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本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医学基本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1-0080-02

Contact of Thinking Mod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in Teaching of TCM//Li Hanbing, Diao Qingrui, Li Genlin

Abstrac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building a suitable thinking mod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In this paper, the thinking mod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modern medicine we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systematically. This study is beneficial to the beginners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and the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modern thinking mode

Author’s address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China 50008

思维模式的构建是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一个必然环节，是教学相长的重要途径。中医学作为一门富有活力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两者也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因此，在教学中构建一种适宜的思维模式对于“教”与“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思维模式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也有不足之处，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对其内涵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才有利于将二者取长补短并进一步使之结合与升华，从而有效促进中医药知识的继承、传播以及提高与发展。

1 中医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

1.1 什么是中医思维

中医思维是指在中医药学知识背景下，对人类生命活动及其相关联问题的思考。中医思维方式，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长久稳定的思维定势，是一种被定型化的思维样式、结构和过程，是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的基本样式、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1]。

中医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征。

1）整体观念，即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各个脏器、器官、组织在生理病理上相互联系、协调平衡，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2）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辩证，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症状、体征，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对应的治疗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医形成“重整体”“重直觉”“重形象”等特征的思维方式。

另外，中医思维模式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导，并有机地结合抽象思维方式，以表象和观念为加工内容，以表意性文字和古汉语为表述工具，采用形象思维为主导的形象比较、倒果求因、类比推理等思维方法[2]。这可以说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统一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药的配伍、机体健康状态的和谐平衡等方面。

1.2 中医思维的文化内涵

中医药学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留下了璀璨的中医药文化瑰宝，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其中《黄帝内经》是体现中国古代医药文化最主要的奠基之作，其所融汇的众多学科知识，如天文、地理以及文字学、语言学、哲学等，均是以医药知识为载体予以表达的。

中医思维方式、方法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建立的，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所以，中医学科的核心是生命理念。如果中医思维方式和方法脱离了生命观的内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实践中，怎样通过中医思维找到解决方案，怎样使中医学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创新与发展等问题，都需用中医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予以思考、解决。

中医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具有相对稳定、自发及惯性特征，后者是中医学在实践中遇到某些具体问题时，通过思维活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概括、综合、归纳的过程中，先哲探索总结出经验思维、取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7种思维方式。中医思维所体现的整体、和谐、人性化、个性化、回归自然、回归本源等更符合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律[3]。

篇3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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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中医原创思维，是一项相当棘手和难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义，还必须改变长期因循的理论定势，需要沟通众多自我生发的孤立观点，区分几个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论定势的偏向需要纠正

理论定势偏向其一，中医原创思维是哲学命题，认定思维活动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此等认识的结论，大都缘于中医学同哲学的思维功能基本一致，认为思维活动只是认识万物和宇宙自身。尽管认知功能是思维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维的功能还有指导实践和规范行为、梳理层次结构与构建实践规则，创造价值与进行评价的功能。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曾说，中医学不仅体现了认识论上的知识论，更是实践论。换句话说，中医原创思维，不是为了认识而去认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解决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二，中医原创思维与中国其他传统学科思维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天学、物候等学科的思维进行解析，能够从外部间接了解中医原创思维。笔者认为，从思维发生的认知基础与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应等认识的逻辑起点来看，这一思路并无不当。但基础和特征并非思维本身，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界限不应忽视。中医学是以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调控法则为对象，要认识的是生命的机制与原理，要解决的是辨证论治的实际问题，故中医原创思维与其他学科思维大相径庭。

2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需要通约

通约，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科学哲学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常常称之为“可通约”。关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如王琦［2］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刘天君［3］提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王永炎［4］主张原创思维具有“特有”、“与众不同”、“创造性”3个属性，“科学与人文交融”、“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两大特点。刘长林［5］曾指出，中医原创思维应以象思维为主导;“象”作为思维单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较各家观点，突出共性，体现个性。研究者应当反思:为何上述研究的对象均有“象”的因素?各类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如果这些结论的孤立情况难以打破，无法体现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面内涵，设法找出的共同的结构、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盖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统一的定义?

3模糊的理论概念需要澄清

思维、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几个理论概念常常干扰我们对中医原创思维的准确把握。对方法、方式、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认识差异很大。在中医原创思维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够剥离开来单独加以研究?比如，辨证论治是方法，还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确了中医原创思维这个上位概念的定义，才能对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义并确立规则。笔者认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现中国原创文化底蕴

刘长林［6］曾说，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以时为正”。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侧重于时间维度，并基于此来统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整体生命状态的本质描述。中医原创思维的认识对象，是生命过程中的现象与运动、原理与规律，调整的是生命不断生成演化的动力与状态，应充分体现中国原创的文化内涵。

2充分容纳中医学术史上的原生意识活动

所谓原生，就是在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丰富与完善。这一过程就是中医原创思维的生发过程。在当前，必须从学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中医原创思维的界定问题。同时，在共时条件下，对中医原创思维进行深刻描述。

3充分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医学思维活动的特征，必须从面向临床实践的视角加以总结和归纳。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学思维，大约出现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黄帝时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汉和帝时代，才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4种模式进行总结，也就是医经、经方、神仙与房中4个流派特征。如《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义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虑中医原创思维的创造特性

鲜活的中医原创思维，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与规范过程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都会带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从临床处方论治视角来看，每一次面对病患都是思维创造的开始。因此，对于中医原创思维的总结及其对临床指导与规范作用、临床层面创新意识活动程序的描述，以及临床疗效的评价等方面，也应在中医原创思维定义中得到体现。

中医原创思维的结构性要素及定义的表述

中医原创思维，同其他思维活动一样，都具备符号—语言、秩序—规律、程序—规则3个最主要的结构性要素。

1符号—语言要素

思维活动是自始至终在符号或语言媒介中运作的思维活动。无论符号表述一种意象涵义还是抽象涵义，其总是作为一种指代流动于思维过程当中。中医原创思维关注的是一种称之为“象”的符号，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体、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思维活动单元。“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结果。中医学大多数的思维活动，都是以“象”为媒介发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气象、阴阳五行之象等，人体之象有脉象、舌象，以及证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难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围。“象”又是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以及外界环境信息两相交融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在认识与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时，将人体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实践中具体加以传递、交流和运用的意识活动。

2秩序—规律要素

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从混沌或无序中发现或建构秩序的意识活动。中医原创思维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类生命运动、现象的秩序与规律为解释中心的意识活动，是指导临床实践并促使临床行为与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有序化的意识活动，也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并促使价值模式和尺度标准化和有序化的意识活动。客观地说，中医原创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与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医原创思维也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价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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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模式 中医整体模式

模式作为一种学术术语，在不同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内涵，它既可是思想体系，又可是思维方法，具体在医学领域里称之为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在医学实践中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医学发展的特征、水平、趋势和目标［1］。中医无医学模式一词，但《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中即明确提出“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同于医学模式［2］。

1 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3～5］

医学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对待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神灵创造，人类疾病也非神灵所为，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人类开始以自然哲学理论解释健康与疾病。如中医学以《内经》为标志，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以“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思想为特色，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理论”“七情致病”等为核心的中医整体医学观，将健康和疾病与外界环境以及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中医医学模式”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范畴。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社会变革。瓦特发明了蒸气机，使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掀起了产业革命的浪潮。顿时，机器似乎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时起主导和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也与机器分不开，这便是机械唯物主义。在“机械文化”的影响下，盛行着以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观点，如把人体看成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动是杠杆，饮食是给机器补充燃料，大脑是这架“机器”的操纵盘，等等。法国医生拉马特利编著《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疾病是因机器某部分失灵，需要修补完善。这种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状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倾向，这就是机械论医学模式。从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显微镜的发明，创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传染病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细菌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而且通过培养基认识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细菌；与此同时，一些医学基础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免疫学等都在蓬勃发展。生物学的长足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生物医学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体，认为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与病因3者之间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破坏便发生疾病。这种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医学观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医学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科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时，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曾经为人类健康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因为这类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学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这个问题，中医学早在《内经》时代，就说得很清楚了，而现代医学直到今天才刚刚认识到。）于是，20世纪70年代，WTO提出了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这就是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模式变化发展的趋势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着科学、理性和综合方向发展。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是向科学方向发展。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则是向整体医学模式方向发展。

2 中医医学模式的特色

《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中医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医学模式构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反映了中医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过程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其特色地体现在：①“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中医学对健康的认识，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天)3者处于和谐状态，谓之“天人合一”。同时更强调人体本身(形)与神志功能(神)要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谓之“形神合一”。如此，人就是健康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②邪正交争、阴阳失调的疾病观：健康的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医称之为“正气”，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形成了“邪正交争”的局面，正邪这对矛盾可通过机体自身的调控，正能胜邪，则维持着健康状态，即《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正不胜邪的条件下，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人体就会患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医学认为，生命运动的过程是阴气和阳气相互运动变化的过程，健康意味着人体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谓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旦邪正交争的结果使阴阳处于失衡状态，即阴阳失调，人体就会患病。中医在认识和治疗疾病上，自古秉承“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祖训，道理就在于此。③治病求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治病求本”，就是寻找出疾病的根本机制即“阴阳失调”而治疗。在此前提下，治和防如何处理呢？中医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贫富贵贱，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卒始，八正九候。”如此则“诊必副矣。”

在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医医学模式在内容上较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丰富和全面，包含了作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个基本方面，对现代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促进中西医学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指导意义。

首先，从研究对象［6］上讲，虽然都把具有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把人作为医学模式的核心。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侧重于生物物质形态(空间结构)及由此形态负载的功能研究；中医学自古以来就秉承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它所治疗的对象是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的“阴阳失调”的人，防治疾病一贯重视人的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而且，中医学理解的“生命”，比“生物”更深刻，中医研讨人的生命活动机制，侧重于功能过程，涉及健康、疾病的深层本质。它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取代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以促进健康，防止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代替以单纯防治疾病为目标的医学模式；是一种从人们生前到死后持续性照顾，而非断续性的只在患病期间治疗的医学模式。

其次，从医学模式的基本特征［7］上讲，两种模式都强调人的疾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一直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放于社会之内，把人作为自然、社会中的一员。《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形神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以分析其机能状态，并结合其所在的环境变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个性化治疗，这也是中医学精髓所在。

再次，从考察视角上看，中医学从综合角度考察疾病，重视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活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贯穿认识和治疗疾病全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把人的健康和疾病置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三维结构中考察。对“环境”的认识［7］，中医医学模式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两大环境及其统一，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只标明社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显然，“环境”比“社会”更全面。

3 小结

本文通过对人类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中医整体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医学整体模式以其丰富和全面的内涵而独具前瞻性，其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具先进性，是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型中追求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医医学模式的科学价值与特色，对探索如何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冀中，高德馨，张洪涛，等.医学模式［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0：3.

［2］薛崇成，杨秋莉.中医的医学模式与中医学心理学［J］.亚太传统医药， 2006，1：32.

［3］张桂芝，董兆举.医学模式演进与哲学思维［J］.西北医学教育，2006，14(5)：507.

［4］户明和.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中医药发展前景［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1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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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命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当前语境下中医学发展的需要，看似高妙空玄，实则很接地气。提出这些命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医，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十分不易。相对于另外 4 个命题，中医原创思维更具有基础性，一旦研究到位，不仅有助于合理说明其他命题的内涵，而且还可以发挥消除存在已久的中医异化与分化的积极作用。从字面而言，中医原创思维的说法较为宽泛模糊、学理性较弱，为方便系统深入探讨，本文采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这样可以提高命题的刚性，增强论证的强度。由于命题本身复杂，需要首先明确如下 3 个问题，以作为全面研究的基石。

 

1 何谓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首先需要对“中医”、“原创”、“思维”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题本意的说明，不可望文生义地随意发挥。这里所说的中医，其主体是狭义的，是在汉文化背景下生成、发展、演化而来的医学知识体系，不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回医学等广义中医学范畴的民族医学，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与实践环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区分，势必造成新的混乱。

 

原创也有 2 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基于医者个体实践的，不同于传统，也有异于同时代其他医者的个性化创造; 另一种则是基于中医传统整体的、不同于其他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创造，后一种理解符合命题本意。思维在此处的含义不是局限于严格意义的概念、判断、推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而是综合性的认识过程，更接近于“认识论”和“认知”。模式不是对一种或一类具体中医学认知方法的说明，而是对中医学知识积累中带有共性的普适规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个概念中，最重要且争论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种代表性意见: 一种认为中医不存在模式，只有灵活机动、因时随势的各种方法，充其量可以说是方法体系; 另一种主张模式在中医学中存在多种形式，是一系列类似武术套路的程式，属于技术范畴; 第 3 种观点认为中医学尽管个性化色彩较为明显，看起来缺少一个共同的标准化基础，但实则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础其实是存在的。如同风筝在天空中看似随意飞舞，但有一条线始终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这条线是柔性的，不是一条刚性的铁丝罢了。

 

笔者倾向于第 3 种意见，也曾经思索过为何中医学的标准是柔性的，而非西医那样的刚性标准。与中医放风筝模式相比，西医的模式可以看做牵引式航空模型，它有两个特点，其一牵引线是铁丝，其二它靠自身动力，不受环境中风的影响。显然，尽管风筝与航模的运动形式不同，但两者间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飞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风筝的动力由环境风力提供，故受环境影响较大，而航模动力则由自带的发动机提供，受环境风力影响较小。所以结论是，两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飞行器，但类型不同，一种是环境动力型，另一种是自身动力型，故技术标准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线，后者则是刚性铁丝。

 

中西医也可如此类比，功能相同，类型不同，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医建立在自然主义文化基础之上，而西医则建立在技术主义文化基础之上。

 

可见，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规范，不是个性表现。中医的存在形式有两个，一个是文献知识，一个是职业实践。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些文献将无法组织成为体系，供人们学习与传承; 如果缺少公认的规范，中医也无法以职业形态存在于现代社会，得到患者的信任与选择。因此，问题不是中医有无模式，而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中医自身成长在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环境中，模式意识不强，经验、多元倾向明显，因此没有强烈的标准与规范需求。

 

在以西医为主导的技术主义文化氛围中，标准与规范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为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也规范为相似模式一样，这是一种面对强势文明的自我发现与调整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鉴，在内容上不可异化，否则道教也就成了佛教。冯友兰用“新瓶装旧酒”对这种文化更新活动做出了适当的方法论说明，既生动又准确。中医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说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识到这种说明是必要的，是对发展中医有利的，不要觉得委屈，也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

 

2 为什么要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百年来，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文化整体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国学部分更是损失惨重，到目前为止，曾经独领世界学术数千年的天学、地学、农学、工学、算学、兵学等学科成体系地被西方科学替换，惟有中医学一支仅存。但在西方近代还原论科学的大环境中，整体论的中医学处境艰难，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形形的不合理质疑，或者不断边缘化到民间领地，或者在体制内被迫异化以适应狭义的还原论科学规范。久而久之，不仅中医学的学术和实践功力弱化，而且渐渐迷失自我，失去明确的方向和学科的立身之本。通过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医学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之务。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医学知识的属性定位，而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涉及对中医学知识类型的定性。如果认定存在一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医学是有理论体系框架与方法论支撑的、高质量的知识系统，而非没有内在联系的、难以传承的经验性知识碎片。而进一步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可以凸显中医学知识的独特性，强调其主体性，在弱势情况下有效捍卫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创造性，从而增强行业内的信心和公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学术建设与社会健康服务。

 

一个直接的重要结果，就是对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中医科学性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即中医学是探索生命活动机制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虽然与西医的还原论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与还原论科学等价的整体论科学类型。两者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适用范围有差异，应该互补、而非互斥。

 

中医学有其整体论模式的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以用还原论模式改造，那样势必导致毁灭性后果。中医学自身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它独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基础的方法论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创思维模式。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完善自我，现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将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与病理学命题建立在西医以细胞、分子、线性关系为标志的还原论生理学基础之上，那将导致全面的异化。而应在系统、信息、非线性这些与传统中医学理论通约的复杂性科学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医学在现代大科学环境中的恰当位置。这样不仅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摆脱被动、孤立的处境，而且能够推动新的广义科学观的建立与深化，可能发挥引领科学新一轮变革的积极作用。

 

3 如何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从这里开始涉及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问题，总体而言，宜在医学、哲学、史学 3 个角度展开讨论。医学角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医界认识问题的个性化倾向如此明显，以致难以找到普适规范的基础? 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也有两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如何体现? 以及如何理解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还是两个: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是稳定存在的，还是动态变化的? 在西方医学传统中有否类似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相应形态，如果有，它与中医学的关系如何?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因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随问题而生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问题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灵魂与原动力。

 

比较中西医的思维模式，需要确定相同的时间截面，这里所说的中西医是当下并存于世的两个医学体系，而非过去的两者。概括而言，西医的思维模式是还原论，中医则是整体论。还原论的观念基础是“天人两分”，观察视角为“实体本体”，研究对象为“局部结构”，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体论的观念基础则是“天人合一”，观察视角为“关系本体”，研究对象为“整体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与还原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形式逻辑，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清晰、抽象、线性、刚性与排中; 而与整体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辩证逻辑，也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模糊、意象、非线性、柔性与守中。正是因为整体论模式的辩证逻辑特点，采用此模式的中医学个性化色彩明显，规范性基础不强。

 

这里导致非均一性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心理。西医知识的起点，近代以来以实验室为主，作为研究对象的细胞系和实验动物可通过近交系培育实现均一化，但中医学知识的起点则是临床人体，无法均一化，因此个性化诊疗无可避免。个体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最终中医的特长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与环境动力的医疗作用了。

 

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中建立适合中医的规范，其要点是 “弹性”，即刚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个体)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医那样过度排除个性化因素的刚性“铅球”规范，也避免传统中医过度强调个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团”规范，建立一个既能体现现代社会的普适规范要求，也能保留传统中医个体化诊疗优势的弹性“皮球”规范。皮球的优势便是兼备了铅球的常态固形，以及面团的动态变形的双重特性。

 

有学者主张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中务必区分中医与中国哲学，其实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传统的学问中，哲学与科学是无法分割的，而在现代科学环境中，像思维模式这样的方法论问题，往往属于科学哲学范畴，更是不能分开。因此，要找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只能到中国哲学中去。认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如同人的两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纷繁的人类认识活动，说到底基本类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

 

中国哲学中这两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类型。西方哲学中也有这两型，与中国哲学相反，主流类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的体现，也是其自身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引申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视角、对象、方法三个要素。目前已经形成分别从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角度提出的两个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刘长林的“以时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体”、“气为一元”和“取象运数”。两者之间的对应点在于时空关系中的“重时”与形神关系中的“重神”，本体论中的“自然”与“气”，认识论中的“意”与“数”。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虽新，但其存在却已十分久远，至少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成型。模式的本质是方法论，它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组织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医学知识才会不断地自组织，在历史长河中适时强化其理论内核，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在演化中逐渐完善。除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内部的自组织机制，还有两种外部力量时刻影响着它的发展进程，一个是人类学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学因素。

 

人类学因素带有根本性、源头性特征，社会学因素则带有过程性、即时性属性。可见，人类学因素相对稳定，与常说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会学因素则时时变动，与通常意义的“术”吻合，和技术形态一致。由此可见，更多反映观念与民族气质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内涵上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则会因时随势发生对自身有利的嬗变。西医的历史相对于中医较为复杂，它包含了除印度医学和中国医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医学体系，如埃及医学、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希腊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等，这些医学体系的类型呈多样性，既有整体论也有还原论，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凸显了以还原论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医学风貌。就是在现代，受生物学中实验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两个传统的影响，医学领域依然存在还原论的实验传统以及整体论的观察传统之别。其中实验传统为主流，但伴随转化医学理念的兴起，两个传统之间的融合已经开始。可见，整体论科学非中医学所独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医学的影响，则是一个难于简单回答的问题。

 

近代以前，通过阿拉伯医学的少量间接影响是有的，直接影响则缺少证据。近代之后可以明确地说几乎没有对西医主流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一些非主流医者则有一些点滴影响。较大的影响始于 1972 年带来的针灸热，之后中医学以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的身份持续对西医影响至今，且渐渐深入。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中西医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类型，但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两个医学体系独立发展，相互影响不大，两者的整体论类型表现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与技术特点。

 

参考文献:

 

[1] 邢玉瑞. 中医思维方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孙关龙，宋正海.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自然国学[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4] 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篇7

任何一种理论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并将反映的内容准确地表述出来，就必须使思维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中医理论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自然、人体和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因为中医思维遵循了一定的逻辑规律。虽然中医没有明确提出逻辑的概念，但却一直在不自觉地运用着逻辑的思维方法，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因关于逻辑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故笔者搜集近十年文献，作一综述，以期对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思路。

1 中医理论体系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吴永贵等［1］认为中医学科学发现和理论构建的逻辑方法，既有通过归纳法发现一般原理，建立理论体系，也有通过类比、想象、提出假设、逐步验证而形成理论；认为中医学逻辑方法的基本特征是：①多向性和多面性一体的特征；②辨证思维的特征。任秀玲［2］认为古医家运用中国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建构了中医理论体系。“应之道”指导中医学认识和发现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构筑了生理之应、病理之应和天人之应的理论框架。同时作者认为“应因之术”是以客观事物的实(实体)与形(形象、征迹)为基础，提出的解决名实如何一致、相符的逻辑方法。

刘喆［3］认为类比推理方法贯穿于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应用。认为脉、经、络的提出，是以类比法为依据的。在经络生理方面，类比推理方法被用于说明阐释其功能作用。文末作者综合地评价了类比法的应用价值，认为类比法在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中，一方面给予医家们在理论创新上以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经络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获得了形象的基础，促进了它的形成。

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经络学说的深入研究，使经络的认识停留于表象。高京宏等［4］通过分析历代医家对体质从现象分类到本质分类的认识过程，从初步的现象分类、进一步的归纳分类和深入的本质分类三方面对中医体质理论中的逻辑思想作了简要论述。

邢玉瑞等［5］认为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使用的逻辑思维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与形式逻辑学中的类比法并不完全等同，有其显著的特征与重要的价值。探讨了类比思维的概念、推理形式及特点。认为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即象)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称为中医类比思维；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分为比类、类推、比附3种；类比思维具有横向运动和联想性的特点。同时还论述了类比思维在建构藏象、经络理论，推论经脉气血运行与多少，阐述脏腑功能及阳气生理等方面的作用。孙雨来［6］认为中医对于治则、治法的确定，多是利用类比思维，取法自然之理，推入医学之中，成为医学之治则、治法。王志红［7］认为以五行为主线的类比法是中医学的主要逻辑方法之一。在五行类比的逻辑式中，其结构是：特殊-(五行)-特殊，五行是中介，借此中介过渡，才完成了由此及彼的类比推理。此外，中医学结合具体的医学理论及诊疗经验，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论类比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诊断及治疗，在这些类比的逻辑应用中，都是以五行作为中介而展开的。周唯［8］认为以辨证论治为主的中医诊疗活动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实践活动，逻辑思维是其中普遍存在的思维现象。论述了逻辑思维方法的应用及特点。章新亮［9］认为中医作为传统医学，虽然是通过象形思维来认识事物，但同时中医之象注入了逻辑思维，由象而进入理性分析。即中医认识人体的方法是象形的逻辑思维方法。文中从3个方面进行阐述：①物象以形和意构造逻辑思维；②形和意相结合的辨证思维逻辑；③中医象形观的逻辑形式，其中分为归比逻辑和推理逻辑。卓同年等［10］认为中医历代以来之所以能够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施治，除了依据长期的经验效果之外，善于运用成熟的逻辑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极吸收了东西方各类逻辑思想并不断运用这些逻辑来指导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逻辑形态。从本质上说，中医的这些逻辑思想和方法是一种蕴含在各种具体问题之中的应用逻辑，是发展中医学的重要思维工具。鲁兆麟等［11］通过对近代名老中医医案的总结，指出其中运用的一般逻辑思维方法为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临床中分析与综合常结合使用，归纳与演绎也常互用互补。

2 《伤寒论》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陈宝明［12］认为《伤寒论》之所以能确立祖国医学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历代医家所推祟的不朽之作，正是由于张仲景掌握和运用了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从而揭示了六经病证的内在规律。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①六经辨证的归纳演绎法。②六经辨证的分析综合法。③六经辨证的假说验证法。其中作者将假说验证法分为了病因的假说验证、诊断上的假说验证、六经病治疗的假说验证、六经病传变的假说验证以及六经病预后的假说验证五点。④六经病的比较分类法。陈瑞春［13］就《伤寒论》中常用的逻辑方法，如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推理等方面做了简单的归纳整理。王历等［14］就《伤寒论》中常用的比较法、推理法、分析和综合法以及归纳法作了初步探讨。其中，比较法分为对举比较法和互参比较法；推理法分为判断推理法、排除推理法以及试探推理法。钟玲［15］认为《伤寒论》通过许多条文具体表述了诊断假说的建立和验证过程。如第56条，就体现了一个诊断假说建立和验证的3个步骤。

3 《金匮要略》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宋建平［16］认为《金匮要略》中所涉及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有取类比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而且这些逻辑方法在中医学中有着较广泛的运用，并举出《金匮要略》中相应的原文逐条进行了论述。赵力维［17］将《金匮要略》中所运用的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等逻辑方法作了简要论述。文中指出《金匮》一书分别从症状、脉象、病机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举出关于“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原文为例；对于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以《虚劳病篇》为例进行了阐述。

4 《内经》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史新民［18］认为《内经》中的全息逻辑方法（全息思想：局部显现的信息是整体的信息的浓缩），以天人相应为基础，以生命活动的各层次系统为对象，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动静、刚柔等范畴形成具有自我修补功能的公理系统，从而克服了用静止的概念把握运动的状态，用抽象的范畴把握具体生命活动的局限。特别是比类取象、司外揣内、比类别异、慧然独悟等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赋予《内经》以无限的生命力。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内经》全息逻辑方法的特点：①《内经》全息逻辑范畴的具象性；②全息逻辑范畴的对偶性；③全息逻辑的非线性因果思维；④全息逻辑体系的自我修补特点。董尚朴等［19］简要阐述了归纳、演绎、类比以及验证在《内经》中的体现。

5 中医教学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邢玉瑞［20］从明晰概念、严密推理、辨证思维3个环节探讨了逻辑方法在中医教学中的应用情况：①概念的界定与匡正。中医教材对概念的正确定义重视不够，常有疏漏之处，如中医学两大特点之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基础理论》中没有明确的定义；②推理方法的应用。中医学对阳气的生理功能、节律变化的认识，采用了类比的推理方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若天与日。”③辨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如反佐法是《内经》提出的组方配伍方法之一，是针对方剂的主要治疗作用与部位趋向，配伍一二味性质、作用相反的药物，以达到纠偏克弊，或顺应四时变化，治不违时的目的，具体应用可分为寒热反佐、升降反佐、开合反佐、动静反佐等，反映了中医辨证思维对立统一的特点。

6 小结

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发现对中医关于逻辑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其中逻辑方法的研究更是寥寥。透过此综述可以看出，逻辑方法的研究虽然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但论述多是只言片语，没有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只论述了个别逻辑方法，很不全面，存在诸多问题。逻辑学虽然对中医来讲是一个新概念，中医学没有具体讲述逻辑学的知识，然而中医学这个严密而完备的理论体系，却处处体现着逻辑学理念和方法的运用。中医经典著作作为中医的根基和灵魂，逻辑方法的运用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故加强中医领域内，尤其是经典著作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新的突破口，同时也为广大中医人提高临床辨证的思维能力，加速自身思维的改造，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章涤凡.中医学的逻辑方法［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5， 28(2):3.

［2］ 任秀玲.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是形成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6):15

［3］ 刘 喆.从类比逻辑方法看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发展［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4，11(2):39.

［4］ 高京宏，龚海洋.中医体质学研究的逻辑思想浅释［J］.中医药学刊， 2005， 23(2):316，335.

［5］ 邢玉瑞.孙雨来类比思维与中医藏象学说的建构［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26(6):414.

［6］ 孙雨来.类比思维在中医治则治法中的意义［J］.中医药学刊，2003，21(3):370.

［7］ 王志红.五行类比的逻辑结构［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6，19(4):23.

［8］ 周 唯.辨证论治中的逻辑思维应用举隅［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27(5):335.

［9］ 章新亮.中医象形观与逻辑思维浅探［J］.湖北中医杂志，2003，25(2):6.

［10］ 卓同年，谷培恒. 论中医临床思维的逻辑方法及其运用［J］.新疆中医药，1999，17(2):1.

［11］ 鲁兆麟，杨蕙芝.近代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72.

［12］ 陈宝明.《伤寒论》六经证治思维逻辑方法初探［J］.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 1999，19（4）:27.

［13］ 陈瑞春.陈瑞春论伤寒，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28.

［14］ 王 历，周纯杰.《伤寒论》的逻辑方法初探［J］.中医药学报， 1988，16(3) :18.

［15］ 钟 玲.浅谈《伤寒论》中的几个医学逻辑问题［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1，14(3):21.

［16］ 宋建平.《金匮要略》逻辑方法拾隅［J］.国医论坛， l991，6(6):10.

［17］ 赵力维.《金匮要略》几个逻辑方法举隅［J］.吉林中医药， 1986，6(2):9.

篇8

some thought on tcm development

guo yo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310006）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篇9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篇10

从学术演变的历史看，中医学术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

1 早期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方技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家。“神仙家”为迎合秦汉帝室向往长生的欲望而繁荣，《汉志》载录《宓戏杂子道》等十家共205卷，按其“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4］1 780的意旨，实在与我们理解的医学距离甚远。“房中家”亦不同于今天的“性医学”，倒是与后世在贵族宦门中秘传的“房中术”有更多牵连。因此，《汉志》方技四家只有医经和经方算是医学。“医经”一派“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4］1 776，显然更关注医学的基础，而“经方”一派则径言“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4］1 778，于临床有更大的激情，两派各擅其能，又皆有所短，已是中医学术流派的雏形。需要注意的是，被后世奉为不刊之典的《黄帝内经》不过是“医经”之一，自然还不具有后来的权威。随着时光流转，医学的格局发生变化。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不曾直接提及《汉志》中的任何一家，可见文献的散佚相当严重。张仲景曾“撰用”的《素问》、《九卷》，经过《甲乙经》、《脉经》的征引以及皇甫谧对其与《黄帝内经》关系的明确肯定，大约在魏晋之际成为了医经派的旗帜。此后，南朝全元起作《素问训解》，隋代杨上善作《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作《黄帝内经素问注》，医经派沿着《黄帝内经》的脉络在充实、提高和趋向精致。

经方与医经不同，与临床直接相关的特点决定着它更具有活力，也注定会更加繁荣。《隋书·经籍志》载医书“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5］，其中以“方”为名的约70多种，经方派的繁荣可由此得知，至于2 600卷之巨的《四海类聚方》，更是经方派的盛举。东晋葛洪是大学问家，曾在《抱朴子》中表示过对医学的不屑，却编撰了《肘后百一方》，该书经梁代陶弘景补阙而传于今，即《肘后备急方》。葛洪萃集医方，但为救急，因此不讲太多的医学原理，自当是经方一派。孙思邈、王焘多有引用的姚僧垣《集验方》、陈延之《小品方》等，亦不越此范畴。南北朝的分裂导致了医学的隔阂，现实的需要却催促着医学的进步。方、药、法、术的不断积累，以及人们对理论的研究和传承，医经与经方在相通而又不同的层面上绵延着彼此的执着，当时的中医临床是一种异彩纷呈的景象。

唐代的统一与初唐至盛唐的百年繁荣，为中国医学的总结、归纳、提高提供了条件。《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不仅是唐代医学的双璧联珠，而且有着相似的特点，即将“方”、“法”统摄于相应的理论之下，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表现得尤为典型。与《肘后备急方》和只能从前代文献中略窥鳞爪的《集验方》等相比，《备急千金要方》以论统方，先论后方，方必据理，理以方明，表现出医经与经方融合的迹象。如果说隋唐以前数百年的医学还是在相对的艰难中前进的话，初唐至唐代的繁荣与稳定，不仅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为学术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孙思邈是善能综合的大家，于医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在似乎无意之间开创了医经与经方两派互融互通的风气。如果确认《汉志》四家是学派的概念，那么这种学派传承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融汇的迹象。这种融汇是医学长期厚重积累的要求，医学到了唐代已不能满足于学派在临床与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医学是一个从理论到临床的综合体系，学术学派则同样应该是一个由理论和临床构成的小体系，偏重临床或偏重理论，反映着医学的相对幼稚与贫弱。因此，从《汉志》四家到隋唐时期，中医的学派只能算是早期学派，而《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著的出现，为宋元及宋元以后成熟学派的蜂起创造了条件。

2 成熟学派

宋辽金元是一个动荡多戕的时代。宋与辽、金、蒙古的复杂关系，不仅导致战乱频仍，而且将中国带入又一个南北朝的噩梦。战乱与和平的交错，人们不能不有更多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步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代。北宋时期，医学积累已相当丰厚，学科分化也已基本完成，临床手段更加趋于多样，加之印刷术为医学文献提供了传播条件，医家们可以不再重复孙思邈“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惆怅，于是便将更多的关注从寻找方法转向思考问题。以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的理解发挥为契机，成无己、庞安时、刘河间、张元素各名其家，由刘河间而荆山浮屠、张子和，由张元素而李东垣、王好古，再由荆山浮屠而罗知悌而朱丹溪，由李东垣而罗天益，学派在绵延中嬗变，医学在学说的繁荣中进步。“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6］，宋元医家不再重复当年医经与经方的理论与临床之争，而是在临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临床特色。他们所争执的非如医经和经方那样是两个层面的内容，而是在同一个层面展开真正的争鸣，刘完素与张元素、李东垣与张子和，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而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素问玄机原病式》、《医学启源》、《脾胃论》、《儒门事亲》虽各有侧重，却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将理法方药贯串为一个整体。将宋元时期的学派称为“成熟学派”，依据也在于此。成熟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的成熟与丰满，推动着中医学术的不断创新。

学术流派表现为动态的过程。温病学派兴起于清代的江浙地区，而其萌芽则在金代的河北河间，其间经历了蜿蜒曲折的学术传承，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学术传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学术的嬗变。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强调五气化火和五志化火，其着眼点在于火热邪气为患。张子和承袭了刘河间对邪气的关注，将攻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对火热似乎缺少了刘河间那样的激情。在张子和眼中，邪气是可寒可热的，未必都是曾引得刘河间高度紧张的火邪与温热。到了朱丹溪，火热仍被关注，但更多的火热来自人身的相火。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所以要寒凉，张子和紧盯邪气为患，所以要攻邪，而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要滋阴，中医在厚重的历史积累上进入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

学派产生的根结在于见解不同，不同的见解必当引起争鸣，学派间的争鸣既是一种现象，也是学派乃至整个中医学术发展的动力。张子和为力证攻邪法的正确，对《内经》以下的相关理论不仅烂熟于心，且能融会贯通而出新说。朱丹溪为力证《和剂局方》之误人，驰骋于理学和医学两界而能进退裕如，虽然其将医学与理学挂钩显得有些勉强，但却着实为理论创新找到了一种方法。

3 现代学派

中医学术至近代而一大变。西医的传入与发展不能不对中医产生影响，于是中医学术的整体价值更为人所关注。中西汇通学派应运而生，有关中国医学的种种思潮纷纷涌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的企图更使得中西医论争趋于白热化。“中西医汇通”只是轮廓而言，其中各家持论多有不同，实质性的学派活跃在“中西医汇通”的大潮流之中。但是，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即使显性的学派传承关系隐没不现，但学术本身并不因此而真正消歇，学派学说以相对隐性的形式绵延，并发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如《验方新编》的问世归于“经方”的遗风，似乎未尝不可。在当代中医学术领域，广泛使用的“补中益气汤”时时传达着“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7］的信息，而六味地黄丸较之金匮肾气丸更高的使用几率，也使得“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更容易为人接受。今天，不仅由于中西医并存而出现了“经典派”、“现代派”和“结合派”［8］这样的轮廓性学派，当代名老专家基于传统而融会古今的学术，正在通过师承或私淑形成新的学派传承关系，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传布，形成新的实质性学派。当代学派具有传统学派的基本特征，其特色性的经验、观点、思想反映着现代条件下中医学术的创新与进步。

据此，中医学术流派可以分为“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三种。早期学派主要完成了中医学术的渐进式积累，如药物的发现、方剂的创制、疗法的丰富、一般性理论的归纳梳理以及主要学科的分化。宋元医家在前述过程基本完成、医学需要新的质变式的发展的情况下，在传统的框架中开始了争鸣式的学术探讨，并通过著述传布思想，通过授学培养传人，以学说、医著、医家和传承关系构成成熟的学术流派。宋元学派较之早期学派要成熟得多，清晰得多，对现代中医学术的影响也深远和深刻得多，因而可称为成熟学派。近代以后，由于西医传入的影响，中医学术发生了较之此前要激烈许多的变化，传统的学派在绵延，新学派在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科技条件下产生，立足中医传统而融会现代科技，成为现代中医学派形成并发生影响的新特点。名老中医的特色经验、观点、思想既来自传统，又有所创新，并通过某种更可靠的方式绵延，形成新的学派。“学术流派的形成和涌现是激活理论创新的源头，学术个性的弘扬是形成理论建树、造就大师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时代需求”［9］。因此，研究中医学术流派，对促进现代条件下的中医学术进步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8.

［2］张仲景. 伤寒论［M］.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2.

［3］张子和. 儒门事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65.

［4］班固. 汉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62.

［5］魏徵. 隋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73：1 050.

［6］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上海：中华书局，1997：1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