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案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次贷危机案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失灵”

(一)对次贷发放机构盲目扩张次贷业务的风险监管“失灵”

1联邦政府住房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市场监管的失误

次贷危机的发生，联邦政府住房金融监管部门对房地产金融业监管不力，导致信用风险在住房信贷市场孕育和集聚是关键原因。美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也拥有较完备的住房监管部门和监管手段，但从次贷危机发生的现实看并非如此完备。首先，在住房贷款一级市场，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是政府设立的监督机构，该机构将全国划分为12个片区，相应建立了12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ederalHomeLoanBanks，FHLB)，12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共吸收了8104家抵押贷款发放机构作为会员机构，这样，使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通过直接监管12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间接实现了对一级市场的监管。但问题是8104家会员机构并不是美国全部的抵押贷款发放机构，2007年发放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84％，另外尚有16％的其他住房贷款发放机构未受到监管。而且占有次贷市场59％份额的前10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都不是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会员。其次，从房地产二级市场来看，大约80％的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BasedSecurities，MBS)是由政府支持企业发起的，受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的严格监控，但由私人机构发行的另外20％的MBS则不在其监管范畴。作为金融企业，贷款机构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大力拓展次贷市场也无可厚非，但是金融监管当局却需要站在战略高度，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宗旨下，从宏观上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利害关系。但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属于分业监管模式，因而缺乏全局性的机构来前瞻性的监控金融创新的

2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次贷业务暴露了风险管理“失灵”

(1)贷款流程创新助长了次贷风险集聚。在金融自由化、市场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业泡沫背景下，银行等贷款机构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对贷款流程进行创新，即贷款发放机构不直接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而将该业务外包给中介机构——贷款经纪商。贷款经纪商原本是购房者的人，为购房者寻找最佳的贷款机构及争取有利的贷款合约条件。但在竞争激烈的次贷营销中，银行等贷款机构把贷款审查环节外包给了贷款经纪商。据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的报告，60％的住房抵押贷款发起和贷款交易是由经纪人完成的。受利益的驱使，贷款经纪商从中介服务变成为金融机构“卖贷款”，有意降低贷款标准，放松对借款人的信用调查。而次贷借款人普遍文化程度低，缺乏基本金融知识，在低首付、低利率的诱惑下，实际是借了高成本、高风险的贷款。另一方面，次贷发放机构由于通过证券化过程能够将次贷的信用风险分散和转移，因此也放松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调查，主要依赖贷款经纪商。这样，许多通常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就容易地获得了房屋抵押贷款。据2007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次贷中60％购房者的申报收入被至少夸大了50％。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明显违规的做法既没有及时风险提示，也未采取有力措施纠正。

(2)次贷业务暴露了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缺陷。次级抵押贷款大部分是存款体系外的专业抵押贷款公司发放的，商业银行并未大量发放。但是，大型商业银行广泛参与了次级贷款的证券化过程，包括次级债承销、服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投资。正是次贷证券化过程放大了市场风险，商业银行在参与中没有充分重视和识别风险从而遭受了巨额的亏损。

第一，商业银行忽视表外实体的业务风险。在次贷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创设独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作为次贷证券化的表外实体，其主要形式是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Conduits，ABCPC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s，SIVs)。这两大表外实体持有大量的债务担保凭证(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CDOs)，却不受资本监管制度约束，也没有资产拨备要求，加之其资产负债存在显著的期限结构错配。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表外实体面临巨额亏损和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一方面，商业银行被迫向其提供备用信贷，从而将表外风险暴露在表内；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SIVs发行的资本本票的持有者将会面临额外的市场风险。按照美国以市价调整(MarktoMarket)的会计准则，表内资产的风险积聚和巨额投资损失必然导致商业银行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出现巨额账面亏损。

第二，商业银行低估了结构性证券衍生品的风险危害。近年来，金融创新越来越依赖数学模型运用，特别是在风险度量和产品估值中。不可忽视的是数学模型的构建往往过度依赖历史数据，但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大型商业银行凭借其人才与市场优势，过分乐观地运用风险价值模型或基于模型的指标计量风险，但任何模型都不能反映所有风险，尤其是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许多银行对次贷及其结构化产品的信用风险估计不足，未充分考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传染性，没有建立有效的信用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之间的综合监控与管理机制，导致总体风险暴露的低估。

(二)对投资银行及其创新的次贷衍生产品的风险监管“失灵”

投资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次贷危机的发生中担当了重要角色。首先，投资银行购买房贷机构发放的次级房贷，通过“原生一分销”(OriginatetoDistribute，O&D)过程创新出大量复杂的次贷衍生证券；其次，投资银行既是次贷衍生证券的发起人、设计者与承销者，也是其重要的投资者。在证券化创新过程中，次贷衍生证券的信用链条被大大延长，最终投资者和初始资产所有者的信息联系被割裂，造成了“风险转移幻觉”，弱化了市场参与者监测风险的动力。

投资银行通过衍生金融产品创新可以有效分散和转移信用风险，但这种转移过程中信用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未受监管的市场，风险管理消失了。如CDOs等次贷衍生证券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其交易是由各类金融机构通过OTC市场一对一进行的，OTC市场交易分散，流动性低，市场监管相对较少，风险到底转移到了哪里并没有公开的信息可供分析，所以透明度反而降低且易产生新的风险，如交易对手风险。

从目前危机发生的结果看，受到损失最大的并非传统商业银行，而是大型投资银行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全能银行。据IMF和国际金融学会(IIF)估算，银行损失中真正的信贷市场现金流损失仅占13％～20％，其余皆为资本市场减值损失。传统银行受到的影响较小，主要原因是银行业受国际统一的资本监管制度约束，有资产拨备制度的要求，并且按要求定期披露，发生风险会及时处置，但投资银行不受资本监管制度约束，没有不良资产拨备机制，其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商业银行。因此，投资银行形成了一种主要通过市场融资，大量采用杠杆交易，以很少的资本为股东赚取高额回报的业务模式，即所谓低成本、低资产回报率、高杠杆、高资本回报率的“两高两低”模式。这种模式导致投资银行在业务经营中过度注重当期收益而淡漠风险，忽视长远发展，如对员工起薪较低，但对业绩突出的给予重奖，股东对管理层激励也是如此。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最大的五家投资银行中雷曼(LehmanBrothers)、贝尔斯登(BearStearns)和美林(MerrillLynch)率先倒下，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被迫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就表明美国盛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模式面临严峻的考验，需要重新评价。

(三)对新兴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失灵”

在次贷衍生品受到机构投资者追捧的市场中，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SWFs)等新兴市场参与者在利益驱动下，凭借其庞大的资本规模和较高的市场信誉，大量采用“信用套利”策略，以银行信用为支持，投资次贷衍生品，加之普遍采用高财务杠杆进行对冲交易，这使其交易头寸对于房价和利率都极其敏感。这种交易方式，一方面放大了对冲基金的获利能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其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信用规模，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或对冲操作失误，风险即刻显现。同时导致对冲基金向银行借人的贷款无法归还，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而联邦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新兴机构在衍生金融市场的作用和风险未予足够重视，它们在市场的行为几乎不受监管。

(四)对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作中的道德风险的监管“失灵”

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衍生产品二级市场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评级机构要对各种次贷衍生证券在发行之前进行信用评级，以提高其市场风险可信度。由于次贷衍生证券经过层层分解和重新打包，变得非常复杂，不仅普通投资者即使大型机构投资者也难以准确衡量其风险，因此，各类投资者基于对评级机构的充分信赖，其投资决策主要依据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行。但事实是评级机构对这些结构性衍生证券的评级并没有充分揭示其真实风险特征。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客户希望其评级资产获得尽可能高的评级，而评级机构作为商业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有保险公司对评级资产担保的条件下，通常愿意给予此类资产较高的评级。二是次贷衍生证券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了准确评估其风险的难度。三是次贷及其衍生品的发展历史较短，没有经历一轮经济周期的检验，在市场繁荣的大环境下，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的评级也普遍乐观。2006年第3季度，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75％的次级债全都给予AAA评级，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券评级，10％给予AA评级；8％给予A评级，只有7％给予BBB或更低的评级。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一向以独立、公正而闻名于世的美国评级机构声誉扫地，备受指责，也揭示了作为纯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评级公司也必须受到监管和约束的客观现实。

二、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体系构建

(一)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同时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混业经营相适应，特别是对混业经营后创新业务的前瞻性监管非常关键。我国目前实行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对相应行业实施监管，这种模式显然与业务经营日益混业化的趋势以及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不协调。另外，对于跨部门的金融创新，需要有一个统揽全局的更具权威性和协调能力的机构牵头，采取全面的审慎监管。因此，中国金融业在迈向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基于分业监管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有必要建立联席监管机制，加强对混业经营中创新领域、创新业务的协同监管。监管中既要保持金融创新的活力，又要防范创新过度带来的风险暴露，还要防止出现监管“失灵”的问题。

(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强化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

1商业银行要协调好信贷业务拓展中短期盈利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2005年，在国内房地产价格不断高涨的市场下，为了提高市场份额，一些股份制银行曾推出近似于“零首付”的房贷，以及“加按揭”、“转按揭”等等创新业务模式，后被银监会强令取消。这些做法在危机发生前的美国次贷业务中都有，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从近两年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来看，截至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7万亿，在各项贷款中占比接近1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1月对全国20个大中城市的抽样调查，个人借款购房者多为中高收入人群，其中82％的人预期家庭收入基本稳定或上升；40岁以下的购房者占75.5％，群体支付能力处于上升时期。全国按照购买价格计算的抵借比(贷款发生额／房屋销售额)为55.4％，平均首付款比率为37.2％，而美国次贷的抵借比在2000年就达到了78％，到2006年更上升到86.5％。对比来看，我国银行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比较充足。总体分析，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较高，因借款人还款能力不足而发生被动违约的系统性风险较小。但在住房市场趋于持续升温的状况下，房贷机构往往具有扩张冲动，监管部门的及时预警和有效监管措施非常必要。

2商业银行要正确把握资产证券化创新商业模式的应用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应该对国内商业银行未来住房贷款证券化的发展有正确认识。第一，次贷危机与过度利用证券化以及“原生一分销”的业务模式有很大关系，但并不能否定这些创新形式。证券化作为盘活信贷资产流动性，分散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创新模式，仍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是要把握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关系。第二，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只要通过资产证券化就能把风险转移出去，而过度拓展高风险信贷业务。因为证券化只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并不能消除风险，风险仍留在市场内。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界限趋于模糊的条件下，局部的风险暴露会通过创新管道在市场主体间传递。因此，资产证券化模式的运用要注意把握量度，不可滥用。同时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主体要注意基础资产的质量，从源头上把好信用风险防范关。第三，要充分发挥证券化模式有利的一面，防范其弊端。监管部门要制定严密的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要求，把结构性产品的特异性风险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避免误导。同时，要完善结构性产品的资本监管制度，防止机构投资者利用结构性产品从事监管资本套利(不降低风险甚至增加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第四，“原生一分销”模式是风险转移过程，在次贷证券化中，投资银行、SPV等中介机构不受传统资本监管的约束，导致风险传递中监管出现“失灵”。次贷危机警示监管部门，金融监管要从系统性风险的高度着眼，对风险转移过程中的各环节的金融中介都要监管，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

(三)要以次贷危机为契机推动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的实质性实施

实质性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监管要求，将使银行风险管理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得到改进。第一，有利于改变银行单纯依靠计量模型衡量风险的缺陷。新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采用风险计量模型的同时应辅以必要的专家判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准确计量风险。第二，有利于改变衍生金融产品场外交易透明度差、交易对手风险暴露不充分的缺陷。新资本协议明确规定了在衍生金融交易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以估计由于交易对手信用恶化导致的信用风险。鉴于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复杂性、风险的隐蔽性，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资本监管范围，资产证券化及特殊目的机构SPV都应当适用资本监管要求。在新资本协议下，资产证券化主要用于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弹性，而不再为了资本套利。第三，有利于改变银行资本覆盖风险范围有限的缺陷。1988年的资本协议仅要求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提资本，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将资本覆盖范围扩大到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风险，如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声誉风险、模型风险等。而且银行集团内部要有统一的风险计量方法和标准。

篇2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因其潜在的相关性被会计界认为能够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这一点在金融工具的计量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fasb、iasb等机构在不断地改进对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规范。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和信贷的萎缩，许多金融产品已经成为不具有活跃交易市场的产品。如何对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的界定

公允价值的概念界定主要来自于两个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在2006年9月fasb的sfas 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中，公允价值被定义为：“在报告主体交易的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负债时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支付的价格”。并进一步解释其计量目标是在“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这种假设交易（a hypothetical transaction）中确定其脱手价格（ exit price）”，而有序交易是指信息在计量日前向市场公开，并按通常惯例允许涉及同类资产和负债的市场行为。强调了公允价值的公正性、不确定性（假定性）和时效性3个方面的特征。

（二）雷曼案例分析

次贷引发的信用危机蔓延到整个美国的债券及信用市场，而信用市场的混乱致使次级债、cdo、cds等衍生产品迅速贬值，大量持有这些金融头寸的投资银行、房贷公司乃至保险公司因此不断减计资产、大幅亏损，其结果是这些公司的评级被下调，又引发其他相关资产更进一步的贬值，其最终结果是部分金融企业或者资不抵债，或者现金流困难无法对其评级下降的债券提供抵押和担保，而不得不以破产告终。

事实上雷曼持有的直接的次贷证券并不是很多，约28亿美元，现在出问题让其倒下的并不仅仅是“次贷”类的证券。由于信用体系的崩塌和房价的下跌，使得更多信用好的人也选择违约，更多资产将陆续出现问题，次贷的窟窿也会越来越大。雷曼倒下了，众多持有雷曼债券的机构也不得不继续减计资产，原来“优”的债券变“次”了，很可能有其他公司因此而倒下。

（三）由雷曼案例引发的关于公允价值的思考

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第157号准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市场交易极不活跃的情况下，资产抵押类证券从157号准则适用的第一层直跌到第三层，而在第三层的估值世界中，没有什么价值能得到公认，在谨慎的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坚持下，金融机构不得不对持有次贷资产的价值，计提了巨额的资产减值，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心理，使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持有次贷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狂潮，使市场陷入恶性循环，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aig公司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aig前总裁罗伯特·威勒姆斯塔德称，根据aig内部的估值模型，这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其对信用违约互换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aig不得不确认了110亿美元的损失。

在市场交易极不活跃时，次贷资产的损失只是暂时的，因为住房价格下跌的势头最终将会扭转，动荡市场下的市价并不能反映资产的内在价值，失灵的市场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合理的衡量标准，这时，如果允许银行根据对这些债券的长期价格的内部估计来定价，就不会产生因依照动荡市场下的价格计价带来的信贷紧缩。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报告，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也提出了改进现行惯例的建议。

篇3

次贷危机及应对措施

次贷是指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机构对没有达到优惠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条件的贷款。一般认为借款者债务与收入比超过55％，或者贷款价值比超过85％的住房抵押贷款为不符合优惠住房抵押贷款条件。因为支持抵押贷款的资产评级欠佳，贷款机构给定一个专门的级别，称其为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

次级抵押贷款相比优惠抵押贷款而言，其违约预期率更高，所以风险较大，但是其贷款利率一般高于优惠抵押贷款2％－3％，利润丰厚，并且大部分风险通过证券化分散给了购买证券的广大投资者，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私营机构从事此项金融服务。

透视次贷危机成因

观点一：楼市的下跌和利率的上扬

在关于次贷危机的各种研究讨论中，大部分观点分析认为，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2006年美国楼市的下跌和利率的上扬。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美联储降息以来，美国房价快速上涨。房价的大幅上升导致住房次级抵押贷款需求的快速增加，而低利率政策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提高了次级借款的供给。

尽管次级贷款利率高于优惠贷款，但并未影响次贷的需求。一方面购房者付出的高利息被房价不断上涨带来的资产升值所抵消，另一方面从事次贷的机构通过复杂的次贷品种使购房者不能客观估计自己的还款能力。如一种贷款方式允许贷款者本月未偿还的利息可以积累到下月，还款额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失去控制。

观点二：不断降低的居民储蓄率

有学者分析认为，楼价和利率对次贷的影响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则在于美国国内居民储蓄率的严重不足。众所周知，在美国，高昂的违约成本会制约贷款人的随意违约行为。如果说楼价涨幅的放缓和利率的有限上升给贷款人造成了无法承受的风险，次贷危机的根源应该在贷款人的还款能力上。

判断贷款人的还贷能力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贷款人当期的可支配收入，二是贷款人的储蓄。从数据上来看，事实上美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一直在惯性增长。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次贷危机的根源不在可支配收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在5％左右，2000年以来则一直在逐步下降，2004年甚至出现过负储蓄率。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储蓄率预计应该比这一数字更低。因此，美国很多次贷的贷款人根本没有抵御任何风险的能力，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观点三：次贷市场的扭曲繁荣

另有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在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各主体的收益激励结构和贷款品种设计带来的市场扭曲繁荣。

贷款机构将抵押贷款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的机构，降低了贷款机构对贷款者信用资历、还款能力以及对贷款进行监督的动力。同时，由于贷款机构的收益与贷款数量相关而与贷款质量无关的收益激励结构使得贷款机构放松对贷款人的贷款标准。由于高级证券对担保资产的现金流享有其本金和利息的优先支付权，高级证券的投资者在资产违约率较高时也不会蒙受损失，所以对资产质量的监督也缺乏动力。上述两者对资产质量的漠不关心导致次贷市场业务的迅速扩大和资产质量的迅速下滑。

另外，美国次贷市场现有的各种贷款产品设计也是旨在通过降低贷款人初期的偿付额而诱使低收入家庭借款买房。贷款者寄希望于利用由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房产权益增值进行再融资来弥补自己未来可支配收入不足产生的偿付能力缺口，因此就使得投资者对自己的未来还款能力的过度高估。而实际上确定的偿还额度的上升与不确定的偿付能力必然导致了风险的过度积累。因此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市场过度扭曲繁荣的必然现象。

面对逐步蔓延的次贷危机，美国及一些国家都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增强市场流动性，挽救投资者信心。具体措施见表1。

这 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机构通过出售手中其他金融资产来获取流动性，从而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资产平均价格大幅度下降，也就是金融危机的发生。美联储将注资的“小钱”进行“热炒”，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危机的扩大速度及影响层面。后两项措施则更多的是在干预市场心理层面的稳定预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各种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同样存在着房价上涨过快、央行频繁加息、贷款机构金融风险意识不强、市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避免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在中国出现，现在应该分析总结。

纠正楼市“只涨不跌”的错误预期，引导购房者客观评价自己的偿付能力。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05年底开始进入了价格快速上升的时期，房价在让普通民众望楼兴叹的同时也对早期投资楼市的获利者羡慕不已，很多普通人加入到楼市投资者的行列中。

篇4

1次贷危机后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致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有了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必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球证券市场受到重创，流动性紧缩，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而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于2008年初一路下挫，宏观经济自下半年出现紧缩征兆。这些都对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投资如何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风险投资的案例数环比来看，2008年第二、第三季度都有微幅上升。但除第一季度大体与去年持平以外，第二、第三季度均远远低于2007年同期水平，同比分别下降32.8%和21.1%。可见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风险投资的项目数同比出现了明显的递减，但存有复苏的迹象。从我国风险投资的总投资额来看，2008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15.5%，第三季度环比更是高达51.8%，这说明目前投资者投资动机在稳步增强，但与往年相比，第二、第三季度同比分别下降11.4%和6.8%。可见次贷危机与国内经济不景气还是对风险投资业造成很大影响。

2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

2.1次贷危机造成全球证券市场持续低迷

该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对于拥有已上市被投的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在证券市场的泡沫逐渐散去之后，企业的估值回归正常。但之前要求的必要回报率较高，所以会影响风险资本的安全退出。再加上前几年是我国风险投资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家风险投资机构都在争抢项目，在造成要求回报率提高的同时，部分风投机构也忽视了对企业合理谨慎的估值，如果被投企业当初被过分高估的话，也增大了风险投资机构安全退出的风险。(2)对于被投资企业来说，前几轮估值较高的时候融资比较容易，为企业的成长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如今估值下降，并且面对投资者愈发谨慎保守的资本市场，该企业的再次融资将面临较大的挑战。次贷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景气，众多企业今年的盈利状况会不容乐观，尤其是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制造业、需求弹性较大的非必须消费行业、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行业、占用大量资金的工业产品行业都会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无疑会影响企业的上市进程。(3)对于刚成立的风险投资基金，资本市场的恶化使他们无法募集到足够的资金，那些之前募集到资金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因为过早投资于那些估值还没下降到正常水平的企业而面临风险，即便这些风险投资机构能安全的存活下来，当危机逐渐过去，某些行业出现转机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再投资。

2.2国家相关政策影响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风险资本的需求与供给、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和退出渠道等方面都得不到相关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因此风险投资行业还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动的行业，所以我国政府的一些文件指示就成为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是否有利关系到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兴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持有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的106号文限制了私募股权投资对于很多高科技项目的投资，而国家六部委颁布的10号文件则规定：境外上市公司必须在设立SPV(特殊目的公司)审批核准后一年内完成资金接受和回流的全过程，这就意味着红筹模式今后要至少多花2-3个月的时间。今年8月底证监会出台了142号文，指出那些合伙制企业支持的公司不可以上市。这三大法令直接影响到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此外，次贷危机之后，国家对风险投资的监管和控制也会比以往更加严格。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经济自营商、对冲基金、私人股权集团、结构投资工具与渠道、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等，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次危机中也起到了推动危机不断恶化的作用。因此，我国势必吸取美国的教训，对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这种新型资本市场进行严格监控。

3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应对措施

3.1与资金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

由于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安全，众多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准备进入国内市场，这就给本土风险投资带来了与国外先进风险投资机构合作的机会。通过与国外的风投机构进行合作，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不会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即使面临较为低迷的证券市场和萧条的国内经济，不能获取短期的财务回报，但从长远战略来看，这对本国风险投资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3.2重新审视退出问题

由于全球证券市场的低迷，国内IPO审批难度的增加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使得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日趋严重。因此风险资本必须适当措施才对待退出问题。首先，退出机制可以从传统的IPO改成借壳上市形式，这虽然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先例，而且程序也比较复杂，但这不失为一种方法。其次，如果该风险投资下有上市公司，可以把风险投资集团的一部分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然后将其持有的股权互换，将自身持有的变成上市公司的可流通股份。最后，当退出受挫时，风险投资可以选择延期退出。面对萧条的二级市场，即使可以IPO成功，也对企业的成长不利，所以可以将重心转移到将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上来。

3.3积极寻找反周期行业、获取投资机会

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紧缩周期，但市场上仍然存在一些反周期行业。这些行业在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依然保持良好稳定的增长。风险投资应放弃传统的热门行业，积极准确的评估新项目，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

由于传统的风险投资热门行业TMT受外部金融环境、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因此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风险投资开始倾向投资于非TMT行业。例如对经济周期变化不敏感的新能源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教育培训行业。2008年第三季度，当传统行业投资额一直下降，而北美、欧洲、中国和印度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技术领域总获投资26亿美元，环比增长17%，同比增长37%。而我国的医疗健康业也开始得到风险投资的重视。2008年第三季度投资在医疗健康业中的案例数大幅度增加，在总案例数中占的比例也同样增加。而仅在十月份，投资在医疗健康业的案例数达到了4例，接近整个第二季度的总水平，并且占到了总投资案例数的16%，属于历史最高。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转向了此类行业。在此类行业中，风险投资如果能做到准确估值，选择科技含量高、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可以在将来获得较高收益的。

3.4与政府的创业引导基金进行合作

2008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创业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该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政府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LP(有限投资人)，因此风险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创业引导基金的合作，在获得一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发掘出当地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但这对于风险投资对来，也存在一定的挑战。风险投资与当地政府合作时存在双方的博弈。首先是双方主要目的区别，政府引导基金的首要目的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当地产业进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而风险投资首要目的则是获得最大财务收益。无论企业出于哪个阶段，只要符合政策要求，政府引导基金便会参与进来。而风险投资则不倾向于投资过分早期的项目。有的时候风险投资会为了战略上的安排，将15%-20%投资于早期，60%投资于中期，20%投资于Pre-IPO项目，双方可能在投资阶段选择上会存在矛盾。政府引导基金旨在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一般都会规定资金必须投资于当地产业，而风险投资则没有地域的界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收益最大的项目，这也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最后，政府引导基金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考虑的是政府的绩效以及社会效应，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力，政府往往希望跟尽可能多的风险投资进行合作，而风险投资则适合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鉴于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众多不同，风险投资在选择合作方不能为了短期利益忽视评估与审查，必须做到合作关系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志阳.创业资本的金融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4).

[2]高成亮.风险投资运作[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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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经济不好，股市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这次“救市”，美国政府首当其冲是先从经济救起。在签署完16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后，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这是对低迷的美国经济的“助推器”，他同时表示美国“完备的经济体系甚至可以抵御比目前更为严重的冲击”。美国政府的政策救市自然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乐观情绪，也增强了股市投资者的信心，美股在强劲买盘推动下连续第三天高收。从美国一连串的救市动作中，人们可以发现，在所有救市之举中，政策救市是排在首位，也是最先启动的。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评估危机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了将采取刺激经济成长方案的利好消息。此次大力度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有助于美国经济应对短期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在缓解次贷危机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使信心濒临崩溃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尽管次贷危机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未来的影响尚待继续观察，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救市，无疑会帮助美国经济尽早走出次贷危机泥潭。

反观我国，虽然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而且如果美国经济在政策救市下能尽快恢复增长，那么中国经济仍可以继续行走在快速增长的道路上。然而，不管未来怎样，次贷危机毕竟使美国及全球经济面临一定的衰退压力，美国金融危机也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导致我国增长趋缓，因此，置身于全球的中国经济已无法独善其身，中国金融市场也不再是世外桃源。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国也应当根据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调控力度和节奏，确保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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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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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5-0091-2

一、次级贷款和次贷泡沫的形成和传导路径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内（自1992年11月至2000年1月）经历了飞速发展，资本市场空前繁荣，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人民消费支出大幅增长。布什总统任职八年中（自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美国参与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阿富汗战争。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911”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四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共1．75个百分点，提出了750至1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停发30年期国家债券，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促成世界贸易组织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促使微软公司的垄断案庭外和解等。布什总统提出“消费即是爱国”的主张，鼓励通过消费拉动经济这辆“马车”。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的贷款按客户质量分为三大类：优质贷款（Prime）、中级贷款（Alter2A）和次级贷款（Subprime）。次级贷款人是贷款违约风险的高危客户群，他们也被称为三无客户群，无固定的工作、无固定的收入、无财产的人。

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联储在2001年至2003年连续十三次降息，创造并施行了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下45年来最低水平，为次级贷款提供了温床。由于缺乏有限的监管与风险防范，住房抵押贷款申请人，尤其是大批中级和次级贷款人可以很容易向银行申请贷款。借助美联储的低息政策，导致美国住房价格急剧上升。长此以往，大批的美国居民利用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隐性资产价值升值向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来维持美国人靠借债为生的日常开销。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随着美联储的升息和房屋价格的下降，大批贷款者尤其是“无工作无收入”的次级贷款者无力偿还高额的利息，贷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泡沫逐渐积聚。

在此过程中，大批的贷款银行为了转嫁风险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将贷款捆绑组成贷款池，发放如CDO–债务抵押债券等其他债券，并将其打包出售给投资银行，AIG等保险公司也被卷入其中未能幸免。证券化和高杠杆率将次贷泡沫越吹越大，在泡沫破裂的瞬间，这些债券价格大幅缩水，投资人纷纷出售债券引起“债券挤兑”，最终导致了贷款银行、投资银行的资不抵债，最终遭清算甚至破产。此时，危机中的美国政府会支持美元的国际地位还是力挽狂澜挽救美国的证券业及投资银行呢？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虽然美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计划，有些银行的命运仍然不可逆转。美元---这一曾经与黄金挂钩的世界货币坚持不贬值。然而，始作俑者的美国却将这场危机进一步蔓延。

二、次贷危机的升级及影响

次贷危机此时扩展到金融领域，并分散至美国本土以外。冰岛政府面临国家破产；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了世界银行、IMF及欧盟的关注。欧洲央行和世行集体出资救助希腊，希腊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起了为削减赤字而举债为生的日子。欧洲其他国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也向欧盟申请了救助。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经历了经济下滑和贸易减少的重创。由此，次贷危机殃及全球并升级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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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成长中的歧途

从众多企业惨谈经营、最终导致寿命终结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营业务导向不明。跟风投资和盲目转型可谓是企业的致命伤，蜂拥而上的投资潮必然形成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此类案例比比皆是，大到全国性的钢铁、光伏等行业的危机，小到我们身边的小饭店，例如曾经一夜之间遍地开花的烧鸡公餐馆，一阵热潮过去却没有几家能够依然存在。一些企业追求高利润，盲目投资房地产等行业，却因没有相关投资管理经验，没有应对资金危机的预案和能力，导致房地产开发失败，往往还会牵扯到母公司和下游企业，这也是形成行业危机的重要因素。二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尤其在小微企业中表现较为明显，如股东与企业财产分割不明确；家族成员大量在企业中担任要职并对企业经营过度干涉；包括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不健全；企业管理者素质和能力有限，对形势把握不准确，经营决策不科学；企业延续性不足，企业平均寿命偏短。

三、时下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形势下企业发展和管理方式也呈现出新趋势：一是客户平台的价值显现。客户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谁拥有客户，谁就拥有未来。现在很多企业为了维护和拓展客户，高度重视客户平台的建设，甚至不惜砸重金聚集客户群，新兴电商企业如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是众所周知的成功案例，打造客户平台的意义和价值创造逐步被重视并日益凸显。二是职业经理人应运而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聘用专业的管理人才或管理团队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可以预见，具备集体智慧的职业经理团队将是引领企业未来的大趋势，并将以团队派驻、企业托管以及资本租赁等形式呈现。

四、贷后管理新思维的探讨

为顺应企业发展的新趋势，商业银行的贷后管理必须与客户维护融为一体，银行不再是贷后管理中的监督者、旁观者，而是通过顾问或者直接参与者等多种形式，全面准确掌握企业信息，利用银行客户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全过程地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成长壮大，实现与企业共同发展。按照这一管理思维，银行客户管理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从三个层次加以推进。

（一）管理顾问。

充分利用银行的管理经验、智力资源以及专业的经济行业等分析数据，为企业客户提供战略咨询、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等服务，帮助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明确经营导向，防范经营决策、财务管理等风险。同时，银行在协助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取得准确的企业经营管理数据，又使信贷投放与管理方案更具合理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培养客户的忠诚度，也有利于银行降低信贷风险、增加经营效益，形成银行与企业双赢局面。

（二）银行客户平台。

较之新兴电商等企业，很多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形成了更悠久、更广泛、更稳固、更具实力的客户群体和客户平台，但目前商业银行对客户平台的利用还远远不够。商业银行通过客户平台，可以批量开展融入贷后管理的客户管理工作，形成产业链管理、产品链管理以及资金流全面管理，推进金融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可以将法人信贷客户由银行或与银行合作的管理咨询机构牵头，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发展合作联盟、风险互助基金联合体等多种信贷客户群组形式，又可成为商业银行吸引更多优质客户、做大客户群、做强客户平台的优势因素，促进银行与客户群的共同发展。

（三）融合管理顾问与客户平台并融入其他创新思维。

在商业银行具备一定条件后，可与管理经理机构合作，在客户平台中做管理顾问服务，作为资本托管、资本租赁的发起人或中介人参与客户的经营。在平台客户群中融入商业银行所期望的经营思维，以求降低信用投放的风险，保持信贷投放收益的稳步增长。例如，在一个商业银行信贷客户平台中，建立起风险基金互助合作，广泛的客户行业来源，使其具备较强的抗行业风险的能力，客户群在商业银行或其合作机构的管理咨询服务下，各客户的管理基本规范、经营决策基本合理，广泛合作的客户平台也必将在市场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每个客户、整个客户平台都可能保持更快速稳定的发展。特殊情况下，个别客户出现风险，由于有风险基金互助的机制及上下游优势行业，客户平台可立即对该客户的股份进行收购，并承担债务，化解原本需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或者由风险基金代偿风险客户信用、收购相关资产，由客户平台组成新的管理团队或委托职业经营团队接手或托管风险客户的资产，从而保持整个平台的平稳，保障商业银行信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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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5-0053-05

一、引言

信用担保作为一种可以绕开抵押物缺乏障碍、通过提升企业信用等级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融资方式，近年来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满足企业日益旺盛的信贷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由担保规模不断扩大而形成的担保链风险也逐步显现，部分区域由担保链风险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波及区域经济，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担保链风险已经成为当前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后，全国担保链风险案例频况下，及时寻求化解担保链风险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显得十分迫切。威海市在政府信用深度介入后，采取风险资产分离、担保链切割、分类救助等方式，将涉及多家优质企业和多家金融机构的XR集团担保链风险成功化解，为防范和化解担保链风险提供了新思路。

二、威海担保链风险个案描述

XR集团是一家集水产加工、船舶修造、港口服务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是“全国大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威海市“出口创汇十佳企业”之一。截至2012年6月末，企业有资产总额26亿元，负债总额11亿元，近几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在1.2亿元和5000万元以上。

（一）担保链风险形成过程

1. 项目投资遭遇政策障碍。2009年，国际海运业务全面萎缩，由此导致的大量船舶闲置使船舶保养和维修需求增加。据调查，威海市每年约有1000多条不同船舶需要保养和维修，而全部相关企业只具备500多条船舶保养和维修的能力，仅占需求的50%左右。因此，作为船舶保养和维修的投资项目，干船坞项目具有较好的投资前景，在此情况下，XR集团决定先后投资兴建20万吨和30万吨的2个干船坞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2012年底完工，预期年利润为2亿元左右。另外，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企业还同时启动了5万载重吨和7万载重吨的2个通用泊位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6亿元，2013年底完工，预期年利润可达2.5亿元以上。

由于上述投资项目属于资金密集型项目，需要大量信贷资金予以支持，但经济危机爆发后，各金融机构普遍把船舶相关行业列入风险行业，干船坞和泊位项目在申请中长期贷款时遭遇信贷政策障碍，加上2009年初银监会在《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出台后，对金融机构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的管理更加谨慎和严格，XR集团的上述两个投资项目要想申请中长期贷款已无可能。

2. 试图通过信用捆绑弱化违规操作风险。由于投资项目前景诱人，而且已经投入大量自有资金，企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筹措资金完成项目投资。在申请中长期贷款无望情况下，企业尝试通过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后挪用作项目投资，再通过自身利润或从小额贷款公司临时借款对到期贷款“先还后贷”，以此达到“短贷长用”的目的。而涉贷的8家辖内银行和4家域外银行虽然明知企业贷款用途有悖于政策限制，考虑到XR集团经营现状较好、净资产达15亿元、抵押充分的实际情况，仍决定予以信贷支持。但为弱化违规操作风险，涉贷银行要求XR集团与辖内的JH集团、XK集团、YD集团、GD公司、SF公司等7家优质企业的贷款提供互相担保，形成担保链，试图通过捆绑式信用担保减少信贷风险。

3. 虚构交易圈实现资金“空转”的过程中风险因素增加。2010年2月，银监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后，山东省银监局对辖内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的用途和流向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企业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80%以上必须采用“受托支付”，即直接支付给原材料和设备供给企业（上游企业）。在此规定下，XR集团继续维持贷款“短贷长用”遇到操作障碍。为绕开这一障碍，企业于2010年与潍坊某水泥厂和威海某渔业公司协商，通过虚构三方互相交易方式构建资金回流渠道，最终实现“短贷长用”目的。即虚构潍坊某水泥企业向XR集团供给水泥等原材料的情况，使企业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流向该水泥企业，再次虚构该水泥企业向威海某渔业公司购买产品的情况，使资金流向威海某渔业公司，最后虚构该渔业公司向XR集团购买渔类产品的情况，使资金最终流回XR集团账户，继续挪用作项目投资。这一虚构的交易圈虽然变相实现了流动资金贷款的“短贷长用”，但在防止资金被截留甚至损失过程中，XR集团支付了较高的协调成本，仅2011年9月份，XR集团为继续使用9笔到期的1307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在“空转”过程中支付差旅费、资金汇划手续费等10万多元，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加。

4. 企业资金链趋紧使信贷风险初步暴露。2012年，随着投资项目进展加快，企业向银行借款的规模继续扩大，截至2012年6月末，XR集团从12家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保理、承兑汇票的余额分别达81000万元、7668万元、8045万元（其中，担保合同金额79400万元、抵押合同金额74055万元、质押合同金额10552万元）。借款规模的扩大使企业财务费用明显增加，当年仅利息支出就接近7000万元，已经超过企业年均5000万元的盈利能力，加上企业虚构交易圈实现“短贷长用”过程中支付较高成本，XR集团的资金链明显趋紧。2012年6月，因资金周转困难，XR集团开始拖欠银行利息，截至2012年末，已拖欠5家金融机构正常利息349.5万元，同时，多笔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无法及时支付，形成银行垫款1000多万元。

5. 担保企业撤保意愿增强使信贷风险升级。2012年9月，XR集团原副经理在该公司网站上了JH集团的负面消息，随后JH集团以公司准备上市为由，向各金融机构发函，停止为XR水产集团提供担保，致使随后到期的17500万元贷款面临脱保。XK集团因担保风险过大，于2012年9月和10月两次提出不再为XR集团提供担保，尽管随后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企业同意暂不撤保，但XK集团提出，如果政府不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措施，并尽快消除XR集团的风险因素，企业在担保贷款到期前必然撤保，则2012年底到期的22800万元贷款也面临脱保问题。SF公司、YD集团在经济危机影响逐步加深情况下，自身经营压力较大，资金链日趋紧张，无力支付XR集团可能出现的承兑垫款和违约利息，加上XR集团自身信用受损，不能继续为上述2家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互保关系演变为单方担保，导致SF公司、YD集团数次提出撤保请求。GD公司受上级部门的政策限制，无法继续为XR集团的1亿元贷款提供担保。截至2012年底，XR集团有近8亿元的贷款面临脱保问题，信贷风险升级。

6. 金融机构集中维权使信贷风险濒临爆发。随着企业欠息和银行垫款增加，涉贷金融机构更加关注信贷资产安全，均已制订资产保全策略，两家银行因垫款问题开启了司法程序，查封了该企业及担保单位的账户，在担保企业支付银行垫款后最终退出了XR集团信贷市场。其他涉贷的10家金融机构，除几家区域性金融机构外，对XR集团的信贷审批权均上收至上级行，并将XR集团的贷款等级调为关注类。尽管当地政府、人民银行全力协调，但涉贷的金融机构均表示，如果企业继续拖欠银行利息和垫款，将随时中止与XR集团的信贷关系，并通过向担保企业追索债务等手段进行资产维权，而大部分担保企业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营形势已大不如前，难以承受资金被冻结、扣划甚至损失的风险，由XR集团的信贷风险引发的担保链风险濒临爆发。

（二）通过资产分离和担保链切割方式有效化解担保链风险

XR集团所投资的两个项目中，干船坞项目由于现有存量船舶对维修和保养需求较大，属市场短缺项目，预期前景较好，如果能通过救助顺利渡过风险期，使干船坞项目投资如期完成，投产后将可实现年利润2亿元左右，足以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并对该区域的相关行业产生积极影响。通用泊位项目虽然因国际国内海运业务持续萎缩，投资前景难料，政府救助的意义不大，但由于该项目风险通过担保链与其他7家优质企业捆绑，风险一旦爆发和蔓延，不仅会损害包括XR集团在内的8家优质大中型企业和涉贷的12家金融机构，危及社会稳定，导致银行信贷资产的损失，还会破坏区域金融生态形象，引发信贷资金外流，削弱区域经济发展后劲。基于此，地方政府、人民银行等部门对XR集团的信贷风险高度重视，并通过以下手段开始风险救助：

1. 资产分离。市政府在财政出资担保情况下，协调3家企业组建A公司，将XR集团20万吨、30万吨两个干船坞投资项目以赠与方式转让给A公司。而前景难料的通用泊位投资项目仍由XR集团所有和掌控。

2. 担保链切割。干船坞项目和通用泊位项目分离后，当地政府协调涉贷银行和相关部门彻底解除了干船坞项目贷款中原有的担保关系，用A公司的13亿资产抵押、协调某国有企业出面担保、地方财政提供再担保等方式替代原有的担保关系。干船坞项目从XR集团分割后，由于XR集团剩余的通用泊位项目年融资成本仅3000余万元，企业主营业务的年利润5000多万元，足以正常支付相关利息和费用，而且XR集团约15亿元的净资产可以充分覆盖该项目6亿元的信贷风险，因此，当地政府协调涉贷银行和相关机构，用XR集团的净资产作抵押，替代原有的担保关系，切断风险传播和蔓延途径，使信贷风险由“面”变“点”。

3. 分类扶持。由于干船坞项目的预期收益较高，属于优质资产，威海市政府采取全力扶持策略：一是协调相关机构将干船坞项目的承贷主体由XR集团变更为A公司，通过A公司资产抵押、某国有企业担保、财政再担保方式向农商行申请贷款9000万元，解决拖欠的承兑垫款和利息问题。二是协调涉贷银行做好存量贷款的到期“过桥”工作，确保投资顺利进行。三是针对该项目投资尚存1.5亿元资金缺口的实际，协调涉贷银行组成银团，按各涉贷银行在原存量贷款余额中的比例，新增项目贷款1.5亿元，通过专款专用、封闭运作的方式合理运用贷款，确保干船坞项目顺利竣工。四是协调涉贷银行将存量贷款和增量贷款利率全部调整为基准利率，减轻融资压力。对于通用泊位项目，由于市场前景难料，地方政府采取了有限扶持策略：在协调涉贷银行做好存量贷款“过桥”工作的同时，将存量贷款利率调整为基准利率，尽可能帮助XR集团减轻融资压力，顺利完成项目投资。至于项目投资完成后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政府不再介入，由XR集团自行承担。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下，干船坞项目和通用泊位项目的资金需求基本得到满足。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各金融机构为上述两个项目融资累计续贷、续签52笔，金额67982万元，其中，贷款20笔，金额34392万元；国内保理5笔，金额8760万元；承兑汇票27笔，金额24830万元。金融机构将项目贷款利率调整为基准利率后，为A公司和XR集团节约融资成本约700万元。目前，两个投资项目进展顺利，干船坞项目已接近尾声，市场前景较好；通用泊位项目2013年上半年即可竣工，虽然在海运业务持续萎靡的情况下前景难料，信贷风险尚存，但信用担保链被切断后，该风险已由“面”变为“点”。由XR集团超负荷投资引发的担保链风险得以顺利化解。

三、担保链风险成因分析

（一）博弈信贷政策是担保链风险形成的根源

从博弈视角看，理性市场主体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博弈策略。上述案例中，金融机构、XR集团作为信贷市场主体与信贷政策展开博弈。金融机构面对信贷政策限制下的优质信贷主体，同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对企业不予信贷支持；二是对企业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三是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这三种策略中，第一种收益为0；第二种策略会受到监管部门惩罚而使收益为负的概率较大；第三种策略既不违背信贷政策，又能以较大概率获得收益。显然，作为理性金融机构而言，对XR集团予以流动资金贷款支持的策略是最优策略。但该策略对XR集团而言，并不能同时满足企业项目投资的中长期贷款需求，因此，金融机构和XR集团要想同时实现各自的收益，还必须在策略上再次展开博弈。本案例中，金融机构的博弈策略是：只能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且要求企业贷款用途的80%必须采用“受托支付”。XR集团作为博弈的另一方，所采取的博弈策略是：一方面采取流动资金贷款多次“过桥”，通过“短贷长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虚构三方交易构建流动资金贷款回流渠道，满足贷款用途“受托支付”的政策要求。XR集团的上述博弈策略虽然同时满足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条件和企业自身的中长期贷款需求，使双方趋于合作，但该策略也给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带来了安全隐患。作为理性金融机构，要维持预期收益，只能从防范风险角度再次提出博弈条件，即要求XR集团与另外7家企业形成互保关系，以此分散信贷风险，而7家担保企业同样为获得自身的信贷资金，也只能与银行和XR集团进行合作，并通过互保关系最终形成担保链。由于该担保链是金融机构、企业与信贷政策博弈的结果，且XR集团作为担保链企业的“短贷长用”策略随时面临信贷中断问题，企业虚构的三方交易策略还面临资金被截留以及高成本风险，因此，该担保链自形成之初就存在巨大的风险。

（二）超负荷投资导致的信贷风险在简单的捆绑式信用担保下升级

企业扩大负债投资是经济景气时期的普遍现象，但负债投资规模必须依赖于企业本身的实力和抗风险的能力。案例中，XR集团作为担保链企业之一，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向银行借款规模高达9亿多元，仅利息支出年均近7000万元。虽然XR集团约15亿元的净资产表面上足以覆盖9亿多元的信贷风险，但从资产结构看，企业流动资金余额仅保持在5000万元左右，利息支付尚存在缺口，加上企业在虚构交易实现资金“空转”的过程中还要支付较高的协调成本，企业流动资金已不能维持正常周转的需要，负债规模已经超过自身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以致2012年拖欠利息349.5万元，并导致2家银行的承兑汇票到期后无法及时给付，形成银行垫款1000多万元。而欠息和欠款的出现，使XR集团本身的信用受损，不仅导致担保企业萌生撤保意愿，也导致企业项目贷款“短贷长用”过程中，贷款到期后从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或其他企业进一步筹集资金进行贷款“过桥”的难度加大，信贷风险增加。而该风险在简单的捆绑式信用担保下，很可能通过担保链波及其他优质企业，使信贷风险进一步升级。

（三）维权行为加速担保链风险爆发

在信贷市场中，面对市场前景好、预期收入可观的承贷项目或企业，如果出现临时性风险因素，涉贷金融机构不是集中收贷，而是进一步输入资金，贷款担保企业不是集中撤保，而是继续予以担保支持，这样企业完全可能走出困境，实现各自收益的最大化。理论上，如果项目投资中涉贷的金融机构只是一家，担保企业也只有一家（即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理想结果完全有可能发生。但目前的情况是，案例中涉贷的金融机构多达12家，互保企业多达7家，不同金融机构和担保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导致各金融机构和各担保企业的短期利益博弈行为，难免会有部分金融机构只为当前利益而采取一次性博弈策略，从而使其他金融机构明知压缩企业信贷规模会加速企业破产，危及信贷安全，却仍然争先恐后地收贷收息。同样，担保企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竞相撤保行为。而竞相收贷和撤保都会加速担保链风险的形成和爆发。

四、担保链风险化解的有效性分析

（一）政府信用深度介入后，信用等级提升使信用担保更加有效

本质上，案例中的担保链风险是由XR集团的有效信用资源不能覆盖银行信贷风险，简单的捆绑式信用担保无效而引发的。因此，如果引入外部信用为企业增信并升级，使总体有效信用资源足以覆盖项目贷款风险，担保链风险的诱发因素就会因此消除。政府信用具有主体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财政背景，比较优势明显，在优质企业出现临时性信贷风险，并已经波及区域经济时，政府信用的介入会大幅提高企业的整体信用水平，从而有效降低和消除信贷风险。案例中，当XR集团投资项目出现风险、市场力量无法解决时，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扶持政策，利用政府掌控的其他资源优势和权威协调作用，通过财政再担保和A公司资产作抵押的方式，对存量贷款及时“过桥”，并按存量贷款份额对优质项目新增贷款1.5亿元，对存量和增量贷款实行基准利率。上述措施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政府介入，不仅能有效发挥财政担保作用，还能充分利用政府掌控的其他资源变相为项目融资提供增级服务，使信用担保更加有效。

（二）政府理性救助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其行为目的都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救助行为也不例外。面对企业项目投资中出现的风险，如果项目本身存在决策失误或没有市场前景，政府救助行为即使能帮助企业如期完成项目投资，也只能暂时延缓风险爆发，不可能从本质上消除风险隐患。但如果企业投资项目属于优质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当出现临时性风险，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时，政府及时有效的救助行为，不仅会使企业顺利完成项目投资，实现预期效益，还会因有效化解信贷风险，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得以维护，增强区域经济对信贷资源的吸纳能力。

案例中，XR集团投资的干船坞项目是当前船舶行业的短缺项目，市场需求大，投资前景好，即使船舶需求和国际海运业务持续萎靡，大量闲置的存量船舶对保养和维修的巨大需求，也足以使该项目产生不少于2亿元的年利润，是典型的优质项目。正因为如此，当该项目出现临时性风险时，地方政府采取了全力救助的策略，通过资产分离、承贷主体变更、国有企业担保、财政再担保、协调涉贷银行降低利率等手段，使项目投资按期完成。而对于国际海运业务持续萎靡情况下投资前景难料的通用泊位项目，地方政府虽然也采取将干船坞项目分离的方式为XR集团减轻融资压力，并通过协调贷款银行降低利率等方式予以扶持，但考虑到风险隐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将项目贷款的原有担保关系彻底解除，用XR集团15亿净资产抵押对原有担保关系予以替代，切断风险蔓延途径，使信贷风险由“面”变“点”，即使日后因项目投资失误导致XR集团倒闭，风险主体也仅涉及XR集团本身和相关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处置充足的抵贷资产得以弥补。可见，在地方政府的上述理性救助行为下，金融机构、投资项目、担保企业等相关主体不仅风险降到最低，也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论与启示

本质上，案例中由企业互保关系形成的担保链，是金融机构、企业基于自身短期利益与信贷政策博弈的结果，由于企业为达到项目融资目的，在博弈中选择了“短贷长用”以及通过虚构交易实现托收支付等策略，虽然暂时满足了博弈各方的利益条件，但出现信贷中点以及资金被截留的风险明显增加，也加大了担保链风险发生的概率。

XR集团项目投资风险濒临发生时，如果涉贷的金融机构不集中撤贷，担保企业不集中撤保，担保链风险完全可能延缓甚至不发生，但理性的金融机构和担保企业往往会选择竞相退出XR集团信贷市场的博弈策略，从而加速了担保链风险的爆发。

地方政府利用政府掌控的资源优势和权威协调作用，对项目投资风险予以救助，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政府信用介入，只不过这种信用介入与一般的财政扶持方式比较，层次更深，可以明显提升项目融资的担保层次，使信用担保更加有效。

地方政府应根据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选择不同的救助策略，对于优质项目，通过资产分离、承贷主体变更、国有企业担保、财政再担保、协调涉贷银行降低利率等手段予以全力救助，而对于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采取适当救助的同时，通过协调相关机构解除原有担保关系，将风险由“面”变“点”，在使金融机构、投资项目、担保企业等相关主体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毓.企业资金链断裂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J].河北金融，2009，（1）.

篇10

次贷危机使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这种创新的金融工具，有的国家甚至对其有效性产生了强烈怀疑，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导致这次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诚然，资产证券化存在着它内在的弊端。

一、中集集团背景资料

2000年3月，中集集团与荷兰银行在深圳签署了总金额为8 0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证券化项目协议。此次协议有效期限为3年。在3年内，凡中集集团发生的应收账款，都可以出售给由荷兰银行管理的资产购买公司，由该公司在国际商业票据市场上多次公开发行商业票据，总发行金额不超过8 000万美元。在此期间，荷兰银行将发行票据所得资金支付给中集集团，中集集团的债务人则将应付款项交给约定的信托人，由该信托人履行收款人职责。而商业票据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出伦敦同业拆借市场利息率1%的利息。

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基本流程：

1.中集集团首先要把上亿美元的应收账款进行设计安排，结合荷兰银行提出的标准，挑选优良的应收账款组合成一个资金池，然后交给信用评级公司评级。

2.中集集团向所有客户说明ABCP融资方式的付款要求，令其应付款项在某一日付至海外SPV（特别目的公司）账户。

3.中集集团仍然履行所有针对客户的义务和责任。

4.SPV再将全部应收账款出售给TAPCO公司（TAPCO公司是国际票据市场上享有良好声誉的资产购买公司）。

5.由TAPCO公司在商业票据（CP）市场上向投资者发行CP。

6.TAPCO从CP市场上获得资金并付给SPV，SPV又将资金付至中集集团设于经国家外管局批准的专用账户。

项目完成后，中集集团只需花两周时间，就可获得本应138天才能收回的现金。作为服务方的荷兰银行可收取200多万美元的费用。

二、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相关方财务风险分析

（一）可能导致财务风险的主要交易环节分析

1.设立特设信托机构环节

特设信托机构是专门为完成资产证券化交易而设立的一个特殊机构，它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名义主体。在本案例中，荷兰银行就是为了完成中集集团本次资产证券化的特殊信托机构。该信托机构必须和中集集团（证券化资产销售方）没有关联关系，这是为了使证券化资产和中集集团的其他资产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该信托机构购买资产证券化权益受益人销售给它的资产组合，并负责对该资产组合进行管理，以确保到期本金及利息按时支付。然而中集集团仍然承担着对客户的支付责任，因此它与信托机构仍然有利益上的关联，没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是导致证券化相关方财务风险的原因之一。

2.金融资产出售环节

金融资产的出售必须是“真实销售”，以保证买方在特殊情况下拥有强制性处置资产的权利。通过“真实销售”以实现“风险隔离”，即特设机构对委托管理资产的权益将不会因发起人的破产而丧失。中集集团某子公司将未来几年向客户的未来运输收入以协议形式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中集集团对该资产不再拥有所有权。但是中集集团仍然需要对客户承担责任，当资产池中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时中集集团负有法律上的补足责任。因此该证券化资产没有实现真实出售，相关风险没有实现转移。

3.信用增级环节

信用增级也称信用的提高，是指特设机构为了确保发行人按时支付投资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种有效手段，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成功的关键所在。信用增级不但保证投资者免受资产质量风险损失，还可以大大降低证券化结构风险，是提升资产证券投资级别的重要手段，也是资产证券能够交易成功、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保证。

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团采用的内部信用增级方式，即当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时中集集团负有补足清偿的责任。这就增加了中集集团未来的财务风险，使中集集团未来的现金流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