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研究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最古老、最基础的学科领域。

经济学的研究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主要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主要是效用、生产成本、利润的问题，消费者的效用如何最大化，生产者利润如何最大化，强调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与经济政策，即研究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搭配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讲述西方经济学说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以加强学生经济学理论功底，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感受，总结了学习课程后对学生的益处，与同行共勉。

1 通过经济学说史学习，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

财经院校的大学生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始接触经济学，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反映是“经济学”充满了高等数学，不是晦涩难懂的均衡计算就是复杂多变的图形，大部分的学生对此课程都有“想学但难学”的感觉。即使是所谓学的好的学生，也只局限与对图形的掌握和计算题的解题而已。对于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生难以理解和体会的，使得学生头脑中的经济学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这就失去了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真正作用。

而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的是经济学说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产生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影响当代经济的发展。学生通过对经济学说史学习，可以深刻感受到经济理论存在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跳出固有模型和惯性思维的影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点加深理解以前所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从而得到新启示，使经济学学习与时代相结合，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不同学说的客观评价、理解，可以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大多使用国内教材。为了能够较系统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内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也就是说讲述的是一种看法和思路。随着近年来教学计划调整和课时压缩，教师在有限课堂时间里讲述大纲考试的相关内容都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介绍其他的理论。这样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认为经济学只有所学的一家之言。而学说史的学习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通过介绍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理论，让学生看到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继承以及不断发展、演变，思考为什么某人理论能够成为主流，为什么若干年前的支流后来又变为主流学说，背后形成和推动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对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分析中就会逐渐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一个不只会考试做题，关键是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大学生。

3 从学说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体会经济理论运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性

经济理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虽然通过历代经济学家努力和奋斗，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在大学教学中，由于教学体制和课时限制，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到底对经济发展能起多大作用。而在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学说的时代背景分析，通过结合当时历史现实，讨论理论产生的根基和成为主流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如经济学说史上著名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对于经济学走向现代成为社会科学殿堂的“明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理论的正确运用可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不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通过经济理论变革也为促进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国内的教材中对此介绍相对较少，但国外经济学说史的教材却叙述内容多而且面广。因为任何时期经济学说产生都是时代缩影和需要，其内容是与历史背景不可分割的，所以把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济学家理论结合起来讲解，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体系，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理解所谓“纯粹经济学”的欺骗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经常讲“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生却不能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会到“西学中用”目的是有选择的，甚至有很多人会被西方表面宣传所迷惑，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而如果从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此问题，就可不辨而胜，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该课程重要性和实用性，改变固有的“历史无用论”的想法，同时可以激发思考的主动性。

4 有利于学生对不同课程内容的链接，融会贯通提高学习综合能力

不管什么专业对于在校大学生，每天都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听着不同老师在讲述着不同的课程。所以在学生脑中所学的各个课程只是大学知识结构中若干个点而已，至于不同点应该摆放在哪里，各个点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并未思考过或能够得出清晰构图。这正是造成社会所说大学生“高分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分”是表明学生在校把所学课程即各个点掌握的很清楚，“低能”是因为其脑中只是零散“点”的堆积，而不能形成一个有形、有用的“网”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正是现在大学教学的一个弊端。大学中开设的有些课程只是强调理论性，而没有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知识。同时各个专业课程都是“各自为政”，针对某个问题任课老师只讲本课程理论和观点，而现实中任何问题都绝不是只用一门课程知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要求有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的能力，而这正是学生所缺乏的，也是在现有学校考核制度下所不能衡量的“高分低能”就不奇怪了。所以如何去构建这个“网”既要学生自己主动学习，也要借助于老师在课堂上思路引导和勾画线条，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现实经济现象的浓缩，是众多历史原因的综合物，演变中涉及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等各课程内容，所以在讲解某经济学的理论时经常会涉及到不同专业领域课程，如斯密的理论，既有宏微观的理论，还有国际贸易、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理论成为不同的点，围绕“国家财富如何增长”这个中心，以“经济自由”为主导的思路构建出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成为经济学永远追随的主题和方向，这种情况在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中都会有所体现，教师就可以与学生已学课程情况结合，提供一个新视角去理解学过的理论，搭建起贯通各个课程的思路，让学生体会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课程是如何寻找解决之路的，哪些是现实中可行的或效果更好的，通过分析、梳理理论脉络，锻炼学生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增强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只有不断的加深理解变为自己的知识达到“融会”，才有可能去“贯通”，把各个点链接起来构建实体的专业知识结构，在现实经济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成为有文凭也有水平的大学生，成为企业和社会欢迎的人才。

篇3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本课程，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从我国各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学习存在困难，学习缺乏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说史》课程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历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繁杂。

3.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编制“经济学分段表”，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篇幅大，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原则，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经济学派层出不穷，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影响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学派，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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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产物，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充实了后者的理论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概括来讲，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是从简约式到结构式的演变过程。与之大致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则为传统计量经济学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前者概率结构已知、参数未知且具有稳定性，后者则概率结构和参数未知、不稳定。

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中，早期西方学者采用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伦敦学派模型（LSE模型）。这些模型在运用中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无法用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等等。针对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优化的模型予以弥补。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将SVAR模型运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随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中。

一、 计量模型的演变

1. 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为传统的用以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经济体系中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如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变量，即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被看作是内生变量。

模型表达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动态模型表示为：

AYt-1Mt-1=C1（L）Yt-1Mt-1+C2（L）（Mt）+?着Yt?着Mt

其中，Y代表宏观经济指标向量，为内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指标，由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体系的交互关系决定，为外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变量的子矩阵，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变量。一般而言，模型设定条件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发现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模型设定，无法很好的解释经济指标数据，无法体现经济学理论，也不关注模型的统计结构，对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的实际意义也不大。

为了弥补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这些缺陷，计量学理论界相继出现了多种计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优真实经济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伦敦学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简化式，对数据进行一般化推导。来自Lucas and Sims的批评，认为LSE模型的数据拟合度较差，与经济理论相脱节，且仍未能涉及到经济政策评估。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为例，在LSE模型中，考虑到将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基于跨期最优理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也使得没有经济变量是完全的外生变量（Sims，1980）。在货币当局将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宏观经济目标的操作工具时，货币供给不仅反映了产出和通胀，同时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LSE模型忽略了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篇5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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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显示出经济学分析对于危机应对与控制、解释与预测的能力日渐式微。构成现代经济学解释力的逻辑基础，似乎正在经受冲击和考验。理论反思与逻辑重构成为经济学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矛盾。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现实困境，本刊人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Q&A

Q=NBW特约记者 康子冉

A=向松祚

Q 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机构皆预言全球经济将很快复苏，回归正常增长。各国皆采取庞大财政刺激和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强劲持续的经济复苏却至今没有变成现实。你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A 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患上的许多根本性顽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其一、财政政策黔驴技穷。各国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日益恶化。目前，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已经是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共患的顽症。

其二、货币政策效果锐减。各国货币政策长期维持“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复苏。经济理论业已阐明，一旦经济陷入衰退负循环、不确定性笼罩全局，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萎靡疲弱，货币政策就难以奏效。

其三、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金融海啸已经过去4年多，发达国家个人和家庭的“去杠杆化”过程却远未结束，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要么持续下降，要么持续低迷。

其四、银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远未完成。与政府、家庭、个人一样，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体系同样深陷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去杠杆化过程，信贷供给不足亦严重制约经济复苏。

总而言之，我们对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经济去杠杆化、债务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一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

Q 金融危机的不断演变和深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对此，你提到过需要反思和重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A 从经验来看，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刺激人们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者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经济学者会到处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之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他们往往会慌不择路地试图为自己找到逃避的借口。

Q 决定论和机械论塑造了经济学的基本性格，认为人类社会演变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就能够推测人类行为结果、推测经济趋势。但经济形势为何总是不可预测？

A 这种观点宣称，人类经济体系演化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一定能够准确推测人类行为之结果。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也喜欢以“预言家”自居。同时数学模型完全支配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视。

而这种数学化的决定论和机械论思维，慢慢演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学说，它们将市场描绘成为一架精巧的机器，总是可以自动迈向完美均衡，给人类创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催生了货币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

Q 经济学和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能否通过科学思维来为经济学指明方向？

A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这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而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这些基本信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界，包括经济学都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虽然一些新的理论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然而，乐观情绪总是反复出现，这都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惑。

Q 人性自私被誉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但你认为这一说法漠视了自私导致人类灾难的可能性和多种途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危害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A 经济学逻辑方法的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人性自私论。人性自私假说是西方先哲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公设，也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人的自私欲望无限和自然资源有限之间构成难解难分之矛盾和冲突。经济学被认为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矛盾而产生的。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证明，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并没有象斯密宣称的那样，可以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相反，毫无约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竞争可以造成巨大灾难。

Q 在这种人性自私所造成的误导和危害与保障私有产权之间如何达成平衡？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A 原则上来讲，人性自私能够创造出无限多样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制约自私行为的结果。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自私行为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迈进，一个糟糕的制度则可能诱使或迫使自私行为危害社会。

而如何设计制度和机制，以便促使自私行为创造最大社会利益，是经济学200多年来的核心课题。通过实践证明，私有产权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有可能最大限度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产权和交易费用学说的主要贡献，其他各种制度和机制，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Q 一个现实的问题：经济预测如此困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和机构热衷于预测各种经济数据？如果经济不可预测，这些研究机构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A 从最本质意义上说，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动态体系，我们没有能力预测经济体系的演化和突变。经济活动演化和突变过程甚至无规律可循。

不幸的是，经济学者从来不愿意正视这个简单事实，他们机械照搬“牛顿思维模式”，完全漠视了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演化的非线性体系。

就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大量的经济学家跟踪、观察、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但却没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任何预警，当然更谈不上准确推测。

Q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和通胀之间并没有精确的规律。你认为货币供应量和通胀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相互如何影响？

A 我认为，货币数量论（MV=PY）并非如弗里德曼所断言，是经济体系最稳定的因果关系。只有假设人们具备完全信息和完美知识、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之时，货币数量论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因果关系，货币中性学说才完全成立。

然而，人类不可能具备完美信息和完全知识，不确定性才是生活的常态。不确定性则往往导致人类经济体系的非理，乃至突发神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货币供应量越多，物价水平越低，通缩越严重。名义利率一降再降，甚至降为名义负利率，通胀亦不见踪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之后的全球经济，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和名义负利率的根源，就是人们的预期和信心突然发生剧烈变化。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风险偏好极度保守，极度厌恶和担忧风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面，真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是属于人们的主观态度和心理预期。

Q 在世界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国国内经济也出现一些变化，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会出现哪些不利因素？怎么才能改变？

A 我们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很容易出现偏差。有四个方面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欧债危机、美债问题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二次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去杠杆化、债务一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一实体经济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

我们亦没有充分认识到，2012年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过去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了。凭借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和资源红利的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依靠投资，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扩张的粗放模式不可持续；依赖出口快速增长的外向模式不可持续；低水平竞争和产能过度扩张的山寨模式不可持续。对我国经济而言，投资者信心不足或许是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困难。以股市为例，此前股市持续不振的主要原因不是市场流动性不足，也不是企业利润明显下降（尽管是重要原因），而是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

因此如何消除不确定性，提振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确属当务之急。

篇7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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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样的支柱曾经在前面若干年表现出发展热度非常高，住房均价一路往上走，当时的感受是“越调越热，越调越涨”，但怎么会在前面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下子转向了？我们现在可以评价一下我国在经济下行中的房地产变化的性质是什么。

我一向强调，去年年初以来非常明显的房地产市场变化，其主题词应该是“调整”与“分化”，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中国房地产进入崩盘的过程，以及整个房地产的景气（如果以成交均价表现的房价而言）出现了一去不回的根本性拐点。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对于“崩盘”说的断然否定是正确的。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确实是有用的，有助于我们理解规律，不能只看一段时间里的市场波动――任何市场都有波动，我们判断房地产市场决非崩盘的基本底气在于对规律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如果依据事实做一个简单评价的话，自去年上半年以来我所称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分化，在演变过程中总体来说是健康的，现在没有人担心炒房和房价疯涨的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它怎么继续演变，而这种演变是市场分化中并不会总体崩盘而继续完成这一轮调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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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环经济学的内涵

 

目前普遍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因此，并没有把循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宄。例如，诸大建认为，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平衡，过分强调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福利;而循环经济则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有限资源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如何通过减少废弃物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奈民夫。那顺、梁继业和邢恩德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排泄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门学科称为“循环经济学。徐大伟和王子彦通过梳理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贡献，指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应该是兼具微观、宏观和宇观思想的、以‘生态一经济一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为研宄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文章认为“循环经济学”这一名词是由吴季松提出的。而吴季松认为“系统论与生态学是循环经济学的两大支撑”，“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要像生态系统中一样，建立起经济系统中的循环组分;与生态经济学同一理念，但研宄及措施更为具体”。

 

从已有的有关循环经济的文献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对象就是循环经济。而对于循环经济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的见解，目前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从自然生态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第二类是从生产的技术范式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使生产过程的技术范式从“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转向“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不管从何种角度来定义循环经济，都承认“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也是循环经济论点的最为显著的内容。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根本在于“循环”：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转的线性经济系统，而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一个闭路循环系统。因此，不妨将循环经济学定义为以“自然—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研宄在既定资源存量、环境容量、生态阈值综合约束下，以缓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目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宄物质流、能源流的运行机理、方式、技术、效率、机制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循环经济学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视角为研宄的切入点

 

当前的经济学研宄对象业已从经济系统本身的一元思维拓展到“自然一人类社会”二元思维，但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由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变为需要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资本带来的经济发展)”。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更需要通过在区域系统运行的不同产业之间、同一行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物质与能源交换。因此，循环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将跨越生态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以及各个产业内部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以及社会一经济系统，而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寻求物质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

 

1.2循环经济学是深层生态学的应用与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认为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态思想，这种本质上有别的观念反映在当代生态运动的具体行动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现实主张。例如，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R。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学不是一个解决局部或部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经济科学，而且从更深层次的问题揭示、更大范围的系统设计、更为有效和长久的解决措施方面，来提升“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的运行效率。

 

1.3循环经济学的研宄目标是着重借鉴经济机制与杠杆，合理组织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与保护

 

其中也要考虑这一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例如，仅仅从资源循环利用来看，循环利用的次数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循环，都需要添加额外的能源与物质，比如附加的机器、运输的基础设施等，则就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生产流程、工艺或资源、环境、生态条件下这一循环利用的程度。

 

1.4循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目前一些分析十分注重将技术经济的分析应用到循环经济研宄的具体领域。当然，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并不限于技术层面、自然系统层面，而要寻求有利于形成循环型经济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

 

2循环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异同

 

循环经济学的研宄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的，而自然系统又是由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及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这四者之间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同表象，从而又是相互区别的。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可再生性和资源禀赋，由于资源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区域约束性相对减弱;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在于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风险程度;自然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生态阈值。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和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和影响途径是不一样的。

 

依据自然界及其组成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自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科体系。自然资源经济学是以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资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经济学则是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经济学则是以生态阈值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科。

 

当然，如果从大资源、大环境、大生态的概念出发，则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又是重叠和交叉的。例如从大资源的角度出发，则不仅研宄自然资源，还研宄社会资源，当前一些资源经济学的研宄内容就是这样的。除此以外，还可以将自然环境理解为环境资源，将自然生态理解为生态资源，从而扩大了资源经济学研宄的范畴。还有即是从大环境的角度，将资源、生态纳入环境系统，并将其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研宄内容;也有的将资源、环境纳入生态系统范畴，并从大生态的角度来研宄生态经济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

 

对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可以看出，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可以涉及到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的相互内容，因此，需要综合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三门学科的内容来加以分析与研究，这就需要产生一门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就是循环经济学，其从资源集约利用、环境污染最小化以及生态循环利用三个角度来实现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的统一。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新兴的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描述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一旦形成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其将高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反过来还可以引导这三门学科的发展。

 

3循环经济学研宄视角的比较与发展趋向从当前我国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来看，其研究视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1技术流程分析

 

这主要是从事技术科学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思路引入到生产流程，并通过对生产流程过程中资源投入、循环利用及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工程流程或技术建议。例如，有学者以产品生命周期为依据，按照物质守恒定律，针对产品中所含的某一元素或某一稳定混合物，研究其基本规律。图2表示产品产量变化情况下，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该图表明，提高循环率是提高资源效率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或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资源效率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在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循环率对于资源效率的增长要小得多[10。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出，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Fig.2Therelationbetweenresourceefficiencyandrecyclingrate资源利用效率与循环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完整的或真正经济学上的效率;对于产量持续增长情况下循环利用效率对于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要小，这也是一个假设，有可能在资源环境价格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即便扩大产量，其生产者也是注重资源集约利用，从而改进生产流程，促进循环利用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里还需要考虑不断增长方式的成本与效益，如引入新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以提高循环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预期产出。对于企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来看，要对比分析采取循环技术和新能源的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从而确定循环技术的可行性。

 

3.2深层生态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循环系统(如循环农业、循环工业等)的构建方面。例如，在生态工业园中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进人大循环的，因此还应建立把使用后的产品进行回收、加工和处理的企业。这样，在生态工业园中，既有中、小循环，又有大循环，如图3所示，在a、b、c、d、e、f阶段，企业A'，B'，C'分别承担企业A,BC的产品使用报废后的回收、加工和处理。然而，按照深生态学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实现收益分享、共同发展的同时，还可能存在资源链断裂而带来的市场风险问题，因此，还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建立收益分享机制的同时，构筑风险分担机制，从而建立更为可靠、稳固的循环经济共同体。

 

3.3模式分析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在从企业、区域、社会层面分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各地实践提出具有更为具体的模式内容。例如，有研究结合江苏省发展实践提出了七种模式:工业生态整合模式、清洁生产模式、产业间多级生态链联结模式、生态农业园模式、家庭型循环经济模式、可再生资源利用为核心的区域循环经济模式、商业化回收模式[11。同时，各地还在积极探索模式推广，以不断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时，总体看来，对于模式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尤其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増强，尤其是实行循环经济的时期相对较短，还难以分析模式推行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循环经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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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理论或学说一直是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区域科学中研究问题的起点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即解释集聚的如何产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或学说更是成为了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proximity)，这些不同规模等级的、不同类型的关联企业和其发展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空间集聚体，它代表着介于市场和企业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群？它的演变过程如何?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来培养区域的创新优势，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众多产业集群现象的理性思考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本文将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动态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介绍不同学者的主要观点，并作出较为科学的评析。

2.国外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发展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也是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集聚、区域经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法论。由于区位理论必然把空间和时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在区域理论取得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产业集群的理论思考。

2.1  成本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是在特定区位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同类活动可能获得的更大成本节约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但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Thünen的经济思想。Thü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一书，在该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模式。但该模式也存不足：它只揭示了经济活动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向心力，并没有考虑到将经济活动拉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Thünen似乎也意识到了该模式存在的不足。因此，Thünen(1966)在该书里接下来论述了导致产业集聚的向心力量：(1)只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方法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有利于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2)工业企业的规模水平依赖于市场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3)具有规模水平的工业企业只有位于具有众多产业部门集聚的城市中心才能生存下去，劳动分工与工厂的规模水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由于采用机器设备生产机器设备的方法，机器设备本身是众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这只有在产业集群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被有效生产出来。技术创新不断增加机器设备的复杂程度，而机器设备越是复杂，对产业集聚的要求性也就越高。杜能(1966)同时论述了交通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城区的产业集聚。然而，Thünen最终未能将它的一元中心空间经济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有关经济思想统一起来，建立起孤立国的非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知道，Thünen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德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分析的产业集聚涉及到了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因此，Thünen不但是区位选择论的鼻祖，也是产业集群理论的鼻祖，他为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并且，Thünen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长达十年的经验数据的验证，难怪Sehumpeter(1954)称Thünen为计量经济学的先躯，Fujita、Krugman(2004)也称他为可计算地理一般均衡模型的先躯。Weber(1909，1929)是较早而较为完整、系统地提出产业区位论并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研究的经济学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之后，Hoover(1936)修改了韦伯的体系，他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他认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

2.2  利润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