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第一，信息资源管理理念对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功能定位的影响。在信息资源管理理念影响下，综合档案馆应发挥好社会公共文化教育的功能。例如，近年来，有不少综合档案馆以纪念建国周年、建党周年、香港等为主题，举办了大型展览活动。在这一定位下，综合档案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开展档案公共文化利用服务。例如：配备专职的咨询服务人员，建立开放阅览室，增设开放目录柜，努力把综合档案馆建设成为为社会公众开放的并具有时代特色和文化氛围的档案馆。

第二，信息资源管理理念对综合档案馆社会信息保障服务功能定位的影响。档案馆的社会信息保障服务功能指的是，档案馆还应加强对文件的收集和传播，加强档案馆之间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信息资源的整体价值，发挥其在信息传递方面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这一定位下，综合档案馆开展的业务服务，主要包括：档案整理、建档咨询等内容；在技术服务方面，主要包括：档案修裱、保护等内容；还开展了以拍摄档案专题片和历史文献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息提供服务。笔者认为在信息资源管理环境下，综合档案馆的服务重点应该向社会大众转移，综合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追求公益共享的价值取向。

2、信息资源管理下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存在的问题

档案部门通过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以达到更加便利地将档案信息资源转化为可被社会充分利用的资源。在信息资源管理环境下，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档案馆重藏轻用、主动服务意识薄弱、馆藏缺乏特色以及档案管理的技术手段落后等。

2.1 主动服务意识不强

在综合档案馆的定位下，档案利用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部分档案馆的内部组织管理，基本上是过去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管理形式；保管利用部门只负责查阅档案、库房管理等各项工作，编制检索工具、专题资料等工作落实不到位。

档案利用工作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存在传统、封闭狭隘的自我发展观念，缺乏整体意识，这些问题使得档案工作效益不高、档案信息的利用效果不理想]。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综合档案馆还未发挥遍及提供公共文化以及社会信息的功能。传统的纸质档案时代，馆藏情况严重限制了档案利用工作的范围，造成多数档案馆的档案利用工作往往围绕馆藏而展开。

笔者发现，有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仍将自己定位成被动的保管员，缺乏主动开发利用服务的意识。究其原因，这与档案员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思想是分不开的，很多人只重视为政府等组织机构服务。

笔者通过对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的参观调研了解到，目前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还是传统形式的档案馆，对馆外人员的借阅档案、查询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不便，需要开具介绍信；它主要是对系统内部人员的查阅，至今还不是对外开放式的提供利用服务模式。朝阳区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的方式是一种纯手工的形式，借阅相关资料或是档案也同样需要出示证明。因此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下，如何使综合档案馆拥有多元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并能够对社会公众充分提供多样化的档案信息资源，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给与思考、重视并予以解决。

2.2 馆藏单一、缺乏特色且利用率低

调研发现，国内综合档案馆“综合”二字名不副实，而且，综合档案馆没有有序整合共享性档案信息资源，档案馆仅限于为党政机关服务，多为政务档案，忽视了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企事业单位，其它类别档案很少，与百姓物质、精神生活直接相关的档案内容也很少，档案馆利用服务没有建立起走人民大众路线的基础，难以反映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全貌]。

从档案载体方面来看，大多档案都是纸质形式，而反映社会生活的磁盘等载体的档案却很少。这些问题反映出目前综合档案馆馆藏内容缺乏特色，载体形式以及馆藏结构单一等情况。以文书档案为例，其难以表现出具有文化特征以及地方特色的形式。

2.3 技术滞后、设施不全

综合档案馆在经济建设中，虽然其作用日益显著，然而在利用各种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设备进行馆藏资源建设、提供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等方面是很落后的，而且档案管理的技术手段也很落后。这样限制了档案利用率的提高，并且难以满足在信息资源管理环境下档案信息的有效利用。例如：档案部门孤立单一，档案信息资源服务部门缺乏与其他组织的沟通与联系。

篇2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篇3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去研究探讨大学环境道德教育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由刘增惠写作的《大学环境道德教育研究: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一书，紧紧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聚焦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明确了高校在大学生环保意识建设上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拓展了新视野和新途径，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纵观全书，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首先，该书指导思想“明”，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培养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及良好品格修养具有重要作用，而环境道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该书立足时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深化并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作者将世界观贯穿于全书，运用生态观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道德教育进行有效结合，为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的开展指明政治方向。此外，该书还详述了生态观产生的背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生态观的阐释等主要内容。其次，该书理论基础“实”，为有效指导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指导实践。该书十分注重对相关理论的阐释，明确提出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要以环境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基于此认识，作者积极对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流派与核心问题、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的具体阐述，指出自然观和环境哲学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全书致力于构建起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构架和理论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如第七章，作者根据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环节、原则，归纳总结出具体可行、贴近实际的方法与途径，增强了社会实践的可行性。最后，该书对传统的挖掘“深”，为弘扬传统道德文明提供条件。该书深入挖掘和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环境伦理的表述，对我国“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和“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给予了充分关照。实际上，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可贵的而且可供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参考借鉴的精神文化资源。该书独具慧眼，一方面聚焦时展的环境热点问题，一方面观照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思维，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关于环境道德的精华阐释，并对其进行了精辟的解读和具体的阐述，体现出作者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认可。同时，对传统伦理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有效开展大学环境道德教育发挥着积极、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该书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既能够抓住时代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也能够较好地结合自身实际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叙述与分析结合。该书在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得出方法途径，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道德教育充分融合，对于有效指导高校环境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于光 单位：白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篇4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西方把自然作为人类认识和利用的对象的主客二分式思维模式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正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其思维模式都是“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的矛盾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论，他的全部思想体系都是由“道”而展开的。在老子哲学中，道有本根之义，又具有规律、规范、原则等含义，同时，道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

老子最早提出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问题，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为一。而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道生万物，众生平等。老子经常用“万物之母”、“众妙之门”、“天地根”等来指“道”，这说明道在老子哲学中具有宇宙本根的含义。老子详细描述了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里的“一”、“二”、“三”具体指什么，但很显然万物的创生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同为道所派生，从本源的角度看，万物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老子并没有给人在自然中以特别的地位。他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万物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道与万物的不相离。道生成万物后并不抛弃万物，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道”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道”是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换句话说，“道”对万物的培育乃是通过内在于万物之中作为万物存在根据的方式实现的。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一”就是“道”。既然万物得到的是同一个“道”，那么在体性上就是平等的。不仅如此，“道”本身也是与万物平等的，道与天、地、人并列为域中四大。此外，道虽然有左右万物的能力，但从不对万物横加干涉，而是“莫之命而常自然”。

2、道法自然，无为而为。《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实体自然，而是道的存在状态。道与天地万物均是自然，并非道外有自然，自然之外有道。道即自然，自然即道。道的无目的、无意识，正是宇宙万物合目的合规律的充分必要条件。道之所以无目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无目的，才能使天下万物更合乎目的和必然规律。所以说，“道法自然”就是“道即自然”。道的存在状态就体现为万物的存在状态，万物按本来的样子存在就符合道，自然即道。自然不仅是“道”的存在状态和功能，也是创造生命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人而言，就是“无为”。老子常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之作为。道之“无为”至少有两层内在关联的意义：其一，就道之为的性质而言，道并非有人格意志的神物，并不对万物进行主宰与左右，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二，就道之为的形式而言，道生化万物只是顺物之性，自然而为，而顺性而行动，自然而作而为，与人固可谓之不行不动，不作不为。老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回归于人道，用天道来说明人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把天道与人道比照着说，就是要人效法天道。天道自然无为，人也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遵循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而不横加破坏。

3、知足知止，少私寡欲。自然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系统中的每一分子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都必须与“他者”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人作为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也要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了维持自然的和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老子希望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和谐（“知和”），把握自然规律（“知常”），有节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知足”，“知止”。所谓“知足”，就是满足于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知止”，就是止于自然承受的限度。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甚爱”、“多藏”是说主观上不知道满足，其结果是超出事物的承受能力而导致“大费”、“厚亡”，最终危及的还是人类自身。老子告诫人们，如果人类不克制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从而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果人类克制自己的欲望，“少私寡欲”，只满足于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那么自然界的资源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子以“道”作观照，提出了回归原初纯厚而真实的自然之德，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以“常德”来观照自然，“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返璞归真，这对于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说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多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不但不会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环境为代价获取本国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生态现状显得很不和谐。资料显示，我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2%左右，工业排污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在过去20多年里，GDP年均增长9.5%，其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来实现的。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树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一直把自然界当成人类征服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西方自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思维一直主宰着近现代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对象。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违背自然规律，超出一定限度，生态平衡被打破时，自然对人类报复的威力便显现出来了。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尊重自然，把自然视为自己的“他者”而不是自己的客体，常心存奥秘之感，愿意以伦理的态度对待自然，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老子认为万物同源，与道为一，人只是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之一，这与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虽然派生万物，但道对万物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并不因有功于万物而要求万物臣服于自己，这种无私、慷慨、平等的精神义蕴应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

2、尊重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发展。老子的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自然，是依事物的本性自由伸展的状态；无为，则是顺其自然而不含有人力之强加妄为的意思。但自然无为，并不一般地排斥人为，所排斥的只是违反自然而随意的强加妄为的那种人为。老子认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并遵循事物的规律而为是聪明的做法，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妄为必然会导致危害人类生存的结果。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古人，但知常妄作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老子的“妄作，凶”的警告应该成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内容。对已经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处理？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首先，“知止不殆”，立即停止对自然环境的继续破坏。其次，自然无为。老子认为，万物自身自然发展的状况最好，如果万一遭遇了破坏，最好还是通过万物的“自化”、“自正”、“自朴”进行自我修复，不要轻易地加以干涉。第三，“辅万物之自然”。对破坏严重、很难恢复的环境，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即根据自然规律有所作为，如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

篇5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场新的管理革命

相比较于目前教科书倡导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就是从根本上支撑股东利润目标管理模式的管理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在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解决核心问题的基本范式等本质层面上都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探索。这些创新与探索如果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将会推动世界管理理论的根本性变革。

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变革。任何企业管理理论都必须对人性和企业本质作出假设。在对人性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或者将人理解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或者具有有限理性的“社会人”,或者现代管理的“复杂人”……这些假设背后无一不是将人视为经济动物,或者是成本费用,或者是收入来源,而不是将其视为具有不同能力、信息、资源和追求多元价值的现实的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其都有多元的价值追求,包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重价值;每一个人由于成长经历、社会建构和社会位置的不同,都具有不同的能力、信息和资源;每一个人都具有决策理性,也就是说其在做决策时,总是会在决策的时点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个体理性,它是指决策当事人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在决策时点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追求在决策时点认定的最大化效用的理性。正因为如此,决策当事人理性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决策人的决策选择标准具有可变性;二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由于决策人和决策环境的变化,决策人的决策选择能力可以发生变化。

按照新“理性人”假设,首先,由于人的追求是具体的、丰富的和多元的,因此企业运营中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或经济关系,而是实现多元价值的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其次,由于人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学习的过程,它的能力、信息、资源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每一个社会交往主体的决策标准、决策能力和决策信息都会发生变化,而不是仅有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的成本费用或收入。在对企业本质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假设企业是股东获取利润的生产组织,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认为企业作为社会功能的载体,是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其多元价值追求的社会平台。因此,企业有责任发挥和凝聚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增进社会福利。

强调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赢”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本质上都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下的追求财务价值最大化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强调通过创建有效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激发和凝聚利益相关方创造社会价值的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管理范式有所革新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对企业管理的管理范式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采用以维护股东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务价值为主线,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为保障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必要时被动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对象只关注广义的财务资源。

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采用的管理范式则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综合价值为主线,以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机制为根本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方式除尊重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的作用以外,还高度强调发挥利益相关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推动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对象包括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元价值追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能力、资源和信息。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是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普遍现象。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社会压力回应”、“社会风险管理”、“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和“基于综合价值创造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四个阶段。

在早期,面对消费者权益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人权运动以及形形“特殊利益团体”所掀起的特定社会议题运动,企业为了增强其“合法性”和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开始被动地采取措施对强大的社会压力作出反应,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管理,并主要集中在慈善、环保、人权保护等特定议题上。

之后,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影响到许多企业的生存,特别是一些企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运营造成大量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缺失而轰然倒塌时,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开始被企业看作运营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这些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确保企业免受社会和环境问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社会风险管理强调预防和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关注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进入了所谓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管理阶段,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流程和企业战略部署,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更多的财务价值。由于此种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所以称之为“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

近些年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管理动力已经日益由纯粹的社会议题驱动或狭隘的财务价值追求驱动转向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创造来驱动。它们立足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高度审视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着眼于发挥自身的优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优势,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凝聚可持续发展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为增进地区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谐、可持续的社会积极探索管理模式,主动贡献力量。这些难能可贵的实践值得理论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及时总结和广泛传播,同时也需要理论界加快管理理论的突破,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界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有效性。

根本突破需要深刻的观念变革

已故的管理学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曾经指出,同物理学不同,管理学理论能够“自我实现”,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优秀的商业实践。最大化股东价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信条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行其道。它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人在其中即使有作用,也被认为是完全受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定律来控制。”我们要从“现实中的人”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出发,正视每一个人作为独特的“社会建构”所追求的多元价值和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的有效机制,推动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变革。

篇6

一、文化与价值观

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对历史的记忆，也是对未来的选择。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灵和大脑，那么，正确、积极、先进、崇高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则就是最能赋予这心灵和大脑以创造力的血脉与经络，并由此而为文化筑起永具活力的生命线。国家强大不独有赖经济崛起，更有赖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深厚强大。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核心价值来凝聚共识，塑造认同，都是无法整合自身的。社会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这种文化的形态出现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和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的。所以，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形成和展开都依赖于自身的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文化既是价值的理性载体，又是价值的感性呈现。

如同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一样，军事文化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一种军事文化形态先进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所蕴含和弘扬的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否科学、是否高尚，是否与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否体现了进步阶级军人应有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要求。主席指出，要围绕强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应该说，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这个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形成和传承的一种具有我军特色的时代精神”，蕴涵着“文化根本的深厚性、文化血脉的先进性、文化哲学的包容性和文化景观的丰美性”（于永军：2011）。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折射着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过来说，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又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巨大的导向、示范和催化作用。

二、英语教学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中国正在以最快速度融入到世界舞台，并以现代化方式展现着自己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蓬勃生气。然而，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化所带来的物质实利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强势冲击；现代生活方式多样化衍生、文化多元化竞争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加速俗化；开放世界和异域文明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冲撞；以及，近代以来文化自我意识和本根信念的不断降低与迷失，导致出现文化低俗、信仰匮乏、精神脆弱、伦理失范、道德沉沦的忧心局面，构成了社会的价值变化背景。因此，构建与培育军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任务,大学英语教学也是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军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谐与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环节。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加速更新,教学手段越来越开放，学生获取学习资料的途径更加灵活使教学愈发体现出教学内容中价值多元化与教学主体多元化并存的特点。首先,大学英语课程是语言、文化相互渗透的综合教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语言材料体现其所代表的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多元文化,必然透视出深植于多元文化背后的多元价值观；其次,不同的教学主体(师生)对多元文化及其多元价值在认同程度上的差异，表现出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多元理解,因而使教学活动呈现主体多元化的特色。多元文化、不同的思维以及文化认同的差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如果教学中不能适时引导并纠正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则会阻碍教学目标的实现。面对教学材料中表现的多元、异质文化及其展示的多元价值观,教师应当应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引导学生对之进行合理的批判、分析和扬弃。师生在教学中与多元文化进行沟通和对话，厘清不同价值观,逐渐实施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深入并促进语言和文化学习，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军队建设。

可以说,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质就是综合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思维的系统工程。军校英语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就是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将引导与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有机地贯穿于培养学生语言知识、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增强他们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一体化过程当中。

篇7

1人的生命安全伦理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大量推广上，目前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和厨房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基因生物体和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份、对人体是否有毒、是否会破坏抗体、是否会削弱免疫力等问题在科学上既无确证也无否证，但转基因技术已经在广泛应用推广，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危胁。国际消费者协会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人体抵御病毒的能力，而且这种不良后果，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应出来。一些实验室通过对动物进行实证，发现其严峻的负作用已经显现。

2环境和生态安全伦理问题

若那些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流散到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甚至产生出新的病原，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同时，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环境后，也会改变自然界的正常遗传体系，进而破坏其生态平衡和进化秩序。

3人的尊严和人体伦理问题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侵犯人尊严的问题，特别是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提取和利用，导致人的细胞、组织、器官、胚胎都可能成为试验操纵的对象和商业获利的手段，严重侵害人的尊严。基因组检测和基因诊断等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治疗手段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人体基本权利和尊严。

4公正性和隐私权伦理问题

当下，“借用子宫”、“借用”、“母亲”、“试管婴儿”等生物高技术现象已有发生，依赖现代生物技术孕育的生命体从一开始就存在生命变异风险，同时其基因隐私信息也可能暴露无遗，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歧视、畸形成长及不正常的伦理道德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公正性和隐私权均受到了侵犯。

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基本伦理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从伦理属性上来说均可归属于生命伦理范畴，其核心问题是“该”与“不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和“实际如何”发展等伦理问题，其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人、不伤害人、有益于人、公平对待人等伦理问题［4］。生命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不伤害人”，落脚点是解决“应当如何”的问题，“应当如何”包含有“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公平发展、“应当”共有责任等伦理原则。只有在遵守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才能造福人类、有益人类，同时使现代生物技术规避安全问题，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1不伤害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实践活动，应该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绝不能因为眼前利益、经济利益驱使和极少数人的需求而伤害整个人类。不伤害原则的伦理规范包括3方面:①不伤害人的生物属性，即不伤害人的本原基因，不能对人的基因进行跨物种基因重组和提取重组;②不伤害人的社会属性，现代生物技术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奥秘，于是生命检测技术、辅助生殖等技术也得到应用，人的隐私权、自受到侵犯，自然伤害到人的社会属性;③不伤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主要是指大量转基因技术、酶工程等在食物上的应用可能使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伤害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伦理的根本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所必要的道德义务，包括“不应该造成、应该阻止、应该消除恶和伤害，应该尽力提升好”［5］。它可约束和调节研发主体的行为，把“不伤害人”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至今为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资源枯竭已是世界性难题。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生物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物种的研发和新型绿色能源的替代缓解了人类资源压力。然而，现代生物技术缓解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现代生物技术研发活动是一种人工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及生物进化中的自然秩序，跨越了物种之间的天然屏障，创造了新的生物体，重塑了自然界的生命，使自然生物链时刻处于复杂紊乱中，人的生存环境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处于重新融合和调节中，影响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对其的主观能动性要有所限制，在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时候要进行理性选择和伦理分析，不能脱离可持续原则创造新的生物体，不要偏离伦理道德关系改造生存环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使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安全和自然的保护三者统一，才能达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公平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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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与运行机制对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基于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与内在机制），也是环境道德教育与宣传所难以改变的，甚至某种程度的法律与制度亦难差强人意。人们是通过生产生活方式来影响自然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与知识水准。”［4］8因此，任何局外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似乎是“集体自杀”或“慢性自杀”的行为，都有真实内在的利益驱动，行为者也是在成本－收益的决策机制下活动的。对于行为者来说，行动的成本或风险由群体共同分担（分摊到自己的成本微乎其微），行动的收益却归于自己，是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决策。不加分析地以“集体”与“自杀”等措辞对此进行批评，“尽管听起来如此戏剧性，实际上以此轻描淡写”，因为“成为杀害的牺牲品的自我不必与杀害的自我同一”［5］250。因此，这些充满道德义愤的批评难以触及环境问题的内在症结。作为生活世界之基本事实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具有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只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经济－技术架构，才能够改变人们对环境的影响。以笔者家乡的山林为例，二三十年前为了保护山林水土，政府的教育宣传与处罚惩戒很有力度，更聘有护林员专职保护。但是，村民们盖房建屋需要木材，做饭取暖依赖柴火，采伐树木的行为经常发生。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迁往镇上居住的村民日益增加，留守村民大多用上了煤气等替代燃料，根本不再需要挥汗如雨地上山捡拾柴火甚至砍伐树木。如今山林旺盛生长，野兔山鸡狐狸等重新出现，水土流失情况也大有好转。这一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迁：修建房屋主要依赖于钢筋水泥等建材，日常生活依赖于电力与煤气（天然气）。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们并未接受过环境伦理教育，现在依然对之非常陌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的原始热带森林如今面临相同困境。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与粮食供应（援助）的增长，导致人口数量日益增长；当地人民主要依赖木炭作为燃料，因而砍伐原始森林就地制造木炭。如果不能改变日常生活的燃料来源，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呼吁对热带森林的保护，都很难改变本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与内在机制：对每一个本地家庭来说，生火做饭比保护森林更为重要。就个人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而言，只有安然度过今天才能计划明天，森林将来是否存在是一个相当遥远的问题，并不比眼前这一顿饭更为重要。因此，如果没有替代能源选择，单纯地加强对原始森林的行政保护，只不过是推高了木炭的风险成本与销售价格，让铤而走险的人通过偷伐原木制造木炭赚取更多的利润。

二、环境价值－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

以问题与应用导向的环境伦理学必须进入生活世界，因为“应用伦理学的问题，不经任何抽象，就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不是最一般、最根本的，而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6］。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几乎都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选择、利益冲突与权益保障问题。环境伦理学要体现实践价值、突破应用困境，就需要切入具体环境问题中的生活世界语境，对环境问题中价值－利益相关者（valuesandinterestsstakeholderrelations）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动态博弈进行分析与阐明，努力超越环境伦理传统20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话语的“抽象问题意识、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与最终奠基的价值理想”［7］，对环境问题中的价值选择与利益冲突进行实证分析，澄清环境问题中价值－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环境问题的生产机制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其结构性要素主要有：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价值的全面重估、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生活实践。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之下，以资本与工业作为现代性的维度，围绕着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世界规模的“生产－消费－废弃”经济运行机制，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生活链条无远弗届。在这一运行机制中，企业―市场－消费者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关系，企业是整个运行机制的发动机，企业不仅生产消费品，而且消费者也大多是企业的雇员。在人们所熟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事件中，被批评与抗议、最后被追究道德与法律责任的也主要是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以企业－市场－消费者关系为核心的相关价值－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即不仅股权人、经营者与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保护主义者等也是价值－利益相关者（value－intereststakeholders）。在环境相关事件的博弈过程中，可以区分出如下三种基本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

（一）从环境伦理的道德话语现象与价值对立格局来看，环境道德价值的主张者与环境利益依赖者（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责任者）之间存在简单的抽象对立这一简单明了的对立关系，是人们在日常舆论中所知晓的主要环保运动形态。在这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中，体现了将“责任的论战构成为法庭”［5］256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激起了相当多的争论、义愤与谴责，塑造了普通公众心中的环保印象。事实上，在具体环境事件中只有极少情况属于这种简单对立，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对滥捕珍稀海洋动物的抗议与阻止，环保人士对某些珍稀动物与原始生态的保护行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实际上距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比较遥远，并未触及真正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机制，仅仅作为象征性的环境保护宣传与规范意义。同时，这种典型的善恶对立的环境伦理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使得人们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看待环境事件中的善恶关系（goodguya－gainstbadguy），不利于构成对话与交流。这种简单的善恶对立的思维方式掩盖了复杂环境问题中的利益－价值关系。

（二）在上述明确的善恶对立的道德话语现象之下，潜藏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利益－价值冲突，即经济价值（生产与生活方式）与非经济价值（自然的生态与美学价值）的对立与冲突就目前来看，以采伐、猎取与捕杀某些珍稀或者濒危动植物资源，确实是某些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生活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其他群体立足于自然的生态或美学价值来阻止这种行为，也对这些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传统的持续存在构成了威胁，如美国对太平洋西北海岸原生林与花斑猫头鹰等濒危生态与动物的保护，对伐木工人的就业与生活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有‘好处’，好到足以牺牲就业？”［8］135这一冲突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即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主张者（valueadvocators）能否干涉相关环境问题的经济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依赖者，换言之，哪种价值具有较高效力？裁决的标准是什么？如前文所举之非洲热带原始林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生态与美学价值的热带原始森林，对本地居民来说是燃料的来源（生存资料）。如果保护某种生态资源，意味着对依赖这种资源为生的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中止，那么谁的要求更为合理呢？事实上，在对具有生态与审美价值的自然事物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大多存在着上述对立与冲突，除非能够妥善协调自然事物的生态和美学价值与依赖这种自然事物为生的人群的经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否则多么正义与强烈的价值主张也无力改变另一群体的生产生活与文化传统。“从环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是原生林；从伐木工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是就业。……我们不需要寻找恶人……保护森林将需要废止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不久前的过去是值得尊敬和有价值的。它会引发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8］146－147这也是绿色和平组织艰难对抗日本捕鲸活动的根本原因。

（三）在环境问题中最为广泛地存在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是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即生产者、消费者与环境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核心问题是现代生产过程不应忽略的环境成本（外部成本）并未进入企业成本核算体系，事实上，产品生产的环境成本被完全外在化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人收益，公共成本”的私人利益－大众风险的支付矩阵。这一支付矩阵是工业革命以来（甚至人类文明以来）未被明言的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4］296。在研发、生产与消费者的利益博弈中，消费者希望物美价廉，但不希望接受环境恶化的后果；生产者希望将环境成本外在化以压缩产品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虽然双方都不愿意接受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在这一支付格局中，生产者从环境恶化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以当前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法律约束情况来看，将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法律与制度约束还不够成熟有效，监督难度与处罚成本都很高，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环境成本进入核算，必然影响产品销售）。因此，“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4］296，这种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期。这种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运行机制中的价值－利益关系，隐藏着解决环境问题的内在困难与重要契机。现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奠基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摆脱，因此出现了责任归因困难的现代困境，“对于它个人的决策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毒物和污染与工业世界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9］45。在此过程中，责任归因的因果链条漫长而复杂，贯穿于整个开发－生产－消费的全过程，“在这个责任链中，没有哪个环节承担单独责任，每个环节都是责任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的责任又不得不与这个环节对整个行为所承担的责任相联系”［5］73。责任链中的责任分配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复杂因果链条相联系，意味着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因成为难以把握的难题，从而形成了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现代困境。

三、环境问题中的激进主义与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的环境问题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前环境困境的社会经济根源。从上述三种主要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与路径依赖，可以看出生产生活方式（制度约束与技术架构）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重大改变，现行生产生活方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会有实质改变，环境保护的前景不容乐观。以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道德理想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实际上是属于德性伦理的思维方式，将环境保护的希望寄托在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革命性变化之上，高估了道德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影响，忽视了社会现实与经济结构的强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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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023-08

“体面”，通俗地理解即既有美丽的“体”，也有荣耀的“面”。所谓体面劳动，也就是既有美丽的“体”、也有荣耀的“面”的劳动。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具体阐析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内涵。但实际上，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与实践形态。其基本内容包括三大方面，即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有劳动才体面，劳动者的劳动应是体面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剥削制度是劳动者因劳动不体面，无劳动更不体面，劳动者从事的劳动是不体面的劳动的根本原因。现阶段，实践体面劳动对于就业压力大、劳动关系复杂的我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使得“回到马克思”，深入挖掘其体面劳动观的伦理内涵、积极实践其伦理要求成为一种必然且应然的选择。

一、体面劳动基本内涵的伦理揭示

体面劳动(Decent Work)是国际劳工组织(ILO)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严峻的劳工问题而专门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形成过程大致是：1994年国际劳工大会主张经济应是人道的经济，应将国际贸易规则与基本劳工标准相联系；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进一步明确规定要消除强迫劳动，保障结社自由，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在此基础上，1998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这一概念。关于体面劳动的基本内容，国际劳工组织概括为：保障人们的就业条件及在工作中免受歧视或骚扰；劳动者的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经济、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劳动者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实施劳动权利和参与劳动管理的意愿。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解释看，所谓体面劳动，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两大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是体面的劳动，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无疑，国际劳工组织的分析的确揭示了“体面劳动”的一些基本内涵。但是所谓“体面”总是针对具体人而言的体面，使人体面的原因虽然复杂而多样，但要而言之，借荀子的“义荣”、“势荣”说，无非是因“义”或因“势”而“荣”，即体面。劳动是劳动者进行的活动，体面劳动的主体自然只能是劳动者。因此，劳动者因劳动应“荣”，也应是体面劳动的一个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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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构建和谐社会的脚步，没有科学技术的社会是滞后的，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如果对其运用不当，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我们无法预计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在一定的伦理约束下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科学伦理掀起的历史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化学成果被用作战争、毒气弹等化学武器屠杀了无数的无辜人民。科学家们强烈反对科学成果被用于杀人，倡导“科学要为人道做贡献”，反对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50年代-80年代这一阶段，针对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面临危险的生存环境，引发了科学伦理问题以及科学家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到了90年代开始重点转向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的伦理问题；生物技术、基因技术、遗传工程等生命伦理问题。

如今，科学家和全体公民一道，为合理公正地解决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每个重大问题都未能完善彻底地解决，但毕竟成绩斐然。人类在不断的追求中完善自我，人类的道德境界将更高远更开阔，和谐是人类追求的至上目标。

二、目前热议的科学伦理研究现状

科学伦理问题是从直观的、外显的逐渐演进为隐含的、内在的，伦理问题在更加复杂化和专门化的同时也变得更为意义深远。目前来讲，我国理论界涉略到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已经涉及每一个重要领域，内容复杂不失热点。

（一）生态伦理问题。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伦理需要，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倡导生态伦理、生态文明。但是这一共识的争论仍然持续不断，这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探讨生态伦理的理论前提。有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层面上，主张以人的尺度为价值评价标准，强调人的生存权利与生存价值。第二，关于生态伦理的本质的探讨。从“生物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前提出发，生态伦理是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伦理关系。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关系，而不存在什么伦理关系。

（二）网络伦理问题。这是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延伸而引发的关于信息技术负面影响的伦理问题。譬如，有人从网络的运行和使用层面提出，网络技术的兴起引发了道德边缘化、人际疏远、隐私侵犯等问题。总体而言，人们主要是以现有的伦理观念去审视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各种道德问题。实际上网络伦理问题，追溯根本还是人的伦理问题，时代进步、科技发展，需要我们对人及人伦之道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确立与网络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伦理观念。

（三）生命伦理问题。这是随着近年来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而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激烈争论的问题。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伦理难题，无形之中就要求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跳出原有的框架，要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现代生命科学发展带来的伦理难题。科学技术的应用消融了人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整体性；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以及个人和群体的歧视与侮辱、种族主义的沉渣泛起等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技术的可能性上来看，通过基因工程使人类得以优化的方案在今天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实际上是一种低估了自然界的高度复杂性的盲目乐观。即使我们具有这种技术条件，我们也没有权利对未来人类的遗传特征进行人为的干预。可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人的生命与存在？新型的伦理规范到底应该是什么，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从而消除其诸多的负面效应呢？目前尚未有明确而具体的回答。

三、把握时代脉搏，解决科学伦理争论问题的创新提议

近些年来科技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因此由此而来的就是关于科学伦理的争论问题。本文通过运用多元的调查研究方法对科学伦理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下几点：

（一）要对实践和科研进行有效区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科学的基础性研究都需要加强，而不应该被削弱。而且我们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是极具重要性的。实际上，我们必须能够冷静的分析出一项研究成果对人类具有怎么样的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得到最真实的答案，而仅仅依靠先验的判断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而且通常也会出现大量的误差。因为人的知识本身是存在盲区的，而且也不能做到完全的理性。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实践来完成。

（二）对感性和理性性具有效的区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以克隆技术为例，来进行分析。科学的不断发展，随之产生了克隆技术，但同时也对生命伦理提出了挑战。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用理性对抗感性的情感。生命的形式就是不断发展，而人们对生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加深的。而科学研究就是让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本手段之一。在我国一些生态主义者认为不论是克隆动物，还是克隆植物，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道德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亵渎。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在情感上顾虑并不能成为阻碍生命研究的理由，因为克隆技术并没有被彻底的终止。

（三）正视科学创新和科学伦理的关系。科学伦理并不是指代科学家的伦理责任和社会责任，因为一旦涉及到了科学家的伦理责任，那么就给科学研究划定了范围和，也意味着给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划定了范围、设置了障碍。在以前我们也犯过很多的错误，把很多科学发现当成了不好的东西，当做所谓的唯心主义而大肆批判。比如我们对控制论、对相对论、对共振论、以及对量子力学的批判，我们至今我们都会影响深刻，记忆犹新吧。我们并不能做到没有错误，只能尽力去减少犯错误的几率，总结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