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生态批评的概念

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生态批评主义是站在对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场上，对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的表现进行鉴赏与批判，具体的说，生态批评主义源于人类自身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一种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达到了繁荣的时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济慈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加以研究，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一类文学中体现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文学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到19世纪快速发展，是19世纪文学代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浪漫主义文学最高出现于英国，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1.消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留恋过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2.积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正视现实，并且批评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莱、济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的代表各选一人，对其文学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极浪漫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柯勒律治少年丧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贫穷病苦和鸦片的阴影中度过的。受生活经历的影响，其对于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较厌恶，更加向往自然与农村生活，其代表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咏》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舟子咏》讲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经历，在航行过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雾，一只信天翁飞来指引他航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可是他却无故的将信天翁射杀，此后，海上无风无浪，船只无法航行，水手无处安生。后来，老水手每天都忏悔着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对自然万物无尽的爱，正是他对自然的怜爱，天使出现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诗歌中，柯勒律治将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护神，如果人们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会被打破，人们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互相伤害似的惩罚，对于自然和人类双方而言都是极其惨痛的。令人庆幸的是，诗歌的结尾，老水手对大自然充满了关爱与敬畏之心，而自然也会回馈给老水手真诚的对待，帮助人们的生活环境回到一切正规之中。

这首诗歌的价值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来说，较好的宣传了对自然的仁爱与赎罪思想，19世纪的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大，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对自然带来了持续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促进人类生活的持续发展。

2.济慈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济慈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擅长描绘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对自然的描绘都非常的华美，《秋颂》是其描绘自然篇幅较多的诗歌，其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印尼特火山爆发之后，受火山爆发的影响，英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天空几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国的自然环境才从印尼特火山爆发中缓和过来。温润迷人的秋季来临，欣欣向荣的果实生长，这一切触发了济慈的内心情感。他在《秋颂》中描绘了一个安宁且和谐的秋景，在诗歌结尾，济慈感叹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乐――”此时，何柳、飞虫、微风、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谐共处，诗人无法不感叹这个秋季的来临，实在让自己流连忘返，不再一心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在诗歌中，诗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表明了济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明了济慈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热爱自然，那么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愈合的，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诗人对于工业革命对自然带来破坏的忧思与不满，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衬出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的满目疮痍。济慈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在诗歌结尾描绘的完美的秋景也极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生态批评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进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关注与关爱，利用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文学加以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变工业革命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其只是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批评主义更加发挥其价值，读者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文学作品也进一步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12.03：123-133+160

篇2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单位：蚌埠学院

篇3

一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

《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

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

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都注意到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把作品当作作家一个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文学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读，比如各种改编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使得我们发现在文本确定意义之外，所展现出来的文本以外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吸引受众眼球之所在。传统的文学经典面对新一轮的解读，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一方面我们所谓的文学经典，是与在与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比之下，显示其特殊性的一类文学艺术，比如在叙事技巧，主题价值，材料选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更具有宏大叙事、人文关照，是放在整个文学史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上来选取比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时期、同类作家会受到忽视。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的出现和解构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材料，这就使得各种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获得高度的关切，可能从它们中挖掘到某一领域的典范，这就使得它们跻身于“经典”之列。按照布鲁姆一派人的说法，不能用文化理论来阐释和挖掘他所谓的“经典”，这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破坏，也就等同于这些经典凌驾于社会文化和理论之上，孤立起来，那这些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没有价值的作品，必将被人们所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化”。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03-02

提及经典,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历史”。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阐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确,这三种元素是相互关联的。从文学经典而言,我们承认它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其以艺术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并非针对凝固不变的史实材料,而只是研究对这些史实的讲述与阐释。那么,什么样的“讲述”可以成为经典?我们何以认定?这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还必然要遭遇的是对这些“讲述”进行评定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学史家们。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很重要的就是看它在文学史中的被叙述。正如洪子诚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时所说:“某个时期确立那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的确,对文学经典的评审与认定不单是对“经典”本身作出判定,界定经典的定义,更为重要的是“经典化”过程中本文与本文所处文学环境及那些“隐蔽的成规”,时而亲密时而紧张的冲突关系给予我们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起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红色经典”的“再解读”问题。。笔者认为,“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更为复杂地呈现了这种“本文”与“秩序”在相互规约中推进的合力过程,而“再解读”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对这一现象的重新编码同样值得我们考察。

“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末。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却早已预设在人们的心里,它所指涉的范围主要是40到70年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从题材来看有两类,一类是对革命的“叙述”;一类是对农村现实的“叙述”。前者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后者如赵树理、柳青等人的作品。此外,时期的“样板戏”也属此范畴。

关于“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研究者其实是有岐见的。持批评观点的研究者多从其作品所内含的文学性与人性的不足加以批判,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高压政治之下的一种宣传,而非艺术。的确,如果仅就文学艺术性而言,与那些所谓的纯文学相比,“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准,然后再用这种单一标准(审美)去框定与其所定文学标准相异的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毋庸置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艺术性极高的文学经典,但它们又无不是在与当时文学秩序的时而疏离时而紧张的复杂关系中突围出来的具有艺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部文学经典,它必然具有审美的功用;其次,它“本身又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笔者认为,任何文学经典都是“诗”与“史”的艰难融合,正是这种融合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冲突与碰撞才构成了文学经典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被建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因为它在纠结包括政治意识、文学生产、阅读群体等在内的一系列元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它进入当代文学经典的途径。我们知道,在50到70年代,“文学经典对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参与到对社会政治和文学秩序的建构中。”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具有单纯的文本审美功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文本背后不同文化历史形态在文本内的冲突与磨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中国学者掀起并在中国当代大陆产生较大影响的“再解读”所解读的一批文本就主要是40到70年代期间从左翼文学传统里走出来的 “红色经典”。当然,“再解读”的研究对象并非局限于40到70年代,例如孟悦的《历史与叙述》就对刘心武、王蒙、莫言、张洁、林斤澜这五位新时期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只不过收入《再解读》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一批研究文章的主要是这一阶段的的文学经典,并以此为发端拓宽了我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视野。因此,通过对“再解读”作一番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遭际有更为丰富的认识。

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切入点的解构式研究思路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种研究侧重探讨文本深层结构、修辞形态的运作、文本冲突,对以往那种“新批评”式的就文本分析文本及局限于诗学、美学的价值观念里的批评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包括: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作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此外,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论著也体现了相关的思路。纳入再解读研究范围的文学作品都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具有极大想象性与虚构性的文化场域。正如唐小兵谈到的那样:“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是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处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确实,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应该把文本打开,让其它话语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挖掘文本在空间意义上拓展与阐释的可能性和文本与文本环境的冲突。黄子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从他们这种具有批判与颠覆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那里,尽管锁定的研究对象依旧是具体文本,但已经与新批评意义上的“细读’有了很了不同。他们的研究不仅包含了“细致的内层精读”还注意到了“广泛的外层重构”的重要性,且对“外层”作了丰富的理解,正如唐小兵所强调的那样:“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更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这实际上就是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让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其所处的语境发生关系,从而探讨它在这样的一种语境规约下所处的位置及它如何想象性地呈现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从中突围出来形成对历史经典化的叙述。

具体到对经典文本的操作上,“再解读”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一种是以时间为轴,探讨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中的变迁情况。比如孟悦的《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就并通过比较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舞剧《白毛女》探讨了所谓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权威这三种不同文化力量在在这个文本中的纠集与易变情况。另一种则是从文本中的修辞运作着眼,研究“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作品与其他话语的互文性”及“作品进入本世纪的‘话语――权力’网络之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比如黄子平对丁玲《在医院中》的论述就探讨了革命社会实践与“病理”之间的隐喻关系。总之,“再解读”这种研究思路给我们重新审视已成定论的经典作品,从多层次来揭示文本的丰富复杂性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再解读”所存在的问题也需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问题。稍加翻阅,不难发现“再解读”并为真正形成一种解构思潮,更未像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再解读”已经参与并对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笔者认为,“再解读”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文本的方法,它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文学批评,是对单一文本的分析,而非文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其次,“特殊”与“一般”的问题。我们知道,“再解读”主要是着眼于从宏观上对“体制化”叙述的解构,在具体的操作上,正像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里所说的,他们采取的是“小题大做,举例说明”的策略。这里边有个“怎么做”的问题。虽然“再解读”的一批学者一再声称他们是在严读文本的基础上去揭示文本背后各种文化力量的纠葛关系,是通过立体化、多角度的研究去达成所谓的“意义网络”,但问题是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文本不会又一次沦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想象性叙述的注脚材料。究竟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还是重蹈“为一般寻找特殊”的老路?这是坚持“再解读”的研究者所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同时也是笔者对这种重读经典的担忧。此外,“再解读”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体系,他们所进行的只是把西方的诸多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所谓的解构性工作中来,已达成自己的既定意义――颠覆传统叙述。

我们知道,并没有一个颁布文学经典的权威机构,也没有一个相对量化的指标去衡量达到怎样的高度即可成为经典。那么,围绕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便成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个极具想象与虚构的经典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对文学作品所做出的拓展与发掘。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保持谨慎的乐观,防止“过度阐释”的再次袭来。

参考文献: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篇5

唐诗、宋词、元曲、名小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大量的文学大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古人和今人共同搭建了一座巨型的“文化大厦”。通过对各个文学大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他们都重视经典文学。网络时代的来临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典文学的传播方式也逃不过网络时代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改变了经典文学的传播方式。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作家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和作家的生活地点、生活状态、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文学家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呐喊》等作品都同它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每部经典作品的背后都是一个时代先驱者的结合，经过漫长的时间而形成的一代人的精神的合集。经典文学使人文价值能够永恒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对这种价值的挖掘和发现往往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经典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虽然剥夺了文化精英对文化的掌控权，但是却没能获取到经典文学的正真价值，造成了在网络时代下，文学作品发展出现了空心化。

1.2阅读方式的变化

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数据逐渐走向了边缘化，并且在逐渐走向消失的途中。电子书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传统书籍，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都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阅读方式的变化使阅读变得更加便捷的同时也使文学经典的形成发生变化。在网络时代，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在网络上和读者见面，同时和读者就作品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通过网络，作品将成为作家、读者、批判家的探讨对象。网络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发展速度，也使人们的思考形式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的欣赏逐渐变成了快餐文化，许多的文学作品都成为了仅仅是追求感官刺激，不在是为了心灵冲击和精神上的愉悦追求，这种变化使文学经典阅读逐渐缺失。

2解析经典阅读方式

对于文学的学习不能仅去听，要去读去想。只有通过读和想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文学作品的内涵。在阅读中，我们往往摆脱不了政治因素对心理造成的影响。钱理群教授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由于长时间受政治元素的影响，我们在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时，都会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而带着政治色彩去阅读就很难走进读者的内心。虽然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承载着历史价值和革命价值，如果带着历史情结去阅读，那么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将会消失在阅读之中，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在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在其它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浓厚的政治因素将会使部分读者（年轻的读者）失去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久而久者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将会消失在变化之中。经典的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其政治性的体现，而是其文学价值的体现。一部具有文学价值作品可以起到净化人心灵，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同作者在心灵上产生共鸣，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读者在经典阅读中，往往因时代的独立性而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从而心灵同经典阅读之间将会形成隔膜，使读者的心灵和文学作品之间产生距离，缺少了读者的支持，作家写作的动力也会逐渐消失，长时间的发展下去，经典阅读将会消失在文化的海洋之中。网络文学的出现使阅读受到了一种新的解析方式，自从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字兴起后，经典的阅读方式受到了强力的冲击。城市快节奏生活，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深度阅读已经成为了历史，反观轻松的现代网络文学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和阅读形式。网络文学的特性、读者在网上交流不会受到年龄、性别等因素的限制，促成了所有以读者身份上网人员在网上进行交流的局面，而且所有网民在交流中相互都是独立的，不受到任何人的约束，这种“绝对自由”导致了戏弄经典、嘲讽经典、改造经典情况的发生。

3解析传统文学价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都有着一颗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心，因此他们在创作之中都带有着浓厚的时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改变，但其根本性质并没有消失。从古人的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真实情感写照，对读者的心理都会产生的巨大的冲击，这种文学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深度阅读才能够体会到。网络文学作品的兴起同传统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网络文学作品更多体现的是娱乐性质，而不在是历史使命感，正所谓“茶余饭后”当不得真，仅仅是消遣而已。娱乐形式的小说在我国的文学道路上曾经遭受过道严重的批判，将文学当作失意或者得意时的一种消遣游戏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掩埋，然而在网络时代，这种创作呈现了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从当代的一些作品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那种使命感已经不再存在，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娱乐性质，供人消遣，调侃经典之作。可以说文学经典阅读的消失很大原因是因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缺失。例如我国当代的代表作家郭敬明，从其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作品中体现的是深厚的物质文化，这种体现并不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思想造成的，而是作家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影响。名车、名包、名表、在小说中层出不穷，这对读者的思想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而现在的80后，90后对这样类型的小说却是独钟，久而久之，造成了传统价值观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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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数不清的经典著作，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因为获取信息的方便反而忽视了这些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快餐小说充斥着文化市场，而经典著作的阅读却越来越不受重视。如何能够让网络时代的信息便利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结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冲突

（一）表现形式上的冲突

网络时代的信息传达方式与传统的信息传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由于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所以信息的载体———书籍往往倾向于集中记录大量信息，这让书籍的内容“干货”较多。而网络时代的信息获取是碎片化的，人们没有时间、经历、兴趣在网络上阅读大量的高信息量文字，而是倾向于简洁明了的标题化语言和图片视频等易于理解的信息。注意力经济让信息的者也倾向于使用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编辑信息。网络时代的信息表现形式与传统的信息表小形式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二）时代背景上的冲突

网络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信息流通的速度，以往一个新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传遍全国各地，而现在新闻刚发生已经举世皆知。获取新闻比过去更加方便快捷，所以，网络上的信息也多半是正在发生的新鲜事。上网时间被大量意义不大的所谓“新闻”占据，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与时代的联系。而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在过去的语境之下完成的，讲述的也是过去的事情，现代人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由于时代的隔阂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时代背景上的冲突也让经典文学作品不可能在网络上占据主流。

二、网络与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和谐关系

（一）网络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阅读内容

网络上信息的获取更加方便和廉价了，大量的信息被上传到网络上，人们只要愿意就可能在网络上获取各种经典文学作品。过去，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只有买书和借书两种方式。买书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钱成本，许多书也未必买得到，借书则要去图书馆。而网络通过电子书和电子商务网站实现了书籍的更好流通。书籍不在需要以实物为载体，任何一个多媒体终端都可以用于读书。甚至纸质书的减少还降低了对木材的需求。

（二）汉语言经典阅读可以净化网络环境

能够成为经典的必然是在过去的历史中被人们所认可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籍，这些书籍都在某方面独特的价值，或者是历史价值、或者是文学价值。而如今横行网络的书籍和文学作品中，最后真正能够大量淘沙成为当代经典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这是因为书籍的信息量和价值不足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所以，阅读经典是一种回报率更高的阅读方式。人们在经典作品之中可以净化心灵、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净化网络上的低价值信息。

三、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结合点

（一）将经典阅读转化为网络视频资源让经典阅读充分的利用

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来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考虑利用更受欢迎的信息表现形式。传统的经典以文字为主要的信息载体，读者看来略显枯燥，如果能够改变成影视作品，将文学经典的故事框架与图形声音相结合，再借助网络的力量传播开来，必然会让经典故事焕发新的活力。甚至是说书艺人的表演录像，也比纯粹的文字更能吸引人。所以，将经典阅读的古城转化为观看视频的过程，更能适应网络时代的传播需求。

（二）将课堂变成舞台，提高学生参与兴致

如果学生能够亲身参与到经典文学作品的故事表达中，将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本身就有精彩的戏剧冲突和情节矛盾，把文学作品改编成舞台剧能够把文学描写转变为舞台效应，无论是舞台剧的表演者还是观看者都能够有新的感悟。比如，学生在学习茶馆的时候，就可以组织一场课本改编的舞台剧，让每个学生都能亲身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以那个角色的视角来观察剧情的走向。学生在编写剧本、排练舞台剧的时候也需要反复对原文进行推敲，从而对原文更加熟悉。许多在语言中无法准确描述的场面，也可以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来呈现，给观看者更加直观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首先，由于在表现形式和时代背景上有比较大的冲突，大多数人在网络时代不愿意阅读经典汉语言文学作品。同时，网络技术又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经典的内容，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同时也能净化网络环境。让网络时代与经典阅读结合，可以将经典阅读转化为网络视频资源，将课堂变为舞台，提高学生参与兴致。

参考文献：

[1]杨薇.文学经典中主文本与超文本的同一性及转化的意义[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02).

[2]邢若南,袁玖根.移动互联时代大学生阅读方式的改变与传统出版的应对[J].传媒,2016,(06).

篇7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5） 08- 0143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68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外国文学教学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再次的苏醒，英国文学等外国文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我们看到新一代的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人才队伍正不断壮大，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英国文学教学的成就

首先是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硕士专业增多，这些学科拥有自己的专业课程，很多的师范学校以及综合型大学也将英语语言文学作为重点学科和必选选修学科；其次国家的自考规模不断壮大，这也为英语文学专业的人才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果刨除引进的英文教材，英文原版的教材有《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简史》等，作品选读部分主要有《英国文学作品选读》、《英国文学选读》等，而诗歌方面的教材则选用了《英国诗选》、顾子欣的对照版本《英文诗三百首》以及《英诗教程》等优秀教材。在小说方面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辑的《英国短篇小说集》、《英国短篇小说选》等，散文方面涉及到吴井荣先生的《当代英文散文选读》、《现代英文散文读写教程》，此外在戏剧方面还有《英国戏剧选读》，何其莘和程雪猛两个版本的都值得学习

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发行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有国内著名的学者进行翻译还有外研社和译林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进行引进古典英国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我国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积极，主要著作有《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等，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只刊登语言研究类的《外语研究》、《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以及《山东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报刊也逐步出现外文作品和相关研究方向的文章。

二、英国文学教学的不足

（一）方法论――两层皮

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匹配。中文专业的学者通常单一通过翻译来解读英国文学的神韵和风采，因而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不精通英文乃至不懂英文的人群很难理解英国文学经典名著的内涵。

而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众多的分支将文学方向的研究挤压的可怜。学生更多的被分配去进行翻译研究、语言学等领域，这就造成文学研究不断被缩小范畴。同时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金钱观念让很多人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读书，若是读也是挑选一些简单的作品，不需要进行较多的思考和品读，因而现在读经典作品的人群正逐渐萎缩。

外国文学以及比较文学，两者谁更具有研究的实际价值是学术领域一直争执的问题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基于文学本质，研究的学者必需要对原著进行阅读分析。作为外文学者，有一个短时间内无法提升的不足，即对国学的粗浅认知。而我们的中文学者，只能读译作、隔靴搔痒的现象，其实也是相当尴尬的。在解放之前没有外语专业，统称为外文专业，当时而言，文学史所有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中西连贯成一家的观念也促使了一大批大师人才。放眼现在，英国文学被划分为三大阵营，外国文学抑或世界文学抑或比较文学。中外学者互相看轻，甚至没有任何交集和接触，这就造成了一种我国研究外国文学很怪异的局面。其实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并没有任何的错误，如果说有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失去了本心”。如果最根本的东西偏离了轨道，那如何形成正确的结果。

个人认为应该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联系。中文学者多读英文原著、外文学者对国学进行学习。只有通过这种途径，长期学习互通有无，才能让中外学者的言论和著作更具现实意义和逻辑参考价值。

（二）经典名著阅读现状较差

学生凑者群体是阅读的主体也是出现问题最多、最鲜明的群体。一些学生进行外文经典名著的阅读，只是为了应付四级、六级还有种种纷繁复杂的英文考试；一部分学生是出于对外文的好奇，想要演唱英文歌曲、想要获取最新的国际新闻，但是往往新闻的性质都属娱乐居多；还有一部分学生只能阅读翻译的版本，如果翻译较精准有深意就能获取一些营养，如果翻译得比较低端，那么自己的阅读水平无形中被拉低了也是浑然不知的。最后还有一小部分痴迷于英文原著的阅读，关注于文本的真实含义，但是毕竟只有极少数。

再来说一下阅读英文名著的数量和质量，经过统计，很多本科学生的外文阅读量不足十本，阅读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心来通读一部名著，更多的是进行选读。同时我们发现，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没有将英美文学放在相对重视的层面，课时不足、教材质量一般都是实际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三、经典文学作品在英国文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经典文学作品是优质文学作品的融合。可以说其代表着一个民族智慧的洁净、精神依赖发展的方向。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可以近距离感受那个民族的血液、脉搏，可以了解那个民族的精神本质。譬如若想了解我国盛世风采就不得不读李白杜甫、柳宗元；若想一探先秦文学，就不能不读《诗三百》。提及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足以让英国文坛散发熠熠光芒，如果没有阅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就无法了解英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积淀。文学语言是语言中的精华，经典文学作品是文学中的佼佼者，所以想要得到优质的语言理解力和语言能力一定不能脱离经典名著的阅读。如果长期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在语言、哲学、美学等多方面都会有提升，整个人的素质和修养都会升华。经典作品是集智慧之大成，可以向本民族和非本民族的人通过对其的阅读更加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独有的精神内涵。

可能会有一些学者质疑，如果大力推荐英国经典名著的阅读是否会冲击我国的文学构架，让新一代接触英国文学作品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是否会让我国的古典文学、传统作品受到挤压。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文化我们要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同样对待经典文学作品，我们也要这样取舍。我们可以将对其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提升个人修养和审美意识的有效途径，同时能够感知不同优秀作品的魅力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再扩宽到民族的层面，通过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度，无论是优越性还是不足，都会让我们辩证的对待。发现优秀的部分，譬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常常渗透出的人文情怀让我们感知英国也是一个文化与人文并重的国度，而面对文学作品中一些负面情绪的蔓延，我们发现可以进行自身的预防，所以学习他国文学作品不会让我们遗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不会搁浅自己的名著经典，而会更加理性的去理解、去接纳，学习和深化。

教和学彼此支撑、相辅相成。指引学生对英国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感受文学的经典文学的魅力，我们的教师也需要对相关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大学的教师肩负很重的教学担子，既要能很好地传递知识，又要将一些有营养的新知识推荐给学生，那么新的学习内容怎样获得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通过不间断的阅读和研究，不断提升、不断更新。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要想获得能力的提升，想要在教学的高度之上获得更多的进步、发现一定要阅读名著，阅读经典名著。

四、对策

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努力提升阅读群体的整体英文能力。可以联系一些媒体进行视频教学提升阅读群体的英文理解能力，还可以定期进行专家赏析，引领大众解读；二是多引导学生进行经典名著的阅读。可以在教育课程中将阅读名著作为一个量化定性的指标，辅之阅读经典外文作品的课程。

针对学者和英国文学研究组织，应该对一些经典名著进行重新阅读和精读细读。对于一些刊物进行发表和议题的时候，可以鼓励学者对一些经典名著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定期举办专栏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对阅读经典英国文学名著的重要性和现实教育意义进行探索。

篇8

我国文学作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而国内电影制片人在创作电影过程中通常会结合已有的文学作品或者是以文学作品作为素材展开创作，这是影视作品创作的一种全新形式。当前来说，国内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都是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同时，国外许多经典电影也多是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源泉。[1]对国内影视作品市场和影视作品创作模式进行分析得知，国内许多制片人在创作影视作品时通常会在文学作品中选取创作主题和素材，尤其是当代小说更是引发狂热的影视改编热潮，相对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来说，电影制片人更加热衷于当代文学作品。此外，在电影市场中，大部分经典的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自当代影响力甚小的以小说为体裁的文学作品，这种现象在国内影视作品中也非常普遍。譬如国内知名导演陈凯歌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该部影片在语言应用和人物塑造以及时代背景刻画等方面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大师之作，上映多年后仍然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在创作过程中亦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该部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李碧华，实际上该部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前并没有受到大量读者的热爱，而在电影上映后该部小说便受到了大陆读者的热切追捧。[2]此外国内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都是改编自较为普通的文学作品，甚至部分原著作品并没有广为人知，而少部分文学作品更是依托于影视作品才受到观众的重视。也就是说许多较为普通的文学作品都是借助于影视作品不断拓宽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许多观众还没有观看电影之前对于原著作品的作者和小说内容并不是特别了解，在观看影视作品后才会有兴趣去阅读原著作品，部分小说作品是在影视作品的推动下才不断拓宽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

就我国电影创作来说，大部分是改编自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还促进了文学作品的迅速发展，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 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应注重保留原著艺术价值

（一）影视作品可以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创作题材

相对于非经典文学作品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更能促进影视作品和影视市场的发展，能够给予影视作品创作更多的创作素材。我国获得成功的影视作品大多数是以非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但是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极大促进着影视作品和影视市场甚至是经典文学的发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典文学的影响势必会长久永存，而影视创作在改编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不但能够传扬经典文学作品，而且经典文学作品还能够推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并能招徕更多的观众。在电影发展中经典文学作品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不仅要对非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造，还可以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以促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双赢。

（二）应充分遵循原著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

我国影视作品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相对较少，并且改编的经典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质量都相对较低，这不仅是因为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没有给予“经典”足够的重视，导致改编游离于原著的“经典”之外，从而导致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普遍质量较低。[3]部分改编者认为只有以原著作品作家的视觉上来看待作品，完全照搬着原著作品的内容才是尊重原著和原著作者，其实不然，尊重原著作品和原著作者指的是在改编过程中保留着原著的精神内涵以及艺术价值，始终保留着原著作品中的精华内容，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内容，从而对原著作品进行视觉化改造。文学作品体裁和影视作品体裁有着较大差异，如果完全照搬着原著作品的内容和模式，不仅会损害原著作品，而且还会使得影视作品丧失独特的艺术特色。正如语言翻译，直译是无法表现出原著的价值和精髓，而意译则更能表现出原著思想内涵。

三、 分析文学改编成电影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各种影响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创作的母体，而文学精神与品格则是衡量影视作品的主要标准。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髓部分和思想内涵，影视作品则能够大力传播原著作品中的文学精神。

现阶段，国内影视领域中的影视作品多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而改造的，结合我国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热潮的发展历程可以得知，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结合我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所著作的同名小说《祝福》进行改编的，此后影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素材和创作源泉，并推进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美国著名理论家普洛斯东论证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大多数都能够获得很大成就，在获得金像奖十部影片中便已经有五部是直接改编自文学作品。同时那些影响力深远的经典文学巨作也相继被影视创作者加以改造。知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广泛被影视作品用作改编素材，改编次数高达13次，而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等所创作的作品更是被不少影视制作者搬上荧幕。现阶段来说国内稍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都相继被改编成为电影，制片人也充分结合文学作品的精髓展开全新创作。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应当要发挥出影视作品的舞台艺术特色对文学作品进行改造。

四、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意义

伴随着消费语境逐渐形成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影视作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影视市场发展需求和社会大众的娱乐需求。在创作电影时可以采用娱乐化叙事方式来展开创作并满足快节奏时代的基本需求，娱乐主要是指对于现实生活中不会产生影响并且能够释放自身情感的方式。当今忙碌而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渴望通过娱乐来释放出自身的压力和情感，并能够在这种娱乐消遣中获得享受的。[4]消费语境的形成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促使着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更倾向于娱乐性，而电影创作也逐渐由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叙事转变为娱乐性叙事。

（一）娱乐化

在消费语境逐渐形成和消费时代里，我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娱乐性的特色。而部分叙事文艺的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情感基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这两部本来是属于戏曲作品，但是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变换了作品中的基调，并将其主题换为爱情主题，而原著中原本儒雅的人物形象也被改编成为武林高手，影视作品改编得荒诞。影视作品《三毛从军记》是改编自漫画电影《三毛流浪记》，并充分体现出“三毛”的人物形象特征。影视作品是站在孩子角度上来对战争进行刻画，而电影中冲锋杀敌与战场阵亡等都是由三毛演化而形成的，从娱乐中获得战争的另外一种感受。

（二）流行化和感性化

在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应当要充分结合消费时代大众市场的普遍需求，应要使得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充满着娱乐化的特点，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者故事内容创作得更加诙谐和娱乐，从而创作出创新且符合大众要求的影视作品。当前社会正处于消费社会，其中消费社会具有娱乐化、流行化以及感性化等特征，能够促使影视作品生产出更多符合现展要求的作品。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来阐述历史，从而满足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周晓文所创作的《秦颂》，向世人呈现了娱乐化的历史，极大满足着时展的基本要求。该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是以我国经典文学巨作《史记》作为题材，而实际上该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构造了历史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并增添了许多描写，比如高渐离和栋阳公主在影视作品中奇妙的生死关系并不是原著作品中所有的。影视作品营造着离奇事件和古朴氛围都是对历史进行娱乐化与传奇化的处理。同时还有陈凯歌所创作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都改编自文学巨作《史记》，对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进行了娱乐化处理，使得影视作品更具备观赏性。陈凯歌和张艺谋两人在制作影视作品过程中都是以电影导演视觉来看待文学作品，并在不违背原著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来进行虚构性的创作，并想通过虚构的影视作品来表达自身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不仅让影视作品保留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还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新创新，这不得不说在电影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当前来说以历史主题为创作思路而展开的虚构故事不仅为社会观众提供了娱乐看点，戏说历史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是时代社会人们的娱乐品。

（三）平民化

国内知名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贺岁大片非常贴近社会民众生活，具有平民化的特点，成为当前社会普通大众所热衷的消遣娱乐产品。而他所制作的影视作品中也大部分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譬如《夜宴》则是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改编。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贺岁大片都是使用喜剧方式和策略展开电影创作，并始终将电影类型定位于喜剧作品。在1997冯小刚制作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该部作品是其在大陆地区所创作的第一部贺岁电影，该部贺岁电影在上映后票房便一直高居影院榜首，在1999年他所创作的《不见不散》和2000年所创作的《没完没了》都受到观众的喜爱。其中，导演冯小刚在创造贺岁电影的过程中受到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影响相对较大。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语言和行为在王朔的描述下显得尤其生动和和迷人。王朔在细致观察生活上对冯小刚的影响较为深远，因此也促使着他所创作的贺岁片都具有平民化的特点。冯小刚在创作作品过程中通常在夸张故事中添加包袱，这使得电影故事情节更具有游戏性和娱乐性。在其创作的贺岁影片中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也能获得成就，这满足着当前社会普通民众的心理，普通民众也渴望获得成功，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普通民众找到了情感寄托，因此其所制作的电影受到了广泛民众的大力支持。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和创作思路，但是因榈缬昂臀难Я秸咴谝帐跣问胶鸵帐醣局噬嫌凶藕艽蟮牟煌，因此想要使影视作品更富有感染力，就需要改变文学作品创作形式，并以影视作品舞台艺术特点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样才能够保持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各自的艺术魅力。同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应当要充分保留着文学作品内在思想精髓和艺术价值，并对其故事内容进行全新创作，从而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不仅能推动着影视行业的迅速发展，还能够大力宣传文学作品，两者相辅相成，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庄君孙媛.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兼谈文学改编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J].品牌（下半月），2014（8）：76-78.

篇9

过去以书本为主体的纸质传播当中，人们需要花时间和心思去揣摩文学经典里蕴涵的深刻内涵，方式比较单一、缺少趣味性等，于是，在科技条件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被改编翻拍成影视剧。与传统的书本相比，影视剧的翻拍和改编能够改变过去单一、枯燥的阅读方式，影视翻拍和改编除了融入文学内容之外，更多的以视频、图片、声音等吸引大众的眼球[1]。

一、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播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古代文学经典是我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经典一直处在起伏和动荡当中，同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又能够产生不同的文学经典。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文化中所蕴含的深意和内涵远非是一部影视剧所能够阐述的，尤其是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每一部古代文学经典，其中都包含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况、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一旦有名人作家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就会深受后辈的尊崇和模仿，同时也引来批评家的推出或者批判，有人对文学作品大加赞扬，就会有人对其大肆贬低，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向来都是褒贬共有的。而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与该作品创作之时及其往后的社会风气、人们的审美心理、价值追求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运气与机缘[2]。文学经典具有显著的相对恒定性的特点，正因为是经典，所以才能够唤起读者反复的阅读和揣摩，文学经典必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反复阅读，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品。俗话说“各花入各眼”，对于一部古代文学经典，通常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对其品质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总结和解读，所以，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向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被奉为经典，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其内容具有流传性、且传承下来的内容、精神和价值与大部分人的需要保持一致，只有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作品、符合绝大多数人审美和价值追求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3]。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由于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影视改编的可实践性变得愈加广泛起来，影视的改编除了广泛性之外，同样还具有多样性、多渠道等特点，由不同的编剧、导演等去改编，文学经典的改编方式和改编观念各不相同，因此，也没有办法去精确的界定“改编”这一概念和定义。每个人对“改编”这一词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以理论界至今也没办法给“改编”冠以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对于电影改编，美国一位著名的电影理论学家认为小说和文学作品只是影视作品众多素材中的一个，而非有机体，经过电影的改编丰富以后，会出现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完整艺作品[4]。这是美国一位电影理论学家的观点，或许另外一位理论学家，就不是这么认为了。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互联网、多媒体等高科技的支持，能够显著缩短古代文学经典被影视改编后的传播时间，使得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渠道更加丰富多样，影视改编后的传播速度也由此加快，影视改编后传播时间的缩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促使更多人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影视改编，也因此激发了更多影视改编古代文学经典的热情和创作欲望。在如今快餐时代中，以年轻人为主的大众普遍选择通过网络搜寻和观看影视剧，这样观看影视剧的方式省时省力，还能不用出门，简直就是懒癌症患者的福音。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古代文学经典不用再和以往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埋头苦读，反而能够通过影视改编获得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同时，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也为古代文学经典题材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间，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很好的迎合了当今青年向往冲破束缚和自由的心理。总结虽然影视改编能够视为是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传播方式，且这种传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同时必然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这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这条路上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艺术形式，以另一个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自古以来，只要是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每一部都被烙印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与这些文学经典一样，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文学经典自然也被烙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特定因素，也带有创作者、导演、编剧等创作主体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如果单纯从影视作品对原著的还原度来对影视作品进行片面评论的话，也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娟: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1.

[2]曹文慧: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3.

篇10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0-361-01

一、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外国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认可。Collie &Slater（1987） 在《文学在语言课堂》（ Literature in theLanguage Classroom）一书中指出：文学提供真实的材料、文化和语言营养，使人卷入。在国内，一些外语教育名家回忆自己的外语学习经历时都肯定了文学对于他们的重大影响。学生只有多读文学作品，说话或作文，才能有文采，有自己的风格，语言也就不会索然无味。

二、结合文化，研读文本，感受语言和人物魅力

经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文本上，通过文本表现出的深厚主题思想，才是文学的立足之本，价值所在，是其永具魅力的关键。文字的魅力是电影作品所不能取代的。

1、研读经典作品的词汇

词汇作为语言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反映语言和文化密切关系最明显的语言层次之一。也是塑造文学经典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的载体。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有些英语词汇包涵了丰富的联想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不仔细指导学生细读好词美句，就不能真正意义上读懂这些文学作品，走进文学人物的精神世界。

以《百万英镑》为例。《百万英镑》 剧本中两位英国老绅士Oliver 和Roderick 的语言十分具有英国上层社会特有的“风味”，并颇具绅士风度。如他们用了很多委婉曲折的表达 “Iwonder if you’d mind us asking a few questions？” “Ifyou don’t mind， may I ask you how much money you have？”。有些词汇短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容易被误读。 如《百万英镑》中有一个表达 “He eats like a wolf”和中文里的“狼吞虎咽”正好意思吻合。

2、分析人物性格，升华文章主题

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成功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或其因其人性和思想的高度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时，教师应该将重点放在分析人物性格上。如向往自由热爱生命的Anne；正直勤劳诚实的Henry 等。在分析人物性格的过程中，学生的阅读方法和微技能都得到了完善。在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和对人物性格分析之后，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升华文章主题，对学生的情感价值观进行有效渗透。如在阅读完《百万英镑》中“在餐馆”那一幕后，学生很自然的得出“Money is everything（金钱至上）的结论。教师通过播放同名电影的结局或阅读剧本的最后一幕，引导学生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世上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如爱情，亲情和友情等。

三、高中学生学习英美文学作品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作品阅读，咋一听，对高中学生是可望而不可及，近乎不可能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英文小说也好，诗歌也好，剧本也好，科幻小说也好都非常高深，而且很多作品都很长。单词多而难，句子长而复杂，思想内容深刻而微妙。这些都是阻碍学生进行阅读的主导因素，使他们启动阅读时，困难重重，从而失去阅读意志力，不能持久，终难以修成正果。然而，我校是一所重点高中，学生普遍基础好，好学勤奋，很多学生英语学习热情高，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具有一定量的词汇，以及句法和词法知识。在进行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可以挑选一些经过适当改编的作品供学生阅读，由浅入深、逐步深入。另外，在不同年级，学校可以开设英语文学选修课，选择英语基础较好且对英语学习有较浓厚兴趣的学生参与学习。

四、指导高中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策略与方法：阅读，欣赏，分析

英语文学作品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呈五彩缤纷的态势，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在阅读中欣赏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在阅读中欣赏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1、文学作品的阅读包括课前阅读和课后阅读

课前阅读要求学生对所讨论的文本有一基本印象，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识、主题思想、基本情节等基本内容。课后阅读则要求学生进一步阅读某一特定作家的其他作品或所讨论作品的其他章节或其他相关信息与资料，加深对所讨论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2、指导和鼓励学生读完整的作品

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学生才会有所震动，有所启迪。比如我曾经指导过学生读长篇小说《Pride and Prejudice 》，读过中篇小说《Falling Leaves》 ，也安排过学生读过短篇小说 《TheNecklace》。

3、引导学生掌握文学鉴赏的方法。

4、文学鉴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它不仅包括感受与重建，读者从头至尾把握作品的语言符号的过程，同时也是重建艺术形象的过程。

总之，文学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欣赏、 分析、 鉴评能力， 同时， 也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文学课既为全面学好英语这门学科所必需 ，又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多种知识营养元素。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不仅获得了对文学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 ，同时也从作品中了解到英美的地理历史、 政治制度、 文化传统、 社会风俗。因此笔者认为：文学对于提高文化理解度 ，使学生受到文学语言的熏陶， 扩大学生总的知识面都是很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陈福生.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与习得[D].上海师范大学，2007

[2] 董燕萍.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