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2 16:05:3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教育理论与与实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在现实的研究语境和话语系统中,成人教育理论常常表现出三种取向,即政策诠释、经验总结和理论演绎。尽管主观上研究者往往并非此意,但客观上的三种研究倾向,导出了有关成人教育理论自身存在的“价值性”问题。
1.成人教育理论即政策诠释
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是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命题,二者存在多方面的联系,政策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有助于澄清政策和实践面临的理论问题。但是政策诠释不能取论探求,因为二者存在着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区别。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中过多的政策诠释将导致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理论的政策化——偏离了理论的学术精神,不利于成人教育知识的积累;
其二,是理论的口号化——用各种政策口号取代学理探析,容易走向理论的俗化。
2.成人教育理论即经验总结
经验,是成人教育实践话语的一种归纳,蕴含着成人教育的实践智慧,但往往带有感性化和零散性的特点。在成人教育的研究文献中,经验总结占据了相当的部分,以至于出现了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经验化的倾向。理论来自于经验,但从经验升华为理论,有着复杂的理论抽象过程和精致的思维加工过程,简单地将理论研究视为经验总结,往往会导致理论的粗糙与板结,不利于成人教育学术话语的独立、发展和完善。
3.成人教育理论即教育理论的演绎
还有一种误读现象就是忽略成人教育的“个性”,而将普通教育理论直接拿来加以演绎的倾向,其目的在于希望由此获得类似于“成人教育学”的学术衣冠。这种做法乍看颇有几分“科学”的味道,似乎使成人教育理论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了。但是,应当明确,大部分的普通教育理论,以非成人的教育实践为蓝本,简单的话语移植并不能解决成人教育理论的贫瘠,更无法矗立起成人教育理论的脊梁。成人教育的立“命”之本,在于其教育对象的成年性;成人教育的立“学”之基,亦在于其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换而言之,成人教育理论必须确立它的无可替代性,而这种无可替代性的确立惟在成人世界中研讨成人教育,才有可能真正有所探获。回归成人,回到成人世界,永远是成人教育及其研究的根本。
(二)成人教育理论的解读
成人教育理论“应该”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困扰着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永恒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理论流派和学术观点,但同时这又是一个非确定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寻求的不只是“应该”,而是带有几分“规定”的色彩,是一种规定性定义和纲领性定义兼而有之的东西。在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践情景下,在当代我国成人教育知识的背景中,我们认为成人教育理论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诉求。
1.探求成人教育知识
西方的哲学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知识论传统,也激发了学者们探寻真理的愿望,使得哲学成为“爱智慧”的别名,“认识你自己”,成为高高悬挂在理性天空的一面明镜。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首先是对成人教育哲学的研究,为自己的持续性发展奠定根基,解决困扰着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浑厚成就高远,在成人教育理论发展的初期,知识积累尤其重要。在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脆弱,极大程度上是其相关知识的匮乏,显然,构建和丰富成人教育知识及其体系是摆在未来几代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2.完善成人教育学科
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领域,成人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它终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地,是一块潜在的沃土,相信随着人的进一步解放,社会将更多地关注到成人群体的教育活动。完善的成人教育学科,需要一支专业化的研究者队伍,需要自己的理论空间和专业杂志,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成人教育学课程体系,这是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现实使命。
3.审视成人教育问题
如果说美国“成人教育学”之父诺尔斯(MalcomKnowles)“重新发现”了成人教育价值的话,那么保罗·朗格郎(PaulLegrand)的终身教育理论则在全世界宣扬和拓展了这一价值,而赫钦斯(RobotHotchins)又在他的“学习化社会”中高高扬起了成人教育的大旗。但是,成人教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种种问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给成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成人正在期待教育世界的热切关注,社会也正在关注成人世界的教育问题,只有发现并解决了制约成人教育实践的症结,才能走向和谐的成人教育。对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同样需要理论工作者的投入。成人教育理论,应该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在问题领域中汲取养分,为实践提出一种理论的审视与理论的导向。
二、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范式与分析
理论与实践,是成人教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着成人教育研究的基本面貌。在成人教育的研究视界和日常的经验视界里,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基本范式,这三种关系范式背后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东西——二元论的哲学观。
(一)理论高于实践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经常听到“理论高于实践”的论调。倘若仅在知识形态的层面上谈的话,还有一些道理,然一旦延伸到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层面,则容易导致误解。
“理论高于实践”,本意上是指理论在知识的抽象形态上高于实践中的经验性知识,它较多地表现为一套专业化的术语,从而与经验的情绪性话语有别。尽管存在抽象程度的差异,但丝毫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无关或隔离。理论知识源自于实践的土壤,而不是理论研究者闭门造车的产物。没有实践的根基,只能筑起“主义”的乌托邦,最终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清谈,其结果及其价值必然遭受怀疑。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理论者与实践者之间存在“高”与“低”的关系,事实上,二者同是成人教育知识的创造者,理当互相尊重彼此的劳动。
(二)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指导实践”,或许是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对实践有着各个层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在知识越来越走向细化的当代和未来,应当分析: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同时理论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指导实践?
从应用的角度看成人教育研究,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开发研究”。开发研究是理论与实践沟通的重要桥梁,是在各种环境变量背景中对基础理论进行的一种应用设计和实践。开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决定了这种“指导”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这种媒介性、中介性的设计和开发,理论的指导只能是宏观的和面向理念的,而不是实践者所真切需要的、面向问题的和情景的指导。也许,这也正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理论解释实践
理论解释实践,是又一种现存的关系范式。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曾长期存在着解释论的取向,成人教育的研究者们将注意力置于实践的诠释方面,而缺少了一种研究的中立性和价值理性。
成人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不仅是解释,更重要的是批判;不仅是描述,更重要的是反思;不仅是讴歌,更重要的是比较。理论不仅要建构,理论还应当去解构。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必须从书斋回归实践,从本土拥揽全球,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在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世纪走向中去探索、去研究。“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也许是这个时代对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新的诉求。
(四)对范式的反思
通过对成人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范式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有着一种共同的倾向——二元论的观点。它将理论研究视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因而研究者控制了知识,掌握了话语的霸权;它将实践视为一种知识的应用,因而实践者被排斥在“正统”的知识研究之外,而理论研究者也由此走向闭锁,成为一种“自言自语者”,其理论未有机会在实践中证实或证伪。这是一种研究的惯性,阻碍着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脆弱,与缺乏一种理性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关系。
我们不禁要追问,有没有走出藩篱的路?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关系范式,在新的理念旗帜下重新关照理论与实践呢?
三、走向对话
(一)对话的价值
对话,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参与,也意味着理解。这种尊重、参与与理解,正是这个召唤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时代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观。走向对话,是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重要选择,在重建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过程中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重建对话有助于消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的视野中,成人教育研究一分为二,于是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研究者各执一端,许多人包括理论研究者自己,在潜意识中将自己归为某一群体,由此产生了一种观念上的鸿沟。重建对话,有助于消解这种横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提升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认同意识,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发展氛围。
其次,重建对话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发展。理论的繁荣未必意味着实践的提高,实践的扩张也未必导致理论的发展,只有二者在“对话”的前提下相互参与,理论才能获致丰富的研究资源,实践也才能获得理性的关照。
说到底,对话关系要求理论与实践在“理解”的旗帜下建构一种理想的“沟通情景”,这就意味着二者应当走向一种崭新的关系范式——“行动研究”。
(二)对话的实现: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旨在提高具体社会活动的行动质量。其源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受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研究在教育领域经历了由盛到衰又重新兴盛的历程,行动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转移:从重视量化方法的运用,到偏重定性方法研究,再到强调“批判性”的探索。然而,紧密联结理论与实践始终是行动研究的主旨。行动研究是成人教育实现研究与实践的合一,缔结理论与实践对话关系的现实途径。
1.走向研究共同体
走向行动研究,从本质上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实践研究者建立一种新的存在关系,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为此建立“研究共同体”成为一种必要。“共同体”(community)的思想发端于德国社会学者藤尼斯,其核心理念就是“分享”,而走向研究共同体,就是旨在树立起“学会分享”的新的研究精神,即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对问题的关注为核心,相互分享彼此的经历和困惑,彼此的挑战与智慧。这种研究共同体可以确立起二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对话的前提下共同面向实践中的问题情景。
研究共同体,既是一种合作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形式。为此,构建研究共同体要求确立起相关的合作机制。首先,应当有共同的研究愿景,各个层面和领域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在共同愿景的前提下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充满“研究精神”的行动团队。其次,消除研究共同体中的组织智障,理论者与实践者相互尊重,重建起一种理解的关系,实践者不再只是理论者研究的对象,而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伙伴。再次,建立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实现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分工相结合,以至在研究的每一具体问题上都能见到群体的智慧。
2.研究与行动过程合一
在行动研究中,专业研究人员参与到实践中去,与实践者一起面对问题情景,这种角色立场的趋同,使原来处于摩擦与隔阂的两类人员能够达成沟通与理解。倡导成人教育的行动研究,即是倡导行动过程与研究过程走向合一性。
一方面,实现在行动中研究。行动研究不是在脱离教育教学实际的书斋中完成的,也不是单纯的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而是研究者在“现场”的行动中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研究过程以行动开始,在行动中进行,并以行动质量的提高与否作为检验其效果的标准,可以说行动推动着研究的进展。
另一方面,实现在研究中行动。行动研究不同于经验的“行动”,要求人们把关于成人教育的假设付诸检验与实证。为此,要记录、搜集和分析关于行动背景、事件、行为和结果的证据。行动研究中的行动具有系统程序,与研究过程密不可分,与理论密切联系,从而,研究的过程就成为直接改进操作或改善实践的过程。
3.关注问题情景和反思
(一)直接指导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一种对教育实践具体操作与原则的有效性指导。其主要表现在:教育理论能在具体操作上对教育实践进行指导。有论者认为,和工程学理论和医学理论一样,教育理论是一种实用理论,其功能正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并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更进一步,有论者认为,理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即“理论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由此得出,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本质规律的反映,是可以对教育实践提供某种确定性的方案,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产生效果,同时启发实践者进行反思,增强其实践理性的能力并进行理性实践。这不仅仅是教育理论者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所持的一种观点,也是多数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教育理论理应像数学公式一般,能够直接使用并得出正确结果。
我认为教育理论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是以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思想为依据而提出的观点。之所以说“直接指导说”是建立在本体论之上,是因为该观点认为:教育理论是从“复杂的、多变的、众多的”教育事实中抽离出“共性的、普遍的”教育规律,继而直接用于指导教育实践。这无疑与本体论中“从多中追求一,从变中追求不变,从现象中追求本质”的逻辑思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我们理应认识到,西方近代哲学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建立的,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它的对象是物,物具有客观性、抽象不变性、被动性、可测量性、可重复性,这就使得自然科学理论的可重复使用,并保证其得到所希冀的结果。然而教育理论所涉及的是人与人的活动与关系,人不同于物,人不是一种“现成性”存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未确定”的“动物”。这也就是说,人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人又具有主动性、选择性、多样性、主观能动性。以某种固定的理论指导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人,就不可能起到相应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教育理论无价值吗?不是这样的。教育学理论的确可以从教育实践中找到的一些基本规律,但是教育理论无法对每一个具体情景下的教育实践过程有一个清晰地描述,也不能提出确定性的方案。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的固定性与教育实践的变化多端是其矛盾的焦点之一,教育理论无法直接指导教育实践者在具体的情景下的具体教育实践。如果将教育理论生拉硬套地应用于教育实践就会出现的“无效”结果。因此,我所质疑的是“直接指导说”中的“直接”二字。
(二)中介说
教育中介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教育中介思维、教育中间理论、教育中介机构。三种教育中介的完善是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张关系的基础和条件。此观点通过对教育中介的形式的探讨,深化了人们对教育中介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借助实践者承载的‘实践性中介’(就是以教师为主体的行动研究)将有效弥合现有教育中介理论的‘实践性’缺口,提高教育实践的智性水平”。也有学者认为从教育理论入手,通过建构中层理论来增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此观点主要取自柳海民教授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建构中层理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因为以往的教育学理论,概念很多,但真正在教育实践界引起共鸣的很少,似乎观点很多,但定理不多,没有稳定的研究旨趣,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难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所以提出教育学中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有限的几组假定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
这是一种以教育理论为出发点,希望改变教育理论,发展具体理论,使教育理论更加问题化、命题化、操作化和验证化。以此来改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困惑关系。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既然是中层理论,那么是如何界定教育界中的“中层”的概念?
二、关系之我见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多数学者开始是从教育理论的视角解读,他们将教育理论视为高位的权威者,并对实践具有绝对的指导。但随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矛盾的显性化,研究者不再单从教育理论立场来论述其间关系。尤其是在当下,研究的趋势逐渐指向丰富的教育实践,如有论者提出,日常教育实践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有论者认为教育实践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习性、情境、实践和空间的结构使得教育实践异常复杂,需要教育理论者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抱有充分尊重和同情,并尽可能贴近实践者的立场来观察、谈论教育实践。因此,引发了教育界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各种解说。
当我们争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究竟为何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厘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教育理论。多数学者会把教育理论进行划分,比如,涂尔干、威尔曼等先驱者们就将教育理论划分为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将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教育理论可划分为科学教育理论、哲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学者对教育理论进行划分,多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教育理论各自有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认识对象、不同的陈述特征、不同的证明方式,以及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因此他们之间是不可取代。而要在教育理论中合理的体现这些不同的知识类型,达到不同的目的,只能通过理论体系的分工和专门化才能达到。所以,直接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时,就显得这一命题太过笼统,存在着指向不明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造成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者抱怨以及教育学界对其关系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将对教育理论进行限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所指称的教育理论是布雷岑卡提出的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认为,与科学教育理论、哲学教育理论不同,实践教育理论并不指向理论的自圆其说,而是为现实行动作出理性选择。实践教育理论的功能,是应告诉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特定教育者群体有关的教育任务及达到他们的手段,他应激励教育者实施与主流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相一致的教育行动。
十九世纪的大多时间,师资培养是在教学法教师指导监督下的师范学校里进行的,其方式类似于“学徒制”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初等教育的急剧扩大,这种“学徒制”的培养方式己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学习和掌握实际的教学技能,更需要获得一些理论上的知识1884年,英国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指出:“现在美国教师需要的是理论,而大学恰好因其独特的优势能够满足这种要求”①由于这种观念盛行和大学担负起师资培养的任务,“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开始増力卩。这些课程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教育理论本质上是哲学探究的一种形式,旨在通过对知识人类本性等的哲学研究来寻求教育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这些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并没有提出多少基本问题,实际上只是零星地陈述历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的一些言论。1928年,伦敦大学教育学教授约翰■亚当斯曾作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教育按此开始……作为大学课程中的一门学科得以确认时,讲授教育的教师为了装饰指定的读物,自然从世界文献中寻求伟人从一开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确定下来,从他们的著作中机智地抽演出了教育原则……即使在今天,一个讲授教育学的年轻教师确立自己的教育家的地位的最好途径就是选择一些著名的人物,然后出版冠以‘某某论教育’的书。
勿容置疑,这种以“伟大教育家”论教育的研究方式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很快就不能满足教师和学校的实际需要了。以英国为例,1876年福斯特教育法和1902年巴尔费教育法的颁布直接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巨大教育。尽管公立教育的扩大表明了一系列的教育愿望和理想,但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用要求,即为了适应劳动高度分工的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制度化必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不仅保证教育的发展和合格师资源源不断的培养可能得到调整和控制,而且保证学校政策、课程内容和评价方法更加稳妥地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制度化达到这种新水平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逐渐改变了人们理解教育本身的方式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系统,,需要有效地加以组织和管理,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对这一系统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对教育目的达成更高程度的共i识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要求,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为学生从事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作好准备。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教育发展日趋制度化的情况下,教育理论必然发展新的形式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性问题,而是关于教育如何作为工具达到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目的的问题因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教育理论:它能够提供达到既定教育目的的较好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仅仅引发这些教育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一类的无终结的争论这种形式的教育理论是作为一种“应用科学’,而构建的,旨在发展一套科学的原则和技巧,提高教育系统的功能本世纪初,桑代克在《基于心理学的教学原理》中写道:“任何职业的效能,大体上依赖于这种职业科学化的程度教学这个职业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会不断得以改进:一是从事该职业的人们具有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即对各种事实进行诚实的无偏见的思考,没有迷信虚幻或未经证实的猜测;二是教育的领导者们以科学的调查结果而非以一般泛论指导他们的方法选择”③这段话即说明了本世纪初科学能够改进教育实践的坚定信念
教育理论被视为“应用科学,,把这种观点与对教育实践提出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最早最清楚的例证之一,就是二十年代出现的心理测量在诸如西里尔。伯特(CyrilBirt)等人的强有力的倡导下,一种旨在使测量学生“可教性’,程序合理化的“科学的,人类智力理论产生了。如果学校想按照各层级劳动分工的要求对学生加以区分,那么该测量程序就是极其需要的。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以心理测量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与大众教育崛起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是教育史学家讨论的题目。例如,布赖恩。西蒙(Bnian.Simon)就曾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时期心理测量何以成为教育理论主流的原因:“从思想史和实际环境中寻求支持的使层级制度合理化的理论在1902年产生了……在经济、社会条件和使这种制度合理化的主导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形式的教育理论急剧増强,影响了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教与学的行为主义理论、教育组织和管理的“官僚,方法、课程编制的技术模式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旨在通过应用科学原则和知识来改进教育。到五十年代早期,教育理论己完全适应了时代的科学技术精神。关于教育目的及其与社会主义等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再也没有一席之地,教育理论失去了其传统的提供道德指向和支持的功能■教育实践成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中立性的手段,所以教育理论也就变成了克服目标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的中立性的工具了。
到六十年代,其它一些学科与心理学共同应用于教育实践中。社会学己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批评现行的选择程序,支持通过全面重新组织扩大机会均等的平均主义建议教育哲学以“教育的哲学”这一新的名称再次出现,这种“教育的哲学”从改变了主流方向的学术哲学的“语言革命”中获得启迪,不再以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永恒本质为其标榜,而是以它所采用的特殊方法而自命不凡,一种“概念分析”的方法,借助它来澄清日常教育言语中的概念的逻辑通过这种方法,教育的哲学就可以宣称自己不再受其它的“教育泛论”的干扰,步其它形式的教育理论之后尘,变成了一个体面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
整个六十年代,由于教育理论日益依赖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母学科”,因此它被看成是建立在自己领域以外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变成了基础理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被公认为是一宗“实际的原则”,无不求助于“基础”学科所能提供的知识,教育理论的“跨学科”观点形成了。在组织结构上,“教育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到六十年代末瓜分了教育理论的领地教育(院)系重新组织,教育研究方面的课程重新构建,专业认可改换门庭,新的杂志和学术团体也创建起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教育理论无非是“基础”学科在教育中的应用。到七十年代,教育理论作为一个自主的实际知识领域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然而,似乎是如梦己醒,对这种教育理论初始的热情因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脱节而冷却下来实际的教育问题并不能从学术性学科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所设想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实质上从未顺利地进行过,因为要建立“学术地位”,唯有牺牲“实际相关性”,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所以对这种“学科方法”的不满増强了。1975年,威尔逊(Wilson)写了《教育理论与教师准备》一书,对教育理论的效用表示怀疑,甚至怀疑是否有一种名符其实的教育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作出种种尝试努力,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来加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这些新范式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产生在课程理论领域,因为该领域对越来越多地使用科学技术语言的反应尤为强烈约瑟夫施瓦布在其富有创新的论文《实践:一种课程语言》中明确抨击了课程理论过分依赖科学理论的现象,也同样批评了教育理论的“应用科学”观和“学科”观施瓦布认为,这两种观念肢解了课程,把教育歪曲为一种自主的实践,
【中图分类号】 J6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234-1
一、引言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名言:“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所以说在教育要面向全体,要为学生为出发点实施素质教育,因材施教才会真正的体现出教育的价值以及教育的重要性,音乐教育的创新思想就应运而生。
二、音乐教育创新的概念以及设定
在现在的音乐教育中,音乐教育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性的音乐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感情。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自身感情的语言,其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说是在通过在培养的人的过程中发挥其自身的美育功能。所以在音乐教育中,创新的发展是十分有价值的。创新就是发展,在音乐教育中,创新的运用使得学生能够真正的在人内心的深处迸发出自身的欲望,在强化音乐所表现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培养其音乐素养,以提升学生智力的发展和思想的启迪。
三、音乐教学创新方法
(一)尝试性教学法。在这种教学法的使用中,教师可以通过先试后教、先练后讲的模式。在契合学生的好奇心理的针对点,改变以往的教学途径、策略以及方法,在教学中是学生的课堂反应展现出新的面貌。
(二)问题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自己归纳问题、找出问题,以教师的自身经验来提出问题,运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改变课堂的主动性,让学生的角度从被动转为主动。在这种课堂教学的方法提出之后,学生不仅能够在教师的解答中能够针对问题进行自我纠正和问题了解,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在这种方式下得出科学的概念和结论较学生的自我思想结构体系的建立。
(三)情景教学法。音乐课堂教育的创新在情景教学法中能够有从分的发挥和积极地运用。因为作为音乐教学,其感染性相对来说比较浓,所以在音乐教学中使用情景教学法可以在特定的情境设定中能够使学生能够真正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且在这种情感性学科中,能够使学生的感受能力得到提升。
(四)体验式教学法。如果说问题式教学是让学生拥有对学习的主动权,那么体验式教学能让学生真正的在学习之中自我寻找靴子的乐趣。奥尔夫曾说过:“儿童在早期所体验的一切,在他身上得以被唤起和培养的一切,对其毕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在体验式教学中,音乐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思维设定,在教学中学生能够在这种设定中感悟到音乐,感悟到有音乐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所以在音乐课堂教育的创新中,体验式教学能够给学生以参与与体验的乐趣,加强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四、音乐课堂创新实践,提高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
(一)营造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动地创新气氛。音乐作为一种特殊化语言其自身的灵敏度和吸引力是极具需要表现的。所以在现在的课堂教学中,注重对音乐自身的理解,教师作为创新的领导者,必须较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学生们感受到“我能”、“我行”、“我是成功者”的自信,使之乐学、想学、爱学,进而发挥想象去创造、创新。
(二)创设“问题”情境,促进自主创新的实践。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思、疑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巧设疑云,在重重问题的探究中使得学生对音乐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基础之上可以使得教师能够顺水推舟,积极的引导使得课堂教学的效果得到提升。
(三)在教师素质教育中渗透创新教育。开展创新教育,首先要有创新型的教师,教师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创新教育的质量,为此,我积极学习计算机知识,现已能利用多媒体课件上课,会制作多媒体课件。这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为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四)社会性以及学校整体支持。在音乐创新工作中,把艺术教育落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使全区中小学都具有满足学校艺术教育需要的师资队伍、艺术功能室及相应设施设备,使每一个学生参与学校艺术活动,并培养他们养成一定的艺术兴趣爱好,掌握一项艺术特长;加快区级艺术特色学校建设,培育一批市、区级艺术教育名师、青年优秀艺术园丁,打造一批具有巴渝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教育课程,挖掘、开发一批艺术教育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同时,充分利用学校艺术教育引领作用,培养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文化特质,不断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结语:教育管理干部和全体教师是教育“创强”的主体;把全体干部教师动员起来,是开展创建教育强县的基础。连南县按照“建最好的团队,做最好的自己”的理念,广泛开展团队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干部教师的团队意识,促使干部教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集体的智慧,力求达到1+1大于2的工作效果,以达到音乐教育创新。
参考文献:
[1]章连启,谭天静,张亚红.中小学生音乐新课程教学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我们主张必须有一个实际的经验情景作为思维阶段开始”这就意味着情景教学在课堂中尤为重要,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使教学内容不受时空限制,形象地传输、保存和再现实际原型。多媒体利用其生动多彩的页面、赋有感染力的声音及真实生动的情景为学生创建身临其境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保持愉快的学习心情和积极的学习态度。
我在讲授《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课时,新课伊始,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个感人至深的画面:画面中一个金发的小女孩穿着薄衣,赤着脚独自在雪花飘落的大年夜卖火柴,再配上凄楚的音乐,随之导入“画面中的小女孩她好饿、好冷、好无助,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九课,看一看从文中的字里行间你读懂了什么?”此时,孩子们的眼睛中闪着泪花。他们迫不及待的拿起书,品读课文的一字一句。一节课是否成功,导入关系重大,此处多媒体的运用把学生带入课文意境,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引起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起学生的积极性,积极的学习态度会带来积极的学习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有效教学。
二、有效识字,加强自主识字的兴趣
1.《语文新课程标准》中详细指出,小学阶段要学生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汉字本身又要区分形近字、形声字、多音字真是颇为复杂。对于小学生来说,别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注意力比较差,如果不能用巧妙的方法教学识字,学生学得枯燥,忘得也特别快。而多媒体利用栩栩如生的画面在儿童的认知与教学之间架起了一座七彩的桥梁,使学生能在趣味中识字、区分生字、运用生字组词造句及写话。
我校曲可老师在讲授《狐假虎威》一课时,在屏幕上展示出动态画面,在茂密的森林里一只老虎正走在狐狸的后面,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看见狐狸后面跟着老虎,吓的小动物们赶紧就跑。随着画面用多媒体切换出相应的词语,学生齐读,在不知不觉中学生认识了生字,体会了识字的乐趣,并理解了词语的意思,此处多媒体的运用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掌握识字方法,增强识字数量
运用好多媒体的教学手段能够让学生感受、发现汉字中的规律、拓宽学生的识字空间。如在教学“打、推、扛、扔、抬、拄、提、抹”一组生字时,我利用多媒体文件出不同的动作图片,学生看图便会很快认识这些生字,能将生字的意思区分开,并能做出相应的动作,在识完这组字后让学生想一想,还有哪些生字与“手”有关呢?并出示相应的课件,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再将这些生字进行归纳和整理,在同一屏幕中出现。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很快找出这组字的异同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逐渐了解,理解了识字方法,对识字也会越来越感兴趣,并逐渐运用这一规律自主识字,增加了课内外的识字数量,增强了对生字的理解能力。
三、抓住重点,巧妙解疑
在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都来自于中外名家之笔,教师身为课堂的引导者,教材的利用者,有责任让学生品读欣赏、体会、理解课文中的重点字、句段,要让学生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的分析能力,在讲授语文课文的过程中,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我们不能逐字逐句分析,这就会利用到多媒体,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结合《课标》、《教材》来进行教学设计,并要把重点字、词、句或学生易理解错误之处制成课件。这样在课堂教学之中能在短时间深入研究重点内容,更好地突破重、难点,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语文教材中还有一些文章内容较难理解,如《开国大典》、《丰碑》、《军神》、《挑山工》、《香港之夜》等课文。这些课文内容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在学习中既难以理解,又十分枯燥,这时多媒体便成了解决疑难的最佳办法。如教学《军神》一棵时,我利用多媒体下载出现相应视频资料,受伤后做手术的过程。学生一看便会与课文内容联系起来,这一军神形象立刻呈现在学生脑中,课文中枯燥的生字也变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画面,课文难点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而且学生的爱国情感也受到了熏陶和感染。
四、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认为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的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使他们的心灵由于劳动的幸福而充满欢乐。”“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对此,我深有体会。在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先后担任过高中、小学、初中的校长,无论在哪个学校任职,我都大力宣传幸福教育的理念,把创建幸福教育作为学校工作的目标。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教育?幸福教育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认为幸福教育就是以培育人的幸福情感为目的的教育,它的目标是培养人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给予幸福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获得进步、获得发展、获得幸福。
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培育幸福理念、培养幸福学生、造就幸福教师、构建幸福课堂是具体实施幸福教育的四大环节。
一、培育幸福理念,营造幸福氛围
一个幸福的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幸福文化特色,应该树立自己的幸福理念。
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一个人的成长不在于经验和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有正确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学校的成长。一所学校只有树立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氛围,才能从精神上对全体师生起到引领作用。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唤醒心灵,用人格陶冶人格,用习惯培养习惯,用激情点燃激情,用智慧唤醒智慧,用思考创新思考,用灵魂滋养灵魂,用底气打造底气,用幸福传递幸福。幸福教育的真谛就是让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通过享受教育的幸福,多一双发现的眼睛,多一颗快乐的心灵,多一股创新的激情,多一份生活的诗意。幸福教育既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的理想,更是一种教育的实践。
几年前我在三门峡市第二中学担任校长时,曾为学校设计了如下文化理念。办学目标:创幸福教育,建特色名校;培养目标:品行好、学业好、身体好、有特长;校训:立本求新,竞创致远;校风:诚爱 和乐、尚学、创新;办学特色:科学体艺拓实践,幸福教育盈慧心。这样的学校文化理念,再配以校园里如画般的绿树鲜花、喷泉山石、橱窗板报、壁画雕塑,上课下课时有优美的铃声,上学放学时有名曲萦绕,师生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素质内涵。校园内瞩目的“教师礼仪规范”、职责条例,教室墙壁上张贴的班规、班训、行为规范,指导着师生的言行,规范着他们的举止。“绅士风度、淑女风范”成为学生心中最美的形象追求目标。
二、培养幸福学生,促进全面发展
学生个体智力有差异、发展有快慢,对学生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成绩的高低不应该成为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培育幸福心态、促进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培养幸福学生的主要任务。幸福教育就是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我认为,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应该是:每一位学生都要发展,但不是一样的发展;每一位学生都要提高,但不是同步的提高;每一位学生都要合格,但不是相同的规格。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曾说:“要将目光放远,不仅仅只是盯在升学率上。” “我们提出一个口号:给学生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或者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地成长。”他认为,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就需要校长和教师去研究学生,因材施教,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在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教材的情况下给予他一定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育中真正感受到幸福,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素质教育让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教育的根本目的应是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让人成长为自由的、全面的、大写的人。让学生感觉到幸福快乐,是幸福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对学校生活的热爱,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展示并发展学生的特长。如传统的节日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的师生社团活动、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互助小组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使校园生活变得五彩缤纷,学生在参与中享受,在享受中历练,在历练中使素质得到提高。学生会因此真正体会到:学习是愉快的,学校生活是幸福的。
三、造就幸福教师,助推教师成长
如今,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普遍缺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82.2%的教师感觉压力大,近三成教师对工作倦怠,近四成教师生存状况不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师们心倦神疲,感受不到职业的幸福呢?教师的压力来自很多方面,主要有:来自课程改革的压力,社会对于教师职业过高的期待带来的压力,过度的劳动付出与现实回报之间的落差等。无休止的机械劳动、超量的工作时间、社会的不理解……这些都让教师身心疲惫。
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造就幸福的学生,只有快乐的教师才能培养快乐的学生。教师的幸福状态体现在工作中,体现在学生的成长中。工作得到肯定,付出得到回报,精神得到慰藉,自身才能获得幸福。因此,激发教师的热情,培育他们的幸福心态是助推教师成长的重要工作。许多时候,教师需要的是一份关心、一种理解、一份信任。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声亲切的问候,就足以让教师感动。哪个教师过生日,学校送上领导亲自签名的生日贺卡和一个生日蛋糕;哪个教师要退休了,学校为他举办一个座谈会,送上一个小礼物,以表达对他几十年工作的肯定;哪个教师家里有了红白事,领导亲自上门帮忙慰问……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会温暖大家的心,老师们会从内心感受到:在学校工作是幸福的,当老师是幸福的!
另外,还应改变考核方式,采用利益捆绑式,实行人性化考核。以备课组、年级组为考核单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共同进步,也是激发教师工作热情的主要手段。
四、构建幸福课堂,实现课堂高效
回归生活世界的课堂文化建构
通用技术课程教学评价应把握的几个要点
新课程背景下适应高中课程发展的教学评价策略
文化透镜下上海市静安区的课程变革
儿童“关爱主题”生活课程的建构
农村中学打造教育特色的校本策略
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类型、成因及解决对策
立足校本教研促进学校发展
让“死”的课堂“活”起来——论教师的“表演性格”
我国中小学教师生态化资格认证体制的构建
当前学校德育实践中的四个向度——以苏州市申美公民教育实践活动为例
高中学困生“混乱-假设-转变-和谐”的心路演进
中美中学生国际理解观比较
代数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行为研究
基于教学效率概念辨析的有效教学
学案创编:问题及改进策略
《乡土情结》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合理性探讨
运用导读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践行新课程理念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转变
新课程课堂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
“导-读-赏-延”四环节现代文阅读教学
大语文教学观及其实践
十年课改路浓浓桃李情
直面课堂情境:评课的应然追求
基于“教学内容”的评课视角与范式
发掘教材特色深化教学改革——美国《Biology:TheDynamicsofLife》教材简析
高考《考试大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理科新课程教学设计的规范
当代化学课程选择的方向与要求
学校建设的特与色
教师的管理智慧:根据学生违规事件的属性做出适宜的反应
将“表格考评”向“原生态考评”回归
努力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效整合
正己身,筑魂灵——记大同市教学能手袁振红老师——《细菌和真菌的分布》教学设计
细节无底欣赏无边——课堂观察是提升教学智慧的必经之路
合作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教育叙事研究的叙述者及其功能
从研究偏好看小学教师对新课程的实践把握——以某市教改之星的科研论文为样本
当代主要教学模式简介
开放的提问更精彩
让课堂教学回归“简约”
高中经典文学作品的生态阅读教学
追求实效——阅读教学的理性回归
追求真实、有效的数学课堂
提高生物学教学设计有效性的思考与实践
教学细节决定教学成败——名言警句对深化思想品德教育主题的作用
寓音乐审美于鉴赏教学实践中
让“尊重和爱”驻足心灵
阅读教学中情感体验的策略
“农村中小学校长、教师的培训与管理”征文启事
构建教育信息化平台促进区域教师专业成长——山西省基础教育网络教研现场会在介休市隆重召开
普通高中转型时期教师的生存状态
中国普通高中学生感知的学校环境
高中教育:“麦当劳化”式的教育
教育技术,是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门技术。在美国,教育技术是在教育领域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中国,教育技术则被视为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从事实上理论指导实践不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它一定是在人们的知行统一下找到一个媒介进行两者的相互转换,而这则者需要技术的支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康德通过判断力(或理性)对休谟法则的解决,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都从侧面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一)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理论与实践的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常常因为内在的一致性而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高于实践”,而人们过于强调它们的效果因而忽略了它们内在的差异。而这里的差异,是指它们内在的东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人类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往往是求同的态度而忽视了它的差异。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看作是理念的模仿和分有,理念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言下之意就是,理论是实践的依据,我们怎么做就看理论怎么说,理论与实践内在又是一一对应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运用,更是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致。1869年,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并断定金的原子量要比锇、铱、铂大,并用元素周期表纠正了原先错误的金的原子量,后人还根据这个元素周期表发现了一些新的元素。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而也发给了人们错觉,认为理论反应了实践,实践与理论又一一对应。理论是否能够贯穿实践?柏拉图推行他的《理想国》经历就能够说明。《理想国》作为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通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家的系统方案。可是,过去了两千多年,他的理想国并没有建立起来,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内在存在着差异。这里我们讲的理论与实践差异是讲的好的理论能够解释实践,但好的理论不一定指导实践。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异
《教育研究》杂志在1991年第5~11期(第10期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暂停)开辟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专栏,其中很多文章都涉及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问题。如扈中平与刘朝晖指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双向的,既有理论工作者不关心教育实践的原因,也有实践工作者轻视理论的原因。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教育理论投入过高的期望,而教育理论往往又不能指导教育实践的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各方面的制约。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媒介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个观点已有定论,关于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差异问题,这也是诸多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吴康宁在《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思考》中专门提及了理论沟通实践的途径,他提出教育活动模式可担当这一功能。他认为教育活动模式包括三个部分:对特定教育活动模型的呈现,对解释该模型的运行规律的阐述以及对具体的操作程序的说明。这也是理论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把复杂的现实精简了,形成了逻辑上的统一,而实践则是要面对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没有了逻辑上的统一。但是现实又要把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起来,可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人类的知行统一又要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二者该如何的相互转换?技术就是这两者的媒介,将二者相结合起来。
二、作为媒介的技术
(一)技术的特点
技术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媒介,有它的特点创造性、自身性和合目的性。而教育技术也具备这些特点。技术的创造性指,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教育理念的运用和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超越。在以往的教育中人们秉承“理论高于实践”的宗旨,把教育实践向教育理论看齐,信封教条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不适应理论,归结于理论的错误。而技术的创造性则是把两者的不相适应,相互的联系在一起。这也说明无论理论与实践多么不适合,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的运用,让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而它的运用也是因地制宜的。技术的自身性指要自身参与进去,它包括了两个因素:工具手段和自身技巧。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多的情景,会把不利于理论的情景因素剔除,而人参与进情景中能把理论忽视掉的部分补充进来,从而使理论在不同场景发挥作用。而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则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复杂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毕竟实践本身不是理论。技术的合目的性指人类在活动与生俱来的东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判断力的一个先验原则,所以合目的性在康德哲学中非常重要。合目的性不是自然的,它人们在寻求多样统一所附加上去的,通过多样的工具手段,最终采取何种工具,取决于工具使用者解决何种问题,这就是合目的性的作用。
(二)作为教育媒介的特点
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实践转向理论的前提,也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教育实践中通过实践的考察和探寻,进行生层次的分析和探讨,然后为教育理论提供素材。通过自身的内在的思考,思想内部的沉淀,在工具使用中的观察、揣摩、关照与感悟。而实践也在这种批判中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是实践的创新。教育技术对教育理论是实用的,这是理论转换实践的前提。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理论它本身就是个工具,教育研究的时候为其提供一个研究的方向,构建起一个支撑的框架。理论不是终极性的,它是不断在调整的,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教育技术加深了对教育理论的更深的认识。而教育技术就是在使用理论的过程中加深对教育理论的了解,这也不是简单的教育学所能做到的。教育技术对工具是批判的,从根本上,实践对理论是反作用的。现在的信息技术分为通用和专用之分,实践对技术的筛选。信息技术一旦具有强制性,那么它会对实践的复杂性造成伤害。技术工具具有意向性,它的创造者和开发者的一向一旦不受控制,那么会造成实践的伤害。
(三)教育技术与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技术;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干系
教育技术,是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门技术。在美国,教育技术是在教育领域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中国,教育技术则被视为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从事实上理论指导实践不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它一定是在人们的知行统一下找到一个媒介进行两者的相互转换,而这则者需要技术的支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康德通过判断力(或理性)对休谟法则的解决,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都从侧面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一)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理论与实践的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常常因为内在的一致性而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高于实践”,而人们过于强调它们的效果因而忽略了它们内在的差异。而这里的差异,是指它们内在的东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人类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往往是求同的态度而忽视了它的差异。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看作是理念的模仿和分有,理念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言下之意就是,理论是实践的依据,我们怎么做就看理论怎么说,理论与实践内在又是一一对应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运用,更是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致。1869年,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并断定金的原子量要比锇、铱、铂大,并用元素周期表纠正了原先错误的金的原子量,后人还根据这个元素周期表发现了一些新的元素。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而也发给了人们错觉,认为理论反应了实践,实践与理论又一一对应。理论是否能够贯穿实践?柏拉图推行他的《理想国》经历就能够说明。《理想国》作为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通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家的系统方案。可是,过去了两千多年,他的理想国并没有建立起来,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内在存在着差异。这里我们讲的理论与实践差异是讲的好的理论能够解释实践,但好的理论不一定指导实践。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异
《教育研究》杂志在1991年第5~11期(第10期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暂停)开辟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专栏,其中很多文章都涉及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问题。如扈中平与刘朝晖指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双向的,既有理论工作者不关心教育实践的原因,也有实践工作者轻视理论的原因。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教育理论投入过高的期望,而教育理论往往又不能指导教育实践的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各方面的制约。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媒介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个观点已有定论,关于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差异问题,这也是诸多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吴康宁在《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思考》中专门提及了理论沟通实践的途径,他提出教育活动模式可担当这一功能。他认为教育活动模式包括三个部分:对特定教育活动模型的呈现,对解释该模型的运行规律的阐述以及对具体的操作程序的说明。这也是理论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把复杂的现实精简了,形成了逻辑上的统一,而实践则是要面对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没有了逻辑上的统一。但是现实又要把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起来,可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人类的知行统一又要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二者该如何的相互转换?技术就是这两者的媒介,将二者相结合起来。
二、作为媒介的技术
(一)技术的特点
技术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媒介,有它的特点创造性、自身性和合目的性。而教育技术也具备这些特点。技术的创造性指,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教育理念的运用和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超越。在以往的教育中人们秉承“理论高于实践”的宗旨,把教育实践向教育理论看齐,信封教条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不适应理论,归结于理论的错误。而技术的创造性则是把两者的不相适应,相互的联系在一起。这也说明无论理论与实践多么不适合,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的运用,让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而它的运用也是因地制宜的。技术的自身性指要自身参与进去,它包括了两个因素:工具手段和自身技巧。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多的情景,会把不利于理论的情景因素剔除,而人参与进情景中能把理论忽视掉的部分补充进来,从而使理论在不同场景发挥作用。而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则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复杂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毕竟实践本身不是理论。技术的合目的性指人类在活动与生俱来的东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判断力的一个先验原则,所以合目的性在康德哲学中非常重要。合目的性不是自然的,它人们在寻求多样统一所附加上去的,通过多样的工具手段,最终采取何种工具,取决于工具使用者解决何种问题,这就是合目的性的作用。
(二)作为教育媒介的特点
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实践转向理论的前提,也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教育实践中通过实践的考察和探寻,进行生层次的分析和探讨,然后为教育理论提供素材。通过自身的内在的思考,思想内部的沉淀,在工具使用中的观察、揣摩、关照与感悟。而实践也在这种批判中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是实践的创新。教育技术对教育理论是实用的,这是理论转换实践的前提。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理论它本身就是个工具,教育研究的时候为其提供一个研究的方向,构建起一个支撑的框架。理论不是终极性的,它是不断在调整的,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教育技术加深了对教育理论的更深的认识。而教育技术就是在使用理论的过程中加深对教育理论的了解,这也不是简单的教育学所能做到的。教育技术对工具是批判的,从根本上,实践对理论是反作用的。现在的信息技术分为通用和专用之分,实践对技术的筛选。信息技术一旦具有强制性,那么它会对实践的复杂性造成伤害。技术工具具有意向性,它的创造者和开发者的一向一旦不受控制,那么会造成实践的伤害。
(三)教育技术与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人们又要求它们统一,教育技术的出现连接了两者。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技术,不再是不被人们所注意,它与教育理论和实践所结合在一起。技术的发展使实践和理论不再是单一的一体,由教育技术进行对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研究,及其三者这间的相互作用。
三、结束语
教育理论和教育技术两者存在的矛盾无疑是教育研究中的一大问题,通过对教育技术和教育研究与教育理论者三者关系的探讨。进一步地了解到教育技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教育技术对两者的联系和互补,改变了教育实践与教育技术的内在的矛盾。使其实践与理论的内联系在能够一一相对应,而不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
参考文献:
[1]来凤琪.论教学设计和学习理论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关照[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04):35-42.
[2]杨开城,张晓英,王斌.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教育理论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6,(01):9-16+93.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教育界对此问题如此看重,可归因于以下两方面:一是由于近年来轰轰烈烈举行的教育改革,改革似乎对教育理论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唤;另一方面,教师专业化发展口号的提出与推广,使得一线教师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教育理论。但是教师花费精力接受理论之后,突然意识到理论的“魅力”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或者说,从前对于教育理论的期望一下破灭了,因为,他们觉得那些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不如他们的“土办法”好使。这就对教育理论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因此,处理好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百家争鸣”的关系说及评述
(一)直接指导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一种对教育实践具体操作与原则的有效性指导。其主要表现在:教育理论能在具体操作上对教育实践进行指导。有论者认为,和工程学理论和医学理论一样,教育理论是一种实用理论,其功能正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并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更进一步,有论者认为,理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即“理论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由此得出,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本质规律的反映,是可以对教育实践提供某种确定性的方案,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产生效果,同时启发实践者进行反思,增强其实践理性的能力并进行理性实践。这不仅仅是教育理论者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所持的一种观点,也是多数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教育理论理应像数学公式一般,能够直接使用并得出正确结果。
我认为教育理论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是以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思想为依据而提出的观点。之所以说“直接指导说”是建立在本体论之上,是因为该观点认为:教育理论是从“复杂的、多变的、众多的”教育事实中抽离出“共性的、普遍的”教育规律,继而直接用于指导教育实践。这无疑与本体论中“从多中追求一,从变中追求不变,从现象中追求本质”的逻辑思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我们理应认识到,西方近代哲学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建立的,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它的对象是物,物具有客观性、抽象不变性、被动性、可测量性、可重复性,这就使得自然科学理论的可重复使用,并保证其得到所希冀的结果。然而教育理论所涉及的是人与人的活动与关系,人不同于物,人不是一种“现成性”存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未确定”的“动物”。这也就是说,人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人又具有主动性、选择性、多样性、主观能动性。以某种固定的理论指导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人,就不可能起到相应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教育理论无价值吗?不是这样的。教育学理论的确可以从教育实践中找到的一些基本规律,但是教育理论无法对每一个具体情景下的教育实践过程有一个清晰地描述,也不能提出确定性的方案。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的固定性与教育实践的变化多端是其矛盾的焦点之一,教育理论无法直接指导教育实践者在具体的情景下的具体教育实践。如果将教育理论生拉硬套地应用于教育实践就会出现的“无效”结果。因此,我所质疑的是“直接指导说”中的“直接”二字。
(二)中介说
教育中介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教育中介思维、教育中间理论、教育中介机构。三种教育中介的完善是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张关系的基础和条件。此观点通过对教育中介的形式的探讨,深化了人们对教育中介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借助实践者承载的‘实践性中介’(就是以教师为主体的行动研究)将有效弥合现有教育中介理论的‘实践性’缺口,提高教育实践的智性水平”。也有学者认为从教育理论入手,通过建构中层理论来增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此观点主要取自柳海民教授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建构中层理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因为以往的教育学理论,概念很多,但真正在教育实践界引起共鸣的很少,似乎观点很多,但定理不多,没有稳定的研究旨趣,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难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所以提出教育学中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有限的几组假定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
这是一种以教育理论为出发点,希望改变教育理论,发展具体理论,使教育理论更加问题化、命题化、操作化和验证化。以此来改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困惑关系。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既然是中层理论,那么是如何界定教育界中的“中层”的概念?
二、关系之我见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多数学者开始是从教育理论的视角解读,他们将教育理论视为高位的权威者,并对实践具有绝对的指导。但随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矛盾的显性化,研究者不再单从教育理论立场来论述其间关系。尤其是在当下,研究的趋势逐渐指向丰富的教育实践,如有论者提出,日常教育实践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有论者认为教育实践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习性、情境、实践和空间的结构使得教育实践异常复杂,需要教育理论者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抱有充分尊重和同情,并尽可能贴近实践者的立场来观察、谈论教育实践。因此,引发了教育界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各种解说。
当我们争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究竟为何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厘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教育理论。多数学者会把教育理论进行划分,比如,涂尔干、威尔曼等先驱者们就将教育理论划分为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将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教育理论可划分为科学教育理论、哲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学者对教育理论进行划分,多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教育理论各自有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认识对象、不同的陈述特征、不同的证明方式,以及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因此他们之间是不可取代。而要在教育理论中合理的体现这些不同的知识类型,达到不同的目的,只能通过理论体系的分工和专门化才能达到。所以,直接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时,就显得这一命题太过笼统,存在着指向不明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造成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者抱怨以及教育学界对其关系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将对教育理论进行限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所指称的教育理论是布雷岑卡提出的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认为,与科学教育理论、哲学教育理论不同,实践教育理论并不指向理论的自圆其说,而是为现实行动作出理性选择。实践教育理论的功能,是应告诉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特定教育者群体有关的教育任务及达到他们的手段,他应激励教育者实施与主流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相一致的教育行动。
在明确了教育理论的概念之后,我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一种“互哺”的关系。所谓“互哺”即指各自从对方寻求有营养有价值的信息,以此来丰富自己益于自身的发展。
实践教育理论是一种以教育实践作为分析对象的特殊性知识,而教育实践则是一种活动。虽然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育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者如何去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有时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否认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的原则、特点以及可能性的探讨,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教育理论可以满足教育实践者对于教育实践知识的需求。这个满足的过程需要教育实践者用“智慧”理性地从教育理论中提取对于他的实践有价值的内容,这种“智慧”更应该是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举一反三”的能力。
教育实践是实践教育理论形成的富有养料的来源,这就要求教育理论者能够突破从前“自画自圆”脱离教育实践而进行的思辨的现象,能够敏锐的察觉教育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教育理论者只有通过研究新与旧、历史与现实的继承、转化与冲突,才能促进其观念自我更新和形成新的问题域、发展理论的价值。这也就是说,教育理论要从教育实践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这也就是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哺养”的过程,教育理论者要想在一个不断发展变革的时代在自己研究领域里有所作为,不能缺少面向教育实践的魄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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