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2 15:08:2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财政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治理的支柱。在财政范畴下,有关于税务等多个管理内容,并且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方面改革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财政基础以及相关体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维护市场大环境安宁,本文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完善及发展。
一、财政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财政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重要支柱这一看法。在以往的财政地位描述中,是将财政的涵义定位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于我国财务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动,将部分社会资金用于国民生产或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对于社会的需求。国家治理框架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语言,与财政概念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因为国家治理框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内涵,而财政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样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范围内,而在以往对财政的定义中,只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经济中的一个小范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对财政进行定位,将财政的认识更进一步,使得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
二、财政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程度,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增多。为建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开展了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努力构建我国形象。此外,财政是国家资金使用方面内容,有关于国家建设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在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推进治理体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将财政作为其中的关联点,是有必要的。
三、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现
我国税务制度已保持了较久的时间,但就当前改革开放的相关情况来说,税务制度仍然未转变为一个引领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税务制度的表述从之前的公共财政转变为当前的现代化财政,在公共财政当中,税务制度所带有的直接性质为共有,其财政性质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而在现代化财政当中,国家财政情况的转变主要与时展情况相关,从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上着手,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现代化程度相关,构建出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财政方式。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财政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现代化财政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时代元粗,更为深刻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程度与时俱进,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创新点。现代化财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特点,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有关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将建设后的服务设施及其他实体建筑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当中,更好的营造社会主义文明氛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四、财政基础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当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法治管理当中,在其活动中体现的是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为准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法治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党已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运作长治久安。因此,将财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部分,同样需要受到法治内容的限制。但当前我国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财政的法制观念并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应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财政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社会的框架中,并且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财政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填补当前财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税务制度的法治规范
有关于税务制度的法制规范有三点。其一是将财政状况作为法治的出发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针对财政状况进行相关活动时,要详细记录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处,构建合理动态的财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规范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必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其二是有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预算,从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关于政府财政的公开性,应将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公开,做到权利由民监督,避免以权换钱事件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开始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在财政基础理论中,主要指出了财政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情况与税务制度息息相关。此外,有关于税务的相关改革是我国各个方面改革的结合点,从税务进行改革可以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将财政作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进行建设,可以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这两个阶段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赞同要从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中国现在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管理服务型政府,因为管理提升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单纯地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两化叠加”条件下的治理难在何处
一是致使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说这种努力“标准太低”“太滞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关于后现代化的努力同样会有人说,“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说你滞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没有几辆车,又觉得你太超前。
其实,我们既有现代化的任务还没完成,又拉到了后现代化的阶段,如果我们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达成共识,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还常常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或者用与现代化阶段相匹配的手段处理后现代化的课题,所以无论是从宏观决策层面还是微观的角度,难度都很大。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但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错位。由于处于“两化叠加”的时期,政府的发展应该是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所以现在简单地强调从管理(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显得有点急。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治理的理念才刚刚进入。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资,当时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要向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的,2003年以来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由于从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确实出现了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把招商引资的热情转向开发房地产。可见这个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点,我认为很多差距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思路应该更清楚一点。比如现在的地区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实际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城乡差距。比如说有一次我和西部省会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区差距,我就问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吗?住房比我差吗?开的车比我差吗?”不差,甚至比我的都还好。那么差在哪儿?实际上不是差在个人,是差在西部整个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当中,农民、农村比例比东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细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区分地对比,一会儿拿现代化跟后现代化对比,一会儿反过来拿后现代化跟现代化对比,就会给人以“乱”、“矛盾多”的印象,同时会不切实际地抬高要求,进而带来更多难题。
如何应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
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要特别强调,我们要继续强化管理因素,我们的管理还要继续补课,目前重点应强调“管理-服务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即兼顾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现代化”阶段的主要任务侧重强化管理,“后现代”阶段的主要任务重在扩大服务。同时,注意强化细节管理和流程管理,改变“重体制轻机制”的习惯。
加快城市化进程。虽然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土地、财政等等问题,但是当我见到媒体贬损城市化,心情总是不愉快。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靠城市化解决。就像你跟西部的朋友对比,他们个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你差,差是差在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西部农村和农民的比例比较高。这些问题还是要用后段加速,而不是降速的办法解决,中国就得有速度,中国没速度不行。要用融合而不是划界的办法,推动城市化健康提速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去积极弥补“两化叠加”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断裂”现象。
在各种政府的说法当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有为政府”,也就是一个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但是我说的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不是比现在的政府更强,比现在的还是要相对的偏弱一点,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比起来,它还是要相对偏强一些。它的特点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职责优化、行政主导、注重绩效、规模适度、制约有力、敏捷灵活。
这里面我强调两点,一是要坚持注重绩效,虽然我不赞成搞成企业型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比较讲绩效,它拿绩效管着你,还是有效果的。另外一个是敏捷灵活,我接触国外一些同行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评价要好于政治学教授,尽管他们的角度也不一定全面。我就问他们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好评根据是什么。他们就说中国政府很积极,做事积极想办法,反应快,很敏捷,这就可以了嘛。
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考虑公共政策整体平衡问题,避免政策指导思想的不平衡、不统一所可能带来的治理困难。看事不能只看这一个事,要考虑整体平衡,既要考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当中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平衡问题,也要考虑纵向平衡,就是中国现在正处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几乎同步推进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发展得快,主要靠的就是这两个阶段同步推进。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现在有一个说法,好像中国基础设施不能再投了,再投就过了。其实不是的,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还是没灯的,但我去过的发达国家,大多数高速公路都是有灯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路灯也不算太亮,还有我们自来水的水平还比较低,等等。这些小事对整个平衡问题的解决很重要。
1. 生态现代化――深圳未来30年目标
深圳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现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重要的空海枢纽和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2年经济总量居中国大陆第四位。
然而伴随着深圳30多年的飞速发展,也日益显见出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就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探求深圳发展模式的改变之路。
可以说,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大城市人口拥挤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如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敬仰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已有30年的历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科学的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可见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深圳所尝试的转型正是整个中国需要去做的事情。作为国家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创新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除实现自身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外,还担负了探索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现在所面对的和30年前所面对的,就本质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深圳市现有资源环境条件能否支持未来持续性发展,并实现更高概念的现代文明,深圳未来该如何定位,生态现代化理念或许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进一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也即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许可以解读为探索未来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过去20多年,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并取得了国家发展的显著进步。深圳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型,而深圳可能再次为历史所选择,这或许就是深圳市未来30年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此外,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而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物质载体, 生态涵盖了众多要素,例如目前热门的低碳概念,也仅是其元素之一。同时,生态在社会复杂巨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与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生态现代化应是经济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以及生态建设的现代化等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统筹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园林城市”等,这样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独特的城市名片,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区别。
2. 环境科技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基础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工业社会突破阶段(1789―1848年)、工业社会形成阶段(1848―1980年)、工业社会转型阶段(1980年以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动力都是经济和技术,第三个阶段主要凸现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技术需求。胡伯还认为,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其核心观点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代表一种积极预防的环境思想,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的现代化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M・简尼克也是较早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环境政策分为补救性和预防性两个类型,认为生态现代化实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革新过程,并非要改变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采用预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替代传统形式,这样还可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荷兰学者A・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是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反对经济与环境势不两立的观点,环境影响的内在成本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三,承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导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与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态转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摩尔还指出需要进行变革的几种社会要素:政治――政体向公众参与决策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转变;经济――环境保护从增加成本向获取利润转变;法律――举证责任从受污染方转移至污染方;科技――创新技术从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变。这些社会要素的变革既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
学术界和各国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核心特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现代化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相容关系,寻求两者之间正向结合的理论意蕴和现实出路,并认为环境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
3. 加速环境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3.1 推动思想意识的生态转型
没有现代生态环境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由此也失去环境科技的创新动力,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管理者和决策者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是深圳市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自然也是决定环境科技创新成效的关键。
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多少被视为区域发展甚至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与享受降低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估计,环境退化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应当是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四个难以为继”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发展观念,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思维把环境保护变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思想意识生态转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①开展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诠释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概念,并构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②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现代化理念;③公开环境信息,鼓励公众监督和参与环境决策。
3.2 建设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圳市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工艺及设备研发严重滞后于市场需要,环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成熟的环保产业。公益性科研机构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环境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和长远性不够,难以形成长期的、整体的、能满足生态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能力薄弱,人才匮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和新制度。
结合深圳市政府机构的深入改革,建议由深圳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筹环境科技的创新规划、创新标准的制定和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落实相关项目的实施或直接主导相关项目的实施。
3.3 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
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技术创新应通过将着重于环境压力下的“末端治理应急性”技术向“全过程控制预防创新性”技术创新转变,由此实现推动环境保护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态建设的“效益产出型”转变。
环境科技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需要把生态技术和设计融于各个领域,需要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寻求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环境与发展协调。发达国家普遍加速了生态制造技术、生态建筑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深圳市从上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理念,本世纪初又引入了循环经济概念,当前又兴起低碳经济的浪潮。目标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采取综合污染防治战略和技术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日渐热门则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深圳市环境技术的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已具较好基础,其实施效果的关键则在于落实相应的激励政策、资金和引入创新技术。
3.4 加大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来源于两部门,市人居环境委每年约有2000万元的环保科研专项经费,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贸工委每年提供金额不等的资金,用于环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资金的投入远低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企业申请的难度较大。
鉴于深圳市每年将近1个亿的环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污染设施的升级改造,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设施,而该类设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不符合“全过程控制预防”理念,建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全过程控制预防”的环境技术创新工作。同时将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创新资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工作。
3.5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突破,水资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实现,建议重点加强节能、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水处理及回用技术、大气、噪声和固废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以水环境领域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径比过大,各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能满足水环境目标要求,而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指标距离上述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资金可适度向污水处理厂深度改造技术的研究倾斜。
3.6 打造技术创新及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每年同时利用近亿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行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污染企业末端治理的硬件设施已普遍满足法定要求或国家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环境效益,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水平及技术能力严重滞后,使得污染治理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从污染防治的效果来看,单纯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难以真正解决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污染防治要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无疑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突破。
企业环境技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对一些环境意识、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尤为如此。必须系统全面的诊断企业的环境问题及其在环境管理及技术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业和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并持续有效的推动实施。在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则完全有必要建设环境技术创新及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推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4. 结语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深圳市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而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出现了瓶颈。近年来,深圳市重新定位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并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创新途径,其实质符合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环境科技的创新。深圳市应当把环境科技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利用特区人的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力争在未来30年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示范,这也正是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6
关键词:转型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社区治理和社区公民参与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话语。那么它们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广义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与国家和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互动方式。①而对于社区参与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内大多数研究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是指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影响社区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实现社区自治式的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社区自治的主体就是社区公民,社区自治的实现需要真正地实现社区公民参与。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的兴起和提倡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我国城市的“单位制”社区开始瓦解,逐渐开始向社区制转变,社区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逐渐成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而社区缓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长。
二、发展中呈现的问题浅析
尽管公民参与在社区中兴起并成为社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社区内的公民参与发展程度事实上是参差不齐的。一般说来,在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居民参与度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区里的社区居民参与度则相对较高。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单位型小区的居民由于习惯了传统的纵向管理,因此,人们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的理解更多地带有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居民通常来说是由郊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组成,这类社区由于社区的发育程度较低,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人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烈。而在新型社区里的居民由于有较好的收入,参与意识较强,且具备参与的能力,因此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较前两者高。但是随着“单位型”社区的功能的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以及现代化的发展,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会逐渐地提高,而目前社区参与的不同发展程度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从城市社区组织来看,在社区内通常存在着纵向组织和横向组织两种参与取向的组织。尽管在许多城市社区中,业主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横向组织进入社区大大地推动了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但是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纵向组织作为政府在社区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区中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社区的居民参与依然表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所谓的“参与”只是一种政府动员、推动下的被动的参与,并没有发挥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结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发展现象,但是世界各地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总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回顾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法制变革,更快的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我国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论述,将法制现代化道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吕世伦教授借鉴我国现代化学者对现代化道路的分类将法制现代化模式分为内源的法制现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现代化。夏锦文教授在此基础上以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为标准,将法制现代化划分为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和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一、法制现代化的概述
(一)法制现代化的概念
一个社会的法制从传统人治型法律规范价值体系向现代法治型法律规范价值体系的转型变革过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从横向来看,包括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了,才是现代化真正实现了。第二从纵向来看,包括立法现代化、执法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守法现代化和法律监督现代化。
(二)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更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这种历史性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法的现象绝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运动的社会现象。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进程总是要在一个国家具体进行,在不同的国家所呈现的特点和样式并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会有体现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制现代化特征。因此,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精神的概念,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法制现代化是法律的理想目标和现实进程的统一。法制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体现时间的连续性和历史的承接性。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现代型法治社会的建构及其在生活中的实现,以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作为其终点。第四,法制现代化是法律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法律的工具价值体现在运用现代化的法律来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通过法律的治理实现法治。法治国家的形成也就是法制现代化的目的所在。
二、法制现代化的模式
(一)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定义
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法制因内部诸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跃进过程。这种法制现代化模式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和美国为典型。从动力来源上看,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是因社会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进步对法律变革的需求。
2、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社会自身条件成熟而发展起来的自发的、渐进的法制变革过程。西方法律伴随着教皇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不断演进;同时,也伴随着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逐渐成熟。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由宪法典到民法典进而到其他部门法典,西方法律的形式化运动蔚为大观。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西方法制逐渐展开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发型现代化的历史画面。
(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外发型的法制现代化的定义
外发型法制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一国内部社会需求软弱或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剧烈冲击和强大压力,而被迫对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所实行的突变性的改革。
2、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人为设计和建构出来的。即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通过加强立法来人为地、有计划地创造一种现代化的社会秩序。
(三)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是指因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一国法律体系从传统型人治走向现代化法治的革命性变革。
2、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特征
这种模式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动力,即域外法律文化的冲击和该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且需要内部因素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和条件是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根源。
通过对法制现代化概念和发展模式的阐述,我们发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其最终结果是要诞生体现中国特质的中国法律。这是一种反映了中国法律人一个多世纪的不懈追求和当代中国法制理想的中国法律,这是一种在中国法律文化与世界法律文化相交融的基础上能够与世界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中国法律。参考文献:
[1]陈如男,过曦岚.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模式探析[J].中国商界,2009(08).
[2]张光剑.清末修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D].吉林大学,2008.
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要基本实现,“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级各层教育领域展开,当前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布展主要集中于大学教育、职业教育,还缺少对学前教育层级的关注。学界已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系统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治理研究状况如何,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应从哪些角度开展系统的研究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当前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破解策略上。骈茂林(2012)认为,由于治理责任不明确、治理理念不清晰,以往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受制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程度,学前教育治理结构、过程和结果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并将此归因于政府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不明晰;学前教育服务的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学前教育服务标准缺失和监督机制缺位。时丽(2015)认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还存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学前教育公平缺失等问题,其根源是学前教育治理结构的失衡。并且指出市场、民间力量和家庭也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治理主体,要理清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治理体系各主体的参与领域和职责,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从而促进学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的突出成果集中于以下几项:(1)学前教育的多元立法。英国《儿童法案》(2004)和《儿童保育法案》(2006)的颁布,为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政府职能,明确相关重要部门和责任人的职能和职责,实施整合服务为所需的机构重组和跨部门合作机制提供法律支持。德国政府制订了《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法案》(1992)、《托幼机构拓展法案》(2004)等,以保障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连续性。(2)实施学前教育“弱势补偿”方案。国家制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系统的学前教育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3)鼓励机构的多元发展。国外学前教育机构的供给途径有国家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社区、教会、慈善团体、学校、企业、私人等。
(三)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检视发现:(1)对学前教育治理的研究还不成熟。治理的理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引入国内,学界对其的分析也不可谓不多,然而结合中国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的有价值和有力度的分析依然不多见。(2)在立法多元、均衡发展、课程设置理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方面,国外已有了实际操作,但是基于自己的国情,我难以照搬他们现成的理论和经验。(3)“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应该在各级各类教育展开全面的研究,而学前教育层级的系统研究还未展开。
二、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落实中央政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改革的总目标,落实到教育领域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当前教育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学前教育的治理现代化研究在教育的基础环节,将起到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其次是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需要。袁部长提出了当前教育工作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习惯于用分数管学生,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习惯于用升学率管老师,制约了教师的创造性。问题“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就要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但是,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动态的、流动的,要破解难题,则离不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这一研究将为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可供参照的对策建议。
再次是建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指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主体的参与下,将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惠及所有农村适龄儿童的管理保障体系,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政府主导性。”学前教育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要实现其“公益性”与“普惠性”就要规避单单依靠市场进行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缺陷,要在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保证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学前教育才能最广泛地惠及到“弱势”适龄儿童。
三、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开展的研究路径
第一,要在厘清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方面做出努力。因为明晰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前提。首先,学前教育治理与大学教育治理、职业教育治理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从治理的本质来讲,都是对主体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区别就在于学前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的特殊性,学前儿童的发展是我国学前教育一直关注的焦点,国内知名专家都普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性,杜绝学前儿童的超前教育,学前教育的“去小学化”旨在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而非集中在小学知识的掌握。其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必要维度,治理体系是规范政府、学校、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与行为,维护公共教育事务和提供优质教育公共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即治理组织和相关人员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学前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二,应关注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研究。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不是“化”为现代学前教育就算完成任务,而是要在现代学前教育的基础上,追求更为长远的“现代性”。对于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可分别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几个维度展开。按照现代性所秉承的“大写的人”(即主体性)及“大写的理性”特征,学前教育治理理念需要凸显公平、民主与效率;治理主体要凸显多元化特征;治理机制要凸显法制之理性以及市场之理性特质;治理工具要注重法律与契约;治理过程要凸显“互相承认”、“民主协商”等特征。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是什么,直接决定了学前教育现代化的走向。
在制定现代化灌区指标体系时,要注重科学性、真实性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1灌区有健全而强有力的管理体系。
2灌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全国中等以上水平,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2%~15%;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5%;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70%。
3灌区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80%,青年适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超过10%~15%,管理队伍人员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应占职工总数的90%以上,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占3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以上。
4灌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60%以上。
5灌区工程建设安全达标率达到98%,易涝农田治理率达到95%,田间防御能达20年一遇24小时雨量水平,大中型水利工程全部应用遥感、遥测、遥控装置,防御能力达100年一遇水平,三防指挥系统覆盖率达100%。
6灌区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优质的供水保障,大中城市供水保证率要达到97%以上;一般城镇90%~95%以上;工业95%~97%以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耕地面积的90%以上;饮用水源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Ⅱ~Ⅲ类;实现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包括地下水,并力争实现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
7灌区要注重水环境保护,水库和渠道为全社会提供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灌区的建设要田园化山、水、田、林、路、城镇综合治理。
8灌区的农业机械化率要达到90%以上,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化率要达到95%以上,工程达标率100%,工程完好率95%以上。工程管理单位良性循环率95%以上,办公自动化率90%。实现水利信息网互联互通,墒情、雨情、水情自动测报。
9灌区法律、法规、规章配套率达到90%以上,水行政许可、审批审查率达到100%,水政监察队伍的“八化建设”达标率、水事纠纷的调处率和水事案件的办结率均要达到90%以上。
二、建设现代化灌区的对策与措施
1加大改革力度,理顺管理体制
笔者认为灌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调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应根据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的共享性可带来“集聚效应”的特点,以及我国具有传统的层级观念,应相应提高淠史杭总局的级别,以统管灌区的建设,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设的制度。按照“分级管理”和“政企分开”的原则,理顺省、市、县的管理事权,健全灌区专管机构和基层用水户参与管理组织。将干渠以上或跨地市、县市的分干渠,灌区中小型水库交总局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统一管理调度。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水土资源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壮大水利经济。
2更新观念
在决策的过程中,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融入到决策者的价值观中,注重提高灌区的科技含量。要有超前意识,敢于对高新技术进行风险投资。
3做好前期工作,提高规划质量
组建淠史杭现代化灌区课题研究组,研究现代化灌区的有关事宜。加大对前期工作的投入和技术人员配备,根据灌区的地形、水文、地质和社会经济与水利科技的发展,因地制宜,做好灌区综合规划工作。健立灌区前期工作咨询机构,完善灌区咨询、评估、论证制度。
4抓住机遇,广开资金渠道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原因在于“救火式”治理便捷、高效的背后,潜藏着种种治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政府对社会新问题、新危机、新风险的缺乏预见性,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不够彻底,以及公共管理体系的不够完善等。而上述种种则导致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不必要的公共利益损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的,“问题发生之前,是‘政府最小化’状态,政府对市场上发生的破坏游戏规则行为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问题发生后,是‘政府最大化’状态,政府几乎耗费所有的资源去应对某一问题,整个市场则为之停摆,政府与市场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发生了整体性改变,要保障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满足公众对政府不断抬高的期望,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思维和国家的治理体系,乃至干部管理体系都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显然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办法来解决。
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转型,所保罗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宏观层面来看,有价值取向、防治文化、能力建设、配套制度等方面的考量;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则要考虑治理主体、治理依据、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形态等的均衡选择。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通过在治理中导入风险管理来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政府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对“救火式”治理的批评早就存在。但时至今日,为什么这种治理方式仍有市场,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能大行其道呢?这预示着我国治理体系存在哪些主要症结?治理转型的出路在哪? 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就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深入总结“救火式治理”的缺陷及其影响,从风险防范、政府考核等视角分析“救火式”治理现象存在的症结及制度出路,为从“救火式”治理向“均衡式”治理转型出谋划策,以期为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启迪思路、有所助益。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摆在各级治理主体和全体公民面前的共同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疾风暴雨式的运动,而是要靠一个个问题的解决,靠锲而不舍的改革、转型。相对于“救火式”治理,均衡式治理类似“弹钢琴”,追求的是各治理要素之间的和谐匀称,而不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其基本要求是:治理主体的均衡,治理依据的均衡,治理方式的均衡,治理过程的均衡,治理形态的均衡。
—郎佩娟
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是完善治理体系的国际趋势,应以全面推进政府风险管理作为重要切入点。重构风险防范视角下的治理制度,应重视治理制度的整体性、预防性和逻辑性设计、“制度设计人”的风险管理能力培养以及相关配套性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游志斌
对突发性事件的预见能力是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前提。“只治不防”的传统治理思维,是导致事态骤然加剧而相关部门只能仓促应对、疲于应付的根源。对社会问题的预见能力应当与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如果两者是脱节的,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判断。
—袁峰
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考核容易造成以下的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投机取巧,做表面文章;二是领导干部存在侥幸心理;三是助长了领导干部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此外,有时还会因专业知识的局限而使上下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就为下级做假帐和“掺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终的结果是,由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危机始终无法消除,各种事故频繁出现,管理者和领导者陷于“救火”之中而忙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