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影响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影响，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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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2-0022-04

一、国际金融危机跨国传导机制分析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继而传导至其他国家并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影响。因此,分析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导机制和渠道。与以往的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贸易溢出效应

国际贸易是现代国家间经济交往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之一,贸易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因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贸易途径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强更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进口额约占世界总额的16%,并且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逆差,美国消费水平下降对国际需求直接造成显著影响;二是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造成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降,产生间接影响和波及效应,这种波及效应对贸易出口的影响时间可能更长;三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基于成本优势的出口面临反倾销和反补贴压力加大;四是汇率变化造成商品相对价格变化,影响其他国家出口竞争力。如2007年5月至今,美元对人民币约贬值超过10%,造成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与暴发于其它地区或转型国家的金融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相对更强,渠道更多。

(二)金融溢出效应

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已经超越商品流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股最活跃的力量,同时也成为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途径。金融溢出效应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造成市场流动性不足后,通过国际金融市场、银行体系或机构投资者的运作,引发国际资本流动致使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形成危机的跨国传导。美国作为世界上金融系统最完善,金融机构最发达的国家,曾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市场。但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被迫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撤回大量海外资本,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另一方面,为达到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持有美国不良资产的外国金融机构开始收缩贷款,使金融危机进一步在国家间传导。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对欧洲国家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

(三)季风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通过全球化这一传导渠道,由于共同的外部冲击而形成的季风效应在现代金融危机的传导中越来越显著。季风效应主要是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和政策冲击传播。随着生产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出口产业将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危机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它国家。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龙头,某个产业受到的冲击会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将影响传递到其它国家,如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后,对相关上下游行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会构成对世界经济均衡状态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美国,其经济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也是传导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净传染效应

现代金融危机表现出的快速传染特征,无法完全用贸易、金融溢出效应和季风效应进行解释,这部分无法用基本面进行解释的影响被称为净传染效应。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对投资者预期心理产生影响而快速传播,特别是对于那些与危机发生国经济结构相似、地理位置相近、政治体制相同、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预期和心理的变化实现“自我实现”的危机传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其所产生的净传染效应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世界范围的心理恐慌和负面预期,使各个国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对天津产生影响的角度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传导渠道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渠道以及非接触性途径。其中,外贸出口作为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在金融溢出效应方面,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并没有完全放开,因而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资方面。在非接触性途径,通过心理预期方面产生的影响速度最快,并且由于对形势恶化的预期往往甚至超过实际情况,净传染效应在国际危机出现的早期对投资者、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影响较大;季风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为隐蔽,但其对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应该受到重视。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从2008年以来的出口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对外贸易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表现出了三个特征。

一是出口贸易快速下降,外贸进出口转为逆差。天津出口贸易额从2008年10月开始出现下降,由增长趋势快速逆转为下降,到2009年7月开始逐渐回升,但截至2009年底仍未恢复到2008年水平;并且从2009年2月份开始,外贸进出口转为逆差,在10月、11月逆差额有所减小,但12月份逆差仍达到8.09亿美元。2009年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天津市进出口、出口降幅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和13个百分点。必须看到,这是在提高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情况下得出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部需求减少,对天津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是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且进一步向其他市场扩散。对主要出口市场情况进行分析,美国、欧盟、韩国、东盟和日本五大市场2008年出口额约占天津总出口额的66.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显著下降。其中,美国是天津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天津出口额的20%,2008年10月天津对美国的出口额急转而下,是造成天津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金融危机对天津产生直接贸易影响的表现。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约占天津出口额的15%和10%,天津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在2008年11月开始下降,反映出金融危机开始向其他市场迅速扩散,并且对天津的出口产生间接影响。从2009年6-11月的出口情况看,早期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市场美国、欧盟、日本的出口同比分别下降28.5%、28.3%和25.07%,但台湾、俄罗斯、巴西、东盟、非洲等市场的出口同比降幅分别达到63.6%、58.85%、47.3%、46.4%和35.0%(见图1)。这表明虽然对美国、欧盟等市场的出口下降有所趋缓,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从2009年6月开始出现逐渐回升迹象,但俄罗斯等市场受到危机波及进而需求显著减少,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间接贸易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对天津出口贸易的影响仍未结束。

三是三资企业出口受影响速度相对较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影响程度相对较深。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情况看,2009年出口分别约占天津市出口总额的13.8%、72.5%和13.6%,其中三资企业是天津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三资企业的出口下降速度最快(见图2),2008年四季度,三资企业出口同比下降17.2%,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分别增长了41.1%和21.1%。但从2009年2季度开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所受到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并且同比下降幅度超过三资企业,二季度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同比分别下降50.1%、35.5%和36.3%。2009年7月出口开始逐渐回升,其中三资企业出口恢复较快,2009年四季度三资企业出口实现同比增长0.5%,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同比下降40.0%和22.4%。

(二)国际资本流动途径的影响

我国的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因此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溢出效应对天津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从天津外商投资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利用外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突出表现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天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一降两升”,即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上升。

在引进外资方面,根据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统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注册资本和资本金结汇从2008年8月份开始显著下降,2008年四季度同比分别下降了55.6%、76.1%和81.5%;2009年上半年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比分别下降43.2%、83.4%和63.7%;200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与上半年比,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和资本金结汇分别增长38%和41%,注册资本增长2.6倍。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资本流动途径对天津经济产生的影响显著。

在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方面,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出现短期快速大幅上升,2008年二季度快速上升到17.02亿美元,环比增长了1.89倍,同比增长了0.79倍;三季度仍然高达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0.74倍;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在2009年二季度再次超过15亿美元。从外资企业撤资清算情况看,截至2008年末,撤资清算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但2009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清算出现快速上涨,一季度达到3.1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倍以上,二季度达到2.0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5倍(见图3)。从2009年下半年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开始明显下降。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流出的增加,在短期首先表现为利润汇出大幅上升,随着发展会进一步引发撤资清算的大幅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2007年、2008年天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达到52.77亿和74.2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同期天津GDP的8.0%和8.5%,相当于同期天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6.7%和15.1%。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和就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投资挤入效应等多个途径促进所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剧减少,利润汇出增加,甚至出现撤资清算的快速增加,其对天津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直接投资额的减少,同时也会对天津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三)非接触途径的影响

通过非接触途径进行传播,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危机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最为显著和直观的是通过心理和预期途径进行传播的净传染效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显著,投资者对未来的判断由相对乐观迅速转为悲观。根据调查,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企业家信心指数和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景气指数开始快速下降,2009年一季度分别达到87.7和96,较2008年三季度分别下降35.2点和33点,特别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处于十年来的最低点。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尚未显著改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转为悲观,进而对投资和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使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自我实现”。虽然是非接触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传播却是最为迅速的。

三、需关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应关注危机造成的长期影响,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国际贸易途径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2009年三季度,天津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经济均实现了正增长,经济出现明显反弹。但必须同时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各国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经济复苏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仍然较大,并且存在刺激政策退出风险。此外,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将会造成汇率贬值压力,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又在国际上抬头,这些对天津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将会不断显现。

从天津的情况看,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大项目建设、深入企业帮扶等政策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必须看到外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同时还必须关注一些在短期有效的政策在长期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建议做好长期应对准备,首先,保持政策措施的可持续性,如解决好依靠大项目拉动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其次,避免局限于采用短期措施解决长期问题,适时转变思路调整方法;再次,保持政策连续性,引导中小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恢复信心,同时根据发展情况进行适度微调。

(二)应关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充分应对并有效促进“调结构”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一方面,美国保持低储蓄和超前消费,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储蓄和低消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这种不平衡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巨大的国际需求,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不平衡,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从天津的发展情况看,2003年以来,投资率开始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消费率逐年下降,2008年天津市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53.6%和31.5%。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与其他直辖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也面对着更大的结构调整压力。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出口压力的直接影响的同时,必须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带来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一方面,在积极支持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还需要有效应对贸易转型所带来的影响,防范国际贸易发展调整所带来的出口企业经营和信贷风险,同时支持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积极支持投资保增长,满足企业合理流动资金需求帮助企业渡难关的同时,还需要应对国际产业联动效应对国内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效支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应关注外资经济在金融危机传导中的作用,防止和减弱危机通过外资企业途径的进一步传导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外资企业易于受到其国外母公司的影响,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会迅速在其子公司的经营决策中表现出来,外资企业对经济环境的研判、投资和经营决策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容易将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传递到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成为传播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快速通道”,其生产和出口的调整将直接对国内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影响,同时也会通过产业关联和净传染效应将这些影响传递到国内投资和企业。因此,应重点关注外资经济的易受传染性,以及外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传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加大对外资经济的监测分析,特别是加强对外资撤出的监测,对外资经济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动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外资企业出口下降和投资减少通过关联效应对天津市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减弱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外资企业途径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朱民、王家强.《金融危机到经济衰退的传导:基础、渠道和信心》[J].中国金融,2009年第4期.

[2] 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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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世界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工业增速下行压力加大，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境。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8年11月5日在第3季度工业经济运行会上的内容显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环境严峻，在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国内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上半年大幅上涨。下半年不同程度回落，部分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的剧烈波动。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物价水平虽出现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运行；出口增速回落，贸易顺差下降，贸易利益减少；工业企业增速减缓，企业融资困难，缺乏持续发展资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将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速增长。从产生影响的行业来看，劳动密集型、出口型企业所受的影响最大，电力、纺织、钢材、房产等影响较大。直接表现是用电负荷出现负增长、银行信贷指标增幅出现回落、谨慎消费、持币待购、车市楼市低迷等现象。从影响的延续性来看。世界金融危机对工业经济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某些方面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还未完全暴露和显现。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

针对此次危机，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在美国金融动荡的局势下。我国虽然不能独善其身，但是国内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很有限。这些专家们之所以认为“对我国影响不大”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以下方面：这次主要是金融衍生品发生了问题，而我国金融衍生品并不发达；此次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即所谓的虚拟经济；此次危机。美国金融动荡不及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时的经济危机严重。从实体经济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从金融业来说，除了外资金融企业无限制进入我国外，我国的金融业也在大踏步走出去，投资美国投行的金融企业和资金并不算小。雷曼破产，我国就有工行、中行、建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有投资，他们的损失使股东、股民特别是国家这个大股东利益受损，而这些损失又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得到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出现动荡，往往折射出实体经济的潜在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导致楼市低迷，而楼市低迷又促使次贷危机进一步加深。决不能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割裂来看待。我国的金融衍生品虽然不发达，但随着国内金融业务的相继放开，这种安全也是相对的，只能说明爆发美国式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从其他方面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高房价这个罪魁祸首很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美国经济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是：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将下降2.28个百分点。

三、美国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影响

(一)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随收入之降低而减少消费。所以正是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消费品的零售才会有高的增长速度，因此现在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旺盛的。但是来自生产企业的需求会不断走弱，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借贷难度的上升，银行惜贷，另外，出于对经济前景的看淡，银行不愿投资。

(二)对出口的影响

1、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可能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而失去动力，而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消费主导模式，所以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居民消费的打击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

2、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回潮，我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3、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因素影响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江浙、珠三角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要是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大幅下降以至纷纷倒闭或者破产，导致失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前7个月，尽管美国仍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美国在我国进出口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其中对美出口增速为9.9％，是2002年以来对美出口增速首次回落至个位数。海关总署认为，次贷危机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是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

(三)对投资的影响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GDP构成是畸形的，接近50％是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仅为25-30％。固定资产投资中很大程度是房地产投资，2008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上半年房地产投资还是比较快的，这是延续性的投资。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的需求会加剧下滑，大家都将盖好的卖出去，没有盖好的都盖好，盏了一半的就延缓或者是继续盖。现在拿地量下滑，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特别是房地产回落已成定局。信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投资者看到美国投资者在亏损，市场在下跌，也会失去信心，开始抛售，从而导致其他市场下跌。信心是一种可以自我实现的预期，大家都充满信心的时候市场就会上扬。反之就是负面的。

次级债券直接导致银行和投资银行巨大亏损。甚至面临破产，导致他们自顾不暇，不得不冻结借贷，互相无法拆借求救。而他们是整个资本市场的中介，需要不断吸收社会资金，然后投资企业做研发、扩展、投入生产，一旦无法正常运转，整个资本市场瘫痪，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会出现股市无法IPO，企业得不到融资，不能正常生产，任其发展下去，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这种传播相对缓慢，是中长期的影响。也是投资者最担心的影响。

其实这次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的3大银行购买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次级债产品；但对我国的出口是一个直接打击，因为我国一直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最近外贸企业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可以比较得出，美国的投资银行过于自由宽松。而我国的管制又过于严格，很多优秀的企业不能上市，无法发行债券，限制了创新、约束了活力，类似与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简单的

金融衍生品符合市场回避风险的需要，对于这种通过组合减低投资风险的工具还是应该积极创新。当然，这也说明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的。

同时，由于这次我们受益与资本市场管制和不完全开放相关，这就启示我们，在我国资本市场成熟理智前，不要急于放开资本账户。

其他行业也会因为市场需求的下降、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而回笼资金，取消投资计划，减少对生产经营方面的投资。

四、减小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的建议

(一)关于出口下降

从根本上说要利用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具体方面，出口下降、外需下降以及原材料能源价格上升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政府可以将出口退税率恢复至中性水平，暂缓实施新劳动法，提高对出口企业信贷额度支持等措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对出口行业的冲击。

(二)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下降

特别是房地产方面，那些用来防止房地产开发商囤积土地、房屋来恶意哄抬房价的措施应该保留，这样可以挤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但政府可以考虑放松一些抑制居民购房需求的措施。如针对第二套房的贷款限制、二手房交易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率等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政府应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他们在解决就业问题、活跃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大对他们的资金支持，呵护其发展。

(三)关于消费需求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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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着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金融经济的发展日益迅速，并逐渐摆脱了实体经济对它的制约和影响，出现了分离现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盛行，金融经济的发展空间日益加大，类型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资产比例不断提高。

（三）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受制度因素的影响，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日益明显。

（四）资本结构的变化。资本结构的变化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它也是这两者分离产生的结果。

（五）与金融相关的制度的接触，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害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了一些新的特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失衡。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一)实体经济受挤压

金融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其地位日益提高，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生存空间逐渐减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出现恶化。

(二)兼并现象的出现

兼并现象在很多金融企业出现，这使得经济体高度集中。企业兼并的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在不断扩大，并且不需要承担破产风险，就算破产，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资助，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很低。

(三)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调

由于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出。金融经济中投机现象很多，投机行为严重，致使金融经济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现象，这种繁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出现失衡。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根源及防范

(一)技术和制度的影响

技术和制度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具有重大影响，是两者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技术层面来说，由于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促使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比例升高。从制度层面来讲，金融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带来了投机、非理性投资行为和跟风行为的出现，这些情况均受制度的影响。

(二)金融资金比例的扩大

实体经济的发展应优先于金融经济，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外汇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于金融经济，其增长速度较慢。长时间下去，随着金融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金融经济一旦出现集中现象，对社会经济将造成重大影响。

(三)管制因素的影响

管制因素是根本原因，它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相分离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缺乏管制，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大，交易量增多。由于管制的弱化，金融机构的运行越来越自由，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由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以上我们所分析的三个点是造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最主要的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应处理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采取的措施应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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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处于较好的状态，但是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发展状态，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将预防经济危机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工作，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并引发了大规模、大范围的讨论与反思，只有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才可以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概念以及关系发展历程

(一)金融体系的概念

首先要明确金融体系的概念，其实质是从国家层面来讲，金童制度等相关内容的具体运行模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也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国家中的金融体系，从本质上而言，是国家内部银行对其进行操控，但是有一部分国家的金融体系，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受市场的操控，也就是根据金融市场对金融体系进行构建和建设。从广义上而言，国家整体经济的流动框架，是一个国家中金融体系主要构成部分，其中包括实际的金融交易，以及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还包括金融资产。但是，不管是金融资产，亦或是金融交易的方式，都与国家政府的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实体经济的概念

本文所阐述的实体经济，是与经济创造相关联的所有活动的总称，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还包括精神文化消费的一切活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包括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经济活动，涉猎到工业、农业、文化、科技等众多产业，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从经济特点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实体经济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材料，对人们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实体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生产消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可以满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物质以及精神的需求。

(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发展历程

在诞生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的变化。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实体经济在交易过程中产生资金需求，所以金融体系应运而生，但是，金融体系，仅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汇兑支持，以及在交易过程中提供支付保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处于一种分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实体经济也逐渐壮大，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金融体系开始融合，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实体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数据，被用于金融体系完善的参数，而在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自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并逐渐进入融合状态；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两者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在结构和功能上均有所改善和进步，此时，两者之间的距离又逐渐扩大，其关系也处于分离的状态。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金融体系实践基础是实体经济

金融体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体系的制定，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正是因为实体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实体经济交易中的融资需求，为金融体系的经济收益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可以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若是没有实体经济，及时金融体系再完善，也必然导致资本泛滥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大部分的金融资本会转投到投机市场当中，引发的恶果就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金融市场秩序混乱，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此种情况建立的金融体系没有实际意义。由此得出结论，金融体系的作用发挥，其基础是实体经济。

(二)实体经济的发展依托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是金融体发挥实际作用的基础，同时，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需要依托金融体系方可得以发展。具体言之，对于实体经济发展而言，金融体系是其发展的重要保证，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了支付中介作用的支持，对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并对其扩大资金规模，加快发展速度有着重要作用，在金融体系提供高效融资的情况下，实体经济企业可以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保证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链的完整，保持企业的稳定运营，同时，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从逐渐从单一性影响转变为多元化影响，例如，金融体系中对实体经济制定的相关制度，如信用体制、财务管理等，从多角度和多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最终都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并依托于金融体系的发展[3]。

三、协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对策

(一)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要理由自己的优势，在发展过程中，积极体现自己的主动性，将经济交易需求作为自身的发展指导方向，进而完善金融体系以及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成为金融体系发展的助推力量，促进两者之间的紧密程度。实体经济内因素中，诸多因素会影响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以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丰厚原始资本积累为例，当原始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进入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体系中的资金，进而扩大金融体系的规模。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会直接或是间接的产生金融需求，而金融机构必然会通过提高竞争实力的方式争得金融项目，进而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水平，并促使金融体系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由此可见，实体经济内部必须通过改革，充分发挥其内部可以促进金融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因素作用，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融合。

(二)推进自由化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高融资效率，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通过提高资金的储蓄利率，进而引导更多资金成为金融机构的储蓄资金，扩大储蓄规模；(2)改善投资方式，可以将金融机构中的储蓄的资金以投资的方式，转化为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3)可以有效减少或者是直接避免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金融市场产生的消极作用，促使资本可以不断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便于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4)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会对实体经济企业进行全面的审查，并在融资之后监督企业的经济行为，可以促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企业的服务水平，提升服务效率；(5)通过构建多层次，并且差异化明显的金融市场，可以改善和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鉴于此，应该促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市场化发展，促使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得以发挥金融体系的优势，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三)保障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直接金融，二是间接金融。间接金融就是指金融中介，包括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中介功能，为实体经济的运营提供机构载体，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而直接金融就是指资本市场，直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决定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要支持更多多元化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将金融信息传递给实体经济中的企业，除此以外，资本市场还应该发挥自身的监督功能，对实体经济中各类企业，以及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预防和减少企业以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参与市场竞争，杜绝企业的违规违法经营。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要建立健全信用结构，强化资本市场的信用建设，为实体经济在资本市场中，得以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与金童体系的融合，扩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而且还可以促进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两者的合作共赢。

总结

综上所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关系对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对金融体系的发展均有不同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充分深入了解和掌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预防金融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有效的对策，协调两者关系。

参考文献：

[1]余悦.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财经界(学术版),2015,10:5.

[2]徐雅静,聂永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中国集体经济,2017,01:21-22.

[3]母红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知识经济,2017,04:53+55.

[4]杜伟.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思考[J].现代国企研究,2016,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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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型金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出现了经济发展过于集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容易引发金融机构发展的道德风险，表现在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认为当自己发展规模给过大，甚至出现风险的时候有政府进行承担，从而放松了自己对风险的防范，为了经济效益的实现做出一些危险性的风险经营行为。第二，金融经济领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活动频繁，会将原有单纯的投机行为转变为更多的关联性活动，导致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发展的弱化。第三，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数失去了原有国民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影响下，一些社会资本从原来的实体经济领域转移到回报较大的金融领域，金融发展逐渐被虚假繁荣经济覆盖，不能如实地反映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原因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产品价值需要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环节中来体现，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无法保证实体经济发展效益的实现。而金融经济发展本质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高收益、高风险、投资周期短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也吸引力大量的闲散资金。在金融高回报的影响下，很多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市场发展。在金融部门逐渐增多的同时，金融发展规模样也得到了扩展，由此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无论是在数量下，还是在规模上都发生了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受到了金融经济的冲击，金融经济从原来的辅助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影响，成为一种发展的主流。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影响

（一）积极影响

伴随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逐渐突出，由此导致很多社会资源发展向金融经济的范围内倾斜。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在社会资源配置和资源调度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消极影响

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逐渐失衡的影响下， 导致金融经济本身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甚至出现了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面，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从本质上看，金融经济的发展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是当今的形势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分离，实体经济发展本身受到了破坏，需要建立一种二者制衡机制来保证两种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的解决对策

（一）加快发展实体经济，为金融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支持

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是金融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键。为此，需要有关人员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出实体经济发展中利于金融经济发展的因素。第二，实体经济发展要实现不断的创新和升级，提升本身对金融经济发展的吸引力。

（二）金融经济发展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

金融经济的发展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进行，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发展。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演进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经济发展能力提升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见，金融经济的发展要能够服务实体经济，不管是在信贷市场发展和证券市场，还是在金融衍生品发展领域，都需要根据实际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来进行相关的发展创新。另外，有关人员还需要认识到实体经济本身发展的局限，采取措施对实体经济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发展的更好融合。

（三）加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监管，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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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 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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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经济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组成的一个辩证统一体。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核心内容，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考察，虚拟经济最初的发展动因是源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为目的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随着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虚拟资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虚拟资产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非协调发展。目前，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和规模。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大多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大量学者展开了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探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经过深刻反思，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政策关注点再次聚焦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上，理论界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研究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国外尚没有有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直接论述，国内学者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对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国外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主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对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在魏克赛尔之后，凯恩斯用资本边际效率代替了自然利率。他认为可以将资本边际效率看作投资收益，而货币利率（或市场利率）看作投资的机会成本。与魏克赛尔不同，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延续凯恩斯的思想，希克斯提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托宾进一步丰富了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托宾Q理论（企业市场价值/资本重置成本），托宾认为风险规避者在面对不确定的资产报酬率外，对资产的组合行为，除考虑资产报酬的预期值外，还须考虑该资产的风险程度，托宾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研究中，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古特曼（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十年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动力。古特曼实际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投机泡沫经济的发展。相关的研究可见于卡特（Carter，1989）、克罗蒂和戈德斯顿（Crotty与Goldstein，1993）、戈德斯顿（Goldstein，1995）、托宾（Tobin，1984）和济恩（Zinn，1993）等文献，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M.宾斯维杰（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

国内学者对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随着虚拟经济的高速膨胀，更多地侧重于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成思危（1999）认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害，其最大的危害是造成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李晓西、杨琳（2000）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刘骏民（2001）认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会带来高额利润，会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外逃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容易引起灾难性的泡沫经济。谢太峰（2001）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从三方面理解，即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差异、虚拟经济的崩溃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林兆木、张昌彩（2001）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负面影响，认为正面影响主要有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负面影响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减少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虚拟经济的扩张可能出现经济泡沫过度，引发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跨国扩张严重危及世界经济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杜厚文、伞锋（2003）认为虚拟经济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过度背离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刘霞辉（2004）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经常会出现矛盾，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及经济增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辅相成，从长期的经济增长看，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废都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的不均衡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王千（2007）认为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在逐渐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影响。

二、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

国外从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观点大致分为三类：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

1.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者之一。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的代表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分析了35个国家100年间（1860一1963）的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比较金融结构与经济数据，得出金融部门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金融发展因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rro（1990）、sehwert（1990）、Fama（1990）及Lee（1992）研究了美国经济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现实体经济能够预测股市收益，即股市收益能通过实体经济情况反映出来。Atje和Jovanovic（1993）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具有水平和增长的双重效应。Levine和Zcrvos（1996）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发展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eiro（1996）对几个经济发达体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RossLevine、Demirgue-Kunt（1996）利用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四个指标，发现人均实际GDP和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存在正对应关系。Levine（2003）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Harris（1997）对研究样本作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发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二者关系非常弱，统计意义上不显著。Chang（2002）从需求推动和供给拉动两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2004）证实了长期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关系显著。Crochane（2005，2006）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金融市场的回报率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

2.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机制使金融发展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其中，凯恩斯（Keynes）、托宾（Tobin）等人的观点具代表性。凯恩斯（1936）和托宾（1965的观点都表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高于实物资产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分离的原因，而金融投机活动的盛行，吸引更多资金流向金融部门，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斯特兰奇（strange，1986）认为，西方金融资产的膨胀和金融交易量增长加速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必将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埃里希尔（Ehrhcher，1989）认为金融部门的扩张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果“货币上层建筑”发展不成比例的话，其积极的分配功能将可能变为破坏性的因素。

特南鲍姆（Tenanbomu，1994）认为金融部门吸引大批人才和资金，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破坏。蒂迈耶（Tietmeyer，1998）认为，至少在某些阶段，不能排除由于过度投资而造成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Tietmeyer，1998）。Aiestie和Demetriades（1997）研究发现，由于股票市场缺乏效率，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定价机制和接管机制的功能，即使是“完善”的股票市场也很难促进经济增长。

3.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功能被弱化。大量研究表明，金融资产价格、股票市场都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Minsky（1986）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资产价格长期收益的预期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背离是导致资产价格脱离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Bingswanger（2004）关于七国集团的实证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投机泡沫是弱化股票收益与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Estrella和Mishkin（1996）、Domian和Loutan（1997）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在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对工业生产增长率的预测能力不同。Stiglitz（1990）、Kindleberger（2000）和Shiller（2004）等认为非理性投机行为的诱导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运行，使资产价格不断背离实体经济基本面，进而引发资产泡沫。

三、实体经济的实证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对它们的关系给出定量分析。

刘俊民、伍超明（2004）从虚拟经济角度解释“股经背离”，通过构建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关系的修正模型框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出相互偏离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股经背离的根源在于股市和实体经济结构的极端不对称以及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刘金全（2004）通过计量检验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刘霞辉（2004）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都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曹源芳（2008）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虚拟经济还远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袁国敏、王亚鸽等（2008）建立了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关联度不是很大，反而是虚拟经济中的股票与债券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最强。如果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业不能很快发展起来，就会制约虚拟经济的发展。礼（2009）实证结果证实了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同时发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反而表现得并不明显。杨姣（2010）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对称。何宜庆、文静、袁莹莹（2010）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与中部六省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机制，为中部地区崛起提出相应对策。温畅、陈国平（2010）探寻了常州市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杜斌、李建伟（2010）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非接触途径对天津实体经济的影响。

四、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在理论探讨中，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样本采用计量方法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代表变量并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标准。借助相关的定量分析方法，详细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探寻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的预警研究方法，提高预警方法对经济现实情况的解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参考文献：

[1]魏克赛尔.资本与利息[M].商务印书馆，1959.

[2]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管理科学学报，1999（3）.

[3]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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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靠的，二者缺一不可，实体经济加速了金融经济的进步，金融经济加快了实体经济的完善进度。加快完成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互动式发展的目标，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进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选择恰当的措施加大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有益的交流和融合，稳定经济活动，这样才可以达到促进国民经济进步的目标。

二、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市场，致使其出现波动现象

目前，我国的各种商业、农村商业银行也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例如股份制转型和内部体制的变化等，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达到了尽可能地降低在银行中发生金融风险，从而促进金融业的进步。不过，在金融业的改革进度中一定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市场波动，对市场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弊端，比如，在过去的商业银行管理模式中，扁平化管理模式占有主要地位，这样就加大了贷款审核的难度和要求，规范风险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信贷人员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而金融监管机构外部监管的弊端也阻碍了企业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影响到银行的金融现象，在这种条件下，企业会缺少一定的资金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进步。

（二）严格的融资标准

商业银行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在宏观政策的调控进度中，“一刀切”的现象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这一现象和我们国家产业政策存在一些冲突，这时在金融业中会选择信贷维持和降低信贷额度的措施，针对一些和国家产业政策存在冲突的行业实行这样的措施，进而将企业的信贷规模缩小。而对企业来说，这会导致生产资料的资金需求和使用大大提高，企业会产生经济增长点缺漏的现象，产生比较严重的利润分化现象，这会导致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另外，当前的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势头，所以没有目的和规划的投资会产生资金不足的后果，而取得银行的融资资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导致企业的信贷面临很大的困难，很难满足企业的信贷需求，导致了资金缺口的情况发生。

（三）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延缓

社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增多，如今是快速发展的时代，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在持续的进步，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而在社会的进步中，计算机应用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引入共享经济的模式，而共享经济这一形式加大了互联网金融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交流。不过最近几年实体经济利润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良好经营状态的维持，而在中小企业中，经常出现融资成本较高的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中无序削弱现象频繁

在实际经营的进度中，不管是那种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帮助，因此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市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企业的发展。不过目前的市场中，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没有很完善的制度和规范，依然没有较为完善的方案等。如今我国的金融市场中也有了一些外资银行的加入，不过这些金融机构的重点一般在房地产行业，而这也导致了一些弊端的出现。目前金融市场的不规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进步，而在金融市场上可供企业使用的资金也越来越少。

（五）最近几年，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少

我们的金融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这只展现在虚拟经济的范围，对缓解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问题没有很大的帮助，而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使用的技术大多是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而这些非本土的技术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进步。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对策

（一）优化金融经济体系

金融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每个不同的行业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加大了各个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了金融经济在维持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持续地加强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联系。如果想达到更快的提高实体经济实力，就要通过金融经济的相关手段使得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可以更加主动和积极地投入工作，同时可以令它参与进对金融产品的完善和销售中，分析市场情形并且不断完善我们的金融经济发展法案，通过这样的途径使得资金周转更加高效的进行，避免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出现资金缺失的现象。

（二）调整金融融资标准

不断完善和修订金融融资的标准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的进步。在金融经济的发展中，使用一定的恰当的方式来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同时在金融的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先关管理政策执行，另外根据现阶段的市场条件对金融融资标准进行不断地完善和修改，保证此标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它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弊端。除此以外，要对金融融资的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最大可能地降低由于标准过于苛刻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弊端的情况，应对融资标准进行合理科学的修订和完善。

（三）强化金融风险管控

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在发展中，总会有各种原因影响到金融经济的发展，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把控，尽可能地减少它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弊端。第一，应该不断完善对金融风险的监控制度，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金融机构的发展状态上。第二要对金融风险的监控进行更深一层管理，并且要保证工作可以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不断修订和完善有关的金融风险管理的措施。

（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存在一定的关联和影响，而在实行转型时，实体经济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所以，在对经济进行转型时，要严格参照市场状况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同时在金融经济的帮助下加快实体经济的进步。互联网金融会给发展中的金融市场产生或多或少的弊端，而这一弊端往往体现在金融机构对利润的影响，所以如果想做到最大可能地减少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弊端就要不断对相应规避措施进行完善和优化，最大可能地减少影响，采用互联网模式不断完善金融经济的操作。另外，应该不断优化信用中介的结构，在信用中介的辅助下尽可能地减少互联网金融模式中的纰漏，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五）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如果要达到在实体经济中展现出金融经济的功能就要不断加强金融经济管理的工作，不断完善和优化金融体系，另外使用恰当的措施对当前的金融经济制度进行控制就可以促进金融经济的稳定进步，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产生。另外，对金融经济的流动方向进行检查和分析整理。并且在经济发展时采用恰当合理的措施对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和解决，形成更高效的管理体系，加大管理的力度，同时要满足市场的其他需求，通过合理的规章等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从而帮助实体经济工作中的相关人员建立相关的金融防范意识，同时在政府的辅助下加大对金融经济的管理，从而推进金融市场更加稳定的前进。

（六）金融行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篇10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虚拟经济源于虚拟资本。十九世纪70年代以前，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从资本批判的角度，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货币经营资本和借贷资本发展变化的新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逐渐引发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关注。成思危(1999)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一般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界定虚拟经济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主要是关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侧重于金融市场的收益分析及实际产出分析。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价格与实际产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在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认为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

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10年美国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其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巨大动力。Carter(1989)、Crotty与Goldstein(1993)、Goldstein(1995)、Tobin(1984)和Zinn(199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Green(2003)通过研究资金流量、利息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金融部门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思路。Caporalea和Spagnolob(2003)通过构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

卢卡斯，门克霍夫(2004)通过对德国金融资产比率分析，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已经与实体经济分离，并辨别了三种分离假说，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构建了典型的“背离假说”论证模式。“背离假说”认为，过去实体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虚拟经济部门扮演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但现在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颠倒，金融市场依据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行，实体经济不得不适应虚拟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卢卡斯，门克霍夫等总结了三类分离假说，进一步拓展了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认识，具体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及独立信用扩张能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这种分析思路较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看作是必然的。Strange(1986)引用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金融市场不稳定性角度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必然性。Chick(1993)通过对银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信用扩张促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Schulmeister(1996)通过分析日益增长的政府贷款及相对下降的私人投资现象，认为债务上增加的利息支出必须由相对减少的实物资本及公司利润弥补，从而产生了利息与利润的分离。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趋势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性破坏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obin(1984)、Schlesinger(1987)、Ehrlicher(1989)、Hesse等(1994)、Filc(1996)以及Emunds(1996)等。其中Tobin(1984)着重从金融市场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进行分析，在《关于金融系统的效率》一文中，通过分析信息套利效率、基本价值效率、完全保险效率及功能效率，认为金融部门逐渐关注存货与交易量，持续的交易和具有最小交易成本的金融市场吸引了短期投资者，大量的投机行为扭曲了价格并引起了负面的外部效应。Schlesinger(1987)通过分析企业融资行为改变的动因，认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金融上层建筑出现不成比例的增长。Emunds(1997)认为，由于“羊群效应”及“权益要求”的外生增加促使投资者兴趣转向金融资产，从而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以限制实物资产投资的形式被金融部门吸收，最终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由此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第三种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破坏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ietmeyer(1995)、Stottner(1997)及Borio等(1994)等。其中Stottner(1997)总结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主要从价格泡沫引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角度进行分析，并认为如果存在绝对支配，投机者们可能更为富有，但实体经济却可能遭受严重损失，造成的后果是金融部门的投机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基础；相反，在不存在绝对支配的情况下，因价格泡沫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存在一定极限而不可能无限扩张。Borio等(1994)通过对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分析，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其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70－1992年间资产价格变化的分析，认为资产价格与实物资产价格的脱离主要源于解除管制导致的信用扩张。

Sachs(2004)研究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发展逐渐背离，在宏观经济体系内，实体经济处于首要位置，其次是金融。Krippner(2005)提出金融化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

易和商品生产渠道的一种积累模式，并利用数据分析验证美国经济正深入地进入金融化发展模式。Crochane(2005，2006)利用时间序列及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关系，并认为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Jacobson等(2005)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问具有联动效应，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金融市场波动会造成直观影响，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Hudson(2008)分析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探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问的关系，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需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在该范围内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防范超出该范围而引发的危机。Gregoriou等(2009)运用ARCH模型，利用1980年1月至200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美国股市回报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市波动情况能较直观反馈实体经济变动状况，并对金融部门决策产生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及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情况，并认为消费在短期及长期内都是相较于股市回报更为敏感的经济变量。

二、国内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刘骏民(1998)给出一个加入证券交易的新货币公式，进一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分流向两个市场即代表实体经济的产品市场及代表虚拟经济的证券市场。刘骏民(2003)指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互作用关系。

刘骏民和伍超明(2004)通过构建货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部门关系模型，推导出货币量增长率是实体经济增长率和虚拟经济增长率的函数，通过对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分析，描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经常性背离关系。伍超明(2004)认为世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货币循环流模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金流量占比和其规模之比不能保证保持相等状态，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影响。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l所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宝伟等(2002)提出资产定价的微观基础是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联的重要途径。彭卫民等(2002)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以及虚拟资本中的长期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刘东(2003)认为实体经济良性运转将有力支撑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稳定性最终以虚拟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虚拟经济发展需与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关系。

刘霞辉(2004)利用资源转换概率模型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均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刘金全(2004)通过相关定量研究，进一步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与活性上的相互作用，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

王国忠等(2005)利用1919－2004年的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验证了经济虚拟化后虚拟经济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特征。马卫锋等(2005)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8－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投资总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径实现。周业安等(2005)在国外学者现有研究基础上构造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标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中，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相反关系。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2所示。

(三)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

国内一些研究认为需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泡沫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虚拟经济引发泡沫经济这一负面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间的更深层次关系。刘骏民(1998)认为，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泡沫经济是虚拟资产价格膨胀的结果。陈文玲(1998)认为，当虚拟经济脱离实物经济过度膨胀时，形成了虚拟经济的经济泡沫；但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并不确切，只有过度虚拟部分形成经济泡沫，并认为决不能抑制虚拟经济的发展。李晓西等(2000)在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过程中，引入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主要体现为产品名义价格与基础价格的严重偏离，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近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总结如表3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侧重于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贡献在于：(1)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基础。(2)从经济发展的宏微观层面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关理论已较成熟，应用的具体实证方法对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