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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二、构建以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课程体系课程是实现或制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基础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都会指向课程。课程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所谓显性课程是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与一定的学科、实践相联系的育人媒体,它包括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①“所谓隐性课程即那些没有在课程计划或学校政策中显现,但却是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结果中必不可少且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学校正规课程中隐含的教育因素、学校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教师的人格和学校领导的风格以及与学校文化系统相通的社会文化等”。②隐性课程的资源皆隐含于学校文化之中。这些资源是以暗示的形式传导的,关键在于用心去体验和情感投入,效果具有长期性、间接性。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是整体课程的两个部分,但从逻辑学意义说,它们在内涵上是不相容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课程整体。首先,二者并非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相对独立的两个课程领域。其对立性是指隐性课程是相对显性课程独立存在的一种课程形式;其次,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转换关系,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统一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显性课程中潜含着隐性课程的成分,隐性课程强化着显性课程的效果;再次,二者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只有当二者相互认同、彼此支持时,才能共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应是一个包含着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内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过程。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概念,是指广义上的课程概念,其包括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与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起构成一个全面、正确、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其中,显性课程由核心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构成;隐性课程由活动课程、网络课程、柔性课程等构成。一是以外显为主的常规结构形式,就是指常规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即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形式,即在教学计划中以课程科目形式出现的课程编制方案。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以主干课程为纲,辅之以相关课程。由于高职院校的特点和学制所限等原因,笔者认为,可设置一门核心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侧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设置“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选修拓展课。二是内隐的非常规结构形式,即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结构形式无固定的模式,所谓课外活动、讲座、参观、学校环境等都属于这种形式。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规范高职学生的举止行为、价值观念、精神世界。这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方式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形式。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与学生的实际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的体验相结合。而这种实际活动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只有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配合,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47-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的独特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如李长春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从宏观到微观把握这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可以说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一)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有中国的个性,还具有时代性。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即指劳动的个体人和群体人不断摆脱消极的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不断克服由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和谐”,意指“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事物之间的搭配恰到好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可以概括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而和谐发展”,即“以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为宗旨,“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与和谐相融合,可以引导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和谐统一。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个体人和群体人的自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的确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终于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实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出了科学回答,也透射出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积极成果。“和”也可称为“中和”,这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最古老、最持久、最本质的思想传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庸”的标准去做事、去处理一切关系,就会达到处处“和谐”的状态。《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我们的祖,就是用“中和”这两个字,很好地处理了人类古往今来普遍面临的三大关系,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毫无疑义,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中华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三)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中国传统文化
既然,“”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更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把家、国视为一体,始终把族群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萌生发展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左传》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每个炎黄子孙的共识。曾有学者在文章中概括:“儒家先哲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革故鼎新’的改革变通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以及‘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等等,都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祖先们高尚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标志,因而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同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它从文化深层的角度,帮助人们矫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路向,提醒人们要明荣知耻;应当坚持、倡导什么,反对、抵制什么;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能自觉地维护社会正义,抵制精神污染,使自己的心中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座标”。这有利于发挥和谐文化“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应“志于道”,而不应该只看眼前私利。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是说,用政治的手段来引导老百姓,用法制刑罚来治理老百姓,其后果是“民免而”,即老百姓可以免除犯罪,却落下“”的后遗症,而“”是最坏的结局;相反,若用道德教育来引导老百姓,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那就会收到“有耻且格”的功效,即老百姓既具备了羞耻感,行为上又不出格。孔子的论述,表达了儒家倡导“明荣知耻”的价值追求。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不降其志,不夺其身”,人的志向和理想是不可随便动摇的。人生有了远大理想,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就会朝惕夕砺,就会自强不息,就会有浩然之气,就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价值。因此,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既符合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取向,又把我国传统的荣辱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儒家经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试图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以促进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不仅是儒学,还有道家、佛家等,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是民族的精神遗传基因,是国家的“软实力”,体现了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包括移植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确理解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从来也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的一面。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治天下为己任,高扬爱国情感。班固的《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坚毅的民族气节令人感慨;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情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人不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个人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重视继承、和谐和保守的一面,但革新求变的思想无疑是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未曾断绝,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这足以表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豪感,拥有较强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也正是如此,中华文明的命脉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血里,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实际的建设中,高度重视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值得更好地挖掘。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之处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通。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以此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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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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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层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绵延着浑厚的精神和灿烂的文化,其传统文化源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发愤进取,不懈努力。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自古以来,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如果说西方科技的发展强调“尽物之性”,那么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则强调“尽人之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创造万物,是最宝贵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时时处处无不体现人贵于物、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在“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强调人的可贵。管仲提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要以人为本。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些人贵于物的思想、民本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中国古人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指出“人和”具有最高价值,人际关系贵在和谐相处。
(五)以孝德为核心的伦理规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国家安康之本、人类和谐之本。孝是人之本性、做人的根本,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孟子把孔子的“孝”的思想进一步拓展,提倡人们把对自己的父母的爱推已及人,博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确提出了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他人和社会。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与意义体系的集合。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导向” [1]引导社会成员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以及行动,使人们主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准则,有效的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认同主流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孕育形成的,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深厚的土壤中。
中华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仁者爱人、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和谐相处”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提出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都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有封建思想残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取其精神,弃其糟粕”,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
(一)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在养民”的说法。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在核心价值观中,即是“和谐”思想的体现,
(二)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也重视公正和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平等的渴望;《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于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 在治理国家方面,古代有大量法治思想的论述,如“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但这些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带有封建性、狭隘性。今天,我们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思想的吸收,又是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一步总结提升。
(三)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国家的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求人们以国家兴亡为已任。“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讲,“民无信则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讲求信用,在人与人交往中,强调以“仁”为出发点,并且由已推人。《孟子》中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要待人善良、乐于助人。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反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以及仁者爱人,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认真挖掘,辩证对待传统文化。面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的观点DD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第二,与时俱进,讲究方法。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趋于多样,引导广大群众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寻求切实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要根据时代需要合理汲取,与时俱进,这样,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起到助推剂的作用。
第三,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构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氛围。要依托各类场]、讲堂、社会团体,借助重要的节庆日、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公益广告,以灵活多样、创意新颖、品位高雅的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培育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世界市场就此而形成,国际间的贸易、科技、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当代社会,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我们所标榜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造成了思维、生存和生产方式的显著变化:1思维方式上,由价值理性走向科技理性。2生活方式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流行。3生产方式上,人与自然的对立。
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影响的是人类的生活,瓦解了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探寻,最终简化为物的诉求。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在解决了社会“怎样发展”之后,更要回答“向何处发展”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从“轴心时代”就开始了,其影响力远未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让古代的精神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寻找古代文明的现代意义,把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地引向深入。笔者拟从下列三个方面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核,以解决上述问题。
一、从修身到修心,寻求身心的协调统一
笛卡尔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心物二元论,即心理和身体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彼此互不干涉,这就为身心的分裂提供了哲学依据。或者说,这种学说恰是身心分裂这一现象在近代哲学上的反映。在当代,身心分裂的现象更为显著:都市的人们一方面寄身于繁荣富庶、交通拥挤的大城市,一方面又生活在想像的田园风光、自然山水中。对物质的追求与对山水、田园的向往,本身是对立的。小说《围城》中:城外人想进去,城内人想出来。彼此的安身之地与向往之地也揭示了身心的错位和矛盾。此岸的有限与彼岸世界的无限,也激发了有限个体对永恒存在的不竭追求,终极关怀本身就昭示了身心统一的艰难。应该看到,这种身心分裂状态自近代以来,随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呈加剧状态。原因在于人类在满足身体的需要(舒适)时,不断地向自然宣战,而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
摆脱身心分裂状态无疑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过程,轴心期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类的目光开始由自然拉回到人间,“知道你自己”,构成了苏格拉底基本的哲学主张。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将其引入心灵层面,而是将其导入了伦理道德领域,即我们所说的修身层次。苏格拉底对道德的定义是“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有了知识,懂得了道德的本性,掌握了善的概念,就必然能够做出符合善的事情。在这里,修身的目的在于行为规范的确立,使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中规中矩。孔子毕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所谓周礼即是指上下尊卑各安本分,不越成规,为此要“克己复礼”,《论语・泰伯》云: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由此可见孔子对行为规范的重视。他又表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孜孜以求的是人的道德修养的完善和日常行为的合乎法度。
这些先哲们试图通过修身的训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从而指向于更为高远的“治国平天下”或“理想国”之事功。比照当今的社会现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道德伦丧、欲壑难平的社会现象,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当务之急,而其便捷之门路当是回归经典。
但是,在经济、政治秩序大变革和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单纯地建立伦理秩序规范是不足的,如何避免精神的纷挠和灵魂的痛苦,是在修身之后又一重要的问题:修心。
希腊晚期的哲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伊壁鸠鲁和皮浪开始,希腊哲学致力于人的幸福和快乐的研究。伊壁鸠鲁认为,除了物质的快乐外,还应有精神的快乐。这种快乐既反对了禁欲主义,又不同于无休止地追求感官享受的主义,而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研究自然,掌握知识,才能克服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从而获得身心的快乐和幸福。而皮浪认为,在事物之间寻找真假、对错,是灵魂的纷扰和烦闷的根源。只有不下结论,不怀追求,才不至于引起困惑。在中国哲学中,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寻找不动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否定主体。庄子在《逍遥游》中说,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己。庄子眼中的至人是没有自己的,消灭了自我的主体地位,也就消灭了欲望,从而达到了心灵的宁静、灵魂的无痛苦。道家在妥善安置了人的灵魂之后,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于这种否定主体的做法,王阳明的心学则走向了否定客体的道路,“心外无物”,“人心即是宇宙”,从而把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一切听命于心,世界的纷绘复杂都在人心之中。
总的来看,道德关乎人际和谐和社会秩序,而心灵宁静则与个体生活、心理健康相攸关。因此,修身与修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单独发展,由此才能达到个体行为与心灵完善的有机统一,社会整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的有机统一。
二、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及德性人生的追求
市场经济是讲究利益分配、自由竞争的社会调节方式,这必然促进了人对财富的渴求,展现了人性本身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人性本身的复杂性挤压了道德的底线,义与利的关系再次暴露在人们面前。见利忘义和舍生取义的方式都是不妥当的。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涉及到利己和利他的双重要求,必须从学理上对其作进一步的发挥。
儒学对义和利的看法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论语・述而》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子罕》中又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从此可见,在当时文本环境下,义大于利,先义后利。而《周易》云:崇高莫大乎宝贵。《论语・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使得儒学的道德至上主义又滑向了功利主义,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后人应该看到儒家在塑造道德楷模的同时,也彰显了一定的利益欲望。总的来看,儒家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割裂开来,而是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论语・述而》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周易》也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儒家始终把义看作至关重要的价值追求,以义驱利,以义驭利,完成了其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人生诉求。
倡导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则不同,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当人们有了快乐和幸福,便拥有一切。当失去快乐和幸福,便努力去谋求它。快乐和幸福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为此,人首先要以一定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为条件。他同时强调这里所满足的只是保持生命和健康的必要的欲望。有些欲望是虚浮的,最终会转为更大的痛苦。另外,伊壁鸠鲁旗帜鲜明地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了定性和定量,既肯定了物质利益的第一性,又肯定了精神利益在量上大于物质利益,代表西方哲人对义利问题的看法。
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不能简单地照搬原有的思想资源,而应在其基础之上,有所扬弃。(未完成)
三、以和谐为导向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
当代社会过分地地依赖科学技术,以便更加有效地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这必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带来了生态的危机,资源的枯竭,危害到人的生存。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物化,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把人演变成官僚机器的齿轮,从而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所以,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是物质财富激增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价值失落的过程,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跛足而行,重建价值理性,恢复传统社会中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涉及到回归古代经典的问题。
天人关系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了人天地的一致关系。同时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儒家对天人关系亦有类似的表述,《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总之,儒道两家孜孜以求的正是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交相融的统一关系。西方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人与自然逐渐分野,自然成为科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逐渐转化成人的对立面。在此之前,自然一直偎依在神的庇护之下,而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人对神的敬畏使人对自然保有神秘感。苏格拉底就认为人只应该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因为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充满了神的特殊旨意和目的,是人无法认识的。神创论的观念在此后的西方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直到斯宾诺莎,神与自然才合为一体:神即自然。在轴心文明时代,自然是超越人的力量的客观存在,人依附于自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3-0016-04
目前,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高职院校要倡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培养学生“做事”的本领,也培养学生“做人”的修养。课程是完成高职教育目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定位及培养目标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
高职院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培养目标: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精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觉,并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二是让高职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领悟美的真谛,培育他们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的意识,升华他们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三是让高职学生掌握人文知识,进而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四是通过人文知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生“做人”的自觉。所谓“做人的自觉”表现在以下几点:善于自我和谐相处,善于与人和谐相处,善于与物和谐相处,即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征
就课程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因而,本土性与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显著特征。
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要”,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说自然科学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社会科学课程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则是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就课程的知识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常常通过量化的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活动的实施,保证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保障。因为高职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才有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和精神。所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教学保障。
就课程结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层次性、拓展性。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一门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组成。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功能,主要侧重于高职学生的认知功能和文化传递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层次性体现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的层次结构中,每一层次都有较明确的课程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传授的是高职学生必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其核心是精神及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的体现和积极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所谓伦理,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做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高职学生“做人”的自觉意识,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一门基础性课程。
“文学欣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拓展课程。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美化心灵,陶冶情操。因为文学是通过文学形象陶冶人的情感的,所以,文学教育对于人的个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美学”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更高层次的拓展课程。本门课程是上升到美学的理论高度研究美,重在通过美育塑造学生的人格。美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情感,唤起学生的理性力量,使学生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完美统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对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而情感是需要培养的,尤其离不开美的陶冶作用。美育是以美的形象为手段,激发学生美的情感,使他们的精神感到自由、愉悦,情感得到升华,进而使心灵得到净化。美育在丰富学生情感的同时,还给他们以理性力量。美育之可贵不仅在于它能丰富学生的情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人性的更深沉的理性,因而也具有最大的广泛性。美育通过审美活动使学生的理性渗透于感性的个体存在之中,让他们获得情感与理智的满足,从而达到情与理的高度融合。
就课程类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适宜采用讨论式教学模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人文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具有个性化、隐喻性和多质性。如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的理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体现出人文知识的个性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最忌“灌输”和“绝对化”,应采用讨论课的教学模式,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真诚、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体验、移情、理解和对话中反思,感悟人生的真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构建以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或制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基础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都会指向课程。
课程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所谓显性课程是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与一定的学科、实践相联系的育人媒体,它包括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①“所谓隐性课程即那些没有在课程计划或学校政策中显现,但却是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结果中必不可少且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学校正规课程中隐含的教育因素、学校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教师的人格和学校领导的风格以及与学校文化系统相通的社会文化等”。②
隐性课程的资源皆隐含于学校文化之中。这些资源是以暗示的形式传导的,关键在于用心去体验和情感投入,效果具有长期性、间接性。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是整体课程的两个部分,但从逻辑学意义说,它们在内涵上是不相容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课程整体。首先,二者并非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相对独立的两个课程领域。其对立性是指隐性课程是相对显性课程独立存在的一种课程形式;其次,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转换关系,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统一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显性课程中潜含着隐性课程的成分,隐性课程强化着显性课程的效果;再次,二者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只有当二者相互认同、彼此支持时,才能共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应是一个包含着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内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过程。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概念,是指广义上的课程概念,其包括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与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起构成一个全面、正确、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其中,显性课程由核心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构成;隐性课程由活动课程、网络课程、柔性课程等构成。
一是以外显为主的常规结构形式,就是指常规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即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形式,即在教学计划中以课程科目形式出现的课程编制方案。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以主干课程为纲,辅之以相关课程。由于高职院校的特点和学制所限等原因,笔者认为,可设置一门核心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侧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设置“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选修拓展课。
二是内隐的非常规结构形式,即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结构形式无固定的模式,所谓课外活动、讲座、参观、学校环境等都属于这种形式。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规范高职学生的举止行为、价值观念、精神世界。这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方式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形式。
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与学生的实际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的体验相结合。而这种实际活动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只有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配合,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结构由一门主干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构成。
主干课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公共必修课程,笔者建议将课程命名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十六讲”,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精神的讲解,侧重领悟中国传统思想,使学生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独立于“行”以外的“知”,倡导学生在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让高职学生在文学欣赏中愉悦性情、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开阔思维。文学欣赏课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的过程。因此,“文学欣赏”的教学内容不必涉及太多的文学欣赏方面的理论知识,重在作品欣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在享受、体验中达到课程的培养目标。为此,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教学内容或教材的选取就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选择古典诗歌,通过诗歌欣赏培养学生诗性的智慧,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诗性智慧表现为感情的凝聚、直觉想象和境界的升华等方面。因此,要从人文精神出发拓展诗性思维,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感受到诗性的无处不在,并把它最终落实到做人的基点上。因此,我们呼吁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要更好地从人文思维的角度,借助于“诗性的智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性美”和“知性美”。
其次,选择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之作,它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没有结局的残篇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想象空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红楼梦》,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遗憾。据调查,我们的高职学生绝大多数没有读过《红楼梦》,或对《红楼梦》了解甚少。当然,通过几节课的学习,不可能让高职学生对《红楼梦》有全面的了解或较深的认识。但我们的课堂教学永远都只是一种引导和启发,通过课堂引导、启发,把学生引进门,最终还是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思考、自我提高。“文学欣赏”课通过对《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认识《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和鉴赏水平。
“中华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更高层次的拓展选修课。人文素质教育中,审美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审美教育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和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的。
教育家先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并终生以推广美育为己任。在当时与蔡先生持相同或相近看法的人还有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时,也一直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的,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之所以要用美育代宗教,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倡导美育比倡导基督教要现实得多,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虽然有精神信仰,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帝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审美教育的,在儒家那里“乐教”和“诗教”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涉及音乐评论,这些评论都很深刻。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并且认为:“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③徐复观认为儒家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而这种“为人生而艺术”主要表现在音乐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诗歌方面。在《论语》里,孔子多次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意义。儒家认为只有通过“乐教”和“诗教”辅之以“礼”,才能培养出温柔敦厚的完美人格。而道家则不同于儒家的将人格视作对仁义的归依,而把人格看成对包括礼义在内的世俗之物的超越,主张在回归自然、天人合德中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是互补的,共同滋养着中华文化的灵根。李泽厚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归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但却包含着宗教的热情,虽然不是哲学但却包含着哲学理性。它培养了一种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④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际是在延续儒家的审美教育传统。“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⑤因为当今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真空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在今天重提“以美育代宗教”,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是我们提倡高职开设“中华美学”的目的所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人文性,奠定其成为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的基础。明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建立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合理分配学分,保证充足的学时,配备良好的师资,进行严谨的教学以及严格的考核等制度设计,是大学人文教育成功的基础。
注释:
①②谭伟平:《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4页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⑤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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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8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践行培育与构建是我国思想政治领域内相当长时期的重要的时代课题和任务,也是一个牵涉到很多因素和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些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和土壤 。因此,研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紧要的思想意义和现实紧迫的文化价值。
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践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已经成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头羊,在各行各业政治思想工作成为热门话题和重要的时代任务。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础、思想世界、风俗习惯与信仰理念,这些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包含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相通的因子,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诸多的有益成分,但是不排除这些多元化的文化也存在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些是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将如何取舍、如何将之作为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文化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单纯是一项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更多的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来支撑和保障,但是当前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发展现状,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顺利运行的因素。由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将面对各种复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多重关系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体系特点,一方面是具有一些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包括诸少数民族本身独特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践行就是植根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进的,这种文化大背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内容、模式方式、机制和制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包含一些不利的思想文化成分。
(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背景
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阐释有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比如,当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倡的和谐相处、仁爱、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构建和拓展具有诸多的启发意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提倡的;爱国优良的政治文化、民本的治国理念、务实创新的人生进取理念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含有非常多的关于如何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些方法资源,比如重视价值观的教育模式,科举制度的推行将国民价值观的构建与国民的教育和学习、工作挂钩;重视家庭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少数民族还将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培育与日常的信仰活动、日常礼仪活动相结合,这些价值观构建的方式和模式都是值得我国当前核心价值构建学习的。
(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挑战与不利的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面临着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挑战。从纵向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很多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的东西。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传统时代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糟粕的东西,存在一些不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消极因素,比如中国的家文化、男尊女卑、男性文化、等级文化等等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各个不入。
二是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传统文化还包含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很多处于非现代化的状态,包含很多不文明的因素和成分。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的这些不利因素,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面临着如何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扬长避短的时代课题和挑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面临诸多的机遇、挑战与问题,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我们应该积极学习新加坡在多种文化背景下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做法,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性、思想和文化性的价值取向;科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当代阐释力;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与践行,将灌输与引导相结合,推动生活化和大众化的道德建设模式;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需的制度和机制的顶层设计,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一)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性们,建构以文化性和思想性为主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健康发展。
一是构建文化性和思想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抓住当前各种文化和思潮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力求各个环节突出文化性的价值走向,突出其思想的教育性。
二是构建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遵循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遵循国民价值观养成的规律、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力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科学化;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包含构建主体、客体、环体、载体等等要素,对这些要素要进行需要系统化统筹安排。
(二)加大理论研究,凝练和整合传统文化精华,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价值。
一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打破常规,对核心价值观构建进行纵向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将之仅仅当做一个逻辑命题来处理,更应该当做一个历史命题和现实命题来思考,努力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规律性东西,关照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
二是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不断吸收其有益成分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内容体系。
三是抓好三个维度的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操作性[4]。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要建设好国家层面的主导价值观,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好社会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增强其认同力和生命活力;建设好公民主体的基本价值观,增强其现实性和实用性。
四是面对多样的文化思想发展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建务必要处理好分化与整合、继承与创新、开拓与实践等关系,真正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保持吐故纳新的态势。
(三)吸收传统文化的教育模式,建构显形与隐形相结合的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立体化运行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教育,做好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认知性基础。鉴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形教育过多,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相结合[5],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网络化模式发展,充分利用公共空间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
二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发展,努力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生活世界的各种困境和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过程主要有理论的长远性和现实生活的短期性、理论体系的抽象性和现实生活的经验习惯性、理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现实生活的场景性等三大困境和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于人们日常的生活圈子中,才能够真正让国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因此,针对这三个困境,充分发挥利用好家庭、社会和学校和网络平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结合国民的日常诉求来进行,从现实生活诉求角度来解读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要遵循国民日常生活的认知图谱和认知图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系统郭国民化大众化,从形式到内容尽量实现从哲理学术性向日常生活性的转换;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有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的情感世界中,提高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的参与过程,从大的国家大事到小范围的私人圈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从这里开始展现和落实,
三是加大文化的引领教育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尤其是发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以此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四)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机制,设计和建设好符合当今实际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从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运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需要现代性社会制度为其提供刚性保障,提供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平台。正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开展的同时,务必要作好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完善工作,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一致性、同步性与互动互补性,以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做好各项制度保障。
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供给和动力支撑。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一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并用到实践中去,注重文化引领对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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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4-03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并不相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而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主要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其基本内核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源泉,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首先在第一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和”的思想,例如:《论语・学而》篇中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为政第二》篇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孔子也提倡建设美好的“大同”社会,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第二个层面,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提倡人人平等,“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正确的利义观,不唯利是图,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第三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个人修身、正己思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思想也是相融相通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发展与前进提供精神动力,儒家文化中包含有经久不衰的精神食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大家共同奋斗的坚强纽带。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本,以民本为用,丰富的传统道德观念,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下为公”体现了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促进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仁者爱人”弘扬爱人之积极情感,唤醒道德良知,提升奉献意识,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善,彼此友爱。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多依靠自己,少依靠别人,做人要有独立担当意识;从民本来说,主张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希望统治者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博施于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重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不断推进民族发展与强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
首先,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经久适用,同时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于社会生活中追寻真理。其次,对于如何为人处世也有很多经典语录,例如孔子关于做君子的要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闻、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告诫人们看到一种现象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要平易近人,言行一致,对工作要有敬业精神,有问题要多向别人请教,心中有不平事,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在有利可图时,要想到是否合乎义,在利益面前坚守道义,不犯错误。要“敏于行而慎于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外,孔子的“中庸”“为政以德”思想及孔子的其他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治国经验等都有益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二、积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发挥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很多思想、理念直至现在还有很大借鉴意义。例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等可以为现今教育提供启发,在教育理念方面,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孔子的教学,很大部分是和学生、官员、学者进行对话,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包括老师问学生,学生问老师。采用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教学,例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采用“共享式教学”,孔子在很多场合总是当众引导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和感悟讲出来,对一些问题重点教授和引导讨论或让学生之间开展讨论,让大家实现知识共享。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形式活泼,“杏坛”教学法就十分典型,师生在树荫下、山水间席地而坐就可以上课,此外,孔子在后半生经常带学生周游列国,这种游学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开拓眼界,边游边学。孑L子教学注重问题、注重研讨、激发潜能、发展个性的教学特点和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学习型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此例来看,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精华,首先应善于总结和提炼,善于从零散的知识碎片或语录、对话、或事件描述中去总结概括;其次,要把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善于比较,找找共通之处,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基本要义是相通的,比如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等;再者,要多思考与动脑,多与他人讨论交流,尤其要加强对那些不易显现、隐藏于字面的传统文化精华进行挖掘。
(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借助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提升文化竞争力方面,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畅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1.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补充、拓展和延伸
比如儒家的“重义轻利”“为政以德”思想,是根源于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制的存在,其原义是主张德治,强调道德和道德规范对调节人际或等级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但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缺乏权利或权利平等的观念和法制保障的,理解其内涵必须加入现代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平等的价值观。再比如儒家“和”的思想,是指社会中各等级之和,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和思想,就应对传统的“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鉴别和扬弃,丰富“和”的内涵,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将“和”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
2.改造传统文化落后、陈旧、不合时宜的表达形式,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
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思想,“人无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等,今天仍然在讲“礼”,但是儒家“Y治”思想在表现形式上过于复杂繁缛,在新的时期,对于“礼”的形式一方面要适当规范和简化,恢复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礼仪制度,比如“成人礼”、传统婚礼、“祭礼”,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立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并积极推广施行,比如升降国旗仪式、烈士公祭仪式、职场礼仪、商务礼仪等等。
3.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实现传统文化的“两创”,必须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例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西医结合、数字书法技术、围棋人工智能等。为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要将“互联网+”引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努力创建以亲民、时尚,又富含文化魅力的方式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三)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展其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生活,让人们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进行文艺作品创新、文化载体创新、营造传统文化育人环境,完善传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
1.创造更好的传统文化文艺作品,不断提高创作质量,努力推出优秀作品
以儒家文化为例,可以通过动漫、影视、书画等作品对孔子的教学进行情景再创造,以多样的形式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阐释新意,创造优秀作品。
2.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旅游纪念馆等文化文物单位不仅要发挥馆藏功能,为社会提供固定的文化产品,还应积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出贴近社会生活、“实用”的文化创意产品。
3.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载体
【作者】黄英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8-009
一、田野点介绍
阿伊努文化村并不是阿伊努民族传统部落,也不是现代国家行政区域意义上的独立的“村落”,而是于1959年建在阿寒湖畔的集居住与观光为一体的阿伊努民族社区。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阿伊努文化村所处的自然环境,先从阿寒湖进行介绍。
(一)阿寒湖
阿寒湖位于北海道东部的钏路市阿寒町北侧(43.26N,144.51E),年平均气温为3.9℃。阿寒湖是由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大型低洼地里流人的河流汇聚而成。阿寒湖是阿寒国立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湖面海拔419米,周长26千米,面积为12.93平方千米,湖水最深处为38米。阿寒湖湖水清澈透明,四周被原始森林所环抱,四季景色富于变化。日本近代著名诗人大町桂月拜访阿寒湖后留下了“春花映朝日、夏月送清风、秋叶辉溪谷、冬山白玲珑”的美丽诗句。湖中有大小岛屿,还有被国家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的绿球藻在湖中繁衍生息,被誉为夫妻山脉的雄阿寒岳与雌阿寒岳隔着湖面遥遥相望。阿伊努民族传说中记载着阿寒湖和周边山脉以及“阿寒”这个名称的由来。很早以前,人还没有出现在大地上,整个世界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诸神认为世界上只有大海未免过于单调,因此创造了很多山脉和湖水,阿寒湖以及雄阿寒岳与雌阿寒岳、湖中的大小岛屿就是这样被诸神创造出来的。在阿伊努语中“阿寒(akan)”是纹丝不动的意思,雄阿寒岳虽然属于活火山,但很少爆发,在阿伊努人心目中是一个巍峨、镇定的形象,这个地区之所以叫做“阿寒”,是跟雄阿寒岳的这种形象有关。相比之下,雌阿寒岳是经常爆发的活火山,人们能看见其喷出的火焰及硫磺。两座山脉截然不同的外观形象,生动地反映在阿伊努民族的传说中。雄阿寒岳是一名美男子,雌阿寒岳深深被其相貌所吸引而与他结为夫妻。然而刚结婚没多久,雄阿寒岳就经常被身边的众多女山所诱惑,趁妻子不注意,便开始与其他女山幽会。雌阿寒岳知道后非常生气,于是把那些引诱其丈夫的女山挨个痛打一遍,从此那些女山变得其丑无比。回到家中雌阿寒岳向其丈夫哀求不要再花心,而雄阿寒岳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丝毫没有要改过自新的样子。雌阿寒岳气愤之余,从口中喷出了火,而雄阿寒岳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丝毫没有理会妻子。
阿寒湖不仅自然景观优美,周边还有很多著名的温泉。阿寒湖于1934年被指定为国立公园以来,国家和当地政府大力开发和建设了交通、住宿、休闲、饮食等旅游设施。二战以后,阿寒湖畔成为北海道乃至全日本有名的温泉旅游之乡。目前,阿寒湖畔的交通四通八达,各种旅游设施齐全。现有24家温泉酒店和旅馆、22家饮食店、3条商业街、48家礼品店、4家24小时便利店。除商业设施外,还有阿寒湖中小学、神社以及医院、银行、警察署等配套机构和设施,是以旅游、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
(二)阿伊努文化村
阿伊努文化村位于阿寒湖畔西侧,是于1959年由前田一步园第三代园主前田光子女士将土地无偿提供给居住在阿寒湖畔的阿伊努民族而形成的社区。目前居住在阿伊努文化村的阿伊努民族为36户,约130人。文化村的南面有一条叫做白汤川的小河,北面是连接阿寒湖畔与周边城市的240号国道。文化村有南北两个入口,每个人口均有大型木雕猫头鹰高高矗立在大门的横梁中央。在阿伊努民族传统文化中,猫头鹰被誉为“村落神”,是阿伊努民族最为崇拜的神之一,认为猫头鹰始终守护村落免遭来自外界及坏神的侵扰。南门的大猫头鹰俯视着村外,展开双翅,目光炯炯有神,其姿态、神情充满气势。北门的猫头鹰俯看村内,双翅紧闭,但眼神同样锐利有神,这两只木雕猫头鹰是阿伊努文化村的象征性雕塑。进入南门就是广场,广场的中央有六根神柱,象征着诸神在村落停留、休息。广场的东西两侧排列着工艺品商店、饮食店以及茶屋。建筑物均为3层的木结构房屋,1层用来经营商铺,2层和3层用于居住和存放商品。每个楼身均用阿伊努民族传统图纹和木雕工艺加以装饰,配以南北人口的大型猫头鹰雕塑以及始终萦绕于耳畔的阿伊努民族歌曲,使整个村落充满着浓郁的阿伊努民族文化风情。广场的北侧有用茅草和芦苇作为主材料建造的阿伊努传统房屋——“齐偕(cise)”以及传统粮库、熊棚和祭坛,它们是对阿伊努民族传统居住方式的复原与再现。北门外是阿伊努歌舞的表演场所——“伊寇楼(ikoro)”剧场,“伊寇楼”在阿伊努语中是珍宝的意思,其面积为899.55平方米,有332个观众席。
阿伊努文化村被誉为“民间工艺品与舞蹈”的故乡,这里的阿伊努民族充分利用坐落于日本旅游胜地——阿寒国立公园的地理优势,以出售民间工艺品、表演歌舞、举办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节日——绿球藻节等方式来经营生活。而民间工艺品、歌舞、绿球藻节均是在市场经济和旅游经济的背景下,经过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开发后形成的源于传统而又有别于传统的一种新的文化。通过创造并利用新的文化,阿伊努文化村的居民既获得了经济回报,解决了生存问题,又丰富和充实了阿寒湖地区的人文及旅游文化。下面笔者将基于田野调查,依次对阿寒湖阿伊努文化村的民间工艺品、传统歌舞表演、绿球藻节及它们所依据的传统文化分别进行详细的介绍。
二、民间工艺品——对传统雕刻、刺绣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一)“阿伊努图纹”及传统雕刻、刺绣文化
“阿伊努图纹”是阿伊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主要由直线和曲线构成,直线意味着坦率、正直和具有诚意,曲线象征着和平、圆满和富饶。常见的图纹样式有波浪纹、螺旋纹、鱼鳞纹、花草纹等。图案的边缘一定是“尖状”,阿伊努人对此的解释是为了更好地驱除邪魔。在传统社会中,男人在各种狩猎工具、生活用具及神具上雕刻“阿伊努图纹”,女人在制作仪式上穿的衣服时也在衣襟、袖口、下摆及肩膀等部位刺绣“阿伊努图纹”,主要是为了辟邪。阿伊努民族认为,神分为好神和恶神,好神为人们提供食物和衣料并保佑人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恶神会带来疾病、死亡及各种灾难。为了免遭来自恶神的侵扰,人们会在各种生活工具及衣服上雕刻和刺绣“阿伊努图纹”。在过去,如果一个男孩儿能够独立雕刻各种生活工具,说明他已经成年,可以娶妻结婚;同样,当一个女孩儿的刺绣手艺赢得大人的认可时,意味着她可以出嫁。也就是说,在阿伊努民族传统社会中,雕刻和刺绣分别是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艺与技能。
现在,阿伊努民族基于雕刻和刺绣的传统文化,整合并开发出了具有鲜明的阿伊努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产品。阿伊努文化村中有近30家工艺品商店,出售种类繁多、丰富多样的木雕及刺绣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及首饰等。
(二)木雕工艺品
在木雕工艺品中,最为普遍的是木雕熊、木雕猫头鹰及木雕大马哈鱼。在阿伊努民族的传统信仰中,熊、猫头鹰、大马哈鱼分别是最重要的山神、村落神和河神。而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雕刻这些动物神的习俗,现在见到的这些工艺产品是在商品经济和旅游热的背景下,阿伊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雕刻工艺与精神信仰文化很好地进行整合的产物。木雕工艺品的种类繁多,除了上述动物外,还有鹿、狐狸、兔子等的雕刻。所有动物的雕刻在大小和价格上均有比较悬殊的差异。以熊雕为例,有大到高出人头的巨熊,也有小到可以放在手上观赏的小熊,价格是几百日元到几十万日元不等。据店主介绍,价格不仅与产品的大小、体积有关,还与其工艺的难易与精细程度有关,体积越大、做工越精细,价格就越高。各种动物的造型和神情也丰富多样。以熊为例,有的乖乖地蹲在地上、有的直立着仰望天空、有的与同伴在树枝上快乐地玩耍、有的小熊坐在母熊的肩膀上撒娇、有的嘴里叼着鱼、有的双手举着水瓶在喝水……其造型生动逼真、惟妙惟肖。除雕刻各种动物以外,还有雕刻人物形象的,常见的有传统阿伊努年轻夫妻形象,身着民族盛装、双手紧扣置于胸前,表情平和而慈祥。另外,还有雕刻有阿伊努图纹的托盘、碗、碟子、纸巾盒、镜架、靠背椅、挂钟、相框等日常生活用品与项链、手链、耳环等首饰以及钥匙扣、手机链等装饰品。
一些店主会身着民族服装在店的入口处进行现场雕刻以吸引更多游客。据其中一名店主介绍,用来雕刻工艺品的木材有槐树、赤皮桐、科木等,这些木材是经私有林林主的允许后砍伐来的。店里的商品有些是自己亲手制作,有些是从专门从事木制品雕刻的阿伊努人工匠那里购买的。一般情况下,雕刻1件商品需要的时间为短则1天、长则1周或1个月。至于消费者群体,一般是来阿寒湖旅游的游客。
(三)刺绣产品
基于传统而开发的刺绣产品也多种多样。在阿伊努文化村的工艺品商店里出售的刺绣产品有阿伊努民族服装、女士手提包、挎包、钱包、手绢、头巾、体恤衫、杯垫、墙饰等等。这些商品一般是在棉布或麻布上刺绣阿伊努图纹而成,根据商品的种类布料有薄厚之分,阿伊努图纹与传统刺绣工艺是这些产品的灵魂。目前使用的阿伊努图纹是刺绣者依靠自身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而其创意始终不离“直线与曲线的组合”、“尖状”边缘等传统元素。同木雕工艺品一样,刺绣产品也是一针一线纯手工制作出来的,因此价格会贵一些。比如,一个杯垫的价格在1—2千日元左右,女士手提包的价格为1万日元左右。店内出售的产品一般是由女店主亲手制作,库存告急时,也会请别人帮忙并支付工钱。
阿伊努文化村各工艺品商店的店名均采用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词汇。比如,“古坛(kotan)屋”,“古坛”是沿着河流而形成的阿伊努民族传统村落;再比如“丸木舟”,即圆木舟,是阿伊努民族出行和捕鱼时的必备工具。另外还有“熊之家”、“优卡拉(yukara、阿伊努口传文学)堂”、“辟丽咔(pirika、美丽、美味等表示赞美的阿伊努语)”等等。各家工艺品店虽然都经营雕刻和刺绣产品,但在出售的商品类型及经营主题上均有不同的侧重,力求凸显自己的特色。营业时间是以游客出入文化村的时间为准,一般为早上9点钟开店、晚上10点以后闭店。
三、歌舞及乐器表演——对传统文艺的整合与创新
阿伊努民族对传统文艺的整合集中体现于将阿伊努传统生活文化改变为舞台文艺。对传统社会中的阿伊努民族来说,歌舞以及乐器的弹奏均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并非是一种表演。到了明治时期,由于政府实行同化政策,阿伊努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传统文艺也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而随着北海道旅游热的到来,大批游客蜂拥而至,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并向外界介绍自身民族的文化,阿伊努民族通过对传统文艺进行加工将其搬上了舞台,使其成为一种表演的形式。
目前,阿伊努民族舞蹈被称为“阿伊努古式舞蹈”,古式舞蹈具有地方差异,现在传承于整个北海道的古式舞蹈约为200种。阿寒湖地区的古式舞蹈于1984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文艺表演在“伊寇楼”剧场进行。这是由钏路市政府出资约4亿日元所建的日本首个阿伊努文艺表演的专门剧场。从2011年开始投工建设,同年11月竣工,于2012年4月29日起正式投入使用。在这个剧场建成以前,是在“齐偕”里或露天广场上进行表演的。
(一)阿伊努民族传统歌舞及其表演
1.传统歌舞
金田一春彦先生讲到:“只要进入阿伊努部落,无处听不到歌声。”对于阿伊努民族来说,歌舞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对喜怒哀乐的表达、是与人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是感谢神的仪式。阿伊努民族歌曲的特点是旋律的简单和重复,中间经常伴有“号子声”。由于是不断重复同一种旋律或节拍,对重复的次数又没有规定,因此,至于一首歌曲唱到什么时候结束,完全取决于演唱者的兴致。阿伊努民族的舞蹈有向神祈祷的舞、模仿动物形态的舞、表现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的舞、驱魔降邪的舞等。这些舞大多不使用乐器奏乐,跳舞时人们分为两组,一组是专门唱歌打节拍的人,另一组是结合着节拍翩翩起舞的人。
2.歌舞表演
在“伊寇楼”表演的歌舞中既有流传于阿寒湖地区的传统舞蹈,如“鹤舞”,另外还有广泛流传于北海道各地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阿伊努民族歌舞。整个表演大约进行30分钟,在旅游季节里,每天滚动式表演4—5次,门票价格为中学生以上每人1000日元,小学生及其以下每人500日元。下面介绍其中几个歌舞节目:
坐歌穿着民族服装的几位女性围坐成两个圈,将漆器的盖子放在中央,大家一起用手边拍打盖子边唱歌。在传统社会里,漆器是通过与“和人”的交易得来的宝物,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在过去,“坐歌”是仪式结束后在跳各种舞蹈之前为活跃气氛而唱的。沿袭其传统,在所有的歌舞节目中,“坐歌”最先进行表演。
鹤舞阿寒湖地区是丹顶鹤的冬季栖息地,“鹤舞”是模仿丹顶鹤的动作而创造的舞蹈,是阿寒湖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舞蹈。4个人面对面站成方形,相互成对角的两个人各为一组,其中一组先将上衣的下摆用手提至头顶并将手臂向外延伸,边左右轻轻摇摆身体边向中间迈步,这个动作象征着丹顶鹤展翅飞向天空,两个人走到中间后用同样的方式返回原点。紧接着第二组也重复同样的动作,整个舞蹈的意思为鹤夫妻教自己的孩子如何飞翔。优美的舞姿及演员们发出的模仿丹顶鹤声音的“号子声”叫人印象深刻。
酿酒舞在阿伊努民族传统仪式中,酒是献给神的最重要的礼物,酿酒舞是由3位女性将漆器圆桶、碗以及起到漏斗作用的用藤条编织的簸箕等工具搬上舞台来表演酿酒的最后一道工序——酒渣分离的情形的舞蹈。
剑舞阿伊努民族认为,疾病或死亡是由于恶神在作祟,但又认为剑能够驱除和打败恶神。因此在流行传染病或乔迁新居时,经常由男子携剑跳舞以驱魔降邪。在舞台表演中,由两名男子穿着民族盛装,左手把着挎在腰上的刀鞘,右手举着剑上下挥动手臂,双腿跟着手臂的节奏在原地踏步,嘴里不时地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子声”。
(二)传统乐器及其表演
1.传统乐器
阿伊努民族的乐器有被叫做“木库利(mukkuri)”的口琴和叫做“通考利(tonkofi)”的竖琴。口琴用长约10—15厘米、宽1—2厘米的竹片为材料,中间薄薄的部位刻成舌状,根部结一线绳。演奏时,把舌状部分放入口中,一只手拉住线绳并拨动,随着拨动的快慢及口型的大小变化而产生不同的音色,通过其音色及提音能表达各种各样的想象与情感。据阿伊努民族介绍,“木库利(mukkufi)”是女性用来向心仪的男性求爱的方式,或在山里迷路时用于告知自己所在的位置。竖琴为五弦琴,长约1米,宽约15厘米,最早流行于桦太地区,弹竖琴的人一般像抱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其抱在怀中用手指拨动琴弦,其音质极为安静。
2.乐器表演
阿伊努民族的口琴主要是通过拉动线绳使竹片在口腔中产生共鸣而发出声音。最近,阿伊努文化村里又发明了一种不用线绳的口琴,只要将竹片部位放入口中,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拍打口琴边缘就可以发出声音。在舞台上,两位女演员分别用传统和新型的口琴各自进行表演。竖琴由一位女性坐在舞台中央弹奏,琴声安静而优雅。
当歌舞及乐器表演结束时,演员们会邀请观众到舞台上学跳阿伊努民族舞蹈,邀请时演员说道:“在阿伊努民族的传统习惯里歌舞本不是用来表演的,而是大家共同分享的,请观众们上台来与我们一同分享。”一些观众走上舞台与演员共同围成大圈,随着演员的指令亲身感受阿伊努民族舞蹈。这个环节通过演员与观众的互动不仅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同时在节目接近尾声时实现了“表演”到“传统”的回归。
四、绿球藻节——对传统送灵仪式的传承与革新
(一)传统送灵仪式
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曾指出:“人们对待现实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就是世界观,它也可以通过具体的神话和礼仪等反映出来。由于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这种世界观也呈现出纷繁万千的形态。”阿伊努民族认为,世界分为“卡穆依莫昔里(kamuimoshiri)”和“阿伊努莫昔里(ainu-moshiri)”,即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神住在神国,为了给人们提供食物和衣料而变身为各种动物和植物下凡至人的世界来居住。阿伊努民族为了感谢和回报神对人们的馈赠,进行将神的灵魂送回神国的盛大仪式,这就是送灵仪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送熊灵”仪式。猎人在初冬至第二年早春,从熊窝中捉住刚出生的幼熊,带回家精心饲养2至3年后进行宰杀,将其灵魂送回神国。人们通过举行酒宴、祭供、祈祷等盛大的仪式来感谢熊神,并嘱托熊神将人们的心意带到居住在神国的其他诸神那里,希望诸神给人类赐予更多的恩惠。
(二)绿球藻节
1.绿球藻节的起源
绿球藻节并非是阿伊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从1950年开始以保护阿寒湖中的绿球藻为目的而举办的具有浓烈的阿伊努民族传统送灵仪式特点的节日。
绿球藻是生长在淡水湖中的绿藻类植物,会形成直径为1厘米到30厘米不等的球状体,外观像绿色毛绒球。除了日本,绿球藻还分布于欧亚大陆、大西洋北岸诸岛、冰岛、北美大陆的五大湖周边等地,形成一个环绕北半球的带状分布图。但呈现球状体的只见于阿寒湖以及冰岛的蚊子湖。最近研究结果表明分布于北半球各地的绿球藻极有可能起源于日本,由候鸟传至欧美。在日本,绿球藻于1921年被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于1952年进一步被指定为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
20世纪40年代,由于盗采、周边发电站的建设造成的阿寒湖水位的下降等原因,阿寒湖中的绿球藻一度面临灭绝。为了保护绿球藻,当地居民开展了设立“阿伊努爱护会”、管制盗采并呼吁人们将擅自采走的绿球藻送还于阿寒湖等运动。1950年,作为将归还过来的绿球藻放回阿寒湖的仪式,举办了第一届绿球藻节。
2.绿球藻节的举办
绿球藻节从195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2012年迎来了第63届。它是将阿寒湖“特别天然纪念物”绿球藻与阿伊努民族传统送灵仪式相互结合起来的产物,随着旅游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初为了保护自然生物体而举行的这个节日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代表阿寒湖地区乃至北海道的重要节庆。
从1974年的第25届绿球藻节开始,于每年10月8—10日间举行。在这里,笔者所记录的是2012年第63届绿球藻节的情形。绿球藻节的具体日程如下:
2012年10月8日(月)
10:30
关于绿球藻的讲演(地点:阿寒湖畔生态美术馆)
13:00绿球藻生长观察会(地点:绿球藻馆)
10月9日(火)
13:00绿球藻舞蹈表演、神轿游行(生态美术馆阿伊努文化村)
迎接绿球藻仪式
19:30进行祈祷(地点:湖岸)
19:45
火炬游行(湖岸阿伊努文化村)
守护绿球藻仪式
20:15进行祈祷(地点:阿伊努文化村传统住宅“齐偕”)
阿伊努民族舞蹈表演(地点:阿伊努文化村广场)
10月10日(水)
送会绿球藻仪式
10:00进行祈祷(地点:阿伊努文化村传统住宅“齐偕”)
10:30绿球藻游行(阿伊努文化村湖岸)
11:30送回仪式(地点:湖岸)
舞蹈表演以及祈祷
乘圆木舟将绿球藻送回阿寒湖
绿球藻节由阿寒町、阿寒观光协会及阿寒湖阿伊努协会共同举办,具体事务主要由阿寒观光协会和阿寒阿伊努协会负责。其中,阿寒观光协会负责宣传及整个节日日程的安排、组织与协调,阿寒湖阿伊努协会担任与绿球藻的“迎接”、“守护”与“送回”仪式相关的具体事务。
下面,笔者将主要介绍绿球藻节的核心环节——“迎接”、“守护”、“送回”的仪式。这3个仪式的依次进行恰恰是对传统社会中对熊的信仰行为——捕捉熊、饲养熊和送熊灵这一全过程的新的演绎。所不同的是:首先,熊是神,而绿球藻并非被现代的阿伊努民族认为是神。绿球藻节的第一代祭司山本多助先生曾经说过,阿伊努民族举办绿球藻节是为了感谢养育绿球藻和人类的大自然,而并未将绿球藻视为神。其次,对熊的信仰行为体现的是人与神之间“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绿球藻节体现的是在现代旅游经济的促动下,阿伊努民族与阿寒湖畔的“和人”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迎接”的仪式10月9日晚7点半,“迎接”绿球藻的仪式正式开始。一艘圆木舟从漆黑的湖面上缓缓驶向湖岸,圆木舟上坐着3个人,一个人手里举着火炬,一个人在划船,坐在中间的人用双手捧着摆有绿球藻的用树枝编织成的圆形托盘。这个绿球藻是为了举行仪式而获得特别许可后采来的。湖岸的第一排站着迎接绿球藻的几名男子,站在其后面的是从北海道各地集聚到阿寒湖来参加绿球藻节的150名左右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各支部成员,所有的人身着民族盛装,女性们一起唱着绿球藻歌。当圆木舟靠岸时,岸上的一名男子接过绿球藻将之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祭坛上,随后由祭司说一些表示迎接的祈祷语。说完祈祷语后,祭司便将摆有绿球藻的托盘捧在双手中站在队伍的最前方离开湖岸,朝着阿伊努文化村的方向驶进。紧随其后的所有阿伊努民族成员站成两列,手里举着火炬,唱着绿球藻歌曲,慢慢驶向阿伊努文化村。游客们或者站在队伍的旁边,一边观看一边进行拍照,或者索性跟着队伍一起行进。除了游客,还有很多新闻媒体人士始终跟着队伍进行拍摄。大约30分钟后,游行队伍到达阿伊努文化村广场。
“守护”的仪式到达阿伊努文化村后,祭司将绿球藻放在搭建于传统房屋“齐偕”前的祭坛上,随后在“齐偕”里举行简单的守护绿球藻的祈祷。这个时候,在屋外的广场举行阿伊努民族传统舞蹈表演。表演是由专程来参加绿球藻节的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各支部的成员进行的,他们分别展示流传于当地的舞蹈,如剑舞、弓箭舞、鹤舞、丰收舞、甩头舞等。参加表演的不仅有大人,还有小孩儿,整个场面充满欢愉与和谐。这时众多游客也在旁观赏,为了使游客加深对阿伊努舞蹈的了解,每个表演开始前报幕员会介绍舞蹈的来历和寓意。在舞蹈表演结束以后,绿球藻会被拿到“齐偕”里存放。游客们观看完表演后,可以在阿伊努文化村的工艺品店里购买一些礼品。
“送回”的仪式10月10日上午10点开始举行“送回”绿球藻的仪式。作为“送回”仪式的第一个环节,在“齐偕”举行祈祷,这是绿球藻节的第三次祈祷。“齐偕”的上座上摆放着各种祭品,如茄子、牛蒡、胡萝卜等蔬菜,苹果、葡萄、梨等水果以及米饼和各种糖果,绿球藻被置于各种祭品的中央。“齐偕”的地炉的一侧坐着祭司和阿伊努文化村的其他长老,对面坐着来自北海道其他地区的阿伊努民族长老。先由两名专门负责斟酒的年轻男子给在座的每一位长老的碗中倒人被称为“陶脑陶(tonoto)”的神酒,每位长老用神筷将碗中的酒蘸一些后洒在地炉中的火上面,意味着给火神献酒,然后将碗中的酒喝掉。长老们喝完后,来自各个地区的阿伊努民族女性代表到地炉边用同样的方式给火神献酒。祭司一边向火神献酒,一边用阿伊努语说祈祷语。整个仪式在庄重而严肃的氛围中进行。祈祷结束后,同样由祭司手捧绿球藻并形成以阿伊努民族组成的长长的队伍离开阿寒湖文化村。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穿着民族盛装,排成两列慢慢行走在阿寒湖畔的中心商业街上,行驶在队伍前方的面包车里通过扬声器播放着绿球藻歌。游客们停住脚步在观看游行队伍,各家酒店的老板和职员在酒店门前一齐拍手欢迎队伍的到来。
游行队伍的目的地是湖岸,队伍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前田正名胸像前,这个胸像是于1961年为了纪念前田正名先生为阿寒湖畔的开拓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建的。首先,由财团法人前田一步园现任理事长迎接队伍的到来,祭司将绿球藻放于胸像前,然后用神筷献酒。献酒结束后,几位男性长老一同站在胸像前进行阿伊努式敬礼。献酒和敬礼结束后,由一名男子在胸像前跳弓箭舞来表示对前田正名先生的敬意。
离开前田正名胸像后,游行队伍前往阿寒岳神社。到达阿寒岳神社时,神社的神官接过绿球藻,将其拿到神社的前殿里进行日本神道式祝词仪式。然后,神官将盛着酒的大腕递交给祭司,祭司和站在旁边的阿伊努民族男子们每个人轮流地喝一口碗中的酒,并击掌示礼。
神社的仪式结束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行来到湖岸。到达湖岸,首先进行舞蹈表演,这次表演主要是由阿寒湖阿伊努文化村的人们担当。随后在设于湖岸的祭坛前再一次进行祈祷。祈祷结束后,祭司捧着绿球藻坐上停靠在湖岸边的圆木舟,另外还有两名男子坐在祭司的一前一后的位置划船。湖岸上的阿伊努民族以及游客们目送着圆木舟缓缓离开湖岸。在离湖岸大约十几米处,祭司将圆盘中的绿球藻轻轻地抓起并小心地放回湖水中,全部放回后圆木舟返回到湖岸,意味着绿球藻节圆满结束。
一、 中国传统民居的概述
建筑以民居为主体,“传统民居”是指那些乡村的、非官方的、民间的、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以居住类型为主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它是我国建筑大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有的建筑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
(1)类型
中国民居种类繁多.刘敦桢先生在一书中,按平面形式把民居分为九种,其中横长方形住宅是民居的基本形式,中间为明间,左右对称,以三间最普遍.四合院住宅在我国分布很广,北京最为典型.窑洞式穴居(见图1)分布在我国少雨的黄土高原地区,有单独的沿崖窑洞土坯或砖石的拱式土窑洞, 以及天井地坑院落式窑洞,还有少数民族和不同地区多样形式的民居。
图1
(2)文化传统
民居是随着人们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文化习俗和建筑技术。当地区和人们的社会条件改变时,它原有的社会含义就不复存在,但适合后人生活需要的传统形式却被继承下来,就形成当地民居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的诸多民居中,可以看到多民族和各地区的特征,如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内蒙的蒙古包、江南的吊脚楼、中原的平房、湘鄂等地的竹楼、福建的土楼……等,都强烈地表现出民族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
(3)结构布局
中国传统民居的结构布局有着:清晰的流线、完整的格局、明显的主体建筑、建筑组合体和渐进的层次。
1、清晰的流线
像北京这样的历史名城,城市划分为几个主要区域,如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每个区又有主干道、次干道、街坊道路和胡同小巷,市民可经过街道进入小巷到达住宅,生活组从整体到局部、从社会到居户的流线层次非常清楚。(如图)
图2
2、完整的格局
传统民居多以“方整的格局”为其特征。北京的三合院、四合院(如图2)都是以庭院为中心向内的建筑组合群体,有着严谨的方整格局。住宅建筑依据轴线形成前后左右的对称布局,庭院空间和连接建筑的檐廊、转角回廊、院墙与垂花门等也都自成格局并有密切的联系;江南的“串式”院落和住宅庭院也大致如此。
图3
3、明显的主体
中国传统民居的主体建筑非常明显,它常常设在城镇或居区的核心部位,布置在最重要的轴线上,有着突出的房顶、新颖的外观、显眼的体量和夺目的色彩,以区别其它从属建筑。如中国传统村镇中的佛塔、庙宇或戏台、住宅中的起居室或堂屋。要精心选择建筑组合中、人们生活或活动的中心部分作为主体建筑,把它布置在最重要的轴线部分,安排高大的房顶,显眼的外行体量。例如在民居中,把经屋常放在房顶上(如图4);在河北民居中,正房和堂屋在全组院落中体量中最大;在福建土楼中,正房堂屋的部位有显眼的层层下跌式重檐房顶,主体建筑是非常明确突出的。
图4 藏东新居
4、 组合
中国传统民居不仅注重组合体自身的布局变化,更注重街、坊、院落相互之间的划分与联系,成组成区地布置具有社会生活内容的建筑社区组合。这些组合可以表现出组织邻里生活社会化的思想。在低密度地区,建筑组合常用小型房子以回廊、小路、小桥、花架、围墙等互相联结组成。在高密度地区,常把单幢住宅作为组合体对待。即使是一幢小型住宅,它的内部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多种房间的相互关系的组合体。
5、 渐进层次
中国传统民居根据建筑使用的公共性的程度,创造出一个由公共性过渡到私人性和亲疏关系建设宅院的渐进层次布局,从入口公共部分,最后达到私人性质部分。这个渐进的层次反映了社会与家庭生活的人际交往关系。
二、 中国民居的现状
中国传统民居在封建礼制的影响下,建筑多为木结构、以院落为单元。20世纪末我国建筑业迅猛发展,建筑材料的使用受到限制,多种结构型式的框架材料侵占了建筑市场,城乡住宅改变了多年遗留下来的传统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盒式建筑,在新建的农宅中已很少见到传统型式的建筑,中国民居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
一个地区的建筑是当地当时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综合反映,它具有该地区特有的型式和风格,这种地区主义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传统民居为基础的,传统民居是地区主义建筑的“根”。中国传统民居在建筑浪潮的冲击下已渐渐被遗忘,那些结构呆板、型式单一、排列组合的“盒式”建筑布满城市,大量的传统民居被破坏、只有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列入文物保护的建筑作为城市孤岛被保留下来,这虽然是符合当时的建筑浪潮,但破坏了传统的、质朴的、融于自然的建筑风格,抹杀了传统民族文化。
中国传统民居的建筑精神和民族文化应当继承和发展,应赋予传统民居以生气,使之富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环境优美、使用方便、安全舒适、适应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空间。
三、中国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更新
1、内容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必须对原有传统民居进行保护和更新。所谓“保护”,就是采用规划、管理、设计、施工等手段把传统民居的群体或单体的特征部分保留下来,实现其建筑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所谓“更新”,就是通过对原有民居的“改建”与“扩建”使其适应现代生活要求。“改建”是保留原有民居的特征部分,根据现代生活要求对其余部分实行不同程度的变更;“扩建”是在原有民居的基础上或在原有民居关系密切的范围内,对原有建筑的功能进行补充或扩展。
2、 意义
首先是通过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更新,保留民居文化,并赋予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人们的现代生活服务;其次是由于改建与扩建是在原有建筑和设施的基础上进行的,一般地说,要比新建同等规模的建筑节省资金、建筑周期短、见效快。
3、 项目的实施
要进行中国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更新,应当建立一个正确而严格的实施程序。通常要经历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和终结反馈等五个阶段。
(1) 可行性研究
要对原有民居的文化内涵、历史地位、保存价值、保护与更新的效益和可能性进行调查研究,最终以其历史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来确定“保护与更新”的性质与内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立项。
(2) 规划设计
在政府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指导下,根据传统民居的历史价值、民族文化特色、自然环境条件和现代生活要求,对其周围空间、建筑群体和单体建筑“保护与更新”的内容、范围、布局、型式、密度和色彩等做出规划,明确保护什么、更新那些、怎样保护与更新。经政府批准后,管理部门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实施控制与管理;设计部门将其作为建筑设计的依据。
(3) 建筑设计
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进一步搜集资料、调查研究,在充分考察原有民居的基础上,对其有密切联系的空间搞好结构布局,对原有的住宅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改建或扩建设计,依据设计原则、规定指标和原有建筑的特点,发挥灵感和创造力,设计出既能突出内涵、融于自然、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又能满足城乡规划与现代生活要求的传统民居。
(4) 工程施工
规划和设计最终要体现在工程上。工程施工是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环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建筑单位要熟悉城乡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资料,承包单位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按规划和设计的要求进行施工。设计人员要经常深入现场,及时发现与解决技术问题。
(5) 终结与反馈
“终结”就是在工程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要进行自检、自验、工程决算和工作总结,然后由主管部门、质监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一起对工程进行验收,肯定设计与施工中的成绩,指出不足之处和处理方法,对工程质量做出评价,确定工程能否交付使用。
“反馈”就是设计人员和施工单位深入用户,了解工程使用的问题和综合效应。
4、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更新
通过管理手段和维护方法保留了原有民居的特征部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对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更新。更新的目的是既要保留传统文化特色,又要满足城乡规划生活的要求。更新分为内部空间形态更新和外部空间形态更新。
(1) 传统民居的内部空间形态的更新
传统民居内部空间形态的更新就是通过对原有住宅内部的改建,使旧的型式与新功能之间建立良好的匹配关系。
建筑功能产生建筑型式。当旧的功能消失后,原有型式是否可以伴随新的功能而继承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怎样才能使新功能与旧的型式协调发展呢?只有在充分考察原有民居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挖掘其潜能,才能最终实现原有民居的合理利用;只有新功能与旧的型式建立了良好的匹配关系,改造工程才能算成功。
传统民居的改建不同于新建,它的制约因素较多,随意发挥创造的余地较小。因此,在改建设计前要对原有民居进行详细的技术性调研,搜集或补测原来建筑的图纸,考察每个细部和节点,测定现存结构体系的坚固程度等。特别注意原有建筑特征的保留和基础设施的利用,在充分尊重原有建筑的前提下,协调好原有建筑空间与新的功能要求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原有民居的潜力,避免设计中的失误,改建才会达到理想境界。
(2) 传统民居外部空间形态的更新
传统民居外部空间形态的更新就是通过扩建方法对原有民居关系密切的空间或原来建筑的功能补充新建部分。它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用规划设计手段来完善和更新传统民居的外部空间形态;二是选择住宅类设计模式。
① 用规划设计手段来完善和更新传统民居的外部空间形态
传统民居外部空间形态的更新不仅要遵循城乡规划的要求,还要考虑扩建部分的功能与使用上的协调,更重要的是处理好要扩建部分与原有民居外部空间形态的联系与过渡,从而保证该地区空间形态的完整性和保证该地区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传统民居的扩建设计是在详细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扩建设计中,既要遵循规划的空间结构,又要考虑原有建筑特征的保留;既要发挥原有建筑的功能,又要考虑现代生活要求;既要注意原有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利用,又要考虑绿色建筑体系的充实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更新后的传统民居外部空间形态符合城乡总体规划、保留民族文化传统、适应当代生活要求和留有扩充发展的余地。
② 选择住宅类设计模式
传统民居不是每一种形式都值得我们去延续和再现,必须从众多的传统民居形式中,找出地域特色的“范式”来,“范式”与形式不同,形式多而繁杂,“范式”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去粗取精,提炼传统民居中有形和无形的范式中有形的和无形的共性要素,使其在住宅建筑设计中得以再现,从而选择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住宅类设计模式(图5)
类型遴选要素提炼
图5住宅类设计模式生成图
住宅类设计模式的存在意义在于使传统的居住模式,能适应新时代的居住生活,它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当前颇为雷同的居住模式,而且通过对传统民居的去粗取精和推陈出新为住宅设计增加了新品类。
住宅类设计模式应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它的发展空间也有一定的容量和范围,并非可以随意大面积推广。在存量较大的旧住宅群体中,类住宅设计方式的采用可以很容易达成新与旧的对话,保持原居住环境的完整与统一。在旧区扩建中,欲保持原有的社区,使原住宅对新环境认同、人们保持原有的交往行为,住宅的类设计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就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继承地方建筑的历史文脉是住宅设计创新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民居都是这种发展前景,有的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幸存至今或成为文物,或继承为人们提供一个“勉强”空间。因此,在继承优秀建筑文化传统时还必须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使幸存的“勉强”空间得到根本的改善,使历史文脉在设计中得以体现,使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住宅类设计模式是传统民居的持续发展、走向未来的有效途径。
四、 现代绿色建筑体系对传统民居的充实与完善
传统民居有很多在创造绿色建筑的方法与技术上的成功之处。但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如经济、观念、科技水平等)。同时也存在着大量问题如窑洞夏季多潮湿,通风不好;北方民居多以烧煤取暖为主,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民居居住条件大多不尽人意,不能适应新世纪现代生活。
当前,经济大发展、社会在前进、科技进步为绿色建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我们应利有这一优势,挖掘传统民居的“绿色”本质,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大力推广与利用科研成果对传统民居进行使传统民居充实与完善,注入新的“血液”,对传统民居进行使其产生新的生命力。
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建设山水城市”,是中国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城乡建筑“主体”,住宅应当首当其冲,对传统民居,首先也要搞好住宅区和建筑的空间结构布局,增加绿化内容,使住宅与自然共融,并且协调发展。国家规定的各项标准和绿化指标必须保证,城乡规划的意图必须贯彻,要充分利用街道两侧、居区空地、住宅庭院、顶层平台和建筑墙面进行绿化,并在适当地点增加水面,让“绿化”渗入到传统民居的每个角落,以美化环境、减少污染、调节小气候、防止“热岛效应”。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发展衍生的人类体育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之体育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也是核心民族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众多我国古人的体育智慧结晶,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体育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以悠久的历史文化脉络、高度凝练的运动表征形态,彰显着五千年生存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并以其自身独特的传承方式、发展环境、表达方式、,分别立足于东西方的主流体育文化意识中。随着近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全球各国家民族文化距离的缩短,中华各种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无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系统的分析东西方文化融合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以自省的方式反思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在西方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中经久不衰、绽放光辉。
1文化与体育文化概述
从古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林林总总、众说不一,但其总体上都体现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和对普遍存在的具体性东西的描述性特征。因此,本研究以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综合体。”为逻辑起点,对文化入侵展开研究。
文化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的结晶,具有非强制性影响力的本质属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有精神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与习俗的综合体。文化的外延范围很广,它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产物,体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反应在体育活动方面。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活动方式,是构成人生存、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体育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是社会及个体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远古社会里,体育就具备了生存、娱乐、信仰等诸多文化特征;现代社会里,体育更是至关重要,不仅对于个人一身体、人格与心理及观念、意识等方具有全面发展的作用,对于社会来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体育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体现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界过程中的文明发展程度,具备了各种文化的特征,因而体育是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体育的这种文化形态是由社会文化形态决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体育形态也有所不同。
2西方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2.1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体育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18年德国学者费特著述的《体育史》一书。它同任何一种其他文化一样,深深地记录着一个民族的特点,反映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单以文化本质上来说,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的竞技体育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分支也带有着民族文化讲求的“天人合一,兼容并包,以和为贵”的特点,是一种综合思维体系;而西方的竞技体育文化则是讲求“更快、更高、更强”,强调竞争、自我超越的分析型思维体系。中华传统体育所蕴含的“德者居之、以体会友”之文化,重视练体者的德才兼备;而西方竞技体育所蕴含的“争强夺标,一决高下”之文化,以获胜者的成功与荣耀为目的。此外,美国学者卡普拉在论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时也说到:“中国人对世界观的认知和方法论的应用不同于早期的欧洲学者,他们对问题的研究以对宇宙和自然的朴素哲学为特点,在对事物的探索中并不限于对问题因果关系的探讨,还在于对问题的对象和发生时间的综合阐述。”因此说,中西方体育文化不仅受中西方地域文化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思维性的认知差异;还因为受中西方人民生存目标的不同,而存在着对体育价值与功能认同的不同。
2.2西方体育文化的全球化发展
体育文化一词从德国学者费特著述的《体育史》中正式被提出之后,体育活动变被正式称之为一种文化。其实本应如此,因为无论东方西方,他们的体育活动都深深地被刻上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烙印。西方国家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的飞跃发展,积攒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由此便带动了现代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与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便在此时形成,并成为了西方国家进行世界范围内宣传其“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其体育文化传播以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世界杯、美国职业男子篮球联赛(NBA)、温网公开赛等为重要载体,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全球霸主地位。应该说,这些西方国家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传统体育文化,但是他们的传统体育文化并没有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推广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而是被奥林匹克文化所替代或融合。这种文化的替代与融合一方面表明,虽然不同民族、地域间的体育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体育功能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对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的共识,让以篮球、足球、网球等为代表的西方体育运动更受欢迎,由此推动了现代体育运动对传统体育项目的替代;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全球化、市场化、技术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传统体育在发展中也必然要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和依托现代科技,才能在全球的舞台上展示自我。但就市场化和技术化的文化本质来讲,就是一种普世化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当这种以西方文化为特征的价值理念和技术方法,对传统体育进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运作时,其必然造成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2.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链条的危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运能够绵绵流传,其关键在于其文化是否能在青年人中传播,只有年青一代能够深刻认可和发展本民族的体育文化,才能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屹立于全球化浪潮下,本着这样的发展和继承理念进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体育文化才不至于走上清末木兰围场的老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56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传统体育文化也都各自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56个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编了近千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其中仅起源于汉族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就有近300项。这些内容繁多、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不仅彰显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构成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优势资源与文化宝库。虽然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资源,但真正能够得到有效传承发展的却寥寥无几。如,以武术在高等院校的发展为例。在全国16个省(市)的93所普通高校中,有24所高校仅开设1项武术项目――太极拳;有29所高校开设了2项武术项目――太极拳、长拳;有17所高校有开设3项武术项目――太极拳、长拳、养生功,而开设4项以上武术项目的高校不足10所。同时,即使在这些开设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高等院校,其武术课程的设置也在全部的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规划中占有很小的比重。此外,这些教授公共体育武术课程的教师也大多是半路出家,并不是专业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专任教师,课程内容只是太极拳、长拳、太极扇等基础的健身功法,没有相应的理论课程进行配套。学生只知道模仿动作套路,并不能从文化起源、传承及其功用等方面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深入了解。这样,造成学生在死板无趣的模仿练习中失去了对于传统体育的兴趣与热情,更不用说从中体会文化层、思想层的中华传统体育博大精深的奥秘。加之西方经济体育从社会、网络、产业等各方面对于学生生活、思想及体育爱好等方面的渗透,利用暴力美学、竞争思维对传统体育开展空间的压缩,使学生的传统体育意识渐渐淡化乃是消失。从国外体育文化发展历史经验看,体育项目的发展最有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政策干预和商业运营。如美国各项体育项目的俱乐部运营模式,日本中小学柔道、空手道、剑道、弓道等原本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课程极力推广的政府干预模式;还比如,韩国将跆拳道指定为军队和警察必须学习的运动技能条,大幅度提高了该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没有一项传统体育运动被政府制定为某一领域内必须学习的运动技能。
3东西方文化融合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
3.1西方的奥林匹克项目仍是国内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宠儿”
尽管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理念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理念不相融合,但是西方的竞技体育提倡的自我超越、人文关怀等核心文化内涵也逐渐为广大群众认可。西方竞技体育所推崇的奥林匹克文化因其与时俱进、协调发展的传播模式依然在世界范围内的体育文化领域“独占鳌头”。尤其在2008年我国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后,西方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对我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体育认知影响更大、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用更强,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有限的物质与文化资源更加集中于此。这不仅日益弱化社会不同阶层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知,同时也制约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传承与发展。而且随着我国主流媒体及体育思想对奥运的宣传及奥运精神的传播,使得以西方现代体育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一方面高扬人类的理想一和平与发展;一方面在奥林匹克精神的导引下,不断校正本身的错误、完善自身,以此影响和改变我国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导方向。西方体育的文化入侵不仅是运动项目的改变与入侵,也是西方古希腊城邦体育文化思维的入侵和西化的体育活动运作模式的入侵。在学校、社区以及单位中所组织和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以奥运运行方式而举办的市级、省级运动会,包括其比赛项目亦大都以奥运项目为蓝本进行强度与难度的降低。李力研指出:“现代社会一切体育的比赛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希腊特征,其中奥运会更是希腊体育现代化的代表;同时,虽然近年来奥运会不断地吸收一些传统体育项目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正式一员,但那也仅仅是奥运会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并进一步加深了不同体育文化之间的“误读”与冲突。”因此说,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的“文化浸入”,已经造成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伤害。
3.2以西方体育为主宰的一元体育思想在青少年中传播
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一元化竞技体育思想,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各大高校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严重的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也削弱了民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对高等院校师生的教化作用。以篮球运动为例,1895年来会理将篮球运动传入我国后,我国天津社会开始逐步开展篮球活动并开展向中国其他城市扩展,使得北京、上海等地有了这项运动。1908年以后,一批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专业人员先后前来中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体育文化传播活动。如盖利博士1898年来华传教,1904年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并趋各大城市指导,专门介绍各种西方竞技运动。还比如,1908年艾斯纳博士在上海成立青年会体育部,于1909年该青年会首次举行篮球赛,随即推广学校与社会各界。时至今日,篮球运动已经遍布全国各个层次的校园中,它所带来的西化竞技体育思想也根深蒂固的种植在所有热衷于此项目的青少年中,他们可以用篮球的语言与完全不同国家的孩子做有限的交流,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象征着我们走入了别人的文化体系,以此为蓝本无数的奥运项目将通过改变青少年的思维来改变我们的体育文化思维,最终达到文化入侵的最终期,文化同化。
3.3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为加速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文化的发展、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1995年7月,国家体委根据我国体育的发展实际,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以此通过体育运动的发展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地位。自此我国的竞技体育,也就是西方奥林比克运动项目,开始走进主流体育文化之中。数据显示,中央一级1979年到1983年竞技体育经费每年平局增长12.3%。省级以下许多地方的民族传统体育经费没有相应的增长,且呈现减少的态势,多数县开支后所剩无几。到了90年代后期,体育彩票的发行又一次为西化的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注资。这一方面,为体育事业的西化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不同阶层对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及其文化的认知。可以说,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大众的现代体育认知,为西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足了准备。此外,国家对西方现代体育的资助投入要远远高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如,据一些学者推算,获得一块奥运金牌平均要投入2000万左右;而2008年包含内地22个省份、国际17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294人的第三届香港国际武术比赛暨国际健身气功展示会,所有项目的奖金共计20万港币(约为15万7千元人民币),这还不及奥运冠军奖金的五分之一。可以说,西方体育产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一边倒的态势,西方体育产业对我国主流体育文化的控制已经达到较为深入的程度。
4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开展大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根植于大众社区活动之中,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承的基石。因为民族传统体育就是广大劳动群众经过千百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集大众娱乐、健身于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在发展与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这样的追根溯源,我们才能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让广大社会不同阶层认识到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意义所在,才能有效的发展传统体育产业,从而促进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竞技体育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它们的受众也不尽相同,传统体育的受众是全体大众,竞技体育只是少数竞技运动员的世界。而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体大众全部参与进来,这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优势。此外,传统体育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要我们在发展传统体育的同时,还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形成与发展的根源,保持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民族底蕴。随着我国实行深化改革、经济调整宏观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进一步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度、自豪感及民族意识达到空前高度;在体育事业发展的侧重点上也不能单单只局限于在西方主导的竞技体育项目中争优夺标、赢得奖牌,同时还要优化和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
4.2培养广大学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素养
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协成立大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指出:“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强国,不仅要开展西方现代体育运动,还要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而当前体育文化的传播速度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无法比拟的,网络的出现使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闪耀西方体育文化的光辉,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却却并不能像其他形式的西方体育文化一样走进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对广大的学生群体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广大的学生提高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还有利于正确认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提升对民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的认知,使他们正确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及其文化。在增强广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自豪感和认同度的同时,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时刻心系国家,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与建设做出贡献。此外,也能正确引导他们对不同体育文化态度,面对不同的体育价值观、体育文化,懂得相互理解、相互促进、。
4.3优化传统体育产业结构,为其传承发展提供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