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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工业化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8-03
工业化理论目标十分明确,即贫穷国家如何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富裕社会。该主张与经济赶超目标高度重合,从而使得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理论成为探讨国家经济赶超路径和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工业化亦很自然地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然而实践表明,通过实现工业化转变为富裕国家是件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国际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是扩大趋势,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奇迹经济)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变为富裕国家。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理论开始重点关注决定一个国家处于何种均衡生产方式状态的因素有哪些?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状态和高水平的工业生产状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沿着合适的路径到达均衡的工业生产状态水平?笔者总结,工业化理论关于国家经济赶超战略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工业化是国家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
工业是国家致富之本的观点对国家经济赶超战略决策影响极大。该观点之所以重要,在于其预设了工业化与国家富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原因,富裕是结果。莫菲等(Murphy;Shleifer,et al.,1989)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年间,富裕国家(如英国)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增长是通过工业化来达到的,20世纪后实现富裕的经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都是依靠工业化,而停留在非工业化的国家则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了工业致富的思维逻辑,即长期看工业化导致国家富裕,经济追赶成功也需要依靠工业化,非工业化国家是贫穷的。要解释这些基本历史经验,工业致富的思维还需要进一步解剖为三个问题:工业为何会致富?工业社会为何存在国际收入差距?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追赶?(1)工业化理论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工业化生产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财富来源既包含分工与机器生产结合带来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又得益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带来的成本节省。与农业生产严格受土地和劳动资源限制不同,工业化生产建立于报酬递增技术基础之上。由于生产专业化而带来报酬递增(Romer,1987),报酬递增促进累积性增长机制,因而工业时代经济增长获得持续而强大的动力(Young,1928)。(2)关于第二个问题,工业化理论认为不同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存在不一致性,进而导致国际收入差距出现。即前工业化时期,各国收入差距不大,工业革命之后,各国工业化水平和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国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而形成分流格局的主要推动力。(3)关于第三个问题,工业化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时存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然而关键在于哪一种是均衡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工业化的本质是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状态到高水平的工业生产状态的过程。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存在这样的逻辑,即工业致富,工业化落后导致贫穷,工业化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
二、后发国家工业化需要一定的引导力量
工业化理论认为,在国际收入分流格局已经形成之后,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需要一定的引导力量,否则其工业化过程是无法成功的。然而以何种力量来引导工业化有两种基本主张:一种观点认为自由经济是工业化引导力量;另一种则认为国家主导是工业化主要引导力量。
1.自由经济是工业化引导力量。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工业化的驱动力源自规模经济和经济外部性(Murphy,Shleifer,et al.,1988),这两个驱动力均以经济开放性作为基础,进而强调自由经济是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强调以自由经济作为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必然与主张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在逻辑上一致。鲍德温和马丁(Baldwin,Martin,et al.,2001)将国际贸易与工业化和概念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增长阶段模型(stages-of-growth model)来系统解释国际贸易与工业化水平是如何共同决定国际收入差距的。该模型将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共同决定跨国收入差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时期,贸易成本高,各国产业(主要是农业)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经济增长缓慢,跨国收入差距小;第二时期,贸易成本中等水平,在该时期北部经济快速工业化,经济增长起飞,与南方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第三时期,贸易成本低,高速增长,在自我持续作用下全球收入继续分流;第四时期,南部经济快速工业化,全球收入逐渐收敛。鲍德温和马丁构建的模型背后的逻辑是,首先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导致国际收入差距扩大,但是自由贸易的力量会引导者后发国家收敛到均衡工业化生产水平之上,进而收入差距消失。在对待工业化所带来的国际收入差异成因与消除对策上,莫菲等与鲍德温和马丁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的解释均属于主张自由主义力量作为引导力量的学说,将工业化早期形成的中心―结构看作是内生,而非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而且认为中心―结构是让某些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
2.国家力量是工业化引导力量。加强政府干预以加速经济实现工业化有两大思想源头,一种源自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的平衡工业化发展思想,另一种源自赫希曼(Hirschman,1958)所提出的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思想。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针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该思想也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该思想被发展为大推动(big push)学说。关于为何国家力量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引导力量有两种典型解释:(1)在资本主义以不平衡方式发展导致国际分流格局形成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会限制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此时后发国家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打破对领先国家的依附关系,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例如依赖理论倡导者普雷维什(Prebisch,1959)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中心―结构不仅仅是后发国家贫困的根源,同时也根本不会成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引导力量。依赖理论所依据的思维在当代依然存在,如张夏准(2009)认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富裕之后却依然向全球推销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做法是一种“踢开梯子”的虚伪行为。(2)当前领先工业化国家之所以率先实现工业化,并非是在自由经济力量引导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相反,是在国家力量干预下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结果。贝罗赫等(Bairoch,Kozul-Wright,1996)认为,1870―1913年期间快速工业化的国家采取的措施与20世纪后半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模式并没有本质性区别。19世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广泛使用的的提高关税、支持技术升级、扩大国家在资本借贷,这些做法与二战之后出现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本质相同。第二种观点对主张自由经济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引导力量的主张无异于是釜底抽薪。
三、工业化进程可能存在多重均衡
平衡工业化是一种线性思维,它将人类物质和文化等的复杂变化简单化了。二战之后有不少发展中国家采取平衡工业化战略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少数采取非平衡工业战略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经济工业化绩效良好。这意味着工业化战略需要以更加严谨而非假说为基础作为指导,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能够解释工业化演化路径的理论模型。工业化演化路径模型一个主要任务是解释为何不同国家工业化程度存在差异,甚至有些国家长期处于低水平附近的现象。工业化演化路径模型关于可能会存在多重均衡的主张意味着,在某种条件下有些国家会均衡地处于低水平生产状态,即在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欠发达陷阱。
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转变未必是必然和自动的,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就会陷入欠发达陷阱,从而长期处于低收入阶段。关于欠发达陷阱的成因主要解释有两种视角,即向后看、向前看。(1)历史因素论。向后看视角将历史因素视为均衡水平决定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1981)提出最初资本积累水平(primitive accumulation)决定均衡状态,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资本是可以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两阶段工业化模型。在第一阶段贸易是领先国家增长的发动机,第二阶段国外投资是增长的发动机。该模型描述的阶段特征与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Hobson-Lenin theory of imperialism)类似。历史因素论强调演化路径存在历史依赖性,认为历史事件决定选择停留在“好的”还是“坏的”技术上,历史依赖性与技术相关性、规模经济、不可逆性有关(David,1985)。克鲁格曼(Krugman,1987)后来又进一步认为学习效应会将特定经济锁定在由于历史事件形成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上,因而内生地决定国家是走向富裕还是贫穷。(2)为解释贫穷国家脱离低水平均衡的对策,克鲁格曼(Krugman,1991)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与期望(history and expectations)――如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分别提供了后向和前向两种动力机制,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呈螺旋形状发展路径,调整成本影响演化路径形状。松山(Matsuyama,1991)构建了一个具有实时调整的工业化模型,认为历史效应和实时调整共同决定对工业化均衡结果以及实现的路径特征,并强调政府旨在增加主体之间进行协作的干预能够使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 Bairoch P.,Kozul-Wright R.Globalization myths: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economy.(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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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mer P.M.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2):56-62.
对于文化工业理论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理论的始作俑者。但有的学者指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过“文化工业”概念。如在谈到雇佣劳动使得“我的活动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卖的对象”时,马克思说:“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一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2]可以说,马克思的确涉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场化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是很显然,马克思所探讨的还不是依托科学技术的、具有工业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同化”功能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正是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影响下,最早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
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了《启蒙辩证法》,在该书的《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 MassCulture)一词模糊而不准确,应该用“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y)这一新术语取而代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文中并没有给文化工业下明确的定义,只大致提出它指涉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文化工业再考察))一文中,阿多尔诺对这个术语作了阐释,认为其中的“工业”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表示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分配技术的合理化,而不是指严格的生产过程,除了文化工业的某些主要部分(如电影工业)之外,个别的生产形式(即构思及创作)仍被保持。因此,文化工业一词并不表示生产,而是表示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伪个别性”。“文化工业”概念提出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本杰明、哈贝马斯等人也对这个主题加以阐述,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体现在《文化的肯定性质》、《单面人》、(机械复制时代中的艺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等文本中,由于每个文本都有自己的主题,因而在阐述文化工业时也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对文化工业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态度。这与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理论是一致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判精神才是的生命力所在,他们秉承了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强烈谴责和彻底抨击,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之维,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工业与文化/艺术的性质相悖。文化工业对文化/艺术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的首要之点。文化/艺术彰显个性、独创性、否定性以及超越性等。而文化工业则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把文化/艺术产品纳人市场交换的轨道,按照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商品操作程序运作,使之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则,最终蜕变为纯粹的商品。首先,文化工业通过模仿、复制和包装等使文化产品具有了同质化、标准化、齐一化的性质,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的:“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摹仿最终成为绝对的”[3],“达到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o [4]文化工业使文化/艺术失去了个性、独立自主性,降低了、损害了文化/艺术真正的、内在的价值。其次,文化工业在追求利润、形成文化同质性的过程中,剥夺了文化的批判功能,即其否定的、大拒绝的方式,使文化/艺术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批判的维度。再次,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发展是文化服从于资本的权力、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在其中,价值原则支配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甚至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意味着文化的人文意义和内在价值的全面覆灭。总而言之,文化l艺术沦为商品,带来了文化/艺术产品标准化和齐一化,引起了文化/艺术的质变。
第二、文化工业与人性相悖。文化工业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通过大量标准化、齐一化的文化产品的影响和渗透,不知不觉中实现对人的思想、心理的控制。阿多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实现,而是通过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提到:“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都致力于说明,文化工业通过文化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力量。文化工业造成“启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人们逐步习惯于看似丰富多彩、实际上却单一机械的生活方式,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丧失了主体意识、感性能力和主动性,失去了从事更有价值和更为充实的活动的潜力。文化工业不仅侵人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更渗透到人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本是人具有内在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可以成为并仍然是‘他自己”。但是文化下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意识,一体化的公共舆论侵人了“私人空间”,剥夺了个人的内在自由,使人丧失了‘他自己”。“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社会需要塑造的那种样子”,[5]成为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物化存在。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模式一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的、否定性的分析和批判,其批判的主题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反映和批判的20世纪40.50年代相比,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时代,文化工业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手段,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即出现了文化工业全球化的现象。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美国学者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着眼于“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状况,指出当代资本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势力已扩张到精神领域、文化领域,资本主义文化已被彻底商品化、工业化;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化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系统的文化工业体系;而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就我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工业化也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规范我国的文化市场势在必行。总体而言,文化工业已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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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提升化工企业竞争能力管理出效益,管理出生产力。对于化工行业来说,安全管理更是防控风险、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的重要战略性举措。由于化工行业的特殊性,一旦企业出现安全生产事故,就会给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社会形象,严重的会使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化工行业只有加强安全管理,才能确保企业始终在安全的环境下运行,才能保证企业始终控制好风险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化工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确保企业经济效益。
3.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防范和控制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由于化工行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不能抓好安全生产,就极有可能对人民群众的生产财产造成威胁,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化工行业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不仅是顺应现代生产的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化工行业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1.强化安全管理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化工行业要想更好的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首先必须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理念。化工企业决策层、领导层和管理层必须正确处理好安全管理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风险控制的关系,从思想上、作风上、行动上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化工企业要进一步加大对安全管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提升安全管理部门的地位,配强配齐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最大限度的提升化工企业安全管理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广大员工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升安全生产的执行力。
2.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化工行业在加强安全管理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将企业安全事故关进制度的“笼子”。要从化工企业实际情况出发,修改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规范、安全操作流程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为广大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培训制度,加强与各级各类院校的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生产培训基地,有条件的企业应当建立自己的安全生产培训基地,通过对员工安全生产知识、安全生产操作、职业道建设等多方面的教育培训,确保安全管理成效。
3.加强安全管理监督化工行业要把安全管理监督纳入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安全管理落到实处。要建立安全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人员以及不同岗位的生产工人,都要建立安全管理目标责任制,使安全管理有人抓、有人负责、有人落实;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因管理不到位、执行不到位、操作不到位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哪怕是很小的事故,都必须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严重的要给予经济、行政甚至法律制裁。
1.2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消防气防中心坚持每天到生产现场对直接作业预申报执行情况、作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作业票证办理规范情况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作业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安全健康环保部也定期到现场对直接作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责令立即落实整改,确保现场作业安全,否则责令停工整改。
2从实际需求出发,抓好安全培训工作
2.1加强对领导层的安全培训领导层及不仅把握着企业生产经营方向同时也是安全管理工作的主力,其安全素质的高低和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管理知识的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对安全生产各方面管理的重视程度、方式方法及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
2.2抓严抓实新员工的三级教育对新员工的培训基本属于的安全启蒙教育,要让员工一入厂就建立对安全工作的正确认识,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和不断学习安全知识、积累安全经验的理念。使广大员工逐步在处处、事事都牢记安全,落实行动,每个人都能做到“自主管理”、“三不伤害”,天长日久形成企业固有的安全习惯以及员工头脑中固有的安全意识。
2.3在日常安全培训中应认真贯彻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原则安全培训工作的成绩不仅是看培训了多少课时,培训了多少人,重要的是看培训是否符合企业需要、是否真有实效。实施培训阶段,要从师资队伍、培训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保证安全培训的质量。培训内容的确定要从强化意识、掌握理论和提高技能的需要出发,精心安排培训计划,按照“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教什么”的原则科学设计。重点放在员工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基本常识和器材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佩戴使用、职业危害预防、事故应急处理等与员工实际工作切实相关的方面。突出案例分析培训,挑选出适合培训对象的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其发生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事故的进程、造成的后果或损失、事故的应急处理与救援、责任人处理,以及吸取教训,如何防范以避免发生类似事故等环节,对学员进行针对性强的安全知识培训。
3组织全员对所有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分析,并制定控制措施
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价,采用工作危害分析(JHA)和安全检查表分析(SCL)法,JHA方法是从作业活动清单中选定一项作业活动,将作业活动分解为若干个相连的工作步骤,识别每个工作步骤的潜在危害因素,然后通过风险评价,判定风险等级,制定控制措施。SCL方法是一种经验的分析方法,是分析人员针对拟分析的对象列出一些项目,识别与一般工艺设备和操作有关的已知类型的危害、设计缺陷以及事故隐患,查出各层次的不安全因素,然后确定检查项目。再根据掌握的《风险评价清单》的各风险因素依据风险矩阵法进行判定,根据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和后果的严重程度(S)确定风险度(R),制定控制措施。公司各个岗位存在的风险因素是是不同的,该项工作要求组织全体员工参与。首先要对员工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使其了解该项工工作的真正目的和重要性并传授其辨识方法;其次要以装置、班组为单位合理组织,正确引导,使其能根据自身的工作程序、工作环境,结合工作经验,实事求是的反映本岗位存在的风险。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要把风险辨识作为一项常规活动,不断地更新风险信息,反馈控制措施的可行性,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完善。
4开展全员参与隐患排查活动,加大重大隐患治理力度,实现本质安全生产
4.1各专业主管部门和各中心定期组织进行大检查和自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按照“五定”原则落实进行整改,对于问题严重的,下发《安全检查隐患问题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对于违反法律法规或限期仍不能整改完成的,给相关单位负责人下发公司级或部门级安全工作督办单,由公司领导或部门领导督促整改落实。
4.2建立了隐患排查报告评审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及时发现现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隐患,对员工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并制定整改完成时间跟踪整改。同时根据问题和隐患后果的严重性给与一定的奖励。通过隐患排查奖励机制,现场的隐患和问题数逐年降低。
4.3通过公司安全例会,请各中心员工代表参加,在会上提出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隐患和好的建议,对于员工提出的隐患问题和好的建议落实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时对相应的员工按照《员工提出问题和隐患奖励办法》在月度考核中给与一定的奖励。
5建立具有专业素质的应急救援组织
应急救援的重点是对受害人员的营救,迅速控制事态,这就要求这一组织行动一定要迅速、准确、有效,所谓迅速就是要建立快速的应急响应机制,能迅速准确地传递事故信息,迅速地调集所需的大规模的应急力量、设备物资等资源,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协调系统,开展救援活动。要满足以上三点,生产企业一是要建立严密的应急救援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安全、消防部门、生产装置、后勤部门、医疗部门等。并在每个部门设置专门负责人,负责相关人员的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和设施维护;二是制定贴近实际的应急救援预案,包括各个级别、各个方面的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不同规模的演练,在演练中发现问题并不断地修订改进,在演练中锻炼救援人员心理素质、反应速度、应急能力;三是要提高专业救援队的应急救援能力,包括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训练,各类消防救援器材的熟练使用等。要树立忧患意识,有紧迫感、使命感,搞好训练、演练,以备在特殊情况出现时能迅速应战。
6刚柔并济全面提升煤化工安全管理水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煤化工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分工会基础管理、安全维修管理、安全宣传教育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推进煤化工安全管理。
6.1结合公司总体部署,利用各种形式(如:板报、征文、宣传画、网络平台等)广泛宣传,发挥阵地作用,抓好安全教育;
6.2采取岗位培训、维护经验交流、召开技术研讨可靠性会等形式,组织员工学习业务、学习规章,学习各类安全知识,养成按章办事的习惯,强化了全员的安全意识,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6.3根据PDCA循环加强现场监督检查。煤化工正是依据PDCA循环原则,对质量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进行全面管理。这一体系、平台,是合理规范个人活动、组织团队协作行为、维系煤化工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必需真正体现出公正、合法的原则,才能增强煤化工的凝聚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柔性化管理赋予煤化工非凡的应变能力:它把围绕生产的管理结构调整为适应发展的柔性管理机构;把被动的事后检查的管理方式,转变成事前预防的管理方式;把刚性管理的制度,转变为柔性的约束机制,采取信任-指导-感化-自控的方式,发展为员工自觉的行为准则;增强广大员工对煤化工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归属感,把员工在煤化工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煤化工的发展目标相融合。
2)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员工团结和努力,提高客户忠诚度。企业的活力来自于员工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凝聚力则来自于员工的团结和友爱。只有当人类有共同的文化熏陶和价值追求时,他们才会相互勉励,相互竞争,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这种精神力量是对他们潜移默化的改造,包括他们的一言一行,精神状态和做事风格;优秀的企业文化会让员工站在企业这边,将自我形象与企业形象融为一体,在企业出现困难时不会轻易离去,真正将企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树立优良的职工道德规范,并且团结一心将企业发展壮大作为自己分内的事。
3)企业文化建设帮助客户了解产品,促进合作。对于属于国有企业的电力公司来说,在电能的生产,运输,配送中,都会面临广大的百姓和企业用户。关系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可以将电力公司建设为“以客户为中心“,并通过企业员工的服装、行为、态度以及企业的LOGO(标识)具体地表现出来。那么企业的优劣就很容易区分了。
施工企业实行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是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施工计划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施工单位进行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是施工企业为有序、高效地组织施工生产,实施在建项目的施工进度管理与控制的主要手段,贯穿于项目施工的全过程。施工计划管理的任务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出发,根据施工承包合同的有关具体要求,结合施工企业具体条件,应用现代管理方法和工程管理经验,经过科学的预测,反复进行综合平衡,采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措施,充分挖掘内部人力、财力、物力的潜力,制订和各种先进合理的技术经济指标,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的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依据实际的反馈信息,进行即时的调整和控制,以保证施工企业高速、优质、低耗的完成施工任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一、施工计划的编制
施工计划的编制要遵循下列要求:
1、符合实际施工的要求。要掌握有关工程的施工合同,规定、施工组织设计及其技术资料、工程性质规模、工期要求。了解施工条件和劳动力、机械设备、材料等资源情况。
2、均衡、科学地安排计划。综合平衡是计划管理的核心,也是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要统筹兼顾全面考虑,搞好施工任务与劳动力、机械设备、材料供应之间的平衡,科学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
3、积极可行,留有余地。所谓积极,就是既要尊重规律,又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潜力,运用各种技术组织措施,使计划指标具有先进性。所谓可行,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计划的可行性,使计划留有充分余地,防止指标过高而挫伤执行者的积极性。
4、计划指标要明确具体,做到长计划、短安排,年度计划要保证合同工期的要求;季度计划要保证年度计划的完成;月份计划要保证季度计划的完成;避免各类计划之间的脱节。
5、突出重点。一般工程应受重点工程的制约;附属工程应受主体工程的制约;单位工程计划应受项目总进度计划的制约。
二、施工计划的实施
施工计划的实施就是施工活动的进展,也就是用施工计划指导施工活动,落实和完成计划。为了保证施工计划的实施,保证各进度目标的实现,必须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做好计划交底,全面实施计划。要使有关人员都明确各项计划的目标、任务、实施方案和措施,使管理层和作业层协调一致,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全体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将计划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
2.签订承包合同或下达施工任务书。施工任务书是向班组下达任务实行责任承包、全面管理和原始记录的综合性文件。施工班组必须保证指令任务的完成。施工队和作业班组之间分别签订承包合同,按计划目标明确规定合同工期、相互承担的经济责任、权限和利益。
3.调度工作是施工计划顺利进行实施的重要手段,其主要任务是掌握计划实施情况,协调各方面关系,采取措施,排除各种矛盾,加强薄弱环节,实现动态平衡,保证完成施工计划和实现计划目标。
4.施工计划一旦批准,就成为施工单位必须履约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件之一,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若要修改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作为施工企业内部施工生产活动的依据,应该紧紧围绕计划目标,认真贯彻执行已定施工计划,保证各种计划前后上下相互衔接,形成连贯性,始终保持计划管理的权威性。
三、施工的计划的检查
在施工计划的实施进程中,为了进行进度控制,应经常地、定期地跟踪检查施工计划的实际进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跟踪检查施工计划实际进度。这是项目施工计划控制的关键措施,检查和收集资料的方式一般采用进度报表方式或定期召开进度工作汇报会。为保证汇报资料的准确性,计划工作人员要经常到现场察看和掌握施工计划的实际进度,做到心中有数。
2.整理统计检查数据。对检查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形成与计划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资料。一般可以按实物工程量、工作量和劳动消耗量以及累计百分比整理和统计实际检查的数据,以便与相应的计划完成量相对比。
3.对比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用施工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比较方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了解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拖后、超前还是与计划进度一致。一旦发现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即出现进度偏差时,计划人员必须认真寻找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进度偏差对后续工作产生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进度调整措施,以确保施工计划的顺利实施。
2改进后的集中采购和基于供应链的库存管理
针对目前我国传统化工企业在采购和库存方面的缺陷,针对当下在采购和库存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我国化工企业应该采用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念,提高采购和库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集中采购和基于供应链的库存管理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管理模式。
2.1新的采购管理模式
集中采购是指企业在原材料和技术物质方面的采购都是采用集中化的,并且在全国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集中采购平台,为各个子公司服务。由于大型化工企业的规模比较大,下属的各个工厂采购都要成立单独的采购部门来满足,并且各个子公司在采购方面有很大的类似性,都要向同一供应商采购,所以采购信息的共享特别重要,集中化采购就是这种统筹安排的体现。详细来说,大型化工企业在利用集中采购时的主要优势包括:第一,降低采购过程中人力和物力成本。通过集中采购模式可以由采购平台的人员集中处理各个子公司的订单,这样就取代了以往那种各个分公司单独处理的局面,这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更加节省。由同一采购组织处理采购需求,还可以减少重复的供应商评估、报价和其他费用,这也就避免了很多重复劳动的出现,对提高采购的效率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有利于需求量的整合。大型企业下属的各个子公司在大部分物资方面都是相同的需求,所以才有集中采购模式可以将各个子公司的需求量整合为一体进行集中采购。如果供应商在接到更大订单时,在原材料、物流成本等方面都有比较低的报价,这对化工企业来说可以减少大量的成本。第三,有利于产品的标准化。目前市场上在技术物资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而如果各个子公司单独采购,就会在物资品种方面不尽相同,这样就营销了产品的相对标准化。
关键词:
化工企业;现场管理;问题;措施
化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化工企业生产的产品、原材料以及中间产生物等大多为易燃易爆物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化工生产的条件特殊,需要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反应装备发生气体泄漏等故障,容易导致爆炸等危险,对企业经济以及人生安全带来影响。所以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增加现场管理强度和水平,确保工作设施完好安全,为工作人员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现场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针对生产的场地、工艺流程、原材料以及生产装备等环节进行严格、科学的安排和控制,利用现金的管理方法实现物资调配等,保证员工安全、高效的生产作业,促进企业正常运转。
1化工企业现场管理问题
当化工企业发生危险事故,多数的原因在于管理强度不足,管理不到位。现场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缺乏宏观调控与安全意识,对安全问题认识不到位,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有缺陷等都会造成管理漏洞,使得化工现场生产存在安全隐患。
1.1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差,盲目追求效益
对于大型制造业,生产加工的复杂度越高,生产过程安全隐患越大。但是许多大型的化工企业管理人员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员工安全问题,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企业管理者安全观念缺乏,对于现场管理重要性认识薄弱,为增加利润而降低生产成本,采用落后的加工设备和生产工艺,对产品质量要求不高,只追求有产品输出而忽视产品质量。管理态度差,安全意识不高,对生产设备和存储仓库没有定期安排检查和故障诊断,增加事故可能性。
1.2缺乏专业人员,管理水平低
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进步的核心动力,盲目增加生产量而不注重技术创新只能在短时期内获得效益。但是许多化工企业生产者住往只追求眼前利益,不注重科技创新,现场管理时对生产设备,加工工艺要求不严格,专业就职人员的培训不充足,导致员工缺乏对生产操作问题的深入理解。员工容易产生误操作,且操作出现问题时手忙脚乱,不能采取应急措施,导致事故发生。同时,化工企业在管理模式上有所欠缺,在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管理问题,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现场管理人员没有制定强力有效的管理规则,现场生产没有规范,操作只追求能满足加工要求,设备没有清扫整理,工具没有按照要求摆放,生产线混乱,现场没有秩序,不仅造成现场环境恶化,也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2高效的化工现场管理方法
加强现场管理的效率,应加强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并根据企业现场生产存在的问题,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因地制宜,减少事故风险。
2.1不断完善现场管理制度
现场管理需要有制度的约束,针对企业特点制定出强有力的现场管理制度体系。首先管理人员应责权明确,对于自己管理的范围应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严格控制管理的时间和管理内容,对现场生产情况全面了解,定期检查机械加工设备。同时如果管理出现漏洞,造成现场事故,根据制度约束进行惩罚,追究其责任。其次就是根据企业现场情况,因地制宜式的健全现场管理制度,增加管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增强员工对于现场管理体制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不断推进现场安全、质量以及生产管理的管理模式,设定标准的指标体系,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丰厚的利润。
2.2加强专业技能考察与培训
化工生产的工作人员均需要树立高度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对自己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生产一线的员工通常不具有专业的技能知识,或者在安全意识方面存在缺陷。企业现场管理人员需要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定期进行安全报告演讲和技能培训。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邀请专家进行安全回报和安全工作知识宣传等活动,来促进员工提高安全意识,确保企业有高效的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在现场加工过程中,高层领导应定时查看现场生产状况,询问员工质量安全问题,对现场生产提出要求建议,增加管理的权威性。高层领导应全面了解化工企业行情,对企业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的地方做重点强调,介绍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积极改进现场生产环境。
2.3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
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形势下,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安全管理能力和经济效益。企业需要借鉴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在管理时做到科学规范,提高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由于专业化的生产工艺以及管理方法需要专业知识和人员配备,这就要求企业应加大对这部分资金的投入。运用科学优化的管理手段实现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保证现场生产的安全高效。
3结语
加强化工企业现场管理水平,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益,更能保证企业员工的个人和整体安全。面对化工企业的安全制度缺陷,管理人员须因地制宜的建立管理制度,加强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
作者:郑连基 单位: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关键词 激励 企业 管理 运用 激励机制 具体绩效措施
一、煤化工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的作用
1.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激励理念的运用是企业绩效提高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激励方法能够充分调动煤化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使员工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奉献全部精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2.通过激励理论在煤化工企业中的良好运用,可以使企业员工的个人潜力充分被挖掘出来,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企业员工进行激励,可以使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企业员工的自我价值需要主要来自于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健康方面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个是社会性的需要,即: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健康需要是员工最基本的需要,是企业生中生活中必须要保证的,社会性需要的满足是企业实现更好发展的基本保证。社交需要是指员工之间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体的接纳与组织的一致。需要通过借助企业优秀员工的努力工作来实现更多的利润。尊重需要是指对员工的地位、名分、权力、责任及与他人薪水的相对高低的尊重。企业要通过运用人事考核、表彰奖励、选拔进修、晋级升迁等管理机制,对员工做出公正的优劣评判,并以尊重人性为人才理念来指导企业发展,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满足员工追求进取的需要,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员工需要中最核心的需要,是煤化工企业员工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潜力的需要。员工一般会追求发展个人特长的工作环境,追求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使自己需要得到满足,需要企业建立各种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二、煤化工企业激励理念中的激励模式
1.物质激励模式
企业通过物质刺激来鼓励员工工作是煤化工企业激励模式的基本模式,它是一种外在的激励形式,企业通过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通过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来对企业员工在物质上进行正激励,也可以通过罚款、扣工资等负激励对员工进行管理。企业还要通过针对不同人人群制定不同的薪酬管理办法和辅助奖励措施来避免物质激励的弊端,在发放管理人员的奖金时要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及其本人的工作情况充分结合考虑。
2.精神激励模式
企业通过对员工精神上进行嘉奖和鼓励的方式来满足员工心理上的需求的激励模式即为精神激励,安全感、承认感、尊严等是企业员工除了最基本的生存安全目标外的权力和成就目标。做为企业的管理者要充分挖掘员工内心深处的目标,制定详细的工作步骤,引导和帮助员工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做出最大的努力。员工迫切需要实现目标的愿望越强烈,他越会关注企业的发展,从而激发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意识,自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情感激励模式
情感激励模式强调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情感互动,注重通过尊重员工的情绪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情绪是一种动机激发功能,它能够使人们的状态被激发出来。企业管理者要通过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与员工进行良好的协调、沟通来实现情感激励。
企业在需要运用激励理论的建立激励机制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把握激励的度,如果过度进行激励,会使企业人员流动性增加,导致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过多,阻碍企业的发展。
三、激励理论在煤化工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企业的目标变成企业中每个员工的需要,实现集体利益和员工个人需要的统一,从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正确运用激励理论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动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1.深入了解员工的心理需求和人格类型
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但可以通过了解员工的政治、才能、尊重和荣誉的需求等,运用不同的激励模式,对员工的种种需求最大化的实现满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员工人格类型进行分类,采取相应的激励模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采用有效的激励策略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
一是企业管理者通过为员工设计出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工作内容,增加员工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使其意识到自己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同时为其设立合适的目标, 充分有效地利用目标对其进行激励。
二是合理有效地运用奖惩手段,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通过增加员工的收入、福利等方式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降低离职率,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企业利润。在奖励的同时, 还要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来教育那些阻碍企业发展的个别存在问题的员工。严格按政策、按规章制度对其做出严肃慎重处理,使受惩罚员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避免产生敌对情绪。
三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真正实行按劳分配。企业管理者要公正、无私的对待企业员工,在工资、奖金、职称等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做到公平合理, 努力做到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并实现为员工提供养老、医疗保险及建立休假制度等来使工作人员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是提升亲和力,提高工作满意度。企业管理者通过与员工的人际关系交往来实现激励员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的目的,并通过为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尊重员工劳动成果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从而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参考文献:
[1]刘正周.管理激励.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