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近些年来，作者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调查中发现，其中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防治法律体制架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吸附机制等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当前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问题分析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

 

众所周知，公众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众可以通过行使自身的权利，来对破坏海洋环境的现象进行诉讼，并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核以及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对公众权利内容不够全面，使得一些居民发现海洋存在着污染的情况却无能为力，从而使始作俑者更肆无忌惮的对海洋进行破坏，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完善势在必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问题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应有着针对性的防治方向，结合不同海洋区域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并将其严格的实施下去，从而保证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有效性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整体架构缺乏合理性，法律体系架构过于雷同，未能结合实际的海洋区域进行相应的设计。

 

另外，缺乏对陆源污染的重视，陆源污染作为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方式之一，其中蕴含着多种破坏因素，而陆源污染问题却没有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进行充分的体现，影响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科学性。2013年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内容较少，仅仅修改了第四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内容，删除了第八十条的内容，海洋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程度加深，污染方式多样，海洋资源的稀缺，以及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与近年来的深化改革，调整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关系和适用范围及风险评价、责任追究制度上应当进行立法调整。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问题

 

海洋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要想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对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 。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情况来看，整体运行效率并不高，而且，机制的落实力度严重不足，很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过于形式化，不利于海洋环境防治工作顺利的进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民事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赋予公民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诉讼权利，这样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公民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来行使请求权，从而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 。公民的环境权主要包括知情权、使用权、环境权、参与权等，公民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居民赖以生存的海洋受到污染，给居民的海洋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居民所得到的赔偿不公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居民得到公平的补偿，同时对保护海洋环境不再受到污染和破坏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海洋环境防治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其次，应不断的完善海洋环境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大量的实践发现，海洋环境侵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原则上通常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为了提高民事责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应重视免责情况的运用，不仅要严格的执行下去，同时要根据其发展趋势不断的对免责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对于一些由于不可抗力出现的重大过错，应属于正当的免责事由。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完善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已经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导致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运行的不合理，应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 。

 

首先，应站在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上对其体系架构进行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是全球的重点工作，而且，在法律上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国家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办法，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海洋环境的进化现状，对一些重点海域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行政法，不断的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例如，渤海、东海、黄海、南海等在不同的海域都存在相同的污染源，而污染来源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应根据这些海域污染的差异性有针对性的对其制定防范措施，从而保证各个海域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运行的合理性。例如，在针对我国南海环境保护中，对其制定了《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质量。

 

其次，应重视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的对其《条例》进行不断的完善。所谓陆源污染主要是在陆地上所产生的污染，进入到海洋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源，陆源污染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构成海洋的三大污染源，陆源污染不仅具有较多的种类，而且，数量也比其他两种污染源多，并且给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陆源污染的防治条例的完善。作者认为，在对《条例》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陆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细致化、具体化、原则化，要将其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一致，进一步完善《条例》，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有一些与陆源污染息息相关的法制体系，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应对其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这样才能充分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效率，为海洋环境保护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最后，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以往针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民事法律，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十分不足，针对这类情况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不仅要对民事法律进行完善，更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完善

 

所谓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是指海洋资源的受益人或使用人，在合法的基础上利用相应资源的时候所支付相应费用的制度 。在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机制不够全面，还依旧存在一些补偿问题，例如，一些海洋区域的海洋工程等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其污染实施者却未能对其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陷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会让更多的实施者大肆而为之，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完善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的修订，结合海洋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对海洋工程、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倾倒废弃物污染等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在完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根据海洋区域的实际资源使用情况确定受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程序、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提升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率。

 

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主要指的是利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极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生态改变，针对于一些小污染小破坏，通过海洋自身的自然修复能力，能够实现良好的修复效果，而针对于一些大污染大破坏，仅仅通过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修复是十分缓慢，甚至是出现无法修复的问题，将会给海洋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在这里需要对海洋环境的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才能利用修复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应将其作为海洋环境修复的辅助方式，以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为主体对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修复，再进行适当的人工辅助，将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恢复，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完善。另外，在对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当然，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地区或是先进国家的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例如，建设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建设繁殖场所、栖息场所、建设海底森林等，更好的填补我国当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空白，从而有效的提升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实施效率，为海洋环境修复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四)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其他配套工作的完善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之外，还应注重一些配套工作的完善，才能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运行质量。首先，应重点考虑海洋环境污染与相关环境保护法之间社会效益的均衡性，如排污权、环境权之间的平衡，根据不同海洋区域的特点，对于一些没有超标的排污所造成的损害来说，其赔偿机制应当建立在社会化赔偿机制之上，如公害赔偿的商业保险、赔偿基金等，为保证海洋环境做好充足的工作。其次，应该加强执法改革，从以往对海洋环境执法的情况来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应不断地对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另外，由于海洋大多都是跨越国家的，因此，在海洋环境防治法律上，应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签署国际协定、公约等进一步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从而为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

 

三、总结

 

篇2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篇3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18-06

海洋作为人类生命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日益频发，海洋污染物的种类也变得日趋复杂。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宝库”，应当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控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在当前，不管是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还是通过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让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人付出代价。都远远不能有效抑止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维护海洋环境的重担赋予环境刑事法律及刑事制裁，但是，从国外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

一、国外海洋污染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实践

1.日本

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但日本也经历过对海洋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阶段，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终于唤醒了迷途中的日本。日本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法律当属《海洋污染防治法》和《公害罪法》，这两部法律以3个重要的刑事罚则构成了规制日本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法律基本制度：第一，处罚危险犯。《公害罪法》第2、3条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5、56条均将污染海洋犯罪定位为危险犯。规定只要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可能给公众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时，即可进行处罚，而元需发生实害结果。第二，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公害罪法》第4条和《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4至62条均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者法人或自然人的人、使用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如果实施了与其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有关的水污染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时。除处罚行为人外，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处以罚金。第三，发生实害结果时加重处罚。根据《公害罪法》的规定，故意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造成危险的，应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7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生命健康造成危险的。应处2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200万日元以下罚金，但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可见，日本环境刑事法律不仅处罚结果加重犯，而且将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心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

除了上述3项重要刑事罚则，日本环境刑事法特有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也是很有特色的。根据《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伴随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此原则确立后在日本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海洋环境污染因技术复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难题，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日本至今都没有对海洋的特殊性给予足够重视，没有专门设置污染海洋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足。

2.美国

美国属于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但其对于海洋的综合管理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和一系列环境行政法规仍显示了其保护海洋环境的决心和实力。其中1977年《清洁水法》和1990年《油污法》明确规定了污染海洋环境的刑事责任。《清洁水法》规定，进入与海岸线相连的通航水域或进入毗连区水域。违反规定排放油类或危险物质。达到可能对公共卫生、福利或环境有害的数量时。即应判处刑罚。该法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区别对待故意和过失，累犯加重处罚。故意犯应处每违法日5000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3年以下监禁，或并处；过失犯罚金数额为故意犯的1/2，自由刑为故意犯的1/3；累犯则处每违法日1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6年以下监禁或并处。其二，处罚结果加重犯。当故意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致人死亡或使人处于严重伤害的极度危险时，应单处或并处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其三，法人犯罪亦负刑责，当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其四，处罚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故意在依法应当呈报或保存的申请、记录、报告、计划或其他文件中，对材料作虚假的陈述、描述或说明者。或者故意篡改、毁损或丢弃依法应当保存的任何不准确的检测装置或方法者。应单处或并处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再犯者应单处或并处每违法日2万美元以下罚金或4年以下监禁。

美国对故意、过失实施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以致发生危险或实害结果区别对待，对再犯加重处罚，对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施以刑罚的规定值得学习但美国至今没有专门针对海洋环境的特殊性设立污染海洋罪的做法着实让人费解，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海洋的重视仍有欠缺，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经常存在着要借助于一般的罪名来专门应对海洋类污染的问题。

3.英国

英国针对环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早，对损害人类健康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有相应的制定法规制，但其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刑法的立法方式，所以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及相关刑责的规定也多散见于行政法规。英国《海洋倾倒法》规定，未持有倾倒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可被判处：（1）即刻定罪，400英镑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并处；（2）定罪，5年以下监禁，或罚款，或并处。《水资源法》也规定对污染水资源的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人将有毒有害物质投入水体引起水污染的，将可能面临2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并处的刑事处罚。

英国虽然在很多行政法规中设计了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刑事处罚。但没有切实考虑海洋自身的特点而单独设立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行为的规定也比较零散。难以真正起到海洋污染防治的立法初衷。此外，由于环境行政法制赋予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环境治理优势。当海洋环境污染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过失行为导致的时候，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如果包庇懈怠不及时处理。其它机关则很难察觉和介入，这构成了英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短板：

4.俄罗斯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独立于人类作为刑法明确保护的法益。在该国刑法典中专门设置了“生态犯罪”一章，并且将海洋与其它水资源分离开来，充分考虑到了海洋的特殊性，设立了独立的污染海洋罪。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将造成海洋污染作为刑事处罚的起点，更在这一罪名中涵盖了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几乎全部行为方式，而且还设置了先进有效的资格刑。

具体而言，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被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生态犯罪”第252条之中：“一、从陆地上的污染源污染海洋环境或者由于违反填埋规定而污染海洋环境，或者从运输工具或者海上构筑物向海洋倾倒、弃置危害人的健康和海洋动物资源或者妨碍合法利用海洋环境的物质和材料而污染海洋环境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处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处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处4个月以下的拘役。二、从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对人的健康、动物或者植物、鱼类资源、周围环境、修养地带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倍至1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以下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5.德国

德国立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一般情节。将造成人体损害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在德国，海洋与地表水、地下水同属于《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所保护的对象。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行为是指。“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的行为。该法条表明德国将“水”直接作为犯罪行为可以侵害的对象加以保护。足见德国已将水资源的独立生态价值和利益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且该罪不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为构罪要件，甚至不要求发生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险，而只要造成水污染或其他不利改变即可，充分体现了其法益保护已大大提前。在立法技术比较高的德国刑法中，完全有条件尝试将海洋同其他水体分离开来独立规定犯罪构成和刑罚应对，但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在德国刑法中，水污染罪可以由直接污染行为或间接污染行为构成；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但负有保护水体的主体若仅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未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尚不能充分证明水污染发生的，通常只需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而不认为是犯罪。值得一提的是。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限于防治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若行为人仅仅是在污染造成后没有清除污染则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刑事责任。此外，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而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和许可范围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以上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也颁布了防止海洋污染的法律，并设置了造成海洋污染行为的刑事罚则。但纵观各国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国家尚未设立污染海洋罪。

二、国际社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探讨

1.《伦敦油污公约》

1954年《伦敦油污公约》，全称《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是当代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协定，也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多边公约。该公约对海上允许排放的油类物质的范围、排放物含油量、倾废标准以及禁止排放的特区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为了限制油轮触礁搁浅或碰撞引起石油污染，公约还第一次将油轮建造标准作为海洋污染控制的一种手段，该规定标志着人类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方面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尽管如此，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第一，公约仅规定了船舶排放油类一种污染源，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污染情况；第二，公约规定只有船旗国对造成污染的船舶享有和执行权，并对污染行为规定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因此，本公约尚未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该公约被后来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所取代。

2.《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明确规定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环境既是沿海国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各缔约国“可以在公海上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海上事故或同此事故有关的行动所产生的海上油污或油污威胁对它们海岸线或有关利益的严重和紧迫的危险”，同时沿海国在污染或污染威胁危急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措施予以排除。由于该公约对因油污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害的沿海国和相关国家是否可以将造成海上油污损害的一方认定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造成了在具体执行时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

3.《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海洋公约》

该公约对故意在世界海洋抛弃一切众所周知的危险物质作出了详细规定。公约规定“最危险的物质根本不得丢弃……其中有未加工的石油和石油燃料、柴油机的重油、高级放射性废料、水银及其化合物、稳定的塑料。以及为进行生物及化学战而准备好的材料”。该公约也有对造成海洋污染宣布为犯罪行为的条款规定，这被认为是国际刑法的重要立法性条款。对于推动各国国内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4.《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

《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专门以控制海洋倾倒为目的的全球性公约，它将废弃物分为三类：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属于“黑名单”废弃物；需采取特别有效的防范措施并经特别许可后才能倾倒的物质，属于“灰名单”物质；其他无毒无害或毒害性很轻的物质，属于“白名单”废弃物，此类物质也需在特定区域内才能倾倒。此公约制定后各沿海国也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和制度。将海洋倾倒正式纳入法制管理范围之内。至此，海洋环境保护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改之前公约仅针对特定污染源的弊端，首次对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不同污染物质、污染行为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并增加了各缔约国为保护海洋环境所应作出努力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除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不论污染来源于陆上、大气、倾倒污染，还是船舶污染、海底勘探开发污染或者其他，各国都负有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义务。公约首次提出了各国制定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标准的建议，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陆地、国家管辖的海底活动、“区域”内活动、倾倒、船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该公约还提出了国内法律、规章和措施在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方面的效力应不低于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并为各国协调制定新的国际准则、办法或协定，完善各国内法提供了立法指导和立法要求。

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平衡各国利益和要求的妥协，它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第一，虽然该公约规定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只、飞机或其他海上设施，旗籍国、登记国、沿海同或港口国均拥有管辖权。但污染发生后由首先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时候，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规则或法律它并未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对造成海洋污染的外国船只可处以罚款，除非该船只在领海内故意和严重地造成污染，这种处罚程度实在过轻，难以对行为人形成必要的威慑。第三，该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军用辅助船、为国家所拥有或经营并在当时只供政府非商业之用的其他船只或飞机。这就人为排除了这些主体造成污染所应承担的责任。

除了以上的公约，世界各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公约、协定以及其他的全球性公约，但至今尚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权威的保护海洋环境、打击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而且现存各公约中的规定相对分散、零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大多仅限于船只和飞行器，难以应对当前形势下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的建议

从国际视角审视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问题，应当围绕完善各国国内海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制定专门针对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两大核心工作展开，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设计展开可按照：

第一，法益保护前置，实现“生态本位”的海洋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所谓法益保护前置，是指改变现今仍有部分国家将“人类健康、生命或公私财产发生重大损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成立要件的刑事立法现状，代之以“造成污染海洋环境，或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作为惩治海洋污染行为的标准。这是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和海洋环境犯罪刑事司法的客观要求。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作为一种以大面积海洋及其内附资源、甚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为危害对象的犯罪，其道德可责性和后果严重性实在让人发指，避免海洋污染灾害的发生才是保障人类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核心。因此，将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海洋环境直接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符合人类利益保护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明智之举。

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可以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环境危险犯的方法来加以实现，即不再以“造成人体健康、财产损失”为刑事处罚的起点，而是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发生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为依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是指“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对“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的不同解读，会导致立法和惩治程度的不同，如日本《公害罪法》、《防止海洋污染法》将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定位为具体危险犯。认为海洋污染行为需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方能认定为犯罪：而新加坡法律规定污染海洋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因此其《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第4条将船舶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污染行为就可处以刑事制裁。我们认为，将污染海洋环境犯罪设定为具体危险犯更可取，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保障人权和维护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可。

第二，应当在国内法增设污染海洋罪。鉴于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及行政、民事制裁已经难以适应保护海洋环境的迫切需求，在各国单独设立污染海洋罪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也需各国在国内法上承认并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通力合作。各国间应尽量制定统一的犯罪认定标准，形成共同的环境刑事政策，这有助于消除各国因环境犯罪行为判断标准不同、刑法规定不同所带来的治理障碍，在具体司法中，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企业或个人，应视该污染发生的地点确定管辖国，由污染发生地所在国对该污染行为或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拥有调查、拘留或司法权、惩罚权；对于公海领域发生的海洋污染，若因该污染造成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由利益受损国享有管辖权；若没有利益受损国，则可以考虑交由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惩处。

第三，对污染海洋罪主体不必做严格的限制。关于哪些主体可以实施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并应处以刑事处罚，各国并没有直接规定，但理论上对是否应当承认法人可以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实施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主体加以限制。因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行为方式有很多，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当然也很多。自然人可以通过向海洋排放大量生活垃圾或农业垃圾造成污染；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超量排放污水、废料、有毒化学残渣等污染海洋环境；船舶在海洋中行驶可以排放油污或石油泄漏引起海洋环境的污染；沿海工程、海上作业、海底勘探开发也可能造成海洋污染。原则上凡是造成海洋污染或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人或单位均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任何国家均不应加以限制。

关于国家是否能成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主体，国际公约并没有进行规定，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很多人认为，国家不能担任该罪的主体，但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可能。虽然目前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仍值得探讨，但人为强行将国家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单个主体，相当于自然人在国内的地位，那么国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应当的，至于如何追究国家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能由其他国家直接进行裁决，但可以考虑借助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海洋污染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国家，可以强制该国限期消除污染并强制缴纳赔偿金、保险金等。

第四，污染海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明确。刑罚作为严重影响他人资格、财产、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制裁手段。成立犯罪的要求当然要比其他违法行为更为严格。其中，犯罪主观方面应当要求行为人至少对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事实有认识甚至疏忽，所以，世界各国通行的以“故意和过失”或“故意、轻率、疏忽”作为主观要件是可取的。例如。有部分国家只处罚故意的环境犯罪，如挪威的反污染立法规定，除非有犯罪的故意。否则不得适用刑罚。大部分国家如日本、瑞典、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等，都规定处罚过失的环境犯罪行为，而过失的环境犯罪的处罚要轻于故意的环境犯罪。

为避免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许多国家在环境刑法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如英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以及法国的《农业法》都规定，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造成了海洋污染的事实。不需要证明罪过存在与否或系何种罪过。就可以认定犯罪成立。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多支持者，因为在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的当前，严格责任的引入能够敦促人们加强责任心，谨慎从事，防患于未然。但我们应当明确，并非有效的就是合理的。刑罚作为威慑、打击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有效方式，依靠的是刑罚的严厉性，其对行为人的自由、财产或资格的剥夺应当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相称，而该危害行为应当是在其罪过心态（至少有过失）指引下的行为，否则，要行为人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负责实属苛责。我们主张以“故意或过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要求的立法思路。

第五，污染海洋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设计应当科学严密。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及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危害结果方面，如前述应当以有足以造成海洋污染的具体危险。危害行为即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倾倒、废物排放、石油泄漏等所有可能引起海洋水质发生不利改变的行为。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应当尽可能将现存的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种类和行为方式收纳在内。并通过兜底条款的设置给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污染物或污染行为方式留有适用余地；各国环境行政规章中也应当详细规定禁止排放入海、特定许可才能排放人海以及可以排放入海的物质种类、排放含量、排放时间及地点，沿海企业排污装置及海上作业、海底工程所使用的船只和其他装置所要达到的标准，以及单位或个人向海洋排放物质所需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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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和矿产资源。我国海洋石油开发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自20世纪50年代末海洋油气开发起步，到2010年石油天然气产量就首超5000吨。但海洋石油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石油平台生产过程中的原油泄漏更是造成了生态灾难。因此，人们应注重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强化环境保护管理，尽力避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做到油田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

1 海洋石油平台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海洋平台是石油开发的基本单元，也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源头之一。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有石油、化学添加剂、工程及设备废料、工业污水等；在生活活动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有生活垃圾和污水等。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一是污染物的毒性会导致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污水和垃圾中化学成分具有强氧化性，会对海中的鱼类、贝壳类、虾类等生物造成损害甚至死亡。海洋鸟类在食用污染区域内的生物之后，也会引起中毒死亡。二是污染物会破坏海洋的平衡，影响海洋植物的光合作用，易引发赤潮，造成渔业资源的大量破坏。污染物中石油、污水会形成油膜，大量固体垃圾漂浮于海面，都会阻碍阳光射入海洋，使水温下降，破坏了海洋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这也就破坏了光合作用的客观条件，污染物的降解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然而海水复氧的主要途径大气溶氧又被油膜阻碍，直接导致海水的缺氧，进而影响海洋植物的生长。

2 海洋石油平台污染物产生的原因

2.1 员工环保意识需提高

人是环境保护管理中的核心因素。海洋石油平台对员工环境保护知识培训和教育不够，员工的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和偷懒心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注重生产安全、忽视环境保护的思想。许多员工对环境保护管理的基本内容不熟悉，甚至也意识不到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的员工为躲避监管部门检查，采取白天不倒，晚上倾倒平台垃圾的做法。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2.2 监管制度需健全

在海洋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监管机构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为海洋环境的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通过对比康菲渤海湾漏油和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也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制度方面的缺失。海洋石油平台作为被监管单位，应该在严格遵守我国海洋环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正常的石油开发。但是部分石油平台以经济效益为先，认为只是被政府监管方，没有建立环境保护制度，导致内部环保工作的遗漏。还有部分石油平台以为离陆地较远，执法部门取证难，就肆意排放污水和垃圾。

2.3 设备设施需完善

海洋石油开发中，因部分平台投产较早，生产设施技术水平较低，管线流程腐蚀也较严重。在生产过程中就易发生事故，设备异常停机，流程突然刺漏，导致非正常的石油、污水泄漏。部分石油平台没有污水、垃圾的处理设备，也没有污水、垃圾的收集装置。所以就有部分石油钻井平台钻井液的超标排放，钻屑的随意处理，部分石油平台压载舱水、机舱污水、生活污水的违规排放及各类生产、生活垃圾直接倾入大海，造成环境污染。

3 海洋平台环境保护的措施

3.1 加强员工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环保意识

海洋石油平台污染事故部分是因为员工缺乏必要的环保意识及责任心所致。因而必须加强相关培训教育工作，使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污染海洋的危害性，彻底改变观念。海洋石油平台可利用板报、演讲、座谈、专题讲座、知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广泛地宣传海洋环境保护知识和法规，提高广大员工的环保素质。培训教育还应注重对海洋平台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通过学习各项环保法规和国内外先进环保业务知识，提高海洋环保管理能力，督导海洋平台在石油生产中严格执行海洋环境保护制度，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

3.2 健全环保管理制度，约束环境污染行为

制度是行为的依据，组织落实是执行的保证。我国为贯彻执行海洋环保法，陆续出台了较为详细的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形成了我国海洋石油开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基本形式，也使海洋环保保护执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海洋石油平台应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生产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平台的环境保护制度。平台的环境保护制度应作为员工培训的内容之一，还应有相应的考核激励制度，以及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机制。通过制度的管理，让员工明白环保的重要性，掌握对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技能，同时也加强从平台层面对污染环境行为的约束，减少人员主动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

3.3 严格海洋平台环境评价，加大污染处理设施的投入

在进行海洋石油平台搭建和弃置时，应该对海洋做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价与研究，测定水系统的走向，开采区周围的海洋动植物的分布、生长、生命周期以及繁殖和新陈代谢情况。评价开采区会给生物造成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油气泄漏带来的水系统质量的变化以及油气在水体中遗留的时间、破坏力和危害；还应当评价由于水的流向和物理运动所可能带来的对油气开发区附近的地区和国家利益的危害。另外石油平台应加大对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投入，对投产时间长，设备老化严重的污染物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新建石油平台必须配备相应的污染物处理设备。石油平台的处理设备还必须经政府相关部门检验后，才能投入使用，检验不达标的石油平台不能进行油气生产。这样从硬件上达到对污染物的及时处理。石油平台还应配备一定的石油泄漏应急物资，在发生漏油事故时，能够及时进行处理，减少污染事故带来的损失。

在海洋石油开发的过程中，石油平台要有海洋环境保护为重的理念，在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约束制度和应急反应机制，加大对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投入，自觉地把自己正在海洋石油开发建设中的一切实践活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高度统一起来，实现石油开发效益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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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油污损害（Oil Pollution Damage from Ships），是指船舶在正常营运中或发生事故时，逸出或者排放油类货物、燃料油或者其他油类物质，如废油（Slops）、油类混合物，在运油船舶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包括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此种损害而采取合理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此种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损害。

一、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司法现状

1.法律制度不统一

目前我国加入的有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但没有专门的国内立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中尽管有所涉及，但多为抽象的原则性、程序性规定。2由于法律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导致我国法院在审理船舶油污案件时易出现混乱。在司法实践中，“烟救油2号”油污案、“雅典地平线”号油污案等适用《民法通则》；“东方大使”号油污案适用《海商法》；“加翠”号油污案、“玛雅8号”油污案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闽燃供2号”油污案适用《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碧洋丸”号、“南洋丰收”号、“亚洲飞鹅”号油污案等适用国际惯例。3这些案件在审理时因所适用的法律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不仅严重影响了油污事故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诉讼时效制度不完善

《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时起计算。《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另行规定诉讼时效问题，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论何种性质的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均为三年。《环境保护法》没有关于长期时效的规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37条对长期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因为审判实践和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质，在诉讼时效方面存在着问题。首先，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在损害结果尚未发生或者无法确定之时，诉讼时效就业已届满了。其次，环境污染特别是海洋及通海水域污染，往往是由多个排污者造成的，这使得权利人往往因无法确定诉讼相对人而导致诉讼无法进行，最终损害权利人的权利。

二、完善我国油污损害赔偿制度的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石油的需求会更加旺盛，而由于资源有限，国内的原油生产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增加，必然导致海域原油和成品油运输量会越来越大，我国海域受到重大污染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因此，除加强安全管理，制定应急措施外，建立完善的法律赔偿机制是消除油污染损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制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

要逐步建立起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加快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立法；明确赔付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信托基金。制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可包含以下内容：第一，要求国内航线船舶强制油污保险。因为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小油轮，这些都是单船公司或个体，既没有保险，经营状况又不好，一旦发生油污事故，没有任何赔偿能力。第二，建立油污基金组织。可以使油污事故造成的损害得到及时的赔偿。第三，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对于损害赔偿确立采信标准，尤其是中长期损失的科学预测与方法。

2.完善诉讼时效有关法律规定

针对前面所述时效中的第一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人主张可适用《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认为这条规定具有超前性，不仅规定了长期时效，而且该时效不是绝对的，遇有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针对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修正起算点加以完善，表达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及加害人之日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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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良芳 单位：浙江大学

“执法懈怠”:防治船舶溢油污染刑法缺位的原因剖析

1．船舶溢油污染刑事究责不存在立法障碍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中国环境犯罪防治刑法失效的现象，但大多将其归结为立法原因，诸如环境犯罪没有独立成章、罪名设置分散化、罪名规制范围较窄、没有规定危险犯、没有引入严格责任、没有规定推定原则、没有规定资格刑、缺乏非刑罚措施的配套使用等等［5］。就立法完善而言，上述观点不乏值得肯定之处。但从严格执法角度来看，如果一味将刑法缺位的原因归结于立法缺陷则容易沦为执法懈怠的遁词。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重大环境污染行为是否真的“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而无法将有关责任人员绳之以法?对此，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对于船舶溢油等污染海洋环境行为，中国普通刑法和附属刑法均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4条规定:“凡违反本法，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第3款重申:“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79年刑法虽未规定环境犯罪，但1997年刑法、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均明确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污染环境罪。以渤海溢油事件为例。该案最可能触犯的法条是刑法第338条。1997年刑法关于该条的表述是:“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条罪名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本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条罪名为“污染环境罪”。两相对照，法定刑未作任何变动，只是构成要件的表述有变动:其一，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等排放场所的规定;其二，将“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其三，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四，删除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显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更为严格，入罪门槛更低。由于渤海溢油事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因而应当适用修正后的法条。能否入罪，需要判断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康菲公司有无违反国家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0条第2款规定:“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及输油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溢油事故的发生。”渤海油田属于盆地构造，其地质油藏特点是构造破碎、断层发育，地层封闭能力差，这就要求石油勘探作业者注意区分各层注水压力和注水量，防止由于地层压力不一形成超压乃至地层破裂。然而，由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监总局、能源局共同组成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却认定:“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在蓬莱19－3油田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总体开发方案，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明显出现事故征兆后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由此导致一起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①换言之，由于作业方没有尽到审慎作业的责任，在作业管理过程中“违规作业”、“风险意识不强”、“疏忽大意”，因而使一起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不幸发生［6］。既然这是一起违规作业引起的人为责任事故而非意外事件，既然有关人员和单位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业务过失，那么就具有刑事归责的基础。第二，石油是否属于其他有害物质?对一种物质是否有害的判定不能机械地查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有无收录，而应结合特定的时空条件来判定。石油在一般场合下可以说是无害或者中性的，但排放、倾倒至海洋则会导致海洋水质下降、海洋生物窒息死亡、海洋生物链断裂，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事实上，由于石油的基本成分是烷烃、芳香烃等碳氢化合物，因而其具有这些烃类化合物的毒性，只是毒性相对比较微弱。《海洋环境法》第33条第1款亦明确规定:“禁止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高、中水平放射性废水。”同时该法第95条第6项规定:“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第三，康菲公司有无排放行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第8项规定:“排放，是指把污染物排入海洋的行为，包括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显然，这里的“排放”是一种纯客观行为，不考虑行为人主观状态。本案中，康菲公司虽然没有实施故意排放行为，但至少存在过失排放行为。第四，有无严重污染环境?石油是不溶于水的化合物，进入海洋中的石油会在海面上形成大面积的油膜，使大气与水面隔绝，减少进入海水的氧的数量，这不仅会导致大量海洋生物窒息而死，而且会弱化海洋的自净能力。此外，被污染海域内的鱼、虾等生物体内的致癌物浓度会明显增高，既毒害海洋生物本身，也可能通过食物链最终积聚在人体内，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渤海是一个半封闭性的海域，海水交换程度较低，因而一旦发生污染事件，其污染程度往往比开放性海域更为严重。联合调查组认定，“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严重污染(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除海水环境外，事故还导致沉积物、岸滩受到污染，“海洋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明显降低，生物群落结构受到影响”。②综上所述，就实体规定而言，康菲公司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应无异议。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类似的船舶溢油行为应当适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就司法认定而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污染环境罪虽同属结果犯，但对危害后果的要求不同:前者不仅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且要求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后者仅要求严重污染环境，并不要求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也不要求污染行为达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程度。就船舶溢油而言，这里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按照2009年9月9日国务院颁布的《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36条确定的船舶污染事故等级标准，是指“重大船舶污染事故”，即船舶溢油500吨以上不足1000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不足2亿元的船舶污染事故。这里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根据2006年7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的规定，是指“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1人以上重伤并且5人以上轻伤的”，“致使传染病发生、流行或者人员中毒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Ⅲ级情形，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从以往发生的一些船舶溢油事故来看，所造成损害结果都远远超过上述构罪标准。2．船舶溢油污染刑事究责的障碍在于执法环节笔者认为，在防治船舶溢油污染过程中刑法之所以缺位，根本不在立法层面，而在执法层面。现行立法已经规定了相关罪名，司法解释也相对明确了构罪标准，因而在适用上并不存在特别的疑难。但在执法层面，由于执法懈怠，导致刑法在防治船舶溢油污染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执法懈怠的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以下予以简要分析。从客观原因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机制障碍。根据中国当前政府机构的职责设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海洋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调查和处罚，公安机关负责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侦查和移送。“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来源不同，第一时间介入海洋环境犯罪案件收集证据的不是公安机关，而是海洋行政执法机关，他们对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实施行政处罚之前首先应考虑案件是否需要移交到公安机关，而移送案件等于将案件平移到另一个刑事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本身对环境污染案件不具备侦查和取证的能力，而是依靠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侦查和取证，之后还要将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由于增加一个诉讼环节，导致案件重复侦查、重复移交。”［7］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不仅存在司法资源浪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移送，公安机关就不能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虽然从理论上说，对于涉嫌犯罪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公安机关不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侦查，但从实践来看，却没有任何因素能够激励公安机关如此行动。这是大量污染海洋环境犯罪行为被消化在行政执法环节的最重要原因。此外，即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也存在一定的程序障碍。一方面，具体由哪个海洋行政执法部门移送不明。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负责海洋环境行政监管的部门是多头的，包括环境保护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海事局、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军队环保部门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职责不明，极易形成争利推责的局面。譬如，对涉嫌犯罪的污染海洋环境案件的移送，具体应当由哪个部门负责就不明确。另一方面，缺乏配套的案件移交细则。即使能够明确具体由哪个海洋行政监管部门(如海事局)负责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也缺乏相应的移交细则。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5月17日联合的《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走私废物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环境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进行了具体规范，但这一规定仅针对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并不适用于其他海洋环境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这方面的操作细则尚付阙如。其二是证据障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污染环境罪均是结果犯。要证明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构成犯罪，既要证明污染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又要证明污染行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结果，还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至少存在过失。这些都需要收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但证据收集需要大量的实地测量和考察工作，而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在水面，现场证据极易灭失，因而证据收集较之陆地要困难得多。而且，执法人员还应当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质。如要认定污染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和行为人存在“过失”，执法人员就应熟悉相关的船舶运输或海上作业等法律法规、熟悉相关的行业惯例、熟悉正当冒险行为与业务过失的区别等。此外，要证明污染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则通常需要借助专业鉴定机构的力量，包括溢油鉴定、生态损害鉴定和养殖渔业损害鉴定等。溢油鉴定是国际上处理船舶溢油事故广泛采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它通过开展油指纹鉴别，确定溢油来源、种类和数量，缩小嫌疑船舶范围，提高事故调查效率。但中国海事系统溢油鉴定的现状是机构少、鉴定机制不完善、海事执法人员缺乏鉴定意识。除个别港口采用溢油鉴定作为调查事故的手段外，多数污染事故调查没有进行溢油鉴定［8］。这种状况不仅影响船舶油污事故的民事处理，而且也使许多案件因证据不充分而难以认定其是否涉嫌犯罪。此外，生态损害和养殖渔业损害的认定涉及油污海域的具体面积、受影响的海域养殖的面积，还涉及对海洋生态、海洋鱼类、海洋水质影响程度等问题，认定都是相当复杂的。对此，一般人很难精确计算，需要专业人员操作，而这方面的机构和人员却非常缺乏。从主观原因来看，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观念障碍。动用刑罚惩治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执法人员存在以下观念障碍:首先，认为船舶溢油属于过失行为，不需要动用刑罚。刑法以惩治故意犯罪为原则，以惩治过失犯罪为例外。实践中，对于故意犯罪在动用刑罚时通常不会存在观念障碍，但对于过失犯罪往往缺乏必要的思想认识。船舶溢油等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绝大多数是因业务过失造成的，而船舶运输、海上石油开采等活动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作业，为此追究有关人员或单位的刑事责任执法人员往往下不了手，通常会网开一面。其次，认为对未致人伤亡的污染行为不值得动用刑罚。从刑法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既可能是致人伤亡，也可以是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因此，只要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应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但从实践来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污染事故要么是污染行为已经导致人员伤亡结果的，要么是污染行为严重污染饮用水水源造成居民生活困难的。而船舶溢油等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一般并不会造成人员伤亡，也不会严重干扰居民生活，其所造成的损害主要是养殖渔业、海洋生态等难以精确计算的衍生损失。由于这种损害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生活安宁权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执法人员通常也就缺乏动用刑罚的能动性。最后，认为船舶溢油污染行为是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不应当动用刑罚。船舶溢油等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发生的伴生现象，如果动用刑罚则会扼杀经济的活力，阻碍经济的发展。如许多国家已经禁止或限制单壳油轮进入特定海域，但中国为了促进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仍允许这种单壳油轮靠港。当惩治环境犯罪和发展经济发生冲突时，执法人员在心理认同、价值选择上最终都会倒向后者。其二是动机障碍。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不愿移送涉嫌犯罪的船舶溢油污染案件也有自身的利益考量。首先，许多环境污染行为之所以酿成重大事故往往与环保部门执法人员日常监管不严、执法不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查处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来看，许多是企业持续性的大量排污及至最终大规模的水污染爆发所致。在这当中，执法人员监管不力或收受贿赂占有较大比例。如云南阳宗海案、江苏盐城水污染案和四川沱江水污染案，这些案件无一例外在追究企业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追究了环保部门执法人员的渎职责任。类似的渎职现象，在海洋环境执法活动中恐怕也不少见。其次，对于涉嫌犯罪的污染海洋环境行为，如果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则无形中会增加大量的额外工作。行政处罚讲究效率，对于证据要求相对刑事诉讼要低得多。对于一起污染海洋环境行为，如果止于行政处理阶段，则案结事了、干净利落。因为对于行政处罚，被处罚主体极少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即使提起，绝大多数也会被驳回。而如果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则因涉及刑事诉讼，公安机关必然要严格审查证据，提出较高的证据收集要求。而囿于专业所限，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工作必然又落在海洋行政执法部门身上。因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通常不会主动移送案件。再次，对于涉嫌犯罪的船舶溢油等污染案件，如果移送公安机关则非但不能给本部门增添业绩，反而有可能抹黑。基于“家丑不可外扬”、“报喜不报忧”的心理，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会轻易移送案件。最后，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并不会带来任何不利后果。虽然刑法第402条规定了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但“”这一构成要素足以保证执法人员免受刑事追诉。执法人员可以轻松辩解其所以没有移送刑事案件是因为真诚地确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被执法主体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其构成犯罪。

“让刑法归位”:防治船舶溢油污染的应对策略

1．对船舶溢油污染动用刑罚的必要性长期以来，航运界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对于船舶溢油等污染行为只能追究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即使是民事责任也通过海上保险、船东责任限制等制度将其降到最低程度。在航运业发展初期，海事凶险，海难多发，这种“刑事责任绝对豁免”的做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航运业抗风险能力已今非昔比。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仍一味强调保护船东的利益、强调降低航运业的运营风险而无视公众的海洋生态利益，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特别是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一个“石油时代”，即石油的开采区域不断扩大，船舶运输日益频繁，集中储备规模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船舶油污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在不断增加，给海洋环境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为此，各国除提高船东的民事责任外，开始注重利用刑法手段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相应的立法，并严格执行。其中，尤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作为世界头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之所以在保持经济稳速发展的同时还能拥有一片蔚蓝的港湾，与其一以贯之以刑罚威慑船舶溢油污染行为不无关系。美国建国历史并不长，但在环境立法方面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在迅猛发展工业的同时，也饱受其所带来的环境危害之苦。为此，联邦政府开始了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先后颁布了大量管制和预防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完善细密的环保法律体系。其中，在海洋环境污染控制方面，主要涉及《1899年废物法》、《1918年候鸟条约法》、《1972年海洋倾废法》、《1977年清洁水法》、《1978年港口和油轮安全法》、《1980年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综合法》、《1980年海洋保护、开发及制裁法》、《1990年油污法》、《2000年防止船舶污染法》等。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有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同时也规定了刑事责任，从而扫清了对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动用刑罚的立法障碍。但在执法层面，美国真正开始对船舶溢油污染行为动用刑罚则始自“埃克森•瓦尔迪兹”(EXXONVALDEZ)号触礁案。该案开创了美国在海难中对衍生环境污染予以刑事处罚之先例，对海洋环境执法产生深远影响。自此以后，美国司法部在运用行政手段、民事手段惩治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时，亦积极运用刑法手段，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据统计，自1998年起至2006年间美国司法部针对本国籍及外国籍船舶及其船队违法排放废污油水的刑事判决，罚金总额为1．8亿美元、个人监禁刑期总计约19年、数以百计的船舶受到法院监督执行3～5年的环境改善计划。同时，自从《1990年油污染法》公布施行后，美国水域内因油轮意外泄油量已由每年平均7万桶大幅降到4000桶，约大幅削减了95%之多［9］。而在2010年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美国司法部亦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动用了刑事程序、民事赔偿程序和行政程序，迫使英国石油公司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赔偿基金。仔细研究美国海洋环境污染执法案例不难发现，其是一个“民事赔偿优先、刑事制裁断后”的执法模式。一方面，对于污染海洋环境行为，执法机关特别注重适用各种民事程序，充分保证被侵害权益的填补和复原。各种民事赔偿金、生态补偿金、民事罚款、行政罚款、惩罚性赔偿金等累加起来往往都是天文数字，足以使违法主体得到应有的处罚。另一方面，对于涉嫌犯罪的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绝不吝啬动用刑法。虽然与民事处罚相比，刑事罚款、刑事监禁相对要轻得多，特别是刑事监禁通常为一至两年，但由于刑罚的必定性得到保证，逃避责任的概率极小，因而仍能发挥极强的威慑作用。民事手段与刑事手段交错并用、互相配合(民事赔偿锱铢必较，绝不含糊;刑事处罚罪责相当，注意节制)组成一个立体的执法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私权保护和正义维护之间的平衡。反观中国“重行轻刑”的执法模式，则与美国大为不同。一方面，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威慑力相当有限。根据《海洋环境法》第88条的规定，对于从事水上和港区水域拆船、旧船改装、打捞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可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第91条的规定，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罚款数额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且不论上述规定存在法条冲突，即使都按照最高额30万元处罚，对于从事航运和石油开采的上市公司、跨国公司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根本没有任何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污染主体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通常也难以充分、足额地兑现。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损害，即海洋生态损害和养殖渔业损害。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有关部门极少提出这方面的赔偿要求。而中国又缺乏相应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第三方又不能代位提出赔偿要求，因此，污染责任主体往往逃过这方面的赔偿责任。养殖渔业损害虽然有明确的被侵害人，但由于人员众多、损害分散、取证困难，权益主体也很少单独提讼。即使提出，法院通常又不受理，而由行政部门采取行政调解的方式一揽子解决。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高效、快捷，但赔偿数额往往远远低于实际损失。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罚处罚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处罚体系。刑罚虽然处于这一处罚体系的最后一极，但却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在必要时一定要以某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唯有如此，整个处罚体系才是良性运转的，各自的功能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上所述，由于立法的原因，对于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惩治，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均存在先天缺陷，难以体现应有的威慑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刑法介入，填补这两种手段难以规制的空隙。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刑法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中完全、彻底缺位，中国海洋环境防治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屡禁不止的怪圈之中。为此，让刑法就位待命、在必要时重拳出击应当是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命题。诚然，“刑法如两刃之剑”，刑法机能的两重性要求刑法谦抑，非迫不得已不得用之。然而，刑法的谦抑，不等于刑法的缺席。对于触犯刑律的重大污染海洋环境行为，刑法必须发挥作用。无需赘言，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然是当前的重心，但绝不应当以此为借口而放任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恰恰相反，我们更应利用后发优势，避免发达国家在海洋环境污染整治方面付出的惨痛教训，吸取成功的治理经验。2．对船舶溢油污染动用刑罚的制度应对如上所述，中国立法层面并不存在追究船舶溢油污染刑事责任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来自执法层面。其中，机制障碍是最根本的，是整个问题解决的瓶颈。理顺了执法机制，证据障碍、观念障碍和动机障碍自然可迎刃而解。因此，以下着重探讨执法机制的应对问题。执法机制调整和创新的关键是要建立权责一致的海洋环境执法机构，让海洋环境行政部门真正承担起监管之责。一方面，明确职权，充实人员和经费，提供基本的执法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懈怠渎职、惩治不力的，则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双管齐下才能激发海洋环境监管部门的执法积极性，并视污染行为的轻重程度分别适用行政、民事和刑法措施。对此，有以下三种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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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半岛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由于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环境的现状并不乐观。现阶段，半岛地区海域每年所承受的污染物已达数百万吨，渤海部分海域所接受的污染量甚至超过了其本身自净化能力的极限。每年因海洋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数十亿元之巨。因此，作为以海洋为依托的蓝色经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必将严重制约蓝色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山东半岛近海污染现状

山东半岛紧靠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约为3121km，占全国的1 /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岸工业区的大量涌现、海运事业的繁荣和填海造陆工程的增多使得排入海洋的污染物质日趋增多，相关海域的自净化能力也大为减弱，近海海域的海洋环境不断恶化。

1.陆地污染

山东半岛沿海区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其工业化水平虽然比较高，但是有很多高污染、高消耗的工业。多年来由于人们忽视了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大部分污染、有毒物质进入海洋。据统计，沿海7市、地排放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染物接近10亿吨。大量的有毒有害甚至剧毒物质被直接排放入海，严重污染了近岸海域。渤海湾、莱州湾、山东半岛南部近海海域的污染面积越来越大，这些海域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赤潮、浒苔等各种海生灾难频发。

2.事故性溢油污染

在山东半岛沿岸海港众多，航运发达。近年来由于海事部门的严格管理和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人为的排油，石油入海量主要来自事故溢油。事故性溢油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等特点，不但会严重损害海洋的自然生态环境并对污染区域的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后续影响时间比较长。如1984年秋,巴西15万吨级的“加翠”号油轮在在离青岛港时触礁搁浅,右第三仓漏油, 溢油757吨，污染海岸线长达104公里，1500亩水产养殖区受到污染；2006年3月，山东长岛海域发生重大海上溢油事件，污染了长约200公里，宽约50公里的海域，经济损失约2亿元。

3. 围填海工程带来的影响

围填海工程是人类海洋开发活动中，向海洋拓展生存和生产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半岛地区为发展经济或保护陆地资源进行了各种工程建设，使得半岛地区的围填海工程的数量和规模日趋扩大。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一方面使得海岸线的长度大幅缩减，破坏了海岸的动态平衡，弱化了海湾的属性，另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海洋潮流系统，使近海水域面积缩小，纳水量减少，水交换能力变差，大幅削弱了海水的自净化能力，加剧了海域污染。

三、加强近海环境保护的对策

由于海洋污染具有污染源广，污染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要认真研究，做好防治工作，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保护好半岛海域的自然环境，助力蓝色经济的发展。

1.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环保意识

海洋环境污染一方面是由于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法规不健全，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部门执法不严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强具有蓝色经济区本地特点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学习力度和其他海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沿海地区公众海洋环境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学习。提高民众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利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海洋法规的贯彻和执行。

2.减少陆地污染物的排放加强沿海企业的监督

由于陆源污染具有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陆源污染的现状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下大力气调整沿岸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二是采用高新技术加强对重点工业和生活污染源的治理，增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减少入海污染量。三是加强沿海企业环境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进行专业处理和就地处理，禁止工业污染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随意排放，彻底杜绝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废水直接入海。

3.加强预警监测，完善溢油应急计划

针对事故性溢油特点，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充分利用和开发我国现有技术力量对海洋油污染实行实时动态监控，建立半岛油污染预防和反应系统，加快这一区域海洋污染预报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二是蓝色经济区内的环保部门和海事部门应联合成立蓝色经济区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编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计划，配备相应设施，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提高海上溢油监视监测、清除技术等。4 详实规划，建立跟踪监测和后期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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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上油田开发现状及海上防污染情况

据报，2010年中海油将在中国海域建成5000 万吨油当量油气产量，建成一个“ 海上大庆”油田。2009 年，渤海油田全年共生产原油和天然气2013 万立方米油当量。目前，我国沿海大规模开发的油田有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油田块区，其中北部油田主要指渤海湾和黄海北部。狭小的渤海湾内主要有中海油天津分公司、中石油和胜利油田三大开发商，有30多个油区、2000多口油井、100多个采油平台、20多艘移动钻井船、100多艘为之服务的工作船以及10多艘大型工程浮吊船和储油轮。

在海上油田工地上各类作业船舶众多，钻井平台、采油平台、储油船密布，可以设想，如果某油田一旦发生溢油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另外，从我国的海洋管理方面看，目前涉及到海洋监管的部门有海事、渔政、边防、海洋局等多个部门，各省对海洋管理进行“条块分割”，各自管理本省邻近海域，这一体制的存在弱化了海洋的综合管理职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因而，如果海上油田发生类似墨西哥湾漏油恶劣事件，海上防污染形势令人堪忧。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1、工作船造成的污染

油污造成的污染。此类污染主要有：①工作船和平台之间外输油水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溢漏。②工作船作业频繁，主推进器和侧推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及渔网绞缠造成的推进器损伤而形成的滑油冒漏。③船舶甲板或机舱机械故障导致的溢漏。④工作船机舱舱底油污水的溢漏。正常应是零排放，全部封存打铅封，由主管机关批准的专业公司回收处理并发证明。

生活污水的污染；船舶燃油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污染；船底防污油漆对海洋的影响；工作船生活垃圾，运输货物的包装材料的管理不善。正常应该全部回收，零排放。

2、由钻井平台造成的污染

钻井平台引起的油污污染。①平台与工作船外输或储油轮（FPSO）与外输船舶作业过程中的溢漏。②平台机械作业及机器处所形成的油类残渣和油污水。③钻井或采油过程中油管中的残油。④钻井或采油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和事故，如井喷等。

泥浆作业中所用的散料如水泥、重晶石、土粉、石灰石、泥浆等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平台泥浆作业过程中使用的大量化学制剂对海洋的污染；平台增产作业中使用的酸性液体和盐水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平台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岩屑等；平台的生活垃圾及运输物品的包装材料等。正常情况下应该全部回收，零排放。大型储油轮类似一个中等规模的化工厂，作业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多用途工作船海上油田作业时发生油污的处置措施

对于工作船与平台对外输油过程中所发生的溢油比较好处理。只要值班人员到位,及时关停泵阀,堵住甲板排水孔,用吸油毡和木屑来处理，必要时放艇回收处理油污。

如果是由于船舶推进器受损漏油,大多是轴系轴封漏油,漏的一般是滑油,此种情况较难处理。溢漏的滑油由水下泛到海面散开,形成比较亮的油带，如果漏的比较轻,泛到水面会是由一个点扩成比较大的油圈。船舶如果发现上述状况应立即和平台沟通中止作业,及时返港修理。另需视现场态势报告主管机关,决定是否使用消油剂，尽量避免形成二次污染。

减少船舶燃油不充分燃烧对环境的污染，船舶应加大对主辅机维护保养力度,使其保持良好工况,燃油充分燃烧,减少对海洋的污染，船舶的操纵应尽量规范操作,充分利用船舶操纵特性,避免大负荷频繁用车。

突发事件导致的大面积漏油。当油田平台因突发事件发生大面积漏油事故时,船方应第一时间报告主管机关,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撤离平台作业人员。关于现场油污的清理,要根据先控制再清理的原则，采取围油栏围堵、机械回收、容器采集和抛洒消油剂等方法。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围油栏围堵和机械回收同步结合作业，效果会更好；机械回收设备要根据实际不断改进，才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人工回收时，实践中用尼龙网做成的网兜进行收集效果较好。如果海况不好或面积很大无法控制、回收效率低时要建议果断喷洒消油剂；对原油来说，由于黏度很大，在海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油层，普通的喷洒效果不明显，笔者在大连清油时采用后操台操纵，利用螺旋桨的倒车水流搅动油层，同时消油臂喷洒消油剂，其乳化效果非常好；在遇到油层不是很厚的溢油时，实战中船员们利用虹吸水枪一端接消防水、虹吸端接消油剂桶，二者配合消油效果非常好而且用量很少。这两种方法非常实用简单，值得推广。

相关建议

海上各类船舶是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重要污染源，船舶造成的污染一直是国家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但是其中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源尚未引起一线航海人员的高度重视，建议在航海教育过程中强化海洋防污染知识和技术教育。

目前许多船员的海洋环保意识淡薄，时有违规现象发生，比如向海洋排放油污水、洗舱水、生活污水、抛弃船舶垃圾等造成海洋污染。建议海事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对船公司、船员等有关人员的海洋环保意识教育、培训考试。加强宣传、引导使船舶单位、船员等人员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提高船公司、船员等有关人员的海洋环保意识。

多用途工作船在海上油田工地作业时，一定要严格遵守有关操作程序，比如抛锚时锚点的选择要慎之又甚，防止抛锚时碰到海底输油管线，发生油管破裂酿成溢油事故。建议在复杂海区进行重要作业时，船长应充分考虑到平台海底管线分布情况，必要时申请专业定位人员到船上以差分定位方式协助抛锚。

随着近年来救捞系统应急救助抢险打捞技术的发展，应急救捞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溢油应急处置能力方面仍有欠缺，已有的回收设备需要升级改造更新。老子有句名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建议加快溢油装备配备及防污染技术方面的研究、改造、升级、开发和引进，以便未雨绸缪。

篇9

Abstract:

The sea is the hometown of life, Marine and human relations close. Marine accounted for seventy point percent of the earth, it absorbs heat from the sun, and will be released to the atmosphere heat, and adjusting the climate, therefore, coastal areas favorable climate, beautiful environment, since ancient times is that the population is dense land, the whole world has forty percent of the people live in coastal areas. The oceanographer sears and. El said; Our planet is domina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ean point,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ocean's collec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species of the crown and more global, if sea chan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th will change.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faced man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ases, human development, they need a guiding ideology to avoid to cause more difficult to recover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Key word: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Marine pollution of the sea ecological destruction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1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复合体，海洋环境问题又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任何一局部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海洋整体生态系统，从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历史上几个重大的海洋污染事故来探讨目前海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进而阐述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分析我国目前海洋环境的现状以及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 历史上几个重大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1、1978年3月16日 夜，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超级油轮艾莫科．凯迪斯船舵失去控 制，随之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岸搁浅，价值1500万美元的艾莫科油轮和2400万美元的中东原油损失在冰冷的海水中，溢出的原油形成一条宽18海里、长80海里 的海上油河，污染了130海里风景如画的海岸。死于溢油污染的各种鸟类达10000只，还不得不把5000吨被原油严重沾污的牡蛎处理掉。法国政府花费9500万美元补偿溢油污染所造成了损失和清理溢油所需的开支。布列塔尼地区居民的损失达3000万美元，这次海洋污染事件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多美元。

2、1999年12月12日，满载2000吨重油的“埃里卡号”油船在布列斯特港以南70公里处海域沉没，造成大量石油泄漏，严重污染了附近海域及沿岸一带。使法国西海岸，至少大约有20万只以上的海鸟已成为“埃里卡号”油船泄漏污染海洋的牺牲品，显然，这场事故已经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石油污染事件。

3、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向太平洋泄漏的放射性元素铯总量达到27.1千兆贝克，危害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放射性沉降物是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在体内达到一定剂量时就会产生有害作用，已酿成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海洋污染。

二．目前主要的海洋环境问题

海洋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进入海洋，超过海洋的自净能力；二是海洋生态破坏，即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物绝大部分源于陆地上的生产过程。海岸活动，例如倾倒废物和港口工程建设等，也向沿岸海域排入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海洋，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生物，甚至危及人类的健康。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是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它们集中在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附近。核电站和工厂排出的冷却水，水温较高，流入河口或海中时，往往给海洋生物带来影响。施入农田的杀虫剂随雨水流进河流，或者随土壤颗粒在河口附近淤积，最终进入海洋。偶发性的海上石油平台和油轮事故，引起石油渗漏和溢出，造成海洋污染。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2．海洋生态破坏

除海洋污染外，人类的生产活动，例如工程建设和渔业生（围垦和滥捕等），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例如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都会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改变。人类对某些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也使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有些海岸工程建设和围海造田缺乏科学论证，破坏了海岸环境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目前，海洋开发活动还缺乏综合的、长远的规划、综合效益比较差。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变化，海水的有机统一性及其流动交换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的有机联系，使海洋的整体性和组成要素之间密切相关，任何海域某一要素的变化（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都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产生的具体地点上，都有可能对邻近海域或者其他要素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和作用。生物依赖于环境，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当外界环境变化量超过生物群落的忍受限度，就要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

三．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指海洋污染的防治，而且涉及海洋资源的保护，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工业布局、能源结构、产品结构等许多问题，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讲，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资源，就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自然资源对环境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破坏资源，就是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并不是消极地保持自然的天然面貌，而是有效地、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及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二者是统一的和互为因果的。要以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科学地、全局地、长远地正确处理好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开发是为了人民的需要，为人民造福；保护是保护资源再生产能力，防止污染，防止生态系统恶化。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而开发利用必须注意保护。要从环境的全局出发，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做到海洋开发事业既能全面发展，海洋环境又能得到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的现状及主要成因

我国海域基本属半封闭性海区，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个气候区，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海洋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域环境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点：

1. 陆源入海污染物日益增加

2. 近岸海域部分贝类受到污染

3. 赤潮发生的面积和次数逐渐增多

4. 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2009-2011年，全海域污染面积在18-24万平方公里之间波动，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江苏近岸，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临近海域，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入海排污口临近海域污染尤其严重。中国近岸和近海海域的主要污染物80%以上来自陆源排污。2009年，年排放入海污水约456亿吨，主要入海污染物约2416万吨。全国712个陆源入海排污口检测结果显示，82%的排污口超标排放，95%的排污口设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部分排污口检出多环芳茎，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等持久和剧毒类有机污染物。

中国2004年在近岸海域部分生态脆弱区域或敏感区建立了15个生态控制区，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的生态系统。监测系统显示，只有广东，广西，海南3个生态监控区内的珊瑚礁，海草床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保持良好，其它海湾，河口以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富营养化及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部分产卵场正在逐步消失，生境丧失或改变等。总体而言，中国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整体上处于脆弱状态，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中国海洋环境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海洋环境保护缺乏宏观规划和严格的法律标准。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范还不完善，从公民到企业人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都很薄弱，很多可操作的环保措施因为管理不善得不到很好的实施。在一些重点海域的开发上缺乏宏观指导和规划，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得不到协调发展。

2. 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农业退水都排放到海洋，海洋资源过度利用，特别是过度捕捞，加上各种海洋开发活动如填海，海上汽油开采，航运等都加快了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3。海洋保护的资金和技术不到位也是导致海洋环境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原因之一。虽然国家每年在海洋保护方面的资金逐年增加，但是增加的金额与环境恶化产生保护费用差距也在逐年扩大，我国海洋保护起步较晚，在科学技术与专业人才上十分短缺。

五．应对我国海洋环境问题的措施

1. 建立健全海洋法律体系与管理体制。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涉海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海洋管理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海洋环境与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我国应该加大对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2.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合理规划好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的监测与评价，逐步建立海洋环境宏观调控机制，实施海洋生态环境分类管理制度。对各种典型珍稀海洋生态区域实施重点保护，对脆弱敏感海洋生态区域实行限制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环境政策，对已经受损的海洋区域实行生态建设与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政策，对全海域实行综合管理与协调开发相结合的环境政策。

3. 防止和控制沿海工业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加强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推行全过程清洁生产。三是按照“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进行专业处理和就地处理，禁止工业污染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四是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五是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4.完善海上突发污染事件的预防监测和应急管理系统。制定海上船舶溢油和有毒化学品泄漏应急计划，制定港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建立应急响应系统。防止和控制海上石油平台产生石油类等污染物及生活垃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做到油气田及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符合该类功能区环境质量控制要求，不对邻近其他海洋功能区产生不利影响，开发过程中无重大溢油事故发生。

5.加大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包括用于开发新技术与用于培养新型专业人才的资金投入，为海洋环境的保护提供长远有力的科技支持。

结论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都是在江河湖海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依赖着海洋的同时，却也因为过多的索取给海洋母亲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要使人类可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保护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参 考 文 献：

1.拉弗雷（美）. 建设弹性海洋保护区网络指南[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09-01.

2.赵淑江.海洋环境学. [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6-1.

3.宛平路.海洋生态环境有何重要性[EB/OL]wenda.省略/wenda/thread?tid=562c2809a3e90186,2009-08-13.

4.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06-01

篇10

中图分类号：X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100-02

1 引言

我国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为了将我国发展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建设工作，积极鼓励合理开发沿海城市海洋资源，同时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检测工作也十分重视。但是，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虽然在长期的发展中，我国的海洋监测工作在监测内容、技术手段以及科学预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体技术水平依然相对滞后。基于近些年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的现状，本文就目前我国海洋环境及检测工作形势，分析了国内海洋环境检测工作的现状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就如何提高我国海洋环境检测工作的成效提出了相关建议。

2 海洋环境及监测工作现状

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目前我国海洋环境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海洋污染严重，每年由江河入海和陆地排污口直接排入大海内的总污染物高达5000万t，其中包括大量的重金属有害物质、有机污染物及环境分泌干扰物等，导致我国海洋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海洋资源日渐衰退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海洋资源受到不科学，不合理的过度开发造成了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面积逐年减少，海洋溢油和危化品的泄漏问题频发也使我国海洋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海洋环境监测服务需求不断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第二产业也逐渐向沿海地区靠拢，海洋的开发力度进一步增大，使得经济对海洋的依赖程度也有所提升，这无疑给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环境监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不仅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用海安全、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影响评估等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还包括全球海洋经济布局调整、环境诊断、国际谈判等相关事宜。随着海洋环境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技术创新对海洋监测领域和范围进行了深度拓展，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海洋问题的认知。我国海洋环境评价技术同样发展迅速，但在海洋环境监测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现状与主要问题

3.1 涉海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1）海洋环境监测网络混乱。各个部门权责交叉问题严重，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机制，造成环境监测工作机构设置、任务实施和网络布局出现重复，力量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合理，海洋保护工作无法统一协调。

（2）各部门海洋环境保护信息不共享、不交流，使得获得的信息不系统、不全面，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环境信息，严重损害了涉海部门的公信力，制约了相关部门的发展。

（3）缺乏统一的应急响应机制。面对严重的海洋突发事件，各部门只顾单独行动，而不是合理分工共同解决问题，使得工作十分低效。

3.2 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分级责任制落实不足

存在极个别海洋环境检测政府部门责任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充分发挥好行政机构在保护海洋环境中的重要职责。相关涉海部门没有形成系统的分级管理机制和完善的考核体系，考核机制漏项、缺项情况严重，无法满足正常的监测管理需求。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机制响应滞后。

3.3 监测网络体系仍有待完善

基层监测机构人员缺乏，结构不合理，尤其是技术岗位上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这严重的影响了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完成效率和质量。除了人员短缺，监测机构的硬件能力也十分薄弱，大型紧密的分析仪器数量少、分布不均，大多集中在省、市级单位，基层单位几乎没有先进设备的使用，很难开展正常的海洋监测工作。

3.4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针对性不足

一些海洋监测单位海洋监测方案设计理念滞后，只是单纯地为了监测和评价开展工作，其方案设计针对性较弱，不能满足海洋监测工作基础、连续、长期及具备预见性的要求，无法进行科学监测和科学评价。且海洋监测的广度和深度普遍不足，凭借监测结果难以确定风险源的稳步特征，海洋保护政策配套的技术也尚不成熟，几乎无法满足海洋管理部门对长周期高频率实时信息的正常监测。

4 提高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成效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

为了加强各部门的统筹协调，海洋局应发挥海洋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地方政府和海洋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负责入海水流和陆地排污口污染物的入海排放管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定期安排各部门进行信息通报交流会，由同一平台统一海洋环境信息。当发生海洋突发事件后，由海洋委员会统一协调安排，高效率进行应急响应工作。

4.2 深化海洋环境监测评价

对于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作，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增加经费投入。为了丰富我国海洋环境的监测内容，负责海洋管理的各级行政部门应逐步完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考核制度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逐步完善评价技术、标准和方法体系，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评价体系的构建工作。

4.3 积极应对海洋生态环境突发事件

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方案中明确指出监测中心在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承担海洋环境的保护、执行和监测管理方面的技术支持，以及发生海洋突发事件和海洋灾害后对事后的亏损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测和评估。以“大连7.16”溢油、日本福岛核泄漏、“8.12”天津港爆炸等突发事件为例，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项处理小组，对突发事件进行分类处理，积极参与事件全程的指导监测工作，实时跟踪事故动态，收集类似事件的的处理案例、技术文件，并在事故后开展长期的评价工作。在海洋环境评估方面，应拓展监测领域深入开展海洋变化的调查等，对于灾害和事故的监测也要拓展中心监测领域，为海洋监测技术和相关策略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4.4 加强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为了推动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海洋局及其他涉海部门应客观总结自身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海洋监测工作的发展需求，派相关专业人员到国外学习交流，对海洋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评价、相关管理制度及技术进行深入学习，系统掌握全球海洋评估工作的具体运行情况，并深入了解海洋管理履行技术的支持工作，加强全球海洋事务的参与度，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学习先进的海洋环境O测技术和评价制度，同时提升我国在海洋管理领域的国际地位。

5 结语

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海洋生态系统已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海洋自然灾害频发，这是海洋对人类敲响的警钟。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本身起步较晚，技术管理水平发展较为滞后，面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形势，需要从多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海洋开发和利用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