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Translator： The 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ake "Tao Te Ching"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GAO Beibei

（Xuchang Electrical Vocational College，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special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comes more macroscopic and dynamic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As the beginning of communication， translators function as information gatekeeper. This article chooses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as the object， to study how the translators fulfill their role of gatekeeper and dig out why they adopt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translator； communication； gatekeeper； translation strategy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在信息交流的链条中处于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活跃的环节。他们“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还决定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当的正是传播者的角色。“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②

1 译者与信息传播

奥斯古德认为，传播过程中，每位传播者都是信息接受者和发送者，解码者和编码者。一般的信息传播中，传播者面对的是单一的语言文化环境，但在翻译中，传播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它涉及两种迥异的语言和文化。吕俊和侯向群在《英汉翻译教程》中详细描述了翻译过程的特殊性：译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充当了信息的中介。他首先作为原文的读者，对源语文本进行解码，试图以另一种语言体系再现原文的思想、美学特征等。在此过程中，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挖掘原文中的内涵，尽力降低传播中的噪音。译者对原文解码过程的结束，也标志着重新编码的开始。编码过程，其实是译者履行其信息守门人的过程。

2 守门人与翻译策略

守门人，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1947年，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提出，“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③可以看出，把关人就是对信息进行过滤与加工的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当的正是这个角色。作为把关人的译者，依据他们各自的翻译目的及他们想要达到的翻译效果，对原文本进行不同的编码。

编码过程中，涉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策略，从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林林总总。何元建博士从认知角度考察译者在翻译，尤其是面对本源概念的翻译时，提出了四种翻译策略，即：“释义、替换、过滤、移植。”④这对于富含本源概念文本，如《道德经》的考察，颇有意义。

3 译本分析

《道德经》因其璀璨的思想内涵，吸引了无数译者的目光。作为“我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著作”，⑤尤其是文本的核心概念“道”，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国人的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老子思想的核心，“道”所表示的意义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正如老子在开篇所讲：“道可道，非常道。”虽谓之不可道，但老子依然用81个章节来表达“道”。诸多学者致力于揭示“道”的内涵，从韩非、王弼，到张松如、任继愈等，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挖掘。对于译者，除了面对晦涩的原文本，更需要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述，其难度可想而知。笔者选择在传播效果上比较成功，影响力比较大的阿瑟·威利译本，分析其在“道”的翻译上，运用何种翻译策略进行信息过滤，实现其传播目的。

（一）道可道，非常道。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⑥

作为《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言简意赅地点明了老子的主旨及观点。第一及第三个“道”，是核心意义上的“道”，威利采用替换的翻译策略，将之译为“Way”。从威利个人而言，作为一代汉学大师和翻译家，他曾阐述过对翻译的看法：“依我看来，如果将译作的文字优美放在重要的地位，同时又要重视原文在译文中的质量，译者就得准备牺牲大量精确的细节。这种翻译，我把它叫做‘文学翻译’，想对应的是‘文字翻译’。我要表明的是，这本《道德经》译文不是‘文学翻译’，理由很简单……”⑦因此，整本《道德经》的译文，威利都坚持了文字翻译的原则，无论是从字面翻译还是形式上的对应上，他都试图把他所看到的《道德经》以他认为最对应的形式展现在译语读者面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采用替换的翻译策略，将本句中的“道”译作“Way”的原因。

（二）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Its true name we do not know； “Way” is the by-name that we give it…Thus just as Tao has “this greatness” and as earth has it and as heaven has it， so many rulers also have it.⑧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章节，本章中，作者老子试图给“道”命名，虽然它“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⑨老子“强字曰道”，以便于研究和阐述它。

威利在对本章节的前部分，依然沿用替换的策略，将其命名为Way。但在对“道”进行阐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时，威利认为，Way和Tao具有相近的内涵，以Tao代替Way可以方便阐述。

威利在全书翻译中，Tao的出现频率最高，为41次，其次是Way 30次。但如上所述，在威利眼中，Tao只是Way的别名，并非一个独立的道家符号。威利的译本《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译于1934年，是《道德经》又一次翻译的源头和里程碑。这一阶段的译介，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战过后，西方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动荡，对其自身的文化及文明产生了疑惑和否定，于是向外寻求精神食粮和支柱，以缓解战争带来的精神伤痛。而《道德经》中所提倡的和谐、自然、遵循规律等，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思想共鸣，于是诸如威利这样的卓越汉学家开始把目光对准东方文明，将其引入西方社会中去。基于这样的初衷，读者取向的翻译策略在这一时期占据主要地位，满足译者对其文本传播的目的。

4 小结

翻译，是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被纳入传播学框架后的翻译研究，摆脱了单纯的从直译意译角度评判译文质量的桎梏，从宏观、微观不同侧面更整体、开放、科学的角度去考察，以更加辩证的眼光看待不同时期、不同目的、不同译者的译文，从而有更加客观的评价。

《道德经》作为一部思想深透、影响悠远的中国文化典籍，在人类文明的不同时期均受到高度关注与推崇，译者根据不同的主客观背景和目的，对其中的思想进行选择和过滤，既迎合了其所处时代和大环境以及自身审美偏好、学术追求等要求，同时也是对《道德经》本身意义的探索和扩充。文本，尤其是文化典籍，正是通过译者和读者对其进行不懈的解读和挖掘，在一次次时代和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中，变得愈发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注释

①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2.

② 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3.

③ 王本朝.传播学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64-65.

④ He Yuanjian.Mapping Culturally Indigenous Concept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A Cognitiv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04：4.

⑤ 崔长青.《道德经》英译本初探[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7（3）：50.

篇2

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意义，更在于它的精神意义，不仅要物质丰富，更要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互相认同和接纳，身心愉快。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在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融入了亲亲意识，在身份和等级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用亲情、友情、温情连接着。所以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又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帮助的社会。这就是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虽然这里的“和”没有反对等级和差别，也没有指望消灭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等级和差别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差异性，有差异性的统一谓之“和”，无差异性的统一谓之“同”。也就是说，君子善于协调、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达成新的共识。而小人则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和分歧，只会对不同的意见加以排斥，将相同的意见简单累加。”和”的实质是“包容”，“同”的实质是“排斥”。所以“和”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义。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众多的和谐社会模式，而尤以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最具代表性。《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呈现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气象，人人相亲相爱，没有压迫，没有战争。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道家认为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然的法则主宰人世间的一切，所以人要敬畏自然、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道”的功能和作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道”既然是自然界的变化法则、规律，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而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尽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但他又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意思是说，要治理好天下，必须效法天道。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学说，并试图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确立起一个道德本体，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天人是相通的，而这个相通又是在存心、养性与修身等意义上的“天人合德”（天人皆有德）。“天人合一”的命题是在《易传》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原文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为什么“天”与“人”能够“合一”呢？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有“合其德”的关系。这种“天人合德”关系包括了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这实际是将“大人”的个人品格及其高尚行为作了全面概括，只有具备这四种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孟子将这种“天人合德”的思想加以发扬光大，他进一步阐述道：“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德”为桥梁，将天人、物我连接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近而把德通过天人合德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

古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还进一步表现为爱护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生态伦理观。《周易》特别提倡古代天子打猎用的“三驱法”，不主张对野生动物一网打尽。《比》卦九五爻辞说“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意即：最明显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驱之法”，放走前面的野兽，使周围的邑民百姓没有戒备之心，这样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驱之法”呢？《周义正义》解释说：“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故失其前禽也。”这样可以保证野生动物资源不枯竭。孟子则进一步将这种生态伦理观发挥为“王道之始”。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养生丧死无撼，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否上升到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安危的高度。

修身养性——人与自我的和谐

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强调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强调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认为人只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在为人处事、修身养性方面，孔子特别讲究“允中”、“执中”。所谓“中”，是说凡事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个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子夏却显得“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好一些吧？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又认为，作为衡量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必须灵活运用。在从政上，“邦有道，则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在行为上，他主张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张“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温不厉…‥恭而安”（《论语述而》）在

审美判断上，主张“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四章》）老子还强调修身养性要做到有自知之明、克服自身的弱点、坚持力行、人总要有精神等“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老子第三十三章》）庄子则在《大宗师》中为人们描绘出“真人”的精神境界，鼓励人们去学习效仿，以求得心灵的宁静与平和。“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直宜而莫知其极。”

篇3

传统文化的地位

在世界文化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和其他世界文化不断融合，许许多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轻快地的步伐迈向全世界。中国的民俗与地方文化、语言文字与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民间民族文化、中国法制文化等。此外，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等，更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弘扬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当然，这同时也与西方现代文化日益显露出自身的弊病有关。随着现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其功利主义的、实利化的、过度商品化的一面极度膨胀，对自然的征服欲导致了生态的恶化，拜金主义风行、价值观扭曲、道德沦丧更是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后患。面对这种危机，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重视实践与知行合一的积极人生态度，倡导以礼节、自我修养为主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其追求一种道德化、诗意化的人生境界，有着积极的精神气象，而这在当今世界显得弥足珍贵。儒道固有的人本精神、儒家文化的克己复礼与道家文化的法天贵真思想如能完美结合并进一步赋予其现代内涵和时代气息，必将成为当下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的强大文化传统支撑。国学热、传统文化复兴热也带来了很多值得正视的问题，如复古主义的全盘照搬倾向、封建文化糟粕的死灰复燃等。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的传统文化是建基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耕文明之上的，传统文化与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这决定了在传统文化中存有一些陈腐、保守、褊狭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伦道德信条。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扯不断的裙带关系和人情网等都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清醒、自觉、辩证、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国学还要发扬传统文化自身体现的海纳百川、融会新机的固有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学，也不等于汉文化，从远说它是先秦诸子百家、汉夷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从近说是儒释道融会贯通、中学西学碰撞化合的文化新生态。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无疑是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思想文化的主流，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成分。

应试教育与品行教育孰轻孰重

近来应试教育越来越遭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广泛批评，新闻媒体也好，专家学者也好，包括学生和学生家长，众口一词，统统都是“咒骂“应试教育的。不过，这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终究力不从心，“应试教育”没有任何形式的更改，依然大兴其道，就像孟姜女哭长城，不管有多少怨恨和泪水，长城还是屹立不倒。

其实，所有的眼光聚焦“应试教育”反倒看不清其本来面目。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思想教育之名，但有思想教育之实。”官吏行孝在家族，可以推及在朝廷忠于君主，而廉洁既可以减少行政成本，又可以净化风气。统治者的意志、愿望、要求同样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中，诸如《孝经》、《论语》、《礼记》等。各位老师，在你们应试教育的同时，不要忘了教给学生行为、礼貌及做人的道理。

当前，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由于家庭的宠爱，家长的疏忽，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现在许多孩子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心里不成熟，缺乏坚韧不拔的意志;任性，我行我素，不顾他人感觉;自私狭隘......而在《弟子规》、《论语》、《孟子》、《道德经》等先贤的著述中的大多经典恰恰是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那么除了支持孩子学习国学外，怎么把国学经典在生活中活学活用呢？如今的独生子女大多是小皇帝，见了喜欢的食物只顾吃独食，或者先把好的挑了吃，不懂得谦让。此时，我们要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4岁时就非常懂得礼节。这样熏导他们，培养他们谦让、懂礼貌的好品质，但不能指望孩子一步到位。日久天长，他们就能将体贴关心他人的行为衍化成一种习惯了。我们还可以从“黄香温席”中懂得孝敬长辈。“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即凡是说出去的话，都要以诚信为先;欺骗蒙混或花言巧语是绝对不可以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做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讲诚信是做人之道。这些格言言简意赅，读来朗朗上口，孩子们在记诵的过程中能潜移默化地接纳它们、逐渐养成美德。让孩子明白：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道德的根本。再如《增广贤文》中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弟子规》中的“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让孩子明白：在内心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点滴好处，加倍地、持久地报答，而对他人的怨恨则尽量淡化直至忘记，学会带着感激之心生活。《弟子规》中的“泛爱众，而亲仁。”“凡是人，皆须爱，天地覆，地同载”，让孩子懂得：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世上的，我们离不开周围的人，鼓励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给身边的人一分真诚的关爱，“以爱己之心爱人”，培养起孩子的博爱心、慈悲心。

篇4

在字面上拙是笨与不灵巧。有时也会表示谦辞，称自己的，如：拙见，拙笔等。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句话的意思是，世间那些美的人或物，并不会从外表直接的表现出来。猛的一看似乎它们都是笨拙的，但实际上却蕴藏着最为生动的美好。这正是指有大智大慧大觉大悟大美的人或事往往不外露，从外表上看这些往往都是笨拙的。这是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也是一种至高的思想意境，更是人生中的巨大谋略。

拙之传统

“拙”不只是个形容词，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而拙的运用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文化的概念是动态的，是指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化既具有民族特征，也具有地域特征，更表示了时代的特征。而中国文化涵盖面十分广泛。它包括了这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发生了惊天改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但无论是哪种，拙字都有着其十分深刻且深远的

含义。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中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在这个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注重和谐把人与人、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虽然在封建社会中，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了诸多的限制，但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就是最好的例子；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从究天人之际出发，以求修身、治国、平天下。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在形态上的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所有的根本都是在于一个“和”字，因此才有和为贵这种中庸思想。为了表达这种思想古人们需要在自己说话的语气中，把自己放在比别人更低的位子，互相谦让，这也就有了拙作，拙见，拙笔，拙著这种表达法式：含蓄内敛，不张扬。从“拙”字中充分体现出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思想的精神特点。

拙之审美

审美是指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以及包含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是在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追求着真理与发展。而背离真理与发展的审美，是不会得到人们普遍的

认同。

在哲学上审美是事物对立与统一的一种证明。审美的对立是其个体性，而统一则是由于客观曾在的因素对人们心理的一种作用表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或者与不同的人对审美都会有不同的

见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中倾向于自然、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并重视亲情；在处理面对问题时也比较中庸，反对“过”与“不及”。这样的审美文化特点与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式的“终极关怀”是道德的或人生哲学的，并通过艺术或审美完成。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审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能助益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情操，养成高尚的人格精神。儒家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藏”到哪里去？道家要做一个“无用之用”的人，“无用之用”在哪？说穿了，都是要到超越利害关系超越现实的艺术――审美境界中去“藏”，去“无用之用”。

拙字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的，因此也必然能满足传统文化的审美。而拙之美按照深度可以分为三种。拙之朴实之美、拙之自然之美、拙之意之老境。

（1）拙之朴实之美

世间万物，最美是朴实。所谓朴实，字面上得意思是质朴与踏实，包含了平淡与自然的意境。只有用心体会并加以实践才能真正感受到其朴实的美妙之处。而拙的不骄不躁正是朴实的最好表现。拙不是平庸，拙中有不俗，拙中有醇美。

（2）拙之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是万物造化的杰作。它是天然形成，满足了人类审美需求并被人所感知的美 。自然美彰显着大自然强大的生命力量。自然美不是人造的没，而是自身活力展现出来的生命美。热爱自然美就是热爱生活崇尚生命。所谓天人合一也正是由于人类原本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在自然之中寻找美丽，并营造一个自己精神的乐园，而自然的美由于被人类所欣赏而同时被赋予了更为深刻地含义。对自然来说一切都是偶然；而对人类来看，自然美就是自然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许这也是属于自然的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审美境界。这看似不经意的拙笔，却蕴含着十分巧妙切意味深长的自然

大美。

（3）拙之意之老境

从《道德经》中体现出了拙至高的审美境界，这是一种思想的意境，更是人生大谋略。拙的意之老境也正是指这最终的思想意境。其最高境界是不显露、不夸耀自己，以厚积薄发宁静致远为基本原则，注重自身层次以及素质的提高。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接纳他人包容一切的强者心态。能够真心实在的做着自己的事，不要求别人，只求自己能够不断得到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慢慢细心雕琢。就像一块玉石，在积累了数千年后形成，但是“玉不琢，不成器”，如果想要成为精美的玉器，则需要细心的雕琢。人生也是这样的

道理。

拙政园中拙之美的体现

拙政园是典型的江南私家园林，包含了江南水乡所有的风韵特点。距今已有快五百年的历史。虽然经理了百年的沧桑，拙政园也数易其主，而留存至今的拙政园虽与明正德时期的原貌并不完全相同，但仍然完整的继承保留着江南私家园林特有的特点。其名为“拙政”也许也正是这种怀才不遇的感受才使如此多得江南才子，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

（1）朴实之美

拙政园最主要的部分在中部，从布局上看可以分为“北水南地”两个部分，主要的厅、堂、楼、馆都建于园子的南部。最重要的中部景区，是整个拙政园的精华所在。18.5亩的面积以一个水池为中心，所有的亭台楼榭都临水而建。在建筑风格中是明显的江南特色。建筑与建筑、建筑与自然高低错落，形成丰富的天际线。使景区的画面感更加丰富。

虽然数次易主，以至于园子由于不同主人的喜好而频频修整，但是明代园林浑厚、质朴、疏朗的艺术风格依然清晰可见，与北方皇家园林的浮夸有着感受上的强烈对比。功能上的实用与造园手法的质朴，充分体现了拙政园的拙之朴实之美。以荷香喻人品的“远香堂”为中部拙政园的主体建筑，位于水池南岸，隔池与东西两山岛相望，池中遍植荷花。站在“远香堂”像对岸望去，山、水、林、桥、亭，尽收眼底。正不正是一个质朴的祖国河山，不愿利益熏心，也只能如荷花般虽出自淤泥但却仍然洁净，而所有的苦楚也都在那莲心之中，只有自己明白。

（2）自然之美

早期的拙政园建筑十分稀少，建筑密度远不及现今。但是林木葱郁，景色自然。亭、堂、榭与自然山水溶为一体，和谐统一。两座小岛坐落在占全园面积五分之三的水池之中，彰显着园子的疏朗、雅致、天然。而“林木绝胜”更是拙政园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早期的三十一景中，有二十多个景观来自于植物的题材。如：桃花片、竹涧；春日的山茶与玉兰；夏日的荷花；秋日的芙蓉；冬日的冷梅，孤傲冰霜。时至今日拙政园仍然保持着其以植物为主要景观的景观

特点。

郁郁葱葱，清香满园，如此生机充分表现了自然生命的美好。进一步体现出了拙政园的自然之美。

（3）意之老境

拙政园取名“拙政”，在我看来“拙”字是最能体现出造园者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园林运用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人走景移，随着观察点的变换，不断展现新的画面。在运用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时，需要使所有的画面全部围绕一个中心呈现，保证其连贯性，避免其破碎感。在剪裁的过程中需要避轻就重，主次分明。使人在游玩的过程中可以从画面的变化体会出园林的层次感。

不同的角度看人生，这正是移步换景的哲学含义。而把这种大智慧大感悟悄悄的植入在了整个园林之中，这不正是老子《道德经》中的“大智若愚”吗？看似不经意的私家园林蕴含着拥有如此深刻的人生感悟与思想。此时的美是大拙至美。拙到一定程度则更能好的体现出其美的感受，美的向往，以及美的人生体会。拙政园则把这种大拙之美的精神表现的玲琳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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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推动中华文明在网络中的传播。按照文化的构成要素，分三个层次探析传统文化网络传承发展的内容，即民族文化遗产层面的传承与发展、汉语言文化和知识系统层面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精神和伦理价值观层面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传。国家应发挥主导作用，全社会应有传承与发展意识，更要遵循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果。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118-005

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明了传承什么，发展什么，即推动什么样的内容在网络中传承与发展。结合网络传播特点，我们从三个层次来分析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的内容，即作为文化遗产来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作为语言和知识系统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作为精神价值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建设是传承的前提，传播是传承的路径。国家应发挥主导作用，全社会要有良好的意识，更要遵循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果。

一、民族文化遗产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今人来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按照文化遗产的类别，将其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文物，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刻和雕塑、书籍、书法与绘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建筑群，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文化遗址，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等区域。截至2013年6月27日，中国已有世界遗产45处，仅次于意大利（49处），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文化遗产31项（包含文化景观3项）、自然遗产10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这些遗产包括了名山大川、历代建筑、石窟墓葬、遗址遗迹等等。对于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强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网上传播。从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历史文物、历史建设、人类遗址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物质性、有形性的特点。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有形的、物质的，但也内含着无形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有形性，是不可承传的。我们在此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特有文明形式的传承。要对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在网上进行传播和传承；另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遗产中孕含的无形精神文化的传承。物质遗产，孕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要推动这些精神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文化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中国涉及28项。2013年12月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世界遗产大会第八次会议宣布，珠算正式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7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长期滋润着民族心灵，孕育了民族品格，尤应为我们重视和保护。国务院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在现实中加强保护、传承发展的同时，以网络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必要。冯骥才认为，“民间口头文化数字化，是给古老的文明安了一个现代化的家”，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中传承发展的必要性。

二、汉语言文化和知识系统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言是中华文化得以承传的基础和载体。汉语言文化是独特的音、形、意结合的文化形式，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中国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首先是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要使汉语言文字在网络中达到一定数量，占有一定地位。从实际来看，网络中处处充斥着英语，而汉语言在网络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这和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极不匹配。从推动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与发展的力度看，还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加快汉字的数字化步伐。

传统文化知识系统，指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积累下来的精神创作及思想文化。在历史文化方面，古代中国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创作了光辉灿烂、闻名世界的史学成就。古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有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己、司马光等。在文学方面，古代中国孕化了大量文学著作和文学巨匠。古代中国在不同时代还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点的文学样式，如汉代的汉赋、唐宋时期的唐诗宋词、元代元曲、明清小说。中国古代盛产文学巨匠，如屈原、陶渊明、唐宋家、关汉卿、曹雪芹等等，他们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在思想文化方面，古代中国成绩斐然。先秦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学说已呈繁荣景象。古典著作《周易》，说明古人开始对世界进行哲学思考。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有《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等等。其后历史上又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家，如董仲舒、周敦颐、程颐、程灏、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在科技医药方面，古代中国成就非凡。古代中国形成了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古代医药著作很多，有名的著作如《千金方》、《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等。古代名医有扁鹊、孙思邈、华佗，以及被称作医圣的张仲景，被称作药圣的李时珍等。

传统文化知识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财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应该在子孙后代中得以传承，同时也应该传向世界，尤其应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向世界传播。

三、民族精神及价值观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生存环境、人与社会生活、人与自身矛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世界、人生的一种精神价值，涵盖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魂。张岱年引用《周易・大传》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融入中国人的血脉，进而铸造起中华民族不甘折服的坚强脊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和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进而形成了诸如爱国主义精神、注重和谐的精神，以及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等一些基本精神。价值观是人们对自身或他人价值的总的看法，包括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价值尺度等方面，具有精神塑造的作用。反之，文化精神对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进行引导和规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凝化为人们“奋斗进取”的价值取向；和谐的精神引导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天人合一”为价值取向、在处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以爱好和平”、“和而不同”为价值取向；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们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时，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民本精神和传统，引导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时，坚持“天下为公”、“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是分层次的。奋斗进取、天人合一、爱好和平、和而不同、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是中国人在处理与自然、与国家、与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处于价值体系的最顶端。这些价值观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天甚至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仍对当今时代处理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指导作用。这些处于价值体系顶端的价值观，在今天要加以弘扬。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尤其需要凸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个体成人的价值遵循上，“有德“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文化系统，这和西方的“智”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价值观有“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说明道德本身就具有最大的价值。历史上有名的道德典型为伯夷的“清”、伊尹的“任”、柳下惠的“和”、孔子的“时”。伯夷和柳下惠虽无功业可建，但因德性高尚而青史流芳。中国德文化的价值取向，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成为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关于做什么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做人的问题，而且认为做人具有先天的前提预设性。也就是在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设计中，修身被放在首位，强调了做人的前提性。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凸显了重德性的价值观。中国历史传统中，积累下来了大量的传统美德，诸如孝道、礼义、诚信、爱国、为公、重义、勤俭、勇敢、律己等等。任何社会，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培养有道德的人都是社会的目的。伦理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和特色的文化。要把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传统美德，加以传承和弘扬。在网络空间传播传统美德尤为重要，宣传“有德”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美德，使网络空间积极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网络空间德文化的建构，将有助于打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有德是一个总的价值观，怎样做一个有德的人，要落实到具体的道德德目。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在传统社会起根本指导作用，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中国人的道德品德，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价值尺度。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剔除其封建忠君的消极成分，其中包含着积极成分，要阐发其当代价值。

“仁”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目的核心，总领五常。仁的价值取向为爱人。仁的价值原则体现为做人的五种品德，即按照恭、宽、信、敏、惠的要求行事。仁的价值尺度具体为“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今天，这种“仁”的道德价值观仍有积极的意义。与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追求不同，仁表现为仁爱、宽厚，群体利益至上等道德品质。一个有仁爱心，宽容大度，有国家意识、群体责任感的人，同样是今天做人的标准，是社会对公民的道德期许。当今时代，仍要发扬“仁”的价值理念。

“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一个重要概念。义利之辨是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贯穿一个人的一生。重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无不表达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和尺度。义的价值取向为合道义。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说的就是做人做事要合乎道义。尽管有人批判重义轻利不利于市场经济建设，反观之，一个没有道义的市场经济又能走多远？总之，“义”的道德价值观在今天仍有意义。坚持社会道义，强调精神价值，对现代社会过分强调物质利益有矫治作用。以“义”德为内容，加强社会建设，让人成为有道义和正义的人，意义重大。

“礼”是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德目。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书写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称号。礼的价值理想是追求和谐。在传统社会，礼的作用是对伦理关系的调节。五伦是主要的伦理关系，按照礼的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通过礼的调节，人们各行其是，君是君的样子，臣是臣的样子，实现社会的和谐。此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对于个人，其价值原则是做到文明礼貌。礼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内在根本，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懂得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是当今时代的价值理想，要进一步发扬“礼”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价值。对于个人而言，要做一个文明礼貌的人。传统中国是世人皆知的礼仪之邦，而今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却很差。无论是在国内旅游，亦或出境旅游，某些中国人不讲公德，不注重文明礼貌，所经之处，皆留下不文明的痕迹。以至，中国人现在被给予最缺德的评价暴发户。总之，“礼”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建设有积极意义。当下，进一步发扬我们文明礼貌的传统美德，对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养成，对改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十分重要。同时，也要把我们“尚礼”的美德价值观在网络中加以传播，传向世界。

作为传统价值观重要德目的“智”，表现为一种求真精神。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智的价值取向是明白是非、分清善恶，所谓“智而不惑”。孔子把“知”和“仁”、“勇”一起作为君子的德性。董仲舒进一步强调：“必仁且智”。说明既要做一个有仁爱心的人，同时也要做明辨是非的人。进一步来看，“知”德不但要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而且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智强调崇真精神、坚持真理、明白是非，对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对智慧人生的培养有积极意义，今天仍要加以提倡。

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信”，其价值取向为诚实不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要时时牢记诚实不欺。“信”不能用物质利益来衡量，诚实守信有可能会失去利益。信产生的是道德力量，赢得人们的尊重，得到人心所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信是立国之本，以信来赢得民心。执政者取信于民是立国的最根本条件。信的价值原则为言行一致。做一个有信德的人，守信用的人，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即“言必信，行必果”。信德还贯穿在其他四德之中，一个具备信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仁义礼智”诸德，即诚仁、诚义、诚礼、诚智。在行为上，要说道做到，履行自己的诺然，遵守职业操守，对待工作要敬业尽责。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加强“信”德建设意义重大。“信”德对网络伦理建设也尤为重要，网络空间中，流言四起，谎言横行，加强网络空间的“信”德建设异常迫切。

当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无疑，传统价值观对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要认识到，传统核心价值观毕竟有消极成分，要批判继承。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消极成分也会在网络空间泛起，在网络空间，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解读，创造性的应用极为重要。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的对策

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传。建设是传承的前提，传播是传承的路径。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应该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意识，要确保在网络中传播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当然，传统文化网上传播，同样也要遵循传播的规律，通过相关措施提高传播效果。

1.国家应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上，很多国家都相当重视传统文化保护。网络时代，大多国家开始了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走在最前列的是美国，紧随其后是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从国外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来看，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外文化遗产数字化都是一种国家行为。首先，国家投入巨资进行文化遗产数字化。美国国会图书馆投入1200万美元完成500万件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其次，把传统文化在网络空间发展上升到文化及民族存亡的高度。网络时代，法国尤其重视对法语的保护。其他欧洲国家也极其重视本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国家在传统文化保护中，负有主要责任，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前，传统文化热潮的掀起，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官方祭祖大典活动，孔子学院海外推广，对文化遗产及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无不彰显了国家和政府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要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在资金上要进一步加大投入，要实施文化传承专项工程，还要从国家层面给予规范整合，加快打造传统文化示范网站，推动国内媒体海外发展，在产业政策上向传统文化倾斜。

2.全社会应在网络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增强自觉意识

自觉意识的养成，是通过主动和理性的行动，进而在生活中变成一种经常的无意识行为的过程。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绝不是一人之事，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责任。一是政府部门人员。首先，要提高政府网上文化宣传、传承的责任意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政府责任更大。政府有责任以主导身份去影响民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其次，政府部门要认识到网络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政府文化网站承担着政策宣传、网上服务等重要功能。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文化网站除了承担网上办公和网上服务功能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进行文化传播。各级政府要把文化网站打造成宣传、传播文化的窗口。二是文化教育部门人员。这一领域人员文化素质高，甚至是文化领域的专家，其中教师群体还肩负教授传统文化的职责，应该成为网上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领航者，成为推动传统文化网上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普通大众。网络文化本来就属于普通大众，普通大众是网络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引导，最终要以影响整个大众来实现，而且普通大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当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共识之时，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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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国风”在各行各业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各行各业，都无不渗入些许的传统文化，吹起了这股“中国风”，我们作为华夏“龙的传人”，有义务，有必要、更有条件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吹起这股“中国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当代室内设计艺术也深受影响，并且已经得到众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群众喜欢。

中国风即中国风格。它是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有着自身独特魅力和性格的艺术形式。而当代室内设计传统文化的“中国风”，就是运用传统中国文化元素，在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室内设计创作活动。传统文化“中国风”的室内设计应该能够做到首先是现代的，然后是中国的。这样的室内设计，其存在的生命力将会很强，而且具有延续性和普及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精髓，而中国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对后现代文化、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渊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人类思想，是各时期的精神文明的体现，例如先秦诸子百家、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时期文化，对当代各方面也颇受影响，也对国外“中国迷”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加上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的积淀，在各行各业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更是如此强烈。

让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艺术品鉴赏，从而发挥传统文化的长处，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代室内设计师应尽之义务。

1 室内设计基本含义

所谓室内设计，是指将人们的环境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结合，从建筑内部把握空间的一项布置活动。具体地说就是指根据室内的使用性质和所处的环境，运用物质材料、工艺技术及艺术的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符合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内部空间；给使用者带来愉悦的、便于生活、工作、学习的理想居住与工作环境。可以明确的说，室内设计就是“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的。

室内空间设计产生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安全与温暖，创造舒适的室内居住空间。但室内设计文化往往需要注入使用者文化、身份象征、喜好特征等，因而常常具有个性鲜明而浓郁的传统特征。而具有传统文化的室内设计则是运用传统文化中国元素，对现代室内设计进行深度再创造，让其适合现代人们居住，同时在居室里赋予传统文化性质，在对其使用的同时再赋予具有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

2 中国传统文化三种主要思想学派

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深刻审视、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将其与当代室内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美学设计理念相结合并且融入到设计中去，形成当代与传统风格并存、独树一帜的室内设计风格，才能吹好这股“中国风”，真正做到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的传统文化“中国风”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主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等。

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2.1 儒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崇奉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着重注视纲常伦理关系。在建筑与居室造型特征上，体现出“天人之和”的自然亲和力。儒家的人文思想，集中体现为道德、才华和人伦，追寻儒家倡导的“修身、治国、天下平”的思想境界，以此为基础的室内设计在装饰载体上，也大受影响，比如雕刻、匾额、楹联、文房四宝等，既可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可以从内容上起到警世、自勉、点题和烘托等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其中礼制文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发展核心。在室内设计艺术上一定要把握住儒家思想的核心，着重人文关怀，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之“中国风”完美的与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结合，体现“天人之和”的哲学理念。

2.2 道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家哲学思想是以老庄思想为核心，道法自然的思想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渗透到文学和美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和谐、宁静的思想，无论是在空间处理上还是在选材上，也深受影响，也成为当代室内设计流派中很重要的思想。在《道德经》上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上，是以“整齐”、“对称”为准则来体现等级观念。而当代室内设计中的设计风格则受到道家的自然观影响，不再仅仅拘泥于形式，更重要的是体现每一个空间自身的价值，在使用上更加的自然、自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方式及魅力。以道家思想的“中国风”室内设计不再讲究“单一”，在室内设计装饰点缀上，可寻求细微的变化，但设计主体上则一定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的。从而在“变化”中寻求“和谐”性的美感。

2.3 佛教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应用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佛教的思想，佛教思想在两汉的时候流传入中国，在中国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逐步发展，并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在历代的帝王将相的推崇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统治的一部分。佛教思想注重伦理道德，讲究因果循环；佛教思想崇尚自由，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从而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最终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从而脱离世俗。佛教禅宗对于我国的传统设计也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已渗入了浓烈的佛教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最终成为审美追求的目标。

佛教倡导生活中的简约之美，在室内设计中家具的省略便是一种体现，运用如此的简约，清新设计，形成一股简朴自然的新风，建立一道独特的别致风景。这对于一个生活、工作环境紧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更是思想上的一种解放。

在佛教构成的元素中，多以沉静色彩来表现。其中白色和深色胡桃木色搭配为主流，其他颜色也以接近自然材质的原色呈现出来。而在家具设计上，不会有太过繁复的线条构成，然而干净、利落的组合，能够让空间的属性更加明显。

3 当代室内设计的传统文化置入，与如何把握传统文化的“中国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较开放性的系统，不断地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并得到更新与拓展，它的内涵与精神则是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也是民族形式的灵魂的所在。在当代室内设计中把握传统文化精髓，领悟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人与空间的协和统一，达到设计的根本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除了主要以上介绍的三大思想外，还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还可以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去找寻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有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华诗词、中国戏剧、中国建筑、汉字汉语、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民风民俗、衣冠服饰、四大雅戏、古玩器物、饮食厨艺、传说神话、神妖鬼怪、传统音乐、中国对联、中国名山大川等，都可取材为室内设计艺术之中，力求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室内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并不是孤立和对立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互动的过程，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现实，合理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互相融合和整合，最终是我国的当代室内设计更加趋于完善。开拓出一条既简洁、明朗、注重功能、强调环保、减少污染、真实诚挚、形式与功能高度统一，又具有真正“中国风”的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效果追求形似，而是讲求神似的追求意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民族神韵的室内设计创作之路。

置入传统文化“中国风”，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的根源领悟起，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住各种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的将传统文化置入到室内设计艺术中，才能真正的发扬传统文化，将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风”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王受之.世界当代设计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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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式风格它是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有着自身独 特魅力和性格的艺术形式。而当代室内设计的“新中式风格”， 就是运用传统中国文化元素，在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再创 作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室内设计应该能够做到首先是现代的，然后是中国的。这样的室内设计，其存在的生命力将会很强，而且具有延续性和普及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精髓，而中国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对后现代文化、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渊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人类思想，是 各时期的精神文明的体现，例如先秦诸子百家、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时期文化，对当代各方面也颇受影响，也对国外“中国迷”起着 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加上几千年传统文化 长期的积淀，在各行各业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更是如此强烈。 让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艺术品鉴赏，从而发挥传统文化的长处， 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代室内设计师应尽之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学派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深刻审视、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将其与当代室内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美学设计理念相结合并且融人到设计中去，形成当代与传统风格并存、独树一帜的室内设计风格，真正做到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主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等。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 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 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 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1. 儒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崇奉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着重注视伦理关系。儒家思想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中痛思想上，注重“天人之和”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使得越来越多的室内设计整体格局上侧重于回归自然，借鉴仿效山水自然风光，通过人为创造展现出室内自然和谐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既能爽心悦目，又能够鼓舞精神，还能够端正心态、克制所欲。通过内外环境及空间的联系，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借助自然之景达到“人文关怀“。而“仁义”、“礼乐”在室内设计基础上起着装饰、点缀之效。在建筑与居室造型特征上，体现出自然的亲和力。儒家的人文思想，集中体现为道德、才华和人伦，追寻儒家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平”的思想境界，以此为基础的室内设计在装饰载体上，也大受影响，比如雕刻、匾额、铜镜、楹联、壁画、书画、文房四宝等，其中匾额、楹联最有特色，既可以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可以从内容上起到警世、自勉、点题和烘托等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其中礼制文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发展核心。在室内设计艺术上一定要把握住儒家思想的核心，着重人文关怀，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结合，体现“天人之和”的哲学理念。

2. 道家思想室内设计的影响：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道法自然的思想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并且已经渗透到文学和美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和谐、宁静的思想，无论是在空间处理上还是在选材上，也深受影响，已成为现代室内设计流派中很重要的思想。在《道德经》上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上，以“整齐”、“对称”为准则来体现等级观念。在空间布局设计方面，多讲究“整齐”和“对称”，从而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观念，而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设计风格则受到道家的自然观影响，不再仅仅拘泥于形式，更重要的是体现每一个空间自身的价值，在使用上更加的自然、自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方式及魅力。以道家思想的“中国风”室内设计不再讲究“单一”，在室内设计装饰点缀上，可寻求细微的变化，但设计主体上则一定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的。从而在“变化”中寻求“和谐”性的美感。

3. 佛教思想室内设计的应用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佛教的思想，佛教思想在两汉的时候流传入中国，在中国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逐步发展，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在历代的帝王将相的推崇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统治的一部分，佛教思想注重伦理道德，讲究因果循环；佛教思想崇尚自由，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从而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最终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脱离世俗。从而佛教禅宗对于我国的传统设计也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渗入了浓烈的佛教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最终成为审美追求的目标。

佛教倡导生活中的简约之美，在室内设计中家具的省略便是一种体现，运用如此的简约，清新设计，形成一股简朴自然的新风，建立一道独特的别致风景。这对于一个生活、工作环境紧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更是思想上的一种解放。

在佛教构成的元素中，多以沉静色彩来表现。其中白色和深色胡桃木色搭配为主流，其他颜色也以接近自然材质的原色来呈现出来。而在家具设计上，不会有太过繁复的线条构成，然而干净、利落的组合，能够让空间的属性更加明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较开放性的系统，不断地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并得到更新与拓展，它的内涵与精神则是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也是民族形式的灵魂的所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把握传统文化精髓，领悟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人与空间的协和统一，达到设计的根本目的。

室内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设计从来就不是可以任意作为纯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显性传统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传统，都必将影响着每一位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何种风格的设计，它都有着特定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完善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体现当时的文化风貌。让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艺术品鉴赏，从而发挥传统文化的长处，并且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设计思想对中国当代室内设计中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及应用，其中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平淡，自然真实、返璞归真，以质为美的简约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为重。重朴素、简洁之美，反对奢华和铺装堆砌，注重事物的本质之美，重视设计实用功能，强调实用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反对为了形式而形式。这一思想对当代室内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与当代流行的简约室内风格思想遥相呼应，是简约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设计中得以迅速流行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室内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并不是孤立和对立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互动的过程，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现实，合理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融合和整合，最终是我国的现代室内设计更加趋于完善。开拓出一条既简洁、明朗、注重功能、强调环保、减少污染、真实诚挚、形式与功能高度统一，又具有真正“中国风”的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效果追求形似，而是讲求神似的追求意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民族神韵的室内设计创作之路。

如何在室内设计中置入中国传统文化

篇8

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新晨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然后发起了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篇9

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超级秘书网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然后发起了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篇10

石鲁有关中国画墨色关系的论述有:

1960年10月,在西安美协接待以傅抱石为领队的江苏国画院赴陕写生团举行的研讨会上,石鲁讲到:墨和色的问题,从中国画的调子上来说,墨恐怕是最高的调子了。

1961年10月,在西安美协中国画创作研究室北京习作展研讨会上,石鲁讲:用笔用墨,我们喜欢破墨破色,但墨太胜,就没了笔趣;色是可以追求的,但过于求色,就失去了笔墨。

1961年11月,在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所习作展杭州展研讨会上,石鲁讲:可以吸收版画、油画色彩强烈、丰富的特点,但要注意民族的审美习惯。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墨,而且要强调用笔的方法。

在《中国画的造型问题》一文中,石鲁指出:气和色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跳入眼帘的要素之一是色。研究色仅仅“随类赋彩”是不够的,色联系着本质,联系着生活,失眠、贫血都从色中看出。中国画固然强调固有色,但更强调对比色。

在《学画录・造型章》中,石鲁讲:色之含气、含光,在于水也;色之包神含情,在于变也。故色有真色、假色、借色、变色。色非纯自然之色,乃有长期社会实践所形成之审美观念。故色之于造型,亦具主客二因也。

1981年1月,石鲁在接受访问时说:光从技巧上也说不清楚,什么“色破墨”、“墨破色”等,说不清,但风格离不开技巧。总之,是“以意命笔”吧。

由上可以看出石鲁的墨色观:一、在墨色关系上,不管是以色破墨还是以墨破色,都必须是以墨为主、色为辅,不因色浓而伤墨,也不因手法的运用而掩盖了笔趣,总而言之,是“以意命笔”;二、中国画的色彩是非纯自然的观念色,是自然色与观念色的统一;三、在外来美术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色彩局限可以打破,可以吸收版画、油画色彩强烈、丰富的特点,但不能违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习惯。那么,石鲁的墨色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墨与色之间,墨为什么是最高的调子?用色时为什么仍然要追求笔趣?从中国哲学的色彩观念入手,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

中国人的“墨”色文化心理,源于原始宗教时期的老龟崇拜。在龟蓍崇拜时期,人们相信“龟千岁而灵,蓍百茎而神,以其长久,能辩吉凶”(刘向语)。由于龟蓍所代表的神意不仅决定着人类的生死福祸,而且决定着整个宇宙的吉凶运转,所以,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在生活中可以发现,龟越老其颜色就越为玄黑。龟崇拜转化到色彩观念上,就衍化出玄墨色崇拜。商朝的武丁时期,卜筮活动即开始用“墨”来占坼。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后推测》一文中说:谓之墨者,卜以墨画龟腹而灼之,其从墨而裂者吉,不从墨而裂者凶。也即从墨者,生之象也;不从墨者,亡之象。由此可见 “墨”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原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以龟蓍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渐趋衰落,儒、道、阴阳、五行等诸多哲学流派纷纷产生,百家争鸣的重要思想根源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怪、力、乱、神。这时,“玄”色虽失去了原来的神圣含义,但其象征至高神秘力量的符号学功能却被继承了下来。如老子的《道德经》,就用“玄”来阐述他哲学理念的最高本体――“道”。《道德经・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六章》又云:“谷神不死,是谓玄化。玄化之门,是谓天地根。”从道家哲学看,“玄”色又进一步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占据了至高地位。“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色彩呢?《抱朴子》里说:“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千岁灵龟”即“玄龟”,由此可知“玄”是“具五色”之色。元代陆森在其《五灵聚义》中说:“《叙事雄书》曰:‘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可知, “玄”色就是“具五色”的大色。那“墨”色和“玄”色是何种关系呢?《尚书・中侯》载:“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出,于背中赤文朱字。止坛场,沉璧于河,墨龟出,赤文题”。在这段文字中,一处用“玄龟”,一处用“墨龟”,这说明“玄”色与“墨”色是有区别的。《考工记》里,古人在“玄”之外,又增言“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此处的“杂”和“相次”,并不是现在西洋画的调色,而是指把相克的颜色放在一起相次搭配,取得相克相生的文化感应效果。源于上述传统文化心理,唐代文人画出现了重墨色的绘画习尚。张彦远言,“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由此看出,唐代时“墨”文化内涵已被抬高到与“玄色”等同的地位。石鲁认为墨是最高的调子,以及强调用色要符合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审美观念与审美习惯,估计就源于此。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石鲁主张中国画固然强调固有色,但更强调对比色;尤其是,让最极端的对比色“相次”对比,更能在视觉上达到强烈的刺激效果。1961年,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巡回展后,石鲁的色彩观念对长安画派的其他画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把过去只用在花鸟画里的“以色破墨”和“以墨破色”方法,运用于山水画创作,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长安画派“拖泥带水皴”,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但石鲁认为无论是“以墨破色”还是“以色破墨”,“墨”和“色”在笔法和气韵上,都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可因重色而冲淡笔墨的气韵,也不可因重墨而冲淡色彩的气韵。两者如果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甚至达到浑然一体,则更能展示表现力的水平。而“墨色浑然”的关键,是“以墨当色,以色当墨,墨分五彩,色随其调”;让墨和色在一气呵成的过程中自然地随着笔法交融渗化,达到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墨见墨气、色呈色韵的相得益彰的效果。

二、笔墨虚实观

“虚”与“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道德经・二章》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四十章》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家所言的“虚”和“无”是不同于佛家所言之“空”的,“空”是完全的无。而 “虚”和“无”,却含有“生”的本元――生之母。可是,这个“生”之本元又是什么呢?《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王弼注曰:“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可见,“气”才是“生”的基础,“气冲”,则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由此我们知道“虚实相生”的关键,是由“气冲”所判分出的“阴”、“阳”;阴阳既生,相摩相荡,对立统一,万物之形随之生矣。基于如此玄机,石鲁就把墨象上的矛盾对立与统一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如在《为什么要继承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中,他说:“国画的笔墨得于中国书法的艺术禀赋和启发。追求强烈的矛盾对比,而不失统一”。在《学画录・笔墨章》中又言:“破体化法;愈矛盾愈美,愈变化愈精;故艺求法则,虽以统一为定法,然矛盾变化则为活法,笔趣之谓即在于求活矣。”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一反一正,以刚克柔、以柔克刚之理”,是“圆中求方、方中求圆、以正求反、以反求正;苍而不失于老秃、雄而不失于粗疏、秀而不流于轻靡、简约而不涉于单薄、繁密而不混于杂乱、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如此等等。”当然,以阴阳相摩相荡求笔墨变化之趣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画论的一个学统,并非石鲁个人的独特发现。石鲁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他的独特处在于对“愈矛盾愈美,愈变化愈精”这句话中“愈”字的理解上。石鲁的“愈”,愈出了他自己的个性,愈出了时代特征,也愈出了他的探索精神。“愈”对不同的人,其度的把握是不同的。儒家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之“变”是需要的,但应该“温文尔雅”、“不激不励”,求其“中和”而已。石鲁却不讲“中和”,而偏偏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对立状态上的‘和’”;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其兴、畅其怀,达到自己认可的艺之真境。

有了不同墨象的矛盾对立统一,就有了虚实变化。“虚”与“实”皆非一象也。而是空相对于有,那么,空就是虚,有就是实;刚相对柔,那么,刚就是实,柔就是虚;枯湿对比中,枯相对湿,枯就是虚,湿就是实;聚与散,聚相对散,聚就是实,散就是虚;夸张与写实,夸张相对写实就是虚,写实就是实;浓厚与淡,浓相对淡就是实,淡就是虚,等等。总之,石鲁在这方面的把握是非常灵活、非常智慧的,任何一个表现因素,在他那里都能够找到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且都能够自觉地把它发挥好。

三、笔墨的“多少、繁简”观念

石鲁在《为什么要继承与发展民族的优秀传统》一文中说,(国画笔墨的)形式特点和优点是:以简单的手法概括丰富的内容。

在《创作杂谈》中说:艺术的处理往往要求在有限中表现无限。

其1958年至1962年的日记中多次写到:以神写形,以简胜繁。以神变形,以单纯统一为准。事宜明,少则可明。……事极少又明白……情则深矣,义则远矣。

在《绘事绘情》中说:事简而情深,事少而情广,说明少而表现多……而最耐人寻味的是怎么做这些事。事少情深义则高,若事繁情薄,义则低。

在《中国画的造型问题》一文中说:艺术的办法,以有限表现无限,才是问题的所在。

在《论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说:中国画的科学性,应该是“形而上”;这很有妙用,你如果不懂这一点,就根本摸不着中国画的妙处。

哲学上所谓的“形而上”,即指能够化生“万有”的那个“万物之宗”。道家认为这个“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即“虚”);二、指“有无相生”、“虚实相含”的那个相荡相摩之理。老子认为,“有”生于“无”。然而,“无”乃指无相,它并非是真无,而暗含着“为天下式”的那个“一”的;人们若能够抓住那个“一”,也就能抓住事物的“真”、“精”和运动规律,进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达到“以一应万”、“以少总多”的境界。故而,老子讲:“少则得,多则惑。”用今天的通俗语言来表述,它的意思就是,相对于“万”而言,“一”无疑是“少”,也是“简”,但因其能“以一应万”,所以,它又是“繁”,是多,是丰富多彩。可见,“简”与“繁”的关系,也就是“一”与“万”的关系,“道”之“聚”与“散”的关系。换言之,我们如果想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应万”的笔墨语言功力,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笔墨语言锤炼到“形而上”的“道”的境界。受这一传统思想影响,历代文艺家对“道”都非常重视。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第四十四》中说:“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说得概括点,就是“举要治繁”、“以少总多”、“简言以达旨”、“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之说。何以“简言以达旨”?刘勰提出了“辞欲隐而显”、“深文隐蔚,徐味曲包”的思想。石鲁也看到了道学精神对于文艺创作的神奇指导作用,因此,他打心里惊叹:神兮太则、绘事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