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引发债务危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危机引发债务危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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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经济：表现、成因与前景［J］.欧洲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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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

国家信用是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国家信用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国家信用危机形成原因的探析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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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80-02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路径

向来以高福利、高社会保障度著称的欧洲，在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也陷入了第二轮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因为欧洲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有着更高的要求。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下，很多欧洲国家在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上力不从心，使得原本就高赤字维持下的政府财政收支雪上加霜。欧洲很多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缺乏较高的竞争力，因此其摆脱或者转嫁经济危机的能力显得非常有限。而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欧洲债务危机必然会对我国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特定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刺激政策。但是，这种第二阶段的经济危机也已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把全球金融危机推上了一个新时期。

在欧洲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债务危机以后，它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这就是先往欧洲银行业传导，然后向非金融私营部门进行传导，最后又向美国经济进行传导。就欧洲债务危机向欧洲银行业的传导来说，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债贬值，使得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大幅下降，加之政府和银行的联系较为紧密，从而为财政危机向银行业的扩散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欧债危机向非金融私营部门的传导，主要涉及的是实体经济，具体表现在：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债务的信用危机会传导到市场，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蒙上阴影。政府的财政恶化，使政府的融资需求提高，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欧债危机向美国经济的传导，指的是它通过双边贸易传导以及美国银行业对欧债的风险暴露。首先就是此次危机给美国对欧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就是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

二、欧洲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欧洲债务危机于2010年5月最早爆发于希腊，随后欧盟为了应对和预防债务危机的蔓延，采取了多种经济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但是，整体效果不佳，欧洲债务危机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并随之向其他成员国蔓延开来。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仍然没有散去，这主要是由于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消解。具体来说，原因如下。

1.欧元不断升值成为主要诱因之一。因为欧元的不断升值，使得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举债成本较低而到处举债，因而这些欧洲国家的欧元受到很多投资者的热捧。但是，一旦爆发了金融危机，欧元又迅速贬值，使得原来的举债行为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危机，欧盟的资金流动性不强，市场也不再看好欧盟经济前景而大幅退出，也造成了其融资方面的困境。

2.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平衡，治理结构有缺陷。欧洲债务危机不能平息而不断升级的原因在于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够平衡，欧盟内部核心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等，它们的实体产业发展迅速，大大推动了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希腊和爱尔兰等欧元区的国家则缺乏实际的综合国力，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信贷业务的扩张，从而导致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此外，欧元区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也不统一，它们的政治决策力不足，授权缺失，都使得欧洲债务危机最终演化成蝴蝶效应。

3.欧洲货币政策较为保守，加之银行业的信贷扩张较为疯狂，而劳动力市场又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这些都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的经济复苏过程较为缓慢。虽然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欧洲央行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积极控制危机带来的风险。但是，经济复苏却比想象中要难很多，欧洲过于追求物价的稳定而阻碍了消费与投资的增长。欧洲人口老龄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率持续上升。

这种源自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欧洲债务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体制、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也决定了欧洲债务危机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就其复杂性来讲，它包含了银行业危机、竞争力危机、经济治理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是一场希腊等政府丧失偿债能力的危机，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后果则来自于银行业危机。它的特点就是希腊和葡萄牙经济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此外，欧洲债务危机的特点就是欧盟实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它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就其长期性而言，欧洲债务危机的引发原因就在于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呈现迅速增加的趋势，它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靠实体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的，而是依靠信贷业的不断扩张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它们的偿债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而导致危机的长期性特征。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欧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政策。虽然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欧元区已经进行了债务重组以应对危机。但是，危机国家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欧盟已从心理和行动上逐步接受危机国家债务重组，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有赖于危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恢复。但是，在近期内，欧洲债务危机无法得到根本遏制，甚至还有再度恶化的可能性。很多相关的债务国家会采取不同的违约方式进行违约，使得国际经济大环境难以迅速恢复。我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加之我国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如下。

1.汇率方面受到的影响。从汇率机制来说，我国的国际贸易更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因为我国的外汇政策不利于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由于多种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人民币的价格不断攀升，一度创下最高峰，这非常不利于我国企业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它会使得我国企业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一旦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其欧元迅速贬值，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这给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些企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它们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国际贸易中不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此外，欧元区货币的贬值，也使得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利润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性企业，不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产品价格定价权，一旦汇率变动，将造成不确定的损失。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汇率变动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双重压力，即成本上升而利润下降。

2.国际贸易环境受到负面影响。从国际贸易理论和规则来看，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整个欧洲的贸易环境形势不够乐观，它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延伸和恶化，只不过打上了欧洲国家的烙印而已，它大幅拉缓了欧债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人们的收入也迅速减少，这非常不利于我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此外，欧洲债务危机还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它们开始纷纷出台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政策，实施新的贸易策略，根本目的就在于转嫁本国经济风险，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限制进口，而我国又是一个出口大国，我国国际贸易必然会受到欧洲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严重影响，它还会通过一些反倾销政策来导致贸易摩擦，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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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5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等（2003）、Herz和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性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11]Reinhart（2002）、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5]Jahjah和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而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中，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6]

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的。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7]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相反，Herz和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即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Dreher等（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短期内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内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5]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1）Frankel和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8]

（2）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4）最早提出了用投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投机压力指数定义为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19]此后，Hagen和Ho（2003）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MarketPressure,EMP）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定义为月度实际汇率变动、储备变动和名义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当该指标超过均值2倍标准差时，就定义为货币危机。[20]

（3）Kaminsky和Reinhart（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1999）也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EMP没有考虑利率的因素，仅仅是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加权平均。[21－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和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等（2005）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23]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等（2005）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⑤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样本国家见附表1。

（二）样本国家共生性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本文对各个国家不同年份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104次共生性危机。各年度共生性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性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内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效应，本文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两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本文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见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和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和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等方法。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本文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本文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Δ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即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分析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本文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以货币危机作为因变量，采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α[,i]*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篇6

关键词：欧债危机；成因；启示

2009年末，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已由单一国家债务危机演变为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场“债务风暴”。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是私人债务向公共债务的转化。时至今日，欧债危机仍在不断地发酵，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欧债危机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财政危机。从表象上来看，是由于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财政入不敷出而爆发的债务危机。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则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矛盾、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复杂的政治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矛盾。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周期波动的有力工具。欧元区自产生伊始就存在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二元矛盾，欧元区不同国家形成货币同盟，但没有形成财政同盟。加入欧元区后，各成员国货币政策制定权统一上交欧洲中央银行（ECB），单一货币下既没有财政协调政策，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同时，各成员国不能发钞，无法通过债务货币化度过危机。一般来说，债务货币化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货币是债务计价的货币；第二，债务国必须有印钞自。欧元区成员国具备第一个条件，却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这种制度架构上的“先天不足”为危机的产生埋下种子。一方面，一些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难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特点，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时，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对内不能通过货币扩张来削减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只负责制定欧元区内宽泛而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影响成员国的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欧元区统一实施货币政策，使成员国政府不再担心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基于单一货币区内维护欧元稳定的考虑，欧元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财政收支良好的成员国实质上为其他面临债务危机国家提供一种隐性担保，以便为成员国在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便利。在这种错位的激励机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有财政扩张的内在动机。

一般来说，经济繁荣之时，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会不断地借助负债来推动经济发展，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会浮出水面。由于近年来欧元区长期经济增长低迷，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2008-2009年，欧盟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相关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急剧上涨，长期的公共债务和赤字占比超过国际警戒线。2009年，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政赤字率分别为14.3%、13.6%、11.2% 和9.4%，远高于欧元区6.3%的平均水平，更超过欧元区设定的3%门槛。同时，各国的国债负担率水平也比较高，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分别达到82.9%、124.9%、66.3%、84.5%和116.7%，远超过60%的警戒线。根据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协议，各成员国必须将财政赤字率控制的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下。但由于惩罚力度较弱，各成员国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限度的规定置若罔闻，致使各成员国债台高筑。金融危机下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导致希腊和西班牙等国越来越难以履行债务，最终引发大规模违约。

（二）欧元区债务国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欧元区各国基本都设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二战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以高福利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希腊等国多年来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人口结构开始步入快速老龄化，使得一些欧元区国家经济明显丧失“生产性”，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然而，面对国家经济不景气，社会压力大的情况下，个别成员国以及公众不顾本国财政情况，一味寻求与发达国家同样的高福利。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有趋同的趋势。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由于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收入的日益紧缩，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也就不可避免。

（三）欧元区央行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今世界，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制定与推行本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欧元区各成员国矛盾非常突出，对于各成员国来说，由于发行欧元并不会对危机国有针对性的帮助，因此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借债来调节经济。对于欧洲央行来说，不论国穷国富和财政状况如何，都实行相同的利率政策，这使得经济实力不强，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享受到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同时掩盖其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例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后就不断借贷低廉的长短期国债，为其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最终超出一些国家的还款能力，引发债务危机。

另外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由于欧元区主要核心国（如德国和法国）不断从政治因素上权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丧失最佳的救助机会，致使债务危机越来越难以控制，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我国而言，相对远离欧债危机，但债务问题本身及后续影响应引起我国足够重视和警惕，也给我国防范债务、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很多启示。

（一）重视危机冲击的多种影响，全面审视我国的债务，政府债务安排要留有余量。

虽然我国财政赤字绝对额逐年降低，2012年安排全国财政赤字8000亿元，远低于2011年的9000亿元和2010年的10500亿元，财政赤字GDP占比低于3%，债务总额占比低于20%，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比一直处在国家警戒线之下。但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不仅要从自身存在的一些机制和体制缺陷看待债务，比如经济脆弱性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大、金融市场不发达等，更要从外汇储备、外债负担以及整体债务状况等方面审视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地纷纷推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有研究估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6.5%，这些债务一旦出现违约，将会严重影响市场信心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大萧条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富有弹性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因此，政府在债务安排上要留有余量，这对于维护经济长期安全是非常有益的。

（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推动消费拉动经济，适当降低政府主导的投资比重。

本次危机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滑，欧元走弱、外需下降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欧盟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欧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20%，这一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出现较大的回落，因此消费成为复杂经济形势下最关键的领域。事实上，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贡献率偏低。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2%，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这意味着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非常依赖投资驱动，而适当降低政府投资比重、启动国内消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篇7

但金融市场的历史一再告诉人们，不可持续的事情一定不可持续。从长期看，日本的债务问题必将恶化。尤其是近两三年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折性变化。冰上的裂痕已经出现，未来数年日本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从“日本第一”到“日本债务第一”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速度达9.7％，并于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其对债务问题一直非常慎重。

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颁布了《公共财政法》，规定政府支出不能通过公共债券和借款进行融资，只有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融资的时候，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发行建设债券。

在这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来没有动用债券工具对财政进行融资。196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政府才首次发行赤字融资债券，但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到1970年，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之比仍不到1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第一次经历了负增长，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将赤字融资债券作为融资的常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建设债券的规模。但直到1982年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才第一次超过国际公认的债务健康线60％。

1990年之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20年”。“日本第一”的雄心逐渐被消磨殆尽，20年之后，日本变成了全世界债务第一。据IMF公布的数据，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04％，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42.06％，2010年更是攀升至220％。

日本的债务规模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第一，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导致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总额从1980年约4万亿日元增加到2000年约8.5万亿日元。在这段时期，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还多次出现反复。当经济稍有起色，日本政府又急于回到财政平衡。好比一个疗程尚未结束，就匆忙停止服药，结果再次生病，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第二，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使得日本政府入不敷出。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错误地推行了减税政策，以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税收于1992年达到最高，此后呈下滑趋势，至2000年税收收入只相当于最高时期的80％。到2010财年，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财年的60％，公司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年的三分之一。

第三，随着债务的累积，利息支出越来越大，使得日本政府为了还旧债，就不得不发新债。1980年，日本所需偿还的利息总额约为4400亿日元，到2012年已经上升将近1万亿日元。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罗高夫（Rogoff）的研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一旦超过90％的门槛，由于利息支出不断扩大，债务压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债务规模很难再进行压缩。

第四，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老龄化现象逐渐严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9.1％快速上升至2005年的20.2％。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日益增加，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翻了1倍有余，至17万亿日元。至2011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已经接近3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债务规模的膨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措施控制债务规模。1996年开始，桥本龙太郎政府曾经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终止收入税率优惠政策，提高医疗保险中民众负担金额，以及减少公共支出等。

到1997年11月，日本决定开始实施《财政结构改革法》，希望到2003财年能够将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60％；将政府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但由于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随后又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新上任的小渊惠三首相继续实施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开支的刺激手段，原本通过的改革法令终成一纸空文。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府成立了“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并推出了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纲领。

2002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状况和债务压力略有改善。2006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被控制在2％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170％左右。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引发世界经济衰退，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再度急剧膨胀至180％以上（除社会保障基金和短期借款）。

日本债务之谜

截至2011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达211.7％。衡量日本财政健康状况的另一指标是净债务规模，2011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规模也高达127.6％，仅低于负债累累并深陷危机的希腊。

虽然日本债务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日本国债利率一直降低，这使得日本可以一直以较低成本借债，并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避免了债务危机。

按照一般的逻辑，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债券的收益率，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葡萄牙等国收益率迅速攀升就是典型案例。对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即使考虑初始债务、通货通膨及其他因素，债务水平上升也将导致债券收益率显著提高。

但是，2000年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一直在升高，政府财政赤字状况也没有改善迹象，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2％以下，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到2012年5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0.9％。这被学术界称为“日本债务之谜”。

对此学术界也提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诸国不同，日本国债95％都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不容易受到外部信心波动的影响。日本国债的国内持有率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国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从2008年9月的7.9％下降到2010年12月的不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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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希腊信用评级被迫调低至垃圾级，2011年6月，标准普尔又将希腊信用评级降至CCC的全球最低等级，7月，穆迪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信用评级相继降至垃圾级，将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降至Baa1，9月，标准普尔将意大利信用评级调低。欧洲债务危机就这样层层深化，严重地延缓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这同时也暴露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期待能够通过对欧洲债务危机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欧元区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不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常年处于失衡状态，一些高负债国家的产业结构严重缺乏合理性。像德国、法国等核心成员国，他们拥有着像电子、汽车、机械等支柱性实体产业和强大的科技推动力，但像希腊、爱尔兰等边缘化国家，他们科技发展缓慢，劳动成本高，外加上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又在制造业等领域对其双重挤压，这些边缘化国家在无奈之下只好依靠旅游业、航运业等传统产业，以及依靠大量的政府支出来维持经济。但不幸的是，这些举措并没有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发展的实质性问题，相反却使得他们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负担日益加重。在无法实施其他措施时，这些边缘性国家选择大肆发行国债维持经济，但欧洲央行对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实行相同的低利率政策，这就使得这些边缘性国家的消费信贷过度膨胀，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欧元区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二战结束后，欧元区各国家纷纷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严重增加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成为了引发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欧洲以高福利政策著称，就连危机最严重的希腊政府每年也都要为公务员福利拨出数以十亿欧元计的款项，而且这样巨额的支出一直还保持着高于5%的高速增长，但其GDP的增速却一直仅仅在1%-2%。更重要的是，现在欧洲各国纷纷进入老龄化时代，与老年人相关的政府支出，包括养老金、医疗等支出大大增加。因此，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财政收入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刚性的财政支出就会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从而最终也将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调节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工具，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在二者都被合理运用时，国家对经济运行实施的调节才能更加有效。但欧元区却只有共同的货币政策，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保持相对独立，所以经济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各国为挽救自身的经济，他们将果断地采取财政政策，实施不负责任的赤字策略。更重要的是，欧元区是单一货币区，欧元区内任何成员一旦出现问题，其都有可能对整个欧元区产生溢出效应而波及其他国家，从而影响到欧元区的整体经济稳定。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给欧洲整体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我国来说，虽然我们远离欧洲债务危机现场，短期内也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但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仍然能够给我国经济以后的发展给予警示和启迪。

第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力，使我国成功地从传统的产业大国向创新型、科技型国家转变。

根据前述分析，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发生危机的边缘化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严重缺乏创新，生产率低下导致的。在此情况下，国家政府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加大投资，从而增大了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而后又随着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就一触即发了。对于我国而言，投资一直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到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436%，同时期消费率却从623%降至486%。因此，我国经济如果想要实现成功转型，如何降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成为了关键中的关键。

第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注重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的匹配性，严格控制外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基本原因就是政府债务大量发行债务，严重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资不抵债，最终导致违约风险剧增而发生危机。近几年来，我国大量推行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发债，这些资金聚集起来后大部分是被使用在周期比较长，自偿能力比较低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上，这样就无疑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一旦这些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势必爆发，而且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危机的爆发将带给这些金融机构巨大的冲击。此外，金融机构的倒闭危机具有极强的连带效应，这样危机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就无法估计了。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的管理，做好预算工作，将财政支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做严格的审核，增强地方发行债务的透明性，合理规划地方债务规模，严格控制风险。

第三，我们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循序渐进的福利改善制度。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高福利制度的破产，没有实体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能持续的。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迅速提高，相应的财政支出也就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保障水平和标准是只能向上增长不能下降的，否则就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们应该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逐步提高社会的保障待遇，切实保证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彭路.欧债危机成因及其对我国影响研究［J］.海南金融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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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互换使希腊政府债台高筑

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其功能主要表现为转移汇率风险,降低筹资成本;实现资产负债的最佳搭配,分散外汇风险;帮助交易双方规避外汇管制、利率管制及税收限制等。而希腊正是利用了货币互换的上述特点,通过表外的货币互换交易,“暗地里”将原本负债累累的资产负债表修饰一新。

那么,希腊是如何利用货币互换这一工具来掩盖赤字的呢?根据已披露的数据,分析可得希腊政府与投行(以高盛为例)之间签署的合约内容如下:

首先,希腊发行金额为100亿美元(或日元)的十年到十五年期的国债,然后将其发债所得到的美元(或日元)收入与高盛进行货币互换,从而得到欧元收入,待债务到期时再与高盛将欧元换为美元(或日元)来进行支付。到这里,这只是一个出于规避汇率风险的普通的货币互换,但合约的关键点在于,此货币互换合约的汇率选择地是历史汇率,并没有正确反映欧元的市场价值。

据高盛披露,早在2000年12月到2001年6月间,高盛通过一系列的货币互换操作,帮助希腊政府减少了23.67亿外债(以欧元计),从而使其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05.3%降低至103.7%,降幅为1.6%。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换取2001年更低的债务和赤字率,希腊不仅向高盛支付了高额的佣金,而且付出未来更高负债额的代价,从而陷入一个债务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此番希腊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利率互换加剧了希腊的危机

利率互换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利用利率互换,可以管理资产负债组合中的利率风险,可以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和现金流。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由于2001年前后达成的货币互换合约降低了高盛所持有的互换组合的价值,为了对冲组合价值下降的风险,高盛与希腊又达成了一项长期利率互换协议。新的利率互换以当时新发行的希腊债券为基础,在债券存续期内高盛支付债券利息,而希腊政府则按可变利率向高盛支付现金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互换可能带来损失,如果与经济恶化环境纠缠在一起,就极有可能对债务危机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信用违约互换(CDS)放大了市场对希腊危机的恐惧

在为希腊安排了一系列的互换交易之后,高盛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经济的不断恶化会令其在未来互换合约到期时,出现违约的可能。为了防范这些交易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保证“隐形”贷款的安全,高盛请出了CDS这一重要级的金融衍生工具。

CDS于1995年首创,是信用衍生品市场上使用的最广泛的一种,仅在美国市场上CDS的名义交易量就高达15.5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金额更是达到天文数字,而且其中高达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中,CDS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现在,CDS又成为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之一。通过购买CDS,高盛不仅提前转移了希腊政府的违约风险,而且当CDS价格上涨时,高盛更是可以从中盈利。事实上,投行纷纷在欧洲市场购买希腊债务相关的CDS产品,正是在向市场释放出对希腊政府不利的信号,令投资者对希腊政府的偿债产生怀疑,从而推高CDS的价格。当希腊政府爆出债务危机之后,CDS价格更是大幅上涨,一度飙升到400点以上,逼近迪拜金融危机时446点的高位。而相应地,投资者对希腊政府可能出现违约的担忧也进一步加剧,导致希腊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不断攀升,其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

希腊危机对于我国的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尚未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但如果全球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危机,势必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处于全球经济链条中的我国应该如何应对,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同时,从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中,我们也应该受到如下启示:

加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收支管理,特别是要重视地方债务管理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财政情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一旦因为管理不善而出现违约风险,评级机构就会下调国家的评级,从而导致政府融资成本上升、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政府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往往会选择加息的举措,但这又会抑制经济的复苏,这时政府便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中国远离欧洲债务危机,短期内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但是债务问题应该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虽然我国财政已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200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仅为11.7%,比以前年度大幅回落,而财政支出却有明显增长,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1.2%,2010年我国的预算赤字将达到1.05万亿元的新高。中国应该针对自身国情,确定合理、安全的赤字规模,从外汇储备、经济结构、外债负担以及整体债务状况等方面全面、有效地审视和管理中国的债务。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大量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度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各地方政府更是纷纷举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剧增。据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全国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到5万亿元,日益严峻的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引起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防范潜在的财政风险将成为金融危机后政府面临的新命题。

正确认识金融衍生产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的希腊债务危机,金融衍生产品因为在一次次的金融风暴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从产品自身的设计结构而言,这些金融衍生品并无罪过可言,只要合理采用,就会发挥出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收益总是伴随着风险的存在,只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往往更难于识别、计量和控制,并且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其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更显著,而这一点往往会被投机者所利用,成为其“赌博”的工具。可以说,金融衍生产品就像一辆精美的汽车,正确地驾驶可以尽享驰骋之美,但一旦违规操作,就难免会发生车祸。

因此,在合理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和防范随之带来的新风险。首先,要明确交易的目的和动机,防止投机行为的产生;其次,要合理确定交易的规模,加强对暴露的头寸的管理,及时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对风险进行分散和转移,以免后顾之忧。再次,政府应增大衍生品操作的透明度,加强对财务状况特别是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严防相关机构利用衍生品进行投机活动,特别是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与稳定。

谨慎对待与国际投行间的交易

在全球一体化的走势下,金融活动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国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与国际投行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我们会发现,虽然最初是为了防范风险,但由于自身经验不足、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专业素质缺乏等种种原因,国内的企业和机构经常会被那一张张复杂的产品合约“毫不知情”地引入巨额损失的深渊,深南电、东方航空、中信泰富等衍生品投资巨亏的案例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特别是作为国家的债务管理,在使用诸如货币互换的金融衍生产品过程中,谨慎对待与国际投行间的交易。由于衍生产品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如果是一家金融机构或企业持有金融衍生产品,其损失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破产倒闭,如果交易者一方是政府,可能的影响就是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新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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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