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意义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伦理学的意义，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50-02

一、发展伦理学产生的背景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孜孜追求“发展”的历史。为了发展，人们与大自然斗智斗勇，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最大限度发挥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总体上人类似乎也实现了这样的“繁荣发展”，经济发展指数节节攀升，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裕。然而，“对自然的征服在其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是自然对人类的征服”在人类惊叹于一个个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迎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危机。

首先，物质丰裕的背后，暗藏着人文精神的衰落，人类道德水准不断下滑。当今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然而，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势必导致价值认知和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并滋长了社会的普遍浮躁心理，导致了社会责任心和公众意识的下降。其次，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观念中终结，也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终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自然界就逐步从“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系统，大自然的一切都变成了为人类存在而存在。特别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实中的自然更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消逝。人类大多数的成就是以损害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最后，在发展进程中，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违背了终极目标，出现了“人的异化”，人片面而畸形地发展着。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人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成为发展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

透过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不难发现：尽管发展是人类永恒的真实追求，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但不一定任何形式的发展、任何程度的发展都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特别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换言之，那些狭隘的、极端的、畸形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悲剧、自然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性的悲剧。未经批判和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发展”也不例外。

二、发展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内涵

（一）发展伦理对“发展”的反思

人类已有的发展观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发展观看来，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发展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比发展得慢好。它只关心“如何发展得更快”这样具有工具性含义的问题，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漠不关心。“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种观念的实质是排除了对发展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和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的双重迷失。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能够不断持续下去，以保证人类这个群体的可持续生存。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以危害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代价的无节制、无规范的发展。发展伦理正是旨在追求这样一种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目标的有约束、有节制、有规范、有评价的发展。

在发展伦理看来，发展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根本准则在于是否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符合这三者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手段，而目的与手段之间就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只有目的与手段都正当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目的不正当或者手段不正当的发展都不是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价值，而存在和价值之间并不可以画等号，存在是一种“是”，价值是一种“应当”，发展是“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内在统一体。

（二）发展伦理学的提出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独特价值也蕴含于对当今时代重要问题的敏锐察觉与深刻反思当中。然而，当今时代现有的理论要么对现在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无动于衷，要么浮于表面的提出片面的解决方案，都没能认真、准确地回答当时代的“什么是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担负着紧迫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成立，此后《发展伦理学的任务与方法》等论著陆续发表，标志着发展伦理学的正式形成，出现德尼古莱、克拉克等一批关注于发展伦理问题的学者。

相较于传统伦理学对个人行为的关注，发展伦理学主要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反思、评价与规范。它是对仅仅关注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关注整体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共同的发展，把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目标。发展伦理学反对发展的天然合理论，但是并不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发展伦理要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实践进行规范和评价，而实现一种有规范、有约束的合理性。发展伦理学承认人类行为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自然系统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发展伦理所倡导的发展就是要将人类的实践行为控制在自然可修复的限度内，实现有限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发展伦理学不是抑制发展，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提倡合理的发展、适度的发展、有节制的发展。

（三）发展伦理学视域的“发展”

1.“发展”的真正含义。首先，“发展”是整体的发展。发展伦理学视域中的发展不仅仅是规模的增长和量的增多，更是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经济的增长，也是公民民主参与、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价值更多、更真实地被尊崇和获得实现的过程。其次，“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括“需要”和“限制”两个观念。“需要”包括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限制”则强调人类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将“能够做”与“应当做”明确区分开来，以自身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自然生态的平衡为发展的前提。最后，“发展”是具有价值性的发展。“发展”是积极价值的积累和向终极价值目标的接近过程，是一种有自觉目的和意志的自觉活动。发展的这种价值性使发展既可以趋向于“善”，又可以趋向于“恶”，改变了发展具有自足性的直线式发展观，因此可以对发展进行价值性的评价和审视。

2.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一切人的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人是普遍的自由的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人的生存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同时，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生命的生存不一样，人的生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而且是意义上的生存。人在其生命的展开与存在过程中是有主体能动性的，有其对人生目标与意义追求的自为性。但人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主体的需要不等于欲求。人的需要取决于人的社会属性，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需要，不能根据人自然意义上的欲望来规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其二，有价值的才会有合理性、有意义。那些能够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完善、能够使人优雅生存、诗意地栖居地球上的客体才是有意义的。

三、发展伦理学产生的当代意义

（一）理论意义

发展伦理学的产生推进了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传统伦理学以传统人道主义为基础，仅涉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在它看来，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伦理问题，人类开发自然的行为也不需要约束和限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伴随着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和肆无忌惮地浪费，最终导致了无法忽视的环境危机。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与人的“平等”关系，借以确立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应该说，生态伦理学能够有效地保护自然，但是却一味地强调人类对自然应尽的义务却不谈人类享有的权利。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生态论理学，其本质上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发展伦理学既是对传统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反思，又是对它们的超越。一方面，发展伦理学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最高的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若要生存，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不能是没有节制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不应当超出生态系统自我平衡、自我修复的限度，这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新兴应用伦理，发展伦理不仅关注一些抽象的伦理原则，而且更加关注发展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大力倡导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可持续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发展原则，大力倡导具有明确实践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伦理认为挥霍性消费是对自然资源的挥霍，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必须重新把满足主体的基本需要作为消费的目的，提倡节俭消费，反对挥霍消费；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超前消费；提倡理性消费，反对盲目消费；提倡可持续性消费，反对一次性消费。在这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伦理要求人类扬弃传统工业文明无节制、无规范的生活方式，倡导有节制、有规范的生活方式。以绿色、文明、和谐的现代生活方式引领人类共同迈向美好生活，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实现一切人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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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伦理不是经济与伦理的人为结合

 

一般说来，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因为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物质的或数量的问题，它虽是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也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经济如果不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这样的经济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i济人”的提出，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可分。尽管他们有时提出这些观I点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错误的，但至少不会误导人们把经济和伦理当作毫不相干的两回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能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否则，对两者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做到具体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更注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范畴出发，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是工资理论第一次透视到工资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始终在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由此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尤其是阶级利益关系有一个充分认识，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宏观上来考虑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经济和伦理是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经济和伦理的逻辑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经济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是人的素质的物质体现，经济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物化。生产过程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形成的一个经济行为过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指挥和操纵下进行。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以及劳动态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此，经济成就也总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质的高低、人的道德觉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他人和社会来说，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伦理道德行为。因此，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伦理道德问题。

 

第三，所有经济成就都是人际协作的结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依赖大协作，没有协作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体现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协作精神和协作程度。

 

第四，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当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际利益关系，反映社会人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唯此，伦理道德才不会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在道德和经济的决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不是其他观点之外的一种观点，而是在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在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获悉、整理、评价科学观点，并使之用于实践的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离开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离开了经济，伦理道德也会是空洞无物的虚幻的东西。

 

二、经济伦理学不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伦理经济学的概念超出了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的伦理学的研究目的，趋向于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的一体化。伦理经济学的含义肯定超过‘经济学+伦理学’。”®他同时指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的一方面是符合伦理学的经济理论和伦理制度及规则的经济学的，另一方面与经济的伦理学也是相符的”。“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一种以经济文化的伦理为前提条件的理论，是一种以发挥市场调节和价格体制作用为前提的伦理规则和行为的理论”，且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在逐渐融合®。据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即经济伦理学的含义肯定超过“伦理学+经济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我国创建当代经济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不仅能纠正一些诸如经济伦理即是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或经济伦理学即是伦理学+经济学的片面观点，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性质。

 

应该说，伦理学和经济学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观意义上可称之为相同)学科，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事实也是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次观察和分析。

 

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伦理学和经济学不能分离或分裂。美国的G恩德利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一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仅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所以，“来自机械论、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们否认人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否认人的行为的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宁愿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学的概念，一种与伦理相关的研究途径，它包括人动机和对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并且允许把伦理问题纳人到经济模式和功能性的领域中去。”为此，“经济学应该明确地考虑人类行为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带来的学科建设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过去对于伦理问题和伦理学理论的关注十分不够，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等经济发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设还不迟”的庸俗观点。同样，伦理学理论亦很少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理论，至少是对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弱，以至我们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命题和伦理道德原则有时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有些命题和原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疏忽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对经济学理论参照，削弱了一些伦理道德命题和原则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阿马蒂亚森也曾经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因此，我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应该承认，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经济观念(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理论)相互渗透，伦理学和经济学才不会导致形而上学，也才能促使经济行为实现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经济伦理学不是矛盾的修饰法、不是生硬的铁、也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通过互相交流和补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整体。

 

三、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建立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却由来已久。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十分注重伦理道德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伦理的手段，伦理是经济的目的。这虽说不免有些极端，但将经济和伦理结合得如此紧密，其思想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以至“利以义取”的价值观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对经济学工程方法的需求。”@西方历史发展到近代，从“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理论的阐释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当然，许多经济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卫士”，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是有关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述，互惠互利原则的阐述等等，多少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为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揭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称政治伦理经济学。这是我国创建科学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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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 in Medical Ethics Teaching

ZHENG Mingz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stic Medicine of Guizhou Province Universities， Zunyi， Guizhou 563000）

Abstract Reflective equilibrium i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moral philosophy. Through a process of going and back， it contributes to realize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abstract principles and concrete intuition. As a branch of practical ethics， medical ethics not only need RE to be a fundamental methodology but also need to use it as an important method during the teaching， which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deal with clinical ethical issues.

Key words medical ethics； methodology； pedagogics； reflective equilibrium

传统的伦理致思方向是一种至上而下的基于原则（principle-based）的推理，它又被称为原则主义（principlism）的推理或致思模式，在新颖与疑难问题频出的医学伦理学领域中，这种思考模式的主导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基于原则的推理或原则主义相对的是一种基于问题（problem-based）的致思方式，这种方式否认单纯地应用道德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伦理问题，而是从具体问题入手，利用直觉判断与理由来解决问题。在伦理问题的是非判断与抉择上，直觉性判断是被普遍承认与运用的方法，例如我们通常会径直地感到伤害无辜的人是不对的，甚至对于动物我们也觉得不应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们。这些判断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慎思而得出，而是由道德感受或道德情感所直接地把握到的。同样，道德原则在道德判断与行动中也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同直觉性判断一样，这同样为我们日常道德生活所证实。道德原则对于道德实践的稳定性与客观性提供了支持，毕竟直觉性判断对于道德哲学来说只是一个起点，却不能简单地作为最终的依据。

1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的局限

就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而言，我们的教材与教学内容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即一般性的原则部分与具体的医学伦理问题部分。前者是诸如尊重、公正等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后者是诸如医生可否协助晚期癌症患者安乐死等医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相比侧重于基本原理探讨的理论伦理学，作为实践伦理学的医学伦理学更多地致力于对医疗实践中的诸种伦理疑难提供解决之道。不少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师都有一种体会，就是难以将这两部分内容有效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自然是受制于当前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课时限制，另一方面感到简单地应用道德原则解决各种医学伦理问题有些力不从心，在教学效果上也不甚理想。于是不少教师选择基于问题的致思与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激发学生兴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单纯地基于原则的致思与教学模式固然不可取，但单纯地选择基于问题的模式也有它的局限。基于问题的模式一般要求教师在提出具体的伦理问题时询问学生的直观看法，并鼓励学生为他们的看法寻求依据，这时会至少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学生寻求到的依据吻合于公认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往往被认为使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一种是寻求到的依据不容易匹配现有的道德原则，这时就使得问题讨论难以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单纯地运用基于问题的模式，倾向于以对具体问题的直觉判断为基准，从而为其寻求依据的做法仅仅是为已有的判断寻求合理化支持，这种模式无论是对于具体伦理问题的判断还是抽象道德原则的建构，都不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可修改的动议，从而使得教学变得僵化和陷入僵局。既然道德原则的指导性与道德问题的直觉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致思与教学资源，尤其是具有强烈实践指向的医学伦理学呼唤两者更为紧密与更具建设性的结合，那么有效综合两者的第三种模式就是一种值得寻求的尝试。

2 作为道德哲学方法的反思平衡

尽管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并非道德哲学的独有方法，但是它的明确提出并作为道德哲学的根本方法要归功于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正是有鉴于从自明的道德原则至上而下地演绎从而得出任何道德判断是不可能的，同时考虑到对于道德判断的直觉性认识是必要的工具，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既非先天原则论也非直觉主义的第三种道德哲学方法，即反思平衡法。相对于他所要建立的正义理论或正义论及其基本原则，作为道德情感或直觉的正义感是做出具体道德判断的能力，反思平衡就是通过在两者之间不断的相互调适而达成的动态结果或状态。罗尔斯这样解释这个概念，“它是这样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①罗尔斯进而区分对于反思平衡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单纯地如实描述一个人的正义感，而在另一种解释中一个人的正义感却可能发生一种彻底的变化。仅仅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反思平衡中，一个人才涉及到道德哲学。“道德哲学是苏格拉底式的：一旦调节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判断的原则被阐明，我们就可能想改变这些判断。我们可能这样做，即使这些原则完全适合这些判断。对这些原则的认识可以引出进一步的反思，使我们修改我们的判断。”②为了便于理解道德原则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这种相互调适与修改，罗尔斯举语言学的例子来类比，道德原则正像是语言的结构或语法结构，而基于道德感的道德判断就如语法感或语感，语感通常被用作是否恰当地运用语言的直觉性标准，但它的修改同时并非不可想象。“尽管我们可能不期望根据一种其原则在我们看来是特别自然的语言理论对我们的正确语法感做出实质性改变，这样的一种改变还是可以想象的。”③鉴于直觉性的道德判断可能受利益等主观因素干扰，于是罗尔斯提出它首先应当是一种经过考虑了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我们能排除那些犹豫不决的判断，或者我们只抱很少信心的判断。同样，那些在我们迷惑或受惊吓时作出的判断，或者我们在以某种方式坚持自己的利益时作出的判断也都要弃之一边。”④从而，反思平衡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种不断调整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并使之相互和谐一致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在相关道德领域辨认出所考虑的一些判断，排除（不考虑）另外一些判断；其次， 在所考虑的道德判断基础上形成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能够解释这些所考虑的道德判断；初次形成的道德原则非常可能同所考虑的道德判断是不一致的，这样就要在两头进行反复调整，调整道德判断以适应道德原则，或者调整道德原则以适应道德判断，最后达到两者的和谐一致。”⑤

3 反思平衡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运用

生与死是生命、医学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涉及生与死的临床决策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相关问题的教学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涉及到这一环节时，教师仅仅依据生命神圣等原则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例如，面对一个垂死而痛苦的癌症晚期患者，我们依据生命神圣或行善原则而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延长他的生命就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应当承认，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能够得到我们道德直觉的有力支持。这种有力的道德直觉使我们感到任何看到生命逝去而不去有所作为（更不要说去积极地促成生命的结束）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重点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生命的直觉是否能够找到有力的原则为其辩护。我们可以举出敬畏生命这一原则，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诸如生命质量原则和许可原则，当在特定的情境比如面对一个垂死而充满痛苦的晚期癌症患者时，生命质量原则与许可原则（即患者同意甚至要求放弃治疗）一道构成了对敬畏生命原则的有力挑战，这时我们通常的对生命的道德感或道德直觉就面临修改的可能与必要。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可以按如下的方法进行：首先，我们向学生展示一个具体的情景，它可以是真实的案例也可以是单纯的假设；然后，我们直接询问学生倾向于做出哪种抉择，之所以在情景展示后直接地询问就是为了在更多地思考之前引导出学生的直觉性判断，道德直觉有赖于第一反应，思考会干扰和破坏它的原本呈现；接下来，我们向学生询问他们的直觉判断所能够依据的理由或原则，他们或许提出了一个或多个理由，这时我们接着向学生询问这种理由是否充分以及是否存在对抗性的理由，教师也可以暗示学生提出的单一理由面临着其它理由的挑战；最后，经过了对理由与原则的思考后，回过头来引导学生对最初的直觉判断做出反省和检视，教师在这里仅仅是引导而不是替代学生去反省和检视，更不是替代他们去做出修改最初直觉判断的结论，而只是引导学生在反省与检视后自己做出是否修改原初直觉性判断的结论。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使学生认识到道德直觉在引发道德判断上的起始性的作用，同时道德直觉又必须接受理由与原则的反向检视与反省，最后在道德直觉与道德理由或判断中实现反思性的平衡，这样的状态或结果就是一种得到了有效辩护的伦理决定，它至少可以为进一步富有成效的教学与讨论奠定良好的基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反思平衡的方法论训练将为学生在面临诸多医学伦理难题时提供一个有益的决策（decision-making）工具。

直觉与教育、教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词源上看，教学或讲授（tuition）就是直觉（intuition）的词根。尽管直觉常常是出发点，但仅仅依赖直觉是不够的，必须在直觉与理由、原则之间寻求一致与平衡。我们知道，当代的医学伦理学兴起于大量的临床与科研疑难，诸多疑难案例与问题构成了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很多问题即使在纯粹的学术领域中也难有定论，于是方法论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反思平衡既是一般道德哲学的方法论，也是作为道德哲学实践部分的医学伦理学的方法论，同时它也应该成为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反思平衡的方法论训练中，诸多当前医学伦理学中普遍应用的教学方法，比如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都被纳入其中，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就问题论问题与过度依赖直觉的局限。寻求在具体伦理问题与道德理由或原则之间、在慎思理性（deliberation）与道德洞见（insight）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反思平衡不可替代的优长，它值得医学伦理学教师在教学一线中去不断地尝试和摸索。

注释

①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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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儿科受到自身学科的性质、人口比例的变化、文化历史条件以及经济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面临着很多困境，使很多医学生就业时对从事儿科临床工作产生畏难情绪。独生子女政策和许多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使得大多数患儿家长难以配合与直接医疗相关的活动，诸多因素使得儿科的教学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如何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了解和兼顾医学伦理的要求以取得更好的儿科教学结果已经成为儿科学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医学伦理学

在医学领域中，对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研究称为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课程通过对医德现象的全面研究，揭示医德现象所表现的医德关系的各种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增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提高医德修养，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与习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是把原来以治疗疾病的高科技为优先的战略转变为公共卫生战略，以达到患者在精神和身体上的舒适［1］。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有关医学伦理学的最早文献，其强调医生的职业操守。医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判断”，采取有利于患者的措施，保守患者的秘密。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和1949年的《医学伦理学法典》，不断发展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本质就是要把患者的健康作为医务人员首要任务，医务人员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同时应坚决保守患者的秘密［2］。而部分医务人员仍然对医患关系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3］，在诊治过程中淡化人文关怀，过分依赖实验室检查和医疗设备等［4］，认为患者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医务人员才是医患关系中的主体，再加上儿科工作琐碎繁忙，所以有时候缺乏对患儿及其家长在治疗过程中积极配合作用的重视，从而忽视了患儿及家长的积极性。同时，国内的医学教育也存在缺陷和不足: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人文和伦理教育的课程偏少，课程的教学安排有时也不合理。因此，在儿科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概念，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5］。尤其对于儿童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更要注意伦理学在教学和实践工作中的应用。

2儿科学的特点

人们时常会对儿科学存在偏见，认为儿童只是成人的缩影，当儿科医生就是“小儿科”。实际上，儿童的生长发育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从胎儿到成人，经历了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共7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解剖、生理和心理等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疾病的类型、儿童保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儿科学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2．1疾病种类

小儿疾病谱与成人有很大不同，成人的绝大多数疾病在小儿均可见到，但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则随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另外，有些疾病，尤其是新生儿期的一些疾病为小儿所独有。成年人的许多慢性疾病也会发病于小儿时期。

2．2临床表现

小儿发病常起病急，病情进展快。病情发展过程中易出现反复，易致恶化，故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才能及时处理。新生儿及体弱儿患严重感染时往往表现为各种反应低下，并常常缺乏定位症状和体征。

2．3诊断

小儿各年龄阶段患病种类和临床表现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故考虑临床诊断时应重视年龄因素。年幼儿因不能自诉病情，故应向家长详细询问病史，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早期做出确切的诊断和处理。

2．4治疗

小儿因免疫力低下，机体调节和适应能力较差，故在患病过程中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有时可见几种疾病同时存在，因此除针对主要疾病进行治疗外，还应注意处理并发症。细致耐心的护理和一般支持疗法也非常重要，这对患儿的康复常常起到很大的作用。小儿用药包括药物选择、剂量、方法都随不同年龄有其特点。

2．5预后

小儿患病时虽然起病急、病情重、发展快、变化多，但如诊治及时、准确、恰当，病情好转恢复也快。小儿时期各组织修复能力较强，治愈率较高，后遗症一般较成年人少。但年幼、体弱、危重病儿的病情变化迅速，年龄愈小，病死率愈高。

2．6预防

加强预防措施是降低小儿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环节。因此，应该特别注重儿童的预防保健工作，在儿科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关注儿童的身心情况。医疗实践过程本身会遇到许多伦理问题，特别对于儿科临床工作这样一个更特殊的实践活动，而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知道临床应该做什么、约束什么。因此，医学伦理学具有保驾护航的作用。如果每个医者都能恪守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就会减少医疗差错、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

3在儿科教学中实践医学伦理学的理念

医学伦理学为正确处理医疗人际关系和解决临床伦理问题提供正确的尺度，医学伦理学的永恒使命是倡导医学人文精神: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从而要善待每一位患者，充分、全面、细致地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关怀、关爱、照顾每一位患者。因此，在儿科教学活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临床活动中的沟通技巧

大部分患儿不能或者不能详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病痛，这就需要医生细致、耐心地采集病史和详细全面的体格检查。同时，患儿对将要开展的诊疗、护理和研究活动完全或部分缺乏理解力，因此，儿科医生在面对患儿时，更多的是面对其监护人和家长。所以，在儿科教学中要教会医学生与患儿沟通的技巧，并与患儿的监护人和家长更好地沟通、交流。引导医学生了解儿科临床诊疗特点和医患关系的特点［6－8］。

3．2临床活动中的儿童保护

在儿科教学中要使医学生了解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的有关知识，在诊治过程中如发现家庭暴力和青少年受到不法伤害时要挺身而出，帮助维护他们的权利。在诊疗、护理和研究中，医务人员的责任在于帮助患儿的父母从患儿的年龄出发，取得患儿或家属的知情同意。同时，必须尊重患儿和监护人不参加的决定。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必须注意保护患儿(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儿童)的隐私权。因此在进行诊疗或实验时需要家长或同性的医护人员在场，同时研究人员的人数也不宜过多［6］。

3．3严格制定临床带教老师遴选标准

作为临床伦理学教学的主体，临床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诊治技能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同时，可借助各种模型及模拟系统反复进行各种临床操作技能训练以及综合临床思维的培养，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患儿的侵扰。如在本院临床技能中心建立儿科综合技能训练室，学生可在训练室进行腰椎穿刺、骨髓穿刺、新生儿窒息复苏及儿科急救处理等训练，并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进行操作。借助医学模拟实验室，可避免学生的训练操作触及患儿的隐私和不熟练的手法对患儿的损伤，同时减少目前教学实践资源紧张局面的困扰。

3．4通识教育的意义

通识教育在19世纪初由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提出，并尝试运用于教学实践。是以培养理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素养和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为重要内容，旨在给予学生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学生成为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全面发展、负责任的公民［9］。范静怡等［10］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儿科医学教育，认为差异明显;相对来说美国校内教育与毕业后教育衔接紧密，儿科教学体系完善，目标更明确。目前，国内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教育逐渐被重视，医学伦理学课程虽然是公共基础必修课程，但课程设置尚欠合理，均是在开始学习临床知识之前，此阶段学生尚未接触临床知识，对医学知识的理解较肤浅，学习医学伦理学近似囫囵吞枣，宋佐东等［11］调查后认为应调整医学伦理学教学周期或时机，适当增加课时、分散课程安排，兼顾专业特点，以过程性教学提高医德教育实效。总之，在儿科学的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理念，重点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医患人际冲突问题，并根据儿科诊疗的特点，引导儿科医学生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以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医学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邱仁宗．医学伦理学的国际展望［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14．

［2］李舍予，曾靖，魏代青，等．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现况调查［J］．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2013(8)∶736－738．

［3］邓素容．加强人文教育改善医患关系［J］．现代医药卫生，2013，29(23)∶3660－3661．

［4］华媛媛，熊正爱，曾飚，等．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J］．现代医药卫生，2012，28(12)∶1888－1889．

［6］陆韦，陆超．在儿科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理念探讨［J］．现代医药卫生，2014，30(2)∶1897－1898．

［7］赵德安，何益群．医学伦理学临床教学与儿科研究生的素质培养［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3(10)∶119－120．

［8］席琼，杨作成．浅谈儿科见习中的伦理问题［J］．管理与教育，2010(2)∶127．

篇5

如前所述，《医学伦理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主要课程。根据道德教育的有关理论，道德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设计教育的目标、内容（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要求、行为规范等），通过教育活动使之转化为学习者的认知、品格，并通过学习者的决策转化为行动，同时进行事后评价，以深化道德教育成果的活动。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它既强调学习者对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进行认知，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又注重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评价及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只有把一定社会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认识、观念、品格、行为能力、评价能力，才算是达到了道德教育的全部目的。其中，分析、判断、决策、评价能力就是所谓的道德思维能力。因此，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应是道德教育的必要内容。同时，从个体的道德发展来看，仅仅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并不足以适应复杂的道德生活，在道德生活中学会分析、比较、判断、抉择、评价应是道德发展的关键。个人和社会都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人们在与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互作用时，个体道德行为的选择、实践、道德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各种道德观念、道德现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决策和评价。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应是道德发展的必要环节，是个体实施道德行为、形成道德品格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课程本身而言，《医学伦理学》教学究竟应教给医学生什么？从现实来看，尽管国内《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尚未有明确、统一的提法，全球也没有统一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基本的共识。2000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医学院校的伦理学和法学教师学会即ATEAM（AssociationofTeachersofEthicsandLawinAustralianandNewZealandMedicalSchools）的工作会议根据国际共识提出了《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和态度（attitude）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为：培养医学生正确的医学职业态度和价值观、学习伦理学的基本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与病人的沟通和对病人照护所需要的技巧。国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则大多认为：课程教学应提高医学生对伦理学问题的敏感性和意识，提高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医德修养水平等。从国际、国内的认识来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强调知识、态度、能力并重，而在能力的指标体系中，笔者认为道德思维能力居于核心地位。那么，要完成这样的教学目的，必然要求我们在课程教学中重视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道德教育中，道德知识、道德观念要转化为学习者的态度和行为，道德思维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二、加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实践意义

医疗行为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一方面，医疗行为的正确选择离不开伦理道德的保驾护航。医务工作者能否自觉地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正确诊断，采用有效、最佳的治疗手段来解除患者的痛苦，绝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时还关涉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由于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会给患者带来影响，轻则影响心情，带来经济损失，重则影响健康，危及生命，因此，任何一个医疗行为的选择，都既是医学问题，又是伦理问题。那么，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的特性就决定了对行为本身进行医学判断和伦理判断是完全必要的。而由于医学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很难在事前就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性就使得行为本身可能存在道德问题甚至是道德风险。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都处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具体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必不可少，光有伦理学知识而不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我们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有积极、主动、正确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同时，作为一门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内容必然是相对滞后的，原有的教学内容有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教师本人也可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答案的寻求可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现实生活中，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多元呈现，社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并作出回答的新问题，而伦理学本身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很多涉及到伦理难题的案例往往都可能是两难选择。例如，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安乐死，人们似乎总是在不断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又似乎都理由充足。也许，在这些争端面前，唯有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能帮助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面临道德的“两难”选择时保持清醒，做出理性而又合乎人情的选择。此外，尽管我国医学教育界对《医学伦理学》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存在分歧，但不少医学院校却在现实中存在着课时严重偏少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课程开设的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日等国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教学内容从绪论（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历史）、伦理学理论（义务论、功利论、美德论）、美德的追求和行为修养、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和人体实验中的国际伦理准则、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高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时间有限、内容太多之困。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无限延长教学时数，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也不过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历程。那么，《医学伦理学》究竟应该教给医学生什么？或者说，什么更重要？故此，笔者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道德生活和临床医疗实践，对医疗职业活动中的具体行为进行道德考量的前提是掌握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具备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决策、实施道德行为和行为后评价。因此，道德教育仅仅只是传授、灌输一些基本的知识、思想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远比让他们记住也许并不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更有意义。

三、培养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现实途径

道德思维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及自身行为从道德角度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做出判断、进行评价的思维活动。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就是指导学生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正确运用科学的思维规律、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艺术，观察、分析和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难题，培养道德智慧以规范自身行为，完善自我，实现医患者关系的和谐发展。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思维能力包括道德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在医学生道德智慧的培养中，归根到底就是教导医学生在实践中能够分析自己所处的道德具体情境，审视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对不同的道德实践手段进行比较，选取达到道德行为目标的最佳手段。笔者认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现实途径包括：

1.理论教学是基础，让学生“学”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的学科，理论性较强。要培养医学生学会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判断、处理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离不开伦理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这是医学生未来进行道德判断、分析、决策的基础。在理论教学中，有如下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一是理论教学的结构设计应着眼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医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而不是过分追求理论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课堂理论讲授以必需、够用为度，以留出足够的时间突出重点，帮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二是理论教学应该注重联系实际。理论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为医学生未来的临床实践服务，课堂教学应帮助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关注现实道德生活的态度。三是传授知识应与发展能力相统一。理论教学是为能力培养服务的，不能只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理论知识，还应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对伦理学相关理论的探求过程中来。只有经过一次次学习过程中的感知、思考、讨论、发言，才能确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

2.引入案例，让学生“想”起来。掌握了一定的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医学生就已经具有了正确进行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及评价的能力。为了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实践证明，引入案例教学法是正确的选择。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让学生在情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是现实问题的缩影，它为培养学生的临场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了一个训练的场所。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现一些真实的典型问题，让学生进入案例情景，设身处地面对、处理和分析各式各样的伦理问题，学会多方位思考，设想种种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能帮助医学生克服用一个角度、一种观点、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局限。同时，它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帮助学生站在具体医疗行为伦理决策者的角度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了学生处理、解决临床伦理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精选案例，选取与讲授内容相符、有针对性的案例，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应有争议性和讨论的余地，存在着从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不论是发生在身边的现实事件、科研时遇到的伦理难题还是临床发生的真实事件，案例应具有典型意义。

3.积极组织课堂讨论，让学生“讲”起来。课堂讨论可以是针对某一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目的是使学生在讨论中找到有关临床伦理难题的解决之道，在争辩中巩固理论知识，培养道德情感。同时帮助教师从学生的论辩中发现教学及学生道德情感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及方法，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课堂讨论能够有效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因为，当一些富有个性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时，由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产生种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课堂讨论中的比较、对照、切磋，同学之间就会有意无意地学习到他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到潜移默化的改进。组织课堂讨论要求教师在课前对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道德现象、伦理困境设置讨论题，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的问题广泛收集资料、写发言稿，积极参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在课堂参与讨论并对学生的发言作简要点评。课堂讨论一是要求适宜的教学班级规模，班级人数太多会使许多人没有发言机会，太少则不利于讨论的进行；二是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对课堂管理有较高的组织驾驭能力，能够控制现场局面，善于归纳和总结，只有这样，课堂讨论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4.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动”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增强教育教学效果，单靠课堂教学或单靠医学伦理学专职教师的教育可能是不够的，让学生在真实的道德实践中学会道德分析和道德判断是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教育应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到临床实践中去，让他们在其中感受道德、践履道德，选择行为方式，在活动中发展品德。引入实践教学环节，一是可以组织学生就一些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调研，如组织学生在本地医疗机构开展医患关系现状及问题的调研，也可以组织学生到医院做导医，体验医学职业道德的基本精神等等。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还可以与医学生的临床见习结合起来，通过引导学生在临床见习时对临床常见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使抽象空泛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论证。这样，既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基本范畴，又在临床实践中使学生的医学技术和伦理决策能力都得到提高。

对医学生进行有效的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因此，《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绝不是全部也绝不是终点。但是，课堂教学是培养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起点和重要平台，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帮助医学生学会开始思考医疗领域中各种道德问题、伦理现象，为未来的职业行为奠定道德基础，无论是对医学生、医学院校、医疗机构还是整个社会，对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无疑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改革课题组“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两步教学法理论与实践[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5）.

[2]黄丽英.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优化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5）.

[3]汪幼琴.试论如何改进医学伦理学教学工作[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3）.

[4]刘家珍.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点滴体会[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S1）.

[5]方燕君.关于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实效性的思考[J].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1999，（4）.

篇6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人学，医学是为人的健康和幸福服务的。医学能呵护生命，减轻痛苦，促进健康。由于关涉人的权利和利益，医学具有浓厚的伦理性。因此，医学发展伊始，伦理道德就纳入了医学的范畴之中，并贯穿于医学发展的全程。实践证明，弄不清医学的伦理性、医疗行为的技术与伦理的统一性，在实践中就很难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高素质医务工作者。因此，为了医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专业发展，医学人文教育、道德教化成为了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为帮助医学生增强职业道德责任感，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医学高等教育领域内加强了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伦理学》是其中重要的课程。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各医学院校也大多开设了这一课程，从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来看，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对医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医学伦理学》教学，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笔者认为，由于该学科课时少、教学条件相对有限、伦理学理论本身飞速发展而教材建设相对滞后、医学伦理学实践性极强，伦理学理论十分抽象、复杂而具体的临床医疗行为对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决策提出的高要求等原因，寄希望于“一本教材打天下”，通过传统的教学单纯的传授、灌输一些基本的知识、思想观念而忽视能力的培养，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我们应重视在教学中加强医学生能力尤其是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医学伦理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主要课程。根据道德教育的有关理论，道德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设计教育的目标、内容(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要求、行为规范等)，通过教育活动使之转化为学习者的认知、品格，并通过学习者的决策转化为行动，同时进行事后评价，以深化道德教育成果的活动。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它既强调学习者对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进行认知，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又注重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评价及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只有把一定社会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认识、观念、品格、行为能力、评价能力，才算是达到了道德教育的全部目的。其中，分析、判断、决策、评价能力就是所谓的道德思维能力。因此，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应是道德教育的必要内容。同时，从个体的道德发展来看，仅仅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并不足以适应复杂的道德生活，在道德生活中学会分析、比较、判断、抉择、评价应是道德发展的关键。个人和社会都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人们在与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互作用时，个体道德行为的选择、实践、道德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各种道德观念、道德现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决策和评价。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应是道德发展的必要环节，是个体实施道德行为、形成道德品格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课程本身而言，《医学伦理学》教学究竟应教给医学生什么?从现实来看，尽管国内《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尚未有明确、统一的提法，全球也没有统一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基本的共识。2000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医学院校的伦理学和法学教师学会即ATEAM(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Ethics and Law i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Medical Schools)的工作会议根据国际共识提出了《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和态度(attitude)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为：培养医学生正确的医学职业态度和价值观、学习伦理学的基本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与病人的沟通和对病人照护所需要的技巧。国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则大多认为：课程教学应提高医学生对伦理学问题的敏感性和意识，提高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医德修养水平等。从国际、国内的认识来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强调知识、态度、能力并重，而在能力的指标体系中，笔者认为道德思维能力居于核心地位。那么，要完成这样的教学目的，必然要求我们在课程教学中重视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道德教育中，道德知识、道德观念要转化为学习者的态度和行为，道德思维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二、加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实践意义

 

医疗行为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一方面，医疗行为的正确选择离不开伦理道德的保驾护航。医务工作者能否自觉地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正确诊断，采用有效、最佳的治疗手段来解除患者的痛苦，绝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时还关涉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由于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会给患者带来影响，轻则影响心情，带来经济损失，重则影响健康，危及生命，因此，任何一个医疗行为的选择，都既是医学问题，又是伦理问题。那么，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的特性就决定了对行为本身进行医学判断和伦理判断是完全必要的。而由于医学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很难在事前就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性就使得行为本身可能存在道德问题甚至是道德风险。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都处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具体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必不可少，光有伦理学知识而不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我们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有积极、主动、正确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同时，作为一门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内容必然是相对滞后的，原有的教学内容有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教师本人也可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答案的寻求可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现实生活中，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多元呈现，社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并作出回答的新问题，而伦理学本身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很多涉及到伦理难题的案例往往都可能是两难选择。例如，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安乐死，人们似乎总是在不断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又似乎都理由充足。也许，在这些争端面前，唯有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能帮助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面临道德的“两难”选择时保持清醒，做出理性而又合乎人情的选择。此外，尽管我国医学教育界对《医学伦理学》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存在分歧，但不少医学院校却在现实中存在着课时严重偏少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课程开设的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日等国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教学内容从绪论(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历史)、伦理学理论(义务论、功利论、美德论)、美德的追求和行为修养、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和人体实验中的国际伦理准则、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高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时间有限、内容太多之困。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无限延长教学时数，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也不过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历程。那么，《医学伦理学》究竟应该教给医学生什么?或者说，什么更重要?故此，笔者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道德生活和临床医疗实践，对医疗职业活动中的具体行为进行道德考量的前提是掌握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具备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决策、实施道德行为和行为后评价。因此，道德教育仅仅只是传授、灌输一些基本的知识、思想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远比让他们记住也许并不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更有意义。

 

三、培养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现实途径

 

道德思维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及自身行为从道德角度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做出判断、进行评价的思维活动。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就是指导学生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正确运用科学的思维规律、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艺术，观察、分析和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难题，培养道德智慧以规范自身行为，完善自我，实现医患者关系的和谐发展。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思维能力包括道德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在医学生道德智慧的培养中，归根到底就是教导医学生在实践中能够分析自己所处的道德具体情境，审视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对不同的道德实践手段进行比较，选取达到道德行为目标的最佳手段。笔者认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现实途径包括：

 

1.理论教学是基础，让学生“学”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的学科，理论性较强。要培养医学生学会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判断、处理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离不开伦理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这是医学生未来进行道德判断、分析、决策的基础。在理论教学中，有如下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一是理论教学的结构设计应着眼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医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而不是过分追求理论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课堂理论讲授以必需、够用为度，以留出足够的时间突出重点，帮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二是理论教学应该注重联系实际。理论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为医学生未来的临床实践服务，课堂教学应帮助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关注现实道德生活的态度。三是传授知识应与发展能力相统一。理论教学是为能力培养服务的，不能只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理论知识，还应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对伦理学相关理论的探求过程中来。只有经过一次次学习过程中的感知、思考、讨论、发言，才能确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

 

2.引入案例，让学生“想”起来。掌握了一定的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医学生就已经具有了正确进行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及评价的能力。为了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实践证明，引入案例教学法是正确的选择。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让学生在情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是现实问题的缩影，它为培养学生的临场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了一个训练的场所。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现一些真实的典型问题，让学生进入案例情景，设身处地面对、处理和分析各式各样的伦理问题，学会多方位思考，设想种种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能帮助医学生克服用一个角度、一种观点、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局限。同时，它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帮助学生站在具体医疗行为伦理决策者的角度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了学生处理、解决临床伦理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精选案例，选取与讲授内容相符、有针对性的案例，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应有争议性和讨论的余地，存在着从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不论是发生在身边的现实事件、科研时遇到的伦理难题还是临床发生的真实事件，案例应具有典型意义。

 

3.积极组织课堂讨论，让学生“讲”起来。课堂讨论可以是针对某一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目的是使学生在讨论中找到有关临床伦理难题的解决之道，在争辩中巩固理论知识，培养道德情感。同时帮助教师从学生的论辩中发现教学及学生道德情感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及方法，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课堂讨论能够有效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因为，当一些富有个性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时，由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产生种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课堂讨论中的比较、对照、切磋，同学之间就会有意无意地学习到他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到潜移默化的改进。组织课堂讨论要求教师在课前对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道德现象、伦理困境设置讨论题，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的问题广泛收集资料、写发言稿，积极参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在课堂参与讨论并对学生的发言作简要点评。课堂讨论一是要求适宜的教学班级规模，班级人数太多会使许多人没有发言机会，太少则不利于讨论的进行;二是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对课堂管理有较高的组织驾驭能力，能够控制现场局面，善于归纳和总结，只有这样，课堂讨论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4.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动”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增强教育教学效果，单靠课堂教学或单靠医学伦理学专职教师的教育可能是不够的，让学生在真实的道德实践中学会道德分析和道德判断是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教育应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到临床实践中去，让他们在其中感受道德、践履道德，选择行为方式，在活动中发展品德。引入实践教学环节，一是可以组织学生就一些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调研，如组织学生在本地医疗机构开展医患关系现状及问题的调研，也可以组织学生到医院做导医，体验医学职业道德的基本精神等等。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还可以与医学生的临床见习结合起来，通过引导学生在临床见习时对临床常见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使抽象空泛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论证。这样，既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基本范畴，又在临床实践中使学生的医学技术和伦理决策能力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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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冲突

1．1伦理问题

1．1．1沟通障碍导致医患情感淡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医务人员可以不与病人直接接触，在计算机终端即可获得病人信息数据。在病人的检查和治疗过程中，医生习惯于面向计算机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查阅报告单，护士习惯于观察各类监测仪器的数据和运行状态。上述现状使得医患间逐渐形成了“医生-机器-病人”的生冷关系，严重妨碍了医患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影响了医患之间正常伦理关系的建立［2］。

1．1．2设备依赖导致医患关系物化先进的检查手段和诊疗技术使人们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从整体、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3］。在很多医生眼里，人体已成为一部机器，不同科室的医生负责不同零部件的维护、修理或更换。利用大型设备、高端仪器进行检查与诊断已经成为疾病诊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把辅助检查作为常规和习惯的过度依赖行为，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使得医生与病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修理工与机器之间修理与被修理的关系”。

1．1．3技术主导导致人文关怀弱化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医务人员几乎无所不能。但是，医务人员过于强调高新技术的作用，忽视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根本要求，忽视了治疗过程中对病人本身的关心、关怀和尊重［4］。在高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医学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在躯体疾病的诊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诊治过程中却忽略了给病人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这种忽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1．4费用昂贵导致医患关系激化高新技术费用昂贵，不少情况下决定病人是否治疗的前提是病人能否承担相应的费用。它在提高诊断水平、增强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刺激了医疗费用的上涨［5］。医疗费用的上涨极大地影响了医疗的公平性，“无钱就诊”、“因病致贫”的案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矛盾必然更容易被激化，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医疗的公平性遭到破坏。

1．1．5生存状态异化当前，辅助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生命支持技术、基因诊断治疗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改变了人类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影响了人类自然的生存状态［6－10］。在药物、器械的干预和维持下，病人作为自然人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必然受到侵害，甚至影响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高新技术是否有利于全人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1．2主要对策

1．2．1加强人文素养培育高新技术只有在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导下，与医学人文相融通，才能脱离唯技术论的束缚。我们一方面要培养医务人员的伦理学思维，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看待高新技术应用对病人和社会的影响，做出正确的伦理学选择;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医务人员医患沟通的技能，使医务人员从机器的包围中解脱出来。

1．2．2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医院要以适度医疗、绿色医疗为标准，积极配合国家医改政策，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勇担社会责任。对医务人员要加强教育和管理，防止因利益驱动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引导他们合理利用高新技术造福病人。

1．2．3开展高新技术宣教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诱发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高新技术的宣传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对于医务人员，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让他们准确掌握应用高新技术的适应证，提高应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2．4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生命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中面临着很多伦理难题。因此，要真正解决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冲突，就必须从高新技术研发之初，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来把握科学发展的方向，把握住科学发展的底线。

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的伦理冲突

2．1伦理问题

2．1．1资源配置失衡影响医疗的公平性当前，学科和人才集中于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形成了医疗卫生领域的马太效应。我国的初级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难以形成一定的学科效应和留住高素质的医学人才［11］。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充分保障不同层次人群的健康权益，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2．1．2学科差距增大影响服务的全面性在医院内部，由于优势学科占用了过多的软硬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这种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有悖于为病人提供平等诊疗服务的伦理要求，使得优质诊疗服务很难做到全覆盖［12］。如何正确处理重点发展方向和优质诊疗服务全覆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伦理问题。

2．1．3素质培育不全影响诊疗的整体性整体医疗模式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13］。在医学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化、人文教育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条件下，医学人才的培养与整体医疗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不从伦理学的视角加以研究解决，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

2．1．4规模效应求大影响服务的公益性学科建设过于追求规模效应，必然会影响内涵质量的提升，甚至导致内涵质量大幅下滑，违背了学科建设发展的宗旨。同时规模效应所追求的高收益、高利润，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甚至可能诱使医患矛盾进一步激化。

2．2主要对策

2．2．1坚持大卫生观国务院1988年首次提出社会大卫生的观念，即卫生系统要做到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国家、社会各系统要把健康和幸福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等［14］。只有坚持社会大卫生观，才能合理分配和利用各种软硬件资源，使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平衡协调发展。#p#分页标题#e#

2．2．2坚持公益至上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好学科发展优先权关系［15］，正确处理重点优势学科发展与其他一般学科发展的关系，做到可以有偏重，但不可以有偏废;其次从微观上来看，要对个人发展方向的选择加以引导，避免“走独木桥”现象所致的学科间和学科内的发展失衡。

2．2．3坚持交叉协作学科间的交叉协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的进步，也有利于实现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宏观上来讲，只有不断加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2．2．4坚持内涵发展把内涵发展的思路融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施精品化战略，打造医疗特色，在不断提升基础医疗质量的基础上，以特色学科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为更多的病人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从根源上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3老年化之临终关怀中的伦理冲突

3．1伦理问题

3．1．1善意隐瞒与知情告知的冲突当病人病情严重、预期寿命不长，处于临终阶段时，是隐瞒还是告知病情，无论对于医务人员，还是对于家属来讲，都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伦理问题。中国人的普遍现象是将隐瞒进行到底，而这时病人有权对自己余下的有限人生做出一切抉择［16］。这种善意隐瞒违背了知情告知的要求，但是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评判，隐瞒与告知孰对孰错，却很难下定论，这也使得医务人员面对临终病人无所适从。

3．1．2孝道观念与自主选择的冲突我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孝道”伦理文化认为，竭尽全力救治临终病人是一种社会美德，而放弃治疗则可能被视为“不孝”。在这种“孝道”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舆论和自身的心理感受，却忽略了病人的感受。对于临终病人来讲，他们有权怀抱着安详与尊严离开人世，有权参与决策是否终止治疗，甚至有权要求主动实施安乐死。但是在现实中，终止治疗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安乐死更是难以合法实施，其根源在于无法解决其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

3．1．3生命价值与资源利用的冲突对临终病人的全力救治，势必会占用更多的医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病人的救治。例如，某著名演员处于肝癌晚期时，虽然已经无力回天，但还是进行了2次肝移植手术［17］。从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来讲，这种救治是一种浪费，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讲，满足了他求生的欲望。究竟该如何评判生命的无价与资源的有效利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3．2主要对策

3．2．1广泛开展死亡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已经意识到开展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目前，有些高等院校已开设死亡教育的课程，但是与现实需求相比，死亡教育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仍远远不够。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生命的意义，更新传统观念，建立正确的唯物主义死亡观，不仅要在医学教育中开设这样的课程，还要在社会上广泛普及。因为临终关怀不只是医务人员的事，还需要群众能够理解、接受和支持［18］。

3．2．2建立健全法规体系临终关怀，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处置行为，事关人的生死以及生存的质量。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保证，易对人们的健康权益带来危害。建立健全政策和法律体系，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医学人道主义的救助，使临终关怀事业得到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法制化的管理，真正保障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与利用，实现卫生资源的公平和正义。

3．2．3提高临终关怀服务质量临终关怀之所以不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避讳。我们要通过提高服务的质量，让临终病人坦然地面对、接受死亡。一方面要加强相关诊疗技术研究，从诊疗技术上最大程度地减轻临终病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要加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给予病人心理上的抚慰，解除病人心理上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引导病人正确地面对死亡，并给他们提供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提高其临终前的生活质量。4多样化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的伦理冲突

4．1伦理问题

4．1．1人人平等与优先救助的矛盾面对疾病和伤害，人人都有得到有效治疗、争取继续生存的权利和愿望。在平时的医疗活动中，这种权利和愿望可以得到很好的尊重和实现。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按照检伤分类的原则，救援人员必须优先处置疾病或损伤危及生命的病人，以及选择放弃无救治价值的病人，这种处置原则有利于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医学救援的效率，但却与人人享有平等的医疗权利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19］。在混乱、惊恐、焦虑的氛围中，医护人员究竟该如何处置，才能既保证高效、妥善的抢救，又不会因“见死不救”而倍受良心谴责，确实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两难抉择。

4．1．2知情同意与紧急救治的矛盾在平时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医生必须耐心细致地说明所选择治疗方案的利弊及科学依据，使患方在知情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可接受的治疗方案。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学救援中，医务人员必须给予迅速果断的处置，很难有时间与伤病员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让伤病员自主选择救治方案或接受必要的救治措施［20］。这种情况下，知情同意和不伤害原则必然会受到强烈冲击。

4．1．3抢救生命与生存质量的矛盾现代医学伦理学要求，在临床实践中诊疗方案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损伤和痛苦，改善生存质量。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医务人员更多关注于伤病员的生命安全，改善生存质量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对于平时来讲，抢救生命与保全生存质量时常会令医生和病人家属难以取舍，而在应急救援中，却演化成一个涉及生命伦理的突出矛盾问题。

4．2主要对策

4．2．1建立军事行动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要对多样化军事行动的特点加以深入研究，针对救援行为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伦理问题，制订出具有权威性的指导意见。这种指导意见，不能是一家之言，而是要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多样化军事行动的伦理指导原则，应当是全军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4．2．2提高医务人员的伦理决策能力医学伦理学的决策，是基于知识背景和情况判断的一种主观性决策，没有量化的指标可循。在多样化军事行动中，面对众多的伦理难题，不可能有足够的专业人员为每个具体的伦理决策提供指导和帮助。因此作为军队医院，尤其要加强医务人员伦理素养的培育，提高多样化军事行动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能力，使他们在伦理难题面前能够自主做出正确选择。#p#分页标题#e#

4．2．3加强医学常识及伦理知识普及针对群众和官兵认识上的误区，利用各种媒介普及医学常识和伦理知识，提高应急条件下救治对象配合的顺应性，避免拒绝治疗(如输血、截肢等)现象的发生，并提高人们对分类处置、优先救治的理解。

5转化医学时代科研创新中的伦理冲突

5．1伦理问题

5．1．1多学科大协作的伦理要求转化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这种合作是一个涉及微观和宏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多学科大协作体系［21］。可以说，每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在推动科研创新过程中，都涉及到复杂的伦理问题［22］。转化医学的多学科大协作，则将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糅合起来，使得医学科研创新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化。

5．1．2产学研用一条龙的伦理要求转化医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实现需要医院、转化性研究机构、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及相关管理机构共同努力。企业的参与无疑加快了研究的进程，提高了转化的效率。同时，它也使得医药卫生领域渗入很多利益化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产生了负面影响［23］。在产业化特征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医药卫生领域药品、设备、耗材的研制和供销关系易被利益所左右。

5．1．3信息库共享化的伦理要求临床工作中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库，是研究人员发现问题、确定研究方向的信息来源，也是探索规律、评价诊疗效果的信息支撑［24］。在信息库共享化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转化医学研究涉及环节多、参与人员广，我们不得不面对病人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处理有偿使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防止医疗信息资源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

5．2主要对策

5．2．1完善科研伦理制度科研伦理道德除了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外，还应该有严谨的制度作为保证。一方面倡导良好的科研创新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反对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在科研伦理制度建设中，要针对转化医学多学科大协作、产学研用一条龙等特点，从医学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医学研究的管理、运行机制，确保医学研究符合伦理学的要求。

5．2．2加强科研团队道德培育转化医学的多学科大协作，对科研团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秀的科研团队，不仅要求每个成员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相互之间能够知识互补，更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具备高度协作精神。而这种协作精神，来自于共同的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还依赖于伦理准则的建立。因此，加强科研团队的道德培育，将成为研究是否能够取得真正成功的一个关键。

5．2．3加强科研伦理审查与传统的科研伦理审查相比，转化医学时代科研活动的伦理审查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审查内容更加复杂。对转化医学时代的伦理审查，我们要从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审查实施的流程、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重新加以规范，确保审查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6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伦理冲突

6．1伦理问题

6．1．1告知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认知需求随着健康知识的广泛普及和人们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病人在诊治过程中的被动现象正逐步被扭转，他们具有很强的认知需求，希望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与参与权［25］。然而在实践中，医生对病人的认识需求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存在很高的风险性，当告知缺失成为普遍现象时，医患纠纷加剧就完全在情理之中。

6．1．2尊重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信任需求病人在寻医问药过程中，要完成对医生技术和人格的确认过程，确认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陌生人处理是否放心，这就需要医生投入道德情感，使病人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但是，当前医生与病人之间出现了很多不信任的怪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双方相互尊重的缺失。

6．1．3换位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健康需求“以病人为中心”要求医务人员必须能够站在病人的立场来考虑他的健康需求，为病人选择合适的诊治方案。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医务人员不能够采用换位思维，充分考虑病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仅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甚至受利益因素的驱动，为病人选择治疗方案。诊疗方案选择不当造成的疗效不佳，以及给病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与病人健康需求之间的反差，必然会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

6．2主要对策

6．2．1促进医患互信当前，医患关系的形式从“主动-被动型”转为“指导-参与型”，这种新型的医患关系要求把医护人员和病人置于平等的地位。医生不仅要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而且要尊重病人的尊严和自。因此，我们要把医患之间相互信任，作为协调和改善医患关系的前提，努力做到医方诚、患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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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学伦理素养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它的发展中并不是独自前行的,它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情怀的医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医学,因为它偏离了医学的本质和目的。现代医学模式更科学地概括了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因素,突出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多元价值的并存常使医学科研人员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在临床科研、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要正确处理涉及多层次、多因素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就必须具有较深厚的医学伦理素养。医学生是医学临床与科研的有生力量,他们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2.医学伦理素养是创造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元素。在全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近几年,社会上对医疗服务的批评日益强烈,医患关系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社会热点之一。客观地说,医疗临床实践与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法律法规适用、管理制度、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外,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没能经受住考验的事实。毋庸置疑,若想彻底改变现状,创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着力培养和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养是其中最能动、最速效的措施之一。

    3.医学伦理素养是成为合格医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从医学传统及医学职业的本质看,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以从医。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医务人员的行为特征都显示出医学伦理素养的特殊重要性和内在必要性。缺少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务人员很难甚至不能完成医学职业本身的目的——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福祉,而这恰恰是医学的根基。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也明确提到,“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

    二、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误区

    1.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偏差。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理念,逐步养成医学伦理素养。目前许多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把重点放在了医学伦理知识的传授上,而偏离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真正目标。医学伦理素养虽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伦理知识来体现,但不是说具备医学伦理知识就具备医学伦理素养。由于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将教学目标停留和局限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上,在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跟不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造成医学生在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中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来应付考试,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仅局限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不能融会贯通形成医学伦理理念,难以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作为未来医学科研与实践的主力军,很显然,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素养很难提高。

    2.医学生学习认知的偏差。(1)重视医学专业学习,忽视医德素养养成。受长期以来只注重实用技术这个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往往更看重对医学实用层面的理论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忽视了医学本质是关爱生命,为人类服务的深层价值内涵,因此许多医学生都认为“专业课很重要”,而对医学以外的各种“非专业”课程则完全凭兴趣和心情来看待,甚至很多专业课的老师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强化着他们的这种想法。许多院校医学生努力学习着专业课,而对所谓“非专业”课的医学伦理学等人文课程的学习则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医学伦理教育的课堂上缺课、开小差的现象极为普遍。当然,在学生这种轻视松懈的态度下,很难谈及医德教育效果的实现。(2)将医学伦理素养局限于医者的仁爱之心。许多医学生甚至医务工作者对于医学职业所需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理解就是医务人员应具有仁爱之心。而实际上,仁爱之心仅仅是医德素养的一个方面而已,没有医学伦理理论作支撑的仁爱之心,有时反而会导致行为选择的失误而给病人带来不应有的伤害。医学院校的学生往往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即只有在接受规范化、科学化的医德教育的基础上,才能理智地分析、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3)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定位于未来职业任务。许多医学生只是将医学伦理学简单地看做是一门课程,没有把它作为医学职业生涯中医德素养养成的一个环节对待。把医学伦理学教学所要完成的医德教育及医学伦理素养培养看做是工作后的积累,而不是在校学习期间的任务。而医学伦理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缺失这一必要的素养养成过程,医学生在进入医疗实践后,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就不能很好地应对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和情况,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3.医学伦理素养属性认知偏差。许多人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等同于技能的学习,医学生在校期间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随着课程的结束和考核的合格而完成,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具备了医学伦理素养,对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医学伦理判断一定可以手到擒来。而许多医院及医务工作者本人也认为既已在学校接受医学伦理相关方面的教育,就已具备相应的素质。事实上,医学伦理素养不是简单的技能的把握,而是知识和经验不断积淀后的理念的形成,是在一定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对医疗实践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判断和评价,并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以提升自身的医学伦理修养。由于人的思想观念易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之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和医疗环境,尽管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在学校已学过医学伦理学课程,但是如果只局限于此,是无法抵御各种不良倾向的冲击和影响的,在医疗实践中也不能准确地作出伦理判断,有时可能会出现侵害患者利益的情况。

    三、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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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全球瞩目的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阿尔法狗)与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的世纪人机大战以人工智能的胜利落下帷幕。加上此前“深蓝”在国际象棋比赛的胜利以及超级智能机器“沃森”在智力竞赛节目打败人类选手，这样一个个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手下败将的事件出现后，引起了人类的极大关注，2015年年初，物理学家霍金和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的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发表公开信，呼吁要遏制智能机器的发展，否则人类将会灭绝。然而，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何以可能，其突破中包含两个成分①：第一则是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类的行为，然而我们现在连通过理解一个老鼠的神经行为从而来模拟老鼠的行为都还不能做到，从何来谈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行为，况且我们还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人类行为一切的原理。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另一个成分，人工智能能够拥有人类的自我意识，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试图追问，自我意识是什么，自我意识之源又是什么等。

 

提到自我意识之源，传统伦理学认为自我意识来源于灵魂，而神经伦理学则用神经科学实验分析的方法力证大脑是自我意识之源，这同时也是神经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发起的挑战。

 

一、自我意识之源

 

自我意识是一个常用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对“自我”的意识到。然而，对于“自我”一词，则可有许多种解释。通常的解释之一，就是把“自我”当做一个反身代词，视其与“自己”或“自身”同义。这样，“自我意识”就是人(或有意识者)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到，也可以叫做反身意识或反省。由此还可引出所谓“意识的意识”的说法， 把自我意识述为意识活动对自身状态或过程的内省。② “我是，我存在(I am，I exist)”、“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I am aware of my existence)”、“我意识到身边的世界(I am aware of the world around me)”，但是在感受着的“我”到底是谁，这个“我”是指身体还是不同于身体的存在。进一步来问，如果这个“我”是不同于身体的存在，那么是什么使人在身体之外进行感知呢?反过来，如果“我”的指向是身体，那么又是哪一部分负责的呢?

 

(一)灵魂是意识之源-身体之外的感知

 

人有两部分：实在的肉体和心理学上的实体，那心理学上的实体即我们所说的灵魂。无论是深奥难懂的东方宗教、西方罗马还是希腊文明都有关于灵魂的记载。古印度的《吠陀》提供了理解灵魂旅程的详细构架，并且认为灵魂的本质是永恒的，灵魂是不死的，这里强调了灵魂的不可毁灭性，精神性和永恒性。

 

古希腊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三个部分;欲望、激情和理智，并阐述了它们在最初的存在状态：“人们差不多一出世就充满了激情” ③，并相应安排每一个部分以一种美德，并且认为，灵魂以前是存在于神境的，因为原罪而落入人类的身体中，为了打破束缚，回到纯净的状态，灵魂需要通过轮回来净化。在《斐德罗篇》的轮回故事中，灵魂被比作两匹马拖着的马车，一匹充满能量和精神但很难控制的黑马，和一匹同样有精神但温顺得多的白马。当灵魂上升时，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里是柏拉图所说的净土，绝对美丽，绝对公正，有一队神明守望着这片地方，当灵魂升上来后，可以加入这些神，如果理性控制得足够好，灵魂可以上升并留在那里，这就像是印度教条中的光明和解脱，逃离了轮回，但如果理性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两匹马就会为所欲为，失去对这片乐土的兴趣，因为那不是它们所能理解的，它们就会把马车拉回去，灵魂将再次进入轮回。

 

(二)力证灵魂的存在

 

哲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来自经典文献中对灵魂存在的解说，试图通过研究前世记忆和濒死体验来力证灵魂的存在，认为如果灵魂不存在，这些事件都将不能被理解。

 

1983年12月，一位叫提图萨的男孩降生在印度阿格拉附近的一个村庄，在他4岁的时候，告诉父母他叫硕瓦嘛，住在阿格拉，妻子叫由嘛，还有两个儿子，他们在阿格拉经营一个无线电铺，一家四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但好景不长，他被两个人枪杀了，他认识凶手，向他开枪的那个人叫塞迪克，是个商人。家人为了验证提图萨的描述，带着他去到阿格拉后发现，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此事件同时引起了印度德里大学的柴达教授的兴趣，他搜集了很多相关证据，例如小提图萨前额和后脑勺上各有一个较大的胎记，并且这两个胎记的大小和形状竟然和被枪杀时弹孔的大小和形状一致。④

 

除此之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斯蒂文森教授对这种转世再生现象研究了40年，共涉及2500例转世案例。在实证研究方面力证了灵魂存在的一种学说：在死亡时，灵魂和精神体离开肉体，前往下一个肉体，记忆不只会存在实体的大脑中，也会存在精神体的精神中，理论上讲，前世的记忆是可以被今生和来生想起来的，但总体来说，这些记忆被藏在精神的太深处，大部分人都看不到他们的存在，但是极少数人有着前世的记忆，这对突然死亡或者因为突发事故死亡的人来说通常是真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死亡来得太突然，伤害太大，没有让灵魂完整地处理死亡的步骤，没有处理的记忆会残留在下一个身体中。

 

(三)神经伦理学的逆袭

 

1848年，25岁的铁路公司工人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正在进行施工时，由于炸药意外爆炸导致一根铁棒刺进盖奇略低于眼睛的左面颊，经过脑的前额叶皮层，从头顶穿出，导致了严重的脑损伤。经历这个事故之后盖奇活了下来，但是其人格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表现显示了对社会习俗的不尊重，他作决定的时候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从来不会担忧自己的未来，不会深谋远虑。简单分析此案例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很显然，盖奇人格的改变是由于大脑特定部位损伤所引起的。⑤

 

人格是自我意识的基础，意识作为形而上的存在不应该受大脑损伤的影响，为何盖奇在事故发生前后人格变化这么大?

 

加州的神经生物学家本杰明·利贝特进行了实验，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曾将研究参与者与脑电图(EEG)连接在一起，并要求他们目视一个有圆点环绕移动的钟面。当参与者感觉想要移动手指时，他们须记下圆点所在的位置。利贝特记录到人们在表现出有意识的移动手指意图前数百毫秒的脑电活动⑥。也就是说，意识是大脑内部化学变化、电子活动的产物，之后有很多科学家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更加复杂有效的方法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结果依然如此。

 

二、神经伦理学的解释沟

 

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作为神经伦理学的一大研究领域，随着神经科学的迅猛发展，依托生物学事实的实验研究掀起了讨论自我意识生物学基础的热潮，试图依赖功能神经成像、核磁共振等技术，试图确定自我意识与脑系统的具体关联。然而，哲学家认为用实在的、可感的方法得到结果去解释或推翻形而上的存在是不可靠的，并对其理论提出了很多质疑，这也是神经科学所面临的解释沟：

 

(1)意识状态是源于刺激神经组织所产生的，如此令人赞叹的存在，如同阿拉丁摩擦了灯之后，神灵出现却在前面一样令人难以理解。意识的生理基础是否真的存在，若存在，意识的生理基础又是什么呢?

 

(2)20年代美国生理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Spencer Lashley )提出的神经系统科学多少年来一直专注的记忆属于大脑哪个区域的问题，他试着确认大脑中与记忆产生、加深和储存记忆相关的区域，对大脑的部分进行实验性伤害，然而并没有找到与记忆相关联的特定区域。⑦人们仍认为记忆某程度是存在大脑中，而因为记忆是稳固的，人们猜测存有这些记忆的大脑细胞也需要保持稳固。新陈代谢不断进行，细胞不断死去，新的细胞不断在诞生，又如何维系本质不变呢?即使所有用于传达信息模式的物质消失了，而模式却依然存在，如果不是物质，那又是什么在维系着这种模式，机械论、纯唯物论科学的假设是无法轻易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否有可能记忆并非仅仅储存在大脑中，也存在某种非物质性的记忆仓库中，然后再进入新形成细胞中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意识起源于大脑以外的地方?

 

(3)如果大脑组织被剔除，那么人不会再有意识，于是很容易得出，意识是在脑内有物质形成的，大脑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神经系统科学家无法确定这种联系的性质。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意识存在于某处，而大脑只是一个特定的存放容器，或者一个为了接受意识抑或是传达意识或是受意识支配而不断进化的系统。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声称大脑损伤和身体功能之间的一致关联，可以解释为大脑仅仅是发射器，而不是发生源，棱镜传送光线为例子进行解释，当棱镜受损时，传送出来的光线也许会扭曲，这样也很容易理解，当大脑受损时，传递出来的意识也会有差异。

 

(4)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神经学教授约翰·罗伯(John Lorber)有一个研究成果：当谢菲尔德得效益在诊断一个数学系学生的疾病时，意外地发现他的头部比正常人略大一点儿，于是校医就把他介绍到罗伯教授那做进一步检查，发现这个学生没有大脑，但智商高达126。于是，罗伯教授提出“大脑真的必不可少吗?”这一问题。大脑半球切除术是切除受损或缺乏大脑皮质的半球，而大脑皮质是跟各种认知和情感功能相关联的，如果一个孩子切除了大脑两半球之一，另一半球会接管，并对大脑的神经连接以及神经细胞进行重组。因为大脑具有极强的调节性，所以一个半球能够执行两个半球的功能。长时间以来，移除大脑引发的疾病并不会造成明显的记忆丢失，唯物论解释认为这是大脑储存重复的部分造成的，也就是说同一个记忆储存在多个地方，所以理论上即使大脑失去了一些部分，也可以从其他储存的地点重获记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脑半球切除术也就意味着大脑有50%是完全重复的功能，甚至低于5%大脑组织仍然有正常的回忆，要解释这一点的话，唯物论神经系统科学家就必须要声明95%的大脑物质都是重复的。

 

(5)长久以来人们都知道正面思考的能力能够提升一个人的兴奋感和健康，但是直到最近，人们才清楚地知道人的思维力量足以改变大脑的物质结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通过特定类型的智力训练能够改变成人的大脑。比如冥想，可以改变大脑中关注、集中有关的区域，改变它们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比如就灰质和神经元本身以及白质来说，正是神经的轴突里联系着两者之间的神经元，所以现在有可能在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就能改变大脑的机能和结构，近几年所采用的脑显像工具，如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已经证明这一点。如果神经科学认为意识是大脑所生产的，那么意识就不应该对大脑有任何影响。面对这样得质疑和力证，神经科学能否用自己得方法拿出证据，跨越解释沟呢?

 

三、结语

 

本文通过两个视角，以“意识之源”为引子，讨论了“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如果灵魂存在，那么“我”是由灵魂决定的;若大脑才是 “我”的上帝，那么“我”也就是纯粹物理实体，大脑就是“我”的全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人工智能可能的未来。若灵魂存在，我们就不用再纠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奇点到底在哪里了，人工智能永远只是类人类，无法感受我们的感受，体验我们的体验，除非有一天灵魂进入他们的身体中，而若是神经科学跨越“解释沟”，证明了大脑是意识之源，不论是打麻将还是电子游戏，甚至是人们觉得不可能的完成的写小说任务，待计算机技术高度成熟，范式彻底更替之后，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进化的另一个阶段，不管它是发生在所谓的10年、100年还是1000年之后。

 

注释

 

① 机器超越人类的突破包含很多成分，本文只提到两种，重点讨论其中与意识相关的一种.

 

② 维之.人类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三次觉醒[J].南通大学学报，2010(4)：26.

 

③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168.

 

④ 余鱼.轮回转世是真的?[J].大科技：科学之谜，2015(9)：57.

 

⑤ Damasio A R. Descartes’Error： Emotion， 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M].New York：G.P.Putnam，1994.

 

⑥ Henrik Walter.Neurophilosophy of free will[M]. Cynthia Klohr，译.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1：246.

 

⑦卡尔·拉什利.大脑机制与智能[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

 

[2] 卡尔·拉什利.大脑机制与智能[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 维之.人类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三次觉醒[J].南通大学学报，2010(4)：26.

 

[4] 余鱼.轮回转世是真的?[J].大科技：科学之谜，2015(9).

 

[5] Damasio A R. Descartes’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M].New York：G.P.Putnam，1994：38

 

篇10

1科学精选案例，强化思维引导

案例教学本质上是在教师的精巧设计和统筹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案例教学通常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在教学中贯彻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帮助学生解决医疗活动中的伦理矛盾和冲突，以达到熟练运用理论知识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是否成功，案例选择是关键。一方面，案例必须要有启发性和针对性，与教学内容交相呼应；另一方面，案例必须具备典型性，并能直接指向临床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医学伦理学的案例教学并不简单等同于事例教学。医学事例往往是对已有医学原则和医学结论的论证，而医学案例往往更为复杂，是特定情境下需要经过讨论和分析才能找到结论的复杂问题，有的案例甚至很难界定结论或者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提炼方法论找到最优化的选择方案。总体而言，医学伦理学教学案例主要来自3个方面：①整合社会热点新闻，针对近期医卫类热词和现象进行讨论，旨在通过案例讨论导入该次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围绕案例讲授理论知识；②借助医药卫生事业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通过对榜样的正面宣传，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德观念，引领职业生涯；③科学精选高质量的医卫类纪录片，如《人间世》《生命缘》等，通过真实的医疗活动展示，让学生直观感受临床活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细节，直面今后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取向。无论哪一类案例选取，其目的都是让教师在教学中有目的地运用临床实例，使学生在课堂参与的过程中发挥效能，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目标。这种启发式教学模式，以师生双向互动为主，有助于医学生在具体医疗活动中谨慎抉择，做出正确的价值取向判断。在案例讨论中，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鼓励学生根据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案例进行剖析；在归纳总结的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明确，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价值判断，很多情况下不是单纯评价对与错，而是在多元立场找到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这种发散性思维的强化引导，对学生医学素养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立足医疗实践，注重因材施教

由于医药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公众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迁，医学临床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新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的出现往往不是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人与社会、医学与人性的冲突，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才能解决。许多医务工作者面对这些复杂的冲突往往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权衡应对。基于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可能面临的伦理困境差异，教学内容须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既循序渐进，又持之以恒。从受教育程度划分，低年级阶段适合进行医德强化教育，以案例为导向通过榜样的力量带动学生形成正确的医疗价值体系。到了高年级，应注重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引入经典临床案例，对医疗行为进行警示教育，侧重行为预防。从专业角度划分，不同专业的学生，案例教学的内容和范围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如康复技术专业的学生，应结合该专业的特点，结合康复治疗在临床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争议问题，如过度医疗、康复心理干预等问题进行辨析，让学生在解决具体临床伦理的问题中，体悟伦理道德的价值，达到自省的目的。从案例配备和设计划分，案例的穿插往往可放在介绍新课之前，将医学典型案例作为教学引子，导入新课能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此外，医学伦理学的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考查学生在阶段学习中对理论知识的运用程度，以实现知识、能力和思维的高度统一。教师可在授课计划中期，用不超过两个学时安排案例讨论课，综合运用讨论法、辩论法和讲授法让学生针对专业医学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将课堂学习表现纳入平时成绩考核，使学生重视课程讨论和知识积累，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完全以案例为主导显然是不可取的。①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综合素养和教学水平要求较高。教师除了熟知案例所涉及的所有理论知识，又必须具备强大的现场组织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否则可能出现教学效果不佳，案例讨论“冷场”的情况；②案例教学与传统方式相比，缺乏对概念、原理的梳理和传授，在一些理论体系要求较高的章节，不适宜使用案例教学法；③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能在讨论过程中忽略了一些隐藏缘由和信息，这些局部缺陷有可能导致学生对事物整体认知不全面，有可能误导学生。因此，在实际使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必须以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为前提，案例起到教学中画龙点睛的作用，否则就案例谈案例，不能实现学生思维方式和理论实践的升华。

3创新教学模式，树立正面榜样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做到知行合一。知是指提前执行未来工作中的医学伦理知识；行是指在今后的临床活动中能够很好地践行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准则和道德理念。由于国内的医学生培养采取先理论后实操的方式，学生在医学院校主要以理论实践为主，并没有临床经验，教师除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外，仍需结合具体的案例让学生更好地体悟真实的医疗活动，尤其在一些和医疗活动贴合非常紧密的章节，如医患沟通、医患关系等，应注重学生对情境的体悟和融入。具体而言，可让学生根据具体的案例进行角色扮演，通过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针对医患双方的诉求和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如在医患沟通、医患关系这一教学环节，可创造性地尝试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引导学生有意识地站在不同的立场思考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培养人文关怀和人文素养。此外，在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应特别注重价值观引导。当前，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大多数是在信息科技时代快速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学生群体，学生的自我意识普遍较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多元而广泛，思想意识也处在快速变革期，榜样教育成为医学伦理学医德教育中不可忽视的议题。根据弗洛伊德的投射理论，榜样是人对自我的理想化、现实化投射，优秀的业界前辈往往对医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如何拉近学生与榜样的距离，获得最佳教学效果，教师需要做足功课。榜样事迹不是一味强调牺牲，那些能创新工作方法，以高度的职业热忱和职业良心做好每件小事的优秀医务工作者，更能引起当代医学生的共鸣。让学生从内心里对榜样的言行有强烈的认同，使学生相信，医疗队伍中具有优秀品质的医务人员占绝大多数，才能达到价值引领的效果。因此，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首先接受并践行崇高的医德理想。只有教师先受感动，才能触动学生；只有教师具备坚定的医学道德信念，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医学伦理教学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