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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学思想模板(10篇)
时间：2024-02-19 15:27:5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经济学思想，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26－05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自然旅游资源得到迅速的开发与利用。1998年中国人和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100个自然保护区调查时，就有82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开展了旅游经营。当我们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此，我们必须发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与伦理智慧，找到一种保护自然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规范。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正是一门关于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学说，它认为人类行为道德的最基本准则就是尊重生命、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通过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近年来环境伦理学成为应用伦理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许多学者开始发掘我国古代哲学、宗教作品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1-5]，但对我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却很少有人问津。事实上，昭示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古代游记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们之中蕴藏着丰富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以致有人将我国古代游记定义为是“一种揭示和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文体”[6]，并指出它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比较多地看到人和自然的融洽与亲和”[7]。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做一初步探讨。
1、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
中国古代游记开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8]，到今天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概括起来，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内容主要包括：
1．1爱护自然，珍惜资源――人类应是自然保护者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关注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工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掠夺与征服成为现代社会对待自然的主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说倡导爱护自然、珍惜资源的道德态度。而我国古人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流露出的人类是自然保护者的思想，与之不谋而合。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楚地时看到“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者七十里”，不禁由衷的赞叹“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9]，植树造林、爱护自然的行为得到了徐霞客的大力赞扬。他在粤西登叠彩山时，发现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广盘曲，亦多垂柱，界窍分岐，而土人以为马厩，数马散卧于其中，令人气阻[9]。自然美景被糟蹋为饲养场，令人扼腕不已!在桂林猫儿山的白岩洞，当徐霞客看到“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笠于中”，不由得发出“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9]的愤慨，表现出对破坏自然美景的不满。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游记一直备受推崇，在其游记作品《齐云》中，他不但对肆意毁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严厉谴责，“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哉”，而且希望立律令来保护自然环境，“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10]一种对生态环境的仁爱之心，对自然美景的珍惜之情油然而生。从赞美、惋惜、不满、谴责到要求立法，充分表达了人类作为自然保护者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1．2回归自然，与景为友――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试图把人之外的自然界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倡导在深刻的伦理关怀和道德情感指导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游记中也早有涉及，许多游记通过将自然景观拟人化，以朋友甚至自然之子的身份来关怀自然、回归自然，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江水注》中盛赞三峡美景，日“其迭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他与自然山水是知己良朋的关系。唐代诗人独孤及游虎丘山时“抚云山为我辈”[11]，把云山胜景作为我们人类志同道合的知交。徐霞客一生走遍大半个中国，陈菡辉曾如此评价他：“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游山玩水对徐霞客而言就像走访老朋友一样。在其作品《徐霞客游记》中也常常流露出他以景为友的思想，当他出发“为人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结果途中“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9]，与自然景观的再见恍如老朋友再聚，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甚至因爱美景，而“恋恋不能去”，安居在大自然中，返璞归真，建成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装饰也很朴素：墙壁只涂泥土，不刷白垩，砌台阶用石块，糊窗户用纸张，一切再普通不过，按今天的说法是简朴环保的，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思想家梭罗是在一千年后才在瓦尔登湖畔过上这种生活，白公在这种草庐中“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发出“庐山以灵胜待我”，我“又何求焉”的感叹![12]回归自然的举动充分体现和实践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
1．3融入自然，天人合――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在于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及人在其中地位的认识[13]。古代中国和西方哲学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在西方哲学观念中，人与自然是分开的(apart from nature)，“自然界是理性研究和思考的对象，是被科学所操纵和掠夺来最大限度服务于人的工具[14]。中国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a part of nature)。我国古代游记是中国哲学土壤中生发的奇葩，也蕴含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5]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不是地球的统治者与征服者，自然也不是孤立和封闭的，人与自然之间是水融的关系。东晋文学家 孙绰在畅游天台山时，面对自然美景，感到“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11]，人与自然不知不觉的融为了一体。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和四年秋(809年)游览法华寺时，见到西山美景，尽收眼底，不禁“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12]，诗人在美景中心神安定，形体舒适，和万物的变化暗暗相合，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清代诗人方苞在游雁荡山时，面对秀丽明媚的山川河流，发出“万感绝，百虑瞑，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8]的感触，天人合一之情油然而生。
1．4尊敬自然，关爱生命――人类与自然生而平等的思想
人类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其他生命之上，对天地万物为所欲为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自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精神上特别重要”[16]。我们人类并不是掌控地球万物的霸主，卡尔逊也曾把这种企图控制自然的野心称为“妄自尊大的想像产物[17]。环境伦理学将生命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把尊重生态系统和基本生态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宝贵，人类与自然是生而平等的。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游记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中国古代游记强调人类不仅要尊敬自然，而且要像关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其他的生命。唐代独孤及和朋友们在虎丘山聚会游玩时特别注意“不乱行于鸥鸟者”[11]，不让自己的举动惊扰了鸥鸟们。宋代秦少游和辨才法师观龙井，盛赞“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之使迁；壮如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资阴阳之和，以养其源；推其绪余，以泽于万物。虽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8]把龙井泉水和人放在一起对比，结果泉水的美德甚至超过古代有道德的人。这样尊敬自然之情，使人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平等视之。《西游记》中，唐僧就是一个“行路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18]的典型的生命关爱者。唐僧的原型是唐玄奘，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对关爱动物的行为都特别加以记述，如西游到达千泉时，看到“中有群鹿，驯狎于人……下令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鹿群得终其寿[9]；到北印度时，当地国君规定：百姓不准吃荤，谁若杀生，格杀勿论。[19]这些均体现出众生平等、仁爱万物的思想。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二十七日霁，乃散步藏经阁，观丁香花。其花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最多，而鸡山最盛。折插御风毯。时毯下小截，为驼夫肩负而笋，与上截处稍解。余故垂之墙阴，以遂其性”[9]，徐霞客对一株小小的折地丁香花也倍加关注，表现出他对植物生命的人文关怀。
2、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特点
历经近二千年的历史，我国古代游记中所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在东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大背景下，有其自身的内涵特色。
2．1 哲学基础――整体的自然观
我国古代游记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强调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整体自然观。游人在自然美景中感到“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11]，人和天地万物不知不觉的、鬼斧神工的合而为一。看到山水风光时人们觉得“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20]，超越纷然杂陈的万物囿别，达到个体与万物融合为一的生命境界。正是以这种整体自然观为哲学基础，我国古代游记中大量的环境伦理思想才能茁壮成长，也正是以这种整体自然观为哲学基础，才指导人们在对待自然万物时，不是站在自然界的对立面，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徐霞客游记》中谈到旅游景观规划的要点――“点缀得宜，不掩其胜”，就是要求人工景点的建设应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实际上这就是遵循“天人合一”思想，即人与自然整体协调理论在风景区的体现[21]。所以整体性的自然观在我国古代游记环境伦理学思想中起到了了理论支柱的作用，引导人们形成热爱自然、尊敬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职责。
2．2价值取向――和谐的人地观
怎样的人地关系才是最理想的呢?什么才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呢?通过与自然景观的频繁接触，我国古代游记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即和谐的人地观，以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这既不是人对自然的卑恭臣服，也不是人对自然的狂妄征服，而是推崇一种最和谐的人地关系。在唐代诗人权德舆的《许氏吴兴溪亭记》中就描述了这一幕和谐的场景，当他游观吴兴郡溪亭时，看到“鸥飞鱼游，不惊不喁”，人在自然风景中惬意徜徉，鱼儿鸟儿在人周围闲适自在，人没有伤害鱼鸟之心，鱼鸟也不畏人，当地人置身其中更是心情“陶然，心与境冥”[11]，这既是自然之幸，同样是人类之福，其乐融融的景象尽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以这种和谐的人地观作为人类的价值取向，将成为提升人们道德人格的内在动力，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为根本。
2．3实践途径――人化的伦理观
中国古代游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环境伦理思想确确实实在实践中规范人的行为，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其特色在于将自然人伦化。承认自然是我们的母亲，人类是自然之子。明代诗人袁宏道游天目山时就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12]，是说对天目山来说，我也属于子孙辈。所以不管人类发展成什么样，人与自然之间都是母子亲情关系，人类对母亲的感激与敬爱之情应该是永恒不变的。把自然景观当成我们人类的知心好友，以朋友的方式对之，徐霞客认为“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亦贤人君子”[9]，所以人类应该爱护一草一木，珍惜一景一观。正是人与自然在冷冰冰的功利关系之外有了一种亲情、友情的关系，才能人伦化地相处，游客对待自然时才能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在湖南郴县游乳仙宫时，徐霞客由于“足袜淋漓，恐污宫内”而退避，后至中观，又因“观门甚雅，中有书室，花竹悠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末入”[9]。正是徐霞客有了一颗和自然人伦化相处的心，他才能过风景名胜却不入，细微的举动典型表现出他爱景护景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3、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旅游学价值
当旅游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加重，当旅游业“无烟产业”的光环日趋黯淡时，我们从我国古代游记中挖 掘到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对今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3．1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旅游环境问题的解决
现代环境伦理学还在形成与建设中。要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尽快接受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并体现在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上，就必须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如果这种伦理观点与各种文化传统相容的话，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而一旦被接受，它也会迅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22]。而由我国古代游记中提炼出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以其鲜明的东方传统特色，成为一个桥梁，使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非常有助于人们尽快接受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使爱护自然、尊重自然蔚然成风，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旅游环境问题的解决。
3．2有益于引导和规范当今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提高审美情趣和道德责任
我国古代游人在旅游中更注重审美感受和道德修养，重视人与自然的交融。在春天“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在夏夜“吾爱其泉ss，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11]大自然不知不觉间给人的熏陶和感染，哪里说得尽呢!游人与自然美景的关系是那样的亲近，是朋友，是母子，而不是对立的敌人。这种道德伦理的关系会很好发挥出力量，正如刘湘溶先生说的：“道德手段在调控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可取代的”[23]。通过这种道德伦理观念的教化，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才会维系上心灵的秩序。只有这样旅游者的环境伦理意识才会提高，并落实在自觉的行动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规范旅游者的行为，使人们在旅游中自觉地善待自然世界，保护旅游资源。
3．3有助于提升旅游开发商的道义责任，确保自然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对待旅游资源的态度上，人类一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出发点和动力，视自然为自己的对立物，以技术为中介，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得自身旅游享受[24]。正是这种观念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天平开始倾斜，出现了很多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以满足人类各种欲望为目的的经营运作与规划开发。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还是为了更合理的保护旅游资源?是一味地满足眼前的利益，还是应该考虑到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使我们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最美的风景。事实上，我国古代游记作者中不乏为旅游资源的规划者、开发者。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就提出“宜其与山水……智以谋之，仁以居之”[11]，要用智慧来谋划山山水水，同时也用仁爱来保守自然风光。在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中称在余杭郡“从山复湖，易为形胜”，前人已建五亭，他认为这“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白公充分认识到这里山水与亭阁的特点，聪慧理性的“故吾继之，述而不作”。独孤及在慧山“深源因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11]，依据山水自然的特点来创造自然美，开发资源，也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吗!
3．4有裨于开阔旅游理论研究人员的思路，为旅游伦理学的形成提供养分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未竟的科学，需要丰富与完善。国外的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施韦兹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是“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并“伦理的肯定了世界和人生”[25]。我国近两千年来的古代游记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枝繁叶茂的一簇，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有益参照和养分。近十年来，一门新兴的学科――旅游伦理学在悄然孕育，其中旅游的环境伦理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理论到实践这种思想会如一股澄澈的山间清泉，使旅游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开阔思路、融会贯通。在它融入现代环境伦理学后，将会为环境伦理学的完善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护自然旅游资源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篇2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篇3
中国古代医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易经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二气，物质的状态决定于阴阳气比例的高低，这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别。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是截然分开的，东方文化则注重学习、思考和智慧的整体性思维方法。应用于医学上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健康的身体是阴阳气调和的结果，一旦身体内气流不畅，就会引起健康问题。中医的疗法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原理，采取针灸和中草药物来舒畅人体内的阴阳气的流通，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而且认为人经常与外界（树、植物和其他人等等）交流阴阳气有利于身体健康。
将“易”理论运用于人体产生了中国古代医学，将“易”理论运用于经济学将会得到“易”经济学，它注重由真实经济活动衍生出来的精神经济。每当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生产和消费时，总会产生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精神经济。精神经济相互联系的中介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家庭、社区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
篇4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着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着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着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着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着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篇5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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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经管思想的重要优势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制度和法律、政治等因素的侧重是目前主流经济管理理论所欠缺的。而事实上，主流西方经济理论把制度因素和法律政治因素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深受各方诟病，这一缺憾也直接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制约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能力。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对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内容，能够对目前的经济管理理论产生重要的弥补作用。
1.传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改革家往往比较关注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问题
孟子在探讨产权关系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时，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念。他事实上提出了产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发现了产权能够激励和约束产权所有者的行为的现象。我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种以土地私有权和自由买卖制度为依托的封建社会。土地的私有产权和自由买卖制度极大的发展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的小农经济高度发展，也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可以长时间延续。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规律，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不仅仅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和实践当中所孕育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东方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制度框架。并且结合孟子的相关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向君王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案的特点，现代的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人员应当明确产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套经济领域的社会治理制度。产权制度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项支柱，而不仅仅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起一种以公有制主体，但是又能够充分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框架，这应当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管理人员的思考对象。
2.传统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看待经济管理问题时，并不将相关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将经济管理行为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的法家、儒家的经济主张，事实上都是整个治国方略的一个部分，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背后是不同的经管理目标和社会治理目标。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事实上就是一种能够带来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延伸。商业本身不易被控制，商业也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商人追逐利润，因而难以形成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忠诚，发展商业对于古代的君主和官僚机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
为了实现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目标，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分散的经济活动机制，使社会成员组织松散，缺乏对外联系，就成为了必要的手段。而小农经济又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比较稳定的获得财政收入和兵员，对于正在处于统一战争阶段的诸侯国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一种经济发展策略。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学者和工作者应当将自己的视角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上来，发现不同的经济理论背后的一种政策目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要途径。这意味着进行经济建设时，管理人员所使用的理论应当与我国的基本情况相吻合，盲目借鉴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经验必然产生一种水土不服的问题。
3.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提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应当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客观条件，抓住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主要矛盾
在我国封建制度形成之初，国家统一战争和封建势力兼并战争的残酷和剧烈，决定了封建国家需要动员其全部的力量进行对抗。而在两宋时期为了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外交关系，减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给中央政府带来的生存危机，封建国家鼓励发展商业，希望通过经济联系加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对南方中央政府的依赖，进而削弱这些民族的攻击能力。这体现出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因素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模式的巨大影响。这提示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不能以一种简单的经济逻辑看待和分析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问题，应当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方面的竞争。综合国力固然以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经济实力和其他实力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单纯以市场的逻辑分析问题，而忽略掉了国家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相互关系，往往会使经济实力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一种次要实力。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理财观念和启示
传统的理财观念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的传统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国家的财政收支。如何在保证民生的同时解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这是摆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
1.我国古代的理财观念主要包括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开源”和“节流”
所谓“开源”即指国家应当努力的发现新的税源，在既定的税收制度之下，努力的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额，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节流”的财政观念则认为一定时期的税源是有限的，应当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最终实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盈余。在我国古代的经济实践当中，“开源”的措施往往被转化为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两汉时期的盐铁官营，两宋的盐引和茶引制度，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矿监”制度都是“开源”的表现，而在传统的农业税领域，“黄宗羲定律”更是揭示出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税改革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也是增加税收的来源，而不用去改变税基和税率。但是由于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以及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的有限性，“开源”政策往往会转变成一种增加民众负担的形式。对于目前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而言，注意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鼓励经济总量的提高增加税收，应当成为增加税收的重要措施，但是也应当注重增加税源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种种败德行为的防治。
2.我国古代的税收管理制度当中缺乏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
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控制税收成本的手段主要包括对官员的道德约束，行政监察制度和不断调整的税率等手段。而每一次税收体系的变动和改革，都在将一些原来地方政府控制的计划外收入转化为国家可以控制的计划内收入。而地方政府最终也在不断的通过自己的违规操作扩大自己的计划外收入，税收成本从未降低，而税收负担则与日俱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当中，这种现象可以被近似的理解为只注重通过要素的追加来增加产量，而没有注意到改进生产函数，减少生产过程的损耗来实现收益的增加也是可行的。这同我国古代社会当中缺乏对实用技术的关注，在管理选拔的过程当中仅仅重视道德教育的水平有关。
3.我国古代的财政管理体系当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重等级不重事权的内在矛盾
这体现着我国古代的一种用财政资源作为控制地方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财政资源在此时发挥着一种政治方面的杠杆作用，是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优势的手段。这事实上体现着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制和政治权利之间紧密结合的传统特征。自汉代开始设立的“均输”制度，到宋代的转运使制度，乃至于明代不设立地方财政预算的管理制度，都始终强调中央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地方政府需要履行自身职能而产生的支出往往得不到中央的重视。
综上所述，传统的国家财政观念当中，“开源”和“节流”之间的平衡和选择的难题始终存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对“开源”的选择，封建国家往往采用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事实上提示着现代国家应当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刺激社会财富的增加，并在此基础之上扩大税基，在不增加经济个体的税务负担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应当借鉴传统国家财政制度的缺陷所在，加强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编制更为合理的国家预算，减少财政资源的浪费。保证财权和事权的统，转变对财政本身的认识，构建起能够适应服务型政府职能需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应当成为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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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书中所言：“传统成语、习用语、谚语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仍遗存着农耕文明生活的痕迹”，“有必要进行一次文化拓展与吸纳之旅。”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赋予中国成语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具有持久稳定性，另一方面则难以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数量上浩如烟海，资源丰沛，另一方面对成语文化的内涵解读则较为单一；一方面多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则缺少严谨的科学与逻辑分析；一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缺少必要的质疑与反思。而这本《中国成语批判》正试图解决上述矛盾。在继承原有成语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加大对其引申义的发掘，深化中国成语的内涵与外延，并赋予它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也充分发挥了学者应有的引据求证的风范，做到了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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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于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必须立足实践，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总结出完善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某一特定时间内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国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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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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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宁夏固原2019年4月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