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评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文学评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批评虽然偶尔也能出现如此佳作，但是在总体上却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水准。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批评主体的文化程度差异所致，古代文学批评主体是精英阶层，而网络文化批评的主体则主要是从一般群众中诞生，两者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批评水准的不同。再者，专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精英意识与网络文学所宣扬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这样一来，专业文学批评家是很难融入到网络文学批评里面来的，网络文学批评没有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参与，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再者，网络文学批评其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理论的特点，它重在对网络文学做一种感性的批评，伴随而来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意识地进入网络文学批评领域。正如葛红兵所言:“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二、意象化的诗性语言

与西方所宣扬的认知、思辨的批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一种体验式的感悟，这种感悟与需要妙悟的诗歌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西方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需要条分缕析的逻辑性语言，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诗性语言直指作品最本质。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即便明清时期小说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诗歌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受这一主体对象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主要为诗性的语言。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体内充。……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这种感悟式的语言一般不会直截了当地将批评者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它需要读者再去进一步地感悟，通常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读者也可以得出几种结果出来。这种批评方式是受到禅宗思维的影响，以佛祖拈花一笑为例，摩诃迦叶会心一笑，但是迦叶究竟明白了什么，这是语言说不破的。禅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存在的，若以名言相传，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语言去表现自我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如诗歌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其中的奥妙也不是言语所能演绎得出来的，必须“自家实证实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诗性语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显得玲珑剔透。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商政叔之词，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词，如竹里鸣泉。徐甜齐之词，如桂林秋月。杨澹齐之词，如碧海珊瑚。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郑庭玉之词，如佩玉鸣金。刘庭信之词，如摩雲老鹘。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词，如孤云野鹤。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这种意象化的语言在注重条分缕析的传统文化中很少见到，但是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是可以寻到的。如:“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虽然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语言还不成熟，水平远不及古代文学批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批评确实在有意无意地借鉴古代文学批评，并且结合当下文学现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别人的长处又没有丢失掉自己的优势。在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由的整体，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两者进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或者说即使说出来别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种来营造一种整体风貌，这种风貌不能用逻辑性、思辨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意象化语言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网络文学而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对古代文学批评有所继承，相对于前面提及的两个继承，这种语言的继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篇2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着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着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着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篇3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

篇4

《古代文学》历来是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传媒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加强《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效果，可以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情感，进一步推进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传媒类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融媒体的发展，传媒类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当前面向传媒类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未能担负起培养具有较强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新闻传播人才的重任。当前面向传媒类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主要存在以几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第一，教学内容多与课时量不足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推进，大量通识类课程的教学时数大幅增加，而古代文学等传统课程的教学时数被大幅缩减。与此同时，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却没有太多的删减，却对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形成了教学内容多与课时量不足的矛盾。第二，学生学习模式的变化与教学方法陈旧之间的矛盾。传媒类专业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时，会经常拷问学习的意义。如若古代文学任课老师忽视学生的变化，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来创新教学方法，调整教学模式，进而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第三，培养人文素质、创新能力与学生专业文献阅读不足的矛盾。古代文学经典文献阅读不足，传媒类专业学生将会失去获得文学阅读、文学思考的能力，而在新闻传播工作中缺乏文化底蕴和厚积薄发的潜质。第四，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衔接不足的矛盾。语文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文学教育仅仅止步于课堂，缺乏课外实践环节，致使传媒类专业学生缺乏了对学生古典文学阅读、理解和认知的能力，从而也无益于新闻采写、制作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

篇5

一流课程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大战略契机。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决策，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教育部正式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门国家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其中，教学内容改革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根本与核心，是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从立德树人、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用结合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径创新。

一.强化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与教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多侧重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究其原因，主要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别多、教学课时比较少有关。古代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辽宋金元文学、明清文学，部分高校还会将近代文学纳入其中，可见，古代文学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囊括了众多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化思潮等。显而易见，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具有历时悠长、涉猎广泛、内容繁多、文义多元等特点。因此，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往往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减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从而忽视了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熏陶与培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仅就《论语》而论，即蕴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入则孝，出则弟”的孝道规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坚毅果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兼济情怀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学习方法等不必赘述。更遑论先秦诸子、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瀚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化精神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是立德树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战略契机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具体来说，既要饱满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时刻以树立学生美好品德、健全学生人格精神为教育目标，并体现在教学实践之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终极教学目的。

二.注重古为今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距今时日久远，与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就语言的读法来说，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四声，而如今普通话中已无入声字，而且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古代汉语中的平声、上声、去声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古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碍。再如，古代文学中的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盛唐气象、古文运动等文学风格或文学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读古代文学需要知人论世，文化语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对古代文学理解的难度。又如，律诗和词的创作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讲究平仄格律和对仗押韵，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被创作。另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剧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脱离。因而，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古代文学是故纸堆里的“死”学问，不具有时效性和实用价值，从而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古代文学经典也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案头作品。鉴于此，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增强现代教学意识，第一，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更新教案与课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用新方法、新材料来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和用现代意识、现代材料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方法。第二，强化实践教学，挖掘古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契合点，用现代方式解读和演绎古代文学，使古代文学“活起来”，以最终达到古为今用、沟通古今的教学目的。第三，在讲授古代文学经典时，除了传统的阅读欣赏、评论鉴赏之外，还可以强化视听体验、经典再创作体验。比如，观看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化用诗词进行现代广告语的编写，对古代戏剧作品进行改编、续写等剧本创作，拍摄抖音等微视频演绎古代文学经典等。总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力求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赋予古代文学新的视野与功能，使学生置身古代文学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学的时代魅力与现代价值。

三.推进中西融汇，将传统文学与西方先进理论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贯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和理论，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彰显民族特色为主。这是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实际上，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在国际上都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三国演义》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已传播到朝鲜，英国牛津大学收藏了一本崇祯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国志传》，目前朝鲜、日本、越南、英国、法国、俄国等多国都有《三国演义》的译本，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三国演义》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可见一斑。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曾被国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编并且搬上舞台，法国伏尔泰就据此编写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三国演义》《赵氏孤儿》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并不是个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受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许多原始文献曾大量流失到国外，比如敦煌学发源于国内，其第一手文献材料却在国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不能忽视其在国外的现状。另外，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先进理论也是打开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钥匙。比如，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等，与国内教学研究与改革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择其善者应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应该具备国际眼光，主动探索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理论，并存其精华、化为已用，将最新的、客观的文学知识、文学理论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视野、培育学生中西结合的先进理念。

四.提倡体用并重，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篇6

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便是教学方法了。古代文学课程内容十分丰富，但目前许多学校为节省开支或过多开设选修课，压缩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学时，这样，教师们按教材逐章讲授都讲不完，更不要说再根据不同线索进行串讲来组织复习了。所以传统的教学方法因课时减少的缘故，显得无法适应。但是，多数教师仍不放弃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讲授方式，往往是讲到哪儿就算到哪儿，没讲完的就让学生自习。这种态度相当消极，学生多数都表示不满。为适应学校缩减课时的变革，承担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当配合当前市场要求，将古代文学的教学往实用化方向引导，主动改变教学方法，使得校方、学生与市场都能满意。在更少的学时内教完课程，最方便可行的莫过于直接采用串讲的方法。然而，学生对基本内容都不够了解，采用这种办法授课，没有基础的学生一定会如坠五里云中，晕头转向。

篇7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篇8

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鼻祖，是南朝诗坛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唐诗的研究盛况相比，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并未得到研究者应有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已有的关于山水诗歌创作的个体研究中，研究者的目光又主要集中于陶渊明和王维身上，对于诗歌中汉魏晋到宋齐梁陈的转变中具有关键性桥梁作用的谢灵运，迄今为止已有的研究与其在诗歌史上实际所处的地位明显不成正比，特别是其生态学对于现今社会的积极借鉴意义研究甚少。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两百多年来国外各派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作品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从斯蒂芬、阿诺德、布拉德利到现代派的批评家们，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的手段对华兹华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宗教思想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因此他的作品似乎已经没有多余的评论空间了。然而纵观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面，从和谐生态学角度对谢灵运和华兹华斯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

当人类迈入21世纪，人类工业化文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类对经济利益无所顾忌的追求，导致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高涨，我们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革命。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历了雾霾的痛楚后，文学评论界也开始转向了生态视角，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诗歌，试图从意识领域里找到缓解或者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平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外诗歌中存在着众多十分相似的情况，这是诗人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和加工塑造的结果。两位诗人分别是中英自然诗歌的杰出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在“自然”这一客观主题上，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通过收集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及谢灵运的山水诗，探访绍兴与谢灵运诗歌相关的景点，如东山、始宁别墅等，寻找华兹华斯与谢灵运诗歌共同的基础―自然，本人发现这些景点的自然美及对精神的慰藉和平静作用，大自然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从大自然中得到快乐，得到启示，得到心灵的自由。同时两位诗人通过诗歌向世人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

华兹华斯和谢灵运的生活经历相似，早期的坎坷对他们创作产生影响，他们一生中都遭遇了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对他们的思想与创作产生冲击，并最终确立了他们作为自然诗人的风格，促进了他们向自然诗人的转变。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思想背景，基督教与道教分别形成了华兹华斯和谢灵运诗歌的生态思想基础。道教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在“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的法则之外，赋予了大自然更加丰富的内涵，教导每个人要用心感受周围的事物，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谐和循环”也就是万物循环、太极长转的道理，从而使人类在大自然中获得广泛和深刻的启迪。基督教认为自然与人类皆是上帝的创造物，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自然万物是上帝的创造，同样闪耀着上帝神性的光芒，能够与人类心灵相通。生态思想的基本理念，即整体，和谐，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原则。华兹华斯在他的短诗和散文作品中展示了人要尊重自然，合理开发自然，人要善待动物，合理利用并积极保护动物，脱离自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会造成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的观点与谢灵运道家“人法自然”的基本生存原则不谋而合，都旨在弘扬关怀自然，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人类追求精神生态的平衡和谐注入了新力量，继而实现环境与人和谐统一。

因此在“自然”这个交汇点上，华兹华斯和谢灵运有深刻共鸣。

[参考文献]

[1]Bate，Jonathan.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M].London：Routledge.1991.

[2]Beer，John.WordsworthandtheHumanHeart.[M]London：TheMacMillianPressLtd.1978.

[3]顿德华.论谢灵运山水诗的生态审美意蕴[J].柳州师专学报.2011（26）.

[4]冯静芳.生态美学视野下谢灵运的解读与评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7.

[5]江舒桦.《丁登寺》与自然的再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

[6]江建军.华兹华斯――一颗困扰心灵[D].浙江大学.2002.

篇9

一、文学审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审美是一种体验，审美体验是形象的直觉，外在的客观之物能通过审美心理机制直接影响并促成审美主体的观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备的独特气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对身处其境的文人们产生特定的文学审美反应。流域之水是一种审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区域色彩后，才复合出其他意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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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说明，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环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区域中，辽河流域主要流经辽宁省、东部地区和吉林省南部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包括“东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为山高水寒，这使人皮肤收缩，汗毛孔闭合，穿着厚重，与自然的距离加大，对外界持一种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审美态度，故文学上主要选取凉风、寒蝉、白露、飞蓬、归鸟、孤兽、廖廓之谷等适宜寄托清冷之气和哀愁、忧患之思的物象，侧重冷色调。如完颜亮《驿所》：“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过汝阴作》：“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目暮乌争噪，幽径草深入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爱新觉罗·玄烨《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等。

古代文学评论中常把黄河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北方文学与长江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南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也按此论析。我国秦岭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长江水系，秦岭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黄河水系。黄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内蒙古、陕、晋、豫、鲁等9个省(区)，东入渤海。黄河流域地理特征为黄土流沙，河宽水湍，是中华文明的先发流域，特别是从汉至唐引领中华文明发展。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赵文学圈、秦陇文学圈、三晋文学圈和齐鲁文学圈。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导致其民心境开阔，粗犷壮直，忧患意识浓，文学审美上多取狂风大川、峦山阔原、白云骏马等适宜抒发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倾向于以贞刚之气叙事辩理，黄色调明显。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十个省市。流域内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长江流域文学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学圈、荆楚文学圈和吴越文学圈，唐以后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引领者。由于长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险水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桥、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体现柔、细、雅审美倾向的物象，绿色调突出。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和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进行比较，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所说：“《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而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黄河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气势磅礴的汉赋；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等。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观沧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潼关怀古》)等。长江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学；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等。作品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南朝乐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个水系组成，分布于我国的云、贵、桂、粤、湘、赣六个省(自治区)。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岭，南临大海，中亘两广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间，兼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其代表文学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学、黔贵文学、八桂文学、岭南文学和琼州文学，元明清时期才后来居上，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文学中多取瘴、岭、贪泉、毒草、蟒蛇、蛊、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达险恶蒙昧和原乡审美倾向的物象。具体文学类型有幽怨难适的唐宋流放派；原生开放的明清岭南文学等。如“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隐《异俗》)；“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转贴于 极，人称老病馀”(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蹈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宋之问《入泷州江》)等。

二、文学风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学者竹内敏雄把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影响文学风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国历代的文学评论者也注重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文学风格，如曹丕、刘勰、司空图、皎然、姚鼐、刘师培等。

从流域视角来看，辽河、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学风格各有特征。辽河流域文学风格以“劲健”、“清奇”为主，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学史上，辽金元时代是辽河流域的兴盛期，所以考察这一时期辽河流域文学风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篇10

宏观地说，任何一门课程教学，对其内容与方法的选择，都离不开教学的目的。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从较低的要求看，自然是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对经典性的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从较高的要求看，当然也要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实用功能，“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这样，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既要以文学作品阅读消化为主，也要尽可能多地吸纳古今学者研究的成果，只靠讲授一套教材是不足的。

首先，古代文学课程是一种传统的课程，相关教材种类繁多。但任何一套教材的内容，都与编者的学术视野有关，不同的编者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有不同。所以，选择一种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还必须参考其他教材。另外，任何教材的编写，在时间上通常都比较靠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可能收入教材之中。所以，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当主动搜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灌注到教学之中。

实际上，要真正将古代文学课程教得有自己的特色，在内容上还少不了教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教材上或其他成果的内容的讲授，离不开教师的辨析，尤其是教材上有表达错误的地方，教师还必须进行内容纠偏，并提供相关论据材料。

比如当下多数高校选作教材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述及元杂剧《东堂老》时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总把商人作为讥讽和鞭挞的对象。……而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

从这段文字内容看，编者实际上认为在《东堂老》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没有商人正面形象的。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不要说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富好行其德”的商人范蠡形象，就在元代之前的南宋．洪迈小说集《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品格高尚的商人形象，如《荆山邸客》中的韩洙、《画眉山土地》中的杨文昌等。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多数高校选为教材，像以上所举的纰缪之处也在所难免。针对所选教材内容的不足，教师必须借鉴其他多种教材，搜罗相关知识的论文论著成果，包括自己的研究心得，一并提供给学生。

其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虽然以古代文学史教学为主．，但不能局限于此，还应当与古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的部分内容整合起来。没有大量作品作支撑的文学史教学，往往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论教学，使学生不明所以，容易感觉枯燥而失去主动学习的兴趣。有时还必须结合古代汉语知识具体分析文学作品的构成，否则难以使学生学以致用，往往闹出笑话。

实际上，只有作品决定了作家本身的价值，而非后世某人或某群人的评判；也只有作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古代文学史完全可以看成是古代文学作品形态流变史，抓住古代文学作品，才能统合古代汉语、文学评论等知识。所以，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选，是极为重要的。

笔者曾经加入过网络诗歌群，看到一些自称是中文系毕业的群友，写作出的“律诗”竟然不讲平仄，不讲押韵，也不讲对仗，不过是七言八句而已；同样，写作出的“词”也只是按某一词牌的句数和字数填写，根本不考虑平仄、押韵与对仗等要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可笑现象，与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失误是有极大关系的。

在当下的中文系课程教学中，关于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属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但显然诗词是文学，硬是将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中剔出，容易导致学生顾此失彼，将本应综合一体的知识断为两截。这样的安排，也就难怪中文系培养出的学生在写作古诗词时闹出笑话了。

鉴于当下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内容上的偏颇，笔者认为，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与古代汉语部分内容重新整合，教师授课时也时常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打破教条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大胆主动地学习乃至研究古代文学，对于提高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文学修养，应是必需而切实有效的作法。

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便是教学方法了。古代文学课程内容十分丰富，但目前许多学校为节省开支或过多开设选修课，压缩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学时，这样，教师们按教材逐章讲授都讲不完，更不要说再根据不同线索进行串讲来组织复习了。所以传统的教学方法因课时减少的缘故，显得无法适应。但是，多数教师仍不放弃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讲授方式，往往是讲到哪儿就算到哪儿，没讲完的就让学生自习。这种态度相当消极，学生多数都表示不满。为适应学校缩减课时的变革，承担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当配合当前市场要求，将古代文学的教学往实用化方向引导，主动改变教学方法，使得校方、学生与市场都能满意。

在更少的学时内教完课程，最方便可行的莫过于直接采用串讲的方法。然而，学生对基本内容都不够了解，采用这种办法授课，没有基础的学生一定会如坠五里云中，晕头转向。或许有人说，让学生提前预习，用串讲法就没有问题，可现实是学校开设了更多的课程，学生课下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预习每门功课的。所以，用串讲法的同时，还必须对代表性作品作深入剖析，即与精讲作品法结合起来。

比如说，以文体为线索来串讲，当讲到宋词时，可选柳永、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黄庭坚、周帮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张炎等“本色”的代表作品进行比照式串讲，从而厘清宋代“本色”词发展的脉络；还可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晁补之、贺铸、王安中、朱敦儒、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刘克庄、蒋捷、陈子龙等“诗文化”的代表作品进行比照式串讲，从而厘清宋代“非本色”词发展的脉络。

教师在分析具体作品之前，对篇幅较短便于诵读的诗词，可以让学生当堂集体诵读一遍，以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对篇幅较长的小说、戏曲，则可提前指定有代表性的篇目让学生课后阅读，待上课时让一名学生简述故事情节，这同样能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并对教师分析具体的作品产生兴趣。在教师分析若干类型的作品之后，也可尝试让学生当堂分析作品，以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与感悟或分析的能力。

当然，若要使学生通过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获得更大的收获，还可以鼓励学生与古代文学作品内容“对话”，让学生在一个学期内交上几篇模拟古人作品的作业，以增强他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不过，在初学阶段要求每位同学都去模拟古人写作，或许有一定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加平时分的条件，鼓励有兴趣的同学提交古体习作。

另外，在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教学过程中，可尝试让学生进行作品朗诵；在故事性较强的文体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让学生课下将故事进行改编，或者以小组方式分角色表演。哒样，既可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多方面地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同时增强他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总之，通过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动口动手，在有实感的前提下认识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才能真正使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这样培养出来的中文系学生才不至于只会空谈文学发展的规律，拿古代作家的辉煌成就来吹牛，而是以自己实际提高了的思想情操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为市场服务。而上文提到的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写作律诗与词不顾平仄、押韵、对仗之类的笑话，也可声销迹灭。

总之，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离不开教学内容的整合。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搞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不仅涉及到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教学理念与职业精神，也涉及到教师各人的专长，还涉及到学校领导对教学力量的分配与组合。比如说，如果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们分别在某一文体研究方面有所专长，则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不一定要按时代分段来进行，中文系领导可以重新安排每位教师专门从事一种文体教学，而学校教务部门也应给予认可，不可以将实际效果更好的教学模式视为异端而加以干涉或惩罚。

参考文献

[1]谢谦，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误区[J].四川大学生学报．2001(2):38．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73．

[3]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8:2038-2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