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现代文学现象，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出走的最好时代

“出走”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女子们如卓文君、红拂女早早地践行了“为爱走天涯”，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出走”，强有力地冲击着“家”的既定格局，也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秩序面临溃败。

“五四”时期普遍宣传的个性解放，成为一种热涨的潮流，并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试图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堡垒。许多封建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认识到了自己家庭的罪恶，他们试图冲破家的藩篱，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于是，作为一个即时性的动作，在现代文学中关于“出走”的描写来了一个大爆发。这种现象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18年《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专号将《娜拉》一剧介绍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男女们从中受到启发，将娜拉当作自己的偶像并用实际行动效仿。直接模仿《娜拉》的作品是的《终身大事》，严棣的《心影》、凌均逸的《生死关头》等一批作品都是在易卜生的戏剧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等也是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这个现象并不是一时热潮，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有佳作。二十年代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行素；三十年代巴金《家》中的觉慧与淑英、《日出》中的陈白露、林语堂《朱门》中的杜柔安；四十年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和蒋纯祖、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全、无名氏《海艳》中的印蒂等等，他们的“出走”见证了“出走”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久不衰，这与它的恒定性、包容性密切相关，“出走”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意象。

另一方面，作家自我的出走也是蔚为大观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出走”是二十世纪先进知识分子精神历程最恰当的概括，[1]这与一大批作家的写作经历十分符合。鲁迅走出了“鲁镇”，于是故乡变成了纸上残存的童年记忆；巴金、艾青、路翎等冲出家门，脱离了封建家庭，开始用笔清算“家”罪恶的事业。乡土作家群走出愚昧沉郁的古老农村，离开蒙昧中的老中国儿女，在文明的大都市中反思着故土。除了男性作家对家、对故土的批判、反思外，一群女作家也值得关注，如丁玲、萧红、白薇、苏青、谢冰莹等等，她们都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而走出家门去寻找自由、广阔的天地。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作品中人物的出走体验更说明了“出走”后要面对的复杂局面，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像“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个时期的儿女那样“出走”得如此决绝，如此广泛与普遍，这是一个“出走”的最好时代。

二、批判“家”的事业

走出了“家”的作家们是叛逆者，出走后再也不会重返旧家，“家”的记忆是如此的惨痛，如果还要提及，除了批判不会有其他。以《家》开始享誉文坛的巴金，以其洋溢的青春气息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很多过来的人感慨道：是《家》促使他们昂然地走出家门，走向广阔的新世界的。[2]按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庭的命运以及旧家庭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3]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细胞的家族制度的腐朽性与残酷性在此可见一斑。正是认识到这点，巴金严正宣告：“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那些过去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一声‘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4]

写于40年代的《憩园》，虽然没有了《激流》时代的激情，却是“更痛切更透彻地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的大家庭模式，为中国的封建家长制谱了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5]。对“家”的批判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小说写作事业。

再如萧红，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逃离了封建地主家庭，残暴的父亲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她早年的作品中凶恶的剥削者无一不姓张，表达了她对罪恶的家长制的决绝态度。

以上述作家为例，我们看到作家虽然走出家门，但“家”的阴影在心中仍挥散不去，他们把“家”作为批判对象，并开创了自己的文学事业。这里似乎有一层吊诡的意味，他们极力批判的对象正是成全他们事业的首因。

三、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及的，女性的出走之路相比男性更为艰难。王德威在《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一文中曾提出“身为女人，何所遁逃？”[6]这句话道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男性出走者不同，女性自古受到的压迫、束缚更甚，她们走出家后，何去何从是个新问题。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预言：走出了家门的娜拉只可能有两条出路，即要么再回来，要么就此堕落下去。[7]鲁迅这一结论的取得是基于当时的娜拉没有任何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当“五四”初期，人们对冲出家门惟恐欢呼还来不及的时候，也许只有鲁迅能用哲人的目光注视这热闹背后的悲剧。但这并不是说，娜拉就此应该留在家里，而是提醒人们得想一想：该走向何方？

《伤逝》中的子君曾经那么勇敢地出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发出个性解放的强音。然而当她不能去开拓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时，生活中的琐碎杂事便能葬送自由恋爱的成果。子君又回到了她逃离的“家”，不久之后悄悄地告别了人世，个人恋爱的悲剧使子君从家出走又回归。

丁玲笔下的女性们也在苦苦地探索出路。莎菲走出家门，剪断了与封建家庭的联系，按照个性主义者的意愿独来独往，而事实上她未能真正走出封建烟雾笼罩的社会。心灵上烙下了块块伤痕，逐渐形成病态，正像她自己分析的那样：感到一种茫然不可捉摸的难过。她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玩弄别人的感情也撕裂了自己的情感，最后完全悲观厌世。莎菲女士所经历的冲出家门又毁灭了自我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代表了个性解放时代许多青年的苦闷，他们已经醒悟到了个性的尊严，不愿殉葬于过去，然而他们的身上仍然重压着因袭的担子，如果不能把自我消融到更有意义的事业中去，是没有出路的。[8]就曾指出丁玲写完《莎菲》后遇到危机，并指出三条路，其中第三条即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已往的恋爱、热情的追求连接起来了，因为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9]

照看来，由恋爱转向革命是十分自然、正当的事，这也符合三十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内在要求。革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然而作为女性革命者，她们的遭遇却并不令人愉快。

丁玲的作品在诠释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突出暴露出作为女性的不幸，《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逃离了家门却落入了日寇的魔爪，受尽。虽然身体受辱但她的灵魂却没有被压倒，“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她用自我的牺牲换得重要的情报，做着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不知情的村民都视她为“毒物”，谈起她都避之不及。哪里是贞贞的光明之路？丁玲最后让她走向了延安，给了她一个可以憧憬的未来。然而贞贞能否获得新生，能保证人们的眼光不再带着鄙夷，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从茅盾的《幻灭》及白薇的《炸弹与征鸟》得到一些佐证。《幻灭》里的静和慧在政治和爱情追求中遭遇挫折，委婉地道出了女性参与革命的幻灭真实。而《炸弹与征鸟》中的妹妹余彬在沉溺于爱情游戏和生活方式之前，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非常渴望参加革命的，但是，她发现女性只是革命的装饰品，女性和革命的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在革命话语中，女性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女性的身体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革命任务而献身是身不由己的。[10]如在贞贞这边，她本着崇高的革命目标，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而得到的却是村人的鄙视、不理解，又一次陷入困境。

在社会转型、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下，毅然从家中走出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它的罪恶，这是自“五四”以来许多中国作家的共同选择。他们是“家”中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个性解放的实践者。现代意识的灌输使他们自觉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此时人伦情理被暂时搁置，为实现个体价值，他们完全抛弃了家及家中人的感情，似乎家只是一个冰冷、黑暗的处所。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五四”反传统的彻底性太绝对化。由此，笔者也开始思考，出走得那么彻底的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有可斟酌之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吴彦，咸立强：《现代文学中的出走话语叙事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5][8]张玲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情结》，文史哲，1999年，第6期。

[3][4]巴金：《关于（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6]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篇2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篇3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45-0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或是一种思维工具，而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由传统的从属论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认为语言是思想本体，构成了人的行为本身。[1]深入探究语言的变革与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具体影响，对于丰富语言学的内涵，帮助我们理解语言变革与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

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概括起来就是“白话代文言”。之初，以“明白”和“精确”为指向的白话文运动蓬勃兴起。白话文倡导者主张语言摆脱以往形式的束缚，在精确表达思维的同时能够更加直白，为大多数人所能听懂。

相比于文言文，白话文具有口语化和精确性的特点。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样晦涩难懂，从而有助于文化和科学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样含糊不清，从而有助于提升严谨的科学思维。因此，白话文强调了文学语言的实用功能，强化了文学语言的叙述、说理、艺术再现等功能。但是这种语言转换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后果，那就是传统语言所具有的多义性、象征性、层次性和声韵特性等语言功能均有所弱化，从而造成艺术表现力的缺失。而不同的文学题材或着眼自由的思想表达、或着眼严格的韵律规范，或强调丰富的说理性、或强调精简扼要的艺术表现力，对语言的诉求大不相同。因此，语言变革对各种文学题材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也各不相同，从而造成了对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远影响。

二、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对小说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叙述方面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因此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学的发展中，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语言变革促进了小说的繁荣，从客观上将小说的创作从边缘推向了中心。

小说是文学体裁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最具通俗性的文体。而白话文由于具有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与小说文体的要求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内容上，由于小说是一种叙事的文学，主要语言特征是叙述，对文学语言有着明晰、传神、生动、精确的要求，而白话文作为一种更贴近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白话的文学语言，相比于文言文来说更能做到“言文合一”。语言变革增强了小说这类现代文学形式的叙事清晰度，促进形成了其叙事形象传神、描述逼真的内在品格。

（二）对散文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形式上更加自由，在内容上更长于说理。因此，白话文促进了杂文文体发展的一枝独秀。杂文通过描绘具体事实或客观现象，达到陈述观点、发表议论的目的。杂文以“议论”为主要特征，要求有清楚的条理性、分明的层次性、严密的逻辑性，注重的是思维的理性化。而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来说，一方面通俗易懂，长于说理，另一方面语意精确，长于界定。因此，语言变革促进了杂文文体形式的长足发展。

之后，新文学者便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加工，来达到散文文体审美的独特性，并由此创作出可与传统散文相媲美的“美文”。与议论为主的杂文不同，“美文”主张抒情言志。由于白话文这种语言方式过于直白，在美文这种艺术性散文的创作方面有较大的不便。为此，新文学者进行了“用美术以锻炼”白话的努力。“用美术以锻炼”白话，是指借鉴传统文学中的文言文语言方式和外来翻译的语言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更具表现力的白话文。通过“用美术以锻炼”白话，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性，成就了“美文”这一新的文学形式。

（三）对话剧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表情达意方面更善于铺陈和直叙，更加利于话剧人物的直抒胸臆。因此，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

文言作为一种诗性语言，具有含混、凝练的特点，注重表现而不注重交流，适宜叙述而不适宜对话，利于增加文本的抒情性而不利于其动作性。因此，以文言文为主要文学语言的中国传统戏剧大部分为歌剧，与诗词、曲具有相似的特点。而现代话剧以对话为主体，强调对白的作用，因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话剧取代歌剧，就成就了现代文学形式的一次转型。

五四时期，白话文学语言的倡导，使得喜剧语言在语言环境和资源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促进了写实戏剧语言方式的确立；由于白话文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直白性，促使了写意抒情性话剧语言方式的产生；又由于白话文善于状物，对人物的语音、腔调都能达到精确细致的陈述，催生了戏剧性话剧语言方式的出现。因此白话文使得中国现代话剧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促进了现代话剧文体形式的多样化。

语言变革创造了白话语言的语言环境，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文体形式的诞生、发展和成熟。

（四）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五四语言变革中，白话文学语言的广泛使用，为儿童文学的文体形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时期，人们逐渐发现了儿童世界的“独特性”，对儿童发展的考量也逐渐增加到“美育”“人性的启蒙”“现代化”等诸多方面。人们对于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也越来越重视。然而，“儿童文学”这种文学体裁能在中国立足与否，取决于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语言条件。在五四之前，中国人教导儿童用的都是一些经书典籍，而并没有以儿童的口吻口语为角度的儿童读物。这可以归结为人们平常所说的语言（白话）与文字存在不一致。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是“小儿说话”，这就要求儿童文学所采用的语言应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因此，白话代文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标识。

（五）对诗歌的影响

相比于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白话文与诗歌的审美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制约了新诗的发展，甚至使得新诗形式美的建设陷入困境。

诗体的“新旧之争”本该是文学语言的产物，但在五四时期，白话文倡导者否定“旧诗”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代表着一种诗学立场。他们认为旧诗比较难做，而且不能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难以创新。也认为，应该打破传统诗学所立下的规则，发展更为自由的诗体。然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则的。如果强行打破这种规则，超出了诗歌的边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新诗），但由此丢弃的可能就是这种文学体裁所独有的韵味和审美价值。

诗歌所特有的本体诉求为含蓄性、情绪性、暗示性和感受性，而五四语言变革所倡导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的白话文则与之相去甚远。并且，白话文精确性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会使文言才能勾勒出的“诗美”荡然无存。卞之琳在将新诗与旧诗做对比时就说，古典诗歌以精炼、少用连接词、意境丰满为特点，“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2]这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特点。然而，白话文作出的新诗却“枝蔓而懒散，冗长而无意”。因此，白话可以精确的传达思想，可以“有理趣”地分析、论证问题，但却不能写出像文言文那样蕴藉深刻的句子。

梅光迪认为，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和曲固用白话，诗、文则不可。[3]在传统的文学体系中，诗歌的文体有着严格的规范，都以语言的“声韵特性”“喻意象征性”“去口语化”等为前提。因此，对于诗文来说，“实用性”“精确性”“口语化”的语言变革与诗歌的文体规范要求不相适应，严重影响了诗歌文体独特审美价值的实现。

三、小结

中国现代语言变革对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过程，其实就是“白话代文言”对文学形式演进的作用过程。从语言变革的角度探讨至建国这段时期文学形式的变化，不仅可以准确评价语言变革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还能使我们更加清醒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之于传统文学的审美转型，加深我们对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关系的重新认识，对于我们当今文学形式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篇5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篇6

关键词：文学视野 农民工形象 叙事分析 变化

Key word:The literature field of vision peasant laborer image narrates the analysis change

作者简介：司娟（1975--），女，河南夏邑人，本科，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从社会形态的不同，来说明文学作品反照的“农民工”形象的不同。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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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所引起的文学争论。这些文人集团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有其鲜明的特点：

（1）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

（2）不论高喊“复古”的口号，还是打着“反复古”的旗帜，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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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篇9

二、男性在思想上处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动上的逃避者立场

男性潜意识里男主内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对女性始终带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对周围环境无法掌控，必然会选择行动上的逃避。如《搜神记———成公知琼》中：玄超梦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琼，心生爱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琼下嫁玄超。知琼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间多情而有才华的女子。知琼能诗善文，与弦超相处如人间夫妇一般。知琼这类仙女有着似人的方面，也有与人不同的特征，她们因仙人身份表现出特异性。成公知琼“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隐形。这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们希望遇到的是特别的美女，比他们的妻子美丽而又多才气，同时又能够挑起他们的征服欲与幻想。同时，知琼说“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表明神仙与凡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的书上说这是“神性压迫感”，凡间男子必须接受她们这些仙女，但这却是男性的一个狡猾之处，把所有出轨的理由都归于所迫，把一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却构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动和强加性的爱情。我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的一种期待，无法亵渎，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构事件，把自己演绎为被迫接受爱情的弱者，实则享受着天仙带来的好处。又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妇吴月娘，除了帮助西门庆勤恳持家，协调家庭内部姬妾关系，还要在外面给西门庆充面子。但是吴月娘没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门庆一次次的娶妾。即便这样，而吴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顺，她纵为妻，也只是西门庆的一个奴隶，被西门庆所控制着。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隶，为男性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同时还要承担被谴责的责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带来的欢快之后，面对社会和舆论责任，总是选择妥协或者放弃。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当作一位绅士

处于绅士地位，自主的为女性履行绅士义务，为女性建构了一座名为“”的围城。男性以保护女性为由，为女性建构了一道道坚固的道德围墙，如“男女授受不亲”，这在《礼记•曲礼》中即有记载，这很明晰的说明了古代的男女礼节，而且女子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如《秦楼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楼美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为代价，与老鸨相抗争，最终香消玉殒。这究竟值不值得呢？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呢？为什么《秦楼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为榜样，如此羡慕和哀痛真娘呢？“贞洁”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性德束缚。男性在着力于打造自己这个美好绅士形象的同时，把保持的女性作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婚姻与情爱，二者本该统一，但在吕贯的心中却不乏矛盾之处：情爱可以任性，婚姻却难违理。因此跨越了樊笼礼教的女性，可能会获得男人的一段爱情，却常常失去与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莺莺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男性到爱情的最后，不仅是无力，也根本就是不想为女人而争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思妇、弃妇、怨妇，从“氓之蚩蚩”到几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无不是附拥品。高贵如李清照，美艳如李清照，才气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无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为人生的一大污点。难道女性就没有权力选择婚姻吗？不是女性无法选择，而是她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了。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心理都用贞洁二字在衡量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男性很成功，他们把这种贞洁观塑造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最后成为女性自主的选择。男性绅士性的贞洁维护，让女性从此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爱情的被动者地位

男性为了隐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构筑一批大胆艳丽的女子。男性作家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隐藏起来，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把求爱的主动权交给女性。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叙述王宙与美女张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灵魂于是离开躯体私下前往与王宙相会，并生两子。张倩娘的“私奔”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这样尴尬的地位，让女子独自去承受这种社会的道德的谴责，展现女子大胆反抗婚姻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让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尴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连叔父钱塘君做主把她嫁给柳毅的时候，柳毅不娶，最终龙女化身为卢氏女嫁给他，他才娶，这个故事相对于别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区别的，但是柳毅辞别龙宫的时候“不诺钱塘之请而后悔”，“殊有叹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追求龙女，一直等到龙女主动的变换身份嫁给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认为这在显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丽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对美好的女子产生一种无法亵渎感，只有把自己从主动者降低到被动者，男性才安心。还有如诗歌当中的文君当垆，卓文君美丽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难怪文人都爱引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了。同时男性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在关键的时候让女性出现，如貂蝉，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却跟杨玉环，王昭君，西施一样的，红颜薄命，她作为王充的棋子，在吕布和董卓只见周旋，最终使董卓和吕布二人关系破裂，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貂蝉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这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无法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选择把女性当做棋子进行摆，做先头兵，如貂蝉为王充，西施为楚国，王昭君为大汉。都是一批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女子。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艳丽大胆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标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牺牲的，男性是胜利的一方

郭立诚说：“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欢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的确女性一直都处在被牺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马嵬坡前的赐死，真实的对她的命运做了总结。又如《霍小玉传》，李生与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浓的时候，“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仕进才是李生这样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小玉给她的恋爱只是他么临时的消遣而已。霍小玉这样的女子对李生这样的以仕途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当功名前途与“爱情”发生矛盾时，李生这样的公子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男性总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个妻子往往选择门当户对的，与自身利益挂钩的，而第二三四个才是他们对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满足了发展需求才开始寻求爱情。同时，男性作家以旁观审视者的态度看待爱情，在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衬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时，当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男性自动的退下，置身为一个不受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责划归女性的不守妇道。这样的不公正的立场，一直的延续，以致让女性越来越被束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沉沦在贞洁的围墙里。男性，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一个不受指责与责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过错都是女方的问题，比如年长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蛮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换姬妾。这是不公平的。

篇10

（一）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逐步降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开始追求感官刺激与娱乐，现当代文学包含的部分革命精神与热情，已经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且从学术层面而言，我国传统的古代文学也更具优势。从娱乐元素方面来看，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更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国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其内涵极为丰富，不管是在审美体验方面，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文化都更具有民族代表性，可以极大地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帮助相关的文化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可见，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国学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现当代文学。

（二）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促进

国学热现象的出现虽然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的消亡，与之相反，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应当被赋予新的意义。现当代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不能因为国学热现象就一味的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现当代文学与国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国学热潮流的发展，可以促使人们逐渐研究和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存在价值，进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二、国学热现象下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

传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文化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国学热潮流一方面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促使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正视时展的现实需求，并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若要在国学热潮流下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促使现当代文学充分吸收我国国学的内在精髓，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特点，灵活运用，提升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效率。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尝试和大胆的改革，若要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增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活力，就必须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当然，这种变革应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关键之处在于和国学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现当代文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方面，相较于国学，我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特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导，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方向性，避免其出现僵化模仿的现象，坚持与国学相结合，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民族色彩和个性价值。另一方面，我国现当代文学还处于发展时期，只有将其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增强其发展动力，促使现当代文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应当明确国学热潮流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带来的挑战，并学习借鉴国学的内涵和形式，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