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大全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文化常识大全，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45-02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传说贡献最大的是被后代尊称为“三皇”的伏羲氏、神农氏和女娲氏。而伏羲传说的故事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奇妙的情节和神奇的色彩，着重刻画了伏羲文化其固有的创造性和实践性，展现出其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从而使人们从中受到陶冶和教益。传说伏羲氏教人结网、捕鱼打猎，还教人把渔猎得来的鱼虾肉放在陶器里煮着吃，把活着的野兽畜养起来。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伏羲氏还创制了伏羲八卦。我们听说过许多的神话传说，但细想一下也不是大批量的，而且这些难得的神话传说是经过多少年才锤炼而成并广为流传的。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之所以可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其故事内容本身吸收了时代的限制性和物质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经典神话传说之一———《伏羲氏的传说》便是如此。

一、关于伏羲传说

有关伏羲传说的故事有很多。相传开天辟地之后，天下依旧十分荒凉。人们都愚昧无知。玉皇大帝便命圣母带着仙犬下凡，管理人间。居于华胥那个地方（今指陕西蓝田）。有一年，雷公神发怒，凡间河水泛滥，使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灾难。圣母于是化身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当时称华胥姑娘，前往雷泽国（今指甘肃境内）说服雷公，劝他不要随意发怒，祸害人间。一路上，圣母历尽了千辛万苦，当她来到雷泽国附近时，突然发现地面上有一巨人的脚印，由此心动。谁知这一凡心被天上的彩虹感动，便飞下来缠绕住了圣母。恰巧的是，雷公正好在此，于是便领着圣母进了华池，圣母因为与彩虹相交怀孕，并在成纪生下了伏羲，而其实为大风国雷神之子。后人为了纪念华胥姑娘踩了巨人脚印而生下伏羲，至今豫东犹遗，俗称“担经挑”，即“巫舞”的习俗。伏羲自称“风”姓，“风”便成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姓字。后来雷公听从了华胥姑娘的劝说，自此改邪归正，不再随意发怒，危害人间。从此，天下便安乐太平、五谷丰登。

几千年来，人们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民间神话传说以其源于生活、群众创作、口头传播的特征而经久不衰。正如郭沫若所说：“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作品”。一般民间口头创作的优秀神话传说，肯定人生的意义，整个故事情节是为了说明人通过积极、艰苦的奋斗，可以取得幸福，所谓“不知严霜寒，焉知太阳暖”，只有历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的价值。

1.史说伏羲

据《中国姓氏大全》载文道：“伏羲氏、女娲皆风姓”。又据史料推测，女娲是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而伏羲则是父系氏族部落的首领。神话传说中所谓伏羲与女娲的结合，归根结底是两个氏族部落的结合。神话传说二人曾以兄妹相称，事实上，应该是二个氏族部落地位平等结合的反映。

“三皇”—伏羲氏、神农氏、女娲氏，三者反映的是氏族公社时代，女娲氏是女的，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首领，应当比较早，伏羲氏、神农氏是男的，是父系氏族公社的首领，应当比较晚。为什么反而把女娲氏放在后头呢？原来这些传说大都经过后人整理，把次序颠倒了。还有，在传说中女娲氏是造人的，把她放在伏羲氏、神农氏后头又怎么讲得通呢？神话传说本来不是历史科学，所以难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伏羲传说所提供的历史知识，有些是可能的，也有些是荒诞的。一般说来，离我们越远的可信程度越少；离我们比较近的就可能比较接近于真实，就该神话传说本身很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也反映了一部分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

2.伏羲传说的典型性

生活在天地之间，我们人类会经常问自己天地是怎样起源的？人类本身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问题今天都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是星云凝结成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这些答案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通常识。然而几千年以前的古代，要是有人提出这些问题，答案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传说。

伏羲传说反映了远古时代生产和生活发展的进程，我们知道，人类解决居住、食物等等问题，是同自然界做斗争逐步积累经验的结果。这里面包含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奋斗、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从懂得很少到懂得较多，使生活从很不完善改进得较为完善，最后才取得成功。我们把伏羲氏看成象征性的人物，他象征了氏族社会时期努力解决生活问题的群众。

说过：“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子，其秘诀就是把需要加以提供的精神、加以推崇的价值观、加以实现的原则、加以推广的经验具体化，在一个或几个看得见摸得着具体人物或事件上，使之成为一面鲜明的旗帜，指引大众前进的榜样、标兵。因此，凡需要提倡一种什么精神，就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相应的典型来体现这种精神。”

篇2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因素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13益加剧，对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当代大学生由于成长过程中的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心理疾患已成为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为数不少的学生在性格、情感上存在缺陷，相对缺乏独立自理能力，而且耐挫力较差，适应能力偏弱，导致在人际交往和面对新环境时引发出许多问题。与此同时，大学生们还存在着许多心理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很多方面，有社会各种舆论带来的压力，有家庭传统观念和教育观念与自身观念的冲突带来的压力。大学生因心理障碍而休学、退学的占总退、休学人数的30％左右，自杀、犯罪的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以上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当代大学生心理状况的担忧和如何应对的思考。图书馆是大学生学习和获取信息资源的地方，对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为使图书馆发挥预防、化解、排除大学生心理问题、思想问题的教育职能，近些年兴起了“阅读疗法”，用以治疗大学生心理问题。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有效资源，拓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内容，开展有特色的个性化服务，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治疗心理疾病，是目前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的一种新型服务方式。

一、阅读疗法的概念与作用

所谓阅读疗法，是运用生理学、医学和读者心理学的原理，通过有选择的读物和指导性阅读，来寻求心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办法。阅读疗法能够排除读者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改善情绪，调整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以达到辅助医疗的治疗目的。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心理自助疗法，其应用已越来越广泛。美国科学家斯塔克在一项全美调查中发现，84％的心理医生在使用阅读疗法，该疗法在增进自信、改变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有特别疗效。

阅读疗法通过治疗者向读者推荐一些有益的相关书籍，使读者通过阅读来达到缓解、消除心理失调，促进心身健康，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书籍，自古以来就有充实人的精神、满足人的欲求、启迪人的心智、调节人的情绪的作用。阅读疗法的干预水j可分为四个方面：智力的、社会的、行为的和情绪的。在智力水平上，阅读疗法可激发读者对自己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反思与分析，并意识到处理问题的方法，获得关于人的行为的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发展自己的必趣；在社会水平上，阅读疗法能扩展人的认识范围，强化礼会和文化规范，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读者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更加有效地生活；在行为水平，阅读疗法可增强人的活动能力，给读者提供机会，以便在想象中体验各种行为模式，考察其可能的结果，也有助于抑制不成熟的行为，促进成长；在情绪水平卜，阅读疗法可使读者获得许多经验，在阅读过程巾可以有意或无意地获得情感的支持、认同，并通过体验作者设定情境中的恐惧悲伤，使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使情感净化，从而使被压抑的情感和体验进入意识之中，开通情绪和冲动表达的渠道，获得领悟，为读者提供机会以了解自己的动机和他人特定情况下的动机，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阅读疗法既可以单‘地使用，也可以与其他疗法…起使用。阅读疗法的关键是推荐的书籍应符合治疗目的、当事人的病情和病凶以及阅读水平、阅读兴趣。要避免观点模糊甚至错误的书籍。阅读过程中，读者若能撰写读书笔记，并得到治疗者积极的关注和指导，则效果更好。因为阅读疗法有无压力、无顾虑、无强制性、具有暗示作用的独特优势，使读者易于接受。

二、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意义

1．通过阅读疗法使大学生及时排除心理困扰。大学生目前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采取预防为主，标本兼治，防重丁治的原则，以便有效地抑制住患病率二升的不良趋势。读者到图书馆可以无精神压力、无顾虑地进行阅读治疗，也不必支付咨询费用就能解决心理问题。因此阅读疗法相埘于心理咨询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阅读疗法具有娱乐、信息、益智、领悟等功能，有利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矫治，如同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学医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的：“阅读诗歌比吞服药丸能更有效地治疗焦虑症和抑郁情绪”。调查显示大学生70％曾经通过读书来解决心理困扰、排除心理障碍。所以阅读疗法不失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好办法。

2．拓展了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与方式。治疗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图书馆是责无旁贷的。阅读疗法服务的丌展是对几十年传统、被动的图书馆阅览服务方式的一种挑战，它顺应了信息社会高校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增强r高校图书馆在社会文化、信息市场的竞争力。

3．发挥了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高校图书馆除肩负着信息眼务的职能外，还宿负着对火学生进行思想、心理、文化、信息素质等多种教育职能。图书馆作为人才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职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以书籍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4．有利于逐步完善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应用。阅读疗法在同的研究历史较短，理论与应用研究十分匮乏，它的作用机理和应用效果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可以积累经验，在实践用中加强对阅读疗法的研究。

三、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阅读疗法

1．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由心理咨询师对馆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人员要极大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心理学、医学等基本知识，不断地加强自身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充分了解学生的各种心理需求。

2．广泛宣传阅读疗法。我国对阅读疗法的研究还很少，研究进展较迟缓。图=馆可以利用宣传栏、校，播站，举办讲座等大力推介阅读疗法，向学生介绍阅读疗法的作用与基本常识。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一般都能从图书馆收藏的书刊资料中找到排解方法。这有助于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乃至今后到社会上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图书这种特殊的药石预防和凋适心理障碍，使之终身受益。例如，某图书馆举办j，“阅读疗法”展览，以“现代生活的第二起居室——健康阅读——快乐生活”为主题，推广“以书为药”的阅读疗法，并向读耆推荐古代阅读疗法处方一一清代张潮开列的阅读疗法书目书本草和改编的常用对症阅读疗法书日。

3．图书馆设立专门的闭读台疗室。阅读治疗室应为专的阅览室，环境应布置得轻松幽雅，使读者感到精神放松。藏书要经过精心选择，放置针对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帮助的文献。由经过培训的咨询靖员，提供心理咨询书刊目录和专题文章，辅导读者进行有效阅读。

4．进行网络心理咨询服务。在校园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常识，}传具有启发意义的佳作。让更多的网者来学习。推荐优秀书目，以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还可以和来访者在网络进行交流，解答他们的困惑，使更多的大学生获益。

篇3

论文摘要：阐述了阅读疗法的概念和作用，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意义和作用，并提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服务的方法和技巧。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因素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13益加剧，对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当代大学生由于成长过程中的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心理疾患已成为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为数不少的学生在性格、情感上存在缺陷，相对缺乏独立自理能力，而且耐挫力较差，适应能力偏弱，导致在人际交往和面对新环境时引发出许多问题。与此同时，大学生们还存在着许多心理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很多方面，有社会各种舆论带来的压力，有家庭传统观念和教育观念与自身观念的冲突带来的压力。大学生因心理障碍而休学、退学的占总退、休学人数的30％左右，自杀、犯罪的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以上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当代大学生心理状况的担忧和如何应对的思考。图书馆是大学生学习和获取信息资源的地方，对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为使图书馆发挥预防、化解、排除大学生心理问题、思想问题的教育职能，近些年兴起了“阅读疗法”，用以治疗大学生心理问题。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有效资源，拓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内容，开展有特色的个性化服务，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治疗心理疾病，是目前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的一种新型服务方式。

一、阅读疗法的概念与作用

所谓阅读疗法，是运用生理学、医学和读者心理学的原理，通过有选择的读物和指导性阅读，来寻求心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办法。阅读疗法能够排除读者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改善情绪，调整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以达到辅助医疗的治疗目的。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心理自助疗法，其应用已越来越广泛。美国科学家斯塔克在一项全美调查中发现，84％的心理医生在使用阅读疗法，该疗法在增进自信、改变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有特别疗效。

阅读疗法通过治疗者向读者推荐一些有益的相关书籍，使读者通过阅读来达到缓解、消除心理失调，促进心身健康，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书籍，自古以来就有充实人的精神、满足人的欲求、启迪人的心智、调节人的情绪的作用。阅读疗法的干预水j可分为四个方面：智力的、社会的、行为的和情绪的。在智力水平上，阅读疗法可激发读者对自己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反思与分析，并意识到处理问题的方法，获得关于人的行为的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发展自己的必趣；在社会水平上，阅读疗法能扩展人的认识范围，强化礼会和文化规范，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读者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更加有效地生活；在行为水平，阅读疗法可增强人的活动能力，给读者提供机会，以便在想象中体验各种行为模式，考察其可能的结果，也有助于抑制不成熟的行为，促进成长；在情绪水平卜，阅读疗法可使读者获得许多经验，在阅读过程巾可以有意或无意地获得情感的支持、认同，并通过体验作者设定情境中的恐惧悲伤，使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使情感净化，从而使被压抑的情感和体验进入意识之中，开通情绪和冲动表达的渠道，获得领悟，为读者提供机会以了解自己的动机和他人特定情况下的动机，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阅读疗法既可以单‘地使用，也可以与其他疗法…起使用。阅读疗法的关键是推荐的书籍应符合治疗目的、当事人的病情和病凶以及阅读水平、阅读兴趣。要避免观点模糊甚至错误的书籍。阅读过程中，读者若能撰写读书笔记，并得到治疗者积极的关注和指导，则效果更好。因为阅读疗法有无压力、无顾虑、无强制性、具有暗示作用的独特优势，使读者易于接受。

二、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意义

1．通过阅读疗法使大学生及时排除心理困扰。大学生目前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采取预防为主，标本兼治，防重丁治的原则，以便有效地抑制住患病率二升的不良趋势。读者到图书馆可以无精神压力、无顾虑地进行阅读治疗，也不必支付咨询费用就能解决心理问题。因此阅读疗法相埘于心理咨询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阅读疗法具有娱乐、信息、益智、领悟等功能，有利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矫治，如同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学医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的：“阅读诗歌比吞服药丸能更有效地治疗焦虑症和抑郁情绪”。调查显示大学生70％曾经通过读书来解决心理困扰、排除心理障碍。所以阅读疗法不失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好办法。

2．拓展了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与方式。治疗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图书馆是责无旁贷的。阅读疗法服务的丌展是对几十年传统、被动的图书馆阅览服务方式的一种挑战，它顺应了信息社会高校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增强r高校图书馆在社会文化、信息市场的竞争力。

3．发挥了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高校图书馆除肩负着信息眼务的职能外，还宿负着对火学生进行思想、心理、文化、信息素质等多种教育职能。图书馆作为人才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职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以书籍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4．有利于逐步完善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应用。阅读疗法在同的研究历史较短，理论与应用研究十分匮乏，它的作用机理和应用效果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可以积累经验，在实践用中加强对阅读疗法的研究。

三、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阅读疗法

1．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由心理咨询师对馆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人员要极大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心理学、医学等基本知识，不断地加强自身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充分了解学生的各种心理需求。

2．广泛宣传阅读疗法。我国对阅读疗法的研究还很少，研究进展较迟缓。图=馆可以利用宣传栏、校，播站，举办讲座等大力推介阅读疗法，向学生介绍阅读疗法的作用与基本常识。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一般都能从图书馆收藏的书刊资料中找到排解方法。这有助于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乃至今后到社会上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图书这种特殊的药石预防和凋适心理障碍，使之终身受益。例如，某图书馆举办j，“阅读疗法”展览，以“现代生活的第二起居室——健康阅读——快乐生活”为主题，推广“以书为药”的阅读疗法，并向读耆推荐古代阅读疗法处方一一清代张潮开列的阅读疗法书目书本草和改编的常用对症阅读疗法书日。

3．图书馆设立专门的闭读台疗室。阅读治疗室应为专的阅览室，环境应布置得轻松幽雅，使读者感到精神放松。藏书要经过精心选择，放置针对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帮助的文献。由经过培训的咨询靖员，提供心理咨询书刊目录和专题文章，辅导读者进行有效阅读。

4．进行网络心理咨询服务。在校园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常识，}传具有启发意义的佳作。让更多的网者来学习。推荐优秀书目，以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还可以和来访者在网络进行交流，解答他们的困惑，使更多的大学生获益。

篇4

在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码)的网站上,我们看到唐码创始人曲波留下的这段语录。从简单朴实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一位出版人的责任与雄心。8年了,唐码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

中国符号:只做葫芦不做瓢

认识唐码,要先从唐码的LOGO说起。唐码的LOGO其实是典型的中国符号:造型酷似一部古代“书卷”,又似一部打开的现代图书,凸显了唐码的行业特征;隐含于东方神秘图腾之中的,是镶嵌着的字母“T”和“M”――TANGMARK(唐码)之缩写,体现了这个企业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和谐融通。

那么,带着浓重中国符号特点的唐码,在做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很简单,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超市图书。

目前,唐码是国内最大的超市图书专业提供商之一。唐码自创立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图书产业,坚持以“只做葫芦不做瓢”为目标,用最原始的方式,即策划、出版、运营、销售等在内的所有环节由公司进行一体化运作,后来逐步做到了控制超市图书产业链的整体。

截至目前,唐码下设编辑、设计、制作、营销、印务、财务、人力资源七部门,总部现有员工80余人,主办公区居于北京极简主义典范建筑――左岸工社,下拥新华书店中关村店万米卖场,北邻北京大学,办公面积600余平米。“同读者一起分享和感悟生命赋予我们的欢愉;心有所愿,行有所为,为社会带来可以触摸的价值,让世界记住我们的存在。” 成立8年来,带着这种价值观,唐码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开发了数千种图书产品,涉及文史、生活、儿童、励志四大出版领域,屡次进入各地图书销售排行榜,并多次向韩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输出版权。另外,唐码还策划了不少拥有自主创新专利权的文化创意产品,如特种贺卡、纪念册等,充实、丰富了商超系统内的产品形态。

唐码用事实证明,“专注而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就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经营模式的转折,从一个超市开始

曲波早期与朋友合伙创业,在图书行业打拼了10余年之后,2002年,曲波决定成立自己的图书公司,取名“唐码”。唐码依靠传统的二渠道为起点,开始了探索之路。

由于曲波有着多年的图书行业从业经验,这家年轻的公司在压力巨大的主二渠道生存下来并不难。但是,曲波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司能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活得有价值,最终做出自己的品牌,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书业,希望留给世人一个生生不息的书业品牌。”

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和新公司起步阶段的探索,曲波发现:整个出版行业主体商业运作能力非常弱,产业化规模也不强。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在争抢国有、民营这两个主要发行渠道,而拥挤的渠道往往会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账期长、产品生命周期短等。因此,做一个更好的销售平台成为很多发行人的愿望,唐码也不例外。那么,唐码怎样做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呢?

2003年,曲波跟一位朋友聊天,偶然间听朋友透露了一个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消息:大连沃尔玛超市的一家店,有一本“相貌平平”的书平均每天的销量都在200本以上。曲波订好机票,直飞大连。敏锐的商业直觉让他似乎发现了这个消息的不寻常。他带着两瓶水在这家超市观察了整整一天,最后统计发现,在大概1平方米的柜台上,一天竟然卖出了280多册图书。这让他既惊讶又兴奋,一个新型销售平台的轮廓渐渐呈现在脑海中。因为商场、超市渠道本身就有相对成熟的商业基础,运营模式、经营理念早已经完成了市场化进程,所以在商超销售图书,实现“差异化生存”,似乎大有可为。

“大伙都做的事,顶多是喝粥的事。要想吃肉,就得有所不同。”回到公司后,曲波便开始策划转型,目标很明确:开拓“商超渠道”。

2004年,唐码尝试性地进入商超渠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曲波发现商超渠道有三大好处:一是不拖欠账款,二是利润稳定、持久,三是随机消费增加。这些好处使唐码更加坚定了全面构建商超渠道的信心。2005年,唐码书业正式启动全国商超平台构建计划。第一步是“圈地”,全面进入全国一线城市各大连锁卖场,与卖场签订合同,自主经营图书柜台。第二步是“圈人”,各大区域经理管理卖场,区域经理直属唐码管理。各区域是按客流量大小来配备人力的。曲波介绍,销量好的卖场平均一天的销售额是1万元,这样的卖场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同时维护;而有的城市网点,一个人可以同时维护几家卖场。2006年,唐码创立并实施了公司直营、风险抵押承包经营、渠道授权加盟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复合经营模式,渠道规模迅速扩张。2007年,“唐码模式”引起业界广泛关注。2009年,唐码商超平台规范化运营体系日臻成熟,连续五年同比增长超过三位数的经营业绩,让唐码具备了在更深、更广层面上拓展渠道空间、整合出版资源的能力。到如今,唐码直控大型连锁超市如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为核心的直控和经销终端已达2000个,唐码的图书产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喜爱。

曲波诙谐地说道:“传播书的人是俗人,是血液中流淌着高贵品质的俗者。把书变得容易消费需要大智慧。”

唐码策划:个性化出版与公版资源的运用

把书变得容易消费,不仅需要一个好的销售渠道,还需要对图书的市场竞争力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曲波看来,要获得成功最核心的就是产品策划和成本控制。唐码的图书策划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性化出版,一个是公版资源的运用。而成本控制最优化,也都体现在这其中。

所谓个性化出版,就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通过专业化资源整合,策划出既适应市场需要又独具唐码特色的图书产品。其实,这中间充满难度。比如唐码出品的Qbook版口袋书,目前已经上市了Qbook文化经典、Qbook励志书、Qbook菜谱等三个门类几百个品种。Qbook版图书个性鲜明,不仅开本特殊,便于携带、把玩,外面还封装了特别书盒,精致可爱;更让人惊奇的,是Qbook图书在翻阅时还能散发出特殊的檀香味,真正是一卷在手,书香满怀。就目前普遍的印刷技术来说,很少有其他出版商能够策划出这样的图书。首先,独特的开本难以复制,大部分印刷厂的机器是不能直接切出这个开本的;其次,有些印刷厂的机器也许能切出这个开本,但是却无法避免纸张的浪费;再次,看似简单的书盒,也没有现成的加工设备,几乎只能靠手工粘合。此外,让图书翻阅时散发特殊香味,也同样没有现成方案。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生产成本就会失去控制,很可能书还没上市就面临亏损。对于这些难题,唐码又是怎么克服的呢?曲波给出的答案是: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加大创新成本投入,摸着石头过河。唐码的专业印务人员不仅要配合出版社协调纸厂、印厂、包装厂间的工作,优化各项工作流程,还要及时了解跟踪当前最先进的印制工艺,为个性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为了提高纸张利用率及印刷质量,曲波曾亲自到欧美等国家对相关设备进行考察研究,回国后便和合作良好的印厂一起研究设备引进或改良。当然,唐码的个性化出版并不只体现在小开本图书策划上,也有大开本的,如《大全集》系列丛书,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书籍厚重、文字量大、内容丰富,每本书针对各自所涉猎的领域进行了最全面的信息搜集、汇总,力求成为该领域内最权威、最精确、最实用的版本。还有正常开本的“个性化图书”,比如《线装经典》系列丛书,其独特性主要体现装帧方式上,古朴雅致的纵纹纸封面,密实精致的铜色线绳,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想收藏的愿望。

所谓公版资源,就是根据国际版权公约和国内有关版权方面的规定,某些已不再需要支付版税的内容资源,如我国的四大名著、外国的一些名家名作等。这些内容资源多是人类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经典作品,文化传播价值很高。对公版资源最大化利用,一方面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缩短了生产周期。比如唐码出品的《家庭书架》系列丛书,古今中外经典文化文学作品均有涉猎,出版后影响广泛,很快出现了跟风之作。这些使用公版资源策划的图书,通过唐码的精心设计,不但降低了读者的消费难度,同时也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欲望,提升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效率。

经营有道,唐码就在前进的道路上

在公司的经营方面,曲波总结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五道”。正是凭着这经营五道,唐码在民营书业中站稳了脚跟。

人道――人性先于个性;潜力大于能力。所有资源要素中,合适的人最稀缺。诚信需要成本,却最该支付。活人没有圣人,志同才能道合。知事难,行事难,知行合一最难。

职道――思维品质、执行力,一个都不能少。从事一份职业,而不只是一项工作。首先对自己有要求,然后才是对别人。结束不等于结果。想到头儿,做到底。学习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做事用脑,不惟用手。清楚沟通与八卦的区别,追求有品质的交流。短板决定团队力量,长板决定个人力量。

商道――地上本无路,走得人多了,便有了路;地上本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没了路。有路无路,全在思路。尊重规律,做规则制订者。做大家都在做的,只能喝粥,想吃肉就要不同。有所为,必有所不为。先驱与先烈只差一小步。永远与看不见的手手拉手。稳健才能持久,专注才能专业。贰比壹大是常识,但能正确判断哪个是贰哪个是壹却是难事情。

书道――把书变得容易消费需要大智慧。商品是书的第一性。被消费的难易程度甚至比书本身更重要。偶尔无中生有,经常有中生无,创新的旧事物比创造的新事物更易成功。定价不仅仅是数字,更是能力。

渠道――有渠水自来。渠道具有商品属性,渠道消费需要成本。没有渠道的商品只是产品。渠道价值取决于为商品提供服务的能力和品质。整合渠道资源的能力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渠道是满足需求的途径,更是孕育需求的土壤。渠能载舟亦能覆舟。

篇5

国内一些理论家提出，可以把符号学引入书法研究。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对于书法来说，最明显的符号莫过于书法赖以滋生的汉字系统。无论如何演变，书法的基础终归都是汉字。相对于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说，文字符号恐怕是和语言的关系最为贴近的。汉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纪编撰的《康熙字典》则收录了47043字[2]，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样熟悉每一个字。然而，熟悉字体、字形、字义和字音的每一个演变，并不代表古代人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汉代学者对汉字符号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六书说，也即把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但是，不管是对汉字起源的猜测，还是对汉字构造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语言的系统研究，那都还是有尾无首的。例如，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懂得只有当某种符号用于系统地记录语言时才可把它称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汉字的构造，我们首先得把“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明确地区分开来[3]。经过索绪尔等先驱的倡导，这都是现代语言学里的常识了。写作本文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中国书法界引入符号学之后，补充谈一点语言学的常识。从这些常识出发，我们或许会对书法的性质和书法的未来形成某种新的认识。

（二）

前面已经说过，索绪尔把语言学看成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研究语言符号的符号学称之为语言符号学，并把文字学也囊括在它的范围内。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索绪尔或后来的符号学家所说的符号究竟是指什么？接下来，我们还会问，语言符号的特性是什么？文字符号（尤其是汉字）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和“符号”意思相近的词均不在少数，有人把symbol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有人把sign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在汉语里，“记号”、“符号”或“指号”都是可供选择的表达。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在词句上争来争去。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也译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结合，所谓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来说，玫瑰的形象是能指，爱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索绪尔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和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符号是用一个东西来指另一个东西。陈嘉映先生说，“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称为‘符号’”[4]，李幼蒸先生说，“一般记号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5]，这些说法大同小异。

我们把自然物和符号分开来的一个通用标准是：代表他事他物，还是无所代表[6]。桌子就是桌子，我们用它吃饭、写字、放东西，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种式样，但终究不说它代表了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某种样式的桌子看作是某个文化的代表，这时候的桌子就变成了符号。人们通常不习惯把桌子或石头称作符号，却觉得乌云和大雁可以叫做符号，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通常不被用来意指他事他物，而后者的意指在生活中逐渐被固定下来，乌云压天是暴风雨的征兆，大雁南归暗示季节的变换，在文学和电影中，乌云和大雁还可以有其他固定的象征含义。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根据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关系类型，符号学对符号进行分类。在这里，又是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分类准则：任意性原则。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概念（意义），用哪个声音来代表哪个概念，这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例如，汉语里用“马”这个声音来代表马，英语里却用horse，不管是“马”还是“horse”，它们的声音都不会和它们所指的东西有任何相像之处。相反，玫瑰花，乌云和大雁，它们之所以能有所表征，却是有一定道理可讲的（尽管这道理并不是对所有的文化都有效），具体来说，玫瑰花和炽烈的爱情有相像之处，乌云和大雨有时间上的邻近，这些能指和所指之间，带有某种可感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里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只不过有的约定是人为的、强制的（如红绿灯，国旗，人工语言），有的约定是天然的、自发的（如北斗星，玫瑰花，自然语言）。语言符号代表了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最强的那一端，它的符号性是最强的。红绿灯和乌云相比，任意性更强，但和语言相比，却又更弱。一个人若是不知道红绿灯的含义，至少可以看出是红灯在亮，还是绿灯在亮；一个人若是不懂阿拉伯语，那就只能听到一串稀奇古怪的音响。

语言是对世界的一种划分，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这是在所指这个层面上讲的。语言所使用的“能指”是人的嗓音，这些音响形式只要能满足声带的基本条件而且彼此之间能清楚地区分开来（如，元音a区分于辅音p），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所指”完成任务。交通灯选择红、绿、黄这三个容易区别的颜色，也包含着这层道理。不过，红绿灯的所指（禁止与通行）十分简单，而语言的所指（概念）却是高度复杂，且彼此间成系统的。我们常说，语言就是世界，或者说，我们无法超越语言去想象世界，说的就是语言的系统和大全。

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相互联系的概念和范畴[7]。语言的奥秘完全在所指这个层面上。但是，总得有一个手段把语言的能耐给体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的声音。人类“选择”听觉形象而不是视觉形象作为语言的第一载体[8]，自有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只得尊重这个事实。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至少在两百多万年前地球上已出现了语言现象，可考的绘画活动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冰河期的晚期，距今四万五千年到一万二千年左右[9]，而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却是与短短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只有牢记这个语言学事实，我们才不至于误解文字的本性。

（三）

在古代中国，读书识字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面语是雅的，口头语是俗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中国人来说，索绪尔的话难免有点刺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0]。

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文字是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早就是一个常识了。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在说汉语是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或变相地在论点中默认这个前提。无论是字母，还是图画，只要它们被用以系统地记录语言，它们就不再保持它们原来的性质。它们变成了语言的第二符号，它们的意义完全是语言赐予的。原则上来说，不管它们本身有意义（象形），还是无意义（字母），只要它们能够相互区分，而且不过于复杂的话，就可以起到记录语言的作用。在这里需要特别搞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是古汉字里比较典型的象形字，如日、人、射，也首先是对语音的一种记录，其次才是对太阳、人和射的图解和暗示。

如果仅仅想表示天上的那个太阳，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形象的方式去表达，而不必在圆圈中加个点。反过来说，如果图画记事能满足一切需要的话，我们何必去另造一套文字？在这一点上，裘锡圭先生不愧是大家，他说，“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可是，“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11]

实际上，远在汉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汉字不全是象形文字[12]。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也即“字符”）这两个层次。象形，形声，会意，假借等区分都是就后一层次而言的。可是，即使是在这个层次上，汉字的语义和象形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弱的。

在成熟的文字系统中，文字与语言是完全匹配的。试问，一个语言中能够用象形图画加以表现的概念能有多少呢？通过挪用象形图画而造就的文字，绝不会超过这个数目。据专家统计，在甲骨文里，会意字占22.33％弱，形声字占27.27％弱，象形字只占22.53％强[13]。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后，新造的象形字越来越少见，那些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字符，要么丧失其形象变为表义或表音的单纯记号，要么以形符或义符的身份参与到新字的构成中去。形声字是汉语造字的主要手法[14]，实际上，形声字里的“形”从本质上是与义符而不是和形符相联系的。“鳥”是“鶏”的义符，义符既可以带有形象，也可以不带任何形象，即使原来带有形象，也会趋向于消失[15]。图画与文字在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可以结合，也可以混用，然而文字一旦成熟，势必会和图画分家[16]。

严格地来说，在连续的上下文中，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字长得像太阳而推断出它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先就知道它有太阳的意思，才觉得它同时也长得像太阳。早在周代的金文那里，如果不特加提示的话，我们基本不可能从马、鱼等字的字形中猜出它们的意思。实际上，即使是在最为象形的文字中，我们也无法完全避免歧义。谁知道族名金文中的“马”字是一头驴还是一只什么别的动物呢？再说，最早的图画字也不全是象形的，也有由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来的。具象图画、抽象纹样和文字，完全是三样不同的东西，它们各有各的宿命。依类象形可能是巫史阶层造字的真实动机，可文字一旦交付百姓使用，像与不像就变得完全不重要了，这一点在隶书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实际上，“如果秦国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17]。

如上所述，我们既不能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不能把图形在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看得过于重要。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裘锡圭先生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8]，即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发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19]。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20]，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所以汉字应称之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21]。

汉字记录语音的方式可能与英语不同，但这和它是否象形文字或是否含有形符毫无本质关联。我们的确可以用图画来指物象形，描摹世界，但只要想到语言早在两百万年前就已经把绵延的事件之流分节成相互勾连的环节，从而使“世界”成为图画般可以描绘的[22]，我们就不必为区区几千年的汉字史里的象形问题而烦恼了。

（四）

从隶书甚至篆书开始的汉字，已很难直接和象形挂上钩。也许有学问的书法家会为汉字所包含的具象因素而激动，但他们得认识到，这些类似于阑尾的东西不过是早期文字实验失败后留下的痕迹。对于那些想当然的书法家来说，他们最好能够知道，把“舞”字写成跳舞的美女，和“持牛尾而舞”的原始图形没有丝毫的联系。如果偏好把字写成画的话，他们干嘛不直接去画人体写生呢？

如上所述，汉字的构造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挪用，第一次是把图像挪用为文字，第二次是把象形字挪用为音符、意符或记号。现在我们知道，成熟时期的汉字构字法基本上是没有象形的地位的。实证研究表明，“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之后，新增加的字多数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径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23]因为要和语言相匹配，汉字最终放弃了图解世界的企图。不过，汉字的确不是语音的奴仆。作为一个和拼音文字同样完美的系统，汉字不仅有着独特的构字法则，而且有着独具价值的造型潜质。

汉字写起来很麻烦，但其偏旁、部件和笔划有限，笔顺也是一定的，汉字符号系统达到的这种有序性令人叹为观止，但又难以清晰地加以表述。王羲之的《兰亭序》确立了行书的典范，这份字帖并没有收录足够多的汉字，但它的临摹者却可以推而广之，把每一个汉字都写成王氏行书。书法系统的有序性无疑是以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为基础的。书法家的字帖和帐房先生的书信，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繁体字和简体字，它们之所以能保持某种连续性，不是因为它们是随心所欲的文字画，而是因为它们是对自成系统的文字符号的书写。英语的构词法无疑也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有序性，但这和26个字母的写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抄写和印刷的过程中，字母也能写出优美的风格，但它们每发生一次整体变化，毕竟只能造成26种视觉差异。

汉字可考的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24]，但这三千三百年的历史，是同一种语言连续书写的历史。从古文字到隶、楷、行、草，无论是从字体，字形，还是从字的风格造型，每一个新的差异，无不建立在与以往微妙的相似中。书法的历史远比文字学的历史要宽容，它不仅容纳正确的东西，也容纳错误的东西。而在以艺术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中，文字有权变得和语言若即若离。汉字在和语言的匹配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有序的偏旁、笔划体系，这套体系即使脱离了汉语，也一样具有汉字的魅力。日本的书法，的天书，都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它们不是因为和汉语言相匹配而成为书法，而是因为和历史上的汉字具有系统性的相似。把单个的汉字放大，把写好的字揉成字球，这些举动貌似背离传统，实际上恰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

当然，在传统中进行创作和利用传统来进行创作是全然不同的。明眼人都看得到，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像野生动物的物种那样，在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离我们而远去。

（五）

一般的书法理论往往从审美特性这个角度出发来总结书法的成就，本文并不否认这种探索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书法之“美”或书法所激起的“审美体验”上时，却往往忽视了书法和写字之间的朴素联系。

我们觉得书法是艺术的，而写字却是实用的，可是说到头，书法家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写字者中的一员。书法家卓然独立，只是因为他把某个字体写到了极致，从而使它具有典范的意义。人们常常在“永恒”或“超时空”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典范，殊不知典范的一个更为素朴的含义却是“榜样”。孔子是人格的榜样，颜体是书法的榜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没有“群众”的争相效仿，哪有高楼可以独上？

书法家从不空穴来风。在书法家的书法[25]产生之前很久，汉字已经在集体书写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态。无论是无名氏还是书法家，为了书写汉语和汉字，都不得不首先遵从汉字的规则。汉字是一套高度有序的符号系统，从原则上来说，要想把握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就不得不把握所有字的间架结构。一辈子只会画自己名字的书法家不仅没有听说过，而且也是极其可笑的。

符号学美学关心汉字和书法的有序性。承认书法之美依赖于汉字符号系统的有序性，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书法艺术家独创性的评价。在西方传统美学的影响下，我们把创作者的迷狂状态看得过于神秘了。许多人觉得，不管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在起作用。然而，笼而统之用“审美经验”来说事，非但不能增加艺术性，反而会败坏具体而微的艺术感觉。相形之下，用“龙跳天门”、“高峰堕石”、“夏云舒卷”来形容书法的古人，反倒要离事情本身更为接近。

我们常常把审美经验理解为主观的感受。然而，好的感觉（good sense）从来都是在和事物打得火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书法家不仅善于和笔墨纸砚打交道，而且善于和汉字打交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书法基本造型“材料”的汉字，既不是象形的图画，也不是抽象的图案，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符号。汉字对于文字学家来说是一种符号，对于书法家来说，却是一种质料。书法家并不关心如何在理论上把握文字的符号性，他们关心的是这些符号性的文字如何从感性上得以生动的显现。就跟玫瑰花不会被它的所指（爱情）耗尽一样，在以写字为美的文化生活形式中，文字的能指也不会被它的所指耗尽――人们在读懂字义的同时，也停留在字的表面，琢磨如何把字写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汉字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为语言服务的记号。数码化的汉字固然也保留了各式各样的字体，甚至各式各样的书法式样，但是今日之大众并不打算去临摹它们，而是更愿意像拣字工人那样消耗它们。无论是五笔型，还是拼音输入法，都是依赖某种检索系统把事先准备好的汉字一个一个拣出来。用笔来书写汉字，却没有这么现成。写字的人不仅一笔一划都不能漏过，而且在每一个笔划上都存在着胜负生死的可能。书法家是精益求精的写字人，和拣字工人不同，他从不把汉字看作现成的可以消耗的材料，而是看作不确定的、需要反复加以形成的东西。文字是书法家所利用的质料，但是好的书法作品非但“不会使质料消失，倒是才使质料出现”[26]。金匠的任务是使金属熠熠生辉，画家的任务是使颜料发光，诗人的任务是使声音朗朗可听，书法家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当电脑键盘摧毁了书法赖以生长的广阔的民间土壤时，汉语和汉字并没有随之消亡，但是，书写汉语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一方面，汉字变得越来越像是纯粹的记号，另一方面，书法变得越来越像脱离语言的图像。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2003年6月21日

注释：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31页。

[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页。

[4] 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第7节。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6] 赵元任先生曾说，“符号之所以为符号，并不是从符号的本身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是看这事物有所代表没有，假如某事物是代表他事物的，无论两者是属何性质，前者就叫后者的符号，后者就叫前者的对象。所以符号与对象，犹如师生父子等相对的名词，不是绝对的名词。”见赵元任《符号学大纲》（1926年）。

[7] 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章，第2节。

[8] 注意，并不是心里先有了一套概念系统，再配上声音，能指与所指是同步生长起来的，如陈嘉映先生所言，“幼儿牙牙学语，他的声音一开始没有意义，后来有了意义，这不是后来把意义附加到了声音上面，而是声音生长成为有意义的声音”。见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章，第2节。

[9] 参见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1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

[12]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序》。

[13] 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载《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136页。

[1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页。

[15] 鸡字的具体演化过程，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51页。

[16] 我们发展哪套文字来标记语言是任意的，没有道理可讲的，但是一套文字如何演化和改进，却有很多局部的道理可讲。拿汉字来说，形声字便于记忆，笔划的平直便于书写，这都是汉字演进过程中的道理。象形字为何衰微，恐怕也是有道理可讲的，只不过讲起来会牵扯太多的问题。

[17]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9页。

[18] 注意，这三大类都是在“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第二个层次上说的，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的意思是当作意符来构字，音符的意思是当作音符来构字，记号的意思是当作记号来构字。从第一个层次来说，任何一个字符都是一个“任意性”的记号，和它结合在一起的既有语音，也有概念。

[19]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页。

[20] 只要不过于狭隘地理解字符（例如，不把拼音文字的字符理解为单个的字母，而是理解为字母的组合），拼音文字也同样可以看作是由这三类字符来构词的（形符除外）。以法语为例，法语没有字这个层次，只有词这个层次，与汉语里的构字法相对应的是法语里的构词法。在法语里，字母的组合用以表音，带有独立语义的词干、词缀经过组合可以造出新词，不带独立语义、且丧失表音功能的字母组合则可视为裘先生所说的记号。拼音文字和汉字虽然长得很不一样，但只要建立了合适的平台，也一样是可以比较的。

[2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页。

[22] 参见陈嘉映，《信号、句子、词》，载《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2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页。

篇6

国内一些理论家提出，可以把符号学引入书法研究。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对于书法来说，最明显的符号莫过于书法赖以滋生的汉字系统。无论如何演变，书法的基础终归都是汉字。相对于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说，文字符号恐怕是和语言的关系最为贴近的。汉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纪编撰的《康熙字典》则收录了47043字[2]，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样熟悉每一个字。然而，熟悉字体、字形、字义和字音的每一个演变，并不代表古代人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汉代学者对汉字符号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六书说，也即把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但是，不管是对汉字起源的猜测，还是对汉字构造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语言的系统研究，那都还是有尾无首的。例如，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懂得只有当某种符号用于系统地记录语言时才可把它称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汉字的构造，我们首先得把“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明确地区分开来[3]。经过索绪尔等先驱的倡导，这都是现代语言学里的常识了。写作本文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中国书法界引入符号学之后，补充谈一点语言学的常识。从这些常识出发，我们或许会对书法的性质和书法的未来形成某种新的认识。

（二）

前面已经说过，索绪尔把语言学看成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研究语言符号的符号学称之为语言符号学，并把文字学也囊括在它的范围内。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索绪尔或后来的符号学家所说的符号究竟是指什么？接下来，我们还会问，语言符号的特性是什么？文字符号（尤其是汉字）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和“符号”意思相近的词均不在少数，有人把symbol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有人把sign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在汉语里，“记号”、“符号”或“指号”都是可供选择的表达。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在词句上争来争去。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也译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结合，所谓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来说，玫瑰的形象是能指，爱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索绪尔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和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符号是用一个东西来指另一个东西。陈嘉映先生说，“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称为‘符号’”[4]，李幼蒸先生说，“一般记号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5]，这些说法大同小异。

我们把自然物和符号分开来的一个通用标准是：代表他事他物，还是无所代表[6]。桌子就是桌子，我们用它吃饭、写字、放东西，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种式样，但终究不说它代表了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某种样式的桌子看作是某个文化的代表，这时候的桌子就变成了符号。人们通常不习惯把桌子或石头称作符号，却觉得乌云和大雁可以叫做符号，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通常不被用来意指他事他物，而后者的意指在生活中逐渐被固定下来，乌云压天是暴风雨的征兆，大雁南归暗示季节的变换，在文学和电影中，乌云和大雁还可以有其他固定的象征含义。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根据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关系类型，符号学对符号进行分类。在这里，又是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分类准则：任意性原则。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概念（意义），用哪个声音来代表哪个概念，这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例如，汉语里用“马”这个声音来代表马，英语里却用horse，不管是“马”还是“horse”，它们的声音都不会和它们所指的东西有任何相像之处。相反，玫瑰花，乌云和大雁，它们之所以能有所表征，却是有一定道理可讲的（尽管这道理并不是对所有的文化都有效），具体来说，玫瑰花和炽烈的爱情有相像之处，乌云和大雨有时间上的邻近，这些能指和所指之间，带有某种可感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里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只不过有的约定是人为的、强制的（如红绿灯，国旗，人工语言），有的约定是天然的、自发的（如北斗星，玫瑰花，自然语言）。语言符号代表了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最强的那一端，它的符号性是最强的。红绿灯和乌云相比，任意性更强，但和语言相比，却又更弱。一个人若是不知道红绿灯的含义，至少可以看出是红灯在亮，还是绿灯在亮；一个人若是不懂阿拉伯语，那就只能听到一串稀奇古怪的音响。

语言是对世界的一种划分，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这是在所指这个层面上讲的。语言所使用的“能指”是人的嗓音，这些音响形式只要能满足声带的基本条件而且彼此之间能清楚地区分开来（如，元音a区分于辅音p），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所指”完成任务。交通灯选择红、绿、黄这三个容易区别的颜色，也包含着这层道理。不过，红绿灯的所指（禁止与通行）十分简单，而语言的所指（概念）却是高度复杂，且彼此间成系统的。我们常说，语言就是世界，或者说，我们无法超越语言去想象世界，说的就是语言的系统和大全。

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相互联系的概念和范畴[7]。语言的奥秘完全在所指这个层面上。但是，总得有一个手段把语言的能耐给体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的声音。人类“选择”听觉形象而不是视觉形象作为语言的第一载体[8]，自有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只得尊重这个事实。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至少在两百多万年前地球上已出现了语言现象，可考的绘画活动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冰河期的晚期，距今四万五千年到一万二千年左右[9]，而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却是与短短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只有牢记这个语言学事实，我们才不至于误解文字的本性。

（三）

在古代中国，读书识字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面语是雅的，口头语是俗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中国人来说，索绪尔的话难免有点刺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0]。

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文字是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早就是一个常识了。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在说汉语是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或变相地在论点中默认这个前提。无论是字母，还是图画，只要它们被用以系统地记录语言，它们就不再保持它们原来的性质。它们变成了语言的第二符号，它们的意义完全是语言赐予的。原则上来说，不管它们本身有意义（象形），还是无意义（字母），只要它们能够相互区分，而且不过于复杂的话，就可以起到记录语言的作用。在这里需要特别搞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是古汉字里比较典型的象形字，如日、人、射，也首先是对语音的一种记录，其次才是对太阳、人和射的图解和暗示。

如果仅仅想表示天上的那个太阳，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形象的方式去表达，而不必在圆圈中加个点。反过来说，如果图画记事能满足一切需要的话，我们何必去另造一套文字？在这一点上，裘锡圭先生不愧是大家，他说，“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可是，“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11]

实际上，远在汉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汉字不全是象形文字[12]。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也即“字符”）这两个层次。象形，形声，会意，假借等区分都是就后一层次而言的。可是，即使是在这个层次上，汉字的语义和象形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弱的。

在成熟的文字系统中，文字与语言是完全匹配的。试问，一个语言中能够用象形图画加以表现的概念能有多少呢？通过挪用象形图画而造就的文字，绝不会超过这个数目。据专家统计，在甲骨文里，会意字占22.33％弱，形声字占27.27％弱，象形字只占22.53％强[13]。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后，新造的象形字越来越少见，那些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字符，要么丧失其形象变为表义或表音的单纯记号，要么以形符或义符的身份参与到新字的构成中去。形声字是汉语造字的主要手法[14]，实际上，形声字里的“形”从本质上是与义符而不是和形符相联系的。“鳥”是“鶏”的义符，义符既可以带有形象，也可以不带任何形象，即使原来带有形象，也会趋向于消失[15]。图画与文字在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可以结合，也可以混用，然而文字一旦成熟，势必会和图画分家[16]。

严格地来说，在连续的上下文中，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字长得像太阳而推断出它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先就知道它有太阳的意思，才觉得它同时也长得像太阳。早在周代的金文那里，如果不特加提示的话，我们基本不可能从马、鱼等字的字形中猜出它们的意思。实际上，即使是在最为象形的文字中，我们也无法完全避免歧义。谁知道族名金文中的“马”字是一头驴还是一只什么别的动物呢？再说，最早的图画字也不全是象形的，也有由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来的。具象图画、抽象纹样和文字，完全是三样不同的东西，它们各有各的宿命。依类象形可能是巫史阶层造字的真实动机，可文字一旦交付百姓使用，像与不像就变得完全不重要了，这一点在隶书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实际上，“如果秦国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17]。

如上所述，我们既不能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不能把图形在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看得过于重要。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裘锡圭先生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8]，即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发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19]。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20]，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所以汉字应称之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21]。

汉字记录语音的方式可能与英语不同，但这和它是否象形文字或是否含有形符毫无本质关联。我们的确可以用图画来指物象形，描摹世界，但只要想到语言早在两百万年前就已经把绵延的事件之流分节成相互勾连的环节，从而使“世界”成为图画般可以描绘的[22]，我们就不必为区区几千年的汉字史里的象形问题而烦恼了。

（四）

从隶书甚至篆书开始的汉字，已很难直接和象形挂上钩。也许有学问的书法家会为汉字所包含的具象因素而激动，但他们得认识到，这些类似于阑尾的东西不过是早期文字实验失败后留下的痕迹。对于那些想当然的书法家来说，他们最好能够知道，把“舞”字写成跳舞的美女，和“持牛尾而舞”的原始图形没有丝毫的联系。如果偏好把字写成画的话，他们干嘛不直接去画人体写生呢？

如上所述，汉字的构造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挪用，第一次是把图像挪用为文字，第二次是把象形字挪用为音符、意符或记号。现在我们知道，成熟时期的汉字构字法基本上是没有象形的地位的。实证研究表明，“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之后，新增加的字多数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径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23]因为要和语言相匹配，汉字最终放弃了图解世界的企图。不过，汉字的确不是语音的奴仆。作为一个和拼音文字同样完美的系统，汉字不仅有着独特的构字法则，而且有着独具价值的造型潜质。

汉字写起来很麻烦，但其偏旁、部件和笔划有限，笔顺也是一定的，汉字符号系统达到的这种有序性令人叹为观止，但又难以清晰地加以表述。王羲之的《兰亭序》确立了行书的典范，这份字帖并没有收录足够多的汉字，但它的临摹者却可以推而广之，把每一个汉字都写成王氏行书。书法系统的有序性无疑是以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为基础的。书法家的字帖和帐房先生的书信，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繁体字和简体字，它们之所以能保持某种连续性，不是因为它们是随心所欲的文字画，而是因为它们是对自成系统的文字符号的书写。英语的构词法无疑也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有序性，但这和26个字母的写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抄写和印刷的过程中，字母也能写出优美的风格，但它们每发生一次整体变化，毕竟只能造成26种视觉差异。

汉字可考的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24]，但这三千三百年的历史，是同一种语言连续书写的历史。从古文字到隶、楷、行、草，无论是从字体，字形，还是从字的风格造型，每一个新的差异，无不建立在与以往微妙的相似中。书法的历史远比文字学的历史要宽容，它不仅容纳正确的东西，也容纳错误的东西。而在以艺术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中，文字有权变得和语言若即若离。汉字在和语言的匹配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有序的偏旁、笔划体系，这套体系即使脱离了汉语，也一样具有汉字的魅力。日本的书法，的天书，都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它们不是因为和汉语言相匹配而成为书法，而是因为和历史上的汉字具有系统性的相似。把单个的汉字放大，把写好的字揉成字球，这些举动貌似背离传统，实际上恰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

当然，在传统中进行创作和利用传统来进行创作是全然不同的。明眼人都看得到，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像野生动物的物种那样，在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离我们而远去。

（五）

一般的书法理论往往从审美特性这个角度出发来总结书法的成就，本文并不否认这种探索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书法之“美”或书法所激起的“审美体验”上时，却往往忽视了书法和写字之间的朴素联系。

我们觉得书法是艺术的，而写字却是实用的，可是说到头，书法家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写字者中的一员。书法家卓然独立，只是因为他把某个字体写到了极致，从而使它具有典范的意义。人们常常在“永恒”或“超时空”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典范，殊不知典范的一个更为素朴的含义却是“榜样”。孔子是人格的榜样，颜体是书法的榜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没有“群众”的争相效仿，哪有高楼可以独上？

书法家从不空穴来风。在书法家的书法[25]产生之前很久，汉字已经在集体书写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态。无论是无名氏还是书法家，为了书写汉语和汉字，都不得不首先遵从汉字的规则。汉字是一套高度有序的符号系统，从原则上来说，要想把握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就不得不把握所有字的间架结构。一辈子只会画自己名字的书法家不仅没有听说过，而且也是极其可笑的。

符号学美学关心汉字和书法的有序性。承认书法之美依赖于汉字符号系统的有序性，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书法艺术家独创性的评价。在西方传统美学的影响下，我们把创作者的迷狂状态看得过于神秘了。许多人觉得，不管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aestheticexperience）在起作用。然而，笼而统之用“审美经验”来说事，非但不能增加艺术性，反而会败坏具体而微的艺术感觉。相形之下，用“龙跳天门”、“高峰堕石”、“夏云舒卷”来形容书法的古人，反倒要离事情本身更为接近。

我们常常把审美经验理解为主观的感受。然而，好的感觉（goodsense）从来都是在和事物打得火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书法家不仅善于和笔墨纸砚打交道，而且善于和汉字打交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书法基本造型“材料”的汉字，既不是象形的图画，也不是抽象的图案，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符号。汉字对于文字学家来说是一种符号，对于书法家来说，却是一种质料。书法家并不关心如何在理论上把握文字的符号性，他们关心的是这些符号性的文字如何从感性上得以生动的显现。就跟玫瑰花不会被它的所指（爱情）耗尽一样，在以写字为美的文化生活形式中，文字的能指也不会被它的所指耗尽――人们在读懂字义的同时，也停留在字的表面，琢磨如何把字写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汉字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为语言服务的记号。数码化的汉字固然也保留了各式各样的字体，甚至各式各样的书法式样，但是今日之大众并不打算去临摹它们，而是更愿意像拣字工人那样消耗它们。无论是五笔型，还是拼音输入法，都是依赖某种检索系统把事先准备好的汉字一个一个拣出来。用笔来书写汉字，却没有这么现成。写字的人不仅一笔一划都不能漏过，而且在每一个笔划上都存在着胜负生死的可能。书法家是精益求精的写字人，和拣字工人不同，他从不把汉字看作现成的可以消耗的材料，而是看作不确定的、需要反复加以形成的东西。文字是书法家所利用的质料，但是好的书法作品非但“不会使质料消失，倒是才使质料出现”[26]。金匠的任务是使金属熠熠生辉，画家的任务是使颜料发光，诗人的任务是使声音朗朗可听，书法家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当电脑键盘摧毁了书法赖以生长的广阔的民间土壤时，汉语和汉字并没有随之消亡，但是，书写汉语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一方面，汉字变得越来越像是纯粹的记号，另一方面，书法变得越来越像脱离语言的图像。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2003年6月21日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31页。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页。

[4]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第7节。

[5]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6]赵元任先生曾说，“符号之所以为符号，并不是从符号的本身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是看这事物有所代表没有，假如某事物是代表他事物的，无论两者是属何性质，前者就叫后者的符号，后者就叫前者的对象。所以符号与对象，犹如师生父子等相对的名词，不是绝对的名词。”见赵元任《符号学大纲》（1926年）。

[7]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章，第2节。

[8]注意，并不是心里先有了一套概念系统，再配上声音，能指与所指是同步生长起来的，如陈嘉映先生所言，“幼儿牙牙学语，他的声音一开始没有意义，后来有了意义，这不是后来把意义附加到了声音上面，而是声音生长成为有意义的声音”。见陈嘉映，《语言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章，第2节。

[9]参见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

[12]“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序》。

[13]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载《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136页。

[1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页。

[15]鸡字的具体演化过程，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51页。

[16]我们发展哪套文字来标记语言是任意的，没有道理可讲的，但是一套文字如何演化和改进，却有很多局部的道理可讲。拿汉字来说，形声字便于记忆，笔划的平直便于书写，这都是汉字演进过程中的道理。象形字为何衰微，恐怕也是有道理可讲的，只不过讲起来会牵扯太多的问题。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9页。

[18]注意，这三大类都是在“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第二个层次上说的，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的意思是当作意符来构字，音符的意思是当作音符来构字，记号的意思是当作记号来构字。从第一个层次来说，任何一个字符都是一个“任意性”的记号，和它结合在一起的既有语音，也有概念。

[1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页。

[20]只要不过于狭隘地理解字符（例如，不把拼音文字的字符理解为单个的字母，而是理解为字母的组合），拼音文字也同样可以看作是由这三类字符来构词的（形符除外）。以法语为例，法语没有字这个层次，只有词这个层次，与汉语里的构字法相对应的是法语里的构词法。在法语里，字母的组合用以表音，带有独立语义的词干、词缀经过组合可以造出新词，不带独立语义、且丧失表音功能的字母组合则可视为裘先生所说的记号。拼音文字和汉字虽然长得很不一样，但只要建立了合适的平台，也一样是可以比较的。

[2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页。

[22]参见陈嘉映，《信号、句子、词》，载《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2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页。

篇7

人的命运是我们思考的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疑问众所周知。在每种文化中，人们在思索中发现，他们的一生不过是弹指一挥，他们只是其所属整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这样的命运的意义，而对人的命运的思索不能不从超验的角度出发。

本文以对《易经》、《中庸》等中国经典文本的思考为出发点。这些文本是儒学在中国、韩国复兴的源泉，也赋予了李栗谷大量的灵感。确实，理学家会经常回归到某些基础性的章节。

传统认为，理学把人的本质看作理。关于人的本质曾经有过很多的辩论，有的强调它的善，有的则指出其恶的倾向。然而，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很快就把人性和天命的概念联系起来。因此，挖掘天命问题也就是挖掘人性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力图证明，把人性问题和天命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它，是很有启发性的。对天的研究自孔子以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而李栗谷则是如此表述的：“以天言之，则谓之命；以人言之，则谓之性，其实一也。”(《圣学辑要》)所以，对人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天与天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绕个小弯子，来看看保罗·利科《意志哲学》中的部分章节。这些文字介绍了生活、命运以及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自由的难度。因此，“命”里不仅有命运，而且还有意志，意志与天、与人都有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必须对此进行新的阐释。

我们以中国经典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李栗谷部分重要文章，如《四子立言不同疑二首》、《圣学辑要》、《易数策》等，以便总结他关于天人关系中人之命运的独特观点。李栗谷不仅因对经典十分深刻的思考而出名，更因他在抓住其独特寓意的同时，还在不同的经典之间建立联系，并与宇宙相联系，因为他希望对现实的真正理解更加深入，而不希望被任何一种观点所束缚。

李栗谷阐明了天人关系中人类命运的几个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与孔子非常相似。孔子虽然审慎，却还是表现出了与天的密切关系。李栗谷以天期待圣人为众人的利益传递信息为中心，讨论了天人之间的神秘交流。

与希腊文化中的命运及基督教的天意相联系来思考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和天意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希腊人，尤其是荷马的《史诗》，赋予了命运一种悲剧意义，这又与基督教的冥想混合在一起。但神意也通过爱和慈悲来启示和引导人的意志，把爱与慈悲同中国文化的天意相比较，应该会带来很多启示。

一　中国经典中的天与人的命运问题

在开始介绍李栗谷对人的命运的探索之前，本文将先对部分经典如《易经》中的重要章节进行重新审视。张岱年介绍了王充、张载、王夫之等数位思想家对命运的思索，指出“在古代，命指的是天意。随着神的含义不断减弱，到了孟子时期，命指的是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重新研究某些文章，我们的理解就会有细微变化。

现在，随着现代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集中到了个体，即完全横向意义上的人。因此，随之而来的是人性问题被某些思想加以否定，如萨特，他认为，人只能由其自身塑造。其他哲学家则抹煞一切高级层次，提出人即上帝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并不能用来详尽分析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并未受到质疑。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类似的章节引发了大量的评论。但我们必须接受它们，因为它们是基石。在这里，人性表现为天所赐予、分配给每个人的能力。这里的分配并不是上级的指令，而是赋予每个人某种才能，顺应这种才能行事就是人道、体道。

其他谈论天的章节还有《礼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易经》同时还提到了乾的赋予和坤的接收。关于“乾”的注解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关于坤的注解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成亨。”

类似的章节对改变儒学形象十分重要，因为儒学把天意视为不可置疑的宿命，或者强调坚强的意志。此外，在这里还有着与基督教相关的基础：基督教讲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意志并不是一种要求或客观的律法，而是对每个存在的个体产生仁慈。

因此，在《易经》的哲学部分，有一段话不由让人想到孟子。正是这段话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物的本源上，道与天互为补充。

道在天赋的继承和物的终极中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道“显诸仁，藏诸用”。这必然会引起很多关于命运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人性与道德显现有关。人的根本必须由人自己来发掘。

我们通常单独分析一些基本概念，如天、人性、理等等。然而，我们发现，一旦把这些概念相互联系起来，它们就变得十分清晰了。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力图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人性和命运问题。我们在天人关系上投入的精力越多，我们可以从中挖掘的意义就越多。在对人性和天命的理解中，天与道遥相呼应。因此，会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的说法。由此，关于人性的认知和关于道、天的认知相互联系起来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这段著名的话就是其见证。

主动的一面与《易经》中被动的承受结合起来：坤“率性”、“乃顺承天”的特点在主观意志倾向中是十分困难的。

陈淳(1159～1223)在其理学著作中以“命”开篇，把“性”放在“心”之前，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比如，他说：“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

陈淳重新在乾、坤的特点(元、亨、利、贞)和人性的特点(仁、礼、义、智)之间建立对应系：“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赋予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此道之流行赋予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

我们可以上文的粗略阐述为基础，来理解下面这句引发理学家们很多思考的话：“和顺于道德而礼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争论的焦点通常在“性即理”上。但我们却很少与上文提到的“和顺于道德”和理解人的命运的终极目的联系起来。我们再次看到了形容坤的“顺”字，只有顺应道、德、理，才能进入人性与命运的深处。

《中庸》里的一段话揭示了人对于人性必须起到的积极作用：“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此，人性的发展与天建立了联系。

在经典研究中，我们往往会与重要启示擦肩而过。在上文中，“诚”是人性发展及与天地协调的关键。与孟子作一比较就会显得十分明朗，可以明确自然、命运与天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上面提到的引文：“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过“立命”这个词，我们看到了天人之间的互动。人只有通过等待、忍受，改善本性，才能创造获得天命的条件。

理雅各(James Legge)在评论《孟子·尽心上》时，在对“尽其心，知其性”的理解上表现了与朱熹不同的观点，认为朱熹的解释不够明确。在他看来，整段话都强调了天的重要性，而天又与上帝很接近。因此，他赞成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孟子原文上，而不是注解。

孟子同时谈到了知性与养性、知天与事天，然而我们往往会把人性与天，或者抽象的知识与事天的意愿和行动分割开来。另外，孟子思想的重点在于人的内在发展。这一发展使人能够承担天命，服从天的神秘意志。我们不能不想到孟子自我牺牲的鲜活例子，它已成为很多亚洲人的典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性和命运的了解与形式与可能很神秘的极端经历混合在一起了。

《孟子·尽心上》第二段关于命的思考反映了孔子对命的重视程度。“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这里又提到了“顺”字。命远非宿命，而是需要主动的认识和行动，需要了解天和天意，而这一点又以思想的成熟为基础。孔子为此树立了榜样。人既是其命运的先决条件，而对其所不能改变的东西却又不得不屈服。

如果我们把《孟子》、《中庸》、《论语》、《易经》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在天、人性、命等方面各有侧重。这一点非常具有启发性。《孟子》谈论知性、养性，而《中庸》和《易经》则讲尽性。其目的都在于强调一种决定性和升华性的行动，如《孟子》中的“事天”，《中庸》里的“与天地参”。因此，命可以理解为一项神圣的使命，有待于人在具体生存环境中发现。

我们在这里顺带简要地讲一下西方哲学。保罗·利科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赞成与必然”的思考，为从个性角度思考人性设立了大框架。通过“亲身经历的必然——个性”，利科提出了把本性与自由联系起来的问题：“常识所无法理解的是，自由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本性。性格是自由本身的个体风格。自由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改变这种风格。”

西方关于命运的看法：“我的性格是附着于我的本性，它是如此地贴近我，以至于我无法与之对抗。”“性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命运……我的性格造就了我的特性，我承受我这个个体，然而，我不过是我自己塑造的一切罢了，除了使用它之外，我不知道我的力量以何为止境。……我想，我性格中不可改变的部分不过是我的自由的存在方式，但我却又无法正确地表述这一想法……我有自己的选择方式，但我选择自我的方式却不是我能选择的。命运是与我的自由密不可分的、个人的无意识的表现方式，这一点超出了常识和哲学家最微妙的极限……我只能首先深信我要负起全部责任。我的主动性是无止境的。然后，我才能根据一种已经规定好的不可更改的方式运用我的自由……”

正如利科所指出，难点在于把人所接收到的自我与他所做的，无限的可能与既定的条件调和起来。人并不仅仅是其自身塑造的，同时也是一种被动接收。中国古代哲学对此有所察觉，而现代西方哲学在与存在和道德的源泉断绝联系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的独立性上，因而也许过分强调了人的限度。

关于人被动的一面，利科某些漂亮的文字与中国古代经典遥相呼应：“生命支持着我。出生把我带到了这个世上，死亡又会把我带走，因为不是我安排生命，而是生命安排我，所以生命像基石一样支持着我，呼吸像海浪一样把我托起……”；“存在对于分歧性的理解而言是一种矛盾，对于更为隐蔽的统一性的意识而言则是一种奥秘：它既是有意识的，又是强制性的，它是生命活动的源头。”以及：“我不仅承受了开始，而且承受了一种本性，即成长的规律，构造的原理，一种无意识的机制以及一种个性。”

对利科而言，对自我的深层理解就是从抗拒走向接受，接受在赋予我们的本性的范围内体验自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触到了利科在与加布里埃·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交往中所接触到的智慧。这种智慧与《易经》作者的创作源泉并无很大差别。《易经》和李栗谷的这种智慧正是本文所希望采取的角度。

利科把对人性的思考重心置于概括了完美人性的三个方面上：个性、幸福和尊重。从超验的角度思考，世界是一个物的综合体；从实际的角度思考，就可以区分出人、其个性的局限性、其幸福的无限性和人的敬畏本性的调和性。

我们逐步进入性格的局限性。性格是我们“整体动机上一个有限的出口，……既定了人所有可能性中我能享有的实际自由度”。人希望实现的业绩就像“一片已确定了方向的动机场，性格是动机场方向的起点，幸福是这个方向上无限远的尽头”。因此，性格的局限性和幸福的无限性不成比例。理性要求整体性，而幸福的感觉告诉我，我正朝我的目标前进。

性格与幸福的综合在人身上完成，但这里的人指的是其理想状态，是一个可以称之为人性的目标。人在敬的道德情感中完成综合。利科在研究康德思想时指出，人性的构成保证了心有它的位置，有能力接受纯粹伦理的益处。但他认为，康德过分强调了人堕落的一面，建议超越道德二元论，从人最初的纯洁中挖掘情感的基础。人内心的敬表明，人能够识别某种神秘的、需要思索的本性。

对人性的思索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与天有关的超验性和人在努力承担其命运时深层次的一面。幸福在西方人性论中变得如此重要的同时，对人性和行为的修正，即可以避免一切悔恨的生活方式，却是自古以来最受中国人关注的。因此，韩国人极度强调的敬也就带上了宗教色彩，它可以表现为敬畏或关注，在对他人的关注中忘却自我来接受和改变。我们在面对各种事件时就不会抗拒，而会进入其奥妙，采取一种能使我们达到快乐的行动方式。

进入这一层次的思考，冯友兰《新原人》的第七章对我们十分有启发。在讲到“天地境界”时，冯友兰指出，要完全理解人和人生，就必须超越自然、功利和道德境界，进入对天的觉解。他对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天的介绍十分感人。“知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至于同天，此所谓天者，即宇宙或大全之意。”这是达到天地境界的最后一步。“同天的境界是不可思议底。但人之得之必由于最深底觉解，人必有最深底觉解，然后可有最高底境界。同天底境界，本是所谓神秘主义底。”

冯友兰用优美的笔调提到了儒家乐的一面，儒家的乐有助于对命运的理解。“乐天者之乐，正是此种之乐。明道说：‘周茂叔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又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典也之意。’此等吟风弄月之乐，正是所谓孔颜乐处。”我们将超越李栗谷的痛苦来寻找对这种乐的理解。

二　李栗谷的天、命观

我们下面来探讨李栗谷的研究。他的研究不仅以对中文典籍的分析为基础，而且还包含了深刻的亲身体验。我们将把他对天命的研究方式与他对天、变化和涉及智慧、精神、具体生活、诗等独特观点联系起来讨论。

对经典的诠释

我们评论很多智者和具有创造性的人留下的文字的不同之处，但这些文字同时也有共同的思路，因为它们都试图从与实在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人。这就是孔子思想吸引李栗谷的地方。文字就是道的痕迹：“言本于道，而未尝不异焉。道见于言，而亦未尝不同焉。道之同者，原于天而前后所以一本也。”

言扎根于道，而道的本质来源于天。因此，文字是本质体验的一种方式。四书体现了道实体的不同方面。李栗谷在比较了这四者后写道：“《大学》，明道之书也……欲使学者自明其天之明命，以及乎天下，而其旨则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论语》，入道之书也……欲使学者全其本心之德，以立其根本，而其旨则倦倦于仁之一字而已……《孟子》，卫道之书也……因人性之本然，遏人于欲将萌，则其旨在于存天理而已……《中庸》，传道之书也，究性命之蕴奥，致中和之极功，费而至于配天，隐而至于无声臭，则其旨岂在于诚之外哉。”因此，每个圣贤都表达了发掘人性的独特的、与他人互补的方式，把这一过程引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即与道或天沟通。

四书以道为核心：明道、人道、卫道、传道。《大学》的目的在于自己发现天之明命，并把它推广到天下人；《论语》旨在完成本心之德，并立其根本；《孟子》的目的在于通过克制欲念来保存天理，而《中庸》旨在通过深究人性与天命，建立中庸与和谐来与天配合。

每本书都涉及天命，并要求人在其中找到他的角色。李栗谷谈到了明命。我们在下文中还可以看到表现他对命运高度评价的其他文字。我们可以简单概括每本书的精华，《大学》是敬，《论语》是仁，《孟子》是存天理，《中庸》是诚，而不同的书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每个要点。

个人经历

不探索内心最深处怎能发现道、天和天命?所以，李栗谷在重读四书时指出了了解内心的重要性。孔子意识到，天下失道，人心迷惘，因此必须超越自我，努力接近仁。孟子也同样关注心，大量错误的观点使心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他把思索集中在善心上。子思则努力达到人性的本质，提出了联系人性与天的诚，而曾子则为了更接近宇宙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德上。

李栗谷在其思考过程中写道：性则天也，而诚者天之道也，则中庸之论诚，不得不尔也。因此，对他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好好地修炼并保护其本性，那么天与天命就不再遥远，而要做到这一点，反映天之本性的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庸》在赞美孔子的诚时说：“溥溥如天。”

尽管《中庸》十分强调诚，因为它更关注人性与天命的问题，但正如李栗谷分析的那样，诚把四书紧紧地联成一个整体。如果诚是天道，我们如何能不重视它呢?因此，《中庸》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诚：“不诚无物。”最诚的人有决心度过一切人为和自然造成的境遇。因此，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孟子的话：“莫非命也。”通过观察诚，我们可以找到各自的道路：“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在存在的奥秘中，也许没有什么比意志更有决定意义的了。利科认为，意志“是人最基本的实质，是人最深层的东西，同时具有天性和人性两方面”。因此，未来的一切都在此时此刻成为定局。我要么行动，要么不行动，或者套用利科的话说，我或者说好或者说不，而这一时刻可能会带来欢乐或悔恨。因此，远东传统中的四书引导人们达到真心爱善、为善的境界。

《易经》一直启发着远东的思想家。“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为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为了更接近命运的神秘之处，可能要从深度、从源头、从神的角度来分析：“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乐乎，故能爱。”

人的责任在于把自己视为宇宙中最关键的部分，不要犯错误，这样，人就会逐步融入到天命的运动中，就可以“乐天知命”。这一运动还与向善、体仁有关。仁与支撑万物的道的本性善一致。如果历史上有人认为天命很可怕或者难以捉摸，这是智慧减弱的缘故。

我们来看一下孔子和颜回的“乐”，周敦颐和程颢对此非常敏感。初看，“乐”在李栗谷思想中并不明显，他对世界流露出一种悲伤。李栗谷的诗是对处于危险中的天然本性的一种向往：“天真汩私伪……色为伐性斧。”

颜回虽然身处穷困，没有官职，却不为自己的出路而忧心，反而关心他人的发达。李栗谷对这种“乐”还是十分敬佩的。这不是个体的乐，而是与天下人利益相关。颜回敢于实践孔子的教诲，保持天性，表现了他对求知的热爱。李栗谷对此十分钦佩。

李栗谷对孔子思想的思考

孔子的弟子们不明白为什么孔子在人性和天道方面没有更多的言论。李栗谷在其中一部著作中解释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孔子关于教育的想法，但会听的人就能觉察出孔子所要传授的东西：“夫子之教循循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则宜夫子之罕言，而学者之有所不闻也。至于孟子，则承道微之余，任明教之责，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垂训于后世，故显其微，而阐其幽，以天之妙用，性之本原，揭示学者，欲使因其言而造其理耳。……圣人体道无隐，与天象昭然，其发于文章之显，动作威仪之节，成性明德知天命之训者，莫非示以至理，而人自不察。至孟子，而始著其微旨焉。……夫子之道合乎天，而孟子发扬以言语者也，此夫子之所有欲无言，而孟子所以未免于好辩者欤。”

天人关系及对命的理解

李栗谷指出：“夫子之道合于天。”他明白，古代的圣贤是在与天的密切关系中得以看清宇宙之理的。所以，他说：“上古圣神，继天立极，道统攸始。”如果说孔子对于天与命运相关的重要问题显得非常审慎，但他的一生却显示出了他与天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明确、有力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在读李栗谷的文章时，我们可以感到一种类似的与天的强烈关系。这种关系也许经过在金刚山多年的修炼变得更加成熟。

李栗谷的思想发展了一种对统一意／心、意／气、气／体的追求。这在他的“理气之妙”的观念中可以看到。李栗谷希望避免一切二元论。我们感到他在与天的关系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下面这段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呜呼!天人一也，更无分别。惟其天地无私，而人有私。故人不得与天地同其大焉。”在他的书中，李栗谷多次谈到了天人之间的自然感应：“自然之应，而天人交与之妙也。”

和孟子一样，李栗谷进一步申发了孔子对天的思考。和孔子一样，他在阅读《易经》的过程中意识到，要想在一生中不犯错误不后悔，就必须理解人性，而且必须从与宇宙的实在关系中去理解，而不是抽象地把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本性和命运。这就是他的价值、尊严和意义。但是，只有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与千千万万其他命运充分接触，才能达到成功，才能有所作为，而理解的关键在于天人关系：“莫之为者，天地有所为者，人也。知天之未始不为人，知人之未始不为天，则始可谓知命矣。”

李栗谷在追求至诚的同时，对与天合一的重要性进行了思考。他解释说，孔子即使在重病时也拒绝别人为他祈祷，因为他知道自己顺天意而行。他举了周公的例子：周公为了救君主祈祷，因为他明白了超越他自身的天意，即“天之实命”。

李栗谷专门撰文来证明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对包括祈祷在内的灵性、自然与人神圣的一面理解上的特征。这在李退溪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顺德者吉，逆德者凶。天人感应之理，斯可知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之所归，天命之所在也。逆于人而顺乎天者，未之有也。顺于人而逆乎天者，亦未之有也。然而间或有人事似顺，而天不助顺者，亦有人事似逆，而天反佑逆者，其故何哉?孟子曰，虽有知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失其时势者，似顺而必败，得其时势者，似逆而有成。”

因此，对李栗谷而言，天人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德与顺可以使人更接近天，但还有让人难以应付的现实。和孟子一样，李栗谷十分重视对情境的理解。这显示出了一种超常的睿智。在此也包含了孔子关于知天命的回答的其中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孔子曾遭遇过很多次拒绝、反对和不屑。当他喜爱的弟子去世时，他还高呼“天丧我”。但孟子还是赞美孔子是“圣之时者”。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易经》认为，乐天与知命、安土有关。李栗谷一生坎坷，也常常思索“时”的问题。

李栗谷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人心之所归，天命之所在”。这很像孟子。孟子重视归心、回归自我和满足于诚。所以，天命不像道那样遥远、抽象、不可名状，它与人很接近，渗透于日常生活和人内心最深处。天与那些超越纯粹责任而爱德的人十分密切。正如老子所说：“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

李栗谷对《易经》的研究

李栗谷在《易数策》中表达了他对命的一些独特想法。和《天道策》一样，这本书也描述了天的宽宏大量，表达了“天不爱道，地不爱宝”的原因。

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天地必待圣人，然后乃以是数示人；圣人必待文瑞，然后乃以是理著于世。天不得不生圣人，亦不得不生文瑞，此则自然之应，而天人交与之妙也。”

天对圣人的期望和圣人实现这一期望来回应天，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常见的主题。这并不是要圣人站在其他人之上，而是在天所期望的某一特定时刻为众人的利益说话和行动。为此，需要天和受命之人的长期准备。子贡的话众所周知：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纵天之将圣，又多能也。”

李栗谷认为：“河图未出之前，八卦之形已具于伏羲方寸中矣。”理一而在于天。伏羲造八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的无知，文王、周公和孔子不得不加《传》来启示人们。三圣一心，释伏羲之卦，把卦象留给了古代，如日中的太阳光芒万丈。

书中的一段话使我们了解到李栗谷对《易经》的敏锐洞察力。李栗谷用他常用的研究方式，让我们超越不同的创作层次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这种评论，感受到与天相通的圣人最深切的关怀。这就是圣人们能够一心的原因。“求之于心术之动，得之于精神之运，非圣人焉能知《易》之微意乎?大《易》之义，实理而已。真实之理，不容休息，则上天安得不生三圣，三圣安得不衍大《易》哉?……大哉《易》也，以之顺性命之理，以之痛幽明之故，以之尽事物之情，其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李栗谷以一段对太极的思考作为《易数策》的开篇：“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李栗谷就这样耐心地把现实复杂、神秘的不同角度从深层次上联接起来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及其命运，李栗谷从未忽略整体性的意义。他为《易经》中如此丰富的人与道的交流而激动不已：“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对理和心的阐释的主线和联接起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就是李栗谷在上文通过实理所再次提到的。实理与实心呼应，而实心就是诚。

《易经》全书讲的都是变化。变化，一方面要求通过现实最神秘的地方，如生死之理，来洞察它的本质，另一方面可以应用于人、情境和现实事物。敏锐的目光穿越时间和距离，行动合理而富成效。没有与纯粹的诚融为一体的明晰精神，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李栗谷对古代关于诚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周敦颐认为：“诚者，圣人之本。”“呜呼!诚之为体，至微而至妙；诚之为用，至显而至广。体乎万物，而为物之终始。故元亨利贞，天之诚也；仁义礼智，性之诚也。”“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因此，对李栗谷而言，成圣决定了能否与天建立和谐关系，能否通过明晰的认识和实现生命的实质来与天沟通。洞察敏锐，行动恰到好处，我们由此可以明白诚在李栗谷思想中认识论的一面：“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我们的快乐不仅因为理解了宇宙深邃的意念，更是因为能够参与其中。然而，只有达到至诚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修身方面，《中庸》把诚意看得如此之重。这是实现认识和完成行动的关键：“如志无诚则不立，理无诚则不格，气质无诚则不能变化。”

三　命运在东、西方的交汇：几点看法

人类的命运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远东文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和基督教智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尝试就这一点谈谈几个看法。目的并不是简单的比较或比附，而是在两种探索和表达方式间找到共鸣。

在研究西方形上学时，利科从上帝与人的关系出发研究意志问题。上帝既藏又显，既遥不可及又亲近如朋友。上帝引起自我的死亡，又培育着意志。我通过诗的灵感这样的幻想，通过神赐的缓慢成熟，通过相遇尤其是友谊，获取生命。在关于人类意志的作用方面，利科想要揭示的是，“生命是神恩和努力的统一体。既要接受给予的一切，同时又要严格控制自己。”他这样说：“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选择。”

利科认为，上帝与人的关系没有清楚的逻辑，我们只能承认自由和恩典之间的矛盾。人在自身的选择中发现上帝的威力。“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无所不能相通，但我们不能达到其中任何一种境界。”选择的奥秘只能从行动的层次上来理解。

这里提到了“神恩”这个经常让人反感的词。然而，“神恩”可以是理解命运的关键之一，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ll)这样受过希腊精密思想训练的哲学家也使用这个概念。“灵魂的一切自然的运动受物质万有引力一类的规则制约，惟有神恩例外。……两种力量主宰着宇宙：光和重力。……创世是重力的下降动作所为，是神恩的上升动作和第二品级天使神恩的下降动作所为。神恩，这是下降动作的法则。”

居斯塔夫·蒂蓬(Gustave Thibon)使我们认识到薇依关于神恩的见解的高深：“一种规则只能以无限小的形式融入比它小的规则中去。”这一观点补充并深化了帕斯卡三种品类不同秩序的理论。神恩好比面团中的酵母。“神恩不能改变主导这个世界的必然与偶然之间的盲目游戏，就如渗入的水滴不能改变地质层的结构，渗入灵魂的神恩也是如此，它在静默中期待我们接受恢复神性。”

在薇依笔下，上帝是最脆弱最朴实的。我们掏空自我，接近上帝。神恩需要空间才能进入我们，意志付出的努力不过是迎接神恩的条件，就如播种前要翻地一样。我们必须顺从神恩，善才能迸发出来。这一切都伴随着净化与痛苦。薇依认为，我们不理解神恩，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忍受痛苦，不愿灵魂受到伤害。反之，如果我们接受现实在我们身上啃啮出空隙，我们就能接待神恩。

在这一视角下，意志的工作为生命更高级、更真实的层次作准备。神恩在这层次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上帝与人、天与人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共同行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想要的对我们自己和他人并不总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修女特蕾莎的逻辑。中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吴经熊就毫不犹豫地把老子和特蕾莎作比较。特蕾莎把小途径和与大行为结合起来。在最艰难考验中，完全听天由命，达到“一切皆神恩”的境界。贝纳诺(Bernanos)在其作品中也表现了这一点。特蕾莎的选择，在放弃个人意志以成全上帝意志的同时，表现出了最强烈的意志。

我们也许会认为，儒学的方法和基督教的角度十分不同，一个建立在人的能力的基础上，另一个则以天启为基础。然而，在这个复杂世界中摸索前进时，儒家和基督教的重要人物都表现出了一种相似的谦卑顺从态度。并不存在接近天或上帝的捷径。薇依说：“上帝只有隐形才能创造，否则就只有他自己。”帕斯卡说：“上帝是多么希望隐藏他自己!”而《易经》则认为道既藏又显。此，天对孔子和李栗谷而言，和帕斯卡的上帝一样隐秘。一般认为，儒学一方面重视人的意志，一方面却又对天意表现出某种宿命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道和天的顺从并不意味着盲目服从，而是从内心接受一种对现实和人类局限性的深刻理解，否则我们怎么能达到乐天和知天命的境界?

基督教作家所称的神恩说明，他们发现，人在自己身上遇到比他自己更深切更亲密的存在，它尊重人的意志，照耀它并给予它力量。尽管条件艰辛，人有力量开辟一条道路。他知道，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力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与孔子和孟子所说的差别并不大，虽然天人关系并没有像基督教中那样明确地表达出来。

四　结论

韩国理学家李栗谷值得重视，因为他不仅继承了中国经典的根本，而且在建立韩国理学上，比他的前辈李退溪表现出了更大的创造性。这一点应该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旨在从天人关系的角度介绍李栗谷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探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李栗谷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苦苦思索，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非常重要的《远东智慧诗选》就显示了这一点。

李栗谷的研究不仅充满了对他引用的道统的敬仰，而且在关于思想进步和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个人思考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这就是他的观点的价值所在。和孔子一样，他并不是仅仅介绍想法，或热衷于升官晋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改变世界、实现诚的事业中去。李栗谷在其思想最重要的地方明确地谈到了天，表现出了特殊的价值。

然而，伴随着现代化，人类命运与天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变得难以理解。在李栗谷和孔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天、人的密切关系，它开启了对天意和人类命运神秘的探索之路的思索。“夫子之道始于天。”“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自然之应而天与人交与之妙也。”“皇天无亲。”

李栗谷对孔子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天知我。”“五十而知天命”表现出了一种与天的密切关系。人都渴望能够抓住其命运的关键。李栗谷不到50岁就力图洞察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知天之未始不为人，知人之未始不为天，在始可谓知命矣。”“人心之所归，天命之所在。”“天地必待圣人。然后乃以是数示之人。”“大哉《易》也，以之顺性命之理。”

但天意仍然难以察觉，因为负面的力量干扰着我们。在认识和行动上，盲目和误导妨碍人的努力，或把它引向错误。李栗谷对此十分敏感。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都与这些负面理论做过斗争。

为了理解局势和意志的驱动力量，必须调动一切可能，力求达到最深层次。李栗谷用实心与天的实理配合达到真正的实现来表达这一观点。李栗谷的方法是尽自己所能，天又在此基础上与人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