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脱贫标准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现阶段脱贫标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扶贫开发属于建设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帮助农村脱贫，缩小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达到脱贫目的，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的运作和管理至关重要，其运作效率直接关系到扶贫资金利用价值的发挥出。但就现阶段而言，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降低了扶贫资金的利用率，阻碍扶贫政策的落实。对此，本文探究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及管理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管理理念的偏差。现阶段，在进行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中，管理人员缺少与时俱进的管理思想，由于贫困地区农民获取收入能力较低，并始终采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制约有效农村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在管理理念落后的情况下，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整体管理方向发生偏差，进而无法达到预期的脱贫效果。（2）绩效考评体系不完善。在中央财政拨付给地方扶贫资金时，由于绩效考评体系的不完善，仍然选择单一化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模式，降低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率。在实际管理中，中央财政主要根据当地农村人均收入、人口数量和相关政策等因素考虑进行扶贫资金的拨付，没有综合考虑致富因素对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弱化扶贫资金功能和扶贫作用，甚至会造成资金浪费的情况。同时在脱贫计划中，一些地区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利用扶贫资金发展经济，为农村获取短期利益，但从长远角度上看，更是加大了农村经济发展负担。（3）资金使用不合理。现阶段，在进行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中，其使用方式存在较大的缺失和漏洞，一些地区没有结合当地农村收入情况和农民利益开展资金管理工作，并和监督部门、资金流经部门进行利益挂钩，以相关政府部门利益为核心进行资金管理，进而降低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严重阻碍我国脱贫政策的落实。

2优化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的有效途径

（1）建立明确识别贫困目标机制。在进行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从管理理念入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开展扶贫资金管理工作，明确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并合理利用扶贫资金加以解决，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方向的明确性，进而达到脱贫目的。除了管理理念的更新之外，相关工作人员要建立明确识别贫困目标机制，打破终身制，界定扶贫界限和扶贫指标，采取国家标准与地区标准结合的方式，客观性划定贫困线，并适应该地区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使得农村贫困人群可以真正获取政府财政扶持，提高资金利用率。（2）完善资金管理绩效考评体系。为了提高农村财政资金利用率，相关工作人员要完善资金管理绩效考评体系，跟踪监测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果，构建阳光财政。1、公示扶贫项目与资金使用，遵循公开、公正的管理原则，借助报纸报刊或是互联网的宣传形式，公示上级批复的扶贫项目、资金分配和分配标准等信息，针对通信不发达地区，可采用集中公示方式，提高扶贫资金监管力度。2、实行专户管理制度与集中报账制度，加大绩效考评力度，改变传统单一化考评方式，丰富考评主体，添加自评项目，防止扶贫资金侵占或是挪为他用等情况。

3、实行扶贫资金验收制度，在了解扶贫建

设工程的基础上，掌握农村参与情况和资金投入方向，及时更新扶贫信息，并对扶贫资金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价值。4、加强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监督，安排专门人员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一旦发现扶贫资金不合理利用，就要及时制止，以免造成不良影响。（3）应用动态化资金管理模式。在明确农村财政扶贫标准后，相关工作人员要引入动态化管理模式，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对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进行全过程控制管理，提高扶贫资金利用率，进而实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水平的提升。其具体措施可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强化该地区信息档案管理，逐村逐户进行建档立卡，明确贫困人口底数，逐一构建包村、乡镇、县地方等三级脱贫项目，明确贫困人口数量，做好资金申报、立项、审批、验收、拨付、使用、结算以及审计等环节，安排专人负责，事后将这些信息档案进行入账保存，以便后期查询。第二，合理判定脱贫成效，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行奖优罚劣措施，激发管理人员积极性，提高管理效果。第三，合理利用互联网构建动态化贫困人口监测网络，定期检查脱贫对象与入贫对象实际收入情况，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的综合质量水平。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及管理途径的研究，得出：现阶段，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工作中存在资金管理理念、绩效考评、资金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急需解决。为了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利用率，要建立明确识别贫困目标机制，完善资金管理绩效考评体系，应用动态化资金管理模式，完善资金管理体系，进而达到最佳管理效果。

参考文献：

[1]徐彩华.河北省农村财政扶贫资金运作管理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4.

篇2

脱贫攻坚能检验领导干部是否是政治的明白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既是战略性问题，也是政治性问题。党的十对人民、对历史作出庄严承诺，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清晰具体的目标界定，强调“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掉队”的全面小康，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贵州的小康关乎到全国。有志气、有信心、有行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贵州的干部政治头脑清醒、政治立场坚定、能够担当大任、肩负重托的具体体现。

篇3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104-05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以成立权威性的中央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为标志，以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与资源为特征的扶贫开发战略迅速在全国贫困地区推行开来。经过20年的扶贫开发，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综合分析、研究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对于全面总结中国反贫困战略实践的历史经验和进一步推动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贫困带，是甘肃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20年来，陇南市在扶贫开发上取得了许多中国贫困地区反贫困的共同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考察陇南市扶贫开发20年间的资金来源，建设投向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于剖析中国扶贫政策的绩效具有典型性。

1、贫困特征及归因分析

陇南市共辖一区八县，195个乡镇，3237个村，总人口272.4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到86%，境内有汉、回、满、藏、壮等多个民族居住。截至2005年，全市有7个县、181个乡、2217个村被列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其中，乡、村数量分别占到全省扶贫重点乡、村总数的24.37%、30.41%，是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最重的地区；贫困人口89.7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总量的17.8%，贫困人口数量居全省最多；其中，绝对贫困人口30.04万人，占全省绝对贫困人口的20.22%，数量比重居全省最大；农民人均纯收入1353元，居全省最后。

全市整体贫困类型属于受资源约束、基础设施约束、区位约束、科教文化约束等综合型制约因素导致的综合性贫困。考察陇南市贫困状况，其主要特征有：

1.1 贫困普遍

目前，陇南市贫困发生率为32.92%，全市九县（区）中，有七个县（区）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扶贫重点乡181个、重点村2217个，分别占全市乡镇总数的92.8%，行政村总数的68.5%。类似于发达地区的贫困是插花性贫困，陇南市的富裕基本上属于插花性富裕。

1.2 贫困程度深

2005年，全市绝对贫困人口有30.04万人，占贫困人口的33.5%；农村饮水困难人数达80.49万人，占农村贫困人口的89.7%，贫困人口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饮水困难；不通公路的村740个，占行政村总数的30.42%；农民人均灌溉面积为0.33亩，仅占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的17.9%。贫困程度深还进一步表现在扶贫重点乡的各项指标中，如表1，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024元，比全市平均水平低32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956元；农民人均粮食产量259公斤，比全市人均量低66公斤；农民人均灌溉面积0.25亩，比全市人均占有量少0.08亩，人民生存条件更为艰苦，自然环境更为恶劣。据资料统计，陇南市有近60万人居住在泥石流及滑坡等地质灾害区，有30万人居住在林缘生态脆弱区，饮水条件差、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配备空缺，生存环境恶劣，贫困程度深。

1.3 贫困人口的分布与地域自然条件具有明显相关性

陇南市气候呈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三大类型。北亚热带区耕地面积约200万亩，属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农业区，区域内生产条件好，土地产出高，群众生活相对稳定。暖温带区包括全市的中部、东部、及南部的广大地区，海拔在1100―2000米之间，耕地面积约为150万亩，为三年四熟农业区，区域内生产设施配套相对滞后，交通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和部分贫困人口生存区。中温带区包括全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年最低气温在-20℃以下，耕地面积约100万亩左右，为一年一熟，三年两熟农业区，区域内生产条件差，教育、卫生、交通、供电等公共设施配备不能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多为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区域及冰雹多发区，是全市贫困人口集中区。

1.4 区域内经济生产单一

具体表现在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关系封闭，生活来源单一，是一种以种植业为主，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如表2，近几年，全市种植业一直占农业结构的六成以上，粮食作物的种植占到八成以上，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主要以农业为主。在大多数贫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山高坡陡，牲畜是唯一的生产工具，落后的生产手段，几十年不变的生产方式，被动地依赖自然界的施舍，自然经济基础根深蒂固，致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徘徊状态。

1.5 脱贫人口不稳定

2005年，陇南市的返贫率为25%，返贫率高，脱贫人口不稳定，使全市扶贫开发工作呈现出丰年见大效、常年见微效、灾年失效返贫的波动式局面。究其原因，除受自然、经济等客观条件影响外，贫困线的低标准，是造成脱贫人口不稳定的主要原因。2005年，陇南市平均农村贫困标准线是865元，除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3个县的贫困线标准在900元以上，其余6个县的贫困标准线均在675元以下，这与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农村944元的低收入标准和农村683元的贫困标准相比较低，更低于国际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⑤。由于扶贫开发层次低，且低标准地解决了温饱，致使贫困人口抵御风险能力差，还未形成自我“造血”的能力，加上缺乏社会保障机制，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经济波动等，刚解决温饱的农户就会重归贫困，同时也使扶贫成本加大。

基于贫困现状，一般来说，影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可分为导致型和障碍性因素两大类。

导致型因素，即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贫困成因的主要因素，多具客观性。陇南市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山地多、平川少，人均耕地面积小，而现有耕地中仅19%发展为水浇地，其余均为山地，中低产田占耕地比重大，导致人类生存空间狭窄；还有一部分地区是旱、涝、洪等自然灾害频繁区，生存条件脆弱，人们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出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象。这些地方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自然的不可抗力导致，致使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较高。

障碍型因素，即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社会发展速度，致使贫困地区长期发展迟缓的主要因素，多是历史原因或资源、能力的束缚。就陇南市的情况，主要有：（1）人口素质低。全市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初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分别占总人口的36.82%、22.45%、7.02%，平均受教育5.1年，不及小学水平。（2）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造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公路运输是全市的主要交通运输形式，且公路交通落后，其中等外公路占总里程的78.7%，不通等级公路的乡镇达76个，832个村不通公路，占行政村总数的25.7%。（3）财政困难，缺乏建设资金。全市2005年财政收入6.64亿元，当年消化赤字3466万元，累计赤字36.525亿元，入不敷出，财政自给率仅为11%。因受资金制约，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进程迟缓，自我发展能力薄弱。

2.扶贫开发的实践分析

2.1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

陇南市是1986年开始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20年间，扶贫财政资金共投入83697.35万元，扶贫信贷资金76187.25万元，分别占扶贫资金总额的52.35%，47.65%，不同类型的扶贫资金体现了国家对各类资金投入的使用要求，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在全市的扶贫开发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决定了陇南市扶贫开发的实践方向，即主要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产业、扩大劳务输出、推动科技进步等，帮助农民脱贫。通过扶贫资金的注入，二十年来，全市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贫困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少。可以看出（图1、表3），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人口的减少有显著影响。按照扶贫资金的投入变化，陇南市的扶贫开发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6年～1995年）扶贫开发的平稳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扶贫资金总投入2.9亿元，占全阶段扶贫资金总量的18%。扶贫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投入量稳步增长，其中，扶贫财政资金增长了1887.8万元，年均递增14.6%；扶贫信贷资金增长了1718.8万元，年均递增12%，扶贫财政资金增幅高于信贷资金。10年间，基本解决温饱人口59.04万人，平均每年解决温饱人口6万人，脱贫投资人均488.06元。总体上，这一阶段陇南市扶贫开发主要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逐步积累经验，向开发式扶贫阶段过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1996年～2000年）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时期。这一时期，是国家“八七攻坚”实施阶段，全国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五年间，全市扶贫资金总投入量达7.5亿元，占全阶段扶贫资金总量的47.07%，几乎为总投入量的一半。扶贫信贷资金与扶贫财政资金投入额度剧增，其中，扶贫财政资金增长了6150.4万元，年均递增27.5%，增速是第一阶段的1.9倍；扶贫信贷资金5年间增长了9820万元，年均递增36%，增速是第一阶段的3倍。总体上，扶贫信贷资金增幅额度高于财政资金，这一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贫困农户种、养、加农业的发展。这期间，随着扶贫资金的大幅增加，反贫困工作处于高峰，五年间，基本解决温饱人口77.85万人，脱贫投资人均966.67元。

第三个阶段（2001年～2005年）扶贫开发攻坚阶段。这一时期，扶贫政策将扶贫的对象从县级区域调整至贫困村和贫困户，主要采取了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扶贫资金总投入5.6亿元，占全阶段扶贫资金总量的34.9%，投入趋势有所变化。其中，扶贫财政资金投入稳定持续增长，5年间共增长了33981.1万元，年均递增10.0%；扶贫信贷资金投入逐年减少，到2005年只投入了427万元，还不足1986年的投资水平，扶贫财政资金投入量高于信贷资金。这一时期，基本解决温饱人口39.18万人，脱贫投资人均1224.55元。脱贫投资系数较前两个阶段明显偏高，说明扶贫资金效益减弱，扶贫开发工作难度加大，反贫困开始进入攻坚阶段。

2.2 扶贫开发的取向分析

扶贫资金的投向，决定了扶贫开发的取向问题。20年来，陇南市的扶贫工作既是不断地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也是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过程。在各类扶贫资金使用中，坚持改善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坚持向贫困带、贫困片倾斜，坚持扶贫到村到户，坚持项目管理，突出效益，对各项扶贫资金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集中使用，扶贫资金重点投向了以下几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发展种养加工业，四是加强科技培训和推广，五是实施移民开发。扶贫开发的取向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2.2.1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基础工作。从1986年到2005年，陇南市扶贫开发一直注重对梯田、小型水利、集雨节灌、人畜饮水工程、农电线路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投入量达到了5亿多元。进入新世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占到了各类扶贫资金总投入量的39.5%，其中，小型水利建设占基础设施建设的49.2%。

2.2.2 调整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经济结构，向养殖、加工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近些年来，打破单一经济结构，发展农村主导特色产业和区域性特色产业，是陇南市增加农民收入的侧重点。2001年到2005年，全市养殖业、加工业平均每年投资935.0万元、1241.2万元，高于2000年以前的平均水平。

2.2.3 以地膜覆盖、间作套种、立体栽培、综合管理等为主的各类农业实用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科技扶贫，是全国推广的开发式扶贫模式之一，它以技能开发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原则，达到科技增效的目的，为贫困地区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作用。从2001年到2005年，科技扶贫平均每年投资523.6万元，高于1986年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投入（208.1万元），投入量在各阶段投资总额比重也上升了0.7个百分点。这说明，新时期贫困地区对科技扶贫的认识较以往有了更大的提高。

2.2.4 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表4可以看出，2001年到2005年，扶贫项目较前一阶段增加许多，如学校、卫生、广电事业、防灾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和一池三改等农村社会事业。虽然投入所占份额不大，但可以说明，陇南市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更加关注贫困人口的人文建设。

2.2.5 劳务移民是陇南市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劳务输出空间很大。陇南市人多地少，部分地域生存环境恶劣，因此抓劳务移民，减轻贫困乡村的生存压力，一直是全市扶贫工作的致力方向。2001年到2005年，全市移民安置投入了2321万元，投资比重比2000年以前上升了1.7个百分点。劳务输出工作略显不足，虽然，近些年地方政府加大了劳务培训力度，但2001年至2005年劳务培训投入334万元，只占到扶贫财政资金的0.6%，培训农村劳动力2.23万人，仅占全市农村劳动力人数的1.4%，劳务输出空间很大。

总体上，从陇南市扶贫开发2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措施更加具体化――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科技文化对于提高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形成的作用。体现出我国扶贫政策向以市场经济为指导的轨道转换：转为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为特征的扶贫战略；转向重视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由过去的扶持农民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农副业，转向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支柱产业；由单纯地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和物资转向帮助贫困地区进行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

2.3 效益分析

2.3.1 总体效益

陇南市扶贫开发20年，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3元，2000年增加到956元，增长了395%；2005年增加到1353元，比1985年增长了601%。贫困发生率由1986年的72.8%下降到2005年的32.92%，下降了39.9个百分点。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54.7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9.7万人，减少了65万人。人均GDP由1985年的272.24元增加到2005年2730元，增长了9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85年的25312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191913万元，增长了658%。可以看出，陇南市贫困人口的脱贫取得了显著效果，农村义务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全市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这当中渗透着国家政策、农村政策、人力资本的作用,而扶贫开发工作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3.2 扶贫效益的定量分析

定量评价扶贫开发的实践效果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限于数据和资料的掌握情况，本文主要以扶贫资金的投入产出率、脱贫投资系数、贫困深度、贫困强度指标分析为主，对扶贫开发的效果进行定量考察。

投入产出率。1986～2005年，陇南市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6亿多元，按1985年贫困人口154.7万人计算，20年累计人均扶贫资金投入1034元。从产出看，20年来，陇南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193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3元，增加了1160元，略高于扶贫资金的投入数量，平均投入产出比为1∶1.1，考虑到其他因素的贡献，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基本持平，扶贫效果对扶贫资金的投入数量依赖性很大。

脱贫投资系数。从解决温饱的情况看，1986～2005年，陇南市共解决了65万人的温饱问题，占1985年贫困人口的42%，脱贫投资系数为2461元，超过了国内脱贫投资系数标准值(国内专家测算,要稳定地解决一个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需投入资金1500～2000元/人)，低于国际标准值(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测算的脱贫系数为5000元/人)。这一结果测算的资金投入并不是全部扶贫资金投入，如果加上世行扶贫贷款、社会帮扶等全部扶贫资金投入测算，脱贫投资系数则更高，可见扶贫开发效果不是很理想，资金效益率低。

贫困深度指数与贫困强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表示贫困人口的贫困收入或消费水平偏离贫困线的程度，有助于理解贫困人口总体的贫困程度，一般情况下，指数越高，贫困程度越深。贫困强度指数侧更突出揭示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一般来说，指数越高，贫困强度越大。考察贫困深度指数，可以帮助人们注重降低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而不是单纯注重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而考察贫困强度指数，更有助于人们关注收入最低人群的福利⑥。

资料来源：陇南市扶贫开发办《1986～2005年陇南市扶贫统计资料汇编》2006年8月。其中，2000至2004年的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按农民人均纯收入625元和865元的标准核定；2005年按675元和942元的标准界定。

数据来源：陇南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陇南市农村住户调查统计资料》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近些年，陇南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虽有较快增长，但贫困人口内部差距拉大，表现出低收入人口大幅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速度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如表5所示，从2000年到2005年低收入人口减少了30.85万人，而绝对贫困人口仅减少了8.33万人，实现总体稳定解决温饱的差距拉大。本文根据陇南市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组数值，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4个年份，计算贫困深度指数与贫困强度指数，如表6。

结果显示，1986年扶贫以来，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52.98%下降到32.92%，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贫困深度指数与贫困强度指数却有所恶化，1995年到2005年，贫困深度指数从11.85%增加到15.97%，增加了4.1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指数从3.81%增加到7.75%，增加了近一倍。由于大量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口脱贫，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加深。因此，这部分贫困人口是现阶段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3、结论与政策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陇南市扶贫开发经历了前期基础设施建设积累、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时期、最后进入扶贫攻坚阶段的发展轨迹，这是国家扶贫开发历程的一个缩影。纵向比，从1986年～2005年，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陇南市人均GDP增长了10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翻了7倍，贫困发生率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倍。但横向比，近些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绝对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加深。如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国为3255元，甘肃省为1980元，陇南市为1353元，而陇南市扶贫工作重点乡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2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同时也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956元。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生活在不同地区人们的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阶梯式”地持续扩大了，贫困地区实际上存在着“贫困化”的恶性循环过程［7］。

因此，无论从关注最贫困人口、关注社会公正出发，还是从减少潜在的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出发，对于这种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扶贫力度和措施。

3.1 新阶段扶贫投入的边际效应下降，脱贫成本增加，贫困地区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问题

2005年，国家对陇南市投入的扶贫资金约1亿多元，如果按当年解决8万人的温饱问题（以2001～2005年平均每年的脱贫人数）来算，解决每个贫困人口的温饱需投入扶贫资金的1369元。而截至2005年，陇南市尚有89.7万的贫困人口，要使得这些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国家共需投入扶贫资金约达13亿元。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的5年时间内，每年就需要投入资金2.6亿元，这也就是说，扶贫资金的投入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一倍多，如果考虑到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越来越大的事实，所需要的资金也许会更多。因此，尽管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已经大大下降，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却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资金投入

3.2 今后的扶贫政策设计应将贫困深度指数与贫困强度指数作为考察扶贫工作的重要指标，重视贫困群体内部分配的差距问题

目前，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依然严峻，尤其是最低收入人口的数量减少不多，收入增长不快，其脱贫越来越多的依赖具体的扶贫政策以及相应的公共投资。如果只单纯追求尽快减少贫困人口总量，可能导致剩余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降低，更远离贫困线，而且贫困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这与扶贫目标相矛盾。

3.3 需要重新测定贫困地区的贫困标准线

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贫困标准线制定较低，致使扶贫开发层次偏低，返贫率高。2005年，陇南市农村贫困标准线平均为865元，而其中的礼县、宕昌县、西和县、康县4个国列贫困县的农村贫困标准线仅为625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以较低的贫困线作为目标，往往使贫困人口的脱贫建立在一种低水平且极不稳定的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脱贫人口还未真正建立起自我发展的能力，抵御风险能力较弱，遇到风险极易返贫。

3.4 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促进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应该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着眼点

目前，为解决农村生存压力，大多数贫困地区都以劳务输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如陇南市，去年劳务输出40万人（次），但大量的输出人口中，仅有4.49万人（次）参加培训，只占劳动力输出总人数的11%，培训投资较小。除培训外，全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也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6年，未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在此情况之下，必将决定劳动力转移的低层次就业。因此，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应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陇南市统计局.2006年陇南市情资料［G］.2006，（6）.

［2］陇南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陇南市农村住户调查统计资料（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G］.

［3］陇南市人民政府.陇南市“十一五”以工代赈建设规划［G］.

［4］陇南市扶贫办.1986年――2005年陇南市扶贫统计资料汇编［G］.2006，（8）.

［5］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62-68.

［6］苗齐.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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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40 [文献标识码] B

20多年来，海南省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保持着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已从建国初期的国防前哨站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旅游度假胜地。截至2012年底，海南省GDP实现2855.3亿元，人均GDP达到5147美元。特别在2009年，海南省抓住机遇，全力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站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然而，仍有一批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益处，目前海南省贫困人口数为75万余人。这表明，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仍然是海南省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本文从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入手，提出对策建议。

一、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

截止2012年底，海南省共有20个行政区划。从贫困人口数量来看，截止2011年底，海南省为响应国家号召，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因此将扶贫标准从1393元增加到2650元，提高了90.2%，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40.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75.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29%。尽管多年来海南省在脱贫工作进程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总体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脱贫工作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贫困人口所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低

过去长期实行的救济式扶贫让海南贫困地区“习惯”等待国家援助资金，靠上级财政拨款，要扶贫资金，而不是自力更生求发展，自主发展能力低。2011年，海南省五个国家贫困重点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5251万元，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达699741万元，支出是收入的6.65倍，财政赤字达594490万元，财政自给率平均只有15.04%，同比海口市2011年财政自给率61.28%，相差46.24个百分点。在财政自给率指标上，财政自给率超过20%的县（市）只有五指山市，为22.18%；临高县和保亭县两者财政自给率基本持平，分别为17.25%和17.92%；白沙县的财政自给率最低，仅为9.02%；排在倒数第二是琼中县，为10.00%。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关键在于自主发展水平能力的不断提高。海南省贫困地区财政自给率的低下，将拖累该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科教文卫、社会福利事业的向前发展，从而无法真正摆脱贫困。

（二）绝对贫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

在贫困程度的测算上，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区域内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可以直观反映该区域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是研究贫困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数据。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2010和2011年为例，2010年海南省最低收入户、困难户和低收入户三者的食物支出和总支出之比为60.83%，2011该数据为58.03%。纵向比较，2011年海南省贫困户恩格尔系数为58.03%，相较于2010年60.83%，下降了2.8个百分点，反映了海南省这两年尽管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但在脱贫工作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横向比较，2010年和2011年海南省贫困户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0.83%和58.03%，均高于同年全国41.1%和40.4%的水平，分别多出19.73个百分点和17.63个百分点，说明海南省贫困户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生活标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基本生活缺少保障，生存受到一定威胁，绝对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三）贫困人口所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偏低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在经济、旅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脚步明显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段时期以来，海南省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投入的经费明显偏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2011年海南省地方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78%，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8.70%，此两项指标合计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3.48%，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低了17.92%。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会使扶贫重点县（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生活质量难以保障。

二、海南省贫困人口因地制宜脱贫的对策

随着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海南省委省政府应抓住历史机遇，根据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结合海南省发展实际，选择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脱贫对策建议。

（一）以资源优势促转变

针对当前海南省绝对贫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的问题，海南省应整合贫困地区现有的资源优势，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发展促使绝对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根本转变。总的来看，海南省贫困地区具备以下几个资源优势：一是土地和气候资源。海南省贫困县集中在中部五指山脉区域，实有耕地面积17.07万公顷，且海南省地处热带，农田终年可以种植，部分农作物可实现一年2至3次收获，是我国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最佳地方。二是矿产资源。海南省目前探明矿种共有88种，矿石产地320处，大部分都分布在贫困地区。此外，位于省级贫困重点县（市）东方市、以天然气产业为主的化工城已初具规模，其资源可成为推动海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三是交通便捷。海南省环岛高速公路1999年全线通行，贯穿白沙、昌江、东方、乐东等6个国家、省重点县。另外，粤海铁路的开通以及海口、三亚两座国际机场建设的不断完善，都表明海南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海、陆、空交通网络。只要充分认识、利用和发挥好这些自身资源优势，必将带动海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二）集中扶贫资金着力综合开发

在资金使用上，建议把各类扶贫资金集中起来，按照资金使用的不同途径，提高比例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科技推广和卫生、文化等事业上。其次，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负责统一协调各类扶贫资金的投放和使用，保证重点扶贫项目的实施。同时，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在下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改革海南省原有的项目审批制度，变上报审批为上报备案，适当地给贫困地区更多的自，从制度层面增加贫困群体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扩大他们的选择面，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直至脱贫致富。最后，海南省政府还应从反贫困的有效治理出发，将脱贫工作重点放在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和政府转型问题，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长效供给和安全保障。

（三）与时俱进创新扶贫开发模式

随着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旅游业被确定为海南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扶贫在全省得到了重点发展。将国际旅游岛建设工程与脱贫工作有机结合，以旅游开发为载体，可以创造出以全行业旅游扶贫动员为特色的海南省旅游扶贫模式。其中，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海南省新设立的地级市行政机构三沙市，可作为旅游扶贫的重点项目，以海南省政府为主导，合理编制三沙市海洋相关规划，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结合三沙市自然资源特点，从生态的角度，以高端岛屿开发为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发挥海南省政府创新职能角色，对三沙市旅游业的发展给予适度的政策扶持，在财政补贴、银行信贷、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适度的优惠，以旅游扶贫来拓展贫困人口的发展空间。

（四）重视科技教育事业

脱贫工作还应重视海南省贫困地区科技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的成果，逐年减少新文盲的数量，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人口素质。要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转变机制，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队伍，开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乡服务活动，传授农技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科技培训体系，指导广大农民获取农技知识，真正掌握科学务农技术，成为能工巧匠和生产经营的领头人。政府要正确引导剩余劳动力转移，从事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及其他服务性行业，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各类人才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综上所述，海南省现阶段贫困是由多个问题合力形成的贫困恶性循环。要想解决当前问题，必须对脱贫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以此为前提，透过多种视野，选择符合《纲要》要求的对策建议来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政策和具体项目的实施，向反贫困目标迈进，逐步缩小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之间的差距，最终从量变积累成质变，贫困现象得以消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蒋定之.2012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J].海南人大，2012（3）：14-24

[2]廖宇航.海南省城镇贫困现象初探[J].农村金融，2012（2）：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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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066-03

农村社会保障作为中国整体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思路与发展模式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起来，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因此，中国在逐步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既要借鉴国内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也要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的整体思路与具体措施，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减压阀”与“稳定器”作用，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发展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多，因此，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首先明确指导思想，从宏观层面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理清脉络，确定思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要遵循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发展农村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农村社会保障事业[1]。

具体说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与思路。

（一）必须坚持“低标准、广覆盖、深层次、可持续”的原则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虽然历经几十年的资本积累之后，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遗留漏洞及欠债问题很多，所以相对来说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资金缺口依旧比较大，短时间内投入的一次性专项资金也就不可能太多。因此，中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可能追求过高的保障标准，而只能确保保障范围的扩大，尽最大努力做到“应保尽保”，也就是常说的“低标准、广覆盖”。另外，在建设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保障体系和内容设计的科学合理，做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既符合中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使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又能满足未来农村更高保障项目的发展需要，同时具备经济性与可持续发展性，达到“深层次、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二）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安排上要循序渐进，依次提高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遵循“低标准、广覆盖、深层次、可持续”的发展方针，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和内容的选择上面必须先后有序，不可能齐头并进。针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先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因为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实行，农村核心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传统的以子女为依靠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正在逐步瓦解，另外由于农村产权制度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很多时候也是名存实亡，集体经济对农民养老的帮扶作用也是日渐微弱，新时期农民的养老问题只有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解决。其次，很多农民由于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营养不良等诸多因素，造成农民在到达一定年龄阶段，尤其是年老之后往往疾病缠身，不仅丧失劳动能力，而且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会使已经脱贫的农村家庭再次返贫，因此，医疗保险对农民的重要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对比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由于客观环境与自身因素的限制，通常缺乏增收创收的途径，人数也相对较多，并且往往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所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维持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以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内容为核心，因为这三大部分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里面最欠缺的，也是农民最迫切需求的，集中资金和精力重点主攻这三大领域就是“好钢用到刀刃上”，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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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问题；分析

一、农业成本攀升，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

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持续攀升等原因，当前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30%-50%，竞争力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而不稳，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持续。2004-2015年，我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亩均成本大幅攀升，从395元增至1090元，增长175.6%；其中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长112.4%，亩均人工成本增长216.6%，亩均土地成本增长302.7%。在粮食成本大幅攀升的情况下，政府以托底收购（2004年开始）和临时储备政策（2008年开始）保障种粮积极性。加之国际粮价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跌、石油价格在2014年下半年开始暴跌（影响国际航运成本）、人民币兑美元2005年以来总体升值，当前中国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30%-50%。

二、部分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

因消费结构升级、价格机制问题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进口激增，玉米供大于求、库存高企。《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指出，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进入消费主导农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加之农产品价格机制市场化改革滞后，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供求缺口逐年扩大。

在大豆方面，1992-2015年，大豆产量从1030万吨增至2004年的1740万吨顶点后降至1185万吨，而国内需求量从1114万吨增至9926万吨，供给远小于需求。在玉米方面，2012-2015年产量大增，从17483万吨增至23021万吨，但因经济下行、进口玉米便宜和玉米替代品不断增长，国内消费量从16765万吨降至14487万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

三、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粮食财政负担沉重

在此情况下，最近十几年我国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广义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患，粮食财政负担沉重。2003-2015年，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产量从43070万吨增至62144万吨，增长44.3%，粮食产量“十二连增”，2016年回调至61624万吨。与此同时，粮食进口量从2283万吨增至12477万吨，增长446.5%，其中约2/3为大豆；粮食出口量从2230万吨降至164万吨；净进口量从53万吨增至12314万吨，而在2003年之前粮食净进口量从未超过2000万吨。2011年以来，大豆自给率降至20%以下，2015-2016年更是不到12%。

在外粮入市、国粮入库的情况下，粮食财政负担沉重。《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持续大幅增加财政“三农”投入空间有限。

一方面，种粮需要补贴；另一方面，储粮还需要成本。2012-2016年，玉米、小麦和稻谷库存量合计从10890万吨增至45654万吨。其中，玉米库存量从4255万吨增至27503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25%增至159%，即当前可满足约19个月的消费。小麦库存从2804万吨增至5651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25%增至51%，当前可满足约6个月消费；稻谷库存从3862万吨增至12500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22%增至76%，当前可满足约9个月消费。

四、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增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生产目前仍处于靠化肥、农药和大水漫灌来提高产量的粗放生产阶段，单位耕地化肥农药使用量偏高、而利用率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农业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难以为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指出，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日益凸显。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增多，推动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十分迫切。《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指出，耕地质量退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等问题突出，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加剧，靠拼资源消耗、拼物质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我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在过去十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比如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瘦肉精事件、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表现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重金属超标，违反添加剂使用标准，检出禁用投入品；主要源于农产品源头污染（农药和兽药超标）、农产品生长的环境污染（土壤和水体污染）、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污染（保鲜剂、包装物质污染）、r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重金属、微生物及添加剂污染）。根据农业部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信息，抽检样品45081个，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5%，较本世纪初上升30多个点。不过，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多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明显差异，这也是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一些居民转而依赖进口，以及国内部分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出口较难的重要原因。

五、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如期实现全面小康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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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线 贫困人口 测定 对策

2011年11月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上调至2300元，比2010年提高了1026元，增幅高达80%。新的扶贫标准顺应民意，与国际接轨，有利于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次调整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体现了我国政府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民生为重的务实发展理念，是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充分反映出政府为解决好农村民生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坚强决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扶贫制度，以使广大贫困人口得到更好的保障。

贫困标准的现状分析

（一）贫困线概述

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是指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因自然、社会、经济、生理和心里等方面原因，收入减少或中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会救济标准。其计算步骤是：根据维持人体正常生活所需的最低热量摄入量2100大卡来制定食品消费项目和数量，计算出这些食品组合的消费支出，最后加上一定比例的非食物消费支出，即得出贫困线。贫困线有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两种。发达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我们称之为相对贫困线，除了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可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并解决发展权利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设定的贫困线多为绝对贫困线，或者称为活命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是真正的绝对贫穷，紧紧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要。

（二）我国的农村贫困标准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年收入200元确定为农村贫困线，把它作为识别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标准，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村贫困线制度。此后，政府每年会根据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来调整贫困线。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扶贫标准就一直在提高。2009年，贫困线标准提高至1196元，2010年又将这一标准提高到1274元，从1985到2010年，农村贫困线提高了6.4倍。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0%，对应的贫困人口规模增至1.28亿。这次调整是我国在2008年将农村贫困线和低收入线合并之后，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线。

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等同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国际贫困标准。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扩大至1.28亿，剧增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我国现阶段贫困线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政府实行扶贫开发政策以来，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关于新的扶贫标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的贫困标准一直偏低，造成不少人“被脱贫”。2010年，农村贫困线调整为1274元，贫困人口为2688万。生活在这条线上的贫困人口，每天的消费支出相当于六个馒头，或三根香蕉，或两个半蒜头。新的贫困标准提高到了2300元，接近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日均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但联合国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 2008年，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我国制定的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贫困标准的测算同样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但最后却得出迥异的结果，关键在于计算中非食物的消费比例占到多大。美国的计算方法中，非食物消费比例占到三分之二，高于我国的三分之一，这样就造成两国贫困线的差距。

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的定义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见表1），按照这个标准，超过13%的美国人需要政府的帮扶。根据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在美国的贫困家庭中，购买房子的家庭占到46%，平均每家有三个卧室、一个半浴室和一个车库；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高达73%，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辆或以上；贫困家庭孩子所获取的营养物质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没有营养不良，都超出标准，甚至普遍超重。可以看到，两国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不具可比性。

（二）贫困人口的购买力降低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纯收入200元定为贫困线，到2011年提升至2300元，24年来增长11.5倍；1985年到2011年，我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471564亿元，24年来增长60.6倍；1985年到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97元增至6977元，24年来增长17.6倍；1985年，贫困标准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52%，2011年则降至33%（见图1）。可以看到，24年来我国农村贫困线的增幅均低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的增幅，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不如从前。有专家曾以北京米价做过一项统计，1985年北京大米0.254元每斤，贫困线200元能买787斤大米；2009年北京大米按照2元每斤计算，贫困线1196元只能买下598斤大米。这项统计说明，虽然贫困线一直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却出现了下降。

（三）贫困县政策缺乏精度

我国目前的扶贫策略主要是以县和村为单位进行的区域瞄准，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保证供给，防止扶贫资金的分散使用。这项政策在帮扶落后地区发展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时至今日，不少贫困县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贫困在当下也不再以整县的形式呈现，贫困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已不再集中于贫困县，单纯以县为单位的反贫困战略已不符合我国国情。2011年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中，3个贫困县榜上有名，在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三十强县名单中，有十几个贫困县也身在其中。由于“贫困县”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各地都把争取带上并且保住贫困线帽子作为一项政绩，“争当贫困县”、“脱贫不摘帽”、“贫县不贫”等问题突出。

贫困线制度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只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农村贫困标准，使其更具科学性，才能准确地分辨贫困人口，测定出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扶贫战略，有针对性的做好扶贫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一） 健全贫困线调整机制

贫困线的确定是实施扶贫工作的前提，因此贫困线标准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贫困线的测算方法，但未就其调整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只是简单的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挂钩。这种调整方式的缺点在于，CPI是类消费品的综合价格指数，而食品消费却是我国贫困线测算中的主要依据，但是食品类价格上涨速度远超CPI，因此会造成贫困人口购买力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杨立雄教授建议，贫困线标准的调整应与食物价格指数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线的绝对购买力不下降；贫困线标准还应与收入水平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人口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教授认为，应该调整贫困线计算中的消费结构，加大非食物消费支出的比例，并且应该五年进行一次大调整。

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是由全国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我国东、西部生活成本差距大，各地政府还应在全国标准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贫困线。

（二） 调整扶贫策略以提高扶贫精度

贫困线的提高可以让扶贫资金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但要更精准的瞄准穷人，还需要对我国现阶段主要以县、村为单位的扶贫策略进行调整：第一，建立贫困县动态评定机制，有能力脱贫致富就退出名单，使政策和资金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提升减贫效果；第二，关注个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扶贫策略，加大农户扶贫力度，提高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减少扶贫参与机构，缩减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扶贫效率。

（三） 完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

贫困线标准的提高不仅增加了贫困人口数量，政府扶贫资金的投入也要增加。2011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270亿元，同比增长21.25%，增量和增幅均达到历史最高。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将超过20%，中央还将进一步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随着中央扶贫资金持续的高投入和高增长，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应高度重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第一，努力创新监管工作机制，探索新方法，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问题投诉机制，引导群众参与监管，加大透明力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第二，明确监管责任，实行严格审批的监管制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第三，建立扶贫资金的绩效考评机制，考评结果作为下年度扶贫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不断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群体数量

长期以来，由于分配领域的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成为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逐步完善贫困线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现实困境。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对收入过高行业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加以限制，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通过社会保障达到调节收入再分配，切实解决养老、教育、医疗、就业、低保等保障问题，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公平。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著作《贫穷的终结》中写道：贫穷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我国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在向更高目标迈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让更多的人走上发展的阶梯，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与希望。

参考文献：

1.潘进.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J]，商业时代.2012 （24）

2.李力，欧涉远，李霞.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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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区青山镇园岭山村是科学技术局联系的精准扶贫村，有4 个村民小组，338 户1156 人，劳动力778人，外出务工620人，60岁以上留守老人98人，无留守儿童，单生男性22人，版图面积11.3平方公里，山场10563.5亩，耕地2051.8亩，其中：水田480亩，旱地1571.8亩。该村是青山镇的重点贫困村，处于二高山地，典型的高海拔山区贫困村，自然环境恶劣，山高路远、缺水少雨，土地薄弱，传统农业经济作物不适宜该区域种植，群众增收渠道匮乏，村民依靠传统种植业、畜牧业脱贫致富难度较大，当地青壮年村民普遍进城务工，村内劳动力短缺。

调查组看到，园岭山村的变化交脱贫攻坚之前有巨大的飞跃，特别是2017年变化最大，市科技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合项目经费，共协调扶贫产业项目资金105万元。着力加强道路、饮水、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对村民服务保障能力。通过生态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村容村貌和民生环境改善，让群众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一是做好劳动力转移，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帮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对口输出就业，获得更高层次的工作、更高水平收入。二是科学筹划产业发展项目，论证确立香菇、蔬菜、水果、养殖等主导产业，明确发展方向。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项目经费，支持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四是通过积极向上争取经费，横向协调相关部门，动员系统内的力量，多方筹集整合项目经费，帮助推进青山镇园岭山村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支持园岭山村发展香菇产业、林果种植和林下养鸡产业，五是协助村两委组织实施好其他扶贫项目，通过每亩交20元押金、补贴800斤尿素和有机肥，签订保护价收购合同，已经推广种植100亩三叶菜项目。六是建成150平米标准村卫生室，配套8万元医疗卫生设施投入使用,保证健康扶贫落实到人，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七是在村级环境建设方面，科技局通过节省办公经费等办法在科技局系统内筹集20万元，在异地搬迁集中居住地和村级4km主干道上统一安装40柱电杆和节能路灯，该工程于9月13日竣工验收。八是 2017年筹集65万元修建完成农村饮水工程，覆盖全村70%人口，完成易地搬迁安置点五个和两个新水源工程（配套主水管6000M）。计划和逐步实施涉及公路路灯、基地建设、电网改造，电信宽带、饮水工程等11个项目，计划467万元，实际到位324万元。群众们正真享受到国家的温暖，发自内心的感谢党，感谢政府。

二、目前精准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园岭山村精准脱贫、扶贫工作开展扎实有效，但通过调研发现，现阶段扶贫攻坚组织推进工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贫困户脱贫困难。

1．医疗保障水平偏低。走访中发现缺技术、缺资金是贫困的主要原因，85.1%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缺技术、缺资金致贫”；8.25%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无劳动力”；6.3%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因病、因残致贫”。受访贫困户家庭因家庭成员患有大病，花费较大，虽然合作医疗报销了部分，但对于贫困户来讲仍需支付一大笔钱，收不抵支。调查显示，“医疗救助”是受访者最迫切需要政府帮扶的措施，呼声最高、占比为71.1%；其次是“低保保障”，占比50.7%。

2．扶贫资金投入较少。脱贫扶贫主要问题还是缺乏资金。尽管村有集体经济，但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土地租赁承包，收入并不高，用于扶贫资金的投入也不高。

3．社会统筹合力不足。目前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支持，社会资本投入较少。企业参与扶贫主动性不高、参与度较低，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基本还停留在慰问和善施层次，资金整合利用难度较大，进展缓慢，合力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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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地按照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要求开展工作

我校驻龙泉乡谢营村工作队，严格地按照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规定“六天五夜”工作制度，坚持在村里吃住，力求做到在岗在位，没有出现无故脱岗情况。与此同时，按照要求认真及时地组织帮扶人每周五固定入户开展帮扶工作，效果良好。

二、规范完善村档和户档

为了进一步规范完善村档和户档，我校驻谢营工作队在驻村工作队长李国有的带领下，对村档和户档进行了统一的检查和疏理。工作队员对村档和户档进行了逐项、逐户、逐页地进行了检查，认真地比对、核实，仔细地更正每一项或大或小的疏漏，力求做到查漏补缺，确保档案资料的规范正确。经过近一周时间的核查、补充，档案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然后，工作队把村档按照上级要求的“村档722”要求分类，户档按照“户档125”的标准规范完善。使村档和户档规范美观、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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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阶段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阶段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缺乏有效监管，影响了其有效性的充分发挥。

在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实践中，经费的下拨、发放工作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从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要求来说，资助经费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不得随意地更改经费用途、拆分资助金额，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很多高校、班级都会出现将资助金额进行拆分、扩大资助比例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那些真正困难的大学生群体无法获得有效的资助，让一些并不符合资助要求的学生得到了便宜，这显然是有悖于国家大学生资助相关政策的精神和要求的。

二是，现阶段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实施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资助政策与实际情况的错位。

当前对高校大学生资助，一般都是通过一纸由大学生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来认定是否属于资助的范畴，而对大学生真实的家庭经济情况缺乏相应的实地考察以及其他手段的认定，因此导致了很多大学生会通过各种关系开具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证明，甚至伪造假的证明以获得资助，这就直接影响了对那些真正需要资助的大学生的资助，同时使得那些通过弄虚作假获得资助的学生产生不良的做法和心理，如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挥霍等等，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三是，现阶段高校大学生的资助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缺乏对大学生综合发展的重视。

虽然经济帮困是解决那些贫困大学生的主要措施，也是最为实际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高校管理者应该对贫困大学生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社会交际的变化而产生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变化，因为贫困大学生很容易产生自卑、迷茫的心理，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疏导和帮助，对其的成长和发展是及其不利的。

三、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