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法律知识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未成年法律知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

篇2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篇3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与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倾向，认为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重视被害人权益，促成犯罪人赔偿被害人而获得谅解，实现双方和解。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者）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密切相关，恢复性司法是西方社会应对日趋严峻的犯罪形势，反思现行刑事司法之不足，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代恢复性司法可以理解为：受犯罪影响的各方，在完全自愿并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犯罪的原因、危害、罪犯的责任等进行充分沟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罪犯承担的道歉、补偿等具体的道义责任等达成协议。其中犯罪人―被害人和解模式是恢复性司法模式中的核心制度。

（二）采取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性

（1）未成年人刑事领域的特殊性

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知识、阅历有限，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发性比较大，且主观恶性小，有的未成年犯罪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后还不知罪，对自己怎么会走上犯罪道路以及对他人、社会造成什么危害，都没有明晰的概念，表现出对是非缺乏判断力，随意性较大。对其处置在方法上应与成年人区别，增强针对性，“对症下药”，一方面通过和解处理，未成年加害人能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既可以达到预防其再犯罪的目的，又能使破坏的社会关系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监禁可能带来的“感染”和未成年人人格发展的严重心理障碍。

（2）犯罪学理论的认同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行刑事和解更容易调和民众刑罚报应、惩罚观念，获得理解与支持。由于未成年人年少无知，相对于成年犯罪人更容易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3）社会稳定条件的需要

目前刑事犯罪案件持续攀升，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犯罪候备军”队伍庞大。通过刑事和解使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取得较好效果，减少未来犯罪的主体来源，有利于使居高不下的刑事发案率真正降低，增加社会安全、稳定度。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一直非常重视，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上历来强调“感化、教育、挽救” 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在实体法方面，我国《刑法典》在单行法方面，我国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法》两部法律，在程序法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有零散的规定，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就整体而言呈现出不系统、分散化的局面。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上，随着一些检察机关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逐渐接受，刑事和解程序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在校大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之中。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山东、湖南等地的省级政法部门相继了有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其他一些地方的地市甚至县级政法部门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性文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0月31日下发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作为指导全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意见，根据该规定，刑事和解案件范围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刑事案件，还包括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相关刑事案件。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开展，其已从单纯的具有试验性质的司法改革实践上升为地方政策，进而得到最高司法机关认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二）立法缺陷

（1）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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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各种育人理念的参差不齐。许多未成年的初中生不仅对学习文化知识毫不在乎，而且在做人和遵纪守法方面都不屑一顾。许多未成年人缺乏公民意识和道德法制意识，甚至做了许多违法犯罪的事情。为了扭转当前未成年人思想行为的劣根态势，加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尤其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注重法制教育是刻不容缓的。通过十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应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每节课抓准教材的法制教育的渗透点

备课时，要从当前学生存在的问题去找好思想品德教材法制教育的切入点，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切入点要符合时代性和具有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同时要紧密结合教材知识做到具有典型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浓厚的兴趣，才能达到法制教育的意义和效果。如教学七年级（上）第四单元第八课《学会拒绝》时可渗透的法制教育内容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本法所称“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下列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七）参与赌博，屡教不改；（八）吸食、注射……通过抓准了这节课的法制教育的渗透点，一边结合法律条款，一边结合典型案例，对参与赌博、屡教不改和吸食、注射的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学会拒绝。每节课都这样抓准教学的法制教育渗透点，这会使得思想品德课教学真正发挥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制素养水平。

二、教法学法独特，推动课堂教学中的法制教育的持续深入

思想品德课和法制教育课如果是水平性教学，这会使学生对学习思想品德课和法律知识毫无兴趣，这对法制教育将百害无一利。因而在教法学法上要有创新。在现代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我利用多媒体教学法，借用典型案例设置教学情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一般，身受其情的感染，从而驱动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如我把刚发生在学生们身边的“刘龙打架事件”用多媒体技术编成生动的案例，通过学生现实说法和探究讨论，学生们对学习思想品德课和法律知识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有利于推动课堂教学的法制教育的持续深入，要保持这样，作为老师要不断变革自己的教学风格来适应未常年人成长发展的需要。

三、诱导学生自学，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能动性

初中生正处于生理心理急剧变化动荡的时期，这段时期未成年学生的人品的形成需要有良好的外因的助推，如教师的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细心、耐心及精心的教育引导，加上国家社会为未成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这些外因会使得初中生沿着正确的人生轨道上前行。同时更要有积极的内因来夯实，这里积极的内因指的是未成年人自己的坚强意志、正确的辨别是非力、独立思考等能力。只有这些，外因才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要发掘一切积极因素来诱导学生自学和主动探究，从而改变过去那种“要我学”变为如今的“我要学”，反对“死读书和读死书”的错误做法。

要让学生真正学会自主学习，教师必须轻松驾驭好现行思想品德教材，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做到了心中有教材和心中有学生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的学习方法和习惯，通过学生的自学能基本掌握教材知识。同时教师要注重开发多种教学资源来激发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兴趣，达到巧妙把法制教育贯穿其中，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体验学习法律的乐趣。如在教学《我爱我家》的主题活动探究中，让学生在“赡养父母”等主题活动着去品味法律的内在魅力。

四、优化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将法制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统一起来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中，要认真探索教学的双边活动，尤其要充分把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组合，发挥教学资源的最大效益。把教学环节以最美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在深化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法制教育。如教学八年级（上）第三单元第六课《网络交往新空间》时，梳理好作为一个网民在思想品德方面要严格按照《网络文明公约》进行，但更重要了解上网违法要受法律的制裁，从而懂得上网要遵守法律。通过典型案例和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实际来分析，如学校的帖吧中侮辱老师的帖子，这种行为侵犯了老师的名誉权，经公安机关的侦破，侵权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通过这样的教学让法制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得到有机的整合，使学生的法制素养和品德素质得以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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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机制。该院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绿色通道和快速介入机制，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坚持做到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第一时间实施监督。审查案件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否核查出生日期等关键事项，严格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和法定人到场制度，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切实权益保障落实到每个过程、每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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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1在学习法律基础的过程中，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必须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树立，既有赖于国家的努力，也有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损害社会主义法律树干的因素。例如，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当透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觉得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应当透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用心宣传法律知识。在自我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个性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律观念，帮忙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构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不仅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2学校邀请了县关工委的同志给全校的教职工进行了一场法律讲座。听了关工委的同志讲的《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如何上好一节法制课》、和《教师在法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后，使我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的行为规范、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阶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从小培养小学生法律意识，进行法律素质培养教育，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养成依法为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作为教师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深入理解心得教育思想，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思想教育能力。在教育学生时要做到：诚心、热心、关心、耐心和爱心。不简单粗暴地训斥学生，不体罚学生。法制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教师要提高法制教育能力，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发式方法，把法制教育寓于教育教学之中，在新课程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教师若能把法制教育的方法、时机掌握恰当，运用灵活，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抵制精神污染，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法制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和几堂课就能解决的事情，它需要家长的配合，更期待着社会风气的好转和我们教师能始终不渝的寓法制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3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法律约束着我们的行为，制约着我们的言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定，避免了许多危险，所以我们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国家重视法，而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职责边是遵守法律，遵法守法我们岂有不重之理?其实我们生活中都出现一次又一次违法乱纪的事，导致其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富强，使全社会逐渐步入小康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但不幸的是，人们生活好了，却越来不重视法律，不遵守各种法，导致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惨烈事件。

青少年现在为了扮酷，不惜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来吸引人的眼球，我前段时间在街边看见一个青少年骑车，他的双手竟然不扶车把，而是侧举伸平，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吸引了我的眼球，也吸引了周围人的眼光，有的人还大喊：哇!帅呆了，好刺激呀!有的人厌恶的说：耍什么酷呀，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有的人担心的念叨着：这小伙子怎么这样骑车，多危险呀!肯定要出事的。虽然青少年这次没出事，但我相信他不谨慎骑车，出事是早晚的这次是它的幸运。还有很多，如闯红灯，人们明知道“宁晚十秒，不早一秒”但还是有很多人去违规闯红灯，导致出现悲剧，危及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还有马路上超速的人，手不扶车把的人，还少吗?在我们生活中也许有人淡忘交通规则，但不知道这样的耍酷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青少年现在越来越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让自己远离危险，避免伤害，而是持一种遇到什么事都不在乎的心态，他们根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

青少年在校期间，不遵守校规，班纪。使班级蒙羞，给学校抹黑，他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使学校的管理制度不再严格，导致产生违法乱纪的学风，使学生的学习成绩上不去，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荒废自己的人生。

青少年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言行粗鄙，使社会风气败坏。腐败，蔚然成风，会使别人不尊重你，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不雅的人。

遵纪、守法，这是人们放在口头的一句话，可说实在的，能做到的，往往有几个人呢?其实遵纪守法并不难，只要我们脑海里形成一种观念——这件事违不违规，做它有没有危险。然后在去做这件事，然后形成一种习惯，到最后的习惯成自然，作为青少年的我们越应该从小培养遵纪守法从我做起的这一观念。

我们要做到知法、懂法、遵法、守法，不违背道德底线，不做损害他人的事，不做危害社会的事。在校期间，应遵守校纪班规，不做损害学校利益的事，不做影响同学的事，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勤学勤问，好好学习。在公共场合中，要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他人、大声喧哗、影响他人。

因此种种，法律保护我们的生命，而我们要是爱护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遵法守法，让我们现在抓紧时刻，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遵纪守法。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420__年8月4日，参加了市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专题讲座学习,市局特监科申宏伟科长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概论、特种设备法规标准体系和特种设备事故警示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通过听取专题讲座，我了解了我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学到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相关知识。特别是牛育才局长及班子成员所做的重要讲话和点评，使自己深受启发，进一步强化了牢固树立“以严监管为第一要务”理念的意识。

自己作为政策法规科的一员，在全面学习的同时，特别注意对新修改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学习，新《条例》)的正式施行，对于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提升质监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的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新《条例》—— 赋予新内涵 指明新方向因此新《条例》的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确立了特种设备安全性与经济性相统一的新工作目标。这次条例的修改明确规定了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管制度。它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目标，从单纯的安全性改变为安全性与经济性的高度统一，赋予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二是完善了特种设备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监察的基本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场(厂)内机动车辆没有纳入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调整范围。特种设备材料管理、锅炉水处理管理、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管理、无损检测管理、土锅炉查处规定以及特种设备许可工作证后监管等内容也未在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明确。这些问题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新《条例》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法定职能，对上述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调整范围和工作环节。新《条例》还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鼓励科技创新、应急救援和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赋予了新的内涵。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56月9日下午我校继续组织了老师一起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赵庆敏老师提到“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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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未成年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规范。

2、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自尊、自立、自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未成年人进行自我防范和赢得社会保护的途径，如果未成年人自甘堕落，外界再怎样帮助，也是我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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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区进一步加大对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确保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全年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972件，其中妇女维权案件466件，为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210余万元；未成年人维权案件168件，为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110余万元。

一是狠抓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网络。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完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办案规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等制度，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促进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完善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决定、指派和监督等行为。完善妇女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站、青少年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站的建设。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法律援助网络，以村（社区）综治站为基础建立了389个便民联络点，并统一了制度、公示牌、登记簿册，形成了覆盖全区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各镇街聘请的法律援助便民联络员进行专项知识培训，实现法律援助知识在基层的深入普及。

二是进一步做好对妇女、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推出专项便民措施，对孕、产、哺乳期妇女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咨询和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对上述妇女可以电话预约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可以电话申请法律援助上门服务；通过自荐、审核、筛选的方式，建立合川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骨干律师队伍。

三是切实提高妇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效率。加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不断强化其工作责任心，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推行限时办结制度。出台《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的实施意见》。实行分类分片联系指导和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度，推行法律援助质量反馈卡，做到一案一卡，并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回访，听取法官、受援人的意见；对重大、典型、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和庭审旁听制，必要时，法律援助中心组织专门人员、资深律师和法律专家进行“会诊”，确保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做好妇女、未成年人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区援助中心每年对基层妇女干部进行法律培训，提高她们的维权意识，使其在基层维权事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20余场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55场次，发放《妇女维权手册》、《未成年人维权手册》、《法律援助便民联系手册》等宣传资料30000余份,受教育人数达7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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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座既有趣又有意义，不但使我们扩大了知识面，而且还使我们从妙趣横生的讲座中感受到一份快乐。张庭长主要给我们讲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什么是法律。他着重讲述了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犯罪》的14条和34条。告诫我们未成年人要懂得一些法律知识，遇事不要慌张，可以用求救、报警等方法帮助自己。他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来阐明法律的重要性和学习法律知识是未成年人不可缺少的。其中一案例中15岁的刘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离异无人照管，刘某消沉颓废，天天上街游荡，结果被一群青年犯罪分子收留，供他吃喝玩乐，他还以为遇上了大恩人呢。有一次，那伙人同另一群人打架，叫他帮忙，他为了报恩，便拿了刀冲上去，结果被抓进监狱。多么可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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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育部门缺乏对学校法制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这一点从现行教材的设置便可看出，在现行的教材中，只有初中二年级一门法律基础课，而小学六年和其他阶段的教学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课的设置，或者仅仅流于形式，半年将一次法制课。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而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起学校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应该认识到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其次，任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积极性不高。现在的法律课教师多为带班上来的政治教师，其中很多教师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法律，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教学方法便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导致很多教师只能照本宣科，进行填鸭式教学，缺乏案例教学和课堂的灵活性，使法律课成了纯粹的知识讲授课，学生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

第三，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校园和课堂之内。由于对法制课的重视程度和经费等原因，现在的法制教育仅仅局限在了校园之中和课堂之内，很少有学校能把学生带出去学习，或邀请其他单位参加，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只把教育局限在了45分钟的课堂内，造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脱节，不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二、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解决办法

首先便是各级教育部门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应该编写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法律教材，我国的法律已形成了已宪法为母法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教育部门应组织力量，根据未成年人成长发育的特点和认知和接受能力，编写一套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法律教材，使未成年人接受法制教育系统化、持续化，比如说，根据儿童的特点将编写成法制连环画的形式，让他们初步建立法律观念，而到了中学，可采取文字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法律意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