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替代关系理论

Mundell（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标准国家贸易模型，提出了“替代关系理论”，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1）只存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2）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一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另一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3）两种产品中一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4）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只依赖于生产中投入的两种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变的规模报酬，即产品产量的变动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变动比率一致。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Mundell认为，当两国仅存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他们必然会展开贸易，并且这样的贸易会使得世界各国的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可是，现实世界很难达到前述的严苛的前提假设。而且现实中各国存在贸易壁垒，所以现实情况下，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产生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资本流动障碍也会产生贸易。所以Mundell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Vernon（1966）在对美国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生产分为三个阶段：（1）新产品阶段，产品刚刚被发明和生产出来，属于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因此该阶段由母国生产并以高价格出口到国外市场；（2）成熟阶段，国外市场需求旺盛，技术逐渐稳定，出现模仿品和替代品生产的竞争对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到需求量大的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和生产，出口减少，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标准化阶段，产品生产技术已经高度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并以此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原来发明创造的母国会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产品周期理论动态的描述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对外贸易。

二、互补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的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该理论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流动，是包括了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即从在母国已经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东道国具有显著或者潜在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开始转移。小岛清认为，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将母国比较劣势产业输出，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幅度，从而增加了贸易量并促进母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加速技术创新与扩散。

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当贸易障碍产生对外直接投资时，资源一般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贸易障碍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就表现为互补关系。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会带来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对外贸易大规模增加。

三、不确定关系理论

Patrie（1994）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将其分为三类：（1）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逃避东道国严苛的贸易保护壁垒，迅速占有东道国市场，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2）生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受到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产品可能在当地销售也可能出口到别的国家。（3）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贸易，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这三种源于不同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Head和Rise（200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直接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与投资是垂直方式还是水平方式有关。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但是，他们还发现，以垂直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以水平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替代的。

四、启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补，更多的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从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生产为导向，积极寻求外国廉价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此实现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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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杨德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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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篇5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产业结构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简称OFDI），投资国可以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献做一个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1 典型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1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1965）提出。弗农主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了研究，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

产品处在创新阶段时，受美国消费市场需求的影响，所开发创新的产品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阶段企业较为注重本国市场，因此较少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成熟阶段时，产品的质量和样式趋于稳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上升，企业必须考虑降低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因此，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成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阶段，由于原来的进口国市场劳动力成本较低、仿制品和贸易壁垒相应增加，最终促使美国企业开始关注并向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技术优势已经不存在，竞争更趋激烈，成本和价格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而母国的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导致规模非经济，同时进口国会进一步加强贸易壁垒，为进口国客户提供快捷的服务也要求在东道国建立生产设施，因此企业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当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跨国公司经营的产品出发，认为高收入国家引领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为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使本国长期保持资本与技术密集导向型产品的优势，将处于标准化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至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1.2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ojim，1978）以日本厂商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为背景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边际产业是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国的边际产业由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场日益狭小的瓶颈，从而在投资国内变成了劣势产业。边际产业的转移可使投资国将资源集中于本国处于优势的产业，而东道国则可以因为相关适用技术的输入与其具有的丰裕要素相结合，使原处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显现其优势。边际产业的转移有利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可充分发挥出投资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从产业层次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比较优势及其变动依次进行，从技术差距小，技术易于转移的产业开始，按次序进行，由此腾出国内稀缺的资源，以利于别的产业的发展，这也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国产业的意向。

1.3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早期理论的研究多是立足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效益最大化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教授和其学生托兰惕诺于1990年共同提出。该理论通过分析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不断积累提高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从发展中国家以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可见一斑：由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逐步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横向一体化生产转移；投资方向遵循由周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活动。

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中技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认为技术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技术的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意义。

2 国内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实证研究。

燕敏（2007）选取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三次产业所占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变化，进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并建立回归方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对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具体影响程度。得出对OFDI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冯春晓（2009）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采取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制造业OFDI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得出我国制造业对OFDI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制造业OFDI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但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认为OFDI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通过选取合适的传导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应用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O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能显著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燃料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进口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能对较小地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就业机会的转移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潘颖，刘辉煌（2010）根据1990-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对我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OFDI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谭延明，陈丽珍（2011）应用产值结构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高度化四个方面代表中国产业结构，根据1996-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即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向推动作用。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省际数据，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作为调节变量，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得出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但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会对产业升级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对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关系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衣长军（2010）、卢慧芳（2011）等分别对福建省和广东省进行了研究。

纵观以上国内学者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主要区别在于计量方法、模型中变量的选取以及代表产业结构的指标选取，同时这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提供了指导。虽然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结论

无论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还是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或是腾出资源来进一步进行本国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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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燕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8）.

[6]李逢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2（6）.

[7]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

[8]王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4）.

篇6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037-05

1 引 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中期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表明中国的两者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和促进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都迅猛发展，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进口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对外直接投资30多年来增长近1500倍。基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的理论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两者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开始将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研究如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都认为自由国际贸易排斥国际直接投资。在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贸易是一国最明智的选择，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蒙代尔最先提出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即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约翰生进一步分析了禁止贸易引致投资时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尔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

然而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贸易和投资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结果，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更多人开始研究投资促进贸易的理论。小岛清（1973）提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促进关系。马库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证明商品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将相互促进，在一定条件下互补。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项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性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党远鸿（2009）选取了联合国经贸会议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分别研究，发现数据选取会影响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卓凤莉（2012）通过建立耦合性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两者关系为相互补充，而发展中国家的两者关系常表现为相互替代。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仍处于初级阶段，且不同数据库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从数据跨度和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3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3.1 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发展。在进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长，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长，同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出口目的地区方面，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五个地区进行分析，其中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合作伙伴。如图4所示，自2007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出口额之后，欧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达到了3560亿美元。而中国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达到了2680.25亿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迅猛发展，凸显出贸易大国的地位。这既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另外，需要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商品结构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而且，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出口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我国大量以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的加工型产品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导致出口减少。

3.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不断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图5中，198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当年流量）为0.44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88.11亿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为651.17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了将近1500倍。21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增幅缓慢，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提升，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显著上升。

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分析，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几个地区分别为欧盟、东盟、澳大利亚、美国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额达到75.61亿美元，在东盟直接投资达到59.05亿美元。可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体现向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集的现象，而是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选择适宜的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性大，缺乏持续性；投资方式属于典型的国家推动式。在中国宏观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相信中国在未来数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东道国的选择面临进一步扩大和在国际直接投资各国的比较中地位进一步上升等目标。

4 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中国1982—2011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年度进口量、年度出口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因果检验。

4.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外贸易数据选取1982—2011年的出口额（Export）和进口额（Import）年度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sFDI）数据选取1982—201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公布的数据。利用STATA 12.0处理数据。

从表6可以得出，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额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出口额的增加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而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是进口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不会促进进口额的增加。结果表明，进口额增加与对外投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额的增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大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非常大，为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构建将显得非常重要。另外，欧盟和美国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合作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受此两个国家（地区）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中美汇率战和西班牙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等事件频繁发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将对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发展迅猛，2011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了651.17亿美元，存量达到了2984.11亿美元，较1982年的水平增长将近1500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3）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国在进行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扩大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将外汇储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之中，促进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且国际贸易地位不断突显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结合中国加入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方向是要贸易自由化。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而进口贸易将得到正面影响，中国政府应维持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同时应让升值幅度在中国出口贸易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另外，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受市场需求影响相对较大，中国政府应致力营造良好的双边与多边贸易环境，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2）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不断地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议和其他相关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资本安全；另一方面应该引导相关产业的“走出去”，进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国际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3）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保护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在出口赚取外汇后，可将外汇转换为信贷资金等形式促进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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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二震，方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学研究，2004（5）.

[11]张楠.国际投资的贸易效益研究[J].北方经济，2008（11）.

[12]施宏伟.我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1.

[13]张春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学术交流，2012（7）.

[14]胡恩同.黄金的双重属性与其价格决定机制[J].黄金科学技术，2005（5）.

[15]高峻航.中国跨市场黄金投资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9.

篇7

一、文献综述

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理论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禀赋理论解释了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后，FDI理论进入国际生产分工的理论阶段，经众多学者发展成为垄断优势理论。在市场不完全的基础上，企业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之一。

弗农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行为解释为对出口贸易的替代。该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时期的对外投资的行为。但该理论局限于跨国公司制造业产品，并且不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直接互相投资的行为。

蒙代尔（1957）利用标准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证实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即当OFDI不能发生时对贸易的影响。证明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2.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理论

小岛清的理论基于日本对美投资，强调国际生产分工，并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都支持贸易创造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专利技术、管理方式上具有专有优势，会与其海外子公司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证实了海外生产和母国出口具有互补关系，在2000年对日本、瑞典、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研究证明了OFDI与贸易互相补充的观点。

3.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理论

权变关系理论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门槛”，而不具有统一解释。陈立敏（2010）汇总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观点，例如Bergsten（1980）认为，投资与贸易替代或互补是由国际化投资程度决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观点是二者关系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对外投资的动机和类型直接影响了它与贸易的关系，Head与Ries（2001）指出对外投资的水平或垂直决定了它与贸易的关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认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与投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有关。Svenson（2004）指出，这与其涉及的产业分类精细化程度有关。

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内容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行为的关系，因变量为中国对外贸易金额，自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FI）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FDI）。与贸易有关因素还有很多，如一国GDP和人均GDP，鉴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变量与OFDI和FDI有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因而本文只选取OFDI和FDI为自变量。

本文选取我国2004年～2012年对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贸易及投资数据。其中贸易指标为中国对各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实证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期由SIC原则自动判断。得出结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

其中i代表地区，j代表时间。TRADEij表示j年中国对i地区的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OFDIij为j年中国对i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区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

此时R2为0.84，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实际投资对贸易额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模型可表示为：

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具有一阶序列相关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关。此时模型应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长一万美元，双边贸易额就会增加十万美元，而OFDI每增长一万美元，会使贸易额增加二万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国际贸易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通过企业专业化和规模化促进增长。公司内贸易则说明，先有对外投资才有贸易产生，因此投资是贸易的先导。但一般理论认为，在中国是贸易先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基本遵循贸易在前为投资积累经验、熟悉市场，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对于中国的投资目的在于产业转移，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了跨国公司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对机械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从而拉动了中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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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因 区位选择 投资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越来越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国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累计投资11299亿元人民币，约合170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4.1%，是2015年15%增长率的两倍多。 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对外直接股权投资总量就达到1191亿美元。中国OFDI的发展也越发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表现也越发的引人瞩目。本文分别从OFDI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在全面梳理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OFDI实践，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和独特性，这既丰富国际商务理论、也进一步为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关于企业OFDI动因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综述。首先，基于资源基础。魏东等（2005）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认为中国OFDI动因可分为自然资源、市场、效率、战略资产和政治五种导向类型。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的压力时，会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应，故此会表现出对技术的需求。饶华（2015）就认为中国有获取高技术水平的动机。李金珊等（2011）基于对Berhmann分类法以及Dunning折衷范式的补充，分析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微观动因是寻求外部市场和战略资产。张斌等（2014）指出中国OFDI是为了保障能源和矿产资源类的稳定供给，获取战略性资产，从而巩固和确立竞争优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关于中国企业OFDI动因的研究所得出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未将中国的OFDI区分为逆向和顺向投资。焦晓松等 （2016）从比较逆顺投资的视角出发，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 OFDI是为了获取资源和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逆梯度 OFDI 呈现为显著的技术获取投资动因。

基于制度基础。中国政府会通过各种政策制定来对OFDI行为施加影响。因此在考察企业的战略选择时，要同时考虑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母国各方面的优势，葛顺奇等（2013）就发现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和产出、 资本密集度等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对OFDI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体现竞争劣势的债务利息率却阻碍了企业OFDI。我们要利用优势克服劣势，林治洪等（2012）就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利用母国制度优势来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事物都有矛盾双方两方面，所以母国存在的诸如法律保护薄弱、要素市场失灵等这些因素都将制约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新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母国制度空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境外投资于利己的环境，以便于企业能更好的融资与发展前景（朱吉庆，2011）。因为通过实施 OFDI 战略，投资于制度更完善，透明和友好的东道国环境，中国企业不仅可以规避各种制度约束，还能够积极发展其知识和能力，同时升级其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若是在国内发展受制于各种消极的制度因素或者在国内发展其独特竞争力存在困难时，就会通过境外投资来规模自身的劣势。

综上所述，OFDI动因研究主要从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从母国的推动力，包括有企业优势和制度优势。二是东道国的引力，具体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战略资产等。虽然关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OFDI动机差异的越来越多，但仍存有不足之处，比如部分学者所探讨的企业对母国制度空缺会产生规避行为，尽管能解释部分中国OFDI的动机，但无疑忽视了企业自身对环境动态适应的竞争能力的逐步提升ζ涔际化行为的支撑。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国内的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层面、企业投资动机、所有权以及制度因素分别进行了探讨。

基于企业层面因素。陶攀等（2013）利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探讨，认为企业进行 OFDI 对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差异，在亚洲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余官胜（2016）也从微观层面发现融资约束越大的OFDI企业倾向于选择GDP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此外还发现在较大的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差异也会影响对东道国的选择 。

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张吉鹏等（2012）研究认为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更青睐于东道国技术装备、 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王恕立等（2015）利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和资源导向型OFDI倾向政治风险高、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技术和战略资源导向的则倾向政治风险低、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而对于战略资产获取型企业来说，战略资产丰裕的东道国，其具备国际化经验与否，是O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肖文等，2014）。

基于企业所有权。邱立成（2015）采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且更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单娟（2016）也认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受企业所有制的影响，私有企业倾向于被东道国广大的市场规模与技术资源所吸引，而国有企业容易受政府政策所影响，更多地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基于制度基础。有学者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杨宏恩（2016）研究发现BIT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发达国家却不显著，且BIT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是显著替代关系。另有学者从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因素。蒋冠宏等（2012）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且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都正向的影响中国OFDI。所以说中国OFDI 更关心的是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王永钦，2014）。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模型的设定，时间序列选取的差异等都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分歧。另外，国内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个角度或行业的分析，且对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决策依据的研究也较为片面和分散。应该综合考虑投资主体、投资动因、东道国的客体的情况，将三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目前国内考察企业OFDI的绩效主要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采用事件研究法估算企业实施OFDI所产生的收益的部分学者认为OFDI给企业带来了负的财富效应，吴松等（2010）就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跨国并购公告期前后长期内并没有给股东带来财富。陈珍波（2012）也发现跨国并购可能导致主并购方的各方面绩效负面影响，不能使企业的绩效得到明显的提升。然而，顾露露（2011）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跨国并购能够对其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田海峰等（2015）以事件研究法对样本企业的短期绩效进行研究发现：通过跨国并购大多数企业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常收益。

以上是采用基于股价的事件研究法进行的跨国并购市场绩效的研究。另有相关学者对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研究是采用基于财务数据上的会计指标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因子分析法已成为研究跨国并购经营绩效主要方法，如：黎平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并购前后几年的绩效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并购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的下降。学者王海（2007）也是这么认为的，并以联想跨国并购IBM的PC业务为对象，研究得出了并购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是一直下滑的结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结论。郭研（2010）等人研究认为海外并购会使企业经营绩效有所提高。左晓慧（2016）等利用DEA 对海外并购绩效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并购虽然不能保证公司的财务状况一定得到改善，但是就总体的变化趋势而言，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发现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OFDI绩效，具有完善理论和较低操作成本等优点，研究短期绩效可首选此法。另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通过OFDI来实现快速扩张，及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但对于企业的战略资产寻求意图、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仍然不足，战略资产寻求意图和OFDI行为的匹配程度对绩效的影响依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四、结语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通过跟踪研究OFDI的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三方面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跨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国际化运营经验与制度环境等和发达经济体都存在着差距。但是中国OFDI是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双重身份下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对以下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 OFDI的决定因素（企业和政府）有很多，那么决定因素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OFDI产生影响的呢？即决定因素对OFDI产生影响的机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所需经验，但经验的不足又抑制了境外投资。因此将来我们可以关注下什么因素可以弥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验的不足，什么因素会促进中国企业积极获取国际化经验。总之对于企业OFDI问题的研究，既要关注作为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也不能忽视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

参考文献：

[1]魏东，王Z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J].东岳论丛，2005，（5）：88-92.

[2]饶华.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1）66-73.

[3]李金珊，张默含.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动因与障碍分析――以比利时为例[J].财贸经济.2011，（2）.

[4]张斌，杨亚，何艳.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J].财政研究，2014（6）.

[5]焦晓松，刘新宇.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

[6]葛顺奇，罗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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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实现，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投资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湖北省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重镇，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湖北省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然而，虽然其近几年的贸易额一直居于中部六省的前列，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文拟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OLS法和协整检验得到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以期得出正确结论，为湖北对外贸易的增长献计献策。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各国对外贸易与FDI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有二个:一是以Mundell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二是以小岛清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的研究表明两者呈互补关系;Eaton和Tamura、Goldberg和Klein对日本的检验证明FDI对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二、实证分析

由于湖北省对外贸易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样本设定在1986年～2006年之间。本文选取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衡量外商对湖北省直接投资，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由于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为止累积的湖北省内外商直接投资总和（AFDI）。同时经济增长迅速对其影响也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湖北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衡量湖北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1.数据处理。单位根检验模型建立在正态分布假设上的，但检验却发现变量不显著具有正态性，所以取各数据的自然对数，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可以证明变换后的数据均满足正态分布。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在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每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因为当数据非平稳时，有可能存在伪回归,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对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进行ADF检验，发现以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ln EX、ln IM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FDI则为二阶单整。可见,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并不都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对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进口、出口额运用OLS法，同时考虑考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根据DW值与t值，用后向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的变量，得出估计模型如下：

(1)

t:(15.35790) (4.452752) (3.204279) (-5.100194) (7.572159)

Adjust R2=0.968223 F-statistic=130.4936 D.W.=2.351472

(2)

t:(23.66483) (4.368699) (-5.775317) (8.443606)

Adjust R2=0.93778 F-statistic=86.4066 D.W.=1.72673

此时，对两个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们是平稳的置信度为95%，可以认为模型变量间有协整关系。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额、进总额的作用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由协整定理可知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上述模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

(3)

t:(-2.99871) (3.90033) (-5.49269) (5.18711) (-7.48029)(-4.15686)

Adjust R2=0.865637 F-statistic=21.61615 D.W.=1.846710

(4)

t:(-2.96907) (3.99931) (-2.60799) (-4.46029)

Adjust R2=0.55277 F-statistic=7.59195 D.W.=1.97099

由参数的t检验可知，滞后残差项的系数都显著不为0，说明模型的动态调整具有稳定性。协整关系对EX和IM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弹性系数为-1.3559和-1.42937。

三、结论

FDI、GDP与进出口贸易额IM，EX之间存在稳定显著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能够促进本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然而AFD的反向作用提示我们,在长期过程中,若保持现有的贸易模式和结构不变,当外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国际贸易额将不再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少。因为随着外商从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同时,由于生产和销售本地化的实现，进口额将大大减少。

“中部崛起”，最关键的是实现经济的崛起，因此发展外贸易事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追求FDI额增加的同时，不能忽视了我们在外贸易模式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要积极制定各种相关政策，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服务体系吸引外资；同时大力推动本土企业的技术化，创新化进程，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实现湖北省在经济上的腾飞。

参考文献:

[1]高 峰 高 越: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基于不同贸易方式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J].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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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裕在《FDI理论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中分别从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和金德尔伯格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学者尼克?博克的竞争跟进理论、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以及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不同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阐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2.风险管理理论

法国学者亨瑞?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最早将风险管理引入了经营管理领域。美国学者威雷特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保险给出了定义。之后，奈特、格拉尔和莫布雷等其他学者又对风险管理论进行了补充。

李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中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成因分别从不可抗力、经济发展走势、经济政策政治化、发达国家“安全借口”等外力方面做出了分析。李峰的分析忽略了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稍显片面。

3.投融资理论

Cumming&MacIntosh（2002）研究指出风险资本应该在其给风险资本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退出。在对国外的进行投融资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方不仅会面对更多的风险，而且在选择退出时机是也很难抓住利益最大化的那一个点。

贾新在《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华投资的退出模式分析》中从宏观的角度上对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中国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时机方面做出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1.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需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来。过去一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在国际分工中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失去了优势。纺织、服装和电子配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转出，逐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布局。

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中表示，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L型”走势，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国内需求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丧失了优势，急需将国内的过剩产能转移到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2.回避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范围内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多以原产地原则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多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商品的价格进行计算。

2016年5月，欧盟议会通过非立法议案的方式，拒绝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WTO现行规则下，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生产产品会大大降低其受影响程度。在发达国家或其自由贸易区内投资设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可以完全忽略掉这方面的问题。

3.引进优势资源

发达国家一般对高新技术的转让有极其严格的限制，以保障其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向外输出的技术多为其即将淘汰的标准化技术。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收购、并购或者合作的方式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进行合作，获取国际上第一流的技术。

2010年，吉利控股集团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完成了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通过收购，吉利控股集团不仅获得了“沃尔沃”这个轿车品牌，还获得了该品牌旗下的生产渠道、销售渠道、技术专利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吉利控股集团本身旗下的吉利汽车也因这次收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1.政治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一般实施普选，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会做出为背景及规律的决策。发达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中国国企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要进行特别审查，有更多的限制。投资标的地所在国家或地区无论是由于选举还是其他原因发生政党更迭，其执政方针一旦会发生改变，由于政策不连续性，就会给投资带来潜在的风险。

2014年，万达集团收购了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处物业进行改造，由于部分市民的反对，项目迟迟无法进行。马德里政府方面一方面想要推动项目进展，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又迫于选举的压力，无法履行对万达集团的承诺。

2.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制定投资策略时往往对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环境，一旦发生纠纷，便会遇到相应的法律风险。由于财务制度、登记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不同，中国企业在外投资面临着极高的违法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执政者甚至可以任意变更国内的法律法规，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

3.经营管理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面临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经营时如果照搬国内的管理模式，很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都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在国外如果不能与社会文化不能发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便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许多国家的工会对劳动者有极其严格的保护，一旦其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很容易出现集体罢工的现象。

与在国内投资相比，国内的商业银行难以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项目和资产进行评估，中国企业想要在国内进行融资难度非常大。同时，进行海外融资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在国内融资，这样对企业的经营财务风险管理增加了很多难度。

四、对外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

“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是华尔街投资界的至理名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在国内投资而言会有更高的风险，因此会有更高的预期收益。

假设市场参与者对所有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企业的初始投资为I，在国内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1，风险系数为β1，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2，风险系数β2，其中，β1

I=R1（1-β1）=R2（1-β2）

I

众多的中国企业对于风险有着不同的偏好，而对外直接的风险显然更高，中国企业应根据其行业特点、生命周期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1.在行业成熟期择机退出。在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能获得最高收益，此时企业所处的行业已经处于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继续经营下能够获得的剩余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出售公司所得收益的现值相差不多。在某些情况下，投资项目残值的现值甚至会大于其初始投资。投资者如果风险偏好较低，可以选择此时退出，将投资项目出售。

2.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4年，股权投资约占对外投资流量的40%左右。股权投资退出一般有四种方式：股份上市、股份转让、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理。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投资方都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投资收益，在投资项目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时点。

3.损失最小时退出。为了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企业对外投资一般会分阶段进行。投资目标地如果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控的风险，中国企业应立即进行风险评估，如不能继续，应立即处置剩余资产，终止投资。

五、政策及建议