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概念解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概念解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文学传播媒介在静态呈现上包含符号和物质载体两部分，二者相互区别又实为一体。符号媒介是内容和意义的物化载体，表现为按照一定规则和方式排列起来的语言文字序列;物质媒介是符号的物理载体，表现为书籍、纸张等物质形式。符号媒介用线性排列的方式表现为时间结构，物质媒介以一定的空间体积表现为空间结构，二者统一起来构成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物质媒介之所以成为文学媒介是因为文学符号，一本书被看成是文学书籍还是科学书籍取决于书的内容，只有书中的文字被作为文学话语来解读时，这本书才成为文学媒介。另一方面，符号无法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符号的实现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媒介，文学符号只有固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传播媒介看作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符合文学传播的现实情况，而且只有把符号和物质载体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传播整体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规律进行连贯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学的物质载体与创作(编码)和接受(解码)割裂开。

从文学媒介演变进程来看，文学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和延伸。媒介的发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满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这种满足逐渐走向融合。文学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内到体外化、由单一到融合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和物质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口语和文字在媒介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隔很远，口语传播时期，人自身就是物质媒介，在时间流里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声音是得天独厚的工具。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一种“全媒体”的传播，因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补充，所以在口头传播活动中，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通过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来补充和加强语言信息，甚至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人将自身变成物质媒介，调动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达手段参与到传播活动中，使自身感知能力发挥到传播环境允许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毕竟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书面媒介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补充，语言是听觉的符号，使人类把某种声音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分离，而文字是视觉的符号，使人类进一步把声音固化，使之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分离，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体器官而传播，从而突破了时空局限。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套体外化传播系统，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和印刷术需要各自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它们把语词从其自然栖息地迁徙出来，使参与性的语词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个符号或一个平面，在文字和印刷术中，真实的口语词是无法存在的。”［3］(P41)文字进一步发展了口语的抽象特性，突破主体的生理局限实现体外化异地、异时传播，从而使文学文本脱离人自身成为自足的存在，标志着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书面文学并不是口语文学的记录，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因为它们的载体或者说媒介发生了变化。从以语音为媒介到以文字为媒介，从以自身为媒介到以各种书籍纸张为媒介，口语传播的互动性、随意性、生动性、明确性都丧失了，但同时文字媒介也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稳定性、依赖性等不足，文学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脱离创作主体的文本获得了多种阐释可能性。“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写一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4］。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抽象符号媒介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物质媒介在技术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和文字却始终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说明这两种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体现。保罗•莱文森认为言语和文字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抽象机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代媒介越来越走向视觉化、形象化，但是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因为这些媒介都无法满足我们创新思维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各种电子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对文学的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符号媒介虽然仍以文字为主，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物质媒介则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受到冲击，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媒介，新兴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终端”媒介终端是网络社会的触角和节点，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终端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从收音机、电视、一直到ipad、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经历着不断更新、覆盖的跨越式前进，追求人机合一的体验目标。

二、文学传播媒介的动态结构

当我们把文学传播看作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时会发现，文学传播媒介是贯穿始终的能动性活动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传递阶段作为不同形式的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多重媒介化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组织成一个交互式的媒介结构。文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定位。从文学活动的整体来看，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人的主体性的不同形式，这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重叠。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意味着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产生了依托媒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时代出现并使用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文学传播媒介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从多重层次上去分析阐释一样，文学传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过程。

篇2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篇3

网货是阿里巴巴提出的新商业文明中的一个主要的基本概念。网货按目前已有的解释，还算不上一个严格经济学概念。我们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它可能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这种探讨，看看可不可以完善网货这个概念，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零售与分销经济学》应该说就是一把权威的尺子，一个科学的坐标系。我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丰富“网货”这一概念。

网货实指网络组合商品

把网货目前的外部特征界定为“货真价实，海量个性”，是一种以直觉洞察、经验形式为特点的定义方法。《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组合商品”值得高度重视。我们这里先大胆假设，把网货视为“网络组合商品”(或网上组合商品、互联网组合商品)的口语指代。

先来看这个概念的可靠性。首先，组合商品是理论经济学中的正式概念。沃尔特・尼科尔森(2005)《微观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扩展》定义为：“组合商品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同步变动的一组商品。”并且明确提出“组合商品定理”及其严格数学表达式(第154页)。它是经济学“商品”这一概念的扩展，与商品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次，商业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赋予组合商品更具体的含义。罗格・R・贝当古定义为“有形的零售产出(商品)与无形的分销服务构成了一个‘结合体’(bundling)，这种结合体可称为组合商品”(《零售与分销经济学》第9页)。

比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在于，商业经济学将不同子类商品组成一组大类商品，修正为一组子类性质构成一类整体(“结合体”)商品。在这里，组合是指性质组合，而非商品本身的组合。一次销售的是一个商品，而非一组商品。只不过这个商品具有一组性质(即有形产出、无形服务)。罗格・R・贝当古指出关键特征在于：“零售分销服务隐含在零售部门所提供的具体商品或服务当中”(第9页)。对照网货概念，非常切合。网货一方面是经销的商品(如有形商品)，一方面是提供的分销服务(西方没有苏式体系中零售、批发概念，统称distribution)。网货相对于组合商品，增加的只是网络，即通过互联网分销的组合商品，也可以通俗解释为网络服务加商品。

网络组合商品与传统组合商品的区别

罗格・R・贝当古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网货这个词，但他实际已涉及这个问题。他分析“互联网零售商和传统零售商”的各种区别(第111页、第113页)时，涉及网货之处包括：第一，关于价实。“互联网零售商消除了或者大大降低了一般零售商在销售点提供普通分销服务环境时应有的成本”。这对应了网货“货真价实”中价实的说法。马云认为，网络渠道的优越性让网货把暴利还给消费者，还给制造业，“网货的核心就是反对暴利。”这点不仅是经验，也是有学术根据的说法。第二，关于个性。“互联网降低了零售商加深和拓宽其商品品类的成本”，“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商品品类……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并且为“互联网的价格差异提供了解释”。这些都印证了“海量个性”中个性的说法。第三，关于海量。网货“海量”指无限货架，实际有数量和时空两义。关于时空特征，罗格・R・贝当古指出，“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其他普通分销服务(地点可接近性)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至于网货(上架能力)的多少，罗格・R・贝当古完全没有涉及，不过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几乎没有。因此“海量”在学术上也是可以成立的。第四，关于货真。网货是不是内在具有“货真”的特点，罗格・R・贝当古没有明确分析，只是说：“互联网降低了提供某些商品特定信息的成本，例如，商品价格和某些物理属性。”但也可能在另外情况下提高信息成本。如果货真是针对更丰富的信用记录，在经验上无疑是成立的。总的来说，“货真价实、海量个性”在商业经济学上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对信息成本提高(交付成本、选择成本和甄别成本)及相关特征的概括和解释，使之更加全面。

《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还涉及了许多“网货”概念中目前没有，但与之非常相关的内在性质。其中有两点：一是成本转移(cost shifting)。它被认为是“零售市场的根本特征”，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把消费者当生产者看待，产销一体；二是定价模型。主要是发现组合商品会更多导向垄断竞争定价(即产品差别化)模型，而不是趋向同质化完全竞争的全价模型。网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两个基本点，即产销一体和多样差异。

商品与服务的分别探讨

既然网货可以被定义为由商品和服务构成的组合商品，我们就可以分别从商品与服务两个角度进一步认识它。

1　网货是否改变了商品的基本属性?

商品是组合商品的构成之一，罗格・R・贝当古没有讨论商品属性问题。我们对网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其商品与网下商品是一样的，不同仅在于网络服务。这样的理解不需要对经济学现成结论做大的改动，容易为大家所接受。难的是另一种理解：网货中的商品本身，具有新的商品属性。我个人倾向后一种理解，网货这种商品(或商品组合)正生出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并列的第三种价值。在《后现代经济》一书中，我把这种新商品属性，称为意义价值(指多元化异质性价值，对应海量个性中的“个性”)。当然，不承认商品有第三种属性也没有关系，只说网货具有异质性、个性化、体验化现象，也是可以的。

2、网货中服务的属性有什么?

服务作为组合商品中的另一构成要素，罗格・R・贝当古对它进行了“四特征”概括：一是无形，“通常不形成生产中的任何要素的所有权”；二是联合消费和生产；三是“非储性”；四是异质性。这里的异质性，与商品的异质性，是相互决定的。

关于异质性的解释，罗格・R・贝当古采用的是zeithaml和Bitner的说法，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这种解释带有较强应用色彩，不如张伯仑在理论经济学上说的异质性，在价值论上来得痛快。但毕竟把异质性提到基本特征层面上了。

篇4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篇5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流派一直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直到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在经济学中的遗产，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强调“不断证伪”和“逼真度”，与经典经济学理论契合颇深。

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并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波普尔却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有规律可寻，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却是无规律的。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波普尔对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对象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谓的“庸俗的者”，这种庸俗的不具有科学性。同时，他又是对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的更新者。在他看来，科学的理论不适用于普世，“真伪不对称性”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运用哲学的思维来判断经济形势的金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其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论。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金融证券实践中，并获得巨大成功。他认为参与者对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对市场拥有完整信息，同时他认为事实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内在的客观性最终决定走向。尽管刚开始，卡尔·波普尔对于索罗斯的经济能力并不看好，但他从推销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无疑已成为现代经济世界中的一股强势力量。

他的“彻底可错性”观点认为，人类的思维和客观之间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也绝不可能有人掌握绝对的真理。在较深的层次上，他与波普尔的科学观产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确表示完全不赞成波普尔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显而易见，社会科学完全模仿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有不好的结果产生。

就知识层面来说，索罗斯对于西方当代经济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有初步的认识和批判。他认为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应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达到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罗斯还批判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对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概念、数据及输血模型为基础，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索罗斯强调了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均衡性等。他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也给予了批判，要改变信念，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和确定性。然而，他完全赞同波普尔的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

从上述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

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对立关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欧美经济思想理论上来说是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着“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论断传统，强调当代西方经济学脱离了对经济本质的分析，只描述了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不能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本质。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①肯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应与传统经济学思想相互学习。

在经济学的认识中，人的行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个良性反应，与受到的内在心理刺激并无大的关系。反观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以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学与经济学不同，不推崇“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并不完全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总而言之，经济学重视外在刺激，而心理学则重视内在刺激。不仅如此，经济学趋向正规化、逻辑化，而后者更强调问题的本质特征。尽管两者在这方面存有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出现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响。

心理学在经济学领域中一般有两类：一是运用心理学能够解释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二是心理学同样也能解释经济学不能解释或者解释不全的现象。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有很多现象是以往的经济学难以解释清楚的。

现今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而消费者是有权利和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费。理性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假说何理论等形式。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②就房地产行业来分析，房价的持续抬高离不开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祟。从心理学角度看，从众心理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在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羊群效应”，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来，其他的羊也会跟着一拥而上。因而，在市场上，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做出某个决定，往往就会引起大众跟随。房价的逐年增涨，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涨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炒”出来的。这种非理性思维是盲目的，往往会使人失去客观的判断能力。这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的结果。

所以，实践证明，心理学的发现和运用大大的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能够更加完善地解释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创新的见解。近年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新发现和实验成果使得传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遭遇被改写的命运，当代经济学不得不朝更加坚实的新方向发展。

注释：

①霍华德·金.经济学史[M].顾海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4-70.

②.实践论[M].人民出版社，19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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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情况，描述各类法律问题。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1]。与传统法律方法相比，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和具体性，能够将具体的法律问题数量化，使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精确，比规范分析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操作性[2]。对于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经济法学者们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经济性，经济法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第一，从价值追求上看，经济学以资源的有效性为前提假设，寻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法律制度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立法目的条款中重要的法律价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从经济法的内容构成来看，经济法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转换，直接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变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反映基本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投入产出规律。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金融、税收作用于市场经济，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利配置的费用等功能。第四，经济法律行为接受经济评价。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要接受经济评价，市场秩序是否更加稳定，市场竞争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评价宏观条款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的根本标准[3]。因此，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内容构成、手段功能以及评价标准，与经济学都具有相通性，在经济法教学中贯彻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客观必要性。

二、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难点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协调经济分析和传统法学的规范分析是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学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基础

经济法教学中由于内容经常涉及一些经济学（广义上）基本概念，例如预算法中涉及财政收入计算方法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税法教学中涉及税率、税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分，反垄断法教学中涉及相关市场认定中交叉需求弹性等原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我国现行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很少有高校会将经济学作为经济法学学习的前置课程，这给经济法教学带来了挑战。

（二）套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基础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规制经济学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用国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即先有市场经济后有经济法。而我国经济法是从一个非市场社会中产生的，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一前提基础，中国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当前，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经济法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教学中引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叙述中国经济法的历史和特征时，难以自圆其说。

（三）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结合难

经济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经济学派各自的观点并不相同。传统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义学分析，强调概念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规范性，评判经济行为的标准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经济分析在概念的规范性上有欠缺，且对行为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上存在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的思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在法学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增设经济学基础课程

在目前的非专业基础课程中，很少有学校设置经济学原理课程，这不利于经济法律相关课程的学习。对于法科学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帮助。将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法学习的前置课程，可以大大节约经济法授课教师对于基础经济学知识的讲解，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识的讲解方面，提高教学效率。

（二）调整教材中有关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原理

现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许多经济法学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给经济法教学带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建议分头阐述，经济法在西方的产生过程，可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释。对于中国的经济法，主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主流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

（三）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以法律分析主、经济分析为辅

由于经济学原理的变动性强，不同学派观点存在冲突，对经济法的教学应当以法律分析为主线，注重相关法律概念、规则和制度的规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用某一个经济学原理一以贯之地解释或阐述所有的经济法问题。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应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法律概念的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反垄断执法中的宽恕制度，可以借鉴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理论进行解释；三是对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变进行解释，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的解释，能够让学生对经济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较深刻和具体的理解。

结语

综上，在经济法教学中，不能过分迷信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经济法教学毕竟主要是法学课程，应当以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为主导，借助经济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释力优势为法律分析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柯华庆.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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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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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想之源的传统路线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创新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毁灭”特征的内生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脱离均衡的系统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就是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创新经济学兴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就被普遍视为创新理论的发端，熊彼特则被中外学者广泛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根源何处，由何而来？传统上，研究者主要由两条基本路线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条是追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某个关键概念或某个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见的探索是对“企业家”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沿着这个路线对“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做过梳理。当代研究则通常将熊彼特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最终追溯到尼采。这位德国哲学家强调“超人”，强调“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创造和毁灭与停滞不前对立。

第二条是从熊彼特的求学和学术经历入手，考察个别经济学家或学派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目前诸多学者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深受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创新和演化思想的影响。费格伯格就认为马克思内生演化和技术竞争思想对熊彼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概括出一种关于持续的内生经济演化（变迁）的“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评价中也能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他曾经说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均衡。有关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思想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这种思想在理论目标上与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的影响则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被关注。熊彼特的理论的在社会整体观、经济发展观、方法论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在中国，围绕“施穆勒纲领”，贾根良和黄阳黄的研究阐述了“施穆勒纲领”所包含历史学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经过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在“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毁灭”等关键概念上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

二、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三本历史性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解释了经济周期的轮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创新的含义、作用和运作，大公司的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毁灭等内容，对经济现象和本质有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这三部作品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树立了熊彼特传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经济发展理论》借助“企业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新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确的提出静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循环流转，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经济进化理论既要研究本质问题，也要从实证分析入手，用历史的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或模式。在书中，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与作用，实现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结果和运作等问题，开创性的论述了“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充分运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根据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概念为基础，形成熊彼特的“多层次”的经济周期论。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经济周期的长、中、短三周期论，并认为周期的交织并存解释了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个别企业家的行为是具备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创新，再一次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理论，企业家创新的“模仿稳定”是熊彼特传新理论拨打、深刻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运用“创新理论”，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资本家来获取他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领头的创新家获得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崩溃并不是应为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衰落，利润将收敛到趋于零。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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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目前法学界的普遍见解，解释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1.文理解释。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字义、文义及语言的通常使用方式和逻辑规律所做的解释。包括文字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2.论理解释。斟酌法律理由，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本义的解释。它可分为：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传统方法，例如，价值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等。在经济法学教学中，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是最常见的。授课者只要抓住现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进行展开，先做文义解释，然后慢慢展开再进行论理解释，由浅至深，使讲授既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又能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也是整个法学体系之教学方法的共同点。目前经济法教科书内容编排的理念，通常不会跳出经济法总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两个大范围的配置，除了总论部分在法学基础理论上对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着墨较多之外，第二个范围基本上还是属于条文的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演示，这些都属于法学教育的传统基本方法。所以，讲授者往往只需讲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基本法律概念；第二，基本法律规定。但是经济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学科，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既是很多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也暴露出我们在经济法学课程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论抽象性强，欠缺实践操作性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抽象性，而现实却具有运动性和具体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注重概念的解释，考虑法律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不全面，它不能缓解法律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存在着一定差距，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导致课堂讲授缺乏说服力。

二）教师讲授的多，学生练习的少由于采取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讲解的多，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间内使学习者进人经济法学的学习情境，往往导致他们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要求对一门从未学过，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之障蔽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加困难。况且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训练，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经济法法学中关于经济法的渊源、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这些基础的法学底蕴往往形成了茂密的法学丛林，会使原先就属法律门外汉的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更加迷惘。另外，经济法学属于法学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猎很广，讲授者既需要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又需要熟悉经济学的知识。

经济法教学如果由欠缺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由于授课者本身欠缺实际的经济法规训练，往往把经济法学教授成单纯的法律条文解释学也就不足为奇，更谈不上指导学习者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了。

三）降低了立法意图与司法目的的协调性如果说立法意图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司法目的则为一种现实状态。一般来说，二者是统一的，但如果讲授者不能很好地做出符合实际的法律解释，就不能排除二者相互不协调的情况。从而出现原本经济法学知识的人门成本过重，学习者心理主动性欠高，久而久之，经济法的学习往往成为法学专业者心目中的“学了不能用”、“学了不会用”、“学了用不好”的老大难学科和非法学专业学习者心目中一件仅属于“不得不修”、“不修则不能毕业”的例行公事。结果就出现要培养他们在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感情就更加困难的现象。学习者会觉得经济法不过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某些方面的技术规则，无法体会法律学的精神与精髓所在，对于学习者学习后走向社会正确适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几无裨益。

二、科际整合教学方法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运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或称交叉学科或称边缘学科。

皮亚杰（JeanPiaget）曾于年提出这一说法。科际整合式的杂交确实培养了不少种类的学问新品种，从而形成了一种孕育新学问的方程式。在法学教育教学领域，科际整合的呼声与趋势并非近日之事，然而目前所谓法律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要求法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议题和成果，其他社会科学也不得不祛除对法学只是法条、判决的整理、记诵）的刻板印象。这样，所谓科际整合，才会产生值得令人期待的可能。

科际整合不窗是一种重要且富有创新性的研究理念。所谓科际整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采取两种或以上的途径并轨或复轨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知识。科际整合教学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经济法学教学方法。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之下，科际整合研究方法能够多功能地解决经济法学函需解决与分析的各项问题。

科际整合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故其教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应该是开放的。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下，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对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法更有一定的创新。

例如，以经济法学中的税法教学为例，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间各种利益和矛盾的调和或冲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立法者的原意与司法现实的差距以及有待完善之处。一般来说，在进行以法律解释方法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文义解析与论理解析等方法之后，如果尚无法得出对于税法的具体解释与理解，则应考虑运用来自社会学方面的资源，此举亦可以辅助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税法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在法律释义方面的功效理解。常见的传统法律社会学教科书里面，往往比较偏重由各个层面做分析，以领域解说的类别作为章节的分野。近年，出现较多的新著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分野，进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提供一种比较全面性的法律社会学视野，也促进了税法学与社会学科际整合的融合。

此外，法律经济分析计算方法也是科际整合研究方法的常见形式。经济学是一门强调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分析就是对所选择的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计算分析有助于在精确的数据前提下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以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分析方法是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主要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等分析的程序。可见经济法教学中涉及到的经济学基础，对经济法学中税法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经济学教材常有关于税收经济学的介绍，而且目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对税法亦从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等程序方面多有探讨，这对于以主修经管类专业为主的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透过其熟悉的既有知识体系来辅助税法学的学习，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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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