。本文基于小应变弹塑性理论确定材料瞬时弹性模量ij，假设材料屈服面服从Mises屈服条件，采用J2流动法则[15]和J2变形法则[16]2种理论的瞬时弹性模量ij中各分量表达式为：

3结论

提出适用于非线性材料的广义梁理论屈曲荷载计算方法，并对不锈钢薄壁受压构件局部屈曲、畸变屈曲和整体屈曲3种失稳模态的屈曲荷载进行计算。经验证，本文提出的修正GBT法具有较高精度，可用于确定非线性材料屈曲荷载，同时应注意以下2点：

1）传统弹性计算方法不适用于不锈钢等非线性材料。由于未考虑瞬时弹性模量变化，忽略了非线性材料的刚度折减，传统弹性计算方法的计算结果明显高于试验值，不能用于实际工程设计。

2）与流动法则相比，按变形法则理论确定材料瞬时模量，所得计算结果精确又偏于安全，且公式形式简洁、程序编写容易，可为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参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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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博弈论理论的发展为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研究思路。但是博弈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受到大家重视的、它的未来发展前景又是如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对博弈论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博弈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所了解，对我们更好的掌握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好处。

二、博弈论的早期研究

很多学者想追溯博弈论的起源，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如果按照把博弈问题应用到决策问题和对决策问题的研究标准，那么可以说博弈论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常常都会进行博弈分析。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具有博弈思想的事例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国的“齐威王田忌赛马”、一千五百年前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问题”等。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经常引述的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文献标准，古诺1838年关于寡头之间通过产量决策进行竞争的模型可以看做博弈论早期研究的起点。1883年伯特兰德的通过价格进行博弈的寡头竞争模型也是包含博弈思想的经典文献。对博弈论问题比较系统密集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齐默罗和波雷尔对象棋博弈等的系统研究可以代表系统研究博弈理论的开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一九二八年给出了扩展形博弈定义。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完成博弈论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研究还是对博弈论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博弈论的形成

对于一个理论的真正发展来说，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还是不足以发展出博弈论的理论体系的，更重要的不是谁曾经有过零星的研究，而是谁的工作或者文章发表以后，它的思想或方法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就像哥伦布并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人，但却因为他的发现新大陆没有“失落”过，所以哥伦布享有发现新大陆发现者的荣誉。同样的道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应该被看做博弈论历史的真正起点。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中引入了博弈论的扩展表示和正规形表示，并定义了极小化极大解，指出这种解在所有两人零和博弈中都存在。该书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博弈论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术语和表述方法，提出了相对系统的博弈理论。尽管现在看来该书某些地方还不全面，但是，其对博弈理论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博弈论的成长和发展

博弈论第一个研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弈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推动作用下，这时博弈论的研究队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纳什加入到博弈论的队伍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纳什在1950年将博弈论扩展到非零和博弈，并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和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除了纳什的研究成果以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博弈理论家和博弈论研究成果。例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五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中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阶段。例如：“微分博弈”的概念、“强均衡”的概念、关于重复博弈的“民间定理”。这个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有赛尔腾1965年提出的在博弈方选择“相机计划”的博弈中不是所有的纳什均衡都是合理的，因为可能存在空头威胁的问题。1975年又提出了“颤抖手均衡”的概念。70年代博弈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还包括“进化博弈论”的发展。此外“共同知识”在博弈论中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

五、博弈论的成熟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

80、90年代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进展包括“顺退归纳法”、“序列均衡”的概念、《进化和博弈论》的出版、“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正是这个时期，博弈论受到经济学家真正的广泛的重视，并被看做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方法。也正是这个阶段开始，博弈论的思想、词汇开始在经济学杂志上大量出现。博弈论之所以会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上升的这么快答案首先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性越来越强，因此，经济活动的博弈性越来越强。其次，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信息的作用和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要求。因此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博弈论的发展前景

由于博弈论本身优美深刻的本质魅力，新的博弈分析工具和应用领域的不断发现，一定会吸引大量学者加入。而且随着博弈理论的发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这种理论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方面还存在一些没有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充分保证了博弈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发展潜力。在金融、贸易、法律、政治等领域不断提出新的博弈论应用课题这也是今后博弈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且，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大博弈中，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的主流，但是，合作博弈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要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更加复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博弈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会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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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论的概述

1.1概念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20]。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当一个主体，譬如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博弈论是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中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政治外交等。

1.2博弈论模型简介

博弈论自产生到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它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方法，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等都涉及到博弈论。不过博弈论也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型，可以对一个博弈过程用5个方面来描述，G={P，A，O，I，U}

① P（player）：博弈的参与方。

② A（action）：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

③ O（orders）：博弈的次序。

④ I（information）：博弈的信息。

⑤ U（utility）：博弈方的收益。

以上五个方面是定义一个博弈时必须首先设定的，确定了上述五个方面就是确定了一个博弈。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各样的博弈问题，寻求各博弈方合理选择策略的情况下博弈的解，也既是均衡。

1.3博弈论的分类

现实中各种博弈可以按照不同的办法进行分类。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以将博弈分为两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以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以将博弈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

1.4纳什均衡

1.4.1纳什均衡的定义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20]是一种策略组合，它能够使得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应。“最优反应”指的是该策略带给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它任何策略能带来的利益。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一个最佳的策略组合。

1.5 一些特殊的博弈模型

1.5.1重复博弈模型

重复博弈是目前人们了解的最为透彻的一类动态博弈，参与人每一期都面对同样的“阶段博弈”或“选民博弈”，而且参与人的全部收益是每阶段所得收益的加权平均。参与者基于对博弈过程的认知，例如对过去行为的了解，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当前情况的观察，在每一个阶段的博弈中选择自身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随其它参与者行动的改变而变化，甚至可以是自适应的。

1.5.2潜在博弈模型

潜在博弈是一般形式博弈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存在函数u：SR当单方面的背离发生时，u的变化Δu将被反映到单方面背离博弈者的效用上。

二、在无线通信系统资源分配问题中应用博弈论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无线通信系统的飞速发展，许多概念和技术与现有系统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通信系统将具有智能的资源管理，采用大量动态的、分布式的、自适应式的资源管理方式。

三、基于博弈论的动态频谱接入方法

如何利用博弈论方法对认知无线电技术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将博弈论引入到相应算法的设计和分析中，找到算法的纳什均衡点。在开始具体的算法研究之前，需要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博弈论问题模型。

3.1 分布式自适应频谱接入方法

篇10

博弈论是研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参与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才能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的均衡问题，是研究聪明而又理智的决策者在冲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选择理论。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都会经常碰到利益相互影响的博弈问题，也会经常使用博弈去选择策略，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博弈论的思想极为深刻，内容十分丰富，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赢得了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一、博弈论发展脉络

博弈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早就存在，但这只是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形成理论。在我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田忌赛马的事例。在国外，1500年前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问题，也包含着明显的博弈思想。博弈论应用到经济分析中，是在19世纪中期，博弈论体系的产生、发展、繁荣，则是近几十年的事。

现代博弈论思想在经济上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最早的包含博弈思想的经济学文献，是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古诺（Cournot）提出的寡头市场产量竞争模型。而1883年法国经济学家伯特兰德（Bertrand）提出的寡头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把古诺模型里寡头厂商的产量竞争变成了价格竞争。1913年策梅罗（Zermelo）提出的关于象棋博弈的定理是博弈论的第一个定理，提出的逆向归纳法是博弈论的第一种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方法。这一阶段，还有很多学者涉及了博弈论的研究，但都是零散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

2、产生阶段

一般认为，博弈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产生的标志，是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该书在总结以往博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博弈论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术语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在此阶段，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博弈理论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例如，1950年纳什（Nash）提出了均衡点的概念，1950年塔克（Tucker）介绍了“囚徒困境”博弈，1953年夏普里（Shapley）提出了合作博弈里著名的“夏普里值”，这些概念和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博弈论体系的核心。

3、发展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博弈论进入一个发展和完善的阶段。1965年泽尔腾（Selten）提出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概念，1967-1968年海萨尼（Harsanyi）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1974年奥曼（Aumann）提出了相关均衡的概念，1975年泽尔腾又提出了颤抖的手均衡的概念，1982年克里普斯（Kreps）和威尔逊（Wilson）提出了序贯均衡的概念，1991年弗登博格（Fudenberg）和梯若尔（Tirole）提出了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这些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博弈的理论。

4、繁荣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真正广泛的重视，并被看作重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方法，开始贯穿几乎整个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宏观、金融、环境、劳动、福利、国际经济学等学科中也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有以博弈论为基础重构经济学大厦的趋势。尤其是1994年纳什、海萨尼、泽尔腾这三位博弈论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博弈论作为重要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权威性的肯定，也表明了博弈论已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博弈论理论体系

博弈论涵盖的内容很多，从总体上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大类。如果博弈中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是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博弈中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主要研究的是在有约束力的协议作用下，参与人采取符合集体理性的行动达到博弈均衡后，各参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而经济问题中遇到的多是在个体理性基础上的决策，这使得基于个体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在经济研究中广泛应用。对非合作博弈的分类，主要涉及博弈的过程和博弈的信息结构两个方面：

1、博弈的过程

从博弈的过程来分，博弈论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类。如果所有参与人同时选择策略，或者决策虽有先有后，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的选择，这样的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如果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且行动在后者可以观察到行动在先者的选择，并据此做出相应的选择，这样的博弈称为动态博弈。

2、博弈的信息结构

博弈的信息结构又分为关于收益的信息和关于博弈过程的信息两方面。在关于收益的信息方面，如果各参与人完全了解所有参与人各种情况下的收益，称为完全信息；而至少部分参与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参与人的收益，称为不完全信息。在关于博弈过程的信息方面，如果轮到行动的参与人全部能够看到在他行动之前行动的所有参与人的行动，就是完美信息；而至少部分轮到行动的参与人不能全部看到在他行动之前行动的某些参与人的行动，就是不完美信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实际上是只针对动态博弈的，而静态博弈中所有参与人可看作同时选择策略，所以不存在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的问题。

这样，根据上述博弈的过程和博弈的信息结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将非合作博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类型。掌握了博弈的分类情况，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博弈问题，我们就可以将其归于某一特定类型，根据这一类型的分析思路来解决这个博弈问题。

参考文献：

[1]奥斯本，鲁宾斯坦.博弈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弗登博格，梯若尔.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王文举.经济博弈论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