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利弊分析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人口老龄化利弊分析，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人口老龄化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今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现象，现在已是全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10年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大国。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部分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其中西部地区是近些年来中国建设和开发的重点。所以研究老龄化对其发展的利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除港澳台外），经计算西部地区有人口约360356231人。其中，有24706321人，占全国人口的6.86%，占5个自治区人口的24.26%。内蒙古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内蒙古经济的发展直接反映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内蒙古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代表性。这对我们未来对内蒙古发展，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约2470万人中，其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7.56%，同200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65岁老年人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2.21和3.55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14岁以下人口由1990年的610.37万人下降到2010年348万人，下降了14.35个百分点（见图1）。老少比由1990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53.61%。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危急。

一 的人口现状

数据来源：由2010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我国的人口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出生率由1982年的21.2%下降到了2010年的9.3%。随着国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病有所医，死亡率由1982年的5.7%下降至5.5%，总体呈下降趋势。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也导致了低自然增长率，1982年2010年，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2010年更是低到了3.8%（见图2）。这些数据说明，已经步入了老龄化地区的行列。

数据来源：由2010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二 人口老龄化对内蒙古经济的影响

1.积极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可知，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32.99%，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2005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参与率为8.43%，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主要生活来源的23.88%来自劳动收入（见表1）。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仍然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譬如学术研究，医疗服务行业的老专家，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其中有些甚至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得出

此外，老龄化趋势会给服务产业带来发展的契机。特别是内蒙古旅游业，内蒙古以其美丽宽广的草原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其中老年人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每年到内蒙古的旅游人数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开发老年市场，振兴老年产业，已经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合理利用旅游资源，让“银发一族“带动内蒙古旅游产业，填补旅游淡季的空缺。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未婚、丧偶和离婚的比例为29.445%，约有12459025人，由此可以推算出60岁以上未婚、丧偶和离婚的人有约81218人。这就意味着对于吃穿不愁的老人来说孤独可能是老年生活最大的困扰。旅游散心可以让他们亲近自然，结交朋友。除此之外，旅游还可以改变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对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疾病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2006年，我国老年市场的年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而2010年，这一数据已突破20000亿大关。

2011年，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达到151.52万人次，其中老年人比例在逐年上升。旅游业总收入达到889.55亿元。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区GDP的6.24% 。老年人能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庞大的资金注入，更应该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将推动内蒙古家政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数据来源为内蒙古科右前旗妇联对全旗的家政服务工作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家庭中，双职工家庭占86%；家庭月可支配性收入达4000元以上的家庭占78%；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占40%；曾接受过家政服务的家庭占25%。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照料老人的家政服务。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家政服务行业的转型。

2.消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如对消费总量和储蓄总量的影响，对社会投资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还使社会劳动力出现弱化和短缺现象。

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从短期来看，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储蓄行为也会不同。预期寿命的长短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和消费。所以，在年轻时个人需要储蓄年老时的消费所需。而预期寿命的延长，这要求劳动者在年轻时就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安度更长的晚年生活。

如学者leff（1969）发现，老年人口负担比的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通过我国多年的实践上来看，leff的结论比较合适。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年轻人婚姻观、育子观的改变，我国的人口大国的红利即将消失，加之我国推行了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津贴，导致老年人低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的透支会大大超过对其储蓄的速度，国民的储蓄会越来越少，而储蓄会直接影响到投资。

中国老年人历来勤俭节约，所以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有缩减的趋势。从全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看，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保健费和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老年人来说，对耐用品，如冰箱、彩电和住房的消费需求不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消费。

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其后果是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劳动人口的稳定供应，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减少、比重下降，最后导致劳动力短缺。

如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丰富得到劳动力资源，是低廉的劳动力外向型经济拉动的。人口老龄化让我们的人口大国的优势一点点丧失，尤其是，大部分的财政来源依靠资源带动，开采自然资源，如果劳动力短缺，对内蒙古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三 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建议

1.提高自治区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

加快发展自治区老年科教事业，提高老年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让更多的老年人在退休后还能参与到的经济建设中，适当延长部分职业的退休年龄。从而更好地减缓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自治区政府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口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兴办形式多样的老年大学，构建适合老年人学习的设施和环境，实行学费减免和补偿的措施，让老年人为自治区的发展贡献余热。

2.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力度，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的人数占到老年总人数的41.89%，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被慢性病缠身。老年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内蒙古应重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普及常见病知识，自治区内的优秀医疗专家应定期走到老年群众中为他们义务巡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老人，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根据老年人本身的实际情况，相应的减免一些费用。总之，提高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体水平在眼下十分必要。

3.政府发挥好带头作用

内蒙自治区政府应在处理养老保险金管理方面起到监督监管的作用，防止专款被乱用，滥用，防止“空帐”现象出现，防止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现象发生，管好用好老百姓的保命钱。政府还应在养老院敬老院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养老机构建设，重点实施了市社会福利院、市光荣院、旗县区综合福利中心、老年养护院和农村敬老院新建、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1195.1万元，新增床位数4136张。 在自治区老年人口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还应加大加快我区旅游业发展，有力促进相关服务行业的成长和壮大，降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社会就业和促进民生改善，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如何争取政府资助基金、福彩公益金、委托服务项目，特别是长期项目以及接受政府转移支付职能，助推老龄事业发展，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是自治区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

总之，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未来中国将面临老龄化带来的更多的挑战，同样，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们应随时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建立健全各项法制体系，从容不迫地迎接任何困难。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2号），2011.4

[2]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 （4）

篇2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篇3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篇4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健.“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2000，（2）：41-45.

[2]刘岁丰，蹇在金，贺达人.我国老龄化与老年医疗保障[J].医学与哲学，2006，27（1）：61-66.

[3]高和荣.家庭养老概念再探析[J].西北人口，2002，（4）：45-47.

[4]姜向群，张钰斐.社会化养老：问题与挑战[J].北京观察，2006，（10）：22-24.

[5]韦克难.论我国社区照顾养老的必然性及其中国化[J].天府新论，2007，（1）：102-105.

[6]徐英姿.城市机构养老的发展[D].复旦大学，2008：10-18.

[7]陈赛全.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0，（3）：30-36.

[8]许爱花.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模式之反思[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7（3）：108-111.

[9]徐祖荣.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研究[J].人口学刊，2008，（1）：

[10]陈永生.对我国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分析[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8）：45-49.

[11]秦桂娟.构建依托社区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7（4）：17-19.

[12]邓娟.社区养老——新型养老模式的构建[J].当代经济，2011，（21）：30-32.

[13]王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12，34（4）：52-55.

[14]张春燕.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1：10-20.

[15]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39-44.

[16]龚静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养老模式[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4）：72-74.

[17]张俊良，曾祥旭.市场化与协同化目标约束下的养老模式创新——以市场人口学为分析视角[J].人口学刊，2010，（3）：48-53.

[18]王瑛洁.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及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1：5-10.

[19]张本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分析及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02，（3）：27-33.

[20]张仕平.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研究[J].人口学刊，1999，（5）：55-58.

[21]袁春瑛，薛兴利，范毅.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23（6）：430-433.

[22]喻丽，何金旗.关于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03，17（2）：42-44.

[23]安增龙，董银果.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59-63.

[24]周光复，袁正，夏志红，滕纯武.股份合作制与农村养老探析——来自广东的考察报告[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6（1）：62-65.

[25]尹银.日本的养老经验与对策[J].外国问题研究，2009，（2）：17-22.

篇5

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讨论由来已久，现行退休制度存在弊端。延迟退休年龄有其客观必要性。

一.原因：

1、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2.4岁，女性约为77.4岁。可见，现行退休年龄远低于平均预期寿命。另一方面，我国养老金的受领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法定退休年龄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应调整，而现行退休规定显然不适合发展需求。

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的隐形负债问题显现，我国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大。我国“人口红利”即将进入收割期。依现行退休年龄，我国很有可能形成“未富先老——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局面，这必将对我国财政形成巨大负担。由此发展，只有两种结果：年老后得不到足额养老金；通货膨胀，民众手中的养老金不具其应有价值。

3、立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们的劳动年限增加，而现行退休年龄并未适应于这一要求。特别是对于那些脑力劳动者，其培养成本相对较高，但其劳动年限较短。这种投入产出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大趋势，但其施行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有利也有弊。下面将对其利弊进行分析。

（一）利：

1、从政府的角度，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减小养老金缺口。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使政府达到“开源节流”的目的，即增加养老金的收缴收入，同时降低养老金支出。这一措施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压力，消除养老金的“空帐”危机，使得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正常运行。

2、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随着经济发展，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期限也相应延长。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对于社会上相对短缺的智力劳动者，延迟退休有利于他们拓展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人力资本的投入也能得到充分的回报。

3、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我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老龄化不断加剧。有资料显示，“在2035年我国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对2.94亿老龄人口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数量将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市场上的劳动力人数，有利于应对这一危机。

（二）弊：

1、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会加重就业压力。这一弊端是很多人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意见的重大原因。作为新旧员工的一种更替方式，当老员工的工作年限延长，新员工将很难进入该企业。而如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从20多年前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集中的“弱者群体”。因此，延迟退休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就业压力。

2、加重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对于那些体力劳动者、低收入阶层，民众的反对态度是很明确的。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强度较大，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延迟退休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未落到实处。延迟退休对这一群体是不利的。

3、延迟退休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手段。延迟退休政策的受益者多为脑力劳动者、高收入群体及权贵阶层。尤其是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他们更愿意延迟退休。而这也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钻空子”提供了便利，不利于社会公平，同时也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三.政策设计

延迟退休有利有弊，但为大势所趋，如何设计一种方案，使得尽可能多地降低其不利影响才是重中之重。

1、在现行退休年龄下，应该严格控制提前退休。前面已经分析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尽管现阶段对其施行还有困难，但控制提前退休是需严格执行的。政府需加强引导，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以防更多的人提前进入退休大军。积极发展退休金“早领惩罚，晚领奖励”的制度，联合各企业单位，控制提前退休。

2、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缓和的手段。首先，可以提高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在统一女性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全体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其次，以点带面，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试点，充分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3、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弹性退休制度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以后， 有选择退休或者继续留在劳动市场的弹性空间。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它鼓励劳动者多劳多得；给予劳动者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依照个人喜好有选择地工作。同时，依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差异，制定有一定区别的退休年龄。在鼓励延迟退休的同时，考虑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异。

4、把握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出的适当时机。具体年龄的制定与其所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息息相关。具体来说，退休年龄的延迟应与劳动者当期的就业形势及老龄人口比率紧密联系。尽可能减少阻力，顾及更多的利益主体，使制度的施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结论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条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利大于弊。但必须承认，其推行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考虑到经济社会大背景，选择适当时机；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完善社保体系，改善就业者、退休者和失业者的现实生活状况并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保障的信心，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丛春霞.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分析[J].发展.2010（01）

篇6

【中图分类号】D9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速以3倍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速度增涨。截止到2014年12月底，我国内地人口总数达136782万人①，成为了世界上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与市场的三重养老困境。本文基于“倒金字塔”理论，分析现行养老困境的形成，通过调研资料分析并寻求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期保障老年人权益。

“倒金字塔”的理论框架

20世纪是世界人口激增的时代，21世纪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19世纪世界人口数量达10亿，20世纪初达16亿，1950年达25亿，1960年达30亿，1999年达60亿，年增长率逾2%。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施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数量的高幅度增长，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慢，但人口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5.2%，2000年为6.9%。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世界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4%，也就意味着前50年增长了33%，后50年将增长141%。②联合国于1982年通过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1997年通过了《1999年国际老人年的行动框架》，并把“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确定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可以说，老年人口的激增和人口比例的变化是世界各国正在面临的国际性问题。

最早提出“倒金字塔”理论的是日本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のプロフィ`ル）。他认为应当从人口学视角来剖析全球性人口老龄化趋势。传统认为，人口老龄化仅仅意味着特定年龄人群（如70周岁以上）数量的增长，但却忽略了老龄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年、青年、少年人群数量的减少。因此，仅关注老龄人口数量变化是片面的，还须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数量的结构比例之变化进行关联性分析。③另一方面，应当从社会经济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传统人口年龄分布结构一直是正三角形，21世纪后渐渐转型为逆三角形。与此同时，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上的人口结构比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该变革的内容与趋势也必然会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再次，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是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考虑以提高生育率为手段来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但是，提高生育率必须面临着转变既存的生育观念与价值观念风险，而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可见，“倒金字塔”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人口学的研究范畴，其对于各年龄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精神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影响。

“倒金字塔”养老面临的困境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倒转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我们用了短短的30年顺利地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花百年时间才可能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养老现状令人堪忧。独生子女人口有1.2亿（不完全统计）。在“倒金字塔”家庭结构下，独生子女养老处于“弱中之弱”的不利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支持。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社会对于老年人提供的保障多注重退休金与养老金的增长，独生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在老年人经济支持中处于次要地位。在“421”式的家庭结构中，独生子女的经济赡养能力受到挑战：第一，80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承担着生养下一代与赡养父母的双重责任，必须权衡所获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主要矛盾在于兼顾“上有老”与“下有小”的责任分担。第二，“双独家庭”子女面临给予四位老人的经济援助，如何做到平均且合理的经济分摊是独生子女不得不深思考虑的问题。第三，与独生子女同住的老人中，子辈或孙辈无形中的“经济掠夺”必然会给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带来威胁。

生活照顾。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今已经进入组建各自家庭的阶段，其父母是当下的主要老年人群。无论独生子女是否已经结婚，又或者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前者对于父母而言是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生活照顾，但会增加家庭主要劳动者的体力消耗与精神负担，因而，多数老年人不得不面临尴尬的选择―主动帮助独生子女卸掉“沉重的包袱”，使其增加机会成本的砝码，后者对于父母的生活照顾捉襟见肘。此外，即使与父母共同居住，独生子女还必须面临选择与哪一方父母共同居住的难题，这也必将会发生对未共同居住的一方父母难以照顾的困境。在生活照顾困境方面，失独家庭的老人不但要继续承受丧子之孤苦，更面临着疾病、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④

精神慰藉。随着个人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在经济方面无疑会得到独生子女给予的更有力的保障，随着多元化养老模式不断实践，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质量也必然会得到提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可塑性会下降、社会交往会紧缩，尤其是当独生子女为了工作和家庭而离开时会让老人感到失落。在独生子女父母回归家庭后面临因年老产生的行动不便、丧偶、生病等，容易引起情绪不稳定、孤独抑郁、焦躁不安等心理问题之时，老年人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倒金字塔”困境下独生子女养老问题之实证调研

为了进一步了解“倒金字塔”困境下我国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存在，笔者组建了5人调研小组，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证调研。我们通过发放问卷、个人访谈的方式对秦皇岛市海港区的7个社区开展调研。最终收集整理的数据包括：第一，对345位独身子女父母进行了个人访谈，主要内容包括选择养老居住的方式、是否担忧自己的老年生活。第二，对198位独生子女进行了个人访谈，主要内容包括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父母养老谁是主力、独生子女有能力供给哪些方面的帮助以及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其中，在227户独身子女父母家庭中，有165户在秦皇岛市定居两代以上，62户因读书、工作、婚姻等原因从外地迁移到秦皇岛市并拥有本市户口且打算长期定居。从家庭类型来看，131户为空巢家庭，23户为失独家庭，48户为丧偶独子家庭，25户为三无老人的特殊家庭。在131户空巢家庭中，有27户独生子女与父母居住在同一小区，18户因子女出国长期不回家单独居住，24户独生子女与父母同在秦皇岛但居住地相隔较远，62户则是生活在外地，回家次数平均一年1次。

独生子女父母选择的居住方式调查。由调研可知，在独生子女父母愿意选择的养老居住方式中，72人愿意和独生子女共同居住，占21%，一半的父母愿意选择自己单独居住，94位父母愿意进入养老院居住，占27%。可以说明：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将子女的小家庭幸福放在第一位，不希望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开始“变味”，当老年人“看清”不能“指望”子女随时陪伴自己的情形时已经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这说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也已经做好了不依靠子女养老的心理准备。

独身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调查。由调研可知，在被调研老年人中，仅有9人对养老极度担忧，占2.7%，36人表示比较担忧，占10.5%，18.6%的老年人认为不用太担忧，绝大多数老年人表示不担忧，占65.9%，还有个别老人还未想过养老问题，占2.3%。可以说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在经过30余年的政策洗礼后，已经接受并具备了乐观积极健康的养老心态，随着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绝大多数老人不再担心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因此，独生子女父母开始走向“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并不会大幅度提高。

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调查。由调研可知，独生子女婚后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愿意选择与父母同住，占68.8%，13.7%的被调研者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该问题，17.5%的被调研者愿意与父母同住。可以说明：我国独生子女深受传统孝文化的熏陶，普遍认为父母的养老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有过半的被调研者愿意选择婚后单独居住，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不愿意尽孝。独生子女成年组建家庭后面对的物质与精神的压力相较于非独生子女来说比较重，担负起父母养老的责任自然也比较艰难，因此他们往往会更倾向于以工作为主，这直接会影响到独生子女群体对于居住方式的选择。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主力调查。由调研可知，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由子女承担家庭养老的占71.2%，父母相互照顾的占19.7%，也有小部分被调研者选择由养老机构或请保姆的方式来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仅有3.3%的选择由亲戚朋友委托照顾独生子女父母，为他们提供生活的主要照料。可以说明：第一，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中，家庭养老仍然是主流，独生子女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承担父母养老的主要责任。第二，在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责任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已经可以预见并已经开始考虑父母养老方式的他选，比如社区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

独生子女提供养老的帮助调查。由调研可知，在父母年老后独生子女可以有能力提供的帮助中，常回家看看的占32.7%，陪伴在父母身边的占18.5%，有29.8%的表示有能力提供经济支持，19%的表示有时间与父母多交流感情。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可能面临的困境，即经济短缺、精神缺少慰藉、生病无人照料等。另一方面，这样的数据也隐射出独生子女虽然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父母安度晚年。

独生子女养老困难的调查。由调研可知，独生子女对未来照顾父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且事先也已经做出各种预估。其中，32.9%的被调研者担心父母生病，7.8%担心父母退休后心理出现不适，担心自己工作太忙无暇照顾父母生活起居的占31.5%，还有27.8%的担心与父母异地居住难尽孝心。实证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无论男女）在面对已经预测的可能发生的种种养老困难时并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绝大多数都是正视困难并尽力想办法周全。可以说明，性别差异在独生子女对父母养老问题上并无显著差别，“传宗接代”的观念在当今社会的养老问题上并无太大影响。同时，较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确实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与精神压力，但却更懂得如何权衡各种利弊，为父母养老提供最有利的帮助。

“倒金字塔”困境下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解决路径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养老现状令人堪忧。“今天，我们如何养老？”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根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倡议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为指导“十二五”时期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的主导精神，通过分析实证数据，可以从如下方面考虑来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问题。

完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虽然我国现在仍然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但社区养老也已经渐渐地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失独老人、三无老人所选择。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却一直“滞后”，特别是在“倒金字塔”困境下，独生子女将承担更沉重的养老负担。因此，完善家庭扶养制度，实现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的互为补充实属必要。⑤养老服务要确立尊重老人选择意愿、确保老人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担责等基本理念⑥。目前，亟需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尽可能要满足独生子女父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尽全力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让父母减少挫败感、孤独感、失落感，这不仅可以发扬居民的自主互助精神，还能弥补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建立计划生育补偿机制。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余年来，对独生子女父母的补助水平一直就处于最低层次，据笔者对多省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统计，各省均有“自愿生育一个的夫妻，在子女年满14或16岁之前都可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奖励优待”。所谓的“奖励优待”是每月发给10元左右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年，父母的养老问题会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风险加大。因此，应当加强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政策倾斜力度，建立计划生育的补偿制度，从独生子女父母的医疗（特别是简化异地医疗保险的报销程序、优先享受大病医疗补助）、购买住房等实行优惠政策，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此外，还应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一定的物质补偿以及考虑实施独生子女照料父母带薪公休假制度的试点。

设立独生子女家庭的及时救助机制。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意外事故的不可避免会给这样的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特别是遭受夭折、伤残、重病等天灾人祸之时。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投入或者社会采取捐赠等方式确保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资金的来源，对于失独家庭的总量以及每年增加的数量进行统计，提高扶助力度，对其设立特殊的保险制度，通过社会化、专业化的运行和操作，对失独老人提供心理疏导、助老陪聊、创伤医疗、临终关怀等服务。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本文系河北秦皇岛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软科学）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302A278）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2月26日。

②United Nations：Changes In Juvenile Popul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1999. 资料来源：http：///en/.

③[日]黑田俊夫：“F代の人口}”，《人口学研究》，大明堂，1990年，第12页。

④宋强玲：“失独家庭养老问题及对策研究”，《人民论坛》，2013第5期，第126页。

篇7

【关键词】

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

中国面临严峻的老年化问题，据预测，2010～2019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增老年人口近800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量将达2.4亿；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预测，202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比重达21%；2033年突破4亿，比重达27.7%。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未曾出现过[1]。如何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银潮，这是关注养老问题的学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研究养老模式，也是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养老挑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或对策。在探讨中外现有养老模式利弊的前提下，提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理论的基础下，如何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将此养老模式加以运用，并进行推广，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模式设计重点要解决3个问题：该田园之家养老模式何以生根？何以成形？如何运行？第1个问题，是探讨该养老模式背后，促使它形成的机制问题；第2个问题，是探讨按照此养老模式理念，如何保障建成1个中式学练养疗的田园之家单元？第3个问题，是探讨这样的养老之家是如何运行的？

1资料与方法

1.1文献资料在设想设计一种适合国人诸多具体情况的养老模式之前，研究组成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核心词“养老模式”下载了中国知网（2009～2016）核心期刊论文195篇。经过认真研读之后，主要参考的论文资料如下：姜玉著《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研究》[1]，李长远《我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比较及优化策略》[2]，时华等《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动因、模式及困境》[3]，李洪心等《国内外养老模式研究》[4]，乔琦等《非血缘关系的多代居——德国新型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案例及启示》[5]，肖金花等《特大城市可持续养老模式设计研究》[6]，卢德平《略论中国的养老模式》[7]，左美云等《养老模式分类的全景图：一个房车模型》[8]，李哲等《〈黄帝内经〉中养生原则在养老保健中的应用》[9]，狄爱生《养老模式的变革取向：“医养结合”及其实现》[10]，陈芳等《我国“自我养老”模式研究述评》[11]，王霞等《医疗服务融入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中的探讨》[12]，郜凯英《PPP模式应用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3]，仉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析》[14]，孙文华等《“低龄老龄化”形势下“以老养老”的机构养老发展模式——针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15]，王栋明《对构建养老新体系和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建议》[16]，胡宏伟等《“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17]，汪大海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鹤童模式”的经验与瓶颈》[18]，蒋迪刚等《产业化养老的开发模式与布局探索——以舟山市为例》[19]，卢布等《54321养老产业模式研究——兼论农区养老主题小城镇建设》[20]，尹孔阳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多元化养老模式的选择》[21]，龙耀等《南昌市小金台社区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楼(院)式”养老模式调查研究》[22]，田素庆《阿昌族“上奘”宗教实践与现代养老模式构建》[23]，邓大松等《国外居家养老模式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24]，王贝芬《社会化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与展望》[25]，佚名《明天我们如何养老“美日台新韩”模式谁能解困中国》[26]，潘凌飞《西方国家的居家养老与自助养老服务模式》[27]，赵晓芳《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28]等。

1.2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讨论法与分析法3种方法。研究组确定研究方向与思路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认真阅读、比较、摘录笔记，然后一起讨论、分析。经过多次讨论、分析与综合之后，提出了“设计‘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方案。

2结果

本研究认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内容包括孕育机制、组建方式和运行方式3个方面。

2.1孕育机制孕育机制主要是指促使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诞生的力量及方式。大体有4种力量，促成田园之家的孕育诞生。1）由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较大规模的养老村镇；2）由社区出面，搭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的养老社区；3）由公司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养老山庄；4）由私人组团，抱团养老，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独立运作的田园养老之家。

2.1.1政府构建政府构建，是指由政府出面选择地点，进行规划，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养老村镇。开建之前，可以预先调研，在该级政府所辖范围内，了解未来5～10年内，到养老之家生活的需求人数，然后按照需求，设计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多个田园之家的养老村；同时，按照既定规模，设计并建设好菜市、超市、运动场、医院等相关功能设施。建好之后，面向社会招租信息，指导退养大众，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进行组团租用。政府在该地设立管委会，指导协调田园之家的日常运行。政府以成本价将养老的场所租赁给养老团队使用，养老成员在田园之家产生的生活、娱乐、服务等消费，由成员自己承担。

2.1.2社区搭建社区搭建本质上属于政府构建范畴。按照田园之家的要求，社区主要是指临近大城市周边的社区，才具有构建毗邻田园养老之家的地理条件。社区搭建与政府搭建相比，规模小一些，但在整个养老系列设施的功能需求和设计方面，与养老村镇相似。投入使用时，建议以招租方式进行，欢迎各方人员组团来开展自己的退养生活。

2.1.3公司营建公司营建，是指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单位，出资修建档次比较高的田园之家养老山庄及其配套设施。主要面向对居住环境、养老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群。修好之后，可以以比养老村镇、养老社区高的租金租与养老团体。公司营建的收益，主要是从租金与配套服务的消费方面来获取。仍然要求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操作方式来进行。

2.1.4私人组建私人组建，主要是关于退养人员如何由零散的退休人员组织成1个共同生活团队，并集体实践养老的过程。这是完全独立的、民间的田园之家的构建模式。私人抱团组建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生活场所之类的“硬件”类问题；二是成员构成、生活安排、养老理念、管理模式等“软件”类问题。老年生活场所，对于私人抱团养老的人来说，既可以租用由政府、社区、公司修建的养老场所，也可以自己以多种方式构建。如由其中的1人、多人或全体，出资或集资买地修建、买房改建、团购、团租等。构建生活场所的每种方式各有利弊，因此，运用何种方式，完全由抱团人员的兴趣、经济实力、身体状况等因素决定。比如，租住的好处之一，就是只要成员身体健康条件允许，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改变居住地点，顺带实现短距离的旅游式养老模式。当然，无论是政府构建、社区搭建，还是公司营建，最终都需要这样1个抱团组建的养老团队来开展养老活动。

2.2组建方式组建田园之家时，要求退养人员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要求，从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学习安排、运动安排、交流娱乐、治疗选择和临终关怀等方面进行协商议定。具体做法：有结伴开展退养生活愿望的人员，可以自由组合成1个10～20人的团队，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运作方式来开展老年生活。团队成员主要由同学、同事、朋友和亲人等具有一定感情基础的人员构成，团队里有懂医、懂法、懂管理、懂家务的人更好。首先，可以实现团队成员之间感情的高融洽度；其次，由于是集体养老，可以排遣老年孤独；再次，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可以实现高亲密度；第四，还可以增进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安全感；第五，在一个如同大家庭一样的田园之家开展老年生活，可以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当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田园之家成员减少或补入新人时，都必须在征得半数以上的人员同意之后，才能接纳新人。此处面临的问题是：谁来宣传、推广这种养老模式及其理念呢？为了推广并保障田园之家的运行效果，建议由各级医保或社保部门成立“田园之家管委会”，牵头开展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介绍、推广、组织与评估等工作。首先，由“管委会”开展该养老模式的理念培训；其次，由“管委会”开展养生知识培训。第1步，开展养老理念培训。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操作方式。第2步，开展养生知识培训。成员之中，必须有1～2人懂得养生，这样才能在日常的养老生活中，切实可行地推行并保障健康养老。所以，建议“管委会”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养生知识，特别提倡讲授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知识。由于培训班面向退休人员进行，要求学习费用尽量低，最好免费，学完后发结业证。建议“管委会”创造条件，让政府对遵循这一养老模式的团队给予一定奖励。如果政府条件许可，可以出资对提供这一养老模式的单位、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可以看作是政府购买养老的一种新形式。时华等[3]分析，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是近年来由上而下推行的重点政策之一。至于政府如何进行购买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相关服务，可以根据具体问题，开展深入研究。而牵头的“田园之家管委会”，主要负责对不同单位或团队进行审核、评估，并分配赞助金额。对机构的审核，主要是看某养老机构是否具有提供胜任推行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环境及设施；对参与该模式的退养人员，主要是审核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1个可以运行的团队，同时考察内部成员的养生素养、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消费状况等。具体审核的方式方法，可以在逐年的实践工作中修改完善。如果要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就有必要建成2～3年1次的审核机制，到期进行复查、审核，根据复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当然，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助，但只要在这种养老理念的指导下开展老年生活，自己过得健康、快乐、自主，其中的积极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2.3运行方式由于这种养老模式，主要针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经济能力的退休人员。居住条件方面，建议1人住公寓式套一，或两人住套二（含厨房、卫生间），这样就可以具有独立的私人空间。1个10～20人的田园之家，要求聘请1～2名服务人员，主要负责1日3餐，以及其他的生活事务。每顿饭，一般是全体“家”人，1桌到两桌人，共同进餐。日常养老生活中的学习课程，可以由内部胜任的成员免费提供，也可以集体决定集资聘请外面具有资格或能力的人来办班教授。所有的决定必须要经过超过半数以上成员的同意才能进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运动、交流娱乐、治疗和临终关怀等方面，在成员的共同协商下，由家长、家委会带领大家完成内外协调或日常事宜。家长及家委会，由田园之家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田园之家实行民主、协商、自我、义务管理。一切活动，由于都是经过成员集体讨论协商的结果，费用方面，要求大家共同承担，提倡AA制。这样，才能保证田园之家养老生活的可持续运行与健康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家”中的某个人，自愿为其他成员选购并赠送某一生活用品，但这是自愿的、无条件的，不影响AA制的执行。

3讨论

篇8

我国已于1999年步入老龄社会，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在严峻的形势之下，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给予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不断加强政策引导：连续11年由国家统一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并持续按10%的增幅调整，21个市（区、州）建立高龄津（补）贴制度。中国未来，既不能完全走家庭养老的传统道路、忽视社会养老，也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完全走社会养老之路、忽视家庭养老，而必须走二者相结合的路。[1]与此同时，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社区养老理念，并对其现有模式进行增删减改以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社区本是社会学的名词，意为“聚居在确定地域内的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现行的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社区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较之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的概念是更为独立新颖的，指的是老年人既可以住在自己或亲属的家庭里，在继续得到家人关怀的同时，又可以居住在社区敬老院或社区托老所。老年人不必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熟悉的邻里，到陌生的环境中接受照顾，以人为本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社区养老为养老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1 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现况及问题

1.1 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实施概述

自1979年上海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增强，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的趋势。无论是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的老龄化水平和人口老化速度都是位居前列的。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上海是最先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从老龄化的程度来看，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先于全国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3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27.1%，远远高于15%的全国平均水平，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近5年来，各年龄阶段老年人口增速加快总体上来讲，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突出，且纯老家庭及独居老人较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发展的速度快、幅度大。1851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达10.1%，率先步入老年型人口国家，19世纪末的瑞典以及1920年代后的英国和德国相继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1940年代，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苏联和日本也先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相比以上国家，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至少晚半个世纪。但从人口老龄化 发 展的速度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 14%，法国用了114年，德国、英国、美国等用了50年左右，日本为24年，而上海只用了21年。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缩短了近一倍的时间。[2]诚然，上海人口转变的过程带有一定的政策作用，和欧洲发达国家纯粹由经济力量推动人口转变不同，上海在未富先老和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前提下，人口结构迅速老化的现状对上海老龄人口的服务与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上海的养老服务有其特殊的发展历程，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上海养老服务事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起步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构建与转型发展阶段。老年人的问题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3]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市政府不断强化政府责任，逐步扩大社会参与，先后制定了发展养老服务的系列政策法规，加强了高龄、独居、失能、失智、贫困、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老年父母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推动了上海市养老服务的持续发展。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之一，上海面临的养老服务压力是空前巨大的，因此在2000年，上海市就提出依托社区的社区养老模式并开始试点实施。首先上海在静安、嘉定、黄浦等六个区进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通过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得养老服务覆盖到社区，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社会保障的建设工作。从2001，年提出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开始，不断完善政策制度。随后，2005年，政府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积极动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身体健康的离退休人员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进一步推动社区养老发展，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1.2 上海F行社区养老模式的优越性

上海现行社区养老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包括了维护传统观念、保持现有环境、加强资源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发展。首先社区养老与传统养老模式有重大区别、表现在帮助老年人实现他们心中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体现了积极的老化观和主动的应对方式[4]。第二，老年人平日居住以及活动的场所以社区为主，因此所在社区是被老年人所熟悉的社会环境，无论在物质还是感情方面，都是满足老年人内心的根源所在。第三，社区养老在深层探寻和灵活运用养老资源更具优势与竞争力。第四，社区养老提供了社区街道部门中更多的岗位，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中，处于社区养老服务这一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占有很大比重。在众多发达国家，老年人已将社区养老视为养老方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提供食物以及食助、打扫家庭卫生、简单辅助治疗、基础安全保障等享受社区养老的老年人需要的各种照顾全部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承担保质保量地提供的责任。

1.3 上海现行社区养老实施中的问题与局限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改革进程不同等因素，我国各种养老制度的保障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些差距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5]上海市现行的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的服务主要为上门、日托、助餐服务等。据了解，即便服务具体形式与内容有别，但大体上仍只是集中囊括日常生活和老年人的起居照料。康复和护理、精神方面的关怀这部分，很少有区县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到了这一层面，能够任职的专业服务人员数量则大幅度地下降，形成了相当的缺口。同时社区内养老服务人员队伍不稳定。由于缺乏促进社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规范有效的管理，也由于许多人不能适应伺候老人的工作，致使社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缺乏稳定性。例如，在一些社区内，常常是社区管理者临时组织居民为老人提供服务，一些小型的托老机构中的服务人员有的干不了一个月便自行离开。这种情况自然会影响为老服务的质量。[6]因此，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公益保障类型的服务不能够很好地提供除基本“托底”以外的其他生活保障。因故目前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市场化服务一直未能达到应有的与老龄化程度相匹配的水平，使得社区养老总体的服务仍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面上，深度与广度都差强人意。

2 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养老模式、机制构建的可行性分析

2.1 内外因分析法

经过内外因分析法的总体评价，大学生志愿参加社区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成需要政府、社区、高校有机联动，通过政策上保障，措施上推进，形式上革新，使得大学生的老年人两大特殊的群体能各取所需，促进社会的多元化螺旋上升，节省资源同时提高效率效果

2.2 马斯洛需求理论分析法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得出老年人拥有多种需求，从生理需求至自我实现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着手，有针对性的制定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社区养老服务。

2.3 问卷调查法

2.3.1调查问卷设置

研究范围的确定：

上海市目前主要活跃在社区养老产业的是各社区扶老助老部门、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大中小学志愿服务社团、服务队。由于时间调配更有弹性灵活性，学习能力较强，心智和观念也更为成熟稳定，同时相对年轻有活力，素|较高，与老年人的孙辈年龄相仿，更易与老年人深入交流，所以大学生是社会参与社区养老环节中最具潜力最具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研的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问卷获得，问卷第一部分为基础信息调查，例如所就读专业大类、受调查者性别、对现今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机制和组织的了解程度等，针对参与过养老公益服务的群体询问其体验、感受、对现今养老服务模式有无建议等等，对于未参加过相关服务的学生则侧重于他们作为相对的局外人对于养老模式的意见和是否有意愿在有组织的前提下参与养老。问卷的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对于不同受众的问题设置也略有不同。问题的重点在于大学生在社区养老服务总体系中的定位。

调查过程：

问卷通过“腾讯问卷”网站，共最终回收364份问卷，经审核后去除2份无效问卷，得到362份有效的问卷。此外，团队成员结合问卷分析结果多次举行讨论，以深入了解不同调查对象并验证问卷的分析结果。

2.3.2问卷统计分析

问卷填写者的基本信息：

一、填写者的性别区分：女性占大部分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共有男性109人，占总比29.9%，女性255人，占总比70.1%。填写者就读专业大类区分：主要为攻读经管类专业学生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攻读理工类专业（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海洋科学、物理学、应用化学等）共100人占总比27.5%，攻读文史类专业（英语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工作等）共82人占总比22.5%，攻读经管类专业（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等）共182人占总比50%。

二、填写者对现今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机制、组织的了解程度：大多填写者已有所了解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192名填写者占总比52.7%的人数表示有所了解，有128名填写者占总比35.2%的人数表示听说过，有20名填写者占总比5.5%的人数表示非常了解，有24名填写者占总比6.6%的人数表示非常了解。

填写人对老年人的大致看法：大多数认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怜，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112名填写者占总比30.8%的人数表示老年人和蔼可亲，很愿意帮助他们，有215名填写者占总比59.1%%的人数表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怜，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有33名填写者占总比9.1%的人数表示一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仅有4名填写者占总比1.1%的人数表示老年人说话嗦，不令人喜欢。这项数据是进一步开展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所在。

填写人对老年人的划分定义：基本为60岁以上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38名填写者占总比10.4%的人数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50岁及以上，有198名填写者占总比54.4%%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60岁及以上，有100名填写者占总比27.5%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65岁及以上，有28填写者占总比7.7%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70岁及以上。

2.3.3问卷统计结果交叉分析及模型建立：

一、最受到问卷填写者接受的服务模式与培训机制：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培训后一对一服务以及在学校经社区工作人员教学后多对一为老人服务

经处理后的数据显示：问卷填写者最能够接受的服务模式为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培训后一对一的服务以及在学校经社区工作人员教学后多对一为老人服务，分别占比55.17%及45.21%，经过对数据分析和对部分受访者（本校大学生）的问询后得出，大学生希望服务前培训的环节能够在校园内进行，多数学生表示这种情况下能大致对服务内容以及所尽职责有所了解，方便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进入社区实地开展助老服务，节约了各方的时间成本，便于机制的健康运行。在校园内由于时间调控较为灵活、地点场所问题较易解决，成为大学生普遍接受的培训场所。培训方式上，意愿主要集中在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可以以建立选修课“校外课堂”给予人文社科类学分奖励的方式或者与现有公益类社团合作，将重点放在无偿公益方面。在调研工作中，上海海洋大学校级社团“微爱公益社”给予大力帮助，提供了历来活动的相关详细记录，由记录资料我们总结出现有社团的利弊：其优点在于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协调和交流沟通较为便利，同时无需固定场所、主要通过微信、qq方式线上组织活动；缺点则是大学生缺乏社会资源、工作范围划分不明确、信息对称程度差，这也为建立更完备的可复制运行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二、问卷填写者对老年人的看法以及自身定位：大多认为老年人易于亲近，将自身定位于解决其他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的辅助补充

经处理后的数据显示：填写者多数将大学生定位为其他养老服务机构的辅助，所能提供的是必要的基本帮助以及协助解决老年人心理方面孤独的问题。这与目前养老市场上的现况也大致吻合，现有家政服务机构、社区相关部门只能解决老年人最基本的需要，而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层面，而从事这一行业的现有人员的范围主要是下岗再就业职工以及进城务工的大龄女性，普遍素质较低，造成了老年人缺乏心理关怀，物质与精神的受关怀程度严重不匹配，甚至出现部分职员耐心与职业素养，对其所服务的老年人言行不够尊重。而大学生志愿服务群体则恰好能够解决这一痛点，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更好的耐心，同时大学生所具有的技能如歌咏、舞蹈、各类乐器等，都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大学生也会为所行的善举感到满足，从而实现双赢。

三、参加过志愿服务的问卷填写者的参加原因及与之的具体收获：主要旨在体验生活，最直观明显收获为培养社会责任感

在参与问卷填写的大学生群体中，共有202人表示参加过养老相关的志愿服务，占总人数的55.6%，其余填写者表示尚未参加过。大学生中约有占一半的人参与过社区养老服务，在实地采访归纳之后，大部分参与者是初高中时期学校组织的节日、假日敬老服务，此种情况下，学生密集扎堆为老人服务，不仅有缺乏管理组织疏松会导致的隐患，在节假日浪潮之后，老年人会有更大的心理落差，因此这种模式会对有效的长期机制建设产生负面效应。而实际上大学生有相当的意愿参与到类似社区养老模式的尊老敬老服务中去，可以体验生活增添阅历，社会责任感与交际能力得到提高，眼界与见识可以拓宽。而对于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类的学生，也为他们提前熟悉未来工作模式与环境，兼顾生理与心理上的锻炼，具有重大意义。这于社会于学生本身都是节约人力资源、提升效率效果的良好方式。

3 未来可行模式及保障机制的具体构成

3.1 模式构成

3.1.1高校层面的模式建立

高校在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应该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高校应设置关于社区服务的实践课程，教授关于养老服务的有关知识，以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将课程有关学分以及志愿者活动纳入社会实践相关课程的学分中，鼓励学生通过志愿服务老年人的方式参与社会实践。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地与附近社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大学生的为老服务实践搭建良好平台，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中，同r，学校可为参与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从而更利于学生开展相关活动。

一些所学习专业与老人需求密切的学生，在实践性为老服务中表现得更为良好，如医护、美发、烹饪等专业，较为易于开展为老服务，同时收获更好的服务效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学专业与老人需求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学生不适合参与为老服务，实际状况显示，只要是具有志愿服务精神以及服务热情的大学生，在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都可发挥重要作用。[7]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者服务时，可通过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对每位志愿者参与活动进行登记注册，发放志愿者证，实现规范化的管理。志愿者组织应定期上门评估学生的志愿者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并可做到以老人为本，及时了解到老年人的需求，不定期创新、改变志愿者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使志愿者活动能够切实满足老人的实际需要。

3.1.2推广“虚拟货币”的制度

大学生可建立“虚拟货币”的账户，用于存储志愿者服务所得的“虚拟货币”，通过计算志愿者服务的时间来决定对志愿者个人发放“虚拟货币”的数量。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所得的“虚拟货币”自己的账户中。“虚拟货币”主要有两个用途：（1）志愿者可以将自己的货币用于换取不在自己身边的长辈由当地大学生或者其他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时间，使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服务中。（2）大学生也可以将“虚拟货币”用于货币的投资理财，通过获得的固定收益赚取生活费，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可以锻炼大学生的理财能力，提升大学生的全方面素质发展和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积极性。

3.2 机制建立

完善机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不只是短期集中的活动，而是形成一个能够一直循环往复的体系，在大学生结束学业成为社会人之后，仍有便利条件助力，将参与尊老敬老的习惯延续下去，进一步上升至社会层面，则能够培养尊老敬老的大环境，也需要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的差异化需求，以便为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差异化供给和实现各类服务设施的科学配置提供依据。这样方能够促进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与后续发展。

3.2.1政府政策的保障

在多数发达国家，养老制度较为完善，政府基本上选择以宏观角度对于养老服务法规体系进行建设，推进整体养老保障事业更为法制、规范化。目前社区养老的政策方向问题主要体现在养老用地的拓宽、社会资源的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补贴监管和从业资格审核方面，适用于各级党委、团中央组织敬老活动进行养老培训的政策性文件的下达也应紧跟社区、大学校方需求。

3.2.2推行服务认证制

认证制不仅仅面向基本的服务者，而是包括对被服务的老年人在内的双向认证机制，大学生需提供在读证明及有关证件的复印件或照片以及填写基本信息，而对于老人，则分为是否购买保险，所需要的差异化服务类型，同时推行身体状况评级制度，免去大学生志愿参与服务的后顾之忧。

3.2.3其他机构的保障

其他社会公益性养老组织例如各区县敬老爱老服务队、各类NGO组织等，大学生与这些富有经验的组织对接并接受培训，可以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第一线，并在进入脱离大学环境转而进入社会后也能够继续投身于志愿服务。

参考文献

[1]邢学亮，汪莹. 老年心理问题与社区老年心理服务.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01）： p. 60-63.

[2]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 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 人口研究， 2013（01）： p. 66-77.

[3]李春玉，刘姝，陈宏吉. 试论我国老年护理现状和发展方向. 护理学杂志， 2014（03）： p. 1-3.

[4]李海峰，陈天勇. 老年社会功能与主观幸福感. 心理科学进展， 2009（04）： p. 759-765.

[5]王亚柯，王宾，韩冰洁，高云. 我国养老保障水平差异研究――基于替代率与相对水平的比较分析. 管理世界， 2013（08）： p. 109-117.

[6]陈友华，吴凯. 社区养老服务的规划与设计――以南京市为例. 人口学刊， 2008（01）： p. 42-48.

[7]魏彤儒，郭牧琦. 大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构建路径探究.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02）： p. 59-64.

作者简介

文泓翔（1995-），男，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李明见（1995-），男，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高，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十分显著。发展不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福利，也带来了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我国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现状。除此之外，由于我国退休年龄普遍偏低，导致近年来需要社会养老的人群比重逐步增加，再加上我国日益匮乏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社会养老成为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2012年6月我国人社部提出了“延迟退休”的解决方法，试图通过延迟民众的退休年龄来减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步伐，提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延迟退休即延迟退休年龄，指国家综合考虑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情况、社会就业情况、社会负担情况等因素，并结合国外成功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经验，逐步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延迟退休制度，以此来提高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但是，该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探讨，人们对其也褒贬不一。面对如此复杂的关系，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和解决？

延迟退休不仅是与广大百姓休戚相关的民生问题，也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延长退休年龄的支持者往往是那些身体健康、收入和职位较高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延迟退休来继续自己的工作，为自身带来福利。与此同时，一些低收入群体则希望尽快退休，因为延迟退休需交若干年养老保险金让让他们压力过大，因此两个群体的诉求产生了冲突。但是这些赞成者与反对者是从自身出发、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认识问题，始终是站在自我的立场考虑问题，未免偏颇。

有关专家指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延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由于我国现行的不合理的退休制度，尤其是养老金费率的厘定与养老金的领取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使得养老金逐渐出现严重的“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收支平衡，缓解我国财政压力，为我国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提供重要保障。在我国养老资金严重缺乏的现实下，延迟退休无疑是减轻国家养老金支出压力的最好方法。其次，延迟退休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减轻供养压力。延迟退休可以使老龄人口继续工作，增加家庭的收入，同时还能帮助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缓解年轻人的负担，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最后，延迟退休有利于人力资源更加合理的利用，可增加劳动力人口，加快经济增长。延迟退休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有着充足经验的劳动力，让那些即将退休的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高级知识分子延迟退休，可以使这笔财富得到更好的应用和传承。

但是，若只是把推迟退休年龄当做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将会产生一定的弊端。首先，延迟退休政策会增加就业压力，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尽管我国目前的总体经济呈上升发展趋势，但由于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延长退休年龄，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年轻人就业，使社会整体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倒挂”之势，即老人就业比年轻人就业相对充分，更是加大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其次，延迟退休更加突显了分配不公，高中低收入劳动者工作压力大。对于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在国企工作的人来说，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使他们能长久的享受较高的薪酬、较好的福利待遇以及优越的工作环境，而对那些长期从事体力活动的劳动者来说，他们有着微薄的收入，干着繁重的劳动，他们希望尽快退休领取养老保险金，而如果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延长劳动的年限，所以，一旦推行延迟退休制度，必然进一步凸现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退休是新老劳动力的更替过程，延迟退休年龄将减缓新老劳动者的替代过程。一方面，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生产技术也不断的进步处于之中，人们的教育处于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通常来说，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会普遍高于年老者。另一方面，国家的教育水平处于一个快速提高的过程，就知识文化水平而言，年轻人会普遍高于年老者，更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因此，推迟退休年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延迟退休事关国家发展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这项政策处理不好，将有可能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切不可粗心大意，更不能操之过急。如何审时度势客观公允地认识问题，深入细致地思考问题，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党和国家在借鉴国外延迟退休制度实施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仅要解决问题，更要解决好问题。

在我看来，我国不仅应该实施延迟退休制度，更应该实施弹性的延迟退休制度，这样既利于延迟退休制度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我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要积极推进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化，要注重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消除人民心中的顾虑。同时，政府在平衡社会养老保险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下，要注重高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盈利能力，尽可能减小国家财政和人民的负担。只有满足了这几大前提，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做到公平公正，政策的推行才能畅通无阻，真正深入人心，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只会是一纸空文，难以实行。

【参考文献】

[1] 李星翰.中国延迟退休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篇10

[2]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及建议[EB/OL].中国商务部，[2013-07-01].http：///article/difang/yunnan/201307/20130700190071.shtml.

[3]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张欢.预防老年人犯罪促进和谐社会构建[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