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阶段划分标准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历史阶段划分标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参考文献:

[1]马传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

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篇2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后现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的一种综合，是对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篇3

(一)理论贡献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论

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中，他这样写到:“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Cap-ital)的时代。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1］5就其这一论断的基础，来自于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在其著作LateCapitalism(London．1978)中有详细的论述。但曼德尔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和眼光作的划分，作为文化批评大师的杰姆逊，果然没有原分不动的照搬，而是将这一划分巧妙地运用到了文化研究中。所以，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引论》中，他又接着说:“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便有了其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1］6

对于作者在《引论》中的三阶段划分论，在本书的第五章《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所谓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描写文学作品的风格，而应该将它们视为特定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第二，三阶段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体验，它们分别反应了相应的心理结构，可以说每一阶段都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转变或者说革命;第三，与前两点相呼应，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继续，而是一种“断裂”(aradicalbreak)。对此，他举例分析了现代派绘画大师梵•高的《一双鞋》(APairofBoots)和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Di-amondDustShoes)。在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了分期和定性后，杰姆逊更进一步且较为详细的分析总结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所用术语如“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等，深得理论同行的普遍认可，基本成了“后现代”问题讨论的专业术语。

(二)理论贡献二: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论

1．“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杰姆逊最经典的例证仍然是《一双鞋》和《钻石灰尘鞋》，他指出，现代派艺术大师的作品，它总是被看成是一种“通向某种更广阔现实的线索或症候，那更广阔的现实是一种将能取代艺术品本身的最终的真实”。对《一双鞋》而言，他认为其再现了农民的生活，体现了历史与物质之间的张力。而沃霍尔笔下的鞋，则给人一种“平面感”(flatness)或“无深度感”(depthlessness)，一种“表面性”(superiviality)，“死气沉沉”(deathly)，完全没有阐释的必要性。作品中没有什么物质、自然了，全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所谓“无深度感”或“平面感”，即“阐释必要性的丧失”，指的是迄今为止人们用于表达认识深度的模式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中被摈弃、被废止了。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杰姆逊将此前惯用的认识深度模式概括为四种，分别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佛洛伊德关于“明显”和“隐含”的区别，存在主义关于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符号学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等。杰姆逊认为，所有这些用于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的标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已经被各种新的实践、话语和文本游戏的构想所取代。简言之，对理想、道德、人性、真情的追求正变成对金钱、私利、享乐等的追求。

2．“拼盘杂烩”(pastiche)。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与后现代主义主体的消失，个人风格的消失紧密关联的。在现代主义艺术品中，追求个人风格的标新立异与不可模仿性，这种千差万别的个人风格正好成为他们力图要摆脱的“规范”的一个反证。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及其他艺术的规范被解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拼盘杂烩”逐渐代替了前一阶段的“戏拟”对个人风格的刻意模仿。杰姆逊指出了“戏拟”与“拼盘杂烩”的区别，可以说它们是形似而神不似。他说:“拼盘杂烩与戏仿相似，也是一种奇特面具的模仿或抄袭，一种用僵死的语言来编织假话，所不同的是，拼盘杂烩采取中立的态度，在戏仿原作时绝不多做价值的增删。拼凑之作绝不会像戏仿那样在表面抄袭的背后隐藏着别的用心;它既缺乏讽刺原作的冲动，也无取笑他人的意向。作者在进行拼凑时并不相信一旦借用了异乎寻常的说话口吻，便能找到健康的语言规范。由此看来，拼凑是一种空心的模范———一尊被挖掉眼镜的雕像。”［2］453

3．“历史感危机”(crisisinhistoricity)。“拼盘杂烩”文化的流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历史记忆的打乱、零散，甚至是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伪历史。杰姆逊写道，在拼凑文化中，“‘过去’变为大堆形象的无端拼合，一个多式多样、无机物系，以(摄影)映像为基础的模拟体。……因为‘过去’作为‘所指’，先是逐步被冠以括弧，然后整体地被文字、映像所撤销、抹去，留下来的，除了‘文本’以外，正是一无所有了”。［2］456过去的消失，即历史记忆的消失，过去意识和历史感的消失，也即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时间之维就此中断，对空间的关注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中心。因此，杰姆逊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以空间而非以时间为感知基础的”。

德国哲学家、现代解释学开创者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有关文本意义的发现解释，以及文本历史性、文学功能的叙述，认为文本意义的发现与解释者本人的兴趣是相适用的。而且“对原初条件的修复，就像对古代艺术品的修复那样，先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重建的东西，从疏离化中换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东西”。但即便如此，“文学的所在并不是对某个疏离了的存在的无生气的延续，……文学更有一种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因此，它把消失的历史带到了每一个现实之中。”而后现代这种“历史感危机”状态的出现，能否承担起“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呢?

(三)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态度

在对后现代主义作了阶段划分和特征分析之后，杰姆逊以他的学者的身份，表明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态度，即不赞成对其进行简单的道德式的评价，而主张将其置于整个历史中去辩证的思考，就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在整个人类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样———“既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进步”，认为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当然，对于杰姆逊的这一观点，学界也是见仁见智。

二、杰姆逊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后现代的诸种理论》中，杰姆逊有这样一段很冷静的言词:面对后现代文化“无论这种现象被视为堕落，或者相反，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美学的、富有创造性的健康和积极的形式而受到欢迎，实际上都是后现代主义现象中那种寻找最终判断的道德化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真正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特别是当它作为我们自身存在和奋斗的现时和历史的问题时———将不能提供对这类绝对的道德化判断的廉价享乐。在某种容易多方面理解的意义上讲，辩证法是‘超越好与坏’的，它处在冷冰冰的、非人的历史视野”。的确，杰姆逊在建构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时也实践了这种主张。“他注重的是历史的深层逻辑，追踪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生产的相互关系。”［3］8他将“历史的”和“辩证的”两种思维方式相融合，创造性地运用了发源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对后现代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确立了其在当代众多的后现论家中的独特地位。简言之，总体性思维方式即以全局的眼光，从整体的、相互作用的视角把握世界，建构宇宙观和价值观，不仅要求从感性上、现象上认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且更看重把握事物之间的系统关系，理解事物发展的前后环节的内在联系。当然，在持有总体性观点的诸多理论家中，他们的落脚点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一)杰姆逊总体性思想的基础

1．黑格尔、马克思的“总体性”。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提出“总体性”(德文Totalihat，即绝对精神)范畴的第一人。解读其思想，我们得知，他的总体性，即绝对精神统摄万物。在黑格尔的认识中，历史过程是意识自我发展或提高的过程，当意识获得绝对的知识后，就达到了现象和它的本质的统一。从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出其总体性的弊端———他的总体性是在“绝对理念”这个预先设定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存在的，与真实的社会历史没有联系起来，因而它是唯心主义的。

2.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是在黑格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摈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理念”这个唯心主义前提，开始从“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着眼，研究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可以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人类社会的总体关系，他从人的实践中发现历史的总体运行轨迹，将总体性从黑格尔的纯思辨的抽象演绎中解放出来，回归到真实存在的存在中，真正实现了思维与实践的统一。

3．卢卡奇的“总体性”。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总体性被理论界突出强调的背景问题，可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崔丽华的论文《论西方哲学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对总体性高度重视，所以在其思想中，总体性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罗莎•卢森堡的》一文中，卢卡奇这样写到:“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进一步指出:“归根结底，并没有承认法律、经济或历史等等科学史独立存在的:作为一个整体，这里只有一种唯一的、统一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社会发展的科学。”

基于以上他对的认识，所以他在对总体性范畴论述时，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那就是历史。因而他所说的总体性，是人对历史现实的总体性认识。而且他与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他认为总体性作为辩证的认识只能来自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原生态的自然界毫无关联。

卢卡奇是杰姆逊十分推崇的一位理论家，对其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更是推崇备至。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写到:“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之前就去世了，……，如果说有一部哲学著作的话，我认为它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说卢卡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这本书则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但是，针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缺陷———“他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将艺术现象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一工作正是后来的杰姆逊所有文化与文学评论的核心目标”。［3］32

(二)杰姆逊的总体性

杰姆逊是当代西方学者中坚持“总体性”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之一。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他的研究领域而言，其研究领域极其宽广，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建筑、社会消费、文学、电影、绘画、大众艺术、传媒等各个领域。可以说，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所涉猎的范围本身就具有全景性，反应了其总体性的研究思路。第二，从他的研究方法而言，作为一个者，他的理论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经济决定论。

他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更根本和阶段化的对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系统与生产方式的假设上。根据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假设，资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持续性与完整性是通过几个扩张的阶段(对资本的安排组织方面的量变)来维持的。这看起来也像是几次断裂，仿佛在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资本主义的分期理论，是以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辩证法为立足点的。其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个很微妙也很难把握的公式: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如何正确解释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当代者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杰姆逊总体性思考中的首要问题。他首先考察了当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尤其关注了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因阿尔都塞的总体化思路符合杰姆逊“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思想方法，所以他最欣赏阿氏的“社会历史多元决定论”。

篇4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指旅游景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与聚集状态，它体现了旅游景区及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景区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反映了旅游景区的区位特点、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及质量、数量组合关系。

（二）区域旅游景区竞争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竞争即某一区域内或区域间（主要以行政区划为主）旅游景区在对空间市场、空间资源竞争的行为。

（三）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耦合

区域旅游开发具有时间阶段性特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规律与竞争内容沿时空两轴分别联系，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对应性即两者的耦合。

二、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与竞争的耦合

（一）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与竞争纵向（时间）耦合分析

从各地的发展过程和情况来看，旅游景区发展阶段与之对应三个旅游持续发展过程：最初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本文以这三个阶段为时间轴，分别研究每个阶段区域景区空间结构的特征和竞争内容的不同及耦合关系。

（1）点状结构与资源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旅游活动主要凝聚在一些先天资源优势突出、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零散景区，旅游景区开发处于R-P共生阶段，因此，与旅游景区相关联的资源禀赋在这一区域的空间分布情况，就决定了旅游景区的竞争力的大小。因而在这一依托资源现状阶段，区域旅游竞争力不强。

（2）点轴式结构与产销竞争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极核地位的旅游景区对周边旅游流的扩散作用开始显现，节点相互联系在一起，区域综合吸引力增强，依托级别较高的旅游景区，特色次级旅游景区规模扩大。各个区域及区域内的旅游景区在旅游市场的促销方面形成了，最突出的现象是各个城市和各个省促销团到周边城市、临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

（3）网络式结构与创新能力竞争阶段。这一阶段形成了网络式空间结构，各区域之间旅游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得到最大程度发挥。这一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只有通过区域景区营销、旅游服务、信息传递、景区产品开发不断创新，才能最终促进区域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提升。

（二）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横向耦合分析

本文对于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的研究均是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的，对两者进行横向耦合分析，即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在区域间展开横向空间分析。这一分析分别从数量、等级、旅游业发展水平、客源市场与交通条件四个方面对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展开耦合分析，结果如下：

（1）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同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的数量越多，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层次越丰富，与同级旅游景区较少的区域相比，区域竞争力越强；（2）区域内旅游景区的等级越高，代表景区的垄断性越强，竞争地位也就越高；（3）一区域离客源市场越近，交通越便利，旅游节点之间的通达性越强，产生客源的能力越强，区域的整体旅游竞争能力越强；（4）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越高，与旅游景区相关联的旅行社、酒店、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越完善，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越强；

三、陕西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耦合分析

（一）纵向（时间）耦合分析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根据陕西旅游业发展历史阶段，将陕西省A级景区整体空间结构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1.80年代——点状模式——对抗性竞争阶段

陕西省旅游业的发展初期，随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立，西安市旅游业的发展开始出现端倪。初期陕西旅游业的发展是以西安地区为极核发展为其主要特征，旅游线路利用以西安—兵马俑的利用率最高，旅游业发展比较分散。区域旅游景区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对抗性，很多策略针锋相对，都将邻域视为对手，互不相容。在做大做强的思路下展开了各地对旅游景区稀缺要素的争夺，空间越接近，争夺越激烈。

2.90年代——点轴扩展阶段——宽容性竞争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陕西省旅游业发展范围得到扩大，旅游业的开展范围涉及到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延安，其中西安作为全省旅游主集散中心的作用更加明显，然后向咸阳、宝鸡、铜川、延安、渭南分散，此阶段陕西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模式为沿不同的路径放射状发展。这个阶段，区域之间开始产生联系，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生产、客源市场开拓等方面区域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同时旅游产业、交通、环保、生态等问题相继出现，单个区域难以有效解决，迫切需要区域之间展开对话、协商合作。区域城市间竞争思路开始由全方位转向差异化，竞争态度趋于缓和、宽容。

3.2000年至今——点轴扩展向网络化发展阶段——竞合阶段

这一阶段关中旅游圈己经形成，旅游圈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杨凌、渭南和铜川6市区，旅游圈内基础设施完善、产品类型互补、资源级别较高，已成陕西省对外的“主导”旅游产品。这一阶段的旅游线路体系正日益完备，环形线路也日趋成熟，线路的空间利用率向平衡中发展，整个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由点轴发射向网络化迈进。区域间在保持适当竞争关系的前提下，旅游业合作不断提升，包括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合作范围、合作形式等方面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赢，由此而提高各区域的旅游业实力，形成更大范围的旅游区域。2008年起陕西省开始致力于打造陕北—关中—陕南旅游无缝对接市场，尤其是西康高速通车之后，区域合作对于软环境的投入和整合，让陕北和陕南旅游资源融入关中，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双赢。

（二）横向耦合分析

按照“资源—市场”组合矩阵（BCG）的分析原理，将陕西省按照行政区划划分为11个市场，选取景区品牌度、通达度来作为市场吸引力评价指标，市场份额和市场增长率为市场竞争地位评价指标，利用分层赋值法，将不同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由高到底分别赋值5、4、3、2、1。竞争状态区划分的标准是11个市、区的市场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地位评价值的均值，即P（2.73，3.14）。据此将陕西省A级景区空间竞争状况划分为4种类型。

其中呈现明星状态的有西安、宝鸡和渭南，这3个地区同时也是构成关中旅游圈的主力，内部A级旅游景区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品牌度较高。落入金牛状态的有延安、汉中和商洛。咸阳与杨凌落入幼童市场，榆林、铜川和安康3个地区处于瘦狗的竞争态类型。其中西安、宝鸡和渭南处于关中旅游圈的核心轴线上，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吸引力强，这使得区域客流表现出明显的“关中热，南北凉”现象，评价结构与陕西旅游的实际状况是吻合的。

四、结论

篇5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篇6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

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 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着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篇7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使得城镇化质量越来越被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促进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扩大内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财政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后盾。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问题，让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这就要求财政在支出的过程中要注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使得这种支出更多的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方面倾斜，而不是一味的扩大城市规模。本文将就与促进农民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四个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作相关实证分析，并丰富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针对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提出改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质量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3月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指出，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阐释已经涵盖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学者更为广阔的视角。

朱洪祥（2007）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动力表征即城市发展能力、公平表征即城乡差异程度、质量表征即物质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和集约表征即发展资源利用集约化程度。陈明（2012）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城镇化推进效率持续改善和城镇化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并特别指出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机制要与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以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城中村”、城市“大拆大建”等问题。张春梅（2012）等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具体包括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和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指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城镇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体现。

笔者认为，除上述学者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之外，其内涵还应包括农民在变成市民后的市民意识的强弱，这里指的市民意识不仅是对城市竞争、压力、风险这种状态的适应，而且是对自己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一种自我素质的要求，这是对城镇自身发展质量的一种精神文明层面上的衡量。较高的城镇化质量要求市民有着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和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他们愿意并且有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对自己不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自觉的关心爱护行为。当今社会人们市民意识的缺失并不是个例，一部分人仍有一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缺乏自律的小农意识，既然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要使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重视市民意识的培育，但这并不是要把农民和市民割裂开来认为农民不需要提高精神文明素养，而是不同的环境对人们的要求不同，不同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二）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采用的评价体系较全面且系统、具有代表性，从城镇发展质量指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和城乡协调指数（包括收入协调和公共服务协调）三个方面来评价。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陈鸿彬（2003）在评价体系中引入了人民生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信息化综合指数），朱洪祥（2007）在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中引入人口就业（暂住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朱洪祥等（2011）在城镇化质量指数别引入了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社会安全（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保障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住房保障覆盖率），杨梅（2012）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居民生活指标（人均储蓄额）、空间集约指标（人口密度），郭叶波（2013）在评价体系中加入GDP含金量（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适度性（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建设用地增长率的比重、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值）、人口城镇化稳定性（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率）、人口城镇化完整性（举家城镇化迁移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人口城镇化包容性（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差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差异率、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受教育权利差异），等等。以上学者对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尽量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对城镇化内涵阐释的侧重使得评价指标均侧重对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物质生活的衡量，而缺少反映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笔者建议，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发展阶段的不断前进，市民意识这一反映城镇自身社会发展质量的更高层面的指标应该被纳入进来。根据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代表性原则，联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市民意识进行解释的三级指标，比如平均每天监测到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逆向型）等，虽然意识的形成和改变受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个人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严格的规则的设定和执行对意识的改变产生的外部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城镇财政与城镇化质量。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辩证统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型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城镇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财政对推进城镇化进程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支持，城镇财政对城镇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财政支出效率是关键。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城镇化的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设定、分区的设置、制度权限的规定、人口的管理等都需要依靠政府，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且这种态势还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基本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治理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而且资金缺口一直存在，无论与民间资本如何分配，财政支出的规模都需要继续扩大，以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镇化质量的保证提高密切相关，能否改变以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等问题，离不开城镇财政在社会保障及保障房建设、污染治理城镇绿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山东省数据显示，在科、教、文、卫四个科目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医疗卫生支出，科技支出与文体支出占比重很小且每年增长速度低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财政支出效率力求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下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蔡卫红和王燕武（2009）以福建省为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得出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政府规模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影响；陈仲常和张峥（2011）得出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另外，唐齐鸣和王彪（2012）通过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30年的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密度越大、地方财政自主性越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高。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使财政支持产生的效率最高，应着重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教育水平，控制政府规模在适度范围内，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并培育开放、融合的市场环境。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采用山东省十七个地市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2003-2007年的数据来自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王志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2008-2011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报告》，对城镇化质量的评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样本总数为153个。

我们将山东省十七地市的科、教、文、卫支出占当年本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作为分析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的解释变量，分别记为K，J，W，WEI，将十七地市九年间的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并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记为LY，LK，LJ，LW，LWEI，分别以其系数（分别是a1，a2，a3，a4）来进行相应经济含义的解释。对数函数的系数能够表示一种特殊的经济含义：当自变量变化1%时，因变量的反映程度即为经济学上的弹性，本文重点解释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以及内涵的提出在国内较晚，因此与城镇化质量有关的数据有限，九年的数据经平稳性检验具有平稳性。

首先，由于选择了山东省所有十七个地市，反映的是总体的效应，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也得出P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然后，对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a1： 0.114*；a2： 0.083***；a3： ―0.191***；a4： 0.334*** （其中，* 、* *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从以上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1、医疗卫生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且在科、教、文、卫中贡献率最大，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334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效果乐观。这个结果与实际的情况相符合，医疗卫生水平是衡量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居民迫切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不仅要关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而且要关注更加公平有效率的分配医疗资源。金荣学和宋弦（2012）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2009年我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其中山东省等九个省份的支出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科技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114个百分点，但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仅次于医疗卫生支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新型城镇化要求产业发展是集约的低碳的绿色的智能的，科技要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在进行科技财政支持时应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的评价，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3、教育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正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并不与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呈正相关。同时文化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城镇化质量反而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城镇化要立足这一实际，且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若以是否获得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待遇为标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实质城镇化为35%左右，而专家的统计数据则更低，在26%左右，因此在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方面我国尚未处于较高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低层次的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们此时可能同样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文化和教育水平下，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动机性更强。另一方面，现阶段城镇化质量指标更多的还是衡量农民身份变成市民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除“市辖区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与此有关外，并没有其他指标能测度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脱节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和科技支出。

四、结语

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决定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的种种违反秩序、对自身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时，不能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考量，不足的是目前对于解释市民意识的三级指标如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等在技术上虽易于统计，但并未统一纳入规划中。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占财政支出比重的高低与对城镇化质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并不一致，且文化支出为负效应，除了发展阶段的制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外，还应结合现阶段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反思和改进，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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