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 春温 伏气 发病学说

中医院校第5版教材《温病学》中指出：“春温是感受春季温热病邪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病［1］。”而在第6版即“十五”规划类教材中的论述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内伏而发，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特征的急性热病［2］。”在第7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温病学》中对春温的定义却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其特点为起病即见里热证候，如发热、心烦——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3］。”对于春温的定义看是相似却实则不同的论述，使人深感疑惑——即春温究属新感温病还是“伏气”温病。其本源也就是世所争论之“伏气”学说究竟属病因学还是发病学范畴。笔者带着疑惑，拜读前贤之作，愿对“伏气”学说作一探究，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1 春温定义之困惑

综观以上3种版本教材对春温的定义不难看出，对于春温的认识共同之处为：其病因为温热病邪，其病性属热，病势急，发展快，病情重，变化多，也就是在7版教材中所论述的“春温是……急性热病，……发热，心烦，口渴，舌红，苔黄等，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其共识多集中在对于春温的发病和症状的认识之上。虽说对于春温的认识有如此多的共识，可差异之处却是对于春温之病究竟是“新感”还是“伏气”的本质属性界定。5版教材明确说明导致春温的病因为春季之“温热病邪”，而在6版中却弃“春季”之谈，明确地指出春温病因为“温热病邪内伏而发”，如果从病因学的角度理解，此两版教材中对于春温病的属性界定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即5版认为春温是新感温病，而6版则认为是“伏气”温病；也正因如此，时至7版教材，干脆在定义中仅留对春温的共识，其为“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而对于其病因“新感”和“伏气”之属不加论断，给出一个春温的特点“起病即见里热证候……”，留予读者自己去确认春温的“新感”与“伏气”。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实为无益。基于此，只有对“伏气”学说究属病因学说还是发病学说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才能明确春温的“新感”或“伏气”属性，避免对春温认识的疑惑及争议。

2 “伏气”学说之沿革

“伏气”理论导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4］。”在《素问·热论》中亦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之日为病温，后夏至之日为病暑”［5］之说，其最早指出了疾病有感于寒邪（外邪）却逾时而发的情况。时至晋代，王叔和在《注解伤寒论·伤寒例》中经过发挥后系统地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6］。”明确阐明了“伏气”之性质为冬寒，伏藏部位为肌肤，所致疾病为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系统地提出了人感冬时严寒，发病有即发和不即发两种情况，不即发者，寒毒伏藏于人之肌肤，至春或至夏而发均可致病的邪气伏藏之说。由此可见早期的“伏气”学说都是宗《内经》之意，以“伏寒化温”为其立论的依据。在其后的一千余年，王叔和的“伏寒化温”理论为众多医家所接受，并作为温病病机的公认解释以指导临床的辨证施治。随着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医疗理论的发展与细化，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已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郭雍“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7］。”的不独“伏寒化温”而致病的论述。这对于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是一种冲击，但却促进“伏气”理论因此而变革，使其在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和临床运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病因上，除了既往“伏寒化温”之说，尚扩充了外邪伏藏、温热毒邪及素体肾虚、伏火等内外因。如刘吉人在《伏气新书》中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8］。”明确的提出非独寒邪伏藏化温，外感六均可感而不发，伏藏体内而成为“伏气”之始因，扩大了“伏气”之病因，拓宽了此类疾病的诊疗思路；在病机上，除“伏气”自发外，尚有新邪引发，病情隐伏等探讨。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9］。在证治上除直清里热、兼顾外，尚注重了扶正助阳；在临床运用方面则从温病扩展至内科杂病，许多免疫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用“伏气”学说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并指导临床治疗［10～13］。总而言之，“伏气”学说有了深入的发展并趋向成熟，是温病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3 “伏气”理论之存废

诚然如上所述，出现对于春温定义的变动频繁和模糊不清，是因为对于“伏气”理论本身所属的范畴及其存废依然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主张废除“伏气理论”者认为，“伏气”学说因其概念模糊，对于病因病机、发病传变，辨证施治解释不清，对临床医疗工作的指导有限，故可以废之而不用。争议的焦点是从病因学角度出发，因而有了究竟为何邪伏藏，其为什么会伏藏体内过时而发，邪气又伏于何处，怎样的情况下而发病等等问题的出现。据此认为“伏气”学说违背了中医学的“审证求因”理论［14］。中医总是通过病人的外在证候表现进行辨证求因，在通过辨证明确了病因之后，进行临床施治。而“伏气”理论既然认为邪气伏藏过时而发，在初染邪气时不表现出相应的证候，那就无证可辨，如何进行辨证求因，而得知有邪气伏藏于人的体内呢？如果不能以证测因的话，“伏气”理论所说的邪气伏藏，只能说是一种臆测，因此首先在病因这一关上“伏气”学说就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但也有从现代医学的思维角度来考虑，既然不能按照中医的审证求因思维方式，那么就应该通过建立类似于现代的病源微生物学的实验模型来首先对于学说的源头——所伏究竟为何邪给出具体的说明［14］，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做到。

对于“伏气”病因认识的争议，即是把“伏气”学说作为一个病因学的范畴，来首先追求其病因的根本。但一整套学说的建立不仅仅是局限在病因之探上，它还应包括病机病位、发展传变、辨证施治、转归愈后等各个方面，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病因，不可不说是舍本求末。再者，即使是病因之探，“伏气”学说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在新感温病理论出现之后对于"伏气"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下其病因理论也更加完善。早期源于《内经》的"伏气"学说宗其意以"伏寒化温"立说，随着临床实践的进行，临床工作的需要，通过总结观察，相继提出了冬月温暖之气伏藏之因，暑气伏藏之因以及推广至四时六之邪均能伏藏之因。如王焘在《外台秘要·温病论病源二首》中曰：“其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遂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始发，则肌肉斑烂也。”［15］指出冬月温暖之气也可因积寒所折伏而后发；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诸伤门》中有云：“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16］提出了暑邪也可伏藏而后发病；至刘吉人则更是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将伏气之外因扩大到了六之泛，而非独有寒、温、暑等。其实除外感自然之六邪气外，跌扑损伤之淤血，内伤杂病之痰湿诸般，和受于外邪之病，经过治疗之后，病症虽得到解除，但外邪并未尽祛的遗留之邪，乃至先天受之于父母的本体之邪，都可以是伏藏于体内而后发的致病之因；另外，人的体质因素也是邪气是否伏藏，伏气是否发病的重要因素，如早在《内经》中就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17］之论述。

4 “伏气”发病之我见

“伏气”学说理论体系之中，最终导致发病，不仅仅是看它究竟伏藏何邪而发，应该是综合考虑感邪、环境及体质等多方面因素来看病邪究竟为什么伏藏，伏藏之邪怎么外发致病，疾病如何发展等。所以“伏气”学说并不应是一个局限于病因学说范畴的理论，对于伏气病因的争论并不能成为否决“伏气”学说的支点。

回头而视，如上粗列的对于“伏气”病因的这些论述，其从何而来，真是臆测而来吗？是否真的有违中医的“辨证求因”之理论呢？其实不然。中医学的两大特色：一是辨证求因论治，再一个就是整体观念。即发之病，通过发病的证候来推求病因，当然是一种“辨证求因”；伏发之病，虽说过时而发，伏藏之时无证可辨，似乎无因可求，但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各个时段的健康状态是相互关联，受到内外之因相互作用而被影响的，故此时发病之候，必与彼时所感之邪在整体上是相互关联的，由此推求病因，也是“辨证求因”之一种，并不违背。至于通过建立实验模型来推求伏气病因，更是中西医思维与方法之别，在此暂不作深究。

“伏气”学说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是建立在临床的医疗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前人根据温病发病时的不同证候特点，结合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临床观察，通过分析、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用于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但其确实存在的争议和疑惑，也说明了理论本身的不够完善，整个理论体系不够健全，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仍应还“伏气”学说本义为妥。

何廉臣在《重订广温热论》中对“伏气”学说全部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总结了诸家“伏气”学说，将“伏气”温病之本义概括为“邪从里发”［18］，即以里热证为临床的初发症状，这一认识是为各医家所接受的观点。就这一共识而言，结合上文所述之“伏气”学说并不是一个局限于病因的理论体系之论，笔者认为“伏气”学说实则是发病学范畴的一个学说，是在对某些特殊温病发病特征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换而言之，“伏气”温病是不同于新感发病的一类具有共同发病特点和证治规律的疾病，从它的发病进而测知其病所之浅深不同，病情之轻重不同，病机之安危不同，故其疗法亦因之而不同。其与新感温病的区别重在发病学而不是病因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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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春温“伏气”之再探

春温究属新感还是“伏气”，宗观历代医家之论无外3种，即“新感温病说”“伏气温病说”和“新感引动伏气说”。持新感观点者认为：“至春而病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此新感之温病也。”提出了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感而即发；持伏气温病说者乃是宗《内经》和王叔和之意，认为是冬季感寒，体不藏精，邪伏体内，郁久化热，春阳引动而发；持新感引动伏气说者认为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尚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这3种认识除了是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概括外，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根据疾病发生时的见证而概括出的结论，因此，这3者都是对春温病发病规律的概括。从临床实际来看，春温初起即见高热、烦渴，甚则神昏、痉厥等里热证，符合“伏气”发病的特点。由于春温初起以里热证为特征，且其发展和证治规律更合乎“伏气”发病的辨证施治，故从发病学角度，春温当属“伏气”温病无疑；从病因学角度考虑，春温所感受的病邪是一种与季节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风热的邪气，这种邪气作用于人体导致发病即见里热证候，且病程长，病情重，变化多，易损阴伤阳、动风、动血，即所谓之“温热病邪”或称“伏热病邪”，如果单从邪气与季节的相关性而论，将春温归属新感温病来论治，则往往使临床失于治疗。

春温病因定于“温（伏）热病邪”，其发病实与“温（伏）热病邪”究属新感还是伏藏并无太大的关联意义，其发病取决于“温（伏）热病邪”的病理属性及机体的状况；诚如上文所言之视“伏气”学说为发病学说，春温之发病特点，发展转变及以后相应的辨证施治完全可以按“伏气”温病来论，因此，可以说：“春温是一种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的，由温（伏）热病邪所引起的，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主的急性热病。”故发病学认识范畴的“伏气”学使得对春温病的认识更清晰，让它既不失“伏气”温病之意，也不丢与季节气候即春季密切相关的温热病邪之因，让我们在临床实践之中就可以充分地考虑时令气候的特点，结合“伏气”温病的规律辨证施治，确立对春温的治疗原则——清泄里热，护阴透邪。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学说理论的估价，应从临床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单局限于某一方面来考虑其价值作出存废的决定；另外，还应正确地理解学说的本意，不只是局限于表面之说，而误导临床工作的实际。就“伏气”学说而言，发掘其本意，回避但并不逃避无需的争论之点，留存“伏气”学说的精华所在，认识其本质为发病学说，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孟澍江.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2.

［2］彭胜权.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3.

［3］杨 进.温病学，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60.

［4］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8.

［5］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51.

［6］王叔和.注解伤寒论，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4.

［7］郭 雍.仲景伤寒补亡论，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43.

［8］刘吉人.伏邪新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

［9］柳宝诒.温热逢源，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64.

［10］叶 霜.伏邪理论发挥［J］.中国医药学报，2000，15（6）：17.

［11］黄彩平，韦大文.伏邪说在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意义［J］.河南中医， 2001，21（6）：15.

［12］陆青媛，丘 智.浅谈对伏气温病的认识［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04，4（5）：76.

［13］周继霞.新感与伏邪学说浅析［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5（2）：68.

［14］周永学.伏邪温病与新感温病的浅析［J］.陕西中医函授，2000，6：5.

［15］王 焘.外台秘要，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29.

篇2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篇3

我国传统中医理念是分形阴阳五行学说，藏象五系统学说，五运六气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及养生学说，分形经络说等。

中医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于2018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中医理论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而来。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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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的是越耐寒就越健康，原因如下:

1、人体耐寒“心理调解法”的原理在对寒冷的耐受能力上，虽然人人都有极限，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却很大。在着凉以后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反映，进而形成病症；

2、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病症反应和心理因素有对应关系，经过对应的调解可以减轻或祛除某些病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而逐步形成了系统的耐寒理论。谈到病因人们自然地想到着凉、受风、病菌、病毒、遗传、外伤等等，而对于治疗这些疾病人们自然的认为用吃药、打针、作手术、针灸、按摩等方法。无论是西医或者中医都有一套病因学说以及各自的一套治疗体系，来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对症治疗。在人们意识中对此已经形成了一套程序、一种概念，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虽然有些病症找不到确切的病因，就根据年龄、病症和治疗结果归结为更年期综合症、神经性官能症等。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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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多种原因造成心脏原发损害，以心脏功能异常，运动耐力下降及神经内分泌系统激活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也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系统疾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患病率高，5年存活率与恶性肿瘤相仿。目前对慢性心衰的治疗主要是西医综合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西药有一定副反应，耐药性强。笔者临床20余年，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疗效明显，和西药配伍有增效减毒作用。若能找出中医病机实质，对研究慢性心衰将起到推动作用。

1.慢性心衰实质研究的意义

慢性心衰发病率、住院率、病死率都极高，是临床常见疾病，是各种心脏病及其他疾病的最终表现，尤其是我国步入老年化阶段，慢性心衰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是我国卫生资源及卫生经济的重大负担，有效地控制慢性心衰将成为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点课题。深入研究慢性心衰的中医病因，对于探讨新的治疗途径，提高疗效具有深远意义。

2.病因学研究创新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慢性心衰中医归属为“心悸”、“心痹”、“胸痹”、“心水”等范畴中，目前中医研究慢性心衰较多，分型较复杂。大多从慢性心衰病因病机及分子生物学机理方面研究，对中医证在疾病的实质研究尚在探讨中。笔者根据临床经验，发现慢性心衰病人多表现为心悸，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胸胁满闷，夜间憋醒，双下肢浮肿，口唇青紫，舌质淡红或舌质青紫有瘀斑，瘀点，脉沉细或沉涩等。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水停证。通过文献研究和前期笔者实验及临床20余年经验，认为心气虚是慢性心衰的根本原因，血瘀水停是其主要病理结果。前期笔者应用特异性强的能够去除病因的“益气活血利水”中药，作用于慢性心衰动物模型，控制慢性心衰发生、发展。对动物模型病因的确立，对于确定治则，筛选方药具有支撑作用。病因研究方法的创新能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中医病因学研究应立足于临床症状、体征，通过“审证求因”取得一致的病因辨证，笔者根据慢性心衰的以上症状表现，分析辨别病因，用中药干预措施，控制疾病因素，消除“瘀”、“水”。“瘀”、“水”在其他疾病中也可以出现，如何通过“审证求因”、“辨证求因”分析出慢性心衰的“虚”、“瘀”、“水”，分清轻重，层次是关键所在。

3.慢性心衰研究现状及分析

3.1中医的病因学研究　中医的病因学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辨证求因，以疾病表现和病人感觉为依据，综合分析，根据中医理论，归属于何种病因。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慢性心衰属本虚标实证，以气血阴阳脏腑亏虚为主，以血瘀痰湿水停为标，主要分为心气虚、心阳虚、心血瘀阻、水饮凌心、阳气虚衰、心阳欲脱等证型。孟昭阳认为慢性心衰主要沿循气阳亏虚、瘀血阻滞、气阴亏虚的发展演变规律，病位虽主要在心，但与肺肾关系密切，并可涉及肝脾。陈可冀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可用“虚”、“瘀”、“水”三者概括。严夏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关键点是心气阳虚、心血瘀阻，提出“有一分阳气，便有一分生机”、“瘀血乃一身之大敌”的观点，进而把本病分为心气阳虚、心血瘀阻两大证型来把握慢性心衰的辨治规律。周迎春认为在心功能代偿期和心衰早期，不仅存在气虚表现，而且伴随着瘀血、痰浊的存在，气(阴)虚、血瘀(痰浊)是无症状性心衰或轻度心衰的主要病机。李瑞认为心肾气虚是慢性心衰发生的基础，且伴随着慢性心衰的整个过程。尤其“瘀血”与“水肿”均为心肾气虚的病理产物。可见气虚血瘀水停是慢性心衰的主要中医病机。

①关于“瘀”的概念：血瘀证作为人体的一种病理状态，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有一定联系，“因于寒”、“因于热”，“心主血脉”，“气为血帅”，“气行血行”，血液的运行主要依赖心气的推动，寒热、情志、心气不足等原因均可导致瘀血。中医的“瘀”―指病人症状有胸疼，固定不移，舌质暗有瘀斑等血瘀表现。二指血脉不通，血液瘀滞的病机表现。

从分子水平看血瘀证的本质，在血液中存在以下几种分子平衡系统：凝血因子-抗凝因子；前列环索-血栓素；内皮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等。这些平衡系统受到各种体液激素的调节而在体内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极有可能造成血液的瘀积。在生理状态下，它们经神经、体液和局部的正、负反馈的内调节作用，在数量、活性和效应上是平衡的，维持着人体血压、凝血、纤溶等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正常；但在病理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发生了改变，使血液处于高凝低纤溶状态，或引发血管的高阻力状态，或产生了血管组织结构的重塑。为此，笔者就慢性心衰血瘀实质研究，必须探讨以上指标变化，找出相关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变化依据。

②关于“水”的概念：《素问・逆调论》说：“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是指在生理状态下，饮入之水应该在脏腑功能的作用下化生为津液而为人体所用。而《素问・经脉别论》则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人体津液之生成、输布及排泄(即水液运化)过程的概括性阐述。可见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水液代谢，须由肺、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的协调作用下共同完成。盖脾主运化，饮人于胃，脾为胃行其津液而转输全身；肺主气，为水之上源，行治节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为水脏，主水液之气化开合；膀胱为水府，通过气化作用贮存与排泄水液；三焦司人身气化，主津液的升降敷布。病理情况下，中医的“水饮”为有形之邪，流动性较强，表里内外，无处不到，表现为饮停胸隔、水饮凌心等。中医的“水”指病人的临床表现有水停的症状和肉眼可见的水邪，如水肿、腹水等症状。

3.2现代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　慢性心衰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引起的心功能减退，心排血量减少，不能满足组织代谢需要的一种综合征。临床主要表现为肺循环及体循环瘀血及脏器组织缺血、缺氧，是各种心脏病最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病因为心脏前后负荷增加，心肌本身病变等，以冠心病和高血压病多见。心衰时的基础改变是心肌在特定的负荷条件下心肌收缩的强度及收缩的速度降低。心衰的发病机制不能用单一的机制解释，还包括外周的适应、神经体液机制、代谢改变、基因表达异常等。

目前认为心室重构是心衰发生的主要机制，心室重构是心室容积改变，心脏扩大。心室重构机制包括心肌细胞减少，代之以瘢痕形成及剩余的存活心肌细胞生长。心肌重构的因素有神经内分泌激素，左室压力及容量的改变，心肌细胞的拉长，细胞凋亡，心肌坏死，心梗扩展，心室的扩张及心肌重塑等。这些变化和神经体液等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慢性综合的过程。心室重构是慢性心衰“标实”的表现，是“血瘀水停”的结果，探讨其病机实质，为中医药应用提供客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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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韩永明等认为《内经》的病因包括了阴阳分类、三部分类，六、七情病因的致病特点，以及饮食、房欲、劳倦、虫兽伤致病等内容；《内经》已经认识到体质、自然气候的异常、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等都可以成为致病因素，因此是“病因学说”的源头。马小兰认为《内经》的病因涉及时气、疫疠、情志太过、饮食失宜、劳逸无度、起居不节及外伤诸方面，并以阴阳分类法和三部分类法对病因进行分类；《内经》的病机包括阴阳（寒热）病机、表里病机、虚实（邪正盛衰）病机、六气病机、五行病机、精气血津液病机、脏腑病机等方面。宋耀鸿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是把疾病所表现的错综复杂的病状加以综合考察进行病机分析的典范，并具有以下特点：五脏定病位，六气明病性；审病症病因之异同；求有无与虚实。吴弥漫认为《内经》病因病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以下特点：比较“奇恒”，明辨适度与太过，过则为病；内外病因并重，而机体正邪盛衰只是相对而言；以动态的观点、从整体失衡的角度研究疾病发展变化机理；类比推理，以外揣内；综合归纳，以“证”命病。卢红蓉从论述方法、思维方式、内容共同点等方面研究《内经》病机特点，认为《内经》病机理论具有与人文医学相互渗透；以“证”论“机”，开阖有度；揣度奇恒，以“象”测“机”；注重功能，兼顾形质；提纲挈领，偏重原则等特点。

1.3《内经》临床诊察理论研究曾高峰认为《内经》的诊法原理为“以表知里”、“以常衡变”；诊法内容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按诊，而切按诊又包括脉诊、虚里诊、尺肤诊、腹部触诊等。严慧芳等认为《内经》对舌的解剖、生理、病理都有明晰准确的认识，其“舌诊”理论以经脉络属关系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舌象变化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构建了舌诊理论的基本框架。杜松认为《内经》的色诊是望诊的中坚内容，包括了望色之神、望色之常、望色之异、五色主病、望色之位、望色之变等内容。徐振华等认为《内经》以十二经脉病证、奇经八脉病证以及特定穴理论为基础构筑了经络诊察体系，正如《灵枢•终始》所言“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经络诊察的方法则有问、审、切、循、按等。杨杰认为，《内经》诊法以纵向观察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变化，横向以四诊合参诊察病证；其诊法包括脉诊、尺诊、色诊、面诊、身体分部诊、病因诊、情志诊、梦诊、毛发诊、十二经诊、络脉诊、体质诊等近50种诊法。通过对《内经》诊法内涵外延的分析，认为《内经》诊法是以“整体恒动观”为基本理念，具有“因人因时因地”三因特色的诊法。

1.4《内经》临床论治理论研究陈钢认为《内经》理论指导诊治体现在以下方面：对疾病的整体预见功能、临床诊治的认识功能、对疾病现象和治疗的解释与方法功能、提高医生决策能力、批判临床错误观点和拓展诊疗潜力的能力。马赟认为《内经》是“诊、治、调”三位一体的诊治体系，在临床论治上以整体联系、点面结合及防护为主、以人为本为其主要理论特点。毛旭等认为《内经》治疗学的特征是从整体角度对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调控，这种整体统一观体现在治疗主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手段中；它主要包括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经络联系的整体观、全息调控的整体观。而针刺疗法中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等则是《内经》治疗学中整体观思想在针治角度中的体现。王敏等认为《内经》极其重视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正气的顾护，对虚证强调“五虚勿近”，对实证提出“无逢其冲而泻之”；在疾病治疗中以顾护正气为主是《内经》治疗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刘永旭等认为《内经》从生理、病理、临床诊治等方面阐述了人体阳气的重要性，扶阳思想是《内经》重要的治疗思想。邹澍宣等认为《内经》扶阳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重视阳气，阳主阴从；《内经》的治病立法首重扶阳，扶阳有助于阴阳平衡的恢复，“使人体阳气宣通、正常强盛”。冯文林认为《内经》的治则主要为治病求本、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因时因地因人治宜以及治未病；治法包括药治、刺灸、导引、按摩、外敷、熏洗以及饮食治疗、精神治疗、手术治疗等。蔡旭认为《内经》的论治思想主要为治病求本、谨守病机，主张祛邪外出，强调系统调节、因情治宜、权变疗法以及治未病。周安方分析《内经》临床医学理论，认为其临床论治理论包括治病求本理论、阴阳求衡理论、气血求和理论、正邪求谐理论、时势求顺理论、五行制胜理论、以此调彼理论、各有所宜理论8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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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86－03

中庸思想源于西周以前的“尚中”思想，其核心理念为“执中、适中、中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权以用中。其中平衡是关键，即为“中和”。提于《论语》、成于《中庸》，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中庸思想推向。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了其诸多领域，起到了目标性的导向作用。

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在中医理论尤其是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医理论的主纲是人体调节理论。是脏腑、经络、气血、体液在适应季节、气候后得“中和”，从而使机体得“中和”；机体得“中和”则人体得健康；反之，机体“失中和”则易患病。这一以“中和”为主线的中庸理念贯穿了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是中医病因学说的总纲。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基本奠定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六气、情志、饮食等内外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致病因素。它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是后世乃至当今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变化及疾病防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

1 中庸最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渊源

1．1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比较尽管无论中庸思想抑或是《黄帝内经》其形成标志均有争议，但目前国内史学界大多认为《黄帝内经》应最终成书于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之前。大量文字学考证表明其最终成书时间应晚于中庸思想的标志性著作《论语》和《中庸》。(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而子思卒于公元前四零二年，故两者相距约三百年)。早在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考虑，官方就已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作为以当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和集中当时各学科大成的《黄帝内经》理论上就必然受到已经在官方开始受到追捧的儒家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因而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中庸思想也必然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

1．2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文献渊源，孔子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如“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允执其中”(《论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则说：“阴阳之要……因而和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篇》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日平人”。反之，就会出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甚至“阴阳离绝”的危候；又如《论语・乡党》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多食”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食饮有节”和“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痹论篇》)观点一致。表述相似；在治疗用药方面，《素问・玉版论要篇》曰：“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上述分析证明了孔子的“中庸”与《黄帝内经》的执“平”，二者不仅观点一致，哲学思维的本质也如出一辙。

这样无论从成书时间还是文献考据，均不难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中庸思想从中医理论体系发轫的《黄帝内经》就开始对中医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渗透与影响。

1．3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本质的趋同性特征《荀子・礼论篇》中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同时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思想强调矛盾对立双方根据主体需要使双方趋于平衡，建立在矛盾对立基础上的阴阳学说和以此为基石的《黄帝内经》更强调双方的平和从而达到保持机体健康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而双方建立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又基本一致认为万物源于道。这样就不难发现中庸思想和《黄帝内经》在对生命形态、病因病机等理论的认识上就哲学本质而言两者具有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理解构成了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的哲学渊源。

2 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理论建构的核心影响作用

中庸思想在《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建构中发挥了原则性和目标性的指导作用。中庸思想既是《黄帝内经》核心理论中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又是产生疾病的哲学原因。

众所周知，阴阳学说作为核心理论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阴阳学说之中充满了“中庸”、“中和”的思想。因此，“中庸”“中和”的思想也就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从病因病机学方面看，《黄帝内经》突出了失中为病的思想，明确阐述了“阴阳失调”是一切疾病病理变化的基础，奠定了中医病因病机的基本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调经论篇》进一步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后，解释了人体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失调”。

《黄帝内经》对病因致病特点的认识大致有时气失常、情志过激、饮食失节、劳逸失度等方面，这些均体现了失中思想。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未至而至，此谓太过，……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太过导致正常的气候变化成为病邪。机体与外界的中和平衡，机体内部的适应性平衡成为了维持机体健康的机制。《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强调指出了“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以人们必须要“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违背了四时阴阳，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例如，“逆春气”，则“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心气内洞”；“逆秋气”，就会“肺气焦满”；“逆冬气”，影响肾脏，出现“肾气独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脏腑在某一时令季节失去“执中”“中和”会直接导致相应脏腑疾病的产生。运气7篇大论系统论述了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与平气和人体发病的不同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六”学说。认为自然界气候风、寒、暑、湿、燥、火，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引起疾病的发生。

至于7情，《黄帝内经》根据人体的情志变化，概括为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突出地强调了精神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上，指出情志变动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素问・举痛论篇》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里的上、下、缓、消、乱、结都是指情志过激失于用中所致的气的失常。《素问・疏五过论篇》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所以七情太过，也是人

体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黄帝内经》进一步阐述了饮食不节病因，明显体现了失中致病的思想。如《素问・痹论篇》说：“饮食想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认为五味分别人五脏以养五脏之气，如偏食某味过久，则可使五脏之气偏胜或偏衰而发病。

《素问・经脉别论篇》还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认为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过用失中这一环节。如《灵枢・本神》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等。《灵枢・百病始生》说：“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素问・举痛论篇》说：“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素问・痿论篇》说：“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这些致病因素均离不开“失中”、和不能“执中”，中庸思想在这里强有力地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3　中庸的权变适中思想对《黄帝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的渗透与影响

《黄帝内经》中的中庸思想不仅强调中和，更重视运动中如何权变适中。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其贯穿于医学实践的整体运动中，中庸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不断变化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即权变适中。“中庸”对中医学理论起着支配作用。在自然界的中和方面，运气学说是最好的注脚。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运气学说的中和理论是自然界的自稳调节机制，是维持气候六气之间相对平衡的保证，并最终纳入天地阴阳的平衡。而人体内部脏气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中和，可以通过人体内部的自调机制来实现。如藏象理论及脏腑相关理论描述的气机升降出入，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以及经络之间气血多少等，都具有调节和实现脏腑生理及心理的协调平衡从而达到“平人”的作用。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谓：“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从病因病机学角度看《黄帝内经》所反映出的失中致病的思想还有很多。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失中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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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酮通络胶囊：成分为葛根总黄酮，功用活血通脉，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逐瘀通脉胶囊：组方为虻虫、水蛭、桃仁、大黄，功用破血逐瘀、通经活络，主治血瘀型眩晕证。

行气活血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组方为银杏叶、丹参、灯盏细辛、三七、绞股蓝、山楂、大蒜、天然冰片，功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用于气滞血瘀证。

益气活血

蛭龙血通胶囊：组方为水蛭、地龙、三七、黄芪、红花、赤芍等11味，功用活血通络、益气通络，适用于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期。

平肝、熄风、通络

心脑静片：主要成分为牛黄、朱砂、钩藤、天南星、黄芪等16味。功能主治：清心、清脑、镇惊安神、降低血压、疏通经络。用于防治中风，是熄风通络法治疗中风病的惟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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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已经完全突破了长期以经典校注、引证发挥和临床诊治观察为主的传统模式，动物实验研究已成为现行中医科研方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实现了中医证候研究从临床向实验室的过渡。研究表明，证候模型动物的四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数据与人类有相似的地方，可以用以模拟人类证候;而中医和中兽医近似相同的理论基础[1]，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中医动物证候模型的可行性。

1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的背景及意义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环境影响，初入新疆之人，机体会出现一系列诸如干涩、焦虑、烦躁等异常反应，这种环境也是日后诸如过敏性鼻炎、皮肤病、支气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发高发疾病有多发倾向的共同原因[2]。国外的一些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居住高原高寒地区人群除易患肺动脉高压和右室肥厚外，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的患病率也较高[3-5]。在如此干燥寒冷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机体必然会由于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病理生理变化，扰乱机体内部的“平衡”或“非平衡的有序状态”，进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健康水平和患病状况[6]。如不加干预，在这种干燥寒冷环境应激下可使机体处于一种“亚健康”或者“疾病易感期”甚至“发病前期”的状态。多年来，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一些流行病学调查[7]，但这种气候对机体产生影响的具体机理尚缺乏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地域、文化及民俗等历史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北寒燥证的研究较少，文献极为匮乏。所以，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相对可重复的动物模型，以此为切入点，观察西北干燥寒冷的环境究竟对机体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相对特殊的、可供中医宏观辨证的生物表征和微观辨证的生物学基础存在?

2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方法及命名依据

由于受伦理道德要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要对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结果进行全面的比较尚有困难，因此，我们根据王永炎

院士提出“证候是四诊信息表达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映状态”新的证候概念和理论[8]，在中医病因学说指导下，并充分考虑到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特点，在中国西北城市乌鲁木齐于秋、冬季节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新疆特有的寒燥环境并作用于小鼠，即每天将小鼠置于寒燥环境中10 h，使小鼠每天都受到温度及相对湿度突变的刺激以达到实验的目的。整个实验遵循病因模拟、生物表征观察、生物学基础检测的研究思路，以病因模拟为切入点、生物表征观察为落脚点、生物学基础检测为辅助，建立了西北寒燥证证候动物模型。

经过几次重复，我们发现，寒燥环境下小鼠至第14天有着明显的生物表征改变，而且，第21天的变化与第14天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上述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时程性和可重复性，而且和季节有着相关性，以秋冬季节症状较为明显[9]。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医四时辨证的科学性。

在新疆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同道，通过多年临床观察，得出了新疆多发以干燥症状为主的燥证证候的共识。新疆处于传统中医文献所称之西北方域，以燥气气化为主，故宜将新疆特发中医证候冠以“西北燥证”之名。西北燥证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期间部分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从而使西北燥证的客观存在性已从经验认识上升到统计数据印证的层面，结果显示，新疆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燥证，而且有着方域性的特点[2]。我们根据燥证主要有凉燥和温燥的分型特点以及中医理论中“寒为凉之甚”的观点，从新疆环境的模拟出发，主要针对秋、冬季节的干燥寒冷气候进行模拟研究，所研究的属西北燥证中的一个分型，结合中医外感病因学说，故将其命名为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

3 相关微观辨证及辨证微观化的探索

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我们认为这些生物表征改变的背后，机体内部应该有着某些脏器形态或者功能方面的变化，即随着应激的持续存在，也能引起组织器官的损伤或影响其功能的发挥。那么，在这种寒燥环境应激下，小鼠机体内部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由于中医证的本质是指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的发生发展之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群。由于生物有机体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由众多小节点(蛋白质、RNA、DNA、小分子)组成各种各样，如规则的、随机的、复杂的网络所构成[10]。因此，人体受到外界干预而形成的“病”或“证”，亦都是以众多的分子网络变化为基础[11]。沈氏[12]在对肾阳虚证的研究中，采取以药测证，用补肾方在模拟肾阳虚证的皮质酮大鼠模型上，观察了以下丘脑为调控中心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轴的变化，发现肾阳虚证涵盖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且直接作用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控中枢——下丘脑。

基于维医理论的研究也发现，异常黑胆质证的病因病机过程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有内在联系[13-14]。异常黑胆质的产生可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内分泌障碍，反馈调节机制破坏，从而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从形态到功能的紊乱[15]。鉴于神经内分泌状态对疾病的发生十分重要，故根据目前应激学说的观点，我们选取了包括作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枢纽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所包含的3个脏器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脏器，观察其组织形态和超微结构的改变;并测定了小鼠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多个系统递质或介质等的释放状态，希望从组织形态结合功能学的改变，立体地说明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的紊乱状态，藉此来说明寒燥环境对机体内部状态的影响。目前，我们已找到了这种生物表征背后的部分生物学基础[16]，并将把这种改变和所观察到的小鼠生物表征的改变联系起来，为丰富中医藏象学说的内涵做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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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铭心.西北燥证研究概述[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5，39(1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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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努尔买买提，哈木拉提?吾甫尔.维吾尔医学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与应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