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协调发展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协调和协调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我国“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协调发展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其内涵并没有共识性的定义。熊德平教授认为：协调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总目标，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子系统与总系统，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协调，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金融协调是协调思想在金融等领域延伸与运用。目前关于金融协调，国内外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技术层面，对金融协调问题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焦点主要关注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等。Marshall D A.（2002）研究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Gautier P A.（2009）对协调摩擦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进行了论述。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Brandts J与Cooper D. 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进行观测，探寻金融系统的内部机理。技术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协调技术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一）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的研究

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在国内基本上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共识。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王原声（2004）认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不管是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还是提出开放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实质上都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刘刚（2006）明确指出，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协调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是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标志。

（二）金融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与外延的研究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用，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王原声（2004）基于国际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窦尔翔和何炼成（2004）从金融协调的对象角度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是金融的“本体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即“指向性因素”。武巧珍（2004）重点从货币制度的视角，将金融协调发展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王爱俭（2005）基于金融协调机制的角度，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

（三）金融协调划分方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来进行划分。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以国别为界划分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杨大鹏（2004）和郭金龙（2006）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蔡则祥（2005）把金融协调划分为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的内部协调，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输出的外部协调，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内外协调。邵国华（2006）也从四个方面进行划分，即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尹优平（2007）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认为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

（四）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

关于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孔祥毅（2002）认为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微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以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关系；杨大鹏（2004）从中观角度研究了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认为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王爱俭（2005）界定了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微观协调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郭金龙（2006）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王威（2007）认为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的整合效应，中观金融资源包括了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构成了微观金融资源。

（五）金融协调发展的空间视角

从空间差异等视角研究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近几年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田霖（2006，2011）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以不同区域的收入、就业、教育、GDP增长率等作为衡量金融差异的指标，揭示各个指标要素对金融综合竞争力产生的贡献弹性，从而解释区域金融差异的原因。冯涛和李江（2004）基于金融中介的角度，认为必须提高金融组织间的质量和规模才能缩小区域间金融的差距。田岗和陈琦（2004）发现如果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增加，则会造成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变大，随着区域差距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地区的金融和和经济的出现集聚分布现象。杨再斌和黄解宇（2006）认为金融集聚分为动态过程与状态结果两个方面，即金融产业的发展成长可以通过一定的地域空间生成金融集聚系统，一定密度和规模的金融产品及其与金融产品又会催生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陈红（2008）重点研究了区域金融的集聚问题，认为当区域金融中的金融资源产生了集聚作用时，可以促进集聚中心的金融增长率。王修华和黄明（2009）从金融空间的分布状态入手，认为如果要达到区域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协调和优化，就必须包括金融区域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和相邻的金融区域外部发展对本区域影响的联动效应，而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三、评析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内容和层次划分，还存在研究薄弱的地方。一是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二是现有研究对金融协调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尤其是区域金融中观协调和微观协调存在着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是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因此，在开放的动态环境下，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以及地域系统的空间联动，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问题，是今后需要关注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①熊德平.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田霖. 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③孔祥毅. 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金融协调[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6（1）：3－9

④祁敬宇．论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J]．华南全融研究，2002（5）：13－18

⑤沈军，刘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1（9）：12－15

⑥王爱俭. 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J]. 财经科学，2005（1）：22－28

篇2

关键词 社区体育 学校体育 发展现状

在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应该体现出“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体育教育上，即要求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要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达到整体发展的理想状态。而且现状发展的研究对社区体育、学校体育自身体系的发展以及整个教育事业、体育事业的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关系

学校体育可以为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当前，我国社区体育缺少专门的体育人才，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是紧紧依靠社区范围内的大、中、小学校。学校拥有大量的专职体育教师，他们具有开展体育竞赛、组织体育活动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充分发挥学校体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能力，能够解决我国现阶段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一个难点是体育活动的场所不足，目前，每个学校都具备一定的体育设施，特别是深圳、宁波、大连等沿海大专院校的体育设施条件较好。只要政府或社区进行适当投资，加强安全教育，就能有效利用学校体育设施开展社区体育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区体育的设施场地缺乏的问题。

二、浅析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协调发展的问题

社区体育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效能低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需要不协调，导致社区体育对学校体育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表现在社区体育的物质设施方面比较匮乏；人才资源方面少且不专的现象普遍；活动主体方面参与人员少，且年龄分布不科学，科学锻炼的意识不强。社区既不能为学生在校外提供足够的体育实践场所，促进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也不能为学生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体育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社区体育发展处于劣势的状况已经阻碍了学校体育的良好运行。

其次，社区体育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其在体育教育中的作用。在物质设施的建设、组织形式和体育消费等方面，没有为中小学生在课外的体育活动着想，将中小学生排除在社区体育锻炼的队伍之外。

三、浅析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成立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协会，促进体育组织网络化

一体化协会主要由学校与社区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各类组织。在我国，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的行政力量强，所以有必要在起始阶段，由政府、教育和体育等职能部门组织指导。具体的运作则由学校、家庭、社区的代表协调进行，采用社区、学校纵横结合的方式，以学校为主战场，通过学生带动家长，通过社区带动家庭，反过来，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又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实现体育教育的网络化。

（二）充分挖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资源，主动做好社区体育服务

目前，全国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缺乏是影响社区体育正常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大多数学校校园宽阔，绿化面广，空气清新，环境优雅，具有体育场馆、设备较完善等优势，因此，是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理想去处。同时不同层次年龄居民在校园内参与各种体育锻炼，不仅增加校园锻炼的氛围，而且对学生养成锻炼习惯，能够起到一定的催化，感染，激励作用。另外，通过学生与居民共同锻炼，可以加强体育交流，增加互相了解，起到互促互进、相辅相成的作用，促进校园大化建设。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既是当前社区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体育政策法规的要求。

学校应主动做好社区体育的服务，对外开放，使我国现有的体育场馆和器材设备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帮助解决社区体育的困难，满足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和竞赛的需要，为国家节省或减少全民健身计划的启动资金，从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四、结论

在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下，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即社区体育要与学校体育共同发展。表现为社区体育要参与到体育教育中来，体现其教育性的特点；学校体育也要与社会相联系，向社会开放，接受社会的监督，体现其社会性的特点。在现时代，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对社区和学校在体育教育事业中的必然要求，是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刻不容缓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沈兴珠，王志勇.我国中小城市社区体育发展问题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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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2-0099-04

一、引言

理论界围绕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企业技术能力的研究。技术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活动可以提高技术能力；并且，通过不断更新、增强和积累技术能力，可以使企业在未来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因此，实证研究中，经常以研发投入来测量技术能力，验证了技术能力对绩效、创新、竞争力形成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二是吸收能力理论的研究。吸收能力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可以促使企业不断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增强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一些学者也经常用研发投入来测量吸收能力，检验吸收能力与创新以及经济绩效等的关系。

综上所述，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与技术能力、吸收能力均存在密切联系，并且两种能力都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但现有研究对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存在一定的混淆，以当期研发投入来实证测量两种能力的解释力不足。本文拟以两种能力的区别辨析为基础，分析二者与研发创新活动的关系，构建一个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为企业管理技术能力、制订技术战略提供依据。

二、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的区别辨析

(一)技术能力的内涵及演化层次性

技术能力是识别、开发和利用技术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对技术知识进行有效利用的能力，可以使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创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或工艺。这些定义说明了技术能力是企业对特定技术的处理能力。

技术能力主要是企业为达到创新目的、专注于技术资产上的投入而产生的能力。企业生产、研发、营销等部门拥有其特定的职能能力，初级层次的技术能力是负责企业创新行为的研发部门的职能能力；这种初级能力的开发一般需要短期到中期的时间；在企业寿命期内，可能存在多种初级技术能力，这些能力形成或表现了企业的创新驱动力。高层次的技术能力是企业对各部门职能能力的组织能力，可以通过企业各类技术活动的绩效予以反映，并最终形成公司层面的价值管理。因此，企业技术能力存在从职能能力(Capability)、能力(Competence)到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的演进过程，最终可以直接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研发部门拥有初级的技术职能能力；当企业在各部门间整合各种职能能力，使企业能够理解一项技术，并具备所需要的工具来操作技术以产生新知识，就产生了中级技术能力，即能力；当组织在整合不同能力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集体生产性知识，形成了带来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二)吸收能力的知识性与组织整合构成特征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外部新知识和信息的价值，将其消化吸收并应用于商业目的的能力，是企业解决问题中学习和利用新知识的能力，是企业的一系列的用于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新知识的惯例和流程。这些定义说明吸收能力是企业组织对知识的处理能力。

吸收能力来源于企业在多种领域的先验知识，是企业的营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等职能领域的组织能力和先验知识的总和。这种能力存在于组织的各部门中，需要大量的无形资产投资，通过员工培训、管理技能和研发等方面的投入，组织全体成员形成对知识的理解和共享，从而形成一种组织整体性的知识吸收能力。在组织寿命期内，开发和发展吸收能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尤为重要的是，吸收能力本身不能直接创造竞争优势，但对组织识别、评估和吸收外部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的区别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吸收能力指组织之前的知识，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些知识不必与特定技术相关，而与企业各领域新知识的处理有关。技术能力则与特定技术直接相关，强调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利用能力：初级技术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可以在短、中期内积累；之后，随着创新成果从研发层次向企业生产层次推进，逐渐对研发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能能力进行整合，形成了企业层面的技术能力，包含技术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两种意义。

三、企业技术能力与知识吸收能力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

(一)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的关系

核心能力是在组织各部分传播的集体性知识，尤其体现为整合多种技术、调整多样化生产的知识和技能。核心能力的概念反映了技术能力发展为核心能力的潜力。在技术能力从职能能力、能力到核心能力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相互依存，不断产生影响和交互作用。某种意义上，技术能力是形成吸收能力的基础，吸收能力的增强是技术能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持。

1　技术能力是形成吸收能力的基础要素之一。吸收能力取决于先验知识，是企业先验知识水平的函数。先验知识包括先验技术性知识和先验经验两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前者主要取决于研发部门的现有技术能力，后者取决于组织各部门的经验水平。假定一个高技术企业要在非相关技术领域开发一种新产品，该企业本身的研发、营销和生产等部门积累了高技术产品运营的相关经验，即一些系统化的操作惯例和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与新技术并不直接相关，属于先验经验。由于在新领域没有技术优势，高技术企业可能会与相关领域的企业联盟，依赖合作者学习新技术。合作者原有产品的技术能力，即研发部门具备的与新产品相关的技术知识，属于先验技术性知识。通过联盟，双方的先验知识互补，合作者的技术能力增强了高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基础，企业吸收能力将得到提升。

2　吸收能力为技术能力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技术能力的提升依赖于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利用，吸收能力影响创新活动的选择协调和协同机制，对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1)吸收能力让企业具备了利用外部信息知识的能力，而外部信息对创新过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吸收能力影响创新努力的方向和速度，即吸收能力越强，企业越容易识别技术机会。(3)在创新过程中，除了外部知识，吸收能力也有利于企业内部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技术能力从一种职能能力，发展到对技术的组织能力，并最终形成公司层面的价值管理，与吸收能力的作用有密切联系。在技术能力发展过程中，吸收能力作为嵌入在组织过程

中的动态能力，影响组织的知识创造和利用，并最终增强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

(二)研发创新活动与吸收能力以及技术能力的关系

笔者认为，特定时期企业创新活动直接影响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创新活动也对吸收能力产生间接的影响，由于吸收能力决定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利用，影响创新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并与技术能力形成过程中对各种职能能力的整合有关，从而，吸收能力在研发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见图1。

首先，技术能力主要产生于企业研发部门，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活动水平的标志，研发投入增长，企业创新活动增强，可以直接使企业产生新的技术职能能力(某种新产品技术)，这种新的技术职能能力存在向企业层次技术能力演化的潜力，涉及组织各部门的动态学习和整合过程。

其次，研发投入产生知识溢出，增强企业吸收能力。知识溢出是知识在各主体间无意识的传递。由于组织执行的创新来自于个体的创造性，要经过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多次反复的知识创造过程，使知识溢出可以存在于个体层次；同时，企业各部门间也会产生知识溢出，部门在经济、业务交往中，其知识会自然输出和外露，产生部门间的知识溢出。从而，研发投入将增加知识和技能储存，增强组织知识平台，使企业整体受益于研发的知识溢出，增强吸收能力。

最后，一方面，吸收能力的增强，提升了企业的判别能力，越是吸收能力高，企业知识水平高，越容易寻求成功机会大的项目，从而提高了基础研究转换为赢利性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高吸收能力也可以使企业迅速感觉到变化，并根据新信息调整其研究努力。此外，吸收能力的增强，意味着组织知识平台的整体增强，影响创新活动的效果，对技术能力向更高层次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长期发展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企业技术能力发展过程中，企业以研发创新活动为主导。不断整合相关职能能力，增加先验技术性知识和先验经验，吸收能力将不断增强。吸收能力的增强促进了技术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的提升增强了吸收能力的形成基础。通过技术能力演进和吸收能力增强的交互促进作用，最终形成了基于技术能力的核心能力。本文提出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技术能力与知识吸收能力互动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从图2可知，吸收能力存在于组织各部门，形成基础是先验技术性知识和先验经验。技术能力的初始阶段是研发投入产生的研发部门职能能力，同时也构成了企业的先验技术性知识。随着企业有效整合各种职能能力，组织各部门积累先验经验，导致吸收能力增强，并对企业技术活动的方向和效果产生影响；随着对各种职能能力的不断整合，技术能力演进为企业层面的技术能力。从而，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形成了研发投入－技术职能能力－吸收能力－技术能力－研发投入的循环增长路径。当组织吸收能力增长到特定阶段，在现有技术能力基础上，不断整合多种技术知识，形成特殊的集体知识和生产经验时，产生了基于技术能力的核心能力。

可以看出，初始技术能力构成了吸收能力的基础，吸收能力的不断增强，是提升技术能力的重要支撑，双方的互动协调增长是二者发展的保证，对企业能力提升非常重要。本文之前举例的高技术企业，其进人新产品领域的动因之一是相对产品技术资源(即技术能力)，其研发、营销和生产等部门对运营高技术产品的相关经验(即吸收能力基础)存在知识过剩，如不加以利用，这些经验知识的损耗将导致吸收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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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ynergetics

LUO Dongliang， JIAO Yumeng

Abstra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a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ncing problem is unavoidable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market theory，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connected with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s， the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ould grow with the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in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Synergetics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解决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始终是最为关注的问题。按照金融市场理论，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发展小微企业，必须与金融市场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起来。本文根据小微企业的特征、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借用协同学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协调有序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小微企业及其特征

2011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微型企业作为一种类型首次出现在我国的企业划型当中。按照划型标准，微型企业一般为未达到下列标准的企业，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50万元、工业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300万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50万元、房地产业营业收入100万元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可见，我国的划型标准为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

这与国外的划型标准不一致。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基于反贫困来定义微型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由当地人拥有、雇员（包括不领薪水的家庭成员）不超过10人、其业主和经营者为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亚洲开发银行（ADB）则将雇佣工人（包括雇主及家庭成员工人在内，其中员工不包括专业人员及专业服务提供者）不超过10人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可以看出，按照此定义，暗含着收入和资产的限制，微型企业被认为是穷人的企业，且不包括高科技企业。欧盟、日本则基于资产总额和雇员人数，法国将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在西班牙则被称为微型企业。欧盟委员会把雇员人数在1～9人的企业称为非常小企业。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又称零细企业。

可见，我国关于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最为全面，反应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虽然各国对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不一致，但是对微型企业的认知却是相同的。总体上看，微型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环境适应性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微型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创办所使用的资源少，创办速度更快，对环境的适用性更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现代经济是一种系统经济，或者说是生态经济，没有小企业（含微型企业）是很难想象的。数目众多的微型企业对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突破“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数目特别庞大，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由于微型企业的数目特别庞大，微型企业的数目众多，因此在总量上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国家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在非洲占三分之二。在欧洲，中小企业提供了1.22亿个就业岗位，在2050万家中小企业中，93%的是微型企业，即雇员在0～9人之间。

3.资金有限且管理粗糙。微型企业资金来源有限，很少有正式的融资渠道，融资渠道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员工也以家庭成员为主，不具有正式的组织方式，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缺乏较为规范管理工作内容。没有采购、生产、存货和质量管理制度，缺乏质量管理。员工通常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专业训练，没有正式的薪酬制度，因此员工权益缺乏保障。

4.工艺粗糙但运作方式灵活。微型企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手工艺，较少拥有机器、设备与专门的场地，无法规模化和机械化。虽然采用“前村后店”的模式组织生产运作，但运作方式灵活而富有流动性。依靠数量庞大和团队力量，会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公司如微软和惠普公司就是由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

5.微型企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微型企业采用直销方式，且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形成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或某个产业内形成的价值网络，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6.微型企业没有正式的会计制度，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会计科目，少量而不规范的会计活动也只是为了应付上缴的税费。

二、区域金融市场及其功能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是以资金为交易对象的市场;体现的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更主要的是借贷关系，即实现了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金融市场按照地理范围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市场。区域金融市场仅仅服务于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完备的区域金融市场应包括金融市场参与者（如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金融工具、金融中介、价格等四个基本要素，从而形成融资、调节、避险、信号、创新等功能。

1.区域金融市场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区域金融市场不仅扩大了资金供求双方接触的机会，便利了金融交易，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而且为各种期限、内容不同的金融工具互相转换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为筹资人和投资人开辟了更广阔的融资途径。

2.区域金融市场具有定价功能，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企业资产内在价值的多少，只有通过金融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发现”，即必须以该企业有关的金融资产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作为依据来估价，而不是简单地以会计报表的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来计算。当然，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同样依存于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市场的效率。

3.区域金融市场帮助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风险分散化。发展金融市场就为投资多样化、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银行风险分散化开辟了道路，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通过区域金融市场选择多种金融资产、灵活调整剩余货币的保存形式，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

4.区域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为金融管理部门进行金融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内部，各区域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金融间接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发达的金融市场传导中央银行的政策信号，通过区域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整意图。

5.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工具是一组预期收益和风险相结合的标准化契约，多样化金融工具通过对经济中的各种投资所固有的风险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使得对风险和收益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能够寻求到最符合其需要的投资，从而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尽可能大的满足。

三、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

系统科学理论为研究复杂的区域金融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按照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区域金融市场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市场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市场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使金融市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依据协同学的自组织理论，如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孤立系统，其发展、演化只能是内部相互作用而自发引起的，那将是一种趋于消亡的死的系统。区域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市场的开放，才能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向现代不断进化、不断产生新功能，实现金融市场或市场要素间实现协同（Synergism）即协调一致，共同合作，进而产生出新的更高的市场结构和功能。有小微企业参与的区域金融市场将是一个开放的协调的系统。

1.协同的依据

（1）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上述小微企业的特征可以看出，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能缺少资金需求者，构成而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主要参与者，是区域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因素。

（2）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虽然单个小微企业的融资数额较小，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数量之庞大，涉及面之广泛，因此，整个小微企业群体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五大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广大小微企业。

2.协同的实现路径

（1）小微企业的灵活性为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区域金融市场除了具有融资、调节、避险、信号等传统功能外，还具有创新功能。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特殊性，为区域金融市场实现创新功能提供基础和条件。由于小微企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微企业，需要创造不同的金融工具，才能适合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因此，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存在促进了区域金融市场的创新，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密切结合小微企业的特征，才能发展适合小微企业的区域金融市场。罗栋梁（2015）从小微企业的基本状况、营运状况、政策环境、融资渠道、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政府作用有待加强、融资渠道有待拓宽、金融服务有待加强，由此提出需要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三方共同努力，营造理想的融资环境，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融资环境中最为主要的是协调的区域金融市场，而不是全国性金融市场。只有能够满足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区域金融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3）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发展区域金融市场的根本。由于小微企业存在较强的区域性，因此较为容易形成小微企业集群。按照谯薇和宗文哲（2001）的分析，企业集群的分工与协作，能够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实现“1+1>2”。罗正英（2010）认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广泛运用基于小微企业集群的信贷融资技术，特别是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建立与小微企业集群信贷融资相对应的区域金融市场。因此，必须结合小微企业的特点，适时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才能构建健康的区域金融市场，使得区域金融市场成为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能以自组织方式形成宏观的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开放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Z].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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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尽管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就像自主管理是经济发达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一样，在美国产生了目标管理、工作内容丰富化、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等方法；而在日本就出现了QC小组活动、方针管理。

作为发展中国家依靠学习、引进构筑的质量管理，其内在的机制是否合理，逻辑上存在着两种结果。理论上说，必须认识到质量管理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必须有意识地按照其客观规律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同时又是有系统地学习、引进。这在计划经济下，一个封闭的国度里似乎是可行。但如今已到了信息社会，"先进"这两个字对发展中国家又具有不可低档的诱惑，所以，在个别或少数企业的行为最多只导致少量的试行错误，但如果大量的，甚至在全行业乃至全国出现这种问题，无疑是一场灾难。

过去我们不少企业在管理方法上盲目追求"先进"，没有根据自身的水平踏踏实实地落实基础工作，结果企业质量管理领域用着不少时髦的新名词、新概念，但企业连最基本的过程控制乃至检验都还没有健全。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面对这些现象，我国企业在及时把握世界质量管理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同时，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找准自己的位置，避免犯过去同样的错误，保证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能够健康协调的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温故而知新质量管理从上世纪初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质量管理阶段。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又称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全面质量管理阶段（TQC阶段）。综合质量管理阶段（TQM阶段）

一、几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

传统质量管理阶段以检验为基本内容，对最终产品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做出判定。

统计质量管理阶段的质量管理的范围从过程的结果拓展到了生产过程之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统计过程控制（SPC），它通过对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控制达到控制结果的目的。与传统质量管理阶段相比，它的范围从最终检验点拓宽到了过程（整个制造工序），而且该阶段的检验无论从科学性还是形式都较传统的检验工作进一步丰富化，在数理统计理论的支持下，产生了一系列抽样检验的方案和方法，不少国家都制定了大量的抽样检验的标准。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质量管理发展到了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我国七十年代末，在全国推行TQC时，曾将TQC内容和特征十分精辟地概括为"三全"，即："管理对象是全面的"——包括产品质量和影响产品质量的工作质量；"全过程的"——从市场调研了解用户需求、产品策划、开发设计、试制、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全过程；"全员的"——企业所有员工都参加。

时展到了今天，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日本一直沿用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同时，欧美已经根据日本企业中TQC实际开展的内容，将其翻译成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因为不管是三职能学说、五职能学说还是七职能学说的观点有多少区别，"组织、计划、控制"等职能都是管理的基本职能，日本的TQC显然已经不是控制（Control）职能所能概括，Control是由Counter——Roll演变而来，原意是"制止来回摆？quot；，意译为"控制"，"控制"是SPC的主要内容，而日本的TQC涉及到质量组织、质量计划和质量控制以及其他一些职能，所以都将TQC译成了全面质量管理。

因此，早在欧美学习日本的TQC时，人们就开始使用TQM这个术语。而今天日本提出TQM，讨论如何从TQC到TQM时，已标志着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综合质量管理阶段

二、综合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

该阶段的发展和过去几个阶段的变迁具有相同的特点。

1、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前阶段的积累，无法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活动。

2、每一个新阶段不是在范围上，就是在内容上较上一阶段有所发展。

到了TQM阶段，产生了哪些变化呢？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详细展开，只能对几大块内容进行概括地描述。

1、方针管理在经营战略的制定方面得到进一步应用；

2、市场学中的技术与新产品开发系统的有机融合；

3、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对QCD（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的综合管理；

4、全球化社会中的质量保证；

5、与有关质量的国际动向之间的整合、融合和统合；

6、建立灵活应用最新信息技术的质量、技术信息系统；

7、加强设备管理的计划性；

8、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TQM方法；

9、为了工序解析、工序管理的新SQC；

10、多种类型的解决问题的攻关方法；

11、为了对现场进行改革，需要对现场人才进行培养；

12、发挥创造性、尊重人性的人才培养。

相对于TQC，TQM充实了以下内容：

1、与到目前为止的TQC一样，TQM同样以顾客满意为中心，但同时也开始重视与企业职工、社会、交易伙伴、股东等顾客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2、为了强化这些关系，努力充实"核心技术"，提高"速度"、和"活力"，建立起具有"存在感"的组织。

3、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重视中长期？quot；预测与规划"和经营管理层的"领导"能力。

4、重视"人"以及"信息"等经营资源，使组织充满自律、学习、速度、柔韧性和创造性。

三、TQM产生的环境

质量管理的每一次变革和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而不是人为追求的一种目标。同样，TQM的产生是由于全球（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具体可以列出以下若干点：

1、经营需求发生了变化：从"提品"到"追求质量和效率"再到"寻求存在的意义、使命感"

2、管理基础的进一步充实：随着信息技术、物流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制约逐步减少，必须考虑国际化的对策。

3、社会系统的变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成熟，组织的透明性、公正性、义务的可说明性、社会责任感等问题都被提出。

4、不确定性增大：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大，这就要求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果断、迅速、妥当地做出对应的能力。

面对这些变化和质量管理的发展，确实会令我们眼界大开，会引发我们产生许多新的思考。然而，笔者却又产生了新的疑虑。

当前我国企业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当初，我国企业在外部力量的引导下，试图从传统的质量管理阶段直接跨入TQC阶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许多企业的TQC形式多于效果，没有取得多少实效，大量企业的质量管理基本上还处在传统的质量管理阶段，对科学的质量管理认识淡泊，用着"淳朴"的小农经济、作坊似的质量管理吃力地应付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客观需要。

不少企业在准备ISO9000认证时，甚至用统计报表去应付统计技术的要求，统计技术的程序性文件也不知从何处下手。这些现象客观反映了我国不少企业"跨过统计质量管理阶段，直接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企图实现一步到位而留下的后遗症。同样，本文介绍TQM新的含义，希望通过对质量管理发展过程的了解和分析，把握其中一些内在的规律，而不希望不久的将来又有一些企业宣称自己已经跨入了综合质量管理阶段。

笔者认为，国内当前企业应该找准自己的弱点和位置，将精力投在对企业质量管理发展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当务之急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一、通过贯彻ISO9000族标准，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规范性，并对其它各项工作的规范性施以良好影响，营造出严格、规范的文化氛围，强化企业和广大职工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产业素质。

二、提高质量管理的科学性。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已在设备水平、工艺水平上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这些企业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却远远没有达到生产本身存在的客观要求。如何提高质量管理乃至整个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乃是当务之急。

具体到质量管理就是如何提高数理统计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水平，提高企业技术人员乃至职工应用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去把握事实、分析原因、发现规律、拟订对策的能力。解决具体的质量问题的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有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实技术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尤其在优化我国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结构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企业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应该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理性判断的问题在靠感觉进行，典型的如：过程质量的评价、数据的假设检验、抽样方案的确立；而国外发达国家企业对待许多感性的问题却在用理性分析，例如：感性质量的定量评价、用户意见措辞的矢量分析。

我们应该学习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但不能脱离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孤立地去学。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尤其要注重从各国质量管理发展的历史中认识质量管理的客观规律，要考虑一些管理的概念和论点的提出环境和前提，企业对于TQM也应同样持这种态度。不要因为互联网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就忘记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篇6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110-06

篇7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篇8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要求下诞生的发展模式，它促使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地发展。在新农村的发展建设中，农村区域经济有了新的变化和动态。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康社会。

一、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探讨

1　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在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领域的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在：

1．1农业正在向优势产区集中，并不断深化生产结构的战略性，农产品区域化布局也日渐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1．2在农村非农产业和投资水平上东部与中西部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在农业生产投入和农民收入增长领域，中、西部地区农户用于农业的投入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东部地区，这种发展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1．3自然资源差异、自然环境差异、区域农业政策的倾斜、区域经济体制的环境差距共同导致并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中国区域市场化有了明显程度上的差异。

2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理论重点研究对象，却长期忽略了对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全面研究。在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践运作过程中，改革开放促使政府，研究机构全面考虑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

2．2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传统思维定势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益驱使是影响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实施和经济根源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法

1　优化农业区域化布局，促进农村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协调、均衡发展，引导农业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分工协作，构建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

2　建立区域利益调整机制，借助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3　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建设，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4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重点建设，把发展目光从城市化建设转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来。打好我国社会化社会的根基基础。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途径

1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时代问题，明确城乡之间的差距和解决的办法。

2　进一步更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思想和观念，跟上时代步伐。

3　充分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了解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切实需求，引导他们参与其中，共同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4　深入探讨农村建设的县乡管理方式，创新村镇建设管理体制，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出发点，改善居住环境，强化基层村镇管理的指导力量。

5　注重农村规划建设，推动农村环境建设，改善城市就业环境，提高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究

为解决农村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现状，我国加快了对中国特色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运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发展模式。

具体方法有：

1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问题，逐渐缩小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农村之间的差距，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划，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2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大背景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制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并完善区域经济专门领域的立法，建立特定区域的特色法律体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3　为协调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由官方、企业和民众共同执行统一、协调、有效的审查协调机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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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与发展

“协调”与“发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协调”是指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种要素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其描述的是系统内外各种要素配合得当的一种状态。“发展”则是指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种要素自身的变化过程，其描述的是系统内外各要素运动变化的过程。而“协调发展”所强调的是系统内外各要素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的动态概念。它所涉及的面更加的宏观，不仅仅指单个系统或要素的增长，更多强调的是多系统多要素综合性的发展与协调。

二、协调发展理论

1.协调发展的概念。协调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其发展模式不断反思与改进的产物。协调发展理论最初萌芽于农业，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成形。协调发展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宁波大学商学院的熊德平教授将协调发展定义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总目标，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子系统与总系统，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协调，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

2.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指经济与环境这两个开放的系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另外一方的发展为代价，片面地强调自身的发展。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子系统是绝对平均的，他们之间是有主次之分的。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应当处于核心和首要的地位，而保持生态平衡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绝不能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长久的时间去弥补。协调发展理论可以从理论上克服区域经济，以及社会活动的片面性和局部性，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和协调区域发展过程中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各要素的优化配置，使总效益得到最大化。但是，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投入上，过高的资源消耗、过大的污染物排放，使得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多重压力。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其间的矛盾，让经济与环境得到协调发展。

三、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现状

1.衡水湖湿地简介。水湖湿地位于河北省衡水市境内，地处华北平原东南部。衡水湖于2003年经批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内陆淡水湿地型生态系统和国家一、二级珍稀保护鸟类。2004年7月衡水湖湿地保护区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保护区总面积共187.87 平方千米，湖面积75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米到4米，蓄水量达2.22亿立方米。分东西两个湖区，目前只有东湖常年蓄水，水源主要引自黄河。

衡水湖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湖泊湿地，呈现出鲜明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具有举足轻重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同时由于该湿地地理位置特殊，距离城市较近，位于人口密集区，因此与城市的关系甚为密切，是管理型和发展型的保护区。衡水湖湿地的资源配置既要考虑到自然和生态生态问题，也要考虑人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

2.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SWOT分析。通过SWOT分析法客观地分析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的现状，通过对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状况的优劣势、机会，以及威胁的综合评估与分析，合理的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构，适当的变动资源配置的策略，以实现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从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的SWOT模型中不难看出，衡水湖湿地自身条件具有很大的优势，水体面积较大，湿地内鸟类物种众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但是也面临着众多的威胁，例如：由于自然和认为的原因导致近年来湿地水量的减少，以及水质的下降；由于公众对生态系统保护意识的淡薄，导致湿地内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

针对衡水湖湿地资源的现状，应借助其自身的优势，把握发展机遇，改善劣势，减少存在的威胁。为促进周边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对衡水湖湿地资源的配置做出适时适度的优化与调整。

四、优化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1. 严格依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湿地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完善已有的保护衡水湖湿地资源的政策法规，政府坚持依法行政。

2．突破单一的由政府出资的资金筹措形式，力争借助外力，积极探索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等新的融资渠道。

3. 进行衡水湖湿地资源的配置要坚持以保持原生态为前提，科学的做出长远规划。

4.利用区位优势，聚集周边人才。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吸引人才，或聘请专业人才对湿地建设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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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体制延缓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致了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协调。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正确地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城乡协调发展的精神实质，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总结国内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现阶段城乡关系的实际，客观认识各种理论的创新观点和不足之处，从而科学地运用各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该体制人为的为城乡均衡发展设置许多政策障碍，如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户籍管理制度等，严重制约了城乡关系的演进。

2、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缺少科学的、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城市体系发育不协调；三是认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认为小城镇发展与建设具有一定盲目性。

3、从三农的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缺乏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农村工业水平低等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思想观念上存在忽视农业的倾向，文化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等都阻滞城乡协调发展。

4、经济发展滞后。某一区域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城乡资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发育水平低，城乡商品流通不畅等因素也都延缓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许学强在研究沿海开放地区时认为城乡协调的动力因素有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型)、乡镇企业(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经济；二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种；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四是制度创新；五是自“下”的机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讨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和它的运行机制；七是薛凤旋和杨春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并称之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宁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动力；九是刘君德将郊区作为研究区域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刘秉镰和郑立波提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的“四动”；十是张安录和曹广忠归纳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为：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外资注入的驱动力、自然生态动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内联动力机制等。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

我国大致从两个角度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1、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吴楚材等建议我国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田明认为大、特大城市周围的扩展型模式、农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资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农经学会从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入手，认为有先城市后农村模式、城乡分割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模式、城乡开通协调发展模式；刘英群从小城镇角度提出了小城镇向大城市区域集中的模式等。

2、从区域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广东的“非农产业起步型”和“农业发展型”；广东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和“苏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区的近郊扩展型和小城镇型及一般城镇发展型模式等。

四、城乡发展的对策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但是沈孔忠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制度创新与完善才是现实途径。

2、完善城镇体系。费洪平、陈烈等学者建议走多元化城市的发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既充分发挥了大城市的优势，又积极发展了小城镇；叶文虎特别强调小城镇规划；纪晓岚和周志坚特别提出建设农民城的设想等。

3、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多数学者建议从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协调城乡发展。

4、产业的协调发展。冯雷、叶忱等认为通过合理布局城乡产业、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来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纪晓岚、周志坚等认为从乡镇企业的角度通过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规范乡镇企业、深化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等来探讨实现产业协调；孙自铎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城乡经济协调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5、建设功能齐全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陈烈、石忆邵等认为共建城乡一体的商品流通网络、交通运输网络、教育科技网络、经济信息网络和资金融通网络有助于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6、要加强环境保护和城乡生态设施建设。

7、从人口和劳动力方面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陈烈等学者通过研究特别强调要提高人口素质，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城乡对立的倾向，切实保障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

8、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9、加大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农业是弱势产业，特别是面对国际农产品的竞争，我国应对农业实行“绿箱”政策。韩俊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科技推广、防病虫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储备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切实落实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等。

五、对我国城乡发展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顺应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需求。这些研究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纳入整个系统来研究，强调区域的整体性，为研究城市问题、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课题，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发展；因为地区差异，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程度不一，引发了对各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探讨。

但是，学者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从目标、动力机制到各种城乡协调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对策措施，既有从政治上的协调进行研究，又有研究经济上、文化上、基础设施上以及景观上的协调，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虽多，但大多散落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甚少，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体系；虽然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对策研究较多，但实践上具有操作意义的较少。尤其是对特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项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JJ015）《河南新农村建设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顶山学院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